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初论批林批孔
王凡西
1974年3月18日
录入者按：本文根据旧刊录入，因图书馆钉装时边角位被裁切，故部分文字不能辨认，暂时以□□□代替。
一
为什么“批林”跟“批孔”连到了一起？这个问题必须先求解答。
林彪是“一介武夫”。据毛派给这个过去的“亲密战友”所作的最新介绍说：“他不读书，不看报，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是一窍不通。”这个评语我们相信基本上正确。可是如此一个大兵为什么忽然装起“秀才”来？他怎么会突然尊崇孔子，并且要以“孔孟之道”来对抗毛泽东思想，以遂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呢？
光凭毛派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就可以断定“批林”之所以拉扯上“批孔”，根本不是因为林彪是“孔孟信徒”。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正确的答案应该从林彪一派的反毛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寻找。
在这个文件的第二段中，我们发现如下文句：
“……现在他（按指毛泽东）滥用中国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看了这几句话，毛泽东何以要把林彪硬派成孔门弟子，何以要尊法反儒，何以要为秦始皇翻案，便可以恍然大悟。
这里的理由毫不深刻，它只是中国老手法“请君入瓮”的最新应用；亦即应用着毛泽东喜爱引用的孔门大将朱熹的老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说得粗俗些，那便是泼妇骂街式的战术：甲说：“你是婊子！”乙还口道：“你才是婊子哩！”
许多可怜与可笑的“中国通”或“中国观察者”们，从孔子联想到孔子曾经梦见过的周公，又从周公联想到与之同宗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因而断定批孔实即批周，这里的联想未免太过“翩翩”了。
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人，究竟谁配称为孔门弟子，□□□□□□□□□
无论从对于孔孟之道的根本认识讲，乃至从有关此道的“活学活用”说，二人的距离都有霄壤之别。我们曾经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从他成为革命家以后的所言所行中，发现出“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成分之一便是“孔子主义”。这我们相信并无丝毫诬栽之嫌。这是事实，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至于林彪，纵然为了上之所好，跟着“假充斯文”，偶尔从孔孟书里摘引一两句人所熟知的成语，那也只是“鹦鹉学舌”，“东施效颦”，究其实，还是“一窍不通”。
林系的反毛纲领指出了“孔道，马皮，秦法”，却确实对毛泽东的言行作了一个非常恰切的概括。这个概括的创作权多半不属于“林总”，而应归于追随毛氏数十年，日夕与之相处的主席私人秘书陈伯达。
这个评价一针见血，它点着了毛泽东身上的中心“穴位”，无怪他要全身震动，也无怪他要拼命回击了。如何回击呢？从三路反攻：第一，行孔孟之道的不是他而是林彪；第二，他的马列主义绝非皮毛而是精华；第三，秦始皇的法，连同他的焚书坑儒，非但绝不反动，而且是历史的大进步。
就这样，批林批孔的调子便定下了，林彪和“孔老二”的关系给拉上了，“非儒崇法”与“倒孔拥秦”的号角也就吹响了。
二
然则，批林批孔运动的全部原因，这个运动的全部意义就这么一点吗？
非也。这样想便是太过肤浅，甚至大错特错。
使得孔老二和林彪排在一起挨批的直接导因固如上述；但今天毛派要借此批林的机会，大张旗鼓地再打（我们说“再打”，因为五四运动时早已打过了）“孔家店”，却在于远较深刻的原因，在于中共治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这些矛盾（国际的与国内的）错综复杂，在这篇短文里我们无法备述，这里只想研究其中一点：新制度与旧思想之间的矛盾。
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虽然一次深刻的革命已经胜利了二十五年，虽然新政权在使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说来，中国仍然是落后的。而一切落后现象，无论它属于哪一方面，总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先私后公，先亲后疏，血缘、裙带、乃至乡土、宗亲等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徇情枉法，“后门交易”，馈赠应酬，贿赂公行；这一类毛病，倘在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源，都可以说源于儒家的家族伦理观念。