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第十四章 一个革命者的信念
《告斯拉夫人书》。抛弃资产阶级。斯拉夫人的解放。俄国农民。
象米哈伊尔·巴枯宁这样的人世上并不多见，他们的生平和思想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留下来的关于他们观点的记载却又如此混乱而残缺不全。巴枯宁是个多产作家，但思想不连贯。他的秉性使他依赖于一时的灵感，靠嘴说，而不是靠手写。
〔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没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现存的制度，也没有一本写好的书能够拯救世界，我不忠于任何制度，我是个真正的探求者。
他在别处曾经宣称，革命是出自“本能，而不是出自思想”。出于这个原则，他对他的信念很少作系统的阐述，做事更是有头无尾。赖歇耳在一份报告里说，他们在巴黎一起生活时，巴枯宁曾埋头写一本“不朽的著作，他每天都写，但没有完成”。他和巴黎来往的信件可以证明他在写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虽然主题常常有变化），但该书从未问世，并且没有理由认为在写作上有什么进展。自1842年秋季写了《德国的反动》一文以来，巴枯宁没有发表什么重要的政论。那篇发表在《瑞士共和报》上《论共产主义》的文章（据说是出自巴枯宁的手笔），给人留下了一个疑团，该文只是提出问题，并无结论。在巴黎期间，他在《改革报》上发表了一份抗议书，反击对他本人的责难；一篇谴责东正教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宗教迫害的短文；还有在波兰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一篇讲演，除此以外，他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在革命最初动荡的六个月里，他无暇也不想动笔写文章。他现在在克滕过着安稳日子，即使如此，只要外界没有刺激，他就保持沉默。弥勒·斯特吕宾格是个性急的人，他从柏林给巴枯宁来信，请求他发表份《告斯拉夫民主主义者书》[1]。
这项请求不可等闲视之。颇为反常的是，由于身世的偶然性，巴枯宁信奉的是那种使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特别难以统一的民族主义形式。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里，意大利的、波兰的、德国的（这倒有点不正常）民族主义者，由于要求政治上的自由，进行联合行动。除波兰以外，斯拉夫民族主义坚决反对这种联合。几乎所有的斯拉夫积极的爱国主义者都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由于受上一章所提到的情况所迫，他们不得不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大多数人显然选择前者。文迪施格雷茨由于受到忠诚的斯拉夫军队的支持，又受到捷克资产阶级的欢迎，在布拉格大街上把枪口对准工人和学生，自此，斯拉夫人就和反革命的最惊人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克罗地亚特遣队于8月随拉德茨基开进米兰，把意大利的民主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这些暴行都归咎于“野蛮的克罗地亚人”。就在巴枯宁于平静的克滕收到弥勒·斯特吕宾格的来信时，斯拉夫军队在文迪施格雷茨和克罗地亚的领袖耶拉契奇的率领下，正在对维也纳形成包围，并于11月1日占领了维也纳，解散国会，逮捕民主主义者代表，枪杀了法兰克福的代表罗伯特·勃鲁姆[2]。在幕后斯拉夫人的较为隐蔽的威胁就显而易见了。沙皇尼古拉感到自身很安全，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善战的部队去扑灭中欧的革命烈火。难怪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德国民主主义者都喋喋不休地说，斯拉夫人是反革命民族，是民主的天敌。
但是，1848年秋季，给欧洲革命者造成麻烦的并非只是斯拉夫人的问题。2月和3月那种大胆的希望已经成为历史了。4月和5月的再次行动，已逐渐变成总退却——几乎是溃退了。6月，文迪施格雷茨向布拉格大街开炮这件事表明，用点军队去解决市区的无产阶级真乃易如反掌。十天以后，卡芬雅克将军旋即在巴黎也立下了同样的功勋，经过三天巷战以后，在练兵场处决了数百人，流放了数千人。上兵们从无产阶级手中拯救了资产阶级共和国。9月，法兰克福大街上筑起了街垒。极端软弱无能的国民议会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而得救。大约在同时，在科伦附近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恩格斯和拉萨尔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升起了一面红旗，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这次行动的唯一结果是与会者都被迫逃命。9月底，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才真正在巴登宣告成立，但只存在了几天。11月初，维也纳的民主派遭到镇压，革命遭到灭顶之灾。1848年夏秋，资产阶级处处都欢迎士兵到来，以驱散他们几个月前自己招来的革命怪物。如果在反动和无产阶级之间任意选择的话，资产阶级的善良公民们肯定选择反动，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命财产威胁较小。
