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 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六节 马克思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中
我知道，人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些元素，用这些元素来证明其中一些公式和某些其他公式的出现。人们很容易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百分之百的费尔巴哈式的“颠倒”主题，这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概念，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概念，这个口号把任何读者和任何“为自己思考”的人抛入理论猴戏的困境：例如，作为唯心主义，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恩格斯会指摘元素，说唯心主义是第一个颠倒的结果，是唯物主义，按道理，这本来是唯心主义的原创……）。
是的，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共产主义中这种完全透明的社会关系的潜在思想，即这些社会关系是“人的关系”，即简单的个人（一切中的所有个人）在征服和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中的明确关系。是的，从详细阐述这一主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其中第一卷描述了鲁滨逊时代的社会和生产出的封建家庭的情况，再到作为一种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个人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社会关系得共产主义的自由联合。而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共产主义中的生产关系已经像国家、市场关系、货币、政治、政党、民主、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城镇与乡村的区别、性别之间的区别、父亲与儿子、岳母与女婿的区别等等一样，都是多余的。
当然，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使用的唯心主义语言较少，尤其是在最后一篇美文《评瓦格纳》（1882年）中可以看出，他对直接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唯心主义神话几乎没有任何保留（参见傅立叶：共产主义是尽可能合理地组织个人激情发展的领域，而且主要是情欲激情），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然后在《共产党宣言》中几乎放弃了它，只是在《1857-1858年手稿》中又发现了它，而且比以往更有活力，在《资本论》中依然存在，尽管是有限的。
这些主题或公开或潜在的唯心主义围攻着〔……〕“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把这些暴露在我们面前（这个手稿在1845年也没有出版，是任由“老鼠吃”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想把它出版，但1848年的革命让他们措手不及，最后，直到很晚才得以完成。恩格斯当时坚持认为，这部书证明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知识方面的落后”），但在1859年的序言中也是如此。在那里，生产方式确实被排成了一个连续的清单，而且是“渐进式”增长的强行承袭，有点像本世纪初的“思想家”追随自然法的哲学家和卢梭所说的那样：首先是蛮荒，然后是野蛮，然后就是“文明”。同样，马克思把这一系列有序的过程表述为“渐进”的继承：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赶上移动的火车”，但每一个社会都必须经历整个强行的生产模式顺序。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谈到“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时再次谈到了这一观念，而且，我仅举这些例子，马克思在谈到印度这个自相矛盾的案例时，印度古老的结构竟然敢抵制英国的殖民资本主义，然而，在他看来这是更“进步的”。
马克思经常以这种革命和唯心主义的精神构思“过渡”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下一种……）？然后，马克思说出了葛兰西非常喜欢的那些伟大的神圣的话语，这些话语虽然想说出一切真理，但最终却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完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愿望”，即看到真实的历史按照他所希望的或愿意的方式进行；例如：“一个社会形态在它能够包含的所有生产力得到发挥之前是永远不会灭亡的（！）…”。现在，这意味着什么呢？例如：“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但是，同样的唯心主义以一种极其微妙的形式围困着《资本论》本身。因为他们两个人，长期的分析工作十分艰苦，在这个问题上又得与流行的思想作斗争，就不得不让人认识到它的“论述顺序”应该有问题。尽管让人印象深刻，但《资本论》论述的统一性在当时对我们来说似乎就是这样：虚构的。但为什么会有这种虚构的统一性呢？因为马克思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半黑格尔主义者”，也就是说，作为他所是的黑格尔式的“颠倒的”唯物主义者，有义务在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科中面对一个哲学著作的开头这一纯粹的哲学问题。这种误解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节，即它的开头，重写了十几次；他不得不从“最简单的”和“抽象的”，即商品，从而从价值开始；他因此感到不得不从价值的抽象开始，这使他的论证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但同时在“推导”货币、资本主义剥削和其他一切时，又把它们“框定”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理论领域。更不用说在价值抽象中所预设的，“抽象劳动”，即存在一个同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价值的最终等式（x商品A=z商品B）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平均分配占统治地位，因为它已经取得了胜利。这种平均分配只是倾向性的，尽管为了以他所选择的或应该选择的严谨形式进行推理，马克思把它作为一个基准点出发，而不把它当作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是当作“最简单的”原始状态。最后，且不说这种“论述顺序”，即使是在论述顺序之外也必然遗漏了马克思必须谈到的东西，即以便能够提供一种不能归结为剩余价值（作为价值的差别）的剥削理论。因为这样一来，矛盾的就是，有必要考虑到论述顺序所要求抽象的东西：所有形式的劳动生产力，作为简单商品以外的东西的劳动能力，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的历史，其中也包括原始积累。因此，就在关于工作日、劳动过程、制造业和大工业的三个长章节，以及关于原始积累的特别章节。
