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第十三章 1848年
火已点燃。德国的冒险。布拉格和斯拉夫人。普鲁士的放逐。
赫尔岑（他并未亲眼目睹）说过，二月革命最初的几天是巴枯宁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革命是他的本行，他已将自己献身于革命事业。这回算是第一次躬逢其时，达到他生活的目的了。巴枯宁满意地看到，大街上那些乘坐高车驷马、衣冠楚楚、油头粉面的老老少少以及那些手拄着文明棍、鼻梁上架着长柄眼镜的无所事事的人，即巴枯宁眼中的巴黎的基本部分，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用石头和拆毁的家俱堆成房顶那么高的街垒，红旗招展、革命歌声此起彼伏，到处是一片热情和友好的气氛，巴枯宁那时还远远没有从幻灭的现实中觉醒过来，这使得他在晚年承认，从近处来看、革命的面目着实可憎。眼前，事事都新鲜而又壮丽，充满希望与对人类尊严及道德的信念。就连他以前不大注意的法国无产阶级如今也成了“我高尚的工人兄弟”。
革命的繁察局长科西迪耶尔组织起新的工人国民军，驻扎在卢森堡宫附近的兵营。巴枯宁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和战友们朝夕相处，所见所闻都使他高兴不已。巴枯宁从未见过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动人的幽默感，纯朴而又雍容的举止友好和快乐的表现，与这些粗犷人们的英雄主义结合在一起”。他已也两腿不停，从凌晨四、五点至午夜转钟两点，“大会、小会、社团活动、操练队列、行军和示威游行”，忙得不亦乐乎。他鼓吹只要一物尚存，就要摧毁到底，即使没有造反的对象也要造反。他对于建立新秩序的建设性工作却没有多大兴趣。临时政府成员说的两句很精辟的话仍可见之于巴枯宁的稗史。科西迪耶尔说他“真是个怪人！革命的第一天是个宝贝，第二天就该枪毙。”弗洛孔说：“如果有三百个巴枯宁，法国就无法治理了”。[1]
在这几个精神上如醉如痴、欣喜若狂的星期里，巴枯宁几乎没有时间去想或者根本没有想过他的故交和宿敌。俄国人中，只有屠格涅夫和安年柯夫尚在巴黎，他们两人都唯恐受革命连累而不愿和巴枯宁来往。所以，屠格涅夫后来能向俄国当局保证说，那段时间他“一次也未去找过巴枯宁，只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他一次”。海尔维格迫于其妻子要使他成为革命领袖的野心，在巴黎组织起德国军团，以便把革命的火炬传到他的祖国。已被警察卑鄙地逐出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也及时来到了巴黎，在巴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并嘲笑海尔维格的举动。巴枯宁认为，马克思对海尔维格的态度是出于小人之心的妒忌，故不理睬马克思。然而，现在不是争论小事的时候，凡为革命出力者均应受到鼓励[2]。
但不久以后，巴枯宁就发现，巴黎不是他久留之地，因为它已不再是革命的唯一中心。
〔他3月13日在《改革报》上写道〕穷凶极恶的奥地利帝国很快、也许不出一年就要崩溃，获得解放的意大利人将宣布建立意大利共和国；德国人统一德国之后，将宣布建立德意志共和国。流亡十七年之久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将重返家园。不到欧洲，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建成一个民主联邦共和国，革命运动就不会停止。
这种大胆的预言似乎很快就要实现了。就在巴枯宁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天，维也纳人奋起反对梅特涅政府，建立了治安委员会，向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民族发出了起义的信号；3月17日，匈牙利成立了对匈牙利议会负责的立宪内阁；威尼斯宣布成立共和国；米兰爆发反对奥地利驻军的起义获得成功。全意大利似乎马上就要团结一致，反对外来的统治者。3月18日，柏林又发出制宪呼声，迫使惊慌失措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答应立宪。绝大多数德国的小邦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以法国为榜样掀起的革命浪潮似乎所向披靡，势不可挡。
〔巴枯宁后来写到这些光辉日子时说〕我们当时处在这样种思想状态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上帝已被赶出天堂，那儿已宣布成立了共和国”，我们人人都会相信，没有人会感到吃惊的
[3]。
俄国是欧洲大陆唯一举足轻重的国家，但那里连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这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俄国人的巴枯宁来说，心里似乎很不是滋味。但他的热情并没有稍减，值得他拿出勇气来的任务就在眼前：既然俄国还没有爆发革命，他就得去发动一场革命。很明显，俄国的革命必须以波兰为起点。波兰流亡者领袖如查尔托雷斯基等人，已离开巴黎返回东欧。在普鲁士当局的默许下，波兰民族委员会在波森宣告成立。当时法国革命已转向处理单调的日常事务，逐渐失去了魅力，巴枯宁再也不愿在巴黎呆下去了。他要马上动身去波森。可是又遇到了和以往一样难堪的障碍——缺钱。这样的区区小事从来难不倒他。他向临时政府申请借款两千法郎，作为去波森进行革命工作的经费。新政府总是慷慨解囊的，弗洛孔很爽快地批准了巴枯宁的申请。怀有恶意的人私下议论说，他廉价地打发走了一个给人增添麻烦的支持者。巴枯宁记载说，弗洛孔向他提供一笔比这大得多的款项，但他拒绝了，这也许是真的，因为巴枯宁此人也总是今日慷慨大方、不管明日愁断肠的[4]。
