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第四章 严峻的现实
别林斯基与现实。 浪漫的拙劣模仿。
米哈伊尔1836年5月离开莫斯科之前，曾邀请他的新朋友别林斯基于是年夏天去普列姆希诺庄作客。后来又再次发信邀请。别林斯基感到左右为难[1]，想去而又怕去，拖了好长时间，才于8月下旬前往。
他感到左右为难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比米哈伊尔大三岁，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军医的儿子。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俄国社会，别林斯基当然是与巴枯宁家和斯坦凯维奇家那样的“世袭贵族”不相称的。和斯坦凯维奇来往的人，大部分都是地主家子弟，而别林斯基却是出身于受人歧视的自由职业阶层，这在先进思想受人尊重的圈子，并无什么明显的差别。但是这里包含有背景上的大不相同。象米哈伊尔和斯坦凯维奇这些人的地位本来就不相上下，而且在阶级传统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巴枯宁和别林斯基则存在着需要跨越迥然不同的社会地位的障碍，所以，别林斯基一踏上普列姆希诺庄的土地就有隔世之感。
另一方面，别林斯基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四年前，他由于写了一个抨击农奴制度的剧本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学。从此，他就随手写些文章，勉强糊口。给《望远镜》杂志撰稿，写俄文文法，将保尔·德·柯克的小说译成俄文。后人认为别林斯基在同辈俄国人中，是个天资最聪明的人。但是，在受正规教育方面来说，他却不如斯坦凯维奇小组里的大多数人，由于不懂德语，他就不能直接阅读在他的朋友看来是一切智慧源泉的大哲学家的著作。他只有间接地和靠那些胜他一筹的人的帮忙才能对那些哲学家产生敬慕之感。别林斯基惭愧地承认，他喜欢讲究实际而不是思辨哲学，还没有摆脱现实，而这正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他到了普列姆希诺庄，觉得自己社会地位和才智都不及人，而且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为一点小事就会满脸通红，这一直使他感到苦恼[2]。
别林斯基是在年轻一代正陶醉于费希特的睢心主义的时候来到普列姆希诺庄的。他跟米哈伊尔一样，脾气急躁而又敏感。他很快地就改信新的学说，到普列姆希诺庄才三个星期，就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费希特学说的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热情的阐述：
每个人必须热爱作为意识充分发展的集中体现的人类，这就是他自己的高尚目标。因此，每个人对人类的热爱就是他自己意识的未来的发展。
因而，自我发展便成为崇高的理想；文章结尾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憧憬：
远处的山丘背后浮现出傍晚天空的地平线，夕阳映照出万道霞光。在万籟俱寂中，内心充满幻想，思索着永恒的神秘，似乎看见了新的天地。
在别林斯基的脑海里，普列姆希诺庄仲夏之夜的幽美景色似乎与费希特的哲学交织在一起了。他不仅沉醉于米哈伊尔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而且也沉醉于在突然来到的人间天堂之中所见到的美妙的一切。
〔他后来给米哈伊尔写信说道〕您把我从沉睡中唤醒，不是由于您的令人欣慰的新思想，而是由于将我带到了普列姆希诺庄。我的精神轻松多了，内心的痛苦消除了，并可以接受健康的思想和有益的真理。普列姆希诺庄的和谐气氛不仅有助于我的复活，而且也是我复活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米哈伊尔和普列姆希诺庄对他同代人中最聪明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3]。
别林斯基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的愉快时刻到9月下旬结束了。其后同时发生了几场风波。米哈伊尔早已只研究个人的修身之道，仅仅在家庭范围内造点反。而别林斯基却在费希特那种顽强的个人主义之中，为他政治自由的信念找到了有力的思辨哲学的根据。一天，全家一起吃饭，话题转到亚历山大·巴枯宁深恶痛绝的法国大革命，别林斯基无视有一家之长在场需要小心谨慎些，竟为恐怖时代[4]辩护，而且还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脑袋还等着上断头台”。老亚历山大自然大惊失色。但他富于绅士气派，碍于客人的情面，不便发作，只是在碰上别林斯基向吕波夫和塔蒂安娜念《望远镜》杂志上的文章时，他才对这种用革命的毒素影响他女儿的企图委婉地表示不以为然。对客人不能发火，就只有迁怒于长子。他不能判断这些激烈的思想是由米哈伊尔灌输给别林斯基的，还是由别林斯基灌输给米哈伊尔的。但他完全知道米哈伊尔和他的朋友在莫斯科不仅在毫无价值的哲学研究中消磨他们的青春，而且还在公开宣传流血的革命。这与米哈伊尔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吻合的，而这种表现为害更甚[5]。
