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浪漫的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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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浪漫的盛夏

莫斯科。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费希特式的幻想。

　　在莫斯科与彼得堡这两座新都与古都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二百年来俄国历史的特征。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莫斯科明显地占优势的时期之一。它在拿破仑付之一炬之后重新崛起，其壮观和威望不下当年，而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却使彼得堡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莫斯科成了先进思想的大本营。那里的年轻人尚能有少许的言论自由。莫斯科大学成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所。学生们自己组织小组，即今之所谓“团体”。这些“小组”的影响迅述地超出了大学的范围，并在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领域创立了俄国思想的新学派。其中两个“小组”颇有声望并留在人们记忆中。亚历山大·赫尔岑及其朋友奥格辽夫属第一个“小组”，致力于政治，并以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作为思想基础。第二个就是以后大家所熟悉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它回避政治，只是大胆而不冒险地在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寻求真理。
　　米哈伊尔参加了这个年轻的狂热者所组成的“小组”。他在哲学方面的研究使他深受欢迎。第一个月，他与斯坦凯维奇住在一起，后来又跟埃弗莱莫夫住在一起。必将成为这一代伟大文学评论家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也是他的挚友。米哈伊尔好学而又更好为人师。见过他的人曾说过他如何“粗暴地对待每一个新加入的人而又怎样立即将他们引入哲学的神秘境界”。后来经常参加这“小组”活动的居格涅夫（虽然在那里他没有遇见过米哈伊尔）曾对夜间聚会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

　　想想看吧，五条汉户、六个大小伙子，点着一支蜡烛，吃着蹩脚的茶点和变质发霉的饼干，然而你应该瞧瞧我们的面庞，听听我们的淡话。我们在谈论上帝、真理、人类未来和诗歌……的时候，眼里射出兴奋的光芒，脸上热辣辣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夜晚犹如插上了翅膀，静谧无声地消逝了。东方发白之后，我们便各自散去，虽然身感疲倦，但大家都是心情激动，高高兴兴，胸无杂念，而且头脑也很清醒（当然聚会上少不了喝酒）。在回家途中，怡然自得地走过空荡荡的街道，甚至还以亲热的眼光仰望着天上的群星。仿佛它们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可以理解的了^[1]。

