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告别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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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告别哲学

黑格尔与革命。破釜沉舟。海尔维格与逃跑。

　　现在，巴枯宁二十九岁。普列姆希诺庄的家庭纠纷没有削弱他的正统的政治信仰；他仍没有从黑格尔关于现实的哲学辩论中探寻任何政治含义。从俄国移居到德国时，也许可以公正地把他描写成这样一个人：按其气质来说是个叛逆者；按其家庭传统和理性主义的信念来说是个保守派。一般来说，像巴枯宁这种刚愎自用的人，气质终究比传统和理性更重要，因此有理由认为他最终转向革命事业是预料中的结局。但是他转变得如此迅速和彻底，既表现了俄国贵族的一般特点，也显示出巴枯宁特有的个性。
　　巴枯宁对普列姆希诺庄的强烈感情本质上还是狭隘的，并带有个人的色彩，而不是为整个国家或民族献身的传统。他热爱俄国的农村，但肯定不爱俄国这个国家。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甚至（或者，也许首先）在俄国的贵族中间，俄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刚刚产生，而且先天不足。浸透了新斯拉夫主义的下一代俄国人以一种愤怒、怜悯和轻蔑交织在一起的情绪看待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这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但是对于赫尔岑、屠格涅夫和巴枯宁这一代来说，欧洲似乎是第二祖国，就多数方面来说似乎是更美好的祖国。这三个人用法语会话和写作，就象使用他们本国语那样方便，使用德语时几乎象使用本国语一样方便。他们三十多岁时，尽管在其它方面大不相同，但都首先不是把自己看作俄国人，而是看作欧洲和世界的公民。当民族主义正在席卷欧洲其它地方时，俄国的地主阶级仍然维护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和观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俄国仍然是培植世界主义人上的过时的、但却是肥沃的土地。
　　在这种条件下出生和成长的巴枯宁对于强大得足以阻碍他自由地发挥叛逆气质的民族传统一无所知。理智也同样无济于事，因为巴枯宁虽然才思敏捷、智力过人，但在极大程度上他的头脑却受感情冲动的支配。不加区别地反抗权威在每个正常人的成长过程中是必经的阶段。巴枯宁一生生活在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在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就超越的生活阶段。在这方面与其说他掌握了永葆青春的秘诀，还不如说他享有永远是一个孩童的秘诀。确定他的反抗目标有时似乎是次要的，它往往是根据一时的形势或动机来决定的；他的理智所提供的为他这种反抗辩护的论据则更是站不住脚的。在巴枯宁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不管反抗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纯粹是出自本能的反抗。
　　1842年，巴枯宁在德国经历的从家庭里的反抗到政治上的反抗的转变过程，可以简单地用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的观点来加以叙述，同大多数同时代的俄国人一样，巴枯宁在去德国之前就受到德国两种重要思潮——德国的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1840年，他到达柏林时，这些思潮在德国本土仍占主要地位在那里，他发现知识界的气氛在本质上同他在俄国所遇到的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也许在程度上更强烈一些）。巴枯宁在柏林的第一年与其说是他欧洲时期的开始，还不如说是他俄国时期的结束。
　　然而，1841年是德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前一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当了普鲁七国王。他是一个顾固的、狂妄的反动分子，专门惹是生非。由于他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挑衅性的攻击，激进派给了他一个讽刺性的称呼：“德国头号革命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曾经是一本遭到冷遇和诽谤的书。“黑格尔左派”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引人注意的小集团。但是官方的迫害强有力地推动了运动。巴枯宁在莫斯科隐约地听说过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1841年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这部著作是新兴一代思想的结晶，标志着一个哲学时代的开始。