热心肠的科西迪耶尔纷巴枯宁准备了两张护照，一张用巴枯宁的本名；一张用杜撰的波森大公国的波兰人的假名利昂纳德·纳格林斯基。于是，巴枯宁就携带两千法郎，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于1848年3月的最后一天离开了巴黎，到东欧煽动革命之火了，他乘驿站车去施特拉斯堡。在《忏悔书》里，他编造了和一个旅伴的谈话：
“你为何要在外面游历？”
发动人起来造反。
“造谁的反？"
造尼古拉皇帝的反。
“用什么方法？”
我自已也不很清楚。
“你去哪里”
去波森大公园。
“为何单去那里？”
因为波兰人说，那里比较有生气，运动也比较活跃。在那里比在加里西亚更容易做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工作。
“你有多少经费？”
两千法郎。
“还想多要一些吗？“
说不准，也许我还能弄到一些。
“你在波森公国有亲友吗？”
一个也没有，只有几个我在柏林大学时常来往的青年人。
“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
“你单枪匹马，怎么能是俄国沙皇的敌手呢？”
革命在我这一边，到了波森，我就不孤单了。
“目前，所有德国人都在谴责俄国，称赞波兰人，正在准备和他们一起向沙俄帝国进军。你是俄国人，难道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吗？”
办不到！如果德国人胆敢踏上斯拉夫的土地，我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鄙人此行去波森，正是为竭尽全力阻止波兰人与德国人这种反常的反俄联合。
“但是，光是波兰人不是俄国的敌手呀！”
波兰人并不孤单，而是要和其他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如果我能将波兰王国里的俄国人争取过来的话，那就尤其要联合。
“你的希望靠什么来实现？你那儿有俄国亲友吗？”
没有。我的希望是靠宣传来实现，靠目前正在席卷整个世界的革命精神力量。
这段对话合情合理地、同时也很精确地勾画出了巴枯宁那时的思想状况。他也许为了尼古拉的利益，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爱国心和他对德国联盟厌恶的力量，但是，如果这种联盟能为他的目的服务，他是会充分加以利用的。然而，他对自己从事冒险活动的轻率鲁莽这点却并没有过甚其词。他既无盟友，也无行动计划[5]。
※ ※ ※
他到德国的第一站是法兰克福。他是在4月上旬到达的，当时那里正在召开一个简短的所谓国会预备会议，即由教授、新闻工作者、自由派政客组成的自命代表大会，为召开德国国民议会做准备。巴枯宁持有海尔维格给许多德国民主主义者的引荐信。其他入则由议员卡尔·福格特介绍给巴枯宁。这里，似乎每个人也都处于狂热活动的状态。但是，国会预备议会中的共和派和革命派被温和的自由派击败。巴枯宁见不到“这个通天塔里哪怕一点点团结的基础”。于是，他又先后到美因茨、曼海姆、海德尔堡等地去作了一次旅行。他在科伦闷闷地呆了几天（那儿仍无革命迹象），等待从布鲁塞尔寄来的行李。1848年4月21日到达柏林[6]。
消息灵通的俄国驻德公使几天前就通知普鲁士政府，说有一个名叫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俄国煽动分子正在来柏林和波森途中，要在波兰人中间鼓动革命。这是个微妙的时刻。自3月18日以来，普鲁士当局就采取了表面上尽可能让步，而实际上尽可能不让步的政策，以图平息舆论，延缓革命的爆发。他们讨厌民主主义者。但因标榜尊重言论自由，不便对他们进行处治。波兰问题尤其进退维谷。普鲁士曾有过三分钟的热度，答应建立波兰民族自治省，但省界尚待划定：波兰民族委员会要求标出主权界限，以致连最温和的普鲁土人也认为这样做未免太过份了。
柏林以极不寻常的方式来迎接巴枯宁，反映出上述的两难局面。他到柏林的第二天，还没来得及拜访除海尔维格的岳父、大财东济格蒙德以外的任何人，就被捕了。警察局长米努托利要他用名誉担保不去波森大公国，并通知他说.如果他作出这种担保，就可以改道去布列斯劳。那儿的波兰人的宣传尽管一样活跃、但其矛头不是指向普鲁士，而是指向俄国和奥地利。巴枯宁接受了这些条件他用本名的那个护照被警察褫夺了，化名列昂纳德·纳格林斯基的那张护照还给了他，上面特别签注“到莱比锡或波森大公国无效”的字样。同时又发给他一张写上普鲁士臣民西蒙的护照。米努托利这样取消了巴枯宁的双重身份证以后，就兴高采烈地通知俄国公使说，那个俄国煽动分子米哈伊尔·巴枯宁一到柏林就被捕了，并派人押送回到科伦。同时，对他十分关心的法国大使也接到一项保证，说巴枯宁“无论如何不会屈服于其本国当局”[7]！
事实上，巴枯宁的确从柏林一直被押送到莱比锡以后，警察才离开了他。在那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拜访了卢格。卢格正忙于参加选举会议，竞选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代表。巴枯宁粗鲁地拉他“出来喝瓶香槟酒，他们爱选谁选谁”。选举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是又多了一个要嘴皮子的场合，如此而已！”卢格半推半就去随便应付了一下。他们两人在波伦旅馆高谈阔论了一个晚上。巴枯宁滔滔不绝地谈到法国革命如何令人失望以及德国革命如何徒劳无功，还谈到东方正在出现更为光明的希望。卢格听后很不耐烦。他们正在对饮时，卢格接到落选的通知。巴枯宁倒很高兴，赌咒发誓说，“我们斯拉夫人干起革命的时候”卢格就会因为“这些萨克森市侩们的忘恩负义”而得到足够的补偿。第二天一早，巴枯宁就匆匆动身前往布列斯劳[8]。
