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第十五章 失败
阴谋与乐观主义。巴枯宁在德累斯顿。德累斯顿起义。 失败和被捕。
巴枯宁对克滕闭塞的乡间生活感到厌倦，觉得无聊，于1848年12月30日到了莱比锡。他秋天被逐出德累斯顿这件事曾在议院里引起过愤怒的质询，朋友们曾迫使萨克森政府作出某种保证：如果巴枯宁回到萨克森，不应受到刁难。但巴枯宁决不冒险。他不出头露面，并常常更换住址。据说他起先住在金鸡客店，以后和一个书商施莱克住在一起，后来又和神学院的两个捷克青年学生斯特拉卡兄弟住在一起。巴枯宁首先想到的是和出版商凯尔安排好出版波兰文本的《告斯拉夫人书》，这份译稿是由德累斯顿一个名叫安德拉泽伊库维茨的波兰人翻译的。后来，他又埋头写一本大部头的关于俄国政治形势的著作。其特点是，这部著作从未完成。但其片断曾作为一组《论俄国状况》的文章发表了，本书前一章曾引用过这些文章的内容。整个这段时期，巴枯宁仍一贫如洗，他两手空空来到莱比锡。赖歇尔从巴黎给他一点钱，另外他就得靠借债和当地同情者的捐助维持生活了。因为赖歇尔也差不多生活在饥饿线上，而他在《忏悔书》里提到他每月的平均收入竟达一百塔勒，这倒使人有些吃惊[1]。
依靠这些微薄的收入，巴枯宁第一次试图组织一个革命的国际团体。要德国人参加是容易办到的，他有两个德国青年密友，名叫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他们刚刚创建了一个新全德民主委员会，这两个人都曾和他一起在克滕避难，他在布鲁塞尔时就认识德斯特尔。法国更困难一些，巴枯宁寄去一份《告斯拉夫人书》，还写了一封信给弗洛孔，恳求他派一名法国民主主义者代表来莱比锡。波兰人和捷克人总是可以找到的。从卢萨西亚来了两个文德族人，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在历史上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巴枯宁想到向科苏特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泰列基伯爵提出要求，派一名匈牙利人。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流产了。波兰人没有反应，弗洛孔甚至信都没有回。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倒是很愿意也很积极，但他们在同胞中没有很多追随者[2]。
只有在捷克人当中，巴枯宁才获得几分成功。《告斯拉夫人书》在布拉格发生了很大影响。捷克爱国团体的同名报纸《斯拉夫菩提树》以社论的形式几乎全文转载了《告斯拉夫人书》。在巴枯宁的心目中，捷克人开始代替了波兰人。他把斯特拉卡兄弟从善良的捷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热情的革命者。他派古斯塔夫·斯特拉卡到布拉格去一趟，把他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认识的两个捷克民主主义者叫到莱比锡同他会晤。这两个捷克人一个叫萨宾纳，《斯拉夫菩提树》的编辑；一个叫阿尔诺德，另一家捷克报纸的编辑。可是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妒忌，两人之间剑拔弩张，势不两立。阿尔诺德单独来到莱比锡。巴枯宁近来对他的革命方案有点失望，一个真正的捷克人竟然远道从布拉格来和他谈革命问题，他高兴得和阿尔诺德紧紧拥抱起来[3]。
阿尔诺德在金鸡客店里呆了二十四小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同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的无益的讨论上面，这两个人要在莱比锡召开德国人-斯拉夫人联合代表大会。巴枯宁反对这一“愚蠢的计划”。他曾和一些当局让存在多久就存在多久的公众大会和公开组织打过交道，一年来的革命经验使他相信（以后从不动摇），只有进行暗中破坏、秘密策划才能有效地打击现存秩序。一般性的谈话结束以后，他又和阿尔诺德单独谈了四、五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头脑里编造出遍及波希米亚的秘密团体的网每个城镇和村庄都包括在这个革命的网里。阿尔诺德出发前往布拉格时，半信半疑，还抱怨没有钱，时常怀疑他在金鸡客店里听到的是梦幻还是现实[4]。
自从这次梦魇般的会见以后，阿尔诺德回到布拉格后干了些什么，并无记载。但不管怎样，他没有给巴枯宁写过信。此时，巴枯宁陷入想象而不能自拔。但他不能靠想象过日子，他一定要知道布拉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儿是他全部希望所在。金鸡客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年轻的奥籍波兰人叫海姆贝格（因为此人爱国，想把他的名字译成波兰文，叫拉苏格尔斯基）是莱比锡公立音乐学院的学生。就在巴枯宁急不可耐的时候，海姆贝格说他要去维也纳探望父母。良机不可失，巴枯宁和以往一样，毫无顾忌地把伟大的波希米亚事业的秘密全部告诉海姆贝格，并请求他从维也纳回来时在布拉格停一下，调查一下阿尔诺德在干些什么，回来向他报告。海姆贝格忠实地、迅速地办了这件事。他报告说阿尔诺德什么也没干。巴枯宁一如既往，决不气馁。他说服软心肠的海姆贝格再回布拉格一趟，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着手组织由另一个革命团体；一是对阿尔诺德进行监视[5]。