由于招惹了上人的怀疑和不满，别林斯基自然心情不快，很快就感觉到他已引起了米哈伊尔本人的恶感。他全然不自觉地引起了巴枯宁家年轻一代情绪上的波动。
米哈伊尔虽然由于忌妒而大发雷霆，但并没有做出使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快点离开的事：别林斯基虽同时为亚历山德拉的不幸的爱情、为米哈伊尔的难以理解的侮辱、为亚历山大·巴枯宁无声的反对而感到痛苦，但还是呆到11月初才离开普列姆希诺庄。
当时，另外一种性质的事变打破了紧张的局面，驱使别林斯基急忙赶回莫斯科。前不久，《望远镜》杂志由于在政治和哲学观点方面越轨太远，遭到检察官的查封。别林斯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正常收入没有了。这时老亚历山大·巴枯宁终于胜利了，他拿出《奥苏加》诗稿，增补几节，指责这家新杂志，为《望远镜》杂志的垮台而欢欣鼓舞[6]。
※ ※ ※
别林斯基离开普列姆希诺庄之前的一些日子是另一个严肃而又滑稽的插曲的高潮，使米哈伊尔万物和谐的仲夏之梦归于彻底失败和破灭。
米哈伊尔的几个弟弟中只有尼古拉步他的后尘，进入彼得保炮兵士官生学校，学习成绩还算过得去。伊利亚是骑兵团的军官预备生。其余三个弟弟，保罗、亚历山大和阿列克斯在特维尔上学，由外祖母波尔托拉斯基照料和一位年老的家仆一起住在一幢公寓里。1836年8月初，暑假结束时，米哈伊尔带他们回特维尔跟他们一起住了两星期。回普列姆希诺庄时正好迎接别林斯基，这时，米哈伊尔心日中只有费希特。他感到经常需要把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向愿意听的人倾吐。每天晚上当弟弟们上了一天毫无兴趣的课程放学回来之后，他总要跟他们一起看书，给他们讲解德国哲学中令人惊叹的思想，给他们指出自我修身之道，并安慰他们在外部世界所感到的乏味的烦恼。米哈伊尔的指点在他们敏感的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从十五岁的亚历山大给姐姐们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们越了解米哈伊尔，就越感到我们不能缺少他。他已把我们从过去的状况中向上提高了一步，我们第一次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相互之间的坦率态度把我们愈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真正懂得了人生的崇高使命。而你们却不能分享我们这种无比的幸福。
米哈伊尔一走，这种充满抒情的气氛便随告结束。学校这个外部世界无情地冲击着他们的思想。几星期之后，十三岁的阿列克斯写道，要是再这样无聊地生活下去，他就要自刎了。
带着这种失望与不满交织的心情，10月间三个男孩期中回到普列姆希诺庄。米哈借尔和塔蒂安娜马上答应向父亲求情，允许他们离校去莫斯科。在米哈伊尔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他们回到特维尔，热烈地期望着获得自由的时刻会很快到来。米哈伊尔不久就向他父亲提出这个建议，得到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亚历山大·巴枯宁声称，他宁死也不愿让几个小儿子到莫斯科去，“使他们有可能受米哈伊尔朋友的坏影响”。他懊悔地说，在米哈伊尔的引导下，他们已听信了“很多荒谬的观点，对他们受教育的学校采取轻虔态度并对教有的方法感到厌恶”。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也没有人急急忙忙写信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在特维尔的几个孩子。
米哈伊尔曾在他弟弟们的容易冲动的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坚强的意志和造反的精神，对于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10月末的一个傍晚，孩子们叫来一辆马车，装上行李，吩咐车夫把他们送到普列姆希诺庄。遗憾的是，他们也象米哈伊尔一样认为钱无关紧要，没有准备好车费。车夫对旅程距离或是对年轻人是否会付车费产生了怀疑，因此要先付车费，遭到孩子们愤怒拒绝之后，只好嘟嘟囔囔地将空马车驾走了。女管家听见争吵声后立即赶到现场。外祖母波尔托拉斯基听了女管家禀报之后，吩咐叫人把这几个孩子带去见她。这位老妇人看来很能应付这个局势。她骂他们“少年气盛”，扬言要叫警察不让他们出城。最后，她念了一封准备给米哈伊尔的信，信中责备他“给弟弟们树立了好一个榜样”，并指责他是罪魁祸首。她大骂一顿之后，便呼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事后他们各自将上述情形报告给普列姆希诺庄。