这就是巴枯宁到克滕后不久着手起草《告斯拉夫人书》时的毫无希望的形势。但他不是那种轻易认输或陷于悲观的人。如果革命尚未成功，那是因为还革得不够，他的宗旨是需要越来越多的革命。他用法文写，因为他用起法文来比德文容易些，写得很认真。当他于六个月以后被捕时，在他的文件里找到了各种草稿或未完成稿达半打之多。大约11月初，最后一稿（没有保存下来）寄给在柏林的弥勒·斯特吕宾格，叫他译成德文在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却妄称他们有比翻译这些东西更为广泛的任务。就传统和爱好来说，他们自己有一半以上是资产阶级。普鲁士的地位千钧一发，民主主义者的命运岌岌可危。他们认为巴枯宁的《告斯拉夫人书》中的某些章节会被用来把胆小的资产阶级吓得跑到反动的阵营里去，因为他在其中是向整个社会秩序挑战。寄回克滕给巴枯宁的是对原稿进行过大量删改的译文。稿子被删改得支离破碎，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忍受下来了。他又补充了几段，主要是谈奥地利问题，就把定稿寄给一个莱比锡的出版商凯尔付印[3]。
《告斯拉夫人书》及其几份初稿全面地（虽在细节上有些混乱）阐述了巴枯宁在1848年革命的冲击下和失望中产生的见解。他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下面三点第一，他认为资产阶级自我暴露出是一种反革命力量，而工人阶级则是革命的希望；第二，他认为推翻奥地利帝国、在中欧和东欧建立自由斯拉夫共和国联邦是革命的首要条件；第三，他认为农民、特别是俄国农民将被证明是革命最后成功的决定性力量。这三点看法是巴枯宁此时全部活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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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新纲领中的首要一点是排斥资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由于受到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口号的鼓舞，排斥贵族，但保存确保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君主立宪制。它不要求也不希望彻底推翻现存的社会结构。私有财产制度是资产阶级至高无上的堡垒，一旦这个堡垒受到威胁，资产阶级就会象以前的贵族联合起来保卫其特权一样，起来保卫这个堡垒，其野蛮和仇恨的程度没有两样。无产阶级要继续进行革命，直到把包括资产阶级的特权在内的所有特权一扫而光为止。这种革命观点的蔓延，一下子把资产阶级变成了顾固的反革命派和特权的卫士。1848年夏秋，坚定的激进派如马克思和巴枯宁在革命中都衡量过资产阶级，发现它不够格。
此时，马克思的影响在巴枯宁的演变中起了什么作用，仍然是个谜、三年前，马克思曾作出有名的预言“高卢雄鸡的高鸣”[4]！就是欧洲革命的信号，并宣布革命的“核心”是无产阶级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预见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不管巴枯宁读过《共产党宣言》与否，但他对这种学说肯定是知道的。然而，直到布拉格代表大会时，他也没有承认这一点。他在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纲领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这个纲领的基础仍是1789年的三个口号、只要求取消农奴制、贵族和特权。他五年前就在瑞士发现了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在他的哲学中仍然不起作用。
布拉格代表大会的结果使巴枯宁打破了对资产阶级的信念。斯拉夫的资产阶级非但宁要民族主义而不要民主主义，而且当文迪施格雷茨开枪屠杀革命学生和工人时，它竟袖手旁观。1848年6月21日，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在科伦发行。整个7、8、9三个月，当巴枯宁失望地呆在布列斯劳和柏林时，马克思却正在大声斥责巴黎的“白色恐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会迷”以及由于其反革命的倾向而使民主主义遭到失败的、胆小的、卑鄙的资产阶级。巴枯宁一定是德国最重要的激进派喉舌《新莱茵报》的读者，并于9月份在柏林见过马克思。转变本是容易的，而且也是自然的。巴枯宁总爱唱反调，资产阶级既然是破坏道路上前进的障碍，那必须把它列为敌人之列。事情的必然性、也许再加上马克思的强有力的宣传，很快把巴枯宁从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他从不宽恕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至死也蔑视和仇恨资产阶级。他一次对一位善良的瑞士资产阶级教授说“你知道为什么资产阶级世界一天天在烂下去吗？这是因为这个可敬的阶级在生理上已经死，它不能再……”[5]