　　大多数俄国思想家都比较喜欢伦理学而不太喜欢形而上学。米哈伊尔到莫斯科时，斯坦凯维奇小组已放弃研究康德学说，而研究起费希特的更为时髦的道德学。费希特的著作《幸福生活指南》是创立伦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次尝试。米哈伊尔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书信中连篇累牍地引用和译述此书，并将费希特的讲演集《论学者的使命》译成俄文。译文刊载在当时的进步刊物《望远镜》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大概捞到了几个卢布。至于其他的钱从哪儿来则不清楚。他吹噓说他匆匆离开特维尔，有如“从麦加逃到麦地那”^[2]，使他可以独立生活。尽管他鼓起勇气声称这次逃跑已经使他成为“一位大丈夫”，但他还是一文不名。他故意虚张声势，定制了大量名片，上面印着“数学博士巴枯宁先生”，并向有钱的贵族、亲戚递送这些名片。直至4月，他才收了一个学生。这期间，他靠向朋友借债度日。倘若朋友无力借钱或者不愿再借，他就向放债者借贷。米哈伊尔能够心甘情愿地忍受贫困，可是一旦手头有钱，他就喜欢下馆子，请朋友进最豪华的餐馆，买各色名酒大吃大喝。他不在乎钱，更不把还债的事放在心上。于是此公逐渐名誉扫地，甚至在什么都不在乎的波希米亚人的圈子里，也认为他是个爱揩别人油的人。起初，朋友们不过是说着玩玩，后来便半真半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赫列斯塔科夫”，果戈理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中的吹牛大王和食客。
　　就是无其他门路，他也还有个容身之处。贝叶尔夫人的门仍然是向他敞开着的。不管怎样，对象娜塔丽和亚历山德拉这样两个敬慕他的门生揭示费希特学说的奥秘，总是件愉快的事情。费希特的讲演集《论学者的使命》助长了米哈伊尔本来就爱教训人的天性。
　　[他在信中天真地自我流露]我是条硬汉子，我觉得有必要保护所爱的人。我需要有一个俯首听命于我的人。
　　作为那些感情热烈的少女们的导师和听忏悔的神父，二十一岁的米哈伊尔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不久，他就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姐妹们说，与贝叶尔一家来往，对他来说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了。而他更迫不及待的是要娜塔丽和亚历山德拉相信，“他的心和他的友情”是属于她们的。去年的情景有可能一一重现。
　　这个时候，亚历山德拉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贝叶尔夫人是个专横的女人，从不允许子女违抗自己的意志。她竭力提醒亚历山德拉注意，说有一个讨厌的求婚者正在追求她。而这女孩子很快就萌生出家之念，想进修道院去做修女。米哈伊尔作为家庭叛逆的老手，插手这种局面。他要亚历山德拉把他看作“天职就是解救她并为她打开真理之门的人”。他并不过分夸大其词地将俄国的修道生活比作吹牛欺骗、毁谤中伤和藏垢纳污之所。他要求瓦瓦娜邀请亚历山德拉到特维尔来与她同住以拯救亚历山德拉。邀请被接受了。米哈伊尔又一次获得了胜利。贝叶尔夫人气得发疯，真想早该打亚历山德拉一顿。不过从此以后再也没听说过求婚者和修道院的事^[3]。
　　正如几天后他给娜塔丽的信中所说，她走之后，“使他感到万分痛苦和寂寞”。斯坦凯维奇已去高加索疗养，小组由于天热而中止活动。米哈伊尔在莫斯科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了。于是他在叶卡捷里纳·列瓦晓夫的家中成了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叶卡捷里纳·列瓦晓夫是一个贵族，他支持先进思想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米哈伊尔并不太喜欢那些他不能支配和指使的朋友。即使他星期天在那里吃饭很方便，他也从不放过机会“对这群缺乏信仰，爱情和思想的卑鄙家伙要大发一通脾气” 。还有个姓波纳马列夫的学生，米哈伊尔正帮助他准备数学和物理考试。但是如果没有别的吸引人的东西，要米哈伊尔认真负起作为一位私人教师的责任而留在莫斯科是办不到的。在第一次反抗时，他曾堂而皇之地要求过“个人自由”，宣称他“不能再过家庭生活”了。但他现在明白多了。爱情和同情对他就象氧气一样不可缺少，可是既然他与贝叶尔家的尝试已遭失败，那末除了在他爱慕的姐妹之外，还能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们呢?不管怎样，普列姆希诺庄毕竟是他的故乡。夏天的景色和声音都是他自幼熟悉的，都是他内心所不忍离弃的。5月中旬，贝叶尔一家离开两星期之后，他不能在莫斯科再呆下去了。于是他置学生于不顾，匆匆忙忙地回到了普列姆希诺庄。所谓“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就以这浪子归来而告结束^[4]。
　　1836年的夏天是米哈伊尔一生中第一一个时期的顶峰。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摆脱了父母的管教和可怕的固定职业。既然团聚驱散了贝叶尔姐妹在中途所投下的妒忌的阴影，那么，米哈伊尔就可毫无拘束地进行热情洋溢的说教，他的姐妹也可毫无拘束地热烈地聆听他的说教。虽然年迈的亚历山大·巴枯宁对他长子的行为的看法仍旧没有改变，但也没有理由继续争执下去，或者仍然持优柔寡断的态度。两代人之间的论战遂告中止。兄弟姐妹也在相互敬爱中过着太平日子。米哈伊尔从来没有过这样得意的几个门生。他只在夏天离开普列姆希诺庄一次。---去特维尔住过几天：这次短暂的离别使女孩子们能有机会测定一下米哈伊尔在她们身上所激起的感情的深度。
　　理想化的兄妹之间的爱情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是屡见不鲜的。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象夏多布里昂的《控制》、席勒的《墨西拿的新娘》和雪菜的《穆斯林的反叛》等特有的著作中也曾出现过。在普列姆希诺庄，这种情形本来就有。据我们所知，阿列克斯·巴枯宁是个极其正派的年轻人，他在一封信中曾写道：“对我来说，只有一种真挚的神圣的爱情，那就是兄妹之爱”。毫无疑问，米哈伊尔对塔蒂安娜的狂热的爱情，是为他不能进行正常性爱寻求补偿。几年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具有不正常的乱伦的性质。“法律认为我所爱的人是不适宜的”。这是从他刚离俄国不久写的信中摘录出来的话，唯恐这话所指不明确，他又补充说：“塔蒂安娜，这指的就是你”^[5]。
　　费希特学说纯粹是浪漫主义精神在哲学上的表现，它把康德的理想主义发展为极端的主观主义。这种学说是那个时期米哈伊尔思考的和他与姐妹们通信和谈话的主要内容。米哈伊尔研究了《幸福生活指南》以后就对他的姐妹十分肯定地说：“灵魂应该是自身的对象，它不应该有其他的任何对象”。他用下列的话给姐妹们概括了费希特学说的“基本思想”：

　　生命就是爱情。生命的全部形式和实质构成了爱情并始于爱情。如果你希望找到真正使你快乐的东西，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真正爱的是什么，你灵魂所渴望的，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就等于向我揭示了你的人生，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生命。

　　他一直在考虑“精神”生活和“尘世”生活的区别，后者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是建立在“处世本领和反基督教关于义务的说教的模式”基础上的——可以认为他经常听他父亲这样说过。这就是“廉价的实用伦理学和分文不值的道德经”。费希特的信徒们可以在自身灵魂的精神生活中摆脱这种尘世生活的义务负担。

