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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T.V.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名“斯大林大学”,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创办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旧俄帝国境内高加索,西比利亚一带诸落后民族的劳动者之用,正如另有一个“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为了教育帝国西境立陶宛,列多尼亚诸民族的劳动者之用一般。旧俄帝国境外的东方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印度,波斯,土耳其等等学生,在里面究竟占据少数。这些外国学生中有许多是为了参加巴库“东方民族会议”,彼得格拉“远东民族会议”,而来俄国的,其中甚至有第三国际大会代表。
  中国学生成分,同我们在法国那些勤工俭学生一样,都是五四运动后纷纷往上海或北京走的大潮流中人物,不过他们稍微晚了一点,赶不上勤工俭学潮流,因之比我们多占得一点便宜,即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成熟了。陈独秀出狱后,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事实是陈独秀在五四示威以前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作者1986年补注],从北京来到上海;这些学生,或其中最进步分子,此时就不去找李石曾,吴稚晖一流人物,而去找陈独秀了。陈独秀当时曾在上海进行一种半工半读的组织,参加这种组织的人就是后来的S.Y.的基本队伍。S.Y.自然是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底下的,但当时不名C.Y.(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名S.Y.(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是为了适应环境,因为当时准备做公开的团体,——而且是为了其中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只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而不肯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共同工作。从中国直接去俄国的学生,就是这些S.Y.分子。他们分做几批出国,当时从中国到莫斯科还要经过俄国白军防地,路上遭遇种种困难和危险。有一批人在某地被武装队伍扣留起来,他们不懂得俄国语,不知这个队伍是红军还是白军。但人们很详细搜查他们,结果在一只皮鞋后跟里面搜出了第三国际代表发给他们的证件,才知道是自家人,于是阶下囚变为座上客了。他们在路上耽搁时间很久,有一批人在赤塔或伊尔库次克住了几个月才去莫斯科,有几个甚至未曾到莫斯科,而留在远东区做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我们来到莫斯科时,“东大”有三十几个中国学生,一部分是湖南人,大多是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办的平民学校学生,一部分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此外是些零星的分子,此外还有四个从西比利亚来的华工,其中两个做过红胡子。
  这是经过几次淘汰之后剩下的中国学生。最初,东大有几个中国学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很多,至少比那时多二倍。他们恐怕从中国出发起就在不间断的内部斗争之中。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自然是斗争的对象。但斗争并不以此为限。思想的异同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公开的斗争夹杂着阴谋和诡计。从混乱中生出秩序,从平等中分出领袖和群众,出令者和受命者。我们来到时,这个斗争已经结束了,失败者被排挤出去,他们回国后就退出了运动,胜利者也有回国的,但大部分留下来。我们只能从胜利者方面知道一点斗争情况,从他们谈话语气中又知道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不认识那些失败者,但从胜利者方面观察,从斗争逻辑推论,以及根据其他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未到莫斯科以前东大中国学生中间的斗争一个判断。这个斗争,从整个方面来看,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类型是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威权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另一种类型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威权,容易屈服于威权。在那时俄国场地上,这种斗争中前一类型人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若以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也未免过于夸大了,因为两种类型人物出身的社会阶级大体是一样的,虽然胜利者方面确有人从牧童或校役出身。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我们来到时,大斗争已经结束了,但留下明显的斗争痕迹在那三十几个学生精神之中。首先,那里面分出了领袖和群众,领袖出令,群众受命,领袖不像是群众的同学,倒像是群众的师长,不论如何装得和颜悦色,总有不可亲近的神气。我们在法国时候也有领袖,一路上也视赵世炎为我们的领袖,但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在群众工作(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当中自然表现,自然建立的,我们诚心承认他们是我们的领袖,但也认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人,比我们有能力,但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视赵世炎为我们的班长,而且是我们自己选出的班长,并非上头委派的班长,更不是旅长,师长,军长,或总司令。莫斯科同学那种领袖观念,我们根本没有。张崧年当初正是要我们承认他是这样的领袖,才被我们开除的。但引起我们惊奇的,还不是莫斯科那几个领袖,而是莫斯科那些绝对服从的群众,他们不仅开会时绝对服从,连私下说话中也不敢有不满意的言语。但从行动和言语以外情感的表现看来,我知道他们并非心悦诚服这些领袖的;恰好相反,他们内心深处含有怨恨和鄙视。这是内部大斗争留下的印记。