对于那些头脑冷静、不象巴枯宁那样容易感情激动的人来说，确有理由对西方感到失望，而对东方充满信心。5月份，巴枯宁是在布列斯劳度过的，这是他希望幻灭和停滞不前的一个月。4月底，德国西部的革命者在巴登被保皇军打得大败。前来驰援的海尔维格的德国军团一触即溃。在德国，人们只尚空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开始为乌有的德意志联邦起草一部假想的宪法，巴枯宁对德国革命从无奢求。可是，巴黎的消息却太使他痛心失望。临时政府和所有已确立的制度一样，开始出现保守色彩，竟于5月中旬，出动大军驱散在市政厅前的工人游行队伍。在波森大公国，普鲁士和自治省之间因划界分歧而发生了公开的破裂，普鲁士人和波兰人的蜜月随即告终，波兰人挖苦说，这是“第四次分家”。革命明显地在转入低潮，即使在其汹涌澎湃时期，也从未波及到俄国边界。
巴枯宁在布列斯劳的处境和他的希望与抱负是不相称的。由于从布列斯劳到奥地利、俄国、普属波兰的边界几乎是等距离，所以该地是决心起义的波兰人理想的集合地点。1848年5月，来自德国各地的波兰人、巴黎的波兰人、伦敦的波兰人、甚至波兰的波兰人都聚集布列斯劳。波兰领导人的意图是把他们派往克拉科夫，为了在俄属波兰发动起义，那里正在着手成立一个委员会。但他们和巴枯宁本人一样似乎并无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既缺少武器又缺少金钱。毫无结果的讨论，浪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此外，波兰人虽然表面上对巴枯宁客客气气，但实际上却显然对他存有戒心。一个俄国人在布列斯劳无所事事，空谈革命难免引起人们怀疑。到处又谣传他是间谍。巴枯宁形影孤单，孑然一身，他在给玛丽娅·波鲁丹斯基的信中说，他们被“无底的深渊永远隔开了”。玛丽娅在回俄国的途中，曾写信责备过巴枯宁，这样的信自然不能给他消愁解闷[9]。
只有奥地利的革命有所进展，巴枯宁的思想很自然地转向了南方。5月15日，维也纳又发生了一次人民起义。奥皇斐迪南逃到因斯布鲁克。匈牙利实际上已取得了独立。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人都不是安分守己的。耶拉契奇[10]发动克罗地亚人反对匈牙利的统治者。在布拉格，捷克民族委员会承担起临时政府的职能。较进步的捷克人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德国国民议会已经开了先例。斯拉夫人是联合起来的时候了。捷克人的一个委员会公开发出邀请，于5月底在布拉格召开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斯拉夫的团结长期以来一直是浮现在巴枯宁视界上的幻象。在布列斯劳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它象一束耀眼的光线。他于是匆匆前往布拉格，正好赶上6月3日代表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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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在波希米亚国立博物馆召开。捷克历史学家、国民委员会委员帕拉茨基[11]任大会主席。代表总数多达三百四十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大约有四十名是南部斯拉夫人。六十名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斯拉夫种族最大的一支却只有两名代表一名是流落异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一名是一位名叫米罗拉多夫，属旧教派中东正教派的传教士，他来自与俄国接壤的奥地利的一个省布科维纳大部分代表都身着民族服装，布拉格许多开明的捷克族资产阶级分子也跟着学起样来，表示祝贺。因而，在吹毛求疵的德国观察家看来，这座古老的城市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华丽而带有粗野的景象，酷似东方国家商队的客店远方的代表住在当地热心的斯拉夫人家里，巴枯宁则借宿在一个爱国的捷克酒商家里[12]。
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而十九世纪的政治浪漫派对这一点则有意视而不见。摆在巴枯宁面前的分歧尤其复杂而尖锐。在整个德国，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并行不悖。奥、德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占据维也纳的革命者都是狂热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他们对于斯拉夫人的愿望毫无同情之心，而且还理所当然地认为，鉴于波希米亚有许多德国人，又具有传统的日耳曼文化，所以应该留在德意志联邦里。因此，捷克人和德国人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存有芥蒂，东边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匈牙利人在摆脱哈布斯堡的桎梏以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理睬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臣民的民族愿望。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反感，造成了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不和。
