在武装叛乱爆发的那个七月,对立双方已经大打出手,软弱的政府根本无力制止。武斗、枪战、谋杀和暴力示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议员在进入议会时,警卫都要搜他们的身,以防他们带入武器。用总理自己的话来说,暴力已经统治了乡村。在城镇里,恐怖活动与报复行动让双方的部队如坐针毡。七月十一日,长枪党徒占领了瓦伦西亚广播电台的发射站,并宣告:“这里是瓦伦西亚电台!这里已被西班牙长枪党用武力占领了。我们明天还要占领全西班牙的电台。”人民阵线各政党和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游行,游行群众最后砸了自联总部与《瓦伦西亚日报》(Diario de Valencia)的办公室。不过,内战即将爆发的最明显的信号,还是每天都在马德里发生的暴力冲突。
六月一日,全劳联与工总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七万名马德里建筑工人将进行无限期罢工,只有在下一次大会上通过共同决议之后,才会复工。但老板们不肯就范。罢工工人开始使用强硬手段。饥饿正在工人区蔓延。罢工工人拿着武器,逼迫店主开门营业,或是占领餐馆,而且还经常吃了东西不给钱。小店主和小资产阶级吓得半死。警察天天都在跟罢工纠察队打架,根本无力应付群众。长枪党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向建筑工人施行反革命的暴力。他们先是袭击落单的工人,后来又在被占据的工地前面,袭击小股工人。此时,全劳联中央保卫委员会(Comité de Defensa de la CNT del Centro)已经接管了罢工,还接手了工人的武装自卫组织。政府竭力平息冲突。七月四日,劳工部长做出了决定,基本上满足了工人的要求[4]。工总在跟自己的会员商量之后,下令复工:主要目标已经实现,次要目标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所以必须复工。工总旗下的马德里建筑工会书记多明格斯(Domínguez)告诉《明晰》:这次冲突“会变成体制的一场严重危机”。不过,全劳联或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继续罢工。现在,建筑工人罢工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争取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斗争了:老板们已经尽量妥协了,但在最有战斗性的工人影响下,全劳联马德里分会决定继续罢工,其实,这次罢工已经变成了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实力较量,成了一次真正的起义。全劳联立刻将工总领导层以及支持它的社会党和共产党谴责为破坏罢工的工贼:原本说好了只有联合大会才有权复工,你们现在反倒自己宣布复工了!?七月九日,保王派报纸《ABC》宣称,由于遭到了全劳联会员的暴力威胁,工总的会员不敢复工。罢工工人与复工的工人、全劳联会员与工总会员用各种武器进行了殴斗。这一天,有五名工人死在工地的入口:工总会员三人,全劳联会员二人。早在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在马拉加与社会党和共产党发生过冲突[5],这样的事情似乎又要在马德里重演了。费尔南德斯—奎斯塔[6],长枪党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在七月四日获释后,率领长枪党再次向罢工工人发起进攻,企图粉碎罢工。全劳联为了报复,用机枪向一家被长枪党用作办公室的咖啡馆扫射,击毙了何塞·安东尼奥的三名保镖。在同工总的争斗中,全劳联被孤立了,政府打算趁这个机会,把它认为更加危险的全劳联的领导层给一网打尽。警察查封了双方的办公室,并逮捕了以安托纳和梅拉为首的建筑工人领袖。罢工工人在全劳联中央保卫委员会的爱德华多·巴尔[7]领导下,为了控制街头和工地入口,继续同工总会员、警察和长枪党战斗。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尽管武装叛乱的威胁日益明显,政府还是拒绝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提出的给工人分发武器的要求,这并不奇怪。在政府领导人看来,“把人民武装起来”,首先就是把全劳联马德里分会的建筑工人武装起来,也就是要把革命先锋队武装起来,而他们害怕革命先锋队,甚于害怕反动将军。
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与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成了两军交战之前最后的阅兵。双方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羞辱对方。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在索特洛墓前发誓:“我们一定要为你复仇。”希尔—罗夫雷斯在议会发表了异常凶猛的演说:“索特洛的死,要算到政府账上。”苏亚雷斯·德·坦希斯(Suárez de Tangis)以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名义,宣读了一份文件,它简直就是内战的宣战书:“从二月十六日起,我们就生活在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政府在暴力面前屈膝投降,公正荡然无存,一切精神价值都遭到了可怕的颠覆。谁愿意作为文明人,拯救西班牙和它的精神遗产,就请走上这条责任与牺牲之路,我们会在这条路上等着你。”
叛乱的计划执行得十分完美,负责指挥叛乱的戈戴德刚从马略卡(Mallorca)乘飞机抵达巴塞罗那,就下令逮捕共和派军官[48]。几周以来,青年志愿兵、乡绅和长枪党徒都在混入突击警察的队伍。只要一声令下,一万二千名叛乱分子就会涌出兵营,在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de Catalunya)集合。七月十九日凌晨,佩德拉尔维斯(Pedralbes)兵营的叛军出动了。全城的工人哨兵在值完夜班之后,带着他们简陋的武器,正等着下一班哨兵来换岗。此时,来自阿塔拉萨纳斯(Atarazanas)兵营的部队正在占领督军府[49]和都督府[50],
七月十八日,从建筑工人罢工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转入战时状态的全劳联马德里分会,决定用武力打开此前被警方封闭的办公室,并开始征收汽车、收集武器。全劳联全国委员会书记达维德·安托纳在七月十九日上午获释;他前往内务部,威胁说要派他的人攻打监狱,放走所有还被关在牢里的活动家。两大工会下令总罢工。在来自全国各地的邮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帮助下,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很快就在工总的办公室里建立了一个信息中心,使马德里能够及时得知各省最新的确切情况。社会党把从一九三四年起就藏起来的武器挖了出来,分发给群众。街道上筑起了第一批街垒。第一次枪战发生在托里霍斯大街(Rua de Torrijos),有人从这条街上的一家修道院往街上打枪。尽管军营里还没有发生什么反常情况,第一批工人民兵已经上街巡逻了。