　　费尔巴哈的这本书想为宗教寻找物质基础，为黑格尔左派、或者此时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派提供一个集合之点。在宗教战线上首先对黑格尔正统派发动攻击，这对充满宗教特色的时代是有深远意义的；造反者仍然躲在黑格尔的名下，并且声称不是否定他的学说而是解释他的学说，这说明他在死后十年继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们论证说，如果剥去那些国家崇拜的赘疣（这是这位老人晚年的成果），黑格尔体系不是反动的信条，而是革命的信条。因为，如果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那么辩证法不过证明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在变化的。因此静止的事物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合理的。理性与革命成功地一致起来了。这种新的学说象野火般地传遍了年轻的一代。曾经把黑格尔主义解释为政治寂静主义的热忱的黑格尔主义者现在一头扎进了政治，确切地说，是拿黑格尔为他们作辩护。在三十年代，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意味着接受现存的政治局面；在四十年代，除了一些职业的哲学家外，则意味着做一个政治革命家^[1]。
　　巴枯宁在阿尔诺德·卢格的影响下，第一次接触新黑格尔主义卢格是个颇有才华的凡人，人们现在记得他，主要因为他对巴枯宁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发生过短暂影响。1838年，卢格在大学城哈雷创办了哲学和政治刊物《哈雷年鉴》，该刊成为黑格尔左派的喉舌。在莫斯科，波特金就借给米哈伊尔看过一本。刊物开始在激进派人士中引起注意，很有影响。1840年底，暴虐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插手查封该刊。卢格没有被吓倒，他转移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萨克森活动。1841年，该刊以一个更加普通的名称《德国年鉴》在德累斯顿重新出版，威望更高，激进派的倾向也更加鲜明。1841年秋，巴枯宁陪瓦瓦娜和保罗游览德累斯顿时，第一次与卢格见面。他发现卢格是个“有趣的、值得注意的人物”，然而他拒绝“任何哪怕带有最轻微的神秘主义痕迹的事物”，对“同宗教、艺术和哲学有关的所有事物表现了极大的片面性”。巴枯宁仍是个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卢格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他触动不大。但是，他认为卢格可以帮助德国人摆脱他们对“腐朽的、一成不变的中庸之道”的沾沾自喜的满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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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枯宁独自一人在柏林度过的1841一1842年的冬天似乎是他转变的决定性时期。他贪婪地阅读大量青年黑格尔派的小册子和论文，他们当着检查官的面公开在德国大量发行这些书刊。据他自己说，他甚至写了（或者他告诉卢格曾经写过）一本匿名小册子，但迄今无法考证^[3]。到1842年夏，巴枯宁再次在德累斯顿落脚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黑格尔派了。卢格发现他“胜过柏林所有的老顽固派”。他低声哼着迈耶比尔的新歌剧《胡格诺》中的流行曲调^[4]，仿照一个起义领导人的名字给卢格起了一个绰号“高利尼爸爸”。他要向世界宣布他转向革命事业。卢格的刊物由他掌握。10月，《德国年鉴》发表了《德国的反动：一个法国人的笔记》一文，署名：“茹尔·艾利萨”。
　　巴枯宁在这篇文章中宣称，实现自由是时代的紧迫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反动与民主的根本对立。当代历史是受黑格尔的肯定（现存秩序）与否定（革命）的对立学说支配的。民主作为一种理想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步。“民主本身并不在大量的肯定中表明自己的主张，而仅仅表现为对肯定的否定。”当民主战胜了反动的时候，那时，并且只有在那时，它才不仅仅是否定，“将出现一个质的转变，一个新的、活生生的、鼓舞人的启示，一个新的天地，一个年轻的、强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所有的不协调将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在这一点达到以前，反动与民主处在势不两立的斗争中。对于相信肯定和否定之间有可能妥协的人，巴枯宁轻蔑地叫他去看看黑格尔的著作，以驳斥他的谬论。妥协与巴枯宁的性格毫不相干；妥协派（或“稳健派”）受到比反动派（或“实证派”）远为尖刻的攻击。“左派说，‘2+2=4’；右派说‘2+2=6'；公正的中间派说‘2+2=5’”。反动派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时代的人。妥协派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这个时代已经感到现存秩序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这篇著名文章的结尾写道〕所有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有种种不祥的预感。每一个器官尚未麻痹的人惶恐不安地期待决定命运的未来的到来。甚至在俄国，在我们的很少被了解的、无边无际的、白雪茫茫的帝国里，也许前面有着伟大的未来，风暴的乌云正在聚集！空气闷热，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
　　因此我号召我们受蒙蔽的兄弟们，忏悔吧，忏悔吧！上帝的王国将要降临了。
　　让我们相信永恒精神吧，这种精神之所以在进行破坏和消灭，仅仅因为它是一切生活的无穷无尽的和永远创造的源泉。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5]！

