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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封论艺术的信
——答达斯普尔（André Daspre）
（一九六六年四月）
《新评论》已把你的信[1]寄给了我。我希望你会允许我，如果不是回答你信中提出的全部问题，至少根据你自己的信中的考虑对你的意见做些补充。
首先，你应该知道，我很清楚我那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2]带有非常概括的性质。正像你看到的那样，它的缺陷是「广泛地」谈到意识形态而未深入分析细节。由于它没有提到艺术，我了解，人们可能会奇怪，艺术到底是否应该列入意识形态的行列，确切地说，艺术和意识形态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我感到，正是由于这个绿故，你才想要来解释我保持沉默的地方。
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个很复杂很困难的问题。然而，我能告诉你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些方向。我并不把真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虽然艺术的确与意识形态有很特殊的关系。如果你想要大致了解这个论点最初的成份以及它会得到的很复杂的发展，我劝你仔细阅读一下马歇雷（Pierre Macherey）在《思想》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二一期上发表的《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Lenine，Critigue de Tolstor）一文[3]。当然，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开端，但是，它的确提出了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艺术的特殊性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作正在朝着前进的方向，我们希望在几个月以后能发表关于这个题目的重要硏究结果。
这篇文章还会使你对艺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初步的概念。艺术（我是指真正的艺术，而不是指平常一般的、平庸或低俗的作品）并不给予我们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因此它不能代替知识（现代意义上的，即科学知识），但是它所给予我们的，却与知识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让我来解释一下。我相信，艺术的特殊性是「使我们看到」（nous donner a voir），「使我们觉察到」「使我们感觉到」某种间接提到现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拿小说作例子，拿你提到的巴尔札克（Honore de Balzac）或索忍尼辛（Alexander Isayevich Solzhenitsyn）作例子，那么他们使我们看到、觉察到（但不是认识）某种间接提到现实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陷入错误，把艺术给予我们的东西和科学给予我们的东西混为一谈，就必须一字不差地来理解构成第一个临时定义的词语。艺术使我们看到的，因此也就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间接提到着的那种意识形态。马歇雷以托尔斯泰为例，通过引伸阐发列宁的分析，已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巴尔札克和索忍尼辛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作品所间接提到的并且经常给他们的作品供给养料的意识形态，这里需要的是从产生他们小说的意识形态向后退一退，在内部挪开一点距离。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内部，通过内部的距离，使我们「觉察到」（但不是认识）他们所保持的那种意识形态。
这些差别不只是调义上的不同色调，而是明确的差异，它们应在原则上使我们能够解决好些问题。
第一个是艺术和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巴尔札克也好，索忍尼辛也好，他们都根本没有给我们他们所描写那个世界的知识，他们只是使我们「看到」「觉察到」或「感觉到」那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现实。当我们说到意识形态时，我们应该知道，意识形态浸透一切人类活动，它和人类存在「体验」的经验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让我们在伟大小说里「看到」意识形态的这一形式，都是有个人「体验」的经验作为它的内容的。这个「体验」的经验不是现成的，不是由某个纯粹的「现实」所给定的，而是意识形态在它与现实特有的关系中自发产生的「体验的」经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艺术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它本身所特有的现实，并不是现实中它享有垄断权的某个特殊领域（在你说「知识随着艺术而变成人的知识」以及艺术的对象是「个人」的时候，你有这个意思），而科学与之打交道的则是现实的一个不同的领域（譬如，与「体验」的程验和「个人」相反，是对结构的抽象）。意识形态也是科学的对象，「体验的经验」也是科学的对象，「个人」也是科学的对象。艺术和科学的真正不同在于特有的形式，同样一个对象，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方式完全不同：艺术以「看到」和「觉察到」或「感觉到」的形式，科学则以知识的形式（在严格的意义上，通过概念）。
这件事还可以改用另一个说法。如果索忍尼辛的确「使我们看到」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体验的经验」（在前面所说的意义上），那么他决没有给我们提供有关它们的知识：这个知识是有关那些最终产生出索忍尼辛的小说中所讨论的「体验的经验」的这一复杂机制的概念知识。如果我要在这里再一次使用斯宾诺莎的语言，我能够说，艺术使我们「看到」「没有前提的结论」。而知识使我们深入从「前提」中产生出「结论」的机制中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一部关于「个人崇拜」的小说不管多么深刻，它可能引起人们对它的「被体验到」的后果加以注意，但是并不能使人们理解它；它可能把「个人崇拜」问题提到日程上，但是它不能确定说出能够补救这些后果的手段。
