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 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七节 “思想的万能性”又是怎么回事？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以较好的唯物主义方式，说明历史是如何以这种方式惊讶和超越了马克思的思想。
事实上，马克思与所有唯心主义政治哲学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他只同意一个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因为他从来没有对“思想的万能性”，包括他自己的思想抱有任何幻想。是列宁在激烈和无情的论战中，不明智地写道：“马克思的思想是万能的，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当然，它们是真实的，但它们不是“万能的”，因为没有任何思想仅仅因为是真实的思想而“万能”。自《宣言》以来，这一点从未改变过，马克思的立场明确：不是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无产者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一般运动，它打开了并将打开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即“现实的运动”。思想的影响只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这些条件表达了阶级之间的某种力量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对“思想”的有效性“最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现在，非同寻常的是，在政治立场和对自己的思想的阐述中，马克思与他自己的论述相一致了，即在社会机器中的运作中，考虑到了自己的理论！我们在《宣言》和1859年的序言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主要理论原则的表述采取了“地形学”的形式，即在空间中铺设建筑，这其中定义了各地形（topoi）及其关系，以便“显示”相对外部性、决定性等关系，从而显示“实例”之间的效力：基础设施（生产-剥削，即“经济”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的要素（法律、国家、意识形态）。这意味着，这也是决定性的一点，马克思采用了地形学处理的方式，在同一空间的两个不同“地形”，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两次提出自己的理论思想。
马克思首先把他的理论思想作为分析他的整个对象的原则：无论这个对象是资本家和他们的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这一阶级斗争背景下的革命前的政治形势（《宣言》），还是一般的社会形态的结构（1859年的序言）。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无处不在，它们占据了整个空间，从而占据了这个对象的位置，因为这是一个促进对这个对象整体理解的问题。
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使他同样的理论思想第二次出现，但随后将它们置于同一整体现实所占据的空间中的一个具体的、极其有限的“位置”。让我们说，接过1859年序言的公式，马克思把他自己的理论思想置于“人们意识到（阶级）冲突并将其贯彻到底的意识形态形式”之中。通过这样第二次将他的思想置于一个既由阶级关系又由其意识形态效果界定的地方（在“上层建筑”中，在国家旁边），马克思不再将他的理论思想作为特定整体的解释原则来对待和提出，而只是考虑到它们在主导这个“整体”、这种社会形态、这种情况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阶级斗争中的可能作用。在现实中，通过改变提法（和功能），理论思想改变了形式：它们从理论形式变成了意识形态形式。
被列宁称为“一贯性”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包括把一切幻想还原为现有现实的客观性和对这种现实的认识，而且同时还包括对他的思想能够成为活动的条件、形式和限度的敏锐而实际的认识。因此，它在论题中有双重意味。因此，在涵盖其对象整体的思想的真理和仅位于“对象”的一小部分“空间”的思想的效力之间存在着距离（起初是相当大的）。因此，《资本论》认为，即使思想是现实的，并且在形式上和物质上得到了证明，但思想永远不可能作为纯粹的理论思想而在历史上活跃起来，而只能在意识形态下、在意识形态中和通过意识形态——而且必须补充说，因为这是根本的——在阶级斗争及其发展中被卷入的群众。
然而，由于历史的惊人转折，激进的工人们不得不经历这些转折。即使对于他们的肉身，马克思也无法理解，或者说无法预见。他的思想受到虽然是假扮的但也是太过现实的“思想的万能性”的作用，通通转化为了他的“学说”，他自己的思想也可能被腐蚀，因为那些有一天有人能够而且会知道如何用他名字的威望来掩护自己，以伪造他的思想本身的政治。整个偏离的历史（自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以及它在革命后的国家中“实存”的历史，都可以被召唤到这个过程的舞台上，而这段史实是多么的沉重啊。但是，人们不能在这里试图质疑马克思，用他自己的政治和理论历史以外的东西来“评判”他，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其范围和限度。我们不能试图把马克思没有的清晰度借给他，也不能责备他没有理解他无法生活的经验。如果保持所有的距离，这就像是责备牛顿没有成为爱因斯坦。
除非我们在过去寻找一个替罪羊来补偿我们的困难或我们的威胁，否则真正能够被质疑在马克思思想方面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的人，只会是那些提出这些问题或最终强加给替罪羊的人，那些能够和愿意（或不能和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的人：首先是共产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这些党顽固而愚昧地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或者只“放出”一些不是自我批评的感性说法（错误总在别人身上！），而且总是“姗姗来迟”（！）因为他们故意花时间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太讨厌了，对简单的革命战士来说是如此，无论他们是否是这些党的党员。
然而，至少应该指出马克思的理论缺陷，他的缺陷跟他的优点一样，是种无人问津的奇特。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马克思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公社）的奇特汇编，构成了他对公社政治历史的连续分析，是对公社本身运动中的历史，也是对公社闻名的政治发明的理论化，其中马克思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积极力量。众所周知，马克思最初是反对起义的，但一旦运动发动起来，他并不吝啬自己明确而热情的支持。然而，在这一分析中，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对法国阶级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形式，以及因此对公社成员失败的阶级条件的分析，这一定是某种沉默不语。让我们更准确地说：可以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但是，1871年的法国，在二十年间经济大发展，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战胜了大地主，无产阶级得到了发展，已经不再是1850年的法国。即便如此，也还是没有分析。但是，马克思怎么可能不知道利用这种非同寻常的经验来更好地分析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运作，从而从中得出比他早在1852年就已经阐明的过分贫乏的概念更丰富的概念呢？此外，马克思怎么没有试图了解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由于他们，现实已经更新了呢？法国的内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事件细节的惊人的、悲剧的编年史，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未来的理论化，但内战没有告诉我们任何能使我们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以及这两者的对立政治的认识。在这些主题上——国家、意识形态、政治——马克思仿佛不觉得有必要仔细观察，要么是因为这些问题对他来说显而易见，要么是因为他在这些问题上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奥秘。