这些章节在“论述顺序”之外，给解释者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要从理论过渡到历史，从抽象到具体，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刨根问底，马克思关注的对象是什么：是他在《资本论》中无休止地重复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理想媒介”，还是使西方资产阶级沉淀为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条件的具体历史？但是，我们现在正处于“具体”之中，因为原始积累、剥夺工人（农业和城市）的生产资料和再生产条件，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与任何抽象的东西、任何“理想的尺度”，不管它是什么，都没有关系。那么，为何把这种思想的这些不和谐和令人不安的因素结合起来，而这种思想本身从未停止过宣扬其统一性，并在《资本论》中假装的论述顺序中强加了这种统一性？
更妙的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理论，即它要在价值的基础上证明生产价格的产生，而这还是以计算中的一个错误、一个遗漏为代价才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斯拉法是移居英国的葛兰西的老朋友，斯拉法和他的学派有一个优点，就是密切关注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并且非常吃惊地发现，这个论证是错误的。这事一个走的太远的错误：恰恰是来自这样一个原则，即必须从最简单的、第一要素即商品或价值开始，而简单的东西既不简单也不最简单；还来自这样一个原则，即绝对必须从“分析”模式开始，它的任务是在简单的东西中发现其本质和这种本质的效果，这些效果适合于通过综合推理最后找到具体的东西本身。马克思自己打破了这一要求，他不仅在引入《资本论》论述顺序的具体章节中，而且通过引入抽象概念，他从未停止过将这些概念插入抽象论述顺序的理论领域，以扩大它，从而表明自己，感谢上帝，这很可能地不属于黑格尔。
那么，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开始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这种要求和这种“救赎”：“在每一门科学中，开始是困难的”，他在《资本论》的开头这样写道。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要把由价值的最终抽象性所迫使的开始的想法强加给自己呢？清楚了解马克思的人都不会怀疑，在某个时候必须要通过与“价值”有关的东西：但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人们非要从价值开始，除了用难以控制的感觉填充它。实际上，似乎所有这些要求，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困难，都是由马克思对科学（Wissenschaft）的某种想法（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想法改变了，也没人能逃脱）强加给他的，也就是说，每个思想过程（Denkprozeβ>）必须服从的不可缺少的形式条件，以便足够“真实”。
最清楚地把握这一思想内容的文本是《批判》（1858年）导言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一章（也是马克思未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通常的偏见相反，马克思在那里首先指出，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过程必然以抽象开始。真正的思想，科学，不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是从抽象到具体：因此，它必须从抽象开始，即从最简单的或最简单的（最一般的，等等）开始。为什么提出这一要求？马克思阐明了这一原则，那他的著作必须提供其证明，即因为方法不存在于其实现之外，即不存在于其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但是，由于《资本论》（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没有提供这种证明，而是提供了它的难题，因此，就我们而言，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要发展这个“真正思想的过程”的理念，并让这些精细的要求指导《资本论》？
马克思当然会参考自然科学，他最常从化学分析中选取例子，但也从物理学甚至数学中选取例子（那里的分析包括假设问题得到解决，并“分析”其解决的条件，然后就可以被揭示看）。但毫无疑问，在这些纯科学的参考文献背后，马克思甚至在为他的论述所服务的解释中，都受到一种真理理念的指导，而这种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黑格尔和其他人。事实上，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自然和精神的整个“辩证”演绎，完全表明人们必须“开始”，但这是在哲学中，是纯粹的抽象，而不是在“科学”中，同时，在黑格尔那里，这不是一个确定的抽象（德拉-沃尔普已经很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是一个不确定的抽象。在保留这一基本差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科学的理念（Wissenschaft）也要求从抽象开始，思想的过程从抽象到具体，从最抽象到最具体；者同一个理念都要求分析每个内容（存在、无、生成等），以便在其中发现下一个内容的诞生。
现在，在《资本论》的实践中，在其论述顺序之外的章节中，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分析所统治的理论空间中插入概念的时候，马克思实际上是与黑格尔的科学思想，因而也是方法的思想，因而也是辩证法的思想决裂。但与此同时，他又把自己置于这个理念之下，把以价值为起点作为强行的东西强加给自己，在“颠倒的”黑格尔辩证法中承认自己，并思考他在《资本论》独特（正确）的论述顺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统一性中发现了什么，但这是虚构的统一性。
黑格尔，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知道他，黑格尔后来被马克思遗忘或反对，1858年在巴枯宁送给他的一本书（《大逻辑》）中偶然被重新发现，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而平静地说，黑格尔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包括《资本论》，一旦黑格尔被插入费尔巴哈的异化哲学，这种哲学也会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激起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同样的现象在1920-1930年代已经在欧洲有些普遍地发生了）。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目的，我们也必须从中得出结论。是的，马克思，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经历了强加在他身上的局限，尽管他有一切意愿与他自己时代的主流思想决裂。惊奇的是，不是他经历了这些局限，而是尽管它们很沉重，尽管有这些局限，他向我们打开了一个现实的知识，在他之前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瞥见了这个现实。