　　[米哈伊尔向塔蒂安娜解释道]我也不需要它，我过着纯粹的精神生话。我仍然是自我，完全埋首其中。只有这种自我才能把我和上帝联系起来。

　　离开上帝似乎只差一步。他后来写道，“我感到苦恼，因为我是人，而又想成为上帝”^[6]。
　　然而，如果说费希特为这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从他自己神圣灵魂的沉思默想中提供了逃避现实的避难所的话，那末诗人和小说家则为他指出了另外一条通向梦幻世界的道路。米哈伊尔就是在斯坦凯维奇小组开始研究让·保尔·李希特尔和霍夫曼等著名的小说作家。这两位作家都证明了巴尔扎克对后者的形容是正确的一 “le poete de ce qui n'a pas I'air d'exister,et quineanmoins a vie”（诗人说的似乎不在，但实际存在。）米哈伊尔的浪漫主义信念认为精神世界先于物质世界，不存在的东西是现实的，他的这种信念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艺术表现。由于受了上述影响，这种超自然的魅力给米哈伊尔的思想和志向添上了一层色彩。斯坦凯维奇和巴枯宁一起在莫斯科时，曾记载道：“ 米哈伊尔对我说，每当他从外面回来时，他总希望发现一些异常的东西。”米哈伊尔自己在“给沙皇写的《忏悔书》”中，也提到他这种“天生的固有的毛病——喜爱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的冒险故事”。这类冒险故事开拓了无边无际的知识的广阔天地。这种精神上的兴奋剂又通过阅读歌德、席勒作品，尤其是蓓蒂娜·冯·阿尔宁伪造的跟歌德来往的信件而得到补充。同时代的人从这些信中看到了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美丽的花朵，而下一代人却从中看到了令人发笑的模仿。正如许多年后，米哈伊尔在回忆时所说，就是在这个夏天，他在普列姆希诺庄，“在花园里，借着烛光，坐在洞室顶上连夜翻译蓓蒂娜的著作。”^[7]
　　斯坦凯维奇小组、费希特的哲学、德国的幻想小说家、夜间翻译蓓蒂娜的充满浪漫情调的作品以及与他姐妹间情感的交流——所有这一切在米哈伊尔心中是和普列姆希诺庄的影响融为一体的。对于巴枯宁家的年轻人来说，普列姆希诺庄是浪漫主义精神的中心和实体。由于这里恬静宜人无尘世之扰，人们可以过着那种惬意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浪漫派的理想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贵族所信奉的，其特有产物就是懒惰。它的前提是理想主义者应有机会悠闲自在地陶冶他个人的灵魂，而这类产物在普列姆希诺庄肥沃的土地上是可以车载斗量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从未发誓放弃普列姆希诺精神的长子继承权他自始至终是一个贵族。
　　虽然米哈伊尔自已此后很久一直没有做过贵族，但还是有必要看一看这种似乎有理的问题的另一面。普列姆希诺庄年轻的浪漫主义者的高尚思想只限于感情上的自我放纵和相互爱慕。正象米哈伊尔后来所承认的，这种思想“充满了感情和想象，但却一点也不现实”。对于农奴——使这种精神生活成为可能的“现实”——的命运，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对人类的义务感和对个人之外的任何事的责任感则根本没有。 [米哈伊尔后来在狱中长期反省后写道]象我们这样抽象的精神已使思想专心致志，就象下棋的人只顾下棋一样，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动态，对我们周围人的思想、感情和印象根本不闻不间。
　　可是，正是那位最聪明的弟弟保罗，十年后在给瓦瓦娜的信中最恰当地总结了普列姆希诺庄所特有的弊病：

　　少年时代过份热烈的想象、不着边际的理论、过度的热情犹如把许多糖果和香料塞进空肚子一样。但一个人首先应该吃的还是普通的不涂黄油的粗面包。
　　米哈伊尔这个地道的浪漫主义时代的人物，一辈子都不愿啃严酷现实中的普通面包，却去咀嚼他自己幻想中的糖果和香料^[8]。

　　1836年的夏天是米哈伊尔浪漫主义时期的顶点。他从来没有象这样完全逃脱现实，在与亲爱的姐妹的来往中，米哈伊尔把普列姆希诺庄变成了一个他自己的想象中的梦境。这就是他一生中想一直住下去的梦境，因为他为反对现存的世界奋斗了一-辈子。他一生喜欢他自己那种浪漫主义的幻想而讨厌世俗的现实。但是这种幻想此后再也不会如此令人信服，想象中的东西再也不会如此完满。夏季的这些日子是米哈伊尔一生中最后一个充满和谐的时期。不到秋季来临，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已使现实闯进了普列姆希诺庄。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96，204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1页；帕纳也夫：《文学回忆录》，第239页；屠格涅夫：《罗亭》。

^[2] 麦加，沙特阿拉伯城市，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诞生地。麦地那，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穆罕默德的坟墓所在地。——译注

^[3]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9，259页，第2卷第74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78，284—285页，290页。

^[4]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11，249，299，301页。

^[5]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93，217—218，271页，第3卷第2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77页。

^[6]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9，221，271—275，300页。

^[7]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34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35页，第3卷第250页。

^[8]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7页，第4卷第220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