  大斗争造成了三个领袖:卜士奇,罗觉,彭述之。三个都是湖南人。我们到时,卜士奇才回国后不久。我始终未见过这个人。他回到北京,即与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发生恋爱纠纷,在党内闹大风潮,后来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一个什么官。
  坐第二把交椅的是罗觉。一个湘潭人,贫农子弟,但始终隐讳他的出身。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戴一顶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别人多,高而瘦,皮色苍白,嘴极大,尤其当说话时候,唇红,牙齿很大,见人先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沉起脸来同你说正经话。他爱对人说,他身体不好,常生病,常去什么地方养病。事实上,我们不很常见他。他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又是俄国共产党东大支部主席团一分子,事实上是全体中国学生对外的代表。外国人喊他布哈洛夫,中国人仍喊他罗觉。
  拉第二把提琴的是彭述之。罗觉高而白,他则矮而黑,穿一件皮质的衣服,戴一顶皮质的平顶帽子,说一口很难懂的宝庆话。凡有开会,他必说话,而且说的话很多。这是一个书香子弟,少时在家崇拜乡贤魏默深,立志做一个经师;五四运动后把线装书丢掉,去读杂志上翻译和介绍的杜威,罗素文章;后来不晓得怎样走到马克思主义来。这是胜利者当中文化最高的人物。在那个大斗争中,他不是一下就站在胜利者方面来的。起初他也受他们所排斥,好久才同他们合为一起了。但罗觉给了他一个绰号:“孔夫子”。这个绰号一方面表示他的“文化”,他方面也表示胜利者看不起读书较多的人。我们当他的面不敢叫“孔夫子”,总是叫“述之同志”,外国人则叫他做彼特洛夫。
  罗觉是高高在上的,很少同我们见面,谈话。彭述之则相反,他虽然另外住一房间,但常常找我们法国新来的人个别谈话,每个人都轮到,而且轮到好几遍。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旧时中学的学监(现在称“训育主任”)。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都是群众。不错,还有几个特殊的人。但大多数人都是绝对服从的。王一飞和任弼时是青年团负责人,但事无巨细都须禀命,自己毫无创意力。王一飞是浙江人,杭州第一师范学生,矮小,庸懦,但俄文和俄语比较好。他没有俄国名字,学校注册仍是“王一飞”。任弼时,湖南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子,以俄国大批评家柏林斯基为名,但人家弄错了,喊他布林斯基。其他的湖南学生和浙江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上面说的特殊的人,一个是李仲武。他是公子哥儿,梁任公的内侄或诸如此类的亲戚。他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与瞿秋白同学,同秋白一路去俄国当记者,秋白回来,他留在东大读书。他的俄国话说得顶漂亮。他又顶会适应环境。后来回国曾在广东当加伦将军翻译,不久就辞退去海宁结婚,而同我们脱离了。一九二六年我们多方设法去找他,他都不见面。
  一个是彭泽湘,岳州人,从北京去的,永远穿一套学生装,十足的中国政客风度。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来俄国不久,是“今日”派一个人物,在《今日》杂志上写有文章,但已经“否认了”“今日派”的主张。他的绰号是“法西斯特”,我们当面喊他。他有能力,也有知识,有一次同我讲起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时,他说他要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用经济来解释。他可以成为反对派(即反对罗觉和彭述之)领袖,但没有群众拥护他。此外,领袖们对他是另眼看待的。不久,青年团改组,他做了“训练部长”,上任后召集我们个别训话,不像学监,倒像军法官。
  四个华工中,两个适应环境了,其他两个当过红胡子的,始终不能适应,最后公开起来反抗,结果被派去海参崴做工作了。
  但真正的反对派是蒋光赤和抱朴。这是另一类型的学生残留下来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情调和其他的人如此不配称,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别的人都是住在脱维斯卡耶街第十五号,惟有这两个人住在广场旁边那个女修道院里。他们聪明,活泼,与那些湖南人不同,与那些浙江人也不同。蒋光赤是安徽六安人,抱朴是江苏无锡人。蒋光赤是惟一的诗人,抱朴是惟一的世界语者,二人俄语都说得好,俄文都学得好,能直接与俄国人交涉,无需要罗觉为代表。每逢开会,他们都有意避不到会。大家见面时谈几句笑话,此外就不谈了。几个月之后抱朴就回国,到了海参崴写信来反对他们,连带着也反对共产主义。但他未写信来时,“旅莫支部”已决议开除他的党籍了,罪名之一就是他暗中鼓动两个红胡子反对负责人。蒋光赤于次年回国前一次会议上,也把他的反对派面目显露出来,说谁是忠实的党员,须待国内工作表现。
  回国后,蒋光赤并不是好党员。他起初还在做党内工作,后来就去做文学家了,——虽然是“革命文学家”。罗觉和彭述之成为革命的重要干部,我们从法国来的也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干部,但原在莫斯科的学生,除了二大领袖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尤其那些绝对服从的人。任弼时,王一飞在外。

  我们十二人到莫斯科时恰逢春假,东大学生正准备去彼得格拉旅行,我们赶紧办理好入校手续也跟着他们坐车去彼得格拉了。