有了这种预防手段，我们就可以转向《资本论》了。我们会毫不费力地发现，这种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概念的真实思想过程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例如，在介绍（Darstellung）剩余价值的会计外观（外观：这不是一个价格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的时候，是作为生产价值和工资价值之间的差异。在这种形式下，由于论述的顺序和概念的推导，这种表述会导致对剥削的“经济主义”解释。因为在现实中，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剥削并不简化为对剩余价值的这种保留；只有把它的所有具体形式和条件看作是决定因素，才能理解它。现在，所有这些具体形式包括价值的保留，但也包括嵌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过程的无情压迫，因而也包括剥削：劳动的分工和社会技术组织，“工作日”的长度，工作节奏强化的概念，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因此在它之前闻所未闻，任务的分工，工作的过度合格和不合格，工作集中的物质条件（工厂、车间），工作中的事故，职业病，等等。而生产过程本身必须被视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家庭、住房、孩子、教育、学校、健康、夫妻问题、年轻人等），更不用说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涉及国家、其机构（压制、意识形态等）的另一个时刻。
现在，这些问题，简单的剩余价值公式必须从中抽象出来，以便在价值保留中显示出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著名的“具体”章节中处理了这些问题，这些章节与《资本论》中的抽象论述顺序相矛盾。这就是说，剥削理论在《资本论》中可以找到，但是在几个地方“暴露”出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以可量化的形式出现，也在关于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改造（相对剩余价值）的其他章节中解释，更不用说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其抽象“论述”和具体解释中的这种分布，这并非没有理论上的后果，比如劳动能力甚至工资理论的不足，以及在相当多的其他问题，例如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的“技术”形式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转变问题（移民劳动、任务的重新组合、跨国公司的投资“政策”对劳动能力的新竞争等等），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马克思由于把价值的抽象化强加给自己的强行开始而使自己陷入的困难和矛盾之中。例如，价值（究竟是什么价值？）通过劳动能力的“使用”从生产资料“传递”到产品的棘手问题，以及著名的极限情况，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依据是，假定C，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可以是零（＝0）。例如，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马克思在这里陷入了推理的错误，等等。
显而易见：这是不得不“改变立场”的证据，不得不采取“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的证据，无论多么有意识地（而且这两个公式相隔三十二年！），都不可能单独地、一下子“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意识算账”。马克思所宣称的唯物主义也适用于他：他的意识不能穷尽他的实践；他的意识甚至不能穷尽他的思想的真实形式；他的思想，即使受到最微妙的统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接管和调节由此被引入的矛盾。在其问题的实践、思想和矛盾中，一个唯物主义者会从中得出的结论，比马克思的意识更多。他还将能够得出结论，马克思思想的局限性并非没有对他或其他人的行动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误导的标志，除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简短的、仍然是神秘的陈述之外，马克思从来没有对一定是在与他的旧哲学意识决裂之后接受的新立场，也就是说，对他的哲学作过明确的解释。马克思几乎向恩格斯承诺，“如果我找到时间”，就会写二十页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他从未写过这些文章。真缺少时间？而1857年的导言，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最详尽的（首先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优点的那一章，它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着迷，但最后同时又是令人惊讶和非常含糊的），马克思把它压下了，理由是“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是的，但为什么事后会出现这种沉默？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不间断地占用自己的时间来研究哲学，或是试图赋予活跃在他思想中的新哲学以肉身，从他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与旧哲学决裂的“时刻”开始，他就知道这一点，因为旧哲学太忙于“美化现有事物”，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联系太紧密。有个事实：这整个自我批评和纠正的过程在马克思的工作中，在他的政治和理论实践中，是以巨大的困难为代价发展起来的；看清楚一点：当然是在他的科学工作中，但也首先是在从1848年革命失败到公社，〔通过〕成立第一国际的可怕年代里，为恢复工人运动而进行的斗争。他在矛盾中，在矛盾中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以确保新的立场不受旧的立场的复辟和报复的影响。这场斗争总是令人怀疑，甚至在它似乎已经胜利的时候：这是一场寻找尚不存在的词语和概念的斗争，思考直到那时还被所有强大的词语和概念所掩盖的东西。因为，这很正常，当概念和文字浓缩了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不确定性或幽暗的、未澄清的矛盾的发挥时，这场战斗也是为了概念，甚至是为了文字而战。我们知道，《资本论》最深层的犹豫见证了这一点，在那里，异化这个词、这个主题、这个观念或这个概念不仅继续出现在拜物教的理论（百分之百的费尔巴哈主义）中，而且还出现在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戏剧性对立中，出现在劳动条件对工人的支配中，出现在共产主义这个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其自由的“人”的自由联合中：异化，一个古老的词，一个古老的唯心主义概念，它对一切都有效（也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仍然错误的思想），在这里，我们明显是在思考别的：一个未思考的异化，从我们这里被偷走了。
为什么会从那里被偷走？答案是必须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在它的“局限”中，以及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寻找答案，即为了思考真实而要遵循的论述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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