　　《德国的反动》堪称杰作，它用通俗的语言把尊敬的黑格尔变成革命的哲学家。这是一篇出自巴枯宁手笔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严密的作品。它使巴枯宁在进步人士中赢得了全欧的声望。没有人相信文章的作者是法国人茹尔·艾利萨；文章的真正作者很快就传开了。消息传到莫斯科，赫尔岑在日记中写道“他洗掉了过去的罪过，——我完全同他和好了。”消息传给别林斯基，他总是很宽容，指出“米哈伊尔与他寻找上帝的道路不同，但最后相会在同一个天堂里。”他给巴枯宁写了一封热情的信，把他们以前的争吵一笔勾销。波特金也是如此。事实上，文章可以说是以丑恶而可耻的内容赢得了名声。巴枯宁不能设想他写的东西能对俄国当局长期保密；卢格也不能设想，这样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会不引起萨克森检查机关的注意。他两人有理由认为他们在德累斯顿的处境是不安全的、靠不住的^[6]。
　　这对巴枯宁的关系不大，对卢格却很要紧。巴枯宁对他的行动总是不计后果，他对德累斯顿和德国已经有点厌烦了，《德国的反动》一文不仅是他的黑格尔信仰时期的顶峰，也是他向黑格尔的诀别。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德国哲学七年来支配了他的思想。寻找新的牧场的时刻已经到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为宣布自己纲领的文章选择了一个法国笔名，而不是德国笔名。一年前，他偶然看到了拉梅耐^[7]的《人民政治》，在书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令人振奋的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它把整个德国的思辨哲学体系当作似乎从来就存在的东西。大约在《德国的反动》一文发表时，一位名叫施泰因^[8]的德国教授写了一本题为《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它第一次向德国人介绍了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和比埃尔·勒鲁的理论。在巴枯宁看来，这些法国著作家们的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方案同德国思辨哲学体系的抽象性相比，似乎很实际、很具体。甚至费尔巴哈本人也是“不现实的”、“纯理性的”；那些其他的德国哲学家连同他们“理论上的救世处方”，也不过是“滑稽剧”而已。新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是理论，法国的社会主义是实际。哲学只能否定过去，未来属于实干家。巴枯宁一旦这样把这个选择公式化，那对他的这个选择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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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累斯顿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人物决定了巴枯宁的选择。1841年在瑞士出版了一本诗集，书名叫《一个活着的人的诗篇》。这本诗集在说德语的国家非常流行，不到两年，发行了六版。这些热情地呼吁政治白由的诗篇是一个名叫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0]的青年人的作品，它是十年来缓慢地赢得阵地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集中表现。“青年德意志运动”提出把法兰西的进步思想（在那里革命的传统还存在着）当作迟钝的、死气沉沉的、充满市侩气的日耳曼人的模范。白尔尼和海涅^[11]是这个运动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他们都是犹太人，流亡在巴黎。“青年德意志”运动既攻击浪漫主义的伤感空谈（虽然有时它也模仿他们），也攻击学术界的形而上学的诡秘。“青年德意志”运动的作家和诗人本身不是活动家，但在理论上他们宣扬行动高于感情和思想。在这两方面，海尔维格是运动的典型代表。
　　在发表《德国的反动》到保罗和屠格涅夫去俄国之间的短时期中，正值1842年10月海尔维格在德累斯顿的访问。海尔维格在德意志各邦的旅行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受到了所有善良的民主主义者的尊敬。他在德累斯顿同民主主义者相聚了一周，同巴枯宁和居格涅夫住在一起。这是一次幸福的会见。海尔维格似乎很适合填补由于屠格涅夫的离去随即在巴枯宁心中留下的空虚。屠格涅夫是贵族，海尔维格是旅店老板的儿子，但在外表上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两个人都是美男子（当时有人说，海尔维格有“一双在他所见到过的人中最好看的眼睛”），并且才华出众。在性格上，他们两人都十分自负和放纵，厌恶职业、不负责任。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的朋友是这样一种人：即钦慕他们，为他们领路，并把他们的命运安置在舒适的轨道上。同海尔维格相比，米哈伊尔·巴枯宁感到象一个“俄国的乡巴佬”，他再次被保护弱者的诱惑力所驱使。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象海尔维格这样“体质柔弱”的人。这种诱惑力正是严肃的、乏味的、爱讲理论的卢格所缺乏的^[12]。
　　由于巴枯宁发现海尔维格的观点同他自己的观点十分合拍，因此对他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海尔维格讥笑理论家和感伤主义者，自称是实干家。巴枯宁以新信仰的皈依者的全部热情也称自己是实干家。两三年来，海尔维格一直指责德国政治上落后，并从法国寻找出路。两三个月来，巴枯宁的思想也转到了这条相同的道路上。海尔维格再次把他介绍给乔治·桑^[13]，后者的为人使巴枯宁懂得了新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他们长时间地讨论她的最后一本名作《康素爱萝》。海尔维格在德累斯顿逗留一周期间，他们发誓要建立友谊并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既有其事业的一面，也有其浪漫的一面。海尔维格新近担任在瑞士出版的一家德文激进刊物《德国信使》的编辑，“茹尔·艾利萨”自然成了受欢迎的撰稿人^[14]。