在这种情况下，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把德国和匈牙利的民主主义者都视为死敌。既然德、匈民主主义者都起来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统治，因此斯拉夫人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人就这样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了。到处传说，斯拉夫人是地道的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布拉格的捷克民族委员会已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在因斯布鲁克的斐迪南，捷克领导人开始幻想有一个经过改造的奥地利帝国，在这个帝国内将是斯拉夫人（特别是捷克人）而不是德国人占支配地位。几个月以后，克罗地亚人就要变成哈布斯堡的忠实代理人去镇压匈牙利民主主义者的起义。在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帝国里，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成了互相对抗的两种力量[13]。
假如按照原来的意图，只邀请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所面临的问题固然不能解决；那么同时又邀请其他斯拉夫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米哈伊尔·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就坐的时候，思想上的混乱和矛盾就变得完全不可解决了。调和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对波兰人来说是没有困难的，和巴枯宁一样，他们认为会从推翻沙俄帝国的革命中得到拯救土印其的斯拉夫人如果没有波兰人要设法打倒的那个大国的干涉，就不要指望赢得自由。这时的俄国问题——波兰人和巴枯宁同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有不同的理解是整个斯拉夫人的焦点。唯独占代表大会多数的奥地利斯拉夫人对这个问题漠然置之。
巴枯宁来布拉格的目的是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新的革命温床，可是他见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使得他的活动转到新的方向。他在巴黎就发现了波兰人，在布拉格又发现了斯拉夫大家庭的后代。正如他在《忏悔书》中所说，他的那颗斯拉夫人的心开始跳动起来了。他发现斯拉夫人具有令人惊异的独到之处，具有远非德国人所能比拟的那种天赋的才智和精力。他深为斯拉夫人的“天真无邪的热情”所感动，因为这种热情也是他自己所固有的。帕拉茨基把波希米亚的历史描写成为部斯拉夫人与德国人角逐争雄的斗争史，从而为捷克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巴枯宁认为仇恨德国人和德国的一切是优秀斯拉夫人的标志，同时也是使斯拉夫兄弟紧紧联在一起的胶合剂。一位以前的德国朋友嘲弄他说，斯拉夫人连共同的语言都还没有呢。巴枯宁打起精神回击说，有句话、从易北河到乌拉尔山脉，从亚得里亚海到巴尔干半岛的所有斯拉夫人都能听懂，那就是“Zahrabte niemce！”（打倒德国佬！）巴枯宁认为这些新的看法和他以往的信念一点也不矛盾。即使他成为一个斯拉夫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失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在布拉格有两项任务：其一是使各种各样的、有时相抵触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融合为单的泛斯拉夫理想；其二是利用这种理想并使之民主化[14]。
代表大会分成三个组即三个委员会：北方组包括波兰人、罗塞尼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组包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南方组包括南部各族群的斯拉夫人。巴枯宁任北方组的书记，又是该组岛南方组解释本组观点所选派的代表之一。他在北方组、南方组和代表会的全体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讲话稿都未保存下来，不过他在《忏悔书》里比较详细地概括了几次讲话的内容。他恳求全体斯拉夫向为忘掉他们的“局部利益”，告诚捷克人不要相信哈布斯堡帝国，因为它一旦得到斯拉夫的援助而恢复元气，就不会对促进斯拉夫独立再有什么兴趣。他告诫南部斯拉夫人不要向波兰斯拉夫人的压迫者沙皇乞求援助。要使除俄国以外的斯拉夫人（在俄国本身赢得自由并给予波兰自由之前）团结起来，并反对奥地利。巴枯宁正确地预见到，俄国革命和推翻奥地利帝国是斯拉夫人获得解放的两个基本条件[15]。
