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第十章 逗留瑞士
瑞士天堂。 负债与名誉。魏特林与共产主义。
当巴枯宁估量形势、到处寻找他要征服的新世界时，曾踌躇了一阵。两年半以前，他第一次到达柏林时感到过的胆怯心情在苏黎世再次出现了。柏林和德累斯顿以西的一切他都感到陌生，除了海尔维格谁也不认识。海尔维格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组织家，当时他正在为张罗他豪华的婚礼而操心。巴枯宁单独住在苏黎世城外的一间面朝雪山、隔湖相对的房子里。他陶醉在迄今为止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瑞士的美丽风光中，他同海尔维格在湖里划船，他们“想象着，谈笑着，有时一起伤心”；他带有某种对弱者的保护性的恩赐的姿态爱他的这位同伙，“就象哥哥爱妹妹”一样。2月初，他爬上韦特利贝尔格山，发现雪莲盛开，“紫色的小花闻起来象风信子”。他把三朵花压平，装入信中寄回普列姆希诺庄。哲学被抛在了脑后，政治也暂且放下了。
〔他写信给保罗说〕我时常几个小时躺在长沙发上凝视湖面和山峰（它们在落日的余辉中显得尤其美丽）；观看这美丽景色中的最微小的一个接一个不停的变化。我觉得，想起这一切，我感到时而悲哀，时而兴奋，时而欢乐；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掩藏在薄雾中。
在这种田园诗般的环境中，他一连几小时贪婪地阅读乔治·桑的小说。乔治·桑使他坚定了他的新的信念：法国思想较之德国思想无比先进。同“伟大的、使徒般的人物"迪德娃恩特夫人[1]相比，他曾经钦佩过的蓓蒂娜的夸夸其谈是何等的渺小和做作！蓓蒂娜属于德国抽象的理论界的人物。乔治，桑具有法国的“实际的、生动的、真正的、朴实的”天才。她是人类的预言家巴枯宁每次读她的作品，就感到自己变得更高尚了，他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明确。”[2]
自1839年那次民主派起义失败以来，苏黎世州一直在稳固的、保守的政府的统治下，不愿庇护从普鲁士和萨克森驱逐来的革命诗人。大约在2月中旬，海尔维格收到了离开苏黎世的通知，他到巴塞尔州避难，该州授予他公民权。1843年3月8日，他与恩玛·齐格蒙德在时髦的巴登小温泉举行了婚礼。巴枯宁兴致勃勃地充当婚礼的男傧相和司仪，扶着新娘从马车里走出来，进入教堂时喊道：“别了，小姐！”领着新娘出来时，又喊道：“您好，夫人！”整个说来，巴枯宁似乎从海尔维格的婚姻中得到了意外的感情上的满足。他的信中充满着对新娘的有点过分的夸奖。但是随着这对新婚夫妇去意大利而发生的一些事情，结束了创办《德国信使》的梦想。已经收集好的海尔维格及其朋友的诗文发表在一本篇幅不大的集子中，其中没有收入心灰意懒的巴枯宁的稿子[3]。
也是在这个春天，巴枯宁自己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希奇古怪的感情上的波折。在德累斯顿，他遇到了一个名叫佩斯卡迪尼的意大利歌唱家和他的妻子约翰娜，后者是个波罗的海地区的俄国人。巴枯宁向佩斯卡迪尼借钱，甚至“恳求他照应他的财务”。佩斯卡迪尼夫如家境富裕，他们在尼翁附近的日内瓦湖畔买了一份房产，夏季期间巴枯宁打算在那里和他们一起住。他们第一次会见是在比尔湖的圣彼得岛上，那儿是用来纪念卢梭的，因为卢梭于1765年曾在那里住过两个月。1843年4月底，巴枯宁同佩斯卡迪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起过了十天。在他的寂寞的生活中，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插曲。
〔他写信给保罗说〕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地方，多么可爱的人。暂时把一切忧虑抛开，我象孩子一样快乐，散步、唱歌、爬山，欣赏大自然，翻译谢林的著作，阅读意大利文，尽情地想象，做着白日梦。
他在做约翰娜的白日梦。在德累斯顿，他认为佩斯卡迪尼具有“善良的、慷慨的意大利人的性格，十分热情、聪明，富有艺术性。”但是与情操高尚的约翰娜的交往使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觉得佩斯卡迪尼的“意大利人性格”似乎不配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妻子。巴枯宁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命中注定把约翰娜从“可怕的卑鄙的婚姻奴役”中解救出来的游侠骑士。他对这个角色十分熟悉充当这个角色也很适宜。巴枯宁再次成为妇女的良知的指导者，再次成为妇女解放和家庭叛变的倡导者。这是“瓦瓦娜的解放”在更加浪漫的背景下的翻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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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骑士的传奇并不能使巴枯宁逃避现实。从圣彼得岛回到苏黎世就好象是从崇高的境地跌入污秽的泥塘。金钱驱逐了感情。读者务必事先作这样的假设：巴枯宁总是负债累累，他的财务是笔糊涂帐。本传记的作者与巴枯宁本人一样，解不开他的一团乱麻般的债务之迷。就一方面来说，他的资产债务表的本身的确是十分简单的，贷方总是一个空白。他把自己的债务分成两类：一类使他有吃官司的危险，一类会使他丧失信誉。其它的债务他就不管了，干脆把它们忘掉。实际上，只有在异乎寻常的紧急关头，他才考虑一下债主。1843年5月初，在他回到苏黎世时就遇到过一次。