  办理入校手续时有一点应当提起来说的,就是我们的姓名。是为了中国姓名难记呢,还是为了别的原故,教务长瓦克士给我们每个人取一个俄国姓。据李仲武翻译,这十二个姓乃是一九○五年彼得格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十二个委员。赵世炎名辣丁,陈延年名苏汉诺夫,陈乔年名克拉辛,王若飞名尼姆泽夫,袁庆云名雅诺夫斯基,熊雄名雪尔维尔斯特洛夫,陈九鼎名喜斯金,我名马尔洛托夫,其余四人名什么,想不起来。
  在火车中和彼得格拉参观时,我们渐渐与原来的中国学生厮熟了。我们住在斯摩尼学院三楼上一个房间内,后来才知道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就是在这个房间发号施令的。彼得格拉比莫斯科整齐,洁净。我们参观了冬宫,彼得保罗堡垒(里面是空的),几个工厂,一个博物馆,内有未来派绘画,看了一次剧,演的是莫里哀的《贵族市侩》,又出城去皇村一次,至于尼夫斯基大街则是差不多天天经过的。当时不知道十月革命事迹,对于参观的地方没有什么感想。
  从彼得格拉回到莫斯科来,春假已经完毕了,我们开始上课。课程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俄文,似乎没有其他的科目。我们在法国差不多都学过俄文字母和拼音,我自修了半本文法,但俄文教员从头教起。第一课解释本校的略字:K.Y.T.B.(K.U.T.V)。俄国革命后盛行略字,取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完全大写,每个字母后有一点(有时无点),一看便知是略字,如“苏联共产党”叫做K,Ⅱ.C.C·,“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叫做цик ссср之类(后来我们叫“国民党”做K.M.T.就是依照这个办法);或取每个字前二三个字母拼合成新字,有时不知是略字,去查字典,又查不出,如“共产主义青年团”叫做комсомол,“共产国际”叫做коминтерн之类(学校课程表把经济学写做по литэконом,历史唯物论写做истомат)旧派的人常常摇头,认为这是破坏了俄文的完整。我们的大学的四个略字:K.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字母,y.是“大学”第一个字母,T.是“劳动者”第一个字母,B.是“东方”第一个字母。俄文教员第一天纯用俄国语居然能使我们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但以后这俄文课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裨益。在某些人看来,功课教得太慢了,在另一些人看来,功课又教得太快了。至少我个人没有得到俄文课的益处。我们说话大部分从外国同学学来,看书则全凭自己研究文法,强记新字,不会自动研究的人,如陈九鼎;熊雄,即使细心听讲,仍是学不好的。
  除了俄文课,我们都有翻译。当翻译的是李仲武,王一飞,任弼时,抱朴,有时罗觉,但很少,有时蒋光赤,更少,因为罗觉事忙,蒋光赤常住医院。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人从来未当过我们的翻译;因为他们上课时几乎自己需要翻译。先生说一段话,翻译就译给我们听,然后先生再说,然后翻译再译。如此上课,一个钟头只当得半个钟头,何况翻译自己未必句句了解,即使了解也未必句句忠实译出。教我们经济学的是个姑娘,教我们唯物史观的是个老太婆,她们把我们看做鞑靼学生或蒙古学生一般,只教些极粗浅的常识。有个犹太人叫做什么斯坦的,教我们国际工人运动史,用法文教,他们推举我当翻译。这个教员有些新的材料和见解,而我为了翻译原故更留心听,所以留给我更深的印象。可惜他在职工国际有职务,常常迟到,而且几个月之后就不来了。(我曾见一张照片,其中有列宁,有他,有西欧来的客人。)直到我回国为止,我们始终未曾与其他民族的人混合上课,一来因为大多数人始终没有直接听讲能力,二来因为中国学生可以自成一班,我们十多人外,后来还有法国来的二三十人,以及中国新来的十几个人。
  我们吃饭,穿衣,住房子,不待说都是学校供给的。吸烟的,还有烟草可领。此外每个月有一元五角新卢布零用钱,后来增加至三元。剪发,沐浴,洗衣都是学校供给的,零用钱无处可用,我全用去买书,有些人则用去买巧克力糖,每个月零用钱至多买二包或三包糖罢了。李仲武和彭泽湘常吃中国菜,他们身边藏有中国带来的钱,别人则不敢问津,我连中国菜馆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到后几日,延年同我说:“他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他是指饭食说的。所谓“一生”,当然是指他们兄弟二人脱离家庭以后说的。他们在上海冬天还穿单衣,到法国后似乎始终自己烧饭吃,当然吃得很坏。我们则没有这两兄弟那般感觉。不错,饭食确比法国勤工俭学生一般食的好些,但初到时我们没有白面包,只有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我们久仰黑面包大名,现在是第一次识到,勉强吃下去,三四天,甚至五六天,不通大便,一二个月后才习惯了。老同学说,这是最好的哩,他们初到时,黑面包里草料更多,菜更不好,而且每人配给一定的分量,不能吃饱。我们到的那年暑假以后,渐渐有白面包吃,第二年黑面包就绝迹了。不仅从吃的方面,而且从穿的方面,也可看出那几年苏联物质生活的改善。我们第一年穿的是红军厚麻布大衣,戴的是红军尖帽子,而且每人衣服并不一律;第二年,我们就一律穿黑呢衫裤和大衣了,虽然是很粗的呢。初到时,街上还有旧卢布,票面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用新卢布,后来就通行“切尔沃涅兹”[苏联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流通的票面十卢布的纸币。——编者]了。
  有一件苦差使,就是厨房值日。除了罗觉外,彭述之也不能免。我们约三个星期轮值一次削洋山芋,去堆栈搬面包,切面包,早午晚三餐穿起白衣服,摆设汤匙和洋瓷盘,分发汤和菜,赔着笑脸受人吆喝,服侍了七八批人之后,自己才能吃饭。午饭后可以休息一二个钟头。晚饭后直至十一点钟才能解放回去睡觉。
  在娱乐方面,我们常有免费电影可看,有时也有戏票发给,看话剧或歌舞剧。春天在西郊麻雀山上游玩,据说拿破仑曾立在此山看莫斯科大火灾。
  俄国民众对于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有什么感想呢?抱朴曾在校外某医院养病,接触了许多小市民。据他说一般人怨恨我们这些外国学生,说是苏维埃政府把俄国人的钱,俄国人的面包,拿去供养外国学生,以致俄国发生了饥荒。