　　海尔维格于1842年11月2日离开德累斯顿，在普鲁士境内度过了活动频繁的八周，用十天时间同一个富有的犹太丝绸商的女儿订了婚。一周以后，即11月9日，他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召见。威廉四世以一种执拗的激动的口气向这位民主派诗人保证，他喜欢“正直的反对派”。这个奇特的姿态的主要动机也许是出于好奇心，但这并不妨碍数天后颁布禁止《德国信使》在普鲁士发行的命令。海尔维格以为自己如同迅速地征服了他的新娘一样征服了国王，向弗里德里希-威廉递交了一封抗议信。或者是出于偶然的机会，或者是故意这样做，他听任这封信刊登在报刊上。由于这种轻率行事的结果，他接到了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的通知。12月29日，海尔维格离开柏林。萨克森当局不允许他在莱比锡逗留，他径直去瑞士^[15]。
　　巴枯宁突然地、意外地决定在海尔维格的隐居地同他合作。恶名远扬的《德国的反动》已使他忧虑重重，现在他同海尔维格的合作进一步连累了自己。他开始担心萨克森当局会逮捕他，并把他引渡给俄国。正如他后来承认的，这是过早的担心。对于他来说，不需要象“小鸡见到老鹰”一样地逃走。如果说惊慌不安是他逃走的唯一动机，巴枯宁这次过分谨慎的行动在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是还有一些其它原因。巴枯宁完全被他的新朋友迷住了。鉴于海尔维格最近的一些冒险活动，他的光辉形象更加闪闪发光。同海尔维格的分离使他难以忍受。巴枯宁后来在《忏悔书》中写道如果海尔维格去美国，他将会跟他一起去。还有一个更为卑劣的考虑也是不能忘记的。当巴枯宁迁往德累斯顿时，他在柏林欠了一笔债务。现在他在德累斯顿的债款，包括从卢格那里借的，实际总共超过二千塔勒。迄今为止，他一直用可望从他的双亲或者从屠格涅夫那里得到接济来搪塞他的债主。但是情况变得更加难堪了，他又向卢格借了二百五十塔勒。1843年1月初，他赶紧去找海尔维格^[16]。
　　在德累斯顿，也许只有两个人对巴枯宁的离去真诚地感到伤心。早在几个月前，在保罗和屠格涅夫离开前，他就认识了国立艺术学院一位年轻的音乐教师阿道夫·赖歇尔，他有一个妹妹叫玛蒂尔达。巴枯宁的为人给兄妹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去他们家听赖歇尔演奏他最喜爱的贝多芬乐曲；赖歇尔不在，就同玛蒂尔达聊天。对于玛蒂尔达来说，这些随便的聊天是“灵魂的第二次洗礼”。然而，尽管这些交谈在她看来并不太长，她仍注意到巴枯宁总是匆匆离去。不久就清楚了，命中再一次注定他激起的是一种他不能回报的热恋。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信告诉他的弟弟阿列克斯，他“试图陷入爱情之中，但没有成功。”他写信给保罗说，他“至今没有见到过她，并且也许永远不会见到她。”可怜的玛蒂尔达没有什么指望了。但是，后来她虽然结婚了，但还忠实地惦记着巴枯宁，给他写了些带有虔敬情调的信，七年后还试图到狱中去探望他。毫不关心政治的文质彬彬的音乐家阿道夫·赖歇尔三十多年中一直是巴枯宁最忠实、最坚定的朋友^[17]。
　　巴枯宁同海尔维格在卡尔斯鲁厄会合。1843年1月6日，他们到达斯特拉斯堡一一巴枯宁在法国境内的第一站。几天后，他们抵达苏黎世^[18]。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03页。

^[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5—66页。

^[3] 这个时期有一本题为《谢林与启示》的抨击谢林的匿名小册子，以前被认为是巴枯宁所作，但现在已断定是恩格斯的作品。

^[4] 贾科莫·迈耶比尔（1791—1864），音乐家，欧洲歌剧音乐的著名代表。——译注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26—148，183页；第4卷第103页；《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273页。

^[6]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3卷第96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31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48页。

^[7] 费里西德·拉姆耐（1782—1854），法国神父、政治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译注

^[8] 罗仑兹·施泰因（1815—1890），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译注

^[9]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2—64，154，175—176页，第4卷第103页。

^[10]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注

^[11] 卡尔·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德国政治家和文学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译注

^[12] 《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4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83—184页。

^[13] 乔治·桑（1804—1876），著名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的民主派。——译注

^[14] 《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284页；《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72页。

^[15] 《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5—37页。

^[1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2—173，209页，第4卷第104—105页；《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07—308页。

^[17]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88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07，164页。

^[18] 《海尔维格通信集》，第104，113页；《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2—173页（该书第461页注错了一个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