在提交给代表大会的三个文件里，巴枯宁进一步详尽地阐述了泛斯拉夫同盟的构思。这三个文件后来都在报刊上发表了。在《斯拉夫新政策的基础》一文里，巴枯宁由于对心理学可悲的无知，竟解释说，斯拉夫人自身长期遭受压迫，永远不会压迫别人，他写道，“这项新政策将不是一项国策，而是一项民族政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人的政策”。这预示了他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斯拉夫联盟的基础》一文是为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委员会”作准备的。这将是个自由和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的最高机构，用来裁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和处理他们与非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关系。《斯拉夫民族的内部法规》一文表现了巴枯宁的民主主义信念。斯拉夫民族的“新生活”将以法国革命的三项古典原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兄弟般的友爱”为基础。在斯拉夫人当中，要使农奴制度、等级制度、贵族统治和特权享受无立足之地。斯拉夫委员会的职责在使这些原则得以执行。代表大会是否讨论过上述雄心勃勃的提案不得而知，但大会没有接受这些提案则是肯定无疑的。除了巴枯宁以外，恐怕不会有一个代表会真心诚意地同意这些提案[16]。
事实上，布拉格代表大会只发表过一个文件——致欧洲各族人民宣言。巴枯宁是选出来协助帕拉茨基主席起草宣言的代表之一。他对一位德国朋友说：“我们正在起草致欧洲各族人民的宣言，这个宣言和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纲领一样民主”。他和一位波兰同事草拟的初稿的确可以证明此言不谬。但一经过老练圆滑的帕拉茨基定稿就连半点革命味道或者说甚至连半点民主的味道也没有了。宣言恳切地希望把奥地利帝国改造成为自由民族的联邦，希望平息俄波争端、解放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2日，即复活节星期一，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17]。
但是，在布拉格代表大会期间，这些公开活动并没有耗费巴枯宁多少精力。代表大会越是不能满足他的希望，他就越是迫切地去寻求别的途径来实现他的希望，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其最终目标——俄国革命。住在俄国边界的那位俄国传教土来出席大会对他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旧教派是不信奉正教的最主要教派，两个世纪以来不时受到严厉的迫害，一直坚持反对沙皇统治和正教会。他们代表了一种俄国自发的本土人民的反抗运动，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天然场所。但米罗拉多夫原是个“十足的俄国流氓和骗子手”。巴枯宁手无分文，不久就看透米罗拉多夫是不愿对革命事业解囊相助的。于是，他只好另寻门路。他从代表大会的成员中挑出一部分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少数斯洛伐克人、摩拉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一个秘密团体，以促进革命目标的实现。这是尔后巴枯宁所最热衷于建立的许许多多隐蔽的秘密团体中的第一个，除此而外，别无任何意义。其实这个团体并不真正存在，它早已和代表大会一起寿终正寝了。后来巴枯宁遇见好几个不屑参加大会的年轻的捷克民主主义者这些人比起帕拉茨基及其友人在观点上和巴枯宁更为一致。其中三人——阿尔诺德、萨宾纳和约瑟夫·弗利契下文还要谈到[18]。
6月12日的大会通过了帕拉茨基提出的宣言，这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日，布拉格爆发了起义。参加起义的是一群与代表大会毫无联系的捷克大学生和工人，虽然大会所激起的情绪有可能对这次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枯宁在《忏悔书》里说，在起义爆发的前夕，他听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众说纷纭的”传闻，曾和“别人一起”劝说学生不要铤而走险。此事无论真假，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后来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即巴枯宁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只是在起义开始以后，大会的代表们都吓得东奔西窜的时候，巴枯宁才真心投身进去，举事成功的希望固然渺茫，但革命已近在咫尺，他岂肯袖手旁观。他从一个街垒跑到另一个街垒，给战士加油打气；或坐镇起义指挥部克莱门帝宫，面前摆着布拉格地图，和起义的领导人讨论战略。这次事件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起义者的预料，人们已在纷纷议论要建立革命政府。但是文迪施格雷茨将军有的是军队，其中不乏唯命是从的斯拉夫人，巴不得有发射葡萄弹的机会。6月16日.市中心遭到轰炸，有一两幢房子起了火起义者无条件投降，过后，也只有在过后，巴枯宁又平安无事地溜到布列斯劳去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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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在布列斯劳呆了不久，又前往柏林。