  在东方大学中,中国学生自成一个单位。不错,日本学生,朝鲜学生,印度学生,土耳其学生,波斯学生,也是自相接近的,但那不过像北京或上海诸大学中广东同乡或云南同乡自相接近罢了。中国学生则有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章程,一国共产党员居住他国,就应当参加他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既然在莫斯科,就应当由中国组织证明和介绍,编入俄国组织,而不应当在俄国设立什么支部。“旅莫支部”是怎样存在的?它是合法的么?它得到俄国共产党承认么?——这些,我都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提出来问,也不敢提出来问。我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但不参加东大青年团支部。在外国同志看来,我们不过是一些同情分子罢了。赵世炎和熊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也与东大共产党支部无关。
  在外国人眼中,我们是同情者,在中国人眼中,我们都是同志。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人,旧同学和新同学,平素接近的人和平素不接近的人,很巧妙地编在一处,每星期开一次或两次会,小组会议之外还有全体会议或其他性质的会议。每次开会常常两个,三个,四个钟头,紧张,兴奋,热烈。有什么工作做呢?没有工作做。有什么学问研究呢?没有研究什么理论问题。开会时间大多数消磨在“个人批评”上面,所批评的并非具体的事实,而是一些抽象的心理形态,例如:你个性强,你骄傲,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被批评者也想出类似的批评以批评批评者。结果大家面红耳赤,心里种下仇恨种子。总之,大家学会了孔夫子写《春秋》的笔法:诛心;又学会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过不是用来责己,而是用来责人。
  中国同学中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这种个人批评,是我到俄国后最认为新奇的事情,比俄国社会的和学校的生活更令我惊异,因为俄国生活无论如何新,我都是想像得到的,惟有那种关系和那种批评是出于我的想像能力以外。其他从法国来的或从中国新来的,是否有这个感想,我不知道。我想他们也许同我一样,会解释说这是俄国革命经验之一,应当学习,并带回中国去的。我们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赵世炎,王若飞,后来,尹宽,汪泽楷等人,在法国同生龙活虎一般,到此也不敢企图反抗威权。他们反抗张崧年,但不敢反抗罗觉和彭述之。不过我们这些新来的人究竟同旧时的群众不同,并非盲目服从的。
  张伯简,现在名“混格混格”,是第一个反抗者。他常生病,常住医院,很少到学校来同我们一起上课。他反对罗觉,写了几封信骂罗觉,要罗觉答复。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未曾看见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问题。罗觉不回答他的信。罗觉说,打笔墨官司是中国知识分子恶习,他不愿学这恶习。萧子暲也曾反抗过,受了严厉的批评。世炎,延年都有自己的主张,晓得在服从之下贯彻自己的主张。我是最难于适应环境的,在小组会上受人批评最多,我接受了许多的批评,但有两点我始终不接受。
  第一点,是我多看书,多学俄文,少活动,少同人说话。我们未到以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说: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所谓训练就是开会,批评;所谓学做学院派就是学俄文,看理论书。彭述之公开说:“你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俄文又不容易学,好在中国同学有俄文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我们从他们学习就够了。”我相信,学校当局如果允许的话,彭述之会提议废除一星期六点钟的俄文功课的。我们开会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超过上课了,课堂学的又是极粗浅的常识,但人家还在希望减少上课时间和增加开会时间。人家以为你们只消读一本瞿秋白和王一飞合译的《政治常识》就够了。这本稿子抄了几份,给我们读。我虽然觉得这种主张不合理,却未曾公开反对,不过继续学我的俄文和看我的书,不理会他们的劝告和批评。他们送我一个绰号,叫做professor(英语——教授)。
  第二点,是我和抱朴的友谊。我们初到莫斯科时,原不晓得中国同学中间的人事关系,大家走来迎接我们,我是分不出谁是领袖,谁是群众,谁是当权,谁是在野的。陈九鼎从人丛中走出来,指我看一个人,说这是抱朴,懂得世界语。我走过去,问他“Cu vi parolas esperanton?”(您会讲世界语吗?)一“Jes”(会),他说。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他是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我是法国来的中国学生中惟一懂得世界语的。后来我又觉得他比别的人多知道一点,又没有那些领袖的不可亲近的神气,也没有其他的人惟命是从的态度。他住在女修道院。与蒋光赤和一个工人同志同房间。蒋光赤在医院医眼睛,我好久以后才看见。那个工人同志,则后来知道是派去监视他们二人的。我常到他那里去,一谈几个钟头;他常带我去游莫斯科城市,又带我会见莫斯科世界语学者:波拉可夫和尼克拉索夫,以及一位匈牙利亡命客,也是会说世界语的。我和他常去参加晚会,世界语的或非世界语的。那时世界语国际组织中新分裂一个团体,名Sat(“全世界无民族协会”),里面有共产党员参加,同情于苏联。Sat机关报主笔,新游苏联回去,写了苏联游记,发表在杂志上,我从这杂志知道了好多事情。我曾与这位主笔通信(可惜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又介绍我与巴黎一个世界语工人通信。我和莫斯科世界语者说起这位主笔,他们说不久之前才招待了他,于是他们引我去参观他们的编辑部,印刷所。波拉可夫写文,尼克拉索夫写诗,自己排字,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个高级共产党员,也是世界语者,保护他们。这个人,我曾听他世界语演说,有官僚气,不如其他的人可亲。抱朴又认识一个外蒙古人,同外蒙古政府有关系的,我和他说世界语,抱朴则和他说俄语,因为他的世界语不很好。他常来学校找我们,后来问我北京政府的消息,我就渐渐同他疏远了。