自从他逃出德累斯顿以来，他的经济情况变得更加恶化了。他在苏黎世安身时总共才有两法郎。正如他对海尔维格所解释的，为了能完全摆脱世俗的牵挂，他把这两法郎给了一个乞丐。还在去圣彼得岛以前，卢格从德累斯顿写给他的信的口气就变得不耐烦和不自在了。作为一个债权人，卢格远不能与屠格涅夫相比。卢格不是一个富人（在巴枯宁离开的几天内，《德国年鉴》被查封，使他失去了一笔即便不多，但却是定期的收入），他期望把他自己的借款收回。卢格不是俄国人，他对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的商业借款有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看法，因为债务人已经轻松地要他清理这笔债款。总计应付二千塔勒以上。3月，巴枯宁冒险向彼得堡的屠格涅夫的银行经营者开了一张二千五百塔勒的支票，并把支票寄给卢格，向卢格说明所余款子从他目前的需要来说，迟早有用。他声称，俄国书信检查制度的干涉是他的家庭不顾他多次请求一直不予理会的原因。毫无疑问，屠格涅夫将支付这笔钱，而且由他的父亲来付。如果一切办法都失败了，他“有健壮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不至沦为乞丐。
〔最后，他坦率地写道〕我真心诚意地承认，我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但是我认为现在我已经克服了，现在我才意识到经济是我个人尊严的根本条件
[5]。
这些话在圣彼得岛的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很快被忘记了。可是在5月初、卢格仍然吵着要他还帐；在巴枯宁返回苏黎世的途中另—封不愉快的信正等着他，这封信通知他，向屠格涅夫支取的汇票没有兑现，巴枯宁找不到别的经济来源，只得给普列姆希诺庄写一封打动人的长信。为了表明此信十分紧急、信封上写着“保罗或尼古拉收，如果他们不在，就转给我的妹妹收”，信中夹有一张他的欠帐单，总计约一万卢布。其中三分之二要求立即偿还，大概属于“吃官司”和“丧失信誉”两类中的一种。米哈伊尔恳求父亲变卖属于他的一份家产和他的姑母抵押掉她的土地、从居格涅夫或耶泽科夫夫人那里借些钱。要把他从破产中解救出来，就得采用某种孤注一掷的措施。如果付清了他的债务，使他能维持“一、两年”的生活的话，他将永远不会再向他们要一文钱，他将把三个月期限的票据给他的债权人，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能拿到钱，他将高兴地进监狱，他深信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努力[6]。
普列姆希诺庄收到这些告急信时惊恐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此事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然而，米哈伊尔“揭不开锅”的想法打动了软心肠的娜塔丽·贝叶尔，连忙写信告诫她的朋友：
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你的父母，告诉他们，终有一天他们也许会花掉全部财产来挽救他们的儿子，当得知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而失去了儿子，也许会导致他死去，那就太晚了，到那时，他们还能保持沉默吗？还能用他的金钱来安慰自己的懊恼和可怕的消息吗？
这是一个特别倒霉的时刻。巴枯宁家里也正缺钱用，屠格涅夫和掌管经济的母亲关系不好。塔蒂安娜出于自尊心不敢想象米哈伊尔的生活是靠屠格涅夫的开支来维持的。她不顾这种自尊心，亲自写信给屠格涅夫恳求他偿付欠卢格的二千塔勒。屠格涅夫已经直接收到卢格的相同的要求，但是颇有难色。对他来说，为他所爱的人花钱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但他讨厌一个负情的女子向他要钱。他自己寄给米哈伊尔一千卢布；过了段时间，又寄去一千二百卢布。但他给不幸的塔蒂安娜写了一封十分尖刻的信，以致刺伤了她的心；这件令人不快的金钱上的纠葛最终地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开始十分纯洁，而且带有传奇的色彩。亚历山大·巴枯宁拿出一万八千卢布把他的长子从耻辱的境地救了出来。后来巴枯宁是否又收到钱，如果收到的话，是谁给的，这些都没有记载。然而，危机暂时过去了。卢格不再闹了，欠债人没有进监狱，并再次自由地献身于更加重要的事业[7]。
※ ※ ※
