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一个人的思想，首先得研究他思想形成的历史。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比较具有系统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在最后定形之前，都或长或短地要经过一连串的变迁。这变迁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思想既定以后，这个过程在一种意义上说是停止了，过去了。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却既未停止又未过去的。因为，定了形的思想继续在进步，故未停止；而在累积了的成果中，却永远包含着过去变迁中似被否定而实已消受的许多因素。这些因素——特别是在思想生活初恋期中所吸收的——经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起着作用，在“定形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筑成它最隐蔽、最内层的因而也是最坚固的基础。在此意义上，那个思想形成的变迁过程是永不会过去的，永远留在灵魂底层的。
为此，要想认识以及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我们就得从他思想生活的成长史研究开始。
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是相当长的。他八岁启蒙，二十七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说，从他识字求学开始，直到他思想的初步确定，中间经过了十九个年头。这如果和十九世纪末期俄国那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时期相比，显然是长得多的。譬如，托洛茨基确定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年仅十七岁，在二十六岁那年他已经当上一九○五年革命中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了。斯大林也是在二十岁以前便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年长托、史二人九岁，但他之脱离民粹主义影响而确定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这过程也完成于二十岁左右。
毛泽东之所以会较迟与较晚地走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客观的原因当然不少，不过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则在于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从提倡君主立宪的保皇党起，中间经过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派，直至号召工农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时间上一共才渡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可是类似的过程，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多则经历了数百年（如英、法），少亦延长了将近百年或数十年（如俄国）。在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的国家中，当马克思主义出现之时，不但开明贵族的君主维新思想不再能对年青人发生任何影响，便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也不能让青年革命者一顾了。因为形形式式的“进步思想”，早已在事变中证明为业已反动，并且已有充分的时间让那些跟上时代的思想家逐一揭露和批判其本质了。因此，当客观上已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思想领域内又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之时，那些坚强而彻底的革命者（例如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几位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几乎在自己思想生活的一开始就摆脱了各种新旧思想的束缚，一起步就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十九世纪后半期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情形却不同。停滞了约莫二千年的中国社会，突然间，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之下，被迫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与非常迅速的变化。正因为是被迫与激剧的，所以这个变化带上了所谓“配合发展”的性质。那意思是说，当旧的未能被廓清之前，新的已经闯进来了，新的还不曾确保其胜利与取得存在之时，更新的却早已使新的变为旧的了。结果是：旧与新往往在某一程度内混和，最新的有时竟和最旧的同时存在。二者配合着变化，互相拉牵，使整个社会时而飞跃向前，时而反拨后跳，忽左忽右，屡进屡退，形成一种极其复杂混沌的局面。
这情形反映到思想界来，一方面便是发展过程的缩短，另方面则为新品种内含有大量的旧渣滓。
过程缩短，这是就整个思想界而言的；若就个别人物的思想发展说，这过程却反而显得长了。因为刚巧生在这一时期中的人（值得我们注意的几个年岁数字是：毛泽东出身于一八九三年，距康有为出世三十六年，少谭嗣同二十八岁，后孙中山二十二年，晚于陈独秀十四年），其思想的发展成长，大体上要跟随或重复着当前思想界的发展。从康有为到陈独秀（就二人出生的年份说），中间相差二十二年，这在整个社会思想发展史来说是太短了；可是在毛泽东个人身上，由“康有为主义者”（一九○六——○九年间）发展至”陈独秀主义者”（一九二○年），一共需要大约十二三年，这就非常之长了。
一个现代革命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迟或早，与革命家本人的品质当然关系不大，但它与革命家的革命思想的品质，却有较大关系。谁的成长过程越长，谁在成熟时候的年龄越大，则其人的思想史越是复杂，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底可能会越不单纯，他在整个成长时期中所吸收的学问思想越会影响到他最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形成时间的长短，和思想本身性质之间的此种关系，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这段时间，亦即将“毛泽东思想的史前时期”，加以具体研究，那就可以更加清楚了。
毛泽东思想的“史前时期”，那整整的十九个年头，按照他在各个期间求知活动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段落：