  不久,我就知道抱朴在旅莫支部中的地位,但我们的友谊毫不变更。人家警告我,开批评会时用侧面的话批评我,最后彭述之找我个人谈话,明白说出抱朴政治上危险的倾向,要我同他疏远。我拒绝了,我说抱朴是党员,我还是团员,我应当受他领导,如果他有错误,党组织为什么不先纠正他呢?几个月之后抱朴回国,旅莫支部宣布开除他。他回到上海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写文章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反驳他,两人打了很久的笔墨官司。在莫斯科时,这两个人本是好朋友。一九二五年,抱朴再到俄国,在中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里供职。以后我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我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放出来,经过大门口收发处时,人家给我一封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面一个名秦涤青的人写给我的,说他正在设法营救我出狱。—我从未听到这个名字,幸而后面有个附语,说他就是抱朴。这信,我撕碎在中央军人监狱门口了。
  我和抱朴的友谊延迟了我从团员升为党员的时间。初到莫斯科时,十二人中似乎只有赵世炎和熊雄是党员。暑假以前,陈延年兄弟,王若飞,袁庆云先后升党。暑假在乡下,有一天罗觉笑嘻嘻走了来约我和佘立亚同他去树林里玩,我不去,心里有点诧异。后来佘立亚告诉我,说这次罗觉是代表党组织同他谈话的,以后他就升为党员。我直至次年列宁死后才正式入党。其余的人或者与我同时,或者比我更后些。

  一九二三年暑假,全校学生到乡下避暑,我们坐了一二个钟头火车,下车后又走了一二个钟头的路,才到东大的校产,——一个小村庄。我忘记了这村庄的名字,但记得有个地主邸宅在一个森林旁边,中间是大厅,两旁有四间或六间房子。离这邸宅四五百步处有一所二层楼屋子,上下都有七八个房间。中国学生都住在楼上。此外就是一些俄国特有的木屋нэъа,我们每日有几个钟头做“体力劳动”,掘地,拔草,挑土等等。因是校产,那时大都种甜萝卜。饭食同城里差不多,但开始有白面包吃。
  暑假中,东大中国班新添了一个学生。这是从中国来的,名林可彝,曾留学日本,后在北京某私立大学当教授,现在来俄国学马克思主义。他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今日派”一分子。原采当时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北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出版了《今日》杂志,领袖是国会议员胡鄂公,以下则是一些日本留学生和北京官僚。《今日》杂志站在左的立场,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向导》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军阀御用的国会里当议员;胡鄂公则征引列宁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议会运动的话替自己辩护。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密使图谋调解,甚至请“今日派”派代表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大会。这种幕后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泽湘也许就是“今日派”的代表,与陈独秀同来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我们到时,彭泽湘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产党,但在革命中未曾发生什么作用。

  林可彝是第二个“今日派”来莫斯科的。学校当局叫他到乡下来,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在乡下先听了这个消息。彭述之赶紧召集全体会议,商议如何对待这位非同志的中国同学。彭述之说:“林可彝是大学教授,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而我们是些无名小卒,他会看不起我们,应当用集体的力量去征服他。”于是分派了职务,例如哪几个人同他谈话,谈什么话之类。我是奉派同他谈话的少数人之一,因为他是福建人。我的使命是同他谈唯物史观问题,看他在这方面知道了什么,又问他关于“今日派”的情形。有个同志从我的房间调开,腾出一张空床给他。他来了,一个白面书生,典型的福州人。我以同乡的资格招待了他。同房间的人同他说“今天天气……”一类的话,我则有时将话题引到理论上去。谈了几次的话,我发现,关于唯物史观,他是一无所知的,至于经济学或其他学问则另外有人去做结论。说到“今日派”时,他干脆否认与这个团体有关系。
  过了几个星期,彭述之向我们宣布介绍林可彝为青年团员(虽然那时他已过了二十三岁)。他和我同在一个小组内,第一次参加小组会时,他承认,他不仅加入“今日派”,而且是那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之一。暑假后,他与我们一同上课。他使我联想到柳宗元一篇短文章:《黔之驴》。
  一九二四年暑假中,他与我同路回国。他是不愿意回国的,奉了命令后提出许许多多反对理由,没有用,终于收拾行装同我们一道动身。到了赤塔,他向旅行团团长陈延年请求要同李仲武一路,坐中东铁路火车经过满洲里回国。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主张他须同我们一路经过海参崴回国,但延年允许了他。结果,李仲武回国了,他留在赤塔,后来到海参崴与抱朴鬼混,回国后在北京报上写文章反对苏联,一九二六年做中国代表到日本去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山大学当教授,写信给《向导》解释“误会”,同年秋天唐生智屠杀共产党员时候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拖去枪毙了。据说临死时,与他同受刑的一个中山大学学生还在嘲笑他。他到俄国来,简单是为了取得留学生资格的。