1848年，巴枯宁的观点从政治革命转变成社会革命。1848年以前，革命者曾经乐于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关于成立代议制政府、取消特权的要求联结在一起，现在，这种政治纲领已成为时代的错误。在巴黎，代表制议会欢呼卡芬雅克枪杀和流放工人：在法兰克福，代表制议会则忙于讨论一部假想中的、名义上的宪法。但真正决定德国前途的问题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普鲁七军队之间的一场战争。“普选就是反革命”这个明确的警句是蒲鲁东制造出来的，马克思和巴枯宁也跟着走。立宪民主和贵族特权一样，都对革命有害，只有推翻整个社会秩序才是可行的道路。
从本性上来说，巴枯宁放弃代议制比马克思要容易一些。由于他生来是个俄国人，又是个贵族，他天性不会接受把人数多少当成发现政治智慧的手段。他酷爱白由，但厌恶平等。他认为平等只是个口号和一种理想，从来不是一种现实的信仰。从那时起，他一直对立宪制度和议会表示蔑视。
〔他8月份给海尔维格写信说〕我对议会辩论不感兴趣。议会生活、立宪和国民议会等等的时代已告结束。任何人只要扪心自问，就得承认他对这些陈旧的组织形式不再会有任何兴趣，或者说有兴趣也是被迫的、不真实的。我不相信宪法和法律，世上最好的宪法也不会使我满意。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东西激情和生活，一个新的、没有法律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世界。
他在《忏悔书》里抱着诚挚的态度反复说：
我需要的是一个共和国。但这是什么共和国呢？不是议会共和国。什么代议制政府、立宪政体、议会贵族制以及所谓的权力均衡，积极力量在那里都经过巧妙的安排而不起作用了。一句话，那种狭隘的、巧妙混杂的、令人生厌的西方自由派的政治问答课本，我从不佩服、赞同，从不同情，甚至从不关心。看到在法国、德国甚至斯拉夫代表大会上议会方式的成果，当时我就开始更加厌恶这些东西。
巴枯宁在拒绝议会民主代表人民的主张时，使用的语言在二十世纪比在十九世纪还更为人们熟悉[6]。
在《告斯拉夫人书》的第一稿里，写进了这种新的社会纲领：
自初春以来，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两大问题：社会问题和所有民族独立、所有人民彻底解放的问题。首先提出这两个问题，并要求立刻解决的是一些个人，而不是一个党派，并且完全出自本能。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被剥夺了受教育、休息和生活必需品的权利，沦为有钱有势人的垫脚石。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就是一句谎话，这是众所周知的。
巴枯宁又重弹全面毁灭的老调了。不过这次又重新强调一下，并具有鲜明的社会色彩：
我们必须取消当今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我们必须彻底推翻这一没落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已变得软弱无能、毫无生气，支撑或承受不了这么多的自由，我们必须净化气氛，彻底改革我们生活的环境，因为它腐蚀我们的本能和愿望、使我们心地狭窄、才智短浅，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采取首先推翻社会的形式。
但是胆小的柏林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对于很快从他们手中失去的立宪的自由仍抱有幻想，对于这一为广大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有力主张毫无准备。以上的引文和有其他类似的内容均被从草稿中删去。《告斯拉夫人书》正式发表的版本里，几乎没有提及社会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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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提到社会问题，所以斯拉夫的民族解放，也就是巴枯宁纲领的第二部分，就成了最后定稿的《告斯拉夫人书》的中心论题。
在巴黎，人们认为革命不仅要为受压迫的个人，而且要为被压迫的民族带来自由。巴枯宁却把这种观点局限在波兰、而且主要把它看成是俄国问题的一个方面。他在布拉格把这种观点扩展到要求从奥、土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其他斯拉夫民族。1848年下半年，他对斯拉夫的问题作了非常彻底的研究。他此时的文稿里充满了人种学的统计数字。他发现，在一千二百多万士耳其欧洲部分的居民中，土耳其人不到一百万，而斯拉夫人却超过了六百万。在一千六百万匈牙利居民中，用他最熟悉的计算方法来算有八百万斯拉夫人。马扎尔人不超过四百万。
巴枯宁知道他的解放斯拉夫人的纲领中存在一些令人为难之处。俄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比革命的胜利更有可能使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得到解放。他以土耳其“伪政权”马上就可能陷于崩溃而告慰自己。土耳其“就象一个人的驱体里带有使人致命的细菌一样不可救药”。波兰人强烈地反对东加里西亚的罗塞尼亚人的解放，因为他们在这一地区扮演了地主和压迫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巴枯宁认定，这些地主既然是波兰人，那就假定他们“有民主的倾向性，并且受到自由精神的熏陶”。由于有了这一没有根据的实用主义的假设，巴枯宁情愿让农民任凭地主的摆布。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解放在理论上没有困难。为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正在进行斗争的马扎尔人是国内中西部的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用不着去同情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马扎尔人中的地主分子[8]。