无论是感情还是财务问题都不能长期地成为巴枯宁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他的思想已转到政治活动上。他主要是通过海尔维格结识了许多瑞士重要的激进派人士，其中有二十年前从普鲁士驱逐出境的奥古斯都·福伦[8]，他现在是苏黎世激进派的领导人；还有一个最近到此地的流亡者尤利乌斯·弗吕贝尔[9]，他出版瑞士最重要的民主主义报纸《瑞士共和主义者》。福伦同情巴枯宁在经济上的困境，建议他写一本关于俄国的书。但是巴枯宁终身对靠写作谋生这种不体面的行为怀有一种贵族式的厌恶。这时他还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他将很快抛弃），即反对在出版物上攻击俄国的制度。除了《瑞士共和主义者》上—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估计是他写的外，他在瑞士期间没有发表过什么。这个时期中，他交往不多的朋友中有一个纳沙特尔的自然史教授阿加西斯[10]，此人很快移居美国。在伯尔尼，他会见了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自然科学教授福格特[11]。福格特夫人路易莎是福伦的姐姐，她对这个无家可归的、迷人的俄国青年象母亲一样的体贴关心。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卡尔由于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和他后来同马克思的争论而在历史上出名[12]。三儿子阿道夫当时还是个孩子，是巴枯宁晚年最忠实的朋友。幼子古斯达夫在六十年代末与巴枯宁作对[13]。阿道夫·赖歇尔和福格特一家是巴枯宁所有朋友中最坚定、最持久的朋友[14]。
然而，巴枯宁旅居瑞士期间遇见了一个最重要的人，此人同他一样不是瑞士本地人，在世界上到处飘泊。1843年初，巴枯宁到达苏黎世时，他所得到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薄薄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作者是威廉·魏特林，此书于去年12月在韦维出版。给他的印象是，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他评论说，作者第一个次使用一个当时仍很新奇的字眼，“想无产者所想”。给卢格的信中，他引了该书中的一段名言：
完美的社会没有政府，只有管理；没有法律，只有契约：没有刑罚.只有教育。
这段名言对米哈伊尔思想的影响是强烈的、持久的。这里包含有二十多年后他自已精心制订的无政府主义纲领的主要论点的胚芽[15]。
威廉·魏特林是一个法国军官与马格德堡一个德国姑娘的私生子，这个法国军官是1806年拿破仑战役后驻扎在那里的魏特林学会了裁缝的手艺，他所受到的其它教育都是他自已坚持和专心自学的结果。长大成人后，为了逃避兵役，他背包裹离开了家，闯荡在世。流浪了几年后，1835年他到了巴黎，在那里，他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革命宣传，1839年起义后，他同布朗基的其他外国同伙一起被逐出法国他在瑞士避难，过了四年流浪生活，建立手业者的秘密团休，亲自印刷书籍、报刊和印刷品，宜扬他的未来的乌托邦和通过社会大变动就可以达到的的幻想。
1843年5月、魏特林带着海尔维格的一封介绍信来找此时在苏黎世的巴枯宁。巴枯宁热情地欢迎《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作者：巴枯宁认为他机敏、聪颖、精力旺盛，“充满着狂热，无比的骄傲和对未来解放大多数被奴役者的信心”至此，在巴枯宁的生活中，革命成了主要的题目，而这个题目不过是知识分子抽烟饮茶时的话题。无法想象，有什么东西会激起卢格投笔从戎；虽然海尔维格摆出一副活动家的姿态，但从根本说，他对以作诗来反对暴政比推翻暴政更感兴趣。对于魏特林来说，革命是表达个人强烈不满的更加实际的形式。他的最终理想是用当时法国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半神秘的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对于实现那些理想的手段，他不存在什么幻想，也没有什么迟疑。这个从马格德堡来的裁缝徒弟不受任何民族的、家庭的或社会地位的传统的限制。他威胁每一个人，鼓吹用暴力推翻国家、没收财产，他好象是第一个提出“毫不留情地枪杀共产主义的所有敌人”，巴枯宁在这种灵魂高尚的理想主义和粗暴活动的混合物中找到了某种同他性格相投的东西。同魏特林的会见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实现了从一个纯理论的哲学家到实践的革命家的转变。这位俄国的贵族成了国际无产者的仆人。从此以后，用暴力推翻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米哈伊尔·巴枯宁生涯中首要的和公开的目标[16]。
在魏特林的鼓动活动中巴枯宁与之合作的程度，或者是否参加了他的“手工业者”的团体，仍不清楚。无论如何，他们之间的合作是短暂的。魏特林刚把他的新书《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送给印刷者。书中把耶稣描写成第一个造反者和共产主义者，是“可怜的姑娘玛丽娅的私生子”，实际上，这不过是魏特林本人的原型。苏黎世当局听到了一点风声，决定利用一次同时发生的触犯政治的和宗教的正统秩序的事件。于是印刷所被搜查，书的校样被没收、魏特林被逮捕并判处六个月监禁，最后被驱逐出瑞士。他的书信文稿被送到一个由保守派法学家布伦奇里主持的委员会，他受命对这一新的、邪恶的共产主义瘟疫提出一项报告。