你还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巴尔札克尽管有他个人的政治选择，仍然能「使我们看到」以批判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体验的经验」？上面那几条基本原则也许能使我们指出为这个问题求得答案的方向。我不相信，人们能像你说的那样，说这是由于「他的艺术逻辑迫使他作为小说家放弃了在他作品里面的某些政治概念」。相反，我们知道，巴尔札克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政治立场。我们甚至还知道：他的独特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在他的作品内容的产生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肯定显得很矛盾，但这是事实，而且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马克思会提醒我们注意它们（关于巴尔札克，请你读一下《欧罗巴》Europe杂志一九六五年特辑中费约耶Roger Fayolle的文章）。这是在意识形态辩证法中司空见惯的意识变形的例子。请看列宁是怎样谈到托尔斯泰的（参看马歇雷的文章）：托尔斯泰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他的作品内容有的深刻动机的组成部份。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作品的内容与他们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分离开」，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从外部「看到」它，使我们通过在那个意识形态内部造成的距离「觉察到」它，这个事实是以那个意识形态本身作为前提的。肯定可以说，是他们作为小说家的艺术的一种「效果」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内部造成这个距离，使我们得以「觉察到」，它，但是不能像你说的那样，说艺术「有它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使巴尔札克放弃了他的政治概念」。相反，只是因为他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概念，他才能产生自己的作品，只是因为他坚持了他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他才能在其中造成这个内部「距离」，使我们得到关于它的一种批判的「看法」。
正像你看到的那样，为了回答艺术的存在和特殊性给我们提出的大部份问题，我们不得不生产跟那些产生艺术作品的「美学作用」过程有关的合适的（科学的）知识。换句话说，为了回答艺术和知识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生产艺术的知识。
你是意识到这必要性的。但是你也应该知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承认艺术的存在和重要性（甚至是政治上的承认），并不构成一种艺术的知识。我甚至不认为可以把你提到的那些著作[4]，甚至包括马塞纳克（Jean Marcenac）所援引的约里奥—居里（Jean Frederic Joliot-Curie）的见解在内[5]，作为这种知识的开端。顺便说一下据说是约里奥—居里说过的那句话，那里面包含在一个术语：「美学创造，科学创造」，这肯定是很常用的一个术语，但是，为了能够恰当地提出艺术的知识问题，我觉得必须废弃它，而代之以另一个术语。我知道，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自发地使用「创造」之类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自发的」语言。但是我们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知道，每一种「自发的」语言都是意识形态的语言，都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这里则是艺术和产生美学作用的活动的意识形态。像任何知识一样，艺术的知识也必须先跟意识形态自发性的语言决裂并且建立一套科学概念来代替它。必须意识到只有这样跟意识形态决裂才有可能来着手构筑艺术知识的大厦。
也许正是在这里，我必须对你说的东西提出一点坚决保留的意见。我这里指的也许不完全是你想要说的或者愿意说的，而是你实际上的确说的东西。当你把「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严密思考」与「别的一些东西」，特别是艺术给予我们的东西对立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你所做的对比不是不完善的，就是不正当的。既然艺术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科学以外的别的一些东西，在它们之间没有对立，而只有差别。相反，如果是要认识艺术，那就是绝对必须从「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严密思考」开始：没有别的道路。而当我说「必须从……开始」的时候，从说它开始是不够的，必须从做它开始。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像下面这样顺便提一句就敷衍过去：「阿图塞提议回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研究。我同意这是极其必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就足够了。」我对这种作法的回答只有这样一句话：有一种宣布一件事情「极其必要」的办法，正好是使之成为不必要，不必去仔细考虑它的一切含义和后果——这个办法就是承认它，然后很快转到「别的一些东西」上去。现在我相信，我们能够希望取得真正的艺术的知识，深入了解艺术工作的特殊性、认识那些产生「美学作用」的机制的唯一途径，正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多花时间，予以最大的注意，而不是匆匆「转到别的一些东西」上去，因为如果我们过于迅速地转到「别的一些东西」上去，我们得到的将不是艺术的知识，而是艺术的意识形态：例如，你关于艺术与「人性」的关系、关于艺术「创造」等所说的话可能产生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等。
如果我们必须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去（这要求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以便能够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使用正确的概念（不是美学自发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是与自己的对象符合的科学概念，从而必然是新的概念），那么，这不是为了悄悄地把艺术撇在一边，或者把它们牺牲给科学：完全只是为了认识它，给它以应有的评价。
一九六六年四月
[1] 见La Nouvelle Critique, No.175（April 1966）, pp.136-141.
[2] La Nouvelle Critique, No.164（March 1965）：Louis Althusser, For Marx（London：New Left Edition, 1969）, pp.242-247.
[3] 现在收入Pierre Macherey, Pour une theorie de la production litteraire（Paris：Librairie François Maspero, 1966）, pp.125-157.
[4] 指马塞纳克、特里奥莱（Elsa Triolet）、卢卡奇等人的著作。
[5] Jean Marcenac, Les Lettres Francaises, 1966.「我一直感到遗憾，约里奥-居里没有去执行他在艾吕雅（Paul Eluard）逝世时向我提出的计划，即对诗的创造和科学创造作比较研究的计划，他曾认为这种研究可能最终证明这两种创造的过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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