一九○一——○六年（八岁至十三岁），这是毛氏就读本乡小学的时期。在这个期内，他“读了经书，可是不欢喜经书。”他说，“我最喜欢读那些中国的传奇小说；对于造反的故事，尤其欢喜。我读过精忠传、水浒、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见斯诺：《西行漫记》）
一九○六——○九年（十三岁至十六岁），这是半耕半读时期。一方面助父耕种，一方面继续自学。“凡乡间能借到的书几乎都读尽了。”（见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在他所读的书籍中，计有十一本《新民丛报》，以及广东人郑观应等“一些旧式改良派学者”所写的《盛世危言》。据毛泽东自己后来在回忆中对斯诺说，他“非常欢喜这本书”。
一九○九——一一年（十六岁至十八岁），在湘乡读高等小学的时间。他是在十六岁那年离家到湘乡的，进东山高小读书。在这个学校里他大约逗留了不足二年。这期间他开始读到一点自然科学及西方学问的新知识，同时从他的表兄那里得到了关于康梁维新运动的书，非常崇拜康梁。
一九一一年——一二年（十八岁至十九岁），这是毛氏生活上极度动荡并在思想上开始摸索的二年。他在一九一一年初春到达长沙，进长沙的湘乡中学读书，半年后便发生了辛亥革命，他“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当兵半年，退出军队；胡乱地报考一些职业中学，均未读成，终于进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这个学校他也不欢喜，在那里读了几个月，唯一可记的事是他从国文教员那里借到了一部《御批资治通鉴》，他读得津津有味，而且终身受用。接着他索性离开了学校，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博览群书，特别是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一本穆勒《名学》。他还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诺莎的《论理学》和孟德斯鸠的《法意》。把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和关于俄美英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胡乱地混在一起了。（均见《西行漫记》）
一九一三——一八年（二十岁至二十五岁），这是毛氏就读于长沙师范的时期，也是他思想的奠基时期。毛泽东的自修活动结束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因为要和父亲妥协，取得经济援助，他考进了湖南第四师范，半年后该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毛便在一师里读了五年。据毛泽东自己说：“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建了基础的，一师是一个好学校。”（见李锐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十八页。）
在这个好学校里有一位最好的先生，同时对青年毛泽东的生活和思想发生最深远影响的，便是那位教修身等课的老师、后来且成为毛氏岳丈的杨昌济。关于他、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见同上引书十九页）
据李锐的叙述杨昌济的思想是这样的：
“杨昌济先生号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所以当时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自幼喜欢程朱之学，留学日本和英国共九年……在外国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
“杨昌济先生对于中国的旧文化很有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他又吸取了王船山、谭嗣同、康德一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风气，加以抉择、批判、融会、因此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在哲学思想上，他虽然是一位信仰进化论的唯心主义者，过于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的伦理学见解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也很重，但是他的某些观点和主张，特别是他的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对于当时受教的青年确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师范的进步青年自然而然地都团结在杨昌济先生的周围。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在教室里听讲非常用心；下课后，毛泽东同志等更常到‘板仓杨寓’去聆教，或听治学、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笔记，或谈论天下大事。杨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一批青年，特别是毛泽东同志。
“在这样师生相得、相敬、相爱的情形下，杨昌济先生悉心教导他的学生；学生则虔诚地在许多方面向先生学习，甚至模仿。”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据说在如下几方面，受了这位现代理学家最深刻的影响：1.研究王船山和谭嗣同；2.将孔子的伦理学说现代化。把儒家思想与西欧民主派唯心哲学“贯通”起来；3.介绍以初期《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想；4.言行谨慎：“静坐[1]，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生活刻苦锻炼；做事勤恳，崇尚劳动……冷水沐浴，长途步行等。（见《初期活动》第二十四页）
一九一八——二○年（二十五至二十七岁）。这是毛氏由唯心主义者变成为唯物主义者的时期。他在一九一八年师范毕业后，就决心北上，到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去。在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任职，接触到一大批新人物，并且首次和陈独秀见面。此时他拼命吸收新知识，贪婪地阅读一切能够见到的新书。其中有一个时期，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来往很密，同意了不少无政府意见。但据他自己说，陈独秀给他的影响也许比任何别人所给他的更大。一九一九年春天离京赴沪，复由沪回湘，从事“新民学会”活动。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后，立即波及到湖南，毛泽东成了长沙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成立学联会，办《湘江评论》，并积极发动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不久《湘江评论》被封，学联被解散，毛又经过一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和组织活动后，因为湖南军阀的高压日甚一日，于是第二次离湘赴京。