他在那里和对他十分有用而无往不在的弥勒·斯特吕宾格住在一起，度过了1848年的夏天。自从他第一次旅居普鲁士首都以来，转瞬之间已经六年了。弥勒·斯特吕宾格把他介绍给新一代德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但现在的巴枯宁已不是1842年时那种无鉴别能力的狂热分子了。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和斯拉夫人革命使他一次又一次感到失望，心境已非昔日可比。柏林的民主主义者都是一些胆小鬼，很容易被反动派的优势兵力所吓倒。巴枯宁在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官方革命”和官方反动派之间的抗争是愚蠢而徒劳的，德国革命已成为一场“魔鬼装人的战争”，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也并不能使他乐观多少，他的瑞士朋友弗吕贝尔从维也纳来信说，“这里德国人是民主主义者，而斯拉夫人似乎是民主的敌人”，他也只能敷衍几句，表示未必尽然。他的思想越来越转向祖国。他拜访了万哈根·冯·恩赛，跟他谈了他和俄国有千丝万缕联系，还谈到了关于解放斯拉夫人的一项俄文宣言，该宣言印了一万份（没有一份保存下来）。巴枯宁情绪低落，便从幼稚可笑的胡思乱想中寻求解脱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越来越经常而又莫名其妙地想入非非。就象他年轻时代一样，胡思乱想已成为一种虚幻的梦境，而这位生活在铁一般的冷酷现实中的积习难改的浪漫主义者，便在这种梦境中借以自慰[20]。
巴枯宁有公私两方面的理由感到悲观。弗洛孔给他的二千法郎早已用罄，无法支付女房东的房租，连行李也被拿去抵债。尽管他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不惜牺牲，但背后却老有人诽谤他是俄国特务。1848年7月6日，这种诽谤竟在卡尔·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上第一次公开登了出来，该报驻巴黎记者发出消息说，乔治·桑手中的文件证明，一个新近被逐出巴黎的俄国人巴枯宁是俄国的走狗。这条迄今还在不胫而走、特别是在波兰人当中流传的谣言就这样从发行范围最广的德国民主派的喉舌中传播开来了。旅居布列斯劳的巴枯宁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此表示愤怒。并写信给乔治，桑，恳求她就与她有关的问题进行辟谣。《新莱茵报》同时刊登了巴枯宁本人的辟谣声明和乔治·桑的辟谣信，并有点得意地指出，乔治·桑的信“已把整个事情都讲清楚了”。于是一直流传的谣言又再度归于沉寂。后来在巴枯宁的文稿中还发现了一些致该报的抗议信的草稿，似乎都未写完或寄出[21]。
多年以来，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蓄意借此事来指责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在这类事情上，《新莱茵报》和当时的政治性报刊一样，都是爱捕风捉影、吹毛求疵的。这份报道是偶然从巴黎发表的，马克思并不熟悉巴枯宁其人。俄国人总是使人不可理解。他们当中很多人据知是特务述传说是真是假.皆有可能，马克思让它登出来了，同时也登了辟谣声明，他已经尽到了他的责任。当时，巴枯宁对马克思也不怀有什么特别的仇恨。马克思在往返维也纳途中、曾于8月底至九月上旬路过柏林。据巴枯宁的一篇日记记载，他们见过面，也许还不止一次，谈话很友好。1871年时，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在那次见面时，他曾警告过马克思，说自已是一个秘密团体的首领，只要他一句话，团体的任何一个成员就会去刺杀谁。这种轶事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虚构，而巴枯宁的晚年主要是在这种虚构中度过的[22]。
到了9月中旬，一些如狼似虎的俄国间谍又跟踪起巴枯宁的行迹。而且据传，人们很可能相信，巴枯宁竟收买了两个人去俄国刺杀沙皇。以往，只要俄国公使不知道，普鲁士当局对巴枯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而现在和五个月以前比较起来，普鲁士却是更急于为俄国政府效劳，不那么害怕国内的激进派，对棘手的外国煽动分子也可以不必那么客气了。于是，巴枯宁被捕，文稿遭到搜查。幸而出于好心的弥勒·斯特吕宾格事先烧掉了巴枯宁不愿意烧的通讯录俄国公使得到通知说，搜查出来的信件表明，被捕者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波兰流亡者有联系，但和俄国没有联系。不过这帮不了巴枯宁的什么忙。他不由分说地被命令离开普鲁士。1848年9月22日到23日巴枯宁尾夜兼程，在路上向一位女旅伴借了把剪刀，绞掉了胡子，赶到布列斯劳时，竟未被发觉。
