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传（1961）
算五章 兄弟姐妹
吕波夫的悲剧。瓦瓦娜的解放
在回顾米哈伊尔思想发展的过程之前，先叙述一下他与吕波夫和瓦瓦娜关系中两件不寻常的事情，也许容易把问题说清楚。这两件事说明他高傲的天性赋予他在家庭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这里所叙述的事情超过了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时期。不过，两件事情的高潮都发生在1837年，并且正好补充说明了米哈伊尔一生中费希特时期的一些情况。
在巴枯宁家年轻一代人中，吕波夫身体最赢弱，性格最温柔。米哈伊尔对她与对塔蒂安娜或者甚至与瓦瓦娜的关系相比，在感情上确实是淡薄些。他对吕波夫既不想占有，也不忌妒。前一年吕波夫和斯坦凯维奇由于娜塔丽·贝叶尔感情激动的提示而发生了初恋，巴枯宁曾表示赞许。
直至翌年四月，斯坦凯维奇在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才正式向吕波夫求婚。后者马上欣然同意，普列姆希诺庄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米哈伊尔得胜了。象这样一件能使巴枯宁全家都欣然表示赞同的事情，还是多年来的头一回。然而由于命运的播弄，排除最后的外界障碍却标志着真正悲剧的开始，这是一场由个性造成的而不是由环境造成的悲剧。
三月中旬，即订婚前两星期，尼古拉曾写信给吕波夫，说他病了，并说“唯一能救他命的办法是到卡尔斯巴德去”。他确实有病，经常发烧，咳嗽不止，颈部及后脑疼痛，这些都是肺结核的症状，三年之后就要夺去他的生命。但是，在疾病发作的同时，还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危机，而且疾病很可能部分地是由思想危机引起的。朋友们都认为，思想上的危机比单纯身体的疾病更为严重。斯坦凯维奇是一个沉思而不果断的浪漫主义者，他那优柔寡断的性格长期为“思想软弱”所支配，对于使命有一种病态意识，因而使他无法行动。别林斯基当时写道：“他把个人的幸福看作背离自己的使命的行为，把每种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关系看作他行动的羁绊。”他父亲的拖延犹豫正好和他优柔寡断的心理是一致的。1837年8月，斯坦凯维奇没来得及向未婚妻辞行就只身去德国了[1]。
斯坦凯维奇为了治病，在德国从一个温泉跑到另一个温泉。现在，毫无抵抗能力的吕波夫也得了同样的病，俄国气候恶劣，吕波夫病情很快恶化。到了1838年春天，她已奄奄一息。米哈伊尔再次回普列姆希诺庄度暑，在她临死前几个月，他一直不曾离开。几年后，他还喜欢回忆起兄弟姐妹们一天晚上：在他喜爱的树旁点燃了一堆篝火，他们还让吕波夫坐上马车来欣赏这一景象。这是普列姆希诺庄最后几次无忧无虑欢聚中的一次。6月，吕波夫给她未婚夫写了最后一封信。8月，即未婚夫出国一年后，也就是他们分别大约两年后，她便离开了人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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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波夫·巴枯宁的一生堪称是基督教徒的谦卑顺从的高尚典范。瓦瓦娜也笃信宗教。但她的虔诚是另一种类型。快成年时，她经历了一系列宗教狂热的危机，以致她父亲曾经叫她“歇斯底里的黄毛丫头”。她的信仰表现出热忱而又神秘的色彩，跟吕波夫毫不迟疑地接受正统教义毫无共同之处。她二十二岁时，和迪亚科夫结了婚，这种结合完全是男婚女嫁，根本没有爱情基础，因而更加令人感到惊异。迪亚科夫比她大好几岁，性情和蔼，相貌平常，天资愚钝：瓦瓦娜接受他的求婚似乎是为尽家庭义务而自觉作出的自我牺牲。瓦瓦娜后来对和丈夫同床表现出非常反感。由此便可推知他们初婚后的一段生活情况。1835年11月，她生了一个儿子，以此为借口，在父母身边度过了下一年的整个冬天。1836年5月米哈伊尔回来时，她仍然住在普列姆希诺庄[3]。米哈伊尔最初对这门“瞎胡闹”的婚事表示反感，似乎只不过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对意气不投的、毫不出众的姐夫的一般不满。但是，既然费希特已向他揭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末瓦瓦娜与迪亚科夫的结合就体现出更加深远的意义。这种结合就是一个范例，说明客观世界日常因袭的义务与人的内心世界在精神上更强烈的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米哈伊尔现在才明白瓦瓦娜的婚事不仅仅象他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而是违反她自己高尚理想的一种过错，也是她一生中对神圣使命的背叛。她只有通过受苦受难和生儿育女才能赎回这一罪过。就在那热烈的1836年夏天，米哈伊尔在精神上支配他的姐妹已达到顶点时，瓦瓦娜完全改变了对她自己婚姻问题的看法，再回到丈夫身边已是不可能的事。
1837年夏天，米哈伊尔回普列姆希诺庄时，她出国旅行的计划已酝酿成熟，其借口是孩子的身体健康需要。米哈伊尔这时在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正盼望去柏林一次，将和她结伴同行。瓦瓦娜的“精神解放”（“精神的”和“物质的”这对术语仍然是米哈伊尔的口头禅）这时已完全实现了。她要获得“物质解放”，经济上的困难仍然是个主要问题。算一下就清楚了，瓦瓦娜卖掉珠宝首饰最多也不过够她本人、小孩和保姆去卡尔斯巴德的旅费，那里一年的生活费最少得花两千卢布。米哈伊尔身上当然是一文不名。亚历山大·巴枯宁虽然根本不同意瓦瓦娜对她丈夫的态度，但还可以劝他从家庭遗产中拿出瓦瓦娜那一份，每年预支一千卢布。性情温和、意志薄弱的迪亚科夫或者他的兄弟可能会帮忙支付其余一部分费用。另外，瓦瓦娜自己还可以教音乐课或写作儿童故事来谋生计[4]。