这些报告使普列姆希诺庄非常不安。甚至连米哈伊尔也为弟弟们的放肆行为感到震惊，于是就一些常识性问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我要跟你们谈谈关于精神自由问题，这种自由首先要求大力根除一切不在的习惯和倾向，你们想的却是另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远非你们目前的年龄、文化程度和有限的收入所能达到的。……你们要加倍勤奋努力，学好每门功课，不要再逢人就谈人权问题。
塔蒂安娜写信对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象小孩一样孟浪”，使“米哈伊尔非常不快”。这个插曲的主要影响是使米哈伊尔及其教导更加丧失威信。亚历山大·巴枯宁在把儿子的违命看成是米哈伊尔教唆的直接后果，和跟着米哈伊尔走向叛逆和毁灭道路的清楚证明。他因为年事日高，不能亲自处理这些家事，也不信任任何一个子女。于是只好请女婿迪亚科夫立即去特维尔，在这群逆子中重振家规，必要时还可以进行体罚。
这些严厉的训教使普列姆希诺庄的年轻一代为之哗然。他们讨厌采用严厉的方法来平息叛逆行为。他们讨厌任何外姓人插手影响巴枯宁一家名誉的家事。他们尤其讨厌迪亚柯夫其人。米哈伊尔向来公开地对他表示反感和轻蔑。他们得知要派人前来惩办的传言，都准备抵抗到底。其中一个身藏一把刻刀，以对付攻击他的人。迪亚柯夫虽是个平庸之辈，在执行这项困难差使时，却表现得老练圆滑。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处境，所以既不使用处罚也不采取威胁的手段，而是以极友好的方式把几个年轻人领到他的庄园，让他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并给他们时间去正确地认识他们的越轨行为。这种处理方式相当成功，年轻人的一次反抗就在认错、妥协和互谅的气氛中平息下去了。
〔这里引保罗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这件事的结尾〕亲爱的姐妹们：来信收到，信中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深情厚意。我不大愿意随波逐流，因为我刚读到席勒的诗句：“万物听天由命，唯人有意志……”但是，现在我已明白了在某些情况下，人也得听天由命
[7]。
唯独米哈伊尔得不到父母的宽恕。别林斯基的来访和儿子们的越轨行为使亚历山大·巴枯宁相信长子已经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位老人从来没有对感化最不听话和最难教育的孩子这样完全绝望。自此以后，他不得不把米哈伊尔当成迷路羔羊和死对头。这个逆子就象癌瘤一样侵入家庭的机体无法切除。唯一的希望就是防止它感染别人。对米哈伊尔来说，这些事情的影响对他关系极为重大，而且也使他灰心丧气。费希特的学说经不起这种考验。可恶的现实冲破了它的堤防。米哈伊尔的狂热把所谓的和谐打得粉碎，他那些最年轻门徒的幼稚行为使得这种和谐变得荒唐可笑。在普列姆希诺庄他感到的只是耻辱和失败。几天之后，他就卷起铺盖，随别林斯基之后到莫斯科去了。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332—333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84—285页
[2]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15—116，123页
[3]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71—188页第121页
[4]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3年。——译注
[5]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73—274页
[6]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2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209—210，269页
[7]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252—26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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