巴枯宁在实际起草《告斯拉夫人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件，因此最为难的部分就被删去了。只要在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仍在台上，奥地利的民主主义者和捷克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就能使捷克投入哈布斯堡的怀抱，从而使斯拉夫纲领具有反革命的一面。但1848年11月初，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被镇压下去了。哈布斯堡分子又一次成为德属奥地利的实际统治者以后，捷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帝国的害怕多于希望。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在，斯拉夫和哈布斯堡之间默认的联盟就会随之瓦解。摆脱德国桎梏的波希米亚的自由可能又一次表现为一种民主的事业。在巴枯宁的笔下，斯拉夫的解放就有了一种新的更加具体的形式。它首先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告斯拉夫人书》就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公开主张推翻奥地利帝国、并在其废墟上建立新的斯拉夫联邦，还是第一次，而这距1918年11月正好七十年。
提出这个主张的在欧洲激进派中几乎只有巴枯宁一个人。中欧的斯拉夫人引起了一个新的不为人们所熟悉的问题，甚至布拉格大会都未能使这个问题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留下印象。法国人不了解情况，保持中立，就连站在激进派一边的、除巴枯宁以外的唯一俄国人赫尔岑也持这种立场。德国人不是保持中立就是对这种提高斯拉夫地位的打算持敌对态度。坚持反对这个纲领的人当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告斯拉夫人书》发表两个星期以后，恩格斯就以《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为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两篇文章，对它进行严厉地剖析和批判。恩格斯说，“把五百五十万捷克人、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一个国家，把五百五十万南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组成另一个国家”，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荒唐的吗？这些斯拉夫民族没有一个是拥有领土的严密的集团，对在城镇占多数的德国人怎么办呢？如果波兰对波罗的海沿岸提出领土要求，那么怎样能去剥夺奥匈在亚得里亚海的领土权利呢？
除了波兰人、俄国人，顶多再加上土耳其斯拉夫人，别的斯拉夫民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和生存能力。
还有，这些斯拉夫人并不像巴枯宁伪称的那样，是什么革命派，而本质上.却是资产阶级和反动派。耶拉契奇和克罗地亚人去帮反革命的忙，这才是斯拉夫人精神的特征。恩格斯认为，所谓中欧斯拉夫人的愿望只不过是尼古拉一世和贵族玩弄阴谋诡计中的马前卒[9]。
恩格斯就像巴枯宁厌恶日耳曼人一样厌恶斯拉夫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是这种幼稚的种族偏见而不是任何深刻的原则分歧，但原则分歧还是存在的，并且使二者的思想具有不同的色彩。巴枯宁抱住浪漫主义信念不放（直到1863年波兰起义失败后才放弃），就是相信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乃是同样推动革命的两股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相信革命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因此，他们就足以把民族主义视为反动力量。巴枯宁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支持斯拉夫民族主义，虽然他的原则不能使他对德国民族主义抱有同样的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主义者谴责斯拉夫民族主义，虽然他们对德国民族主义的相应的现象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历史尚未作出最后的判断，同样，历史对于中欧的斯拉夫问题也尚未作出定论。到了1918年，（历史证明）巴枯宁是胜利了，但仍有人同意恩格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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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的第三条信念是相信农民的革命力量，这一点在《告斯拉夫人书》里没有明说，而在继《告斯拉夫人书》之后，第二年四月在《德累斯顿日报》上发表的《论俄国状况》的几篇文章里有着更为明确的论述[10]。