亚历山大·巴枯宁第一次得悉米哈伊尔打算陪他姐姐出国，据此就商讨开了。老人得知这一消息，又大发雷霆。他又一次看到，使家庭遭到不幸的每件坏事都是他长子插手干的。12月，即在米哈伊尔回莫斯科之后，他给这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信是他妻子的笔迹，说明他身体已日益衰弱），列举了许多使他伤心的事，如：米哈伊尔挑拨孩子们与父母的关系，破坏他们对父亲的信任；向姐妹们灌输在基督教伪装掩盖下的圣西门主义的诡辩邪说，以此来腐蚀他们的思想：唆使弟弟们逃学；扼杀瓦瓦娜对他自由选择的丈夫的爱情，并唆使她抛弃他。在信的最后，亚历山大·巴枯宁要求米哈伊尔要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要么从此不要来普列姆希诺庄散布他的“人生哲学”。普列姆希诺庄的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了。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女孩子们都认为父亲是在鼓动迪亚科夫反对瓦瓦娜出国，或者甚至是在鼓动他用从她手里夺走孩子相威胁，迫使她回到他身边。米哈伊尔由于看出金钱的力量可能是决定的因素，所以这一次便采取了调和的策略。除夕那天，他没回普列姆希诺庄而去科泽西诺，两个未婚的姑姑还住在那里。他从那里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原信已佚，现存的一份不全的草稿长达三十多个印刷页），信中回顾了他的生活以及小时与父亲的关系，字里行间充满感情，而且还夹杂着引用了不少基督教《圣经》中的语句。结尾时他恳求父母“恢复对子女的疼爱，帮助他们重新和好，救救瓦瓦娜”[5]。
同时，米哈伊尔还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筹备出国旅费。他把希望寄托在斯坦凯维奇身上。去年8月动身去德国之前，斯坦凯维奇已答应替米哈伊尔偿还一千卢布的债务，把这笔钱作为去卡尔斯巴德的旅费；并答应在他旅居德国期间每年再给一千五百卢布。唯一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不好启口向他慷慨的父亲要这么一笔巨款。一旦他不在俄国，就会更加作难，因为1838年2月他从柏林写信给米哈伊尔时说，他总共只能给他两千卢布“或者比这更小”，并向他提出逆耳的劝告，说“要更加节约点过日子”。3月的一封来信就说得更加明白，也更使他失望。眼下没有其他可以帮忙，所以米哈伊尔不得不暂缓实现自己的抱负[6]。
春天，普列姆希诺庄的情况有所好转。亚历山大·巴枯宁缓和多了，同意让瓦瓦娜出国，是米哈伊尔充满感情的要求还是他被迫放弃陪同姐姐出国的打算对此影响更大，则不得而知。迪亚科夫的兄弟慷慨地提供了大部分费用。迪亚科夫为了顾全面子，要求以陪同妻、子去卡尔斯巴德，然后回国作为条件。但是到了最后，或许是由于感到自己勉强被容许同行，作丈夫的处于这种地位未免太荒唐可笑，所以到了彼得堡就和他们分手了。6月中旬，他从那儿乘船去吕贝克。米哈伊尔没能随行，但满怀胜利的心情看到了瓦瓦娜终于获得了“解放”，但是使他感到极为失望的是，他未能筹措到足够的钱陪她同去。整整两年之后，米哈伊尔才实现了他陪姐姐去“希望之乡”的愿望。但是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1837年初的情形，那时米哈伊尔住在莫斯科，意气消沉，悲观失望，而这种情绪的产生，盖渊于别林斯基的普列姆希诺庄之行。[7]
[1]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06—309页；《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537页
[2]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17—318页，321—32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51，250页
[3]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7，324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2页
[4]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10，351，353—35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33，144页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86—87，90，96—130页
[6]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631，655，659—660页
[7]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38，148，186；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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