我再来谈谈《哥达纲领批判》这段插曲，这是个奇怪的事件。首先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当时并不是真正的党内党员。然后要指出，马克思没有从这一挫折中得出任何结论。统一了马克思主义党和拉萨尔党的哥达大会举行了，并就一项纲领进行了投票。惊愕之余，马克思将自己的基本论述（与共产主义论述毫无关系）置于严谨的批判之下；他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
新的统一党的领导层，以及它内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他们得到了消息，于是禁止马克思发表他的批判！令马克思吃惊的是，他在一段时间后发现，“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都在哥达纲领中“读”出了不存在的东西。在他们那些改良主义论述的地方，他们“相信”那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如果马克思没有发表他的批判，没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统一党）的禁令，”那〔……〕只是因为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自己“在那里发现了没有的东西。”结果就是：马克思沉默了。他曾多次写道：“工人运动的未来利益决不能牺牲它的眼前利益”，这就是机会主义，他没有想到未来，没有问问自己，在几个月或几年后，这些公式是否还会起作用，罪恶是否已经造成了，而且不可能再修复了。17年后，恩格斯利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讹诈，终于将《批判》公之于众了。为什么这么晚？而且，这个《批判》当时又是以什么意图值得公布的呢？那时马克思已经死了，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做任何事来公开他的批判。
我想到了恩格斯的那句奇怪的话：“马克思和我本人从来没有出于政治原因干预过党，我们只是为了纠正理论错误。但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维持的区别。很显然，被党的领导层禁止的、马克思没有发表的《批判》“只是因为……”，与哥达纲领的理论“错误”有关。
一个党，以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为首的领导层，禁止对纲领的激进批判，“以便不损害党的团结”（从1875年到1978年，领导层总是援引这同样的理由），马克思惊讶地看到纲领文本中发生的一个奇妙的错误，这个错误使“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都（错误地）相信它含有共产主义的论题。甚至工人“在（错误的）信念中认为其中有共产主义提纲”；马克思满足于这种误解并保持沉默，就像《批判》的最后一句话一样令人清醒：“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事实上，这可能是马克思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属于他自己但他并不能够领导的政党，因此，他的立场是相当客观的：一个激进分子或准激进分子。那个党做了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而马克思却满足于“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给他的最低限度的宽慰——在纲领中看到了不在纲领中的东西。这本应是多么好的经验啊！讨论党，讨论党在政治和理论问题上的行为方式，也讨论改良主义文本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幻觉，马克思对本应的讨论通通保持沉默。毫无疑问，他病了，而且好像手无缚鸡之力，无能为力，这是他接受党的领导禁令后的一种借口。而且他既没有质疑党的成分，也没有质疑那些引起错误的提纲的古怪成分、也不质疑他接受隐瞒自己的批评所换取的一种幻想，也不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党团结的目的，进而妥协的目的（但条件是马克思保持沉默），以及在“资产阶级记者……和工人”的头脑中的意识形态——都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作用。这使他们把张三的帽子和李四的头都混为一谈了：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让马克思担心未来，因为马克思带着一个纯洁的灵魂出来了：“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
马克思保持沉默是一回事。鉴于他的个性，他可以说话，也可以保持沉默。毫无疑问，其他党员也在党内批评过哥达纲领。但由于他们没有马克思的权威，他们不得不又服从了，他们的抗议也就被压在领导层的抽屉里。至少说，在这些任一情况下，马克思都没有尝试反思过自己的人格，这一点令人惊讶。他一定是感到被谦虚所迫（“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这是“拯救他的灵魂”的另一种方式，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仿佛他不是客观上的什么人，尽管他有这样的顾虑：一个具有伟大地位的人格，更重要的是，一个理论人格，在那种把政治的严肃性和宗教或准宗教的服从结合起来的含糊其辞面前，他所有的话都是有分量的，他的短语和公式能被当作硬通货而且人们对此都很认真。现在，“理论人格效应”无可争议地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应，不仅在资产阶级历史上，而且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如此。马克思很清楚这一点，他不能忍受巴枯宁和拉萨尔的“个性”，又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个性的影响。显然，他并不想让自己成为谁的人。因为在这整个事件中，不仅有他，还有党的主要人物（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还有禁止他发表批评意见的党及其领导层，以及“记者……甚至工人”的整个意识形态，人们肯定认为，这太复杂了，或者马克思他自己会认为，党在这些事件之后会回到它的“本质”；或是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次要的，对马克思来说，只要写作和“拯救他的灵魂”就足够了……把所有都埋在在抽屉里……
在这里，我们也沦陷在消极的假设中了，但我们也留下了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在面对党、党的结构、党的机制、党的影响、党的决定等现实问题时感到手足无措，在面对某些错误的意识形态影响时，尤其是在面对自己的理论人格的意识形态地位时，可能更加手足无措，等等。
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党、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人格：马克思有这么多“绝对局限”，为了认真反思，有必要好好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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