马克思和巴枯宁对农民的态度就像他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一样，暴露出他们之间尖锐的矛盾。马克思居住城镇，是工业革命造就的人物。故他把农民置于革命中的最低一级。他从对革命能力的观点出发，把劳动阶级分成三类自觉为革命而斗争的有组织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尚无阶级觉悟、或尚未为革命而组织起来的低一级的城市工人，或称流氓无产阶级；第三类人就是农民。无论如何，第二类人为革命提供了潜在的人力，为宣传鼓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类人对革命事业非但没有价值，而且的确怀有敌意，马克思在更具有论战性的文章里，乐意称农民为“天生的野蛮人”、“类人猿”，并宣称，既然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那就无力维护其本身的阶级利益。因而他认为乡村人口总是反革命的堡垒。
这种假设的城镇和乡村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巴枯宁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巴枯宁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乡村的农奴。当时俄国为数很少的工厂也是由农奴充当工人的。所以，巴枯宁一直认为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利益和感情是一致的。他在瑞士曾遇到过魏特林的主要追随者小手工业工人，甚至扬言，如果他父母不给他经济支援，他就要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在巴黎曾称赞过那些参加科西迪耶尔国民自卫军的“高贵的工人”。在布拉格，他也曾见过捷克的无产阶级和学生联合起来，举起革命的旗帜。但是，他一想到要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文明的工人阶级，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农民而不是工业劳动者身上。如果法国和德国的农民迄今仍不大关心革命的话，那是因为领导人把注意力放在城镇上，犯了“大错”[11]。
然而，使革命成功的使命并不是取决于一般的农民，而是特定地取决于俄国农民。五年前，巴枯宁曾得意地宣称，他确信俄国“定会在神圣的民主主义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现在，他用卢梭的史前黄金时代和文明作用衰弱的学说证实这种爱国的信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一位名叫哈克斯特豪森[12]的德国旅行家发现了俄国土地公有制，并且断定这是唯一存在的假想的史前共产主义。和其他欧洲人相比，俄国农民受文明的破坏不大，所以他们不仅保存了更多的早期人类的活力和朝气，而且还保存了那种财产公有的原始神圣国家的遗迹。巴枯宁热情地赞成这一实用主义的理论。他据此推断，俄国农民不仅是过去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最后继承者，而且也是将来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先驱。俄国农民的革命使命是和它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紧密相连的。“这就预先清楚地表明俄国革命的特点是一场社会革命，这一特点来源于俄国人民的总的特点，来源于它的公社组织”。[13]
俄国农民具有强有力的革命传统。1670年，顿河的一个哥萨克人斯杰潘·拉辛发动俄国东南部农民起来反抗沙皇阿列克塞，起义队伍在农村连续转战好几个月，放火劫夺。斯杰潘·拉辛死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大约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一个叫普加乔夫的农民领导了一次更大的起义，反对叶卡德琳娜二世，普加乔夫还成立了革命政府，宣布解放农民，处决地主，毁坏地主财产。他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恩威并施，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普加乔夫起义使俄帝国十分恐惧，并给俄语增加了一个新词普加乔夫精神以纪念俄国农民骚乱的本能。
巴枯宁在这段时间的著作里反复提到普加乔夫的起义。这是“农民反对压迫者的第一次大反抗”，它“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俄国农民革命”，即使在尼古拉一世比较平静的时代，据记载也爆发了许多起农民反抗和谋杀地主的事件。农民革命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延续的时间越长，就越会造成更可怕的和更大的破坏。俄国没有西欧人道主义的传统，人类生命安危简直无足轻重。巴枯宁宣称，“人类进步的现存成果是用人类的鲜血浇灌的”，他还满怀激情地谈到“热情的俄国人民那种纯朴的、近乎疯狂的喜悦”。通过火烧莫斯科这件事——此乃真正的俄国人所为——俄国人民表示了他们反对拿破仑的决心。俄国农民很快就会放火烧毁统治者的城堡，大火将在世界范围内熊熊燃烧，文明将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赫尔岑叙述说，巴枯宁“在离开巴黎去布拉格的途中”，遇到一些德国农民大声呼叫，围着一个贵族城堡游行，于是他就下车指点他们怎么干，当他上车离开时，他满意地看到，整个城堡都燃烧起来了。他完全可以想象“整个欧洲，连同圣彼得堡、巴黎、伦敦一起都会变成一大堆垃圾”。有一部当代历史小说对民主有一段描写，说“民主乃一座火的寺院，人类将在那里从奴隶制度的残渣中得到净化”，说这段话来自巴枯宁，这是可信的[14]。