这次在北京只住了不多日子（大约自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年夏天），但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却很重要，据他自己说：“当我第二次游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事情的书，拼命访求当时已译成中文的共产主义的文献。有三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而且造成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从未动摇过。那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见《西行漫记》），接着，毛泽东说：“大约在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多少也在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候起，我便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了。” “在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在工作中，我开始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了。”（均见《西行漫记》）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将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或学习进程史）排成如下表：
第一时期（八年），由八岁至十六岁。完全依旧的方式诵读中国儒家经书。补充读物为：中国的几部长篇小说（初期），以及极少数偶然获得的旧式维新派的书报（后期）。
第二时期（三年），自十七岁至二十岁。此时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科学与英法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初步见到国民党的理论《民立报》。但此时期中对他发生最大影响的一部书，却是一中时代所读的《御批通鉴》。
第三时期（五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此时在新理学家杨昌济的指导和影响之下，在思想与实践上，有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特别是研究它激进的、现代化的、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资产阶级化的一翼。（以王船山、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派，直至初期《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思想。）
第四时期（两年），自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这是他寻找出路并找到出路的时期。最初，他“思想依然混沌……在一九二○年冬天……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
在这个简单的罗列中，甚至几个数字都有很大意义。一共是十八年（如果按虚数算是十九年），其中八年是旧孔子学说的统治时代，三年可以说是出旧到新的摸索时代，后五年为新孔子学说的学习和实践时代，最后两年则为由激进儒生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转变时代。这意思是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前史时期中，新旧孔子主义支配了这个青年人几达十六年，而离开（其实并未根本决裂）这个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则仅占年余两年。我们指出这个事实，用意当然不想藉以“证明”：毛泽东思想中新旧孔子主义占十八分之十六，马克思主义占十八分之二。这样的“数学”不用说是荒谬绝伦的。但上述的年数比例，却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去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来源，更好地了解它的实质。
列宁有一篇出名的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他在文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造成的那些优秀成果，即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寻找出它的几个“来源与组成部分”。从我们上面所做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源，不过要确定它的组成部分，却不是容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非常清楚，三者对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差不多做了不分高低的贡献；这三者经过马克思天才的思维作用而化成一物后，其所占地位和重要性也可说是不相上下的。毛泽东思想的情形可不同，几个来源虽然相当清楚，但它们如何组成这个思想，组成这个思想时对它们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取舍或批判，组成以后各自在此统一物中所占的比重如何，以及各个因素在毛泽东思想这个统一物中究竟是有机的组成呢？还是简单的拼合呢？要解答这些问题，却比列宁讨论马克思主义时来得困难些。不过，我们必须研究这些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我们早已看得很清楚了，它们是：１.新旧儒家思想，或者可以说，朱熹的孔子主义与杨昌济的孔子主义（后者代表了起自程朱，中经船山，迄于康谭的孔学），２.传统的游侠思想，特别是由水浒传集中表现出来的劫富济贫主义；３.西方社会主义思想。
这三个来源，当它们会合在毛泽东身上时采取着怎样的面目，是很难确定的。它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情形。当年马克思吸收他的思想来源时，他将每一个来源都精详地批判过了，取舍过了，而且经此批判与取舍之后，每一个来源——不论哲学、社会主义或经济学——都达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前所未有的正确性与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和其来源之间有何不同，人们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对它的三个来源否定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也表明得一清二楚。可是毛泽东思想和它来源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其间没有很清晰的界限，让人不易看出哪里是旧的终点，哪里是新的起点。