  由林可彝很容易想到陈启修。陈启修也是北京的大学教授,也是日本留学生,也是来俄国研究学问的。他带了李大钊一封介绍信,到东大我们的寝室里来,向四方鞠躬行礼,问“哪一位是罗觉先生,哪一位是彭述之先生?”我们招待了他。他不来我们的大学读书,而是在外面租了房子,自己研究,但常到东大来玩,我们当中自然有人常到他的寓所去。在争取他的工作上,我没有奉到使命,因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四川人。不久,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入党以前呢,还在以后?——旅莫支部曾请他讲学,讲了五六次,题目是“中国经济”。每次讲后,彭述之都要上台去,用友谊的态度提出他的不同意见。我们未曾从这讲演得到什么,但彭述之却有机会向我们表示:他是能与北大名教授并驾齐驱的。陈启修回国后与中国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关系,知道的人很多,无需我在这里说了。
  暑假将结束时,上城去的同学带了消息回来,说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主任代表姓蒋名什么,此外是沈玄庐,张太雷,此外还有一个姓黄的。熊雄说:“孙文手下姓蒋的人,莫非是蒋尊簋,那就很好,因为他欠了我三百元,我可以讨回来,请大家吃中国菜。”我们回城去上课几日,就开欢迎会,欢迎这四个代表。会场就设在我们的寝室。一张长桌子旁边围坐着客人和主人,坐不下的人则坐在床上。沈玄庐生有胡子,很威严,我们在《新青年》上常读他的文章,此时他已退出中国共产党。张太雷,魁伟而漂亮,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黄登仁是个秘书一流人物,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主任代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白净面皮,中等身材,说一口不合标准的官话。他不是蒋尊簋,这使得熊雄失望。我们也失望,因为没有中国菜吃。他叫做蒋介石。这个名字不见经传。熊雄本是国民党军官,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开了会以后,我们议论:孙文为什么派一个无名的人当主任代表。有人猜想,真正的主任代表是沈玄庐,这个姓蒋的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双十节,国庆日,代表团请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吃饭。代表团公馆是旧时某贵族的邸宅,虽小却很华丽。我们在大厅吃了丰盛的大菜。饭后余兴,沈玄庐舞剑,舞时剑脱了手落在地下,他拾起来舞完了一套。我们不敢笑出声。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蒋介石邀我们到大厅旁边一个小厅里去,向我们讲演国民党历史,结论是请我们加入国民党。他站着说话,一手扶着椅背,样子忠厚而懦弱。我们私议:孙文为什么派这样无用的人。
  旅莫支部派定了几个人同代表团往来,去“争取”他们。这几个人内自然有罗觉和彭述之。为了“策略”,决定几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即以“国民党同志”资格同代表团往来。我不知哪几个入党。“争取”结果,已经退出共产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了。双十节以后,除了张太雷外,我未曾再见代表团人物,只听说他们的交涉不很顺利,姓蒋的发牢骚。几个星期后,他们就回国去了,张太雷留下来,住在Hotel lux,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代表,我们常到那旅馆去看他。一九二五年春天,罗觉回国,在广东黄埔军官学校遇着蒋介石。罗觉到上海来,告诉我:“他一见我,就问我,‘病好了么?’他还记得我在莫斯科生病哩!”
  张太雷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消息。彭述之召集全体会议,做报告。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李汉俊虽然有功于党,例如《共产党》杂志出版时没有钱,他把卖文所得来付印刷费之类,——但我们还是要反对他的。第一次,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有内部斗争。但我们当中决没有人赞助反对派的,因为加入国民党是已经讨论过的,决定了的政策,而李汉俊个人对于我们又没有什么威权。

  暑期后,西欧又有一批中国学生来到莫斯科,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了,有二十几人或三十几人,我认识的人几乎都来到:尹宽,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二次大会时二个工人同志中的袁子贞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个工人同志名汤儒贤。从比利时来的有刘伯坚和李鹤龄,——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在比利时加入组织的。其他的人,我以前都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是马禹敷。他们同我们一样受旅莫支部“训练”,但尹宽,汪泽楷,薛世纶,照样学俄文和读理论书,不理会领袖和群众的批评,可惜他们来得晚,至回国时俄文未曾学好,全靠法文来读理论书。
  从法比两国来的人,经过德国时住在德国共产党员家里。此时是马克跌落最烈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跃跃欲试,我们在乡下已经听到城里来的人说德国就要爆发革命了。有人在红场听拉狄客演说德国状况,《真理报》和《新闻报》没有登载这演说。新来的中国同学说,他们在德国同志家里看见德国同志都在准备救护用的绷布和药品。我们紧张地读着每日报上德国来的消息。德勒斯登工人政府的成立和解体,汉堡的巷战。彭述之还买了一本学德文的书,而且学了几课德文。十月过后,关于德国的幻想完全消失了。以后渐渐听到俄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争论的消息。我们这个“斯大林大学”共产党支部,是莫斯科反“托洛茨基主义”最激烈的少数支部之一。有一次支部开大会,加明涅夫代表当权派出席,拉狄克代表反对派出席,发挥各自的立场,争论得很激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事后,听参加会议的中国同志说起双方辩难的话,这些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拉狄克说:“你,加明涅夫,俄国以外谁认识你呢?托洛茨基是全世界闻名的!”