这些事件对巴枯宁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出现在魏特林的文稿上，在布伦奇里的报告（已发表）上提到他是魏特林的同谋之一。瑞士当局没有对他采取行动，但是嗅觉灵敏的俄国驻伯尔尼公使馆就这个贵族家庭出身的俄国青年同共产主义者混在起一事向彼得堡作了详细的汇报。当局给予适当的干预。1843年11月，亚历山大·巴枯宁在普列姆希诺庄收到一份通知.要求他不要再给儿子米哈伊尔金钱上的资助，并且立即叫他回国，老人用非常谦卑的口吻答复说，他不赞成儿子的活动，从5月份以来已不再寄钱给他了，但他无法强使他回国。
然而，巴枯宁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在尼翁同佩斯卡迪尼一家一起度过了夏末和秋天，从那以后，他搬到伯尔尼，赖歇尔从德累斯顿到那里同他见面。他在伯尔尼高兴地欢度1844年元旦；2月6日，他被召到俄国公使馆，接到一张问国的官方传令，巴枯宁深知俄国政府权力所及之远。他装出了一副顺从的样子，第二天就离开了伯尔尼。然而，他的日的地不是俄国。他在巴登呆了几天，等他的从苏黎世寄来的行李。然后在赖歇尔的陪伴下，他离开瑞士去布鲁塞尔。
在彼得堡，对抗拒传讯的罪犯提出缺席起诉。诉讼按缓慢的常规进行。1844年12月，沙皇签署了一项秘密法令，褫夺“前陆军准尉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贵族称号，无限期地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并宣布其财产由国家没收。当他从德累斯顿逃走时，他给自己宣布的终身流放的判决就这样由官方批准了[17]。
[1] 乔治·桑的本名叫奥罗尔·杜班·迪恩娃恩特。——译注
[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9—184，186页。
[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96页；《海尔维格通信集》，第40，222页。
[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83，199，204，209，218，245页。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56，196—198页；瓦格纳：《我的人生》，第466页。
[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05—211页。
[7]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224，242—243，248，26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04页。
[8] 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福伦（1794—1855），德国政论家和诗人，曾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1821年起流亡瑞士。——译注
[9] 尤利乌斯·弗吕贝尔（1805—1893），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译注
[10] 路易·让·鲁道夫·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自然科学家，反对达尔文主义，宣扬唯心主义的灾变论。——译注
[11] 菲力浦·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格特（1786—1861），德国医生，教授，自由派人士。——译注
[12] 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十年代末为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攻击马克思及其战友。——译注
[13] 古斯达夫·福格特（1829—1901），瑞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1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4—175，193—194，222—231页。
[1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6—177页。
[1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06页。
[17]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2，448，458—460页；第4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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