其实,叛军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十九日,阴谋集团控制下的各个团没有发动进攻。帕尔多(Pardo)团在叛变后立刻离开了首都,前往北方,可能是打算与莫拉会合。在赫塔菲(Getafe)的炮兵军营里,忠于共和国的士兵与叛军士兵发生了战斗。在所有部队里,叛军首先攻击的是反对叛乱的军官:普里耶托的朋友卡拉塔拉(Carratala)中校就是死于叛军之手。蒙塔尼亚(Monta ña)兵营是叛军的主要据点,叛军的军事领袖范胡尔将军,还有来自其他部队的叛乱军官、乡绅、长枪党徒都在那里。但是,范胡尔可能是动摇了,也可能是在等待援军;总之他浪费了很多时间:他跟部下高谈阔论,并下令戒严。当天夜里,他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并下令向聚集在蒙塔尼亚兵营门口的人群开火,这一公开的挑衅激起了众怒。就在这时,希尔[59]中校,一个忠于共和国的军官,在炮兵公园(Parque de Artillería)向群众发放了五千支步枪,但这批步枪里有不少没有枪栓,因为狡猾的叛军已经事先把它们的枪栓拆了下来,运进了蒙塔尼亚兵营。
在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卡拉斯科上校向人民阵线委员会保证自己忠于共和国,然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议员就过来讯问他。但在此时,洛约拉兵营的叛军按照巴列斯宾(Vallespín)中校的命令,发动了叛乱。卡拉斯科向议员们保证,他能劝说叛军投降,并派他的副官前去劝降,结果副官没有回来。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兵营。议员们同意了。他一去不复返。二十一日,此前宣称自己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也参加了叛乱,并释放了原先被关押起来的军官,同他们一起攻打全劳联办公楼。可是工人已经发动起来了。城里到处都筑起了街垒。国民警卫队没有打下全劳联办公楼,便撤入了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旅馆(Hotel Maria Cristina),这家旅馆在二十三日被工人攻占了。洛约拉兵营遭到了一列装甲列车的炮击,叛军军官同巴斯克民族主义党议员谈判后,也在二十八日投降了,但议员并没有信守诺言:大部分叛乱头目被当场处决。卡拉斯科上校被逮捕了,两天后,有人把他劫走,不经审判就处死了他。
[6] 莱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梅雷洛(Raimundo Fernández-Cuesta y Merelo,1896年10月5日——1992年7月9日),生于马德里,从小就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好友。1933年参加长枪党,并担任总书记。内战爆发后被捕,1937年10月获释后担任长枪党总书记,1938年至1939年任农业部长,1945年至1951年任司法部长。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他重建了长枪党,并于1976年至1983年担任长枪党全国领袖。1983年退休。——中译者注
[7] 爱德华多·巴尔·贝斯科斯(Eduardo Val Bescós,1906—1992),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内战爆发后曾积极参加民兵工作。1939年参加了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9] 安东尼奥·德·利萨拉(Antonio de Lizarra),《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Los vascos y la República española),布宜诺斯艾利斯,Vasca Ekin,1944年,第31页。——原注 安东尼奥·德·利萨拉是安德列斯·玛丽亚·德·伊鲁霍(Andres María de Irujo)的化名,他是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兄弟。——中译者注
[11] 胡安·雅古埃·布兰科(Juan Yagüe y Blanco,1891年11月19日——1952年10月29日),生于医生家庭,曾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与弗朗哥是同学。1934年曾参加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同长枪党关系密切,并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好友。1936年参加叛乱阴谋,1936年7月17日在塞乌塔发动叛乱,8月14日率领叛军攻占巴达霍斯后,屠杀了数千名俘虏与平民,制造了内战中规模最大的大屠杀。内战后曾任空军部长。——中译者注
[12] 埃利·罗兰多·德·特利亚·坎托斯(Heli Rolando de Tella y Cantos,1888年9月14日——1967年10月10日),生于加利西亚,曾就读于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参加过里夫战争。1932年曾参加桑胡尔霍政变,失败后被流放到西属撒哈拉,1934年获得赦免。1936年7月17日参加叛乱,曾参加多次重大战役,为弗朗哥反动派效尽犬马之劳。1943年被迫退役。——中译者注
[14] 爱德华多·萨恩斯·德·布鲁瓦加·波兰科(Eduardo Sáenz de Buruaga y Polanco,1893年4月15日——1964年2月17日),1910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7月17日在特图安发动叛乱,随后短暂担任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在内战中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并在巴埃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内战后曾任马德里督军、直布罗陀总督、第二军区司令和国民警卫队总监。——中译者注
[16] 这名英国驾驶员是贝布(Bebb)上尉,他是由著名工程师胡安·德·拉·谢尔瓦(Juan de la Cierva)雇佣的。——原注
[17]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加利法(Felipe Sánchez-Román y Gallifa,1883年3月12日——1956年1月21日),律师,曾在马德里大学教授民法。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开始参加共和主义运动。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宪法。1934年成立民族共和党(Partido Nacional Republicano),1936年曾准备参加人民阵线,但在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后拒绝加入。1936年7月19日被马丁内斯·巴里奥任命为不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7] 在叛乱一周年之际,弗朗哥发表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丁内斯·巴里奥曾想“成立一个支持军队、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内阁,以此来换取军队撤退。”按照弗朗哥的看法,这个内阁“遭到了罪恶的群氓的背叛,而这些群氓是他的前任武装起来的。”《弗朗哥言论》(Franco ha dicho……),马德里,n.p.,1947年。——原注