巴枯宁选择去布列斯劳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又一次希望利用这个地方作为向更东方挺进的指挥部。自布拉格代表大会以来，他一直和一个从克拉科夫来的名叫鲁卡西维茨的波兰人保持联系。后者甚至还给他寄过钱，大概是作为革命的经费。巴枯宁在布拉格认识的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之一施土尔急切地邀请他去斯洛伐克，并提出约会地点“在喀尔巴阡山脉某地”。有个名叫安娜·李苏维斯卡的神秘人物住在俄属波兰的西里西亚边界上的梅斯罗维茨村，通过此人，布列斯劳的波兰人和俄属波兰的波兰人可以秘密地取得联系。巴枯宁计划到布列斯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梅斯罗维茨去一趟，但旅途耽搁了。他被捕后审问时，矢口否认去过梅斯罗维茨，或听说过安娜·李苏维斯卡其人。如果说他和俄国边界上的革命者取得过联系的话，那么，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成功地隐匿了行踪。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有过这一类联系。他在布列斯劳短暂的逗留期间，没有什么记载，唯一见到的是他和一个拿破仑部下的波兰老兵斯科尔泽维斯基伯爵见过面。这个人的使命是充当普鲁士的波兰人和巴黎的波兰人的联络人。通过暗号，斯科尔泽维斯基认出巴枯宁是个共济会员，遂把他介绍给当地的分会，又从巴黎给他弄了一张有大东方共济会三年会龄的证书，并劝他接受长老职位，“因为你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资格”。但这一切很快就被遗忘了。巴枯宁到达布列斯劳不出一星期，就被警察发觉，他的谋划和希望全都成了泡影。官方警告他说，如果再呆在普鲁士不走、就要把他引渡给俄国政府。于是给他一张去比利时的护照，他并不想离开方兴未艾的革命场所而到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去。1848年10月8日，他改去德累斯顿。这里根据俄国政府1844年的一项驱逐巴枯宁的请求书，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枯宁走投无路，终于只好在安哈尔特公国的一个小镇克滕找个栖身之地。安哈尔特公国虽是普鲁七境内的—块飞地（或者说是一片飞地），但普鲁士和萨克森的法令对这个独立的小邦都鞭长莫及[23]。
安哈尔特的政治地位使克滕成了当时逃离普鲁士当局的避难所。巴枯宁在这里遇到了柏林的老相识，并秘密地和其他人来往。当地有个年轻的莽汉恩诺。桑德尔经常和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的民主主义者进行密谋策划，巴枯宁和他一拍即合。这块与世隔绝的弹丸之地虽不便进行严肃的政治活动，但它位于易北河和萨勒河之间，离哈尔茨山脉东山嘴不远。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场所，因而使巴枯宁回忆起自八年前从俄国离开以来就没有享受过的田园之乐。莱比锡的一位报纸撰稿人兼发行人凯尔前来克滕访问他.并给他画了一张像。画的是一个小姑娘坐在巴枯宁的膝上，听他讲他兄弟姐妹及他自己在俄国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个在十九世纪从事世界革命的革命者，其生活道路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在政治活动的中心大城市里过日子，唯一的娱乐就是与当局的走狗们捉迷藏。至于说巴枯宁还有别的什么消遣，在他的通信中以及他自已和朋友留存下来的关于他的生平记载中却很少见到。秋季在克滕时，有好儿个星期，他都和同伴们在乡下到处追猎“野兔和其它野生动物”，把这段经历记载下来倒是很有兴昧的，也许就是任这期间，他写了一篇他所留存的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品。六个月后他被捕时才搜查出来，这就是本书前面有一章提到的未完成的言情小说[24]。
但是，就是在这段被迫停止活动的日子里，巴枯宁奔放的思想也是不平静的。他仍然在反复考虑斯拉夫人、德国人、马扎尔人以及革命尚未解决的问题。12月，署名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俄国爱国者米哈伊尔·巴枯宁著的《告斯拉夫人书》出版。扉页上印着：“作者于1848年在克滕出版”。实际的印刷工作是凯尔在莱比锡完成的。《告斯拉夫人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考查巴枯宁生平重要转折时期的政治见解是再方便不过的了[25]。
[1]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24页；鲍勃：《往昔》（1907年7月），第7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1—122页；丘什科瓦·奥格辽娃：《回忆录》，第304页。
[2] 列姆克：《随笔》，第16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96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一卷188—189页。
[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5，296页，第4卷第122—123页。
[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4—125页。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9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页。
[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97—299页，第4卷第13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44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页。
[7]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30—131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65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0，82，151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58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2卷第77页。
[8]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7页；《卢格书信集》，第2卷第43—45页。
[9]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1—13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40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135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2卷第7，88页。
[10] 约西普·耶拉契奇（1801—1859），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威亚和斯拉沃尼亚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译注
[11] 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家；奉行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译注
[12] 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3—30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52页。
[13] 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8页。
[1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2—133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5—306页。
[1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8—141页。
[1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0—305页。
[17] 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8页。
[18]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7—138页，15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14，126，128页。
[19]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5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695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60页。
[20]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6—317，320—323页；万哈根：《日记》，第五册第174页。
[2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5—314页，第4卷第185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6，91页。
[2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9页（斯切克洛夫引用时写为“Carriere”这个名字在德累斯顿档案中的原件还能清楚地读为“马克思”）；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303页。
[2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8，323—325，53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1，83，94，101—104，160，68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2—55，78—79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1卷第366页，第2卷第138—140页。
[2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4—166页。尼古拉也夫斯基：《苦役与流放》（1930年），第8—9册112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63—78页。
[2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45—36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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