这是巴枯宁一系列奇异的实有与想象参半的秘密团体中的第一个。他后半生中，脑子里想的尽是秘密团体的事，这里不妨从《忏悔书》里引用一段他自己关于此事的起因的说明：
这个团体按计划要包括三个各自独立的团体，名称不同，互不了解。一个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是对学生的、一个是对农民的。每个团体内等级森严，无条件服从，但在细节上和形式上与其为之奋斗的阶级的特点和力量相一致。这些团体的成员要控制在少数人的范围之内，并尽可能包括有能力、有经验、积极肯干、有影响的人物，绝对服从中央控制，也要无形地做群众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来协调这些团体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成员应由三人、最多五人组成，有我和阿尔诺德以及应由我们选出的其他人。我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确立和加强我在波希米亚的影响。同时，我还背着阿尔诺德委托一个逃出奥地利、来自维也纳的德国青年学生，在波希米亚的德国人中按同样原则组织一个团体。虽然我本是这个团体秘密的指挥者，但我起初不应公开参加它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如果执行了我的计划，所有活动的主要线索就会集中在我的手中，我就能确保预期的波希米亚革命不至偏离我规定的路线。
这是他被捕前不久第一次暴露出来的狂妄、虚荣、幼稚和诡诈的特有的混合物。因为巴枯宁在理论上主张绝对自由，现在和以后都随时准备谴责共产主义的严格的纪律。所以，他在革命活动的组织里所采用的方法，不但和他自己的原则明显矛盾，而且比起武断专横的马克思的极端野心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自相矛盾似乎从未使巴枯宁伤过脑筋，他可以一方面宣扬无限的自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原则，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其门徒“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志[6]。
巴枯宁在《忏悔书》中所描写的专制主义的计划确实令人厌恶和震惊，派一名负责的心腹代理人到一个地方，随后又背着第一个人派另一个人去同一个地方，以使阴谋的线索全部地、更有把握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赤裸裸的诡计。但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其不真实性，纯属杜撰。这种巨大的革命事业一一其实际领导权由巴枯宁强加给糊里糊涂的阿尔诺德（而巴枯宁几乎不了解此人）——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那个由巴枯宁和阿尔诺德充当原成员的“三到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从未成立，也从未发挥作用。海姆贝格要在德国人中建立相应组织也同样失败了。波希米亚发生了一次革命运动，或者说发生了多次革命运动，阿尔诺德、甚至海姆贝格可能都参加了，但没有证据说明巴枯宁帮了什么忙，也没有证据说明他是领导人之一[7]。
海姆贝格见识虽不如阿尔诺德广，但热情似乎比阿尔诺德高。和阿尔诺德不同，海姆贝格不管怎么说是个满不错的勤于写信的人，他经常给巴枯宁写信，要巴枯宁相信人们处处对他表示同情和赞扬，并预示，如果巴枯宁能到波希米亚去，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巴枯宁经不住这种奉承，于1849年3月初到了德累斯顿，办了一张名为安德逊的英国人的护照，剃掉胡子，伪装前往布拉格。他的忠实的门徒斯特拉卡兄弟从莱比锡赶来，陪同或跟随他一起前往。
巴枯宁在布拉格的四、五天，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虽然发现了“加速革命的全部要素”，但是，他想象中的组织却连影子也没有。捷克的革命者首先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仇恨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比起热爱民主来，其动力要大得多。巴枯宁并不充分考虑人的秉性。阿尔诺德忌妒海姆贝格是很自然的，他在家生闷气，以致痛风病发作。在捷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中有一个真正的忠实的追随者萨宾纳并不信任海姆贝格和阿尔诺德。巴枯宁并未发现海姆贝格曾经保证过的那种对他的阴谋计划的同情，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布拉格民主主义者贫嘴薄舌，爱浮夸，不愿冒风险”。他们东传西聊，使得布拉格一半人，包括奥地利警察很快就知道巴枯宁来了。他四天就换了四次地方，后来赶紧退到德累斯顿。这一次他把斯特拉卡兄弟留在波希米亚的首都，要他们给他守摊子，并像往常一样乐观，答应给他们提供经费[8]。