因此，任何一个革命政府要想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根本政变，如果不同时进行彻底斗争来“打倒孔家店”，那么非但社会主义性的各种建树会遭遇到巨大困难，便是想使国家实现初步的现代化，都会障碍重重，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所害的诸般沉疴中，最严重的该要算贪污了。由于生产力的长期停滞，贪污腐败早已成为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个致命的毒瘤。远的不论，就拿国民党来说吧，它在抗战胜利后，如此意外地一败涂地，原因固然甚多，而其整个制度的陷于贪污腐败之中，却总是重大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建立起全国政权，在其前进路上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中，如何防止与克服新政权中的贪污病症，我们可以好不夸大地说，也是最大困难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从“三反”、“五反”、“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其目标虽然不是全都为了与贪污作战，但反贪污至少是它们共通的一个目标。毛泽东的所谓“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他的所谓每隔若干年便要来一次文化革命，这意思如果就客观原因来解释，也都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慢性的贪污绝症迫出来的。因为毛泽东就算不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仅仅为了他个人和少数私党的利益，都必须发动不断斗争来反对党政机构中的贪污腐败；不然的话，国民党前车可鉴，不消十年，中共这个统治会根本垮掉。
“文化大革命”在反贪污方面，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它到底是正是负，是正数多于负数，还是负数多于正数，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想在此地计算这笔账。这里我想指出的只是：当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正在进展时，一些明显的贪污腐败分子总多少敛迹些，明显的贪污现象也相对地减少些，甚至某些官僚的特权都受到点打击，级别悬殊的薪给与待遇也有所缩小。可是自从“文化革命”中的真正群众受到镇压，“过左的”与“无政府的”份子遭受迫害。国内外政策日渐“正常化”以来，才过了二三年“太平日子”，那个暂受控制而未曾根治的绝症，却立即与普遍地再度恶化了。在目前中国的□□□□□□□因为中共不会供给我们这方面的真实材料，但即使从官方严密检查过的报道中，我们都能看到如下现象：党和国家机构中大批旧官僚复职，资产阶级“开明分子”在政教领域中再趋活跃；教育机关（自然包括其它机关）“走后门”现象盛行，工矿企业中待遇级别再见扩大；乡村中旧风俗旧习惯（特别如婚嫁方面）再度时行。所有这些象征，都令人确信那个危害中国社会的传统癌症又作怪了。
毛泽东及其私党首先为了自保起见，非再搞一个运动来加以对抗不可。
这客观需要，配上毛泽东主观的愿望（回敬林彪们扣上头来的“儒冠”），于是将那由“批林整风”运动发展而成的新的“反四旧运动”，加上“批孔”的名义而大力推行出来。
三
那么毛泽东的“批孔”是完全虚伪的了？这又不然。正确地说，它是半真半假的。所以是半真，因为毛泽东不会不懂得孔子思想不符合于中国现代的要求，更不符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要求。作为一个革命者，毛泽东当然要真心反孔，所以会有另一半的假的，那是由于下面这两个情况：第一，毛泽东思想上的“初恋”是孔子主义。这个“主义”进入到他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正如我们在一本专门谈毛泽东思想上的书中所说（《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二章，“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1]），这个先入的孔子主义，虽然经过有意识的否定，却仍然盘踞在毛的整个思想当中，继续起着作用。第二，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不但浅，而且错，它是属于斯大林“修正”过的货色，其中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工人民主的实质，代之以极权的、官僚等级制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反革命的内容。
上述这两个特殊情况，使毛泽东的反孔终于要成为一种虚伪的运动。因为毛泽东历来主张和实行的那种极度专横的官僚制度，他那些名为马列主义的所言所行，实际上符合孔子那种等级分明、上下有别的反动学说，而且实际上还是孔子学说中最反动一面的保存和发挥。
毛泽东于“批孔”同时，大捧“法家”，大捧秦皇，便是他假反孔真拥儒的明显证据。