[28] 何塞·希拉尔·佩雷拉(José Giral y Pereira,1879年10月22日——1962年12月23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曾在马德里大学获化学与药学学位,1905年在萨拉曼卡大学任化学教授。1925年与阿萨尼亚一起成立共和行动,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因反抗独裁政权而三次入狱。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至1933年任海军部长。1936年7月19日至9月4日任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47年任流亡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30] 路易·玛丽·若瑟夫·德拉普雷(Louis Marie Joseph Delaprée,1902年4月20日——1936年12月8日),法国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巴黎晚报》(Paris-Soir)工作,在西班牙各地采访。1936年12月8日,在返回法国途中,他乘坐的飞机遭到误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31] 路易·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Mort en Espagne),巴黎,皮埃尔·蒂斯内出版社(Pierre Tisné),1937年,第22页。——原注
[36] 《阿拉贡的7月19日》(Le 19 juillet en Aragon),《混乱之中》(Dans la tourmente),巴黎,Bureau d'Information et de Presse,1938年,第71页;译自《从七月到七月》(De julio a julio),巴塞罗那,土地与自由(Tiera y Libertad),1937年。——原注
[37] 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人民阵线省委员会”(Comité Provincial del Frente Popular)。——中译者注
[40] 胡安·加西亚·戈麦斯·卡米内洛(Juan García y Gómez Caminero,1871—1937),生于巴尔德佩尼亚斯(Valdepeñas),1888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30年参加共济会,并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谋。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马拉加督军,1933年晋升为少将,1936年7月任军队总监,8月担任最高法院军事庭审判员。1937年退役。——中译者注
[42] 塞贡多·布兰科·冈萨雷斯(Segundo Blanco González,1899—1957),生于希洪。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负责全劳联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组织工作,1926年曾短暂当选为全劳联总书记。内战爆发后担任希洪战争委员会(Comité de Guerra de Gijón)主席,9月参与创建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Consejo Interprovincial de Asturias y León),1938年4月参加胡安·内格林政府,担任教育与卫生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6] 请参阅德国临时代办弗尔克斯(Voelckers)在1936年9月23日的报告:“海军的叛变,是弗朗哥的计划遭到的第一个挫折。这是组织工作的重大失败。它几乎毁灭了整个计划,并使大城市驻军的牺牲变得毫无用处——他们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徒劳地等待着命令。最重要的是,它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D系列(1937年至1945年),第3卷,《德国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German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50年。——原注
[47] 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Por qué perdimos la gu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曼(Iman),1940年。——原注
[48] 戈戴德在7月19日上午11点从马略卡飞抵巴塞罗那后,立刻下令逮捕第4师师长利亚诺·德·拉·恩科缅达(Llano de la Encomienda)将军,但此时叛军已无力回天。——中译者注
[52] 恩里克·奥布雷贡·布兰科(Enrique Obregón Blanco,1900或1904—1936),1917年开始参加全劳联的活动,曾因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多次被捕,1936年担任巴塞罗那地区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Federación Local de Grupos Anarquistas de Barcelona)书记,7月19日在同叛军战斗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68] 这个代表团的正式名称叫“共和国政府驻列万特代表委员会”(Junta Delegada del Gobierno para Levante),它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中译者注
[69]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被人民法庭审判定罪的,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了坚决而又生动的辩护。1936年11月18日,他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被处决。在他被处决前,长枪党通过红十字会,向共和国内阁提出了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儿子帕科·拉尔戈·卡尔沃(Paco Largo Calvo)来交换他的建议。拉尔戈·卡巴耶洛拒绝了这个建议。——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