出于对革命的热情，巴枯宁就像这样一个人：发现自己情人不忠，对她的感情非但不减退反而更加深。捷克民主主义者的缺点只能使他作出更为巨大的努力，在取道德累斯顿去布拉格的途中，他发现德累斯顿的政治生活比莱比锡更为活跃，也更为激烈。此处距波希米亚边境又近，于是就决定把他的总部设在那里。巴枯宁本能地认定此地将发生预期中最大的动乱，他在德累斯顿度过被捕前最后一个月的动荡生活。
※ ※ ※
另一位天才作家在高潮到来之前对巴枯宁作了一番描写。在取道德累斯顿前往布拉格途中，巴枯宁结识了激进派周刊《人民报》的编辑奥古斯特·勒克耳[9]。此人前不久是国立歌剧院的一名指挥，因为有民主思想而被解职。他毫无保留地同情斯拉夫人，博得了巴枯宁的信任。在勒克耳家里，巴枯宁遇到歌剧院的另一名指挥理查·瓦格纳[10]。除革命外，有两件事能够深深地打动巴枯宁：一是对普列姆希诺庄的回忆；一是音乐。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对瓦格纳讲了自己的生平。1849年4月1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他来到歌剧院，当时，瓦格纳指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晌乐。这场演出使巴枯宁在他的普遍毁灭的学说中作了一点保留。他走上台去，对瓦格纳表示祝贺，并宣称，“假如所有的乐谱都在一场世界性的大火中毁灭掉，他们必须保证抢救这部交响乐，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
他们之间的友谊加深了，巴枯宁成了瓦格纳家里的常客。他恭维这位作曲家，邀请他演奏他认为“妙不可言”的《飞行的荷兰人》序曲。这位客人狼吞虎咽地大块吃肉，大口吃香肠，不喝葡萄酒，说没有什么味道，用玻璃杯大口喝白兰地，这种用餐方式使敏娜·瓦格纳大为震惊，甚至连只知自我欣赏（轻易不为别人所动）的瓦格纳也被吓得目瞪口呆，觉得自己和这个超群绝伦的山野粗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大约在30岁到40岁之间，膀大腰圆，精力充沛，我知道他从不重视与我的相识。看来他的确对知识分子并不关心，他要求的是要有冲劲的……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一般是采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他躺在主人的硬沙发上，东拉西扯地和一群各种各样的人讨论革命问题，显得从容不迫。在这些场合，他的观点一定取胜。要击败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实地说，他发表观点时极为肯定，而且在各方面甚至都超过了激进主义的最极端的界限
[11]。
巴枯宁被捕前的动荡的几周里充满着许多这样的讨论。波兰人、捷克人、德国人你来我往，有时一起来，这些人都是他的听众。他时常换地方，起先与激进派报纸《德累斯顿报》的编辑魏蒂格住在一起，他们是1842年认识的；后来又和一位靠教小学生勉强为生的前波兰将军同住；后来又和勒克耳同住；最后又和《告斯拉夫人书》的波兰文译者安德拉泽伊库维茨住在一起。他徒劳地用各种化名来掩盖自己，有一次，他冒充成一个英国牧师。他不但常去民主主义者集合地点——偏僻的咖啡馆、肮脏的住所，而且也常出席一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一位瓦拉赫王子的沙龙。王子对革命的兴趣也许只是纯精神性的，但巴枯宁在社交上从不失礼；贵族们常常是借钱给人的，巴枯宁本人几乎生活在饥饿线上，只是由于勒克耳的忠贞不渝（他卖掉了一些家俱），才使得巴枯宁有钱寄给他在布拉格的心腹斯特拉卡兄弟。
巴枯宁又一次做起了建立一个国际革命委员会的美梦。他遇见了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相识的两个波兰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他们要去巴黎向波兰中央委员会作汇报，正在从故土加利西亚去巴黎的途中。巴枯宁责成他们向该委员会紧急呼吁，要求派波兰代表、波兰军官，首先是波兰的钱币，以支援即将来临的波希米亚革命。他还找到一个匈牙利将军拜尔，并通过他向泰列基伯爵发出类似的呼吁。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不但空着手从巴黎回来，而且随时准备取代巴枯宁，由他们自己来充当斯拉夫革命的赞助人和指挥者，这倒令人感到不安。因而，巴枯宁和这两个自命不凡的波兰人之间出现了暂时冷淡的局面[12]。
但是，巴枯宁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布拉格。1849年4月的整整一个月，密探在萨克森和波希米亚之间来来往往。热心的海姆贝格回到德累斯顿以后，巴枯宁就秘密安排他住在勒克耳家里，唯恐他向波兰同胞泄露布拉格的秘密。后来，古斯塔夫·斯特拉卡回来了，接着，巴枯宁前一年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遇到的学生约瑟夫·弗利契也来了。六月起义失败后，弗利契组织了一个很小的学生兄弟会，这个组织看来是布拉格最活跃、最极端的革命团体。因为巴枯宁完全有理由不信任阿尔诺德，不相信斯特拉卡的能力，所以他热情地接待弗利契。由精选的革命者组成的小团体的想法对巴枯宁具有特殊吸引力。捷克的民主主义者中他只对弗利契一个人保持持久的敬意，但是，即使弗利契也不能使波希米亚产生一场革命。捷克的资产阶级仍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主张上分成两派。弗利契、阿尔诺德和萨宾纳之间互相妒忌给巴枯宁的雄心以致命打击。布拉格仍处于不祥的平静之中。还是德累斯顿本身表明了濒于熄灭的德国革命还有一些最后骚动[13]。