我们不想在此地讨论儒法之争，也不想讨论我们对中国社会演进史不同于毛派（亦即斯派）的看法。这里我们姑且承认毛派关于儒法两家的认识是□□□□□□□作用（前者保守而后者进步）[2]可是就整个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这点不同根本就不会有过什么意义。我们知道，自从汉武以还，中国历代王朝“牧民”的原则，都正如清朝一位著名学者（汪中）所指出，是所谓“表儒里法”的一套。这就是说，它们表面上都以孔子的“仁政”相标榜，骨子里却都厉行了秦皇式的虐政。因此，这二家久矣乎相辅相成，绝非相拒相斥。所谓“专儒”或“奉法”，在被治的老百姓眼中，从来只不过是“仁政”为名的虐政，或公然声明“不行仁政”的统一虐政罢了。
其间容有伪君子与真小人之别，可绝对谈不上“反动”与“进步”的不同。何况经过历朝统治者有意识的长期糅合，“伪君子”与“真小人”早就“合二为一”，水乳交融，根本没法分别。
毛泽东如今要将儒法化合物“一分为二”，“批儒而崇法”，“抑孔而扬秦”，其用意无非要藉秦始皇这个“进步”僵尸，招还孔老二的反动魂灵罢了。
毛泽东越是如此“批孔”，越是洗脱不了林系加在他头上的“行孔孟之道”的指控。
四
毛泽东想靠着这个样子的“批孔”运动来灭消“四旧”来防止党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堕落与贪污腐化，显然是“缘木求鱼”，不会有认真的效果。不，它甚至会，而且一定会，产生出反效果来。
目前中国的广大群众，不论上下左右，一般都厌倦了毛泽东层出不穷，接二连三的所谓“继续革命”。闻运动而色变，见斗争而心惊，实在不只以右边向“修”的坏分子为然的。即使是工农劳苦大众，它们非常不满意形形色色的官僚统治，却也十分害怕这种运动。因为二十余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一切运动都表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它们虽然能拍死一些苍蝇，甚至也会打倒几只较小的老虎，然而结果呢，总是拍苍蝇的与苍蝇同归于尽，或者拍苍蝇者更加遭殃。而小老虎的被打，总是为了那只最大老虎的利益。对工农大众来说，在运动中虽然不是一无好处，而到头来他们总还是依然故我，依旧吃苦，或吃更大的苦。特别辛酸的是这次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在运动中确曾唤起过群众的巨大希望，到后来，真的革命者遭到残酷的镇压，使群众失望得更大更深；而今而后，他们确有十足理由把毛氏的任何运动当□□□□□□□表，或以孔老二作护符的一切腐朽思想与陈旧习惯，当然要彻底加以清算，打倒。但是，这些工作，如果要做得认真有效，那末至少要像毛泽东自己所说，它们必须进行得“光明正大”，必不可搞“阴谋诡计”。绝不应许把工农大众当作“阿斗”，当作只“可使由之”的“愚氓”，更不容许把老百姓玩弄于“全智全能”的“最高领袖”的手掌之中，任凭少数人的意思来三收三放，捧捧打打，作为紫禁城内权力斗争的简单工具。
因此，如果毛泽东与中共的领导者们真的要想医治中国社会上那些传统的沉疴，首先必须要把政权真正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必须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建立起真正由群众决策，由群众当家，并且由群众进行监督的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这也就是说，必须建立起列宁时代实行于苏联的那种工农兵代表议会制度，让工农劳苦大众不是在空话上而是在事实上发挥自下而上的领导作用，让他们以自觉自动的集体力量，去一方面扫除一切领域中的旧思想与旧事物，另一方面积极建立起新思想与新事物。
因此，“批林批孔”运动的真正胜利，与反对毛泽东的“孔道、马皮、秦法”的斗争分不开，与中国工农大众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分不开。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74年第四期，1974年7月10日出版。发表时署名「耕莘」
[1] 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录入者注。
[2] 作者注：目前拥法反儒的理论根据，完全建筑在两个前提之上：1春秋与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交替时期；2儒家代表旧的奴隶主，法家代表新兴的封建地主。我觉得这两个前提根本就说不通的或至少是带有极大争论性的。首先我们认为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硬纳入西欧历史发展的诸阶段中去，不是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承认亚洲国家有其历史发展的特点；其次，将秦王朝那种专制极权的大一统制度说成为典型的封建国家（即等于西欧的中世纪），也显然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个问题太专门，我们这里只以指出上述几点为限，异日当以专文讨论。
墨绖而歌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