  我在法国的确不晓得加明涅夫。不错,列宁第二次病发时,《人道报》曾登载有三个人共同代理列宁的职务,三个人中有加明涅夫在内,但此外别无印象了。我不知道有斯大林。至于托洛茨基,则与列宁一般著名的,我对于他的印象比对于列宁更深刻些,因为读他的文章更多,更受感动。我读了他的《从十月革命至布勒斯特和会》(法文译本名《布尔塞维克党的登台》,中文译本名《俄国革命记实》),又买了新出的法文本《一九○五年》,但没有读。我在托洛茨基的论文和小册子里面感到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如此浓厚,为他人文字所未有的,除非列宁能胜过托洛茨基,但列宁没有发表意见。
  那时莫斯科街上还悬挂大幅托洛茨基像,虽没有列宁像那么普遍,也不很少。东方大学近旁广场上,就挂了一幅。加明涅夫,斯大林,季诺维埃夫的像,我没有在街上见过。我那时正在读《法国革命史》,看见布里索,丹敦,罗伯斯庇尔,赫伯尔等人互相残杀,十分诧异,这是法国革命最初三四年间的事情。此时俄国革命已经六年了,我想决不会重演法国革命故事的,这次争论不久就可和平解决的,只要列宁病好,一切都没有问题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何等天真!
  列宁的病始终不好。我在法国动身以前就从报上看见列宁病危的消息。我同人说:此次要去参加列宁葬礼了。暑假,在乡下,已经有人传说列宁病不会好;据说,布哈林在某处演说,说列宁脑组织已经破坏,即使不死也成白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时候,学校里纷纷传说:列宁于昨日死去了。不久就证实这个消息。管理洗濯的女同志,一个五十多岁老太婆,一面哭,一面告诉人她当初同列宁共同工作的经过。下午上街,街上早有大幅白布布告。学校当局派遣学生看守电话,非有正式许可书,谁也不许打电话。我也轮到了这件差使。不久,列宁遗体从乡下抬到城里来,陈列在全国总工会会所的大厅里。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都去瞻仰遗容。我们排成长队,等了许久,才得进入会所,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个门走出去。我看见大厅中央床架上停着列宁遗体,周围都是鲜花,只有脸露出来,同到处挂的像一样,同我初到巴黎时在光明书店买的相片一样,只是眼睛紧闭,面无血色罢了。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去送葬,那日最冷,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行列时走时停,几乎走了半日才能走到红场。有个农民装束的人,一不小心,把冻僵的耳朵碰落了。
  列宁下葬那日,红场上挂了大幅标语,大意说:列宁死了,我们大家要团结一致,继续列宁的遗志。但列宁死了,俄国共产党只有更趋于分裂。即使群众能赞助反对派,政治警察,格别乌,仍然是操在当权派手里的。不知何时,袁庆云奉命做中国学生中的格别乌。上面机关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个新疆人张开运来东大读书,监视我们全体中国人。
  我亲见了死的列宁,但也亲听了活的托洛茨基的讲演。这年四月间,东方大学开成立第三周年纪念会,共产党支部请了托洛茨基来讲演。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站在台上如同一只凶猛的狮子。此时我几乎可以完全听懂长篇演讲了。几日后校刊把演说印出来,我译成中文带回国,后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
  布哈林也来东大讲演过。伏洛夫斯基在瑞士遇刺后,我在红场示威运动中看见鲁那查斯基演说。苏联宪法第二周年纪念日,我在郊外某地看见季诺维埃夫演说。五一示威和十一月七日示威,在红场阅兵台上看见斯大林及其他要人。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曾来东大中国班演说,他说的英语,赵世炎当翻译。

  列宁死后几天,《真理报》发表孙文打来的电报,说国民党第一次改组大会为了列宁逝世停会三日致哀。
  从此以后,我们更多注意中国了。中国出版物,我们一向按期收到的有党内的,及党外的重要日报和杂志。有一天,彭述之气愤愤地同我们说:我们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变成普通的无聊的空谈哲学文学的杂志了!原来,停刊了好久的《新青年》,于瞿秋白编辑之下改为季刊出版,已出一期和二期,第二期首先登载小说和文学批评。同时出版的内部刊物《党报》第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应否存在》。彭述之也很生气,说党的存在也被人当做问题提出来讨论了。旅莫支部于是决定写文章供给中国刊物。我提议《新青年》应出一期列宁专号,以纪念新逝世的世界革命领袖。他们赞成,随即分配了文章,并派我负责催稿和整理的工作。文章分配了,没有人动手写,我到了期限就去催迫他们,他们喊我“讨债人”。列宁号以前还要供给一点稿子。我译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辩证法的文章,尹宽也译了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世炎也写了一篇文章,寄回中国去。此时瞿秋白在广州,陈独秀把莫斯科寄来的稿子不分皂白都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了。在此以前,我为了常看《人道报》原故,曾假造一篇法国通信寄给《向导》发表。