※ ※ ※
巴枯宁埋头于他的波希米亚的斯拉夫革命的空中楼阁似的计划，全然忽视了在眼前发生的事。他在萨克森民主主义者中没有多少熟人。慷慨诚实的勒克耳很快就成了密友。是巴枯宁使勒克耳卷入了他的斯拉夫计划，而不是勒克耳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德国人。巴枯宁通过魏蒂格的关系，很快取得在《德累斯顿报》的专栏上发表文章的机会。四月份，他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论俄国状况》的论文，同时还发表了一份《告捷克人书》，告诫捷克人不要和在匈牙利的敌人俄国合作。这份《告捷克人书》后来被称为《再告斯拉夫人书》。但是这些文章或其他看来出于巴枯宁手笔和灵感的文章却对正在进入高潮的萨克森民主主义者和王权之间的斗争点也不感兴趣。1849年5月1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有魏蒂格、德斯特尔、法兰克福议会的一名代表以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两个波兰人，会议讨论了由全德波兰人支援的协同革命问题。巴枯宁的确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如果认为这次会议对两天以后德累斯顿爆发的起义有什么影响，那是没有道理的。5月3日，第一批街垒已经筑好，并且开了火，此时，巴枯宁却正计划和他的瓦拉赫朋友、吉卡王子离开德累斯顿去马耳它。但是和往常一样，他没有钱，而吉卡此时也只有几塔勒，只好独自走了[14]。
导致德累斯顿起义爆发的问题，不可能使巴枯宁感到兴趣。可恶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产生了一部德意志联邦宪法，萨克森议会投票赞成。萨克森国王和大多数德国较大的邦的国王一样，不愿意和法兰克福发生什么关系。他于1849年4月28日解散了议会。其后几天之内，公众哗然。由于派遣了一个大分遣队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萨克森的军队已经削弱。5月3日，德累斯顿大街上开始出现街垒。市卫队倒戈转向起义者一方。起义者试图袭击军械库，但那里有军队把守。军队向群众开枪，打死十五人，起义军士气很高。王室当晚就逃到离德累斯顿二十英里易北河上游的柯尼施泰因。翌日，有契尔奈尔、托特、霍伊布纳尔三名民主主义者参加的临时政府在市政厅阳台上宣告成立。
从临时政府的人员组成中，可以看出起义的幕后势力的性质。三名成员中，只有当过上议院副议长的契尔纳尔算是一个激进派，并有一些煽动的本领；霍伊布纳尔和托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泛德意志主义者和宪制改良派。他们虽然对滥用特权、蔑视和反对法兰克福宪法的行为表示不满，但他们不是革命派。他们没有社会纲领，也没有那种激起米哈伊尔·巴枯宁去毁灭一切的神秘冲动。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善良的德累斯顿资产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突然坐上了当权的宝座，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
巴枯宁对这些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是蔑视和冷淡，他根本不关心德国民族统一事业或法兰克福宪法。他在前几个星期的几次讨论会上都遇到过契尔纳尔，但瞧不起他，他和托特相识，但从无政治上的交往，他以前从未见过霍伊布纳尔。5月4日上午，他在大街上偶然碰到理查·瓦格纳，此时他还没有介入这次起义的意思。瓦格纳要到市政厅去看看那儿情况怎么样，巴枯宁就和他一起去了。临时政府刚刚宣告成立，契尔纳尔正向一群狂热的人发表长篇讲演。巴枯宁良好的意愿就被其本能所战胜了。空气中回荡着革命的气氛，他由于狂热而失去了自制，他的热情只是由于同情那些显然不知如何进行领导的领导者而镇定下来。于是他进入市政厅，就如何领导革命开始向临时政府提出建议[15]。
根据记载的材料来看，他的建议是正确的。萨克森当局由于手中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对付起义，就很明智地采取守势，一面向普鲁士请求增援。增援部队肯定会到来。巴枯宁向契尔纳尔等保证说，决定起义命运的是大炮和步枪，而不是讲演和谈判。他请求他们竭尽全力把军队组织起来，并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挥部队的是一位奇妙的冒险家海因茨，此人原为希腊部队的一名陆军上校。巴枯宁对此人不信任。他确信只有波兰革命者当中才有具备指挥军队资格的军官，于是他进城到俱乐部和咖啡馆里四处搜罗波兰军官。他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是在第二天即5月5日，他才把曾在普鲁士和波兰军队里服役的海尔特曼带到市政厅，同时也少不了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带来。此人指挥军队的资格就更为可疑了。这三个人在市政厅会议室的一张桌子边坐定，面前放一张德累斯顿地图，成了临时政府的顾问。这两个波兰人小心谨慎，提出应为他们准备好金钱和护照，“以防不测”[16]。