大约就在巴枯宁向全世界宣布俄国人民的革命前途时，他曾在莫斯科见过的康斯坦丁·阿克萨柯夫却在详细地阐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虽与巴枯宁观点的前提相同，并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但结论正好相反。在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当中，阿克萨柯夫是最重要的一员，他和巴枯宁一样强调俄国农民独特的、未受损坏的品质，以及斯拉夫民族的独特命运。俄国农村土地公有制属于彼得大帝把俄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以前的那个时代，彼得所做的事和卢梭的“文明”一样，是现代堕落的根源。斯拉夫人的使命就是反对当代文明的唯物主义，使俄国（通过俄国乃至全世界）回到斯拉夫主义者发现的彼得俄国以前的原始的尽善尽美的状态。阿克萨柯夫的结论是反动的，而巴枯宁的结论是革命的。但二者的结论都是武断的。二者的学说在基本特征上是一致的都是俄国农民浪漫的理论，都相信斯拉夫人特殊的世界史命。二十年以后，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已经成为与最极端的俄国民族主义相联系的强大的反动党派，此时，巴枯宁常常被马克思和其他人责骂为浅薄的、可耻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在1848年到1849年之交的冬季，这些令人为难的问题仍是未来的事，没有人去寻找巴枯宁纲领中的反动的潜流，这纯粹是革命的纲领，包括政治、社会和民族革命，目的是要废黜国王和皇帝、破坏资产阶级的权力、毁坏其财产、取消人为的奥地利帝国里的种族混杂，并通过斯拉夫的解放，为成立欧洲自由共和国联邦铺平道路。这些理想再加上另一个理想，即俄国革命的理想，就可算是完美无缺的了。俄国革命有时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起点，有时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高潮，但总是被认为是其自身的顶点和精华。就他本身的革命激情来说，米哈伊尔·巴枯宁仍是个热情和俄国人。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5，237，317页，第4卷第98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0，92页。
[2] 罗伯特·勃鲁姆（1807—1848），记者，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人士，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译注
[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45—36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8一106页。（附带说明一下，《告斯拉夫人书》的手稿由普菲茨纳出版；其余一些手稿或手稿片断至今保存在德雷斯顿旧家档案馆里）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译注
[5] 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号，第79页。
[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7—318页，第4卷第153页。
[7] 普茨菲纳：《巴枯宁研究》，第101—102页。
[8]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22—23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3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03—220页。
[10]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99—426页。
[1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9页。
[12] 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政治上持反动的农奴主观点。——译注
[1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9，408页。
[1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406页，第4卷第23，38—39，43页；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68—469页；尼古拉也夫斯基：《苦役与流放》（1930年），第8—9期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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