  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国工作开展,需要人。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前,东方大学中国同学有一批奉命回国去,其中有蒋光赤、萧子暲,尹宽,熊雄,张伯简。暑假,我们到另一个乡村避暑,那里也是东大的校产,离车站更近些,几幢木屋立在小树林中间。我们在那里受了军事训练。
  张国焘在北京被捕,李大钊亡命来到莫斯科,不久王荷波,还有一个姓姚的工人同志也到了,他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的。
  暑假未过完,我就奉了回国命令。同时回国的,有彭述之,陈延年,汪泽楷,薛世纶,李仲武,林可彝,于履中,蔡枝华,傅大庆,周兆秋,等等。这是中国代表团决定的。我的名字是彭述之提出来,他此时计划着去占领《新青年》编辑部,而我在列宁号准备工作中表现出不是完全无用的。
  代表团除李大钊外都回国了,彭述之一人和他们同行。他们乘中东铁路车,由满洲里入中国境,这条路有相当危险性,但快得多;我们则先至海参崴,由那里乘船到上海,这条路毫无危险。
  约在七月底,我们从莫斯科动身,乘车直达赤塔,由赤塔换车至海参崴,路上费了二十日左右,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延年是旅行团团长,我是会计,一路上负责下车去购买面包,香肠及其他冷菜,提开水的有另外的人负责。小站停车不久,大站则常停留二三个钟头,在伊尔库次克甚至停了一天,我们下车来游了这世界上最冷的大城市,而且在贝加尔湖旁一个饭店吃了饭。
  到海参崴来,没有船去上海,只好耐心等待。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住在沿海列宁街海员俱乐部里。这一个月生活并不寂寞。海员俱乐部图书馆有很多法文小说,此外,北京街还有一个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里面办事的是梁柏台和何今亮,这两人本是三年前去东大读书的学生,留在远东做工作的,都是浙江人。与他们同来俄国的,还有吴芳,湖南人,此时做远东华工劳动视察员,不常在海参崴;又有任作民,湖南人,则在伯力做工作。海参崴“五一俱乐部”还有一个王骏,北方铁路工人,曾当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会议,京汉路罢工失败后再到俄国来避难兼做工作。俱乐部要把我们几个人留下来在海参崴做工作,因为那里需要工作人员,他们请国内派人来又没有效果。我们临走时,国内终于派了一个人来,湖北人张孑余,也是为了京汉罢工失败亡命上海的。
  海参崴有许多华侨,都是北方人,他们聚居在一个区域,区域内有两个京戏舞台,几家菜馆,几处浴堂,商店则不可胜数。进了那个区域,完全同到了中国一般,以外的街道则保留着俄国风。王骏和梁何两人请我们去馆子吃饭,去浴堂洗浴,去戏院听戏,都得到殷勤的招待,而且都不花费钱。吃了饭,只消说一声:“挂我的账!”就够了。我问他们:“你们是一年三节付账的么?”他们说:“这账根本不需付的。”我起初很天真,以为俱乐部既是为中国工人和小商人谋利益的,这些劳动者自然爱戴俱乐部办事的人,不肯接受他们的钱。后来才知道不是这回事。中国人怕了又恨了这几个人。中国人本反对苏维埃政制,他们当中有好多是红胡子。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四个工人之一,名吕贤基的,一年前到海参崴来工作,恰于我们到后几日被人暗杀了。格别乌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但捕获不到。何今亮请延年和其他的人到凶手常去的中国茶馆喝茶,侦探消息,因为我们初到无人认识。结果如何,我不知道。
  九月间,赵世炎和任弼时也从莫斯科来,他们住了几天就从海参崴坐车经过一面坡入东三省境内了。我们还在等船。到了一只船,载来了二三十个中国学生,都是到东大读书去的。其中有李求实,一个美少年,一九三一年在龙华枪毙的四个作家之一。
  九月中间,有一只英国煤船从海参崴开往上海,不载客,我们找船上中国水手想方法,他们只答应私载三四个人,于是分二批回国,汪泽楷,薛世纶及其他的人先走,我和延年及其他的人等待几日后俄国船开时再走。他们同做贼一般偷偷走了,我们则堂皇住在船上做俱乐部用的厅堂里,睡的是沙发。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到了上海。
  薛世纶来泰安栈看我们。他已派了工作,做中央主席团秘书;汪泽楷已经到安源去做工作。薛世纶以秘书资格通知我们新派的职务。延年去广东当区委书记,我留在上海,在中央宣传部里做事情。第二日,我们人和行李都搬到慕尔鸣路一个弄堂房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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