这种谨慎并非为时过早。当晚，第一批普鲁士军队开到德累斯顿市郊。由于铁路线被破坏，他们还耽搁了几个小时。军事顾问小心翼翼地在地图上标出起义军几门大炮的位置，看来防卫计划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个传闻说，巴枯宁以普鲁士人“很有教养，不会对拉斐尔的作品开炮”为理由，建议把《西斯廷圣母》像挂在街垒上。这不过是个有趣的传说。军事顾问和总司令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忌妒。总司令不让部下执行军事顾问提出的作战方案。巴枯宁在《忏悔书》里断然认为海因茨是个叛徒，并对此人以后受到萨克森政府的谴责和监禁感到吃惊。在这种情况下，险恶的形势变得更为险恶了[17]。
5月6日是星期日，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家都会清楚地看出，起义已成败局，那两个波兰人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于是就带着钱和护照离开了。大约在同时，契尔纳尔和托特也从市政厅消失了。他们后来虽又重新出现，但临时政府的士气已受到沉重打击。到处充满了失败的气氛。只有霍伊布纳尔还顶得住，他大胆地巡视街垒，对守卫者进行宣传鼓动。巴枯宁陪同霍伊布纳尔，但他不得不停止发表演说，因为他嗓子已喊哑了[18]。
巴枯宁在5月6日和其后的两天里，无疑是有脱险机会的。他偶然地而且几乎是不自愿地卷入了起义，对于这次起义，他并没有参与谋划、也不同意，对其要达到的目标也不感兴趣，并且也不相信能够获得成功。他在起义中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也不对任何与起义有关的人负责。那么，他为什么去冒几乎肯定要被逮捕的危险呢？他在《忏悔书》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诚实的。他留下来不走是因为他不忍把霍伊布纳尔丢在危险的地方不管。托特和契尔纳尔实际上把霍伊布纳尔扔下不管了。霍伊布纳尔就像“一只被赶往屠宰场的羊”。德累斯顿起义并非他和巴枯宁所为，这次武装冲突对生来就是多愁善感的自由派霍伊布纳尔来说实在是太严重了；而对主张全面毁灭的巴枯宁来说却是小事一端。但是，既然投身于起义之中，置身于守卫街垒战士们之中，霍伊布纳尔就不愿擅离职守，巴枯宁也不愿意离开他。巴枯宁有时纯粹是为了打抱不平。他冒着生命危险一牺牲了十多年的时间——不是为了斯拉夫革命，甚至不是为了德累斯顿的资产阶级起义，而是为了他认识还不到一个星期的人。而且，他并不了解这个人的秉性和信念，但他钦佩其英勇的行为，深为他的无依无靠的处境所打动[19]。
※ ※ ※
起义最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使起义一步步走向预想的结果。巴枯宁成了敢死队的队长。他这段时间“废寝忘食、烟酒全废”5月6日，起义者放火烧了歌剧院，几个星期之前，巴枯宁还在那儿听过瓦格纳指挥的第九交响乐。大火蔓延到邻近的建筑物兹维因格，焚毁了保存在那儿的文物珍藏。要说巴枯宁对此举有何个人责任，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以后由于官方急于挑起对一个外国煽动者的偏见，就说巴枯宁曾谋划把这座城市付之一炬。萨克森和普鲁士的军队缓慢地、但确实无疑地开进市区。5月8日，海因茨被捕入狱，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短兵相接、鏖战格斗，被俘者无一被宽恕，不是被就地枪决，就是被扔进易北河。有组织的抵抗很快就结束了。于是，巴枯宁建议幸存者用所存炸药把市政厅连同他们自己一起炸毁。当晚，总退却的命令下达了，宣布临时政府要迁往弗赖贝格，这里是霍伊布纳尔的家乡离德累斯顿25英里。起义的领导人于5月9日清晨悄悄撤离了德累斯顿[20]。
瓦格纳在起义正值高潮时离开了德累斯顿，当天下午他遇见了巴枯宁、霍伊布纳尔和一个邮差马丁，他们乘坐一辆出租马车，正风尘仆仆地前往弗赖贝格。瓦格纳向他们保证说，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克姆尼茨有大量工业人口，可以在那儿继续举行起义。这看来好象不能令人相信，但他们都想捞救命稻草。于是他们在弗赖贝格作短暂休息，巴枯宁此时还控制不住自己，向霍伊布纳尔和瓦格纳东拉西扯地谈到各种政府的形式都是无用的。他们决定出发前往克姆尼茨、瓦格纳夫妇匆匆取道魏玛，前往瑞士去了[21]。
巴枯宁目前所有的财产就是临时政府的几个大印、约十三塔勒现款和一大堆有关信件。他的同伴也和他一样，一无所有。他们心中并无成熟的计划，只是垂头丧气地来到了克姆尼茨。他们最后的希望工业无产阶级——也成了泡影，镇上连一点革命声息都没有。镇长不承担任何风险。于是，1849年5月9日晚上，巴枯宁、霍伊布纳尔和其他几个可能扰乱安宁分子都在睡梦中被捕，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预防措施，也没有动一刀一枪。巴枯宁后来回忆说，他要从逮捕他的人手中逃脱是十分容易的事，但他最近一个星期疲于奔命，身体和精神上都疲备不堪，他一心只想睡觉，对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似乎顾不得了，只好束手就擒[22]。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525页，第4卷第166—16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3，47，171，190页；萨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2页。
[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73—175页。
[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7一16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25，477页。
[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77—178，180，19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0页。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0—18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0、197、421、430页。
[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78页。
[7]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0—181页。
[8]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3—18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33—442页。
[9] 奥古斯特·勒克耳（死于1876年），德国政论家，音乐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德累斯顿起义的参加者。——译注
[10]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大作曲家。——译注
[11] 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67—470页。
[1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7—19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5，197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46页。
[13]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50—454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43—144，179页。
[1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96—19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0—53，74—80，417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13—120，148—149页；尼古拉也夫斯基：《社会史国际评论》（1936年），第1期第121—216页。
[1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99—20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9，53页。
[16]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4一56页。
[17]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6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25页。
[18]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7—59页。
[19]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传记集》，第4卷第202—203页。
[20]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3—205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8—63页。
[21] 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93—49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9页。
[2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5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683页，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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