所以有这个不同，最主要的原因自然在于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根本不能与马克思的相比；甚至我们应该说，毛泽东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政治的实践家。他并非完成了自己整套的革命理论（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以及革命对象之分析及革命战略的规划）而后从事革命活动，相反，他是先接受了一个革命目标，然后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调查研究”，斗争学习，因而形成了他的思想的。这样的思想自有其优点和价值，但欠缺系统，不能一贯，权宜高于原则，战术指挥战略，却是它不可避免的特性。这个特性我们现在初次遇见于寻觅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时，将来，当我们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毛泽东思想时，还将随处遇见。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新旧“孔子主义”，这是事实，不容争辩。但我们说这个“孔子主义”迄今仍不失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成分，却一定要引起人们的责难。唯心的、“封建的”、阶级严明的孔子学说，如何能成为毛泽东共产主义思想的组成因素呢？人家一定会说我们胡言乱语，或甚至是“血口喷人”。但若我们把上面的意见换一个方式说出来，即若说：毛泽东思想继承了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那我们这些愤怒的反驳者可能会点首同意了。可是，试问，中国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传统是什么？不正是孔家思想吗？然则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分是“孔子主义”呢？人和他的思想，都是环境产物，是传统产物。伟大的杰出人物虽然要改变环境，要创造历史。但首先他得是这个环境和历史的一部分，否则他便无法了解它们，更谈不上改变和创造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环境，根本斩断自己的历史，这个人好像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非但起不了任何作用，抑且毫无生机。
孔家思想之于中国人的社会，正好似回教思想之于阿拉伯人及其它一些民族的社会，基督教思想之于欧美人的社会一样，数千年来，深入了人们的意识“灵魂”，浸透了一切风尚制度。因此，生息在这些社会中的人，不管有无知识，不管你愿不愿意，甚至不管你赞成或反对这些思想，可是它们总像大气里的湿度那样影响着你。影响的程度虽有差别，但受影响这个事实却是相同的。革命者，尤其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首先自应革各自民族中反动思想的命。因为这些反动思想，纵使它在民族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给某一进步阶级服过务，但时至今日，站在民族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说，那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为统治阶级信奉的思想，却都是反动的，应予彻底批判，彻底打倒。没有做过这份批判打倒工作的人，有如西欧所习见的什么“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之类，那是绝对不会有革命气味，更不会有社会主义气味。他们仅仅是反动思想的假面具，反动政治最可恶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孔教共产主义”或“儒家社会主义”，其反动性正与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社会主义”相同，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这自然与毛泽东思想全不相干。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中留得有，或者结合得有“孔子主义”的成分，其义应如下述：童年与青年的毛泽东既从孔家书中获得了最初的知识与思想，他自不能不受“孔子主义”的深厚影响，在二十五岁以前，他基本上始终是一位“孔门弟子”，其间思想的进展，不过从孔子学派的正统（程、朱），逐渐趋向于它的“左翼”（黄梨洲、王船山、康有为、谭嗣同）罢了。五四之后，毛泽东当然受到清算孔子的影响，他的崇拜对象从康、梁变成为陈、胡。但因中国迟发的“启蒙运动”，由于国际和国内关系的特殊形势，无法构成一个长期独立的时期，故其对于中国旧思想，特别对孔子主义的批判工作，无论在深广两方面都做得极其有限。随着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新文化运动”本身起了分化，一部份投降了“孔家店”（这个孔老板自然是全身洋装的），另一部份则不再继续文化思想的深研，而一经浮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纲，便倾全力于实际的革命行动了。胡适之是前一部分人的代表，而陈独秀则是后一部分人的领袖。毛泽东跟在陈独秀后面，走了后一道路。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陈独秀一样，是建筑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结合得有孔子主义的成分。至于这成分是否至今还留得有，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它们在整个思想中占多大地位，那且待后面详说。
一般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都是先干革命，后读马克思主义（最大多数则始终不曾有机会读马克思主义），因此，人们虽然加入了共产党，虽然以全生命闹共产革命，但除了根本的斗争目标，以及一些时事意见和行动方针由党决定之外，其它关于人生和社会（更不必谈宇宙等）的种种根本思想，却是各想各的，而大致则是属于儒家。知识程度越高，入党之前的思想越成系统，则其头脑中积存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越多、越深。毛泽东在一九二○年因“三本书”的影响决定了他共产主义的信仰，此后自然读过三十或三百本书，但这些书显然无法完全代替他以前十八年中所读的三百或三千本的孔孟书。这里数字的意义是很小的，而且是假设的；重大而真实的乃是人类思想发展上的“先入为主”，即人当其知识奠基时期和思想形成时期所受教育，往往终身起着有意无意的决定作用这个事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然要“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但这种自我否定工作，任何人不能做得彻底净尽的。越有根底，越不能做得彻底。“昨日”思想的结论可以抛弃，甚至可以全部否定，但其方法则多半无法摆脱。这情形和人的学习语言颇有相似之处：年龄越大，学习越难；乡音的根底越深，则对新方言的迁就越不易；成年人学习新方言，词汇最易，句法其次，音调最难，甚至是终于无法改变的。毛泽东从十六岁那年离开家乡，开始“否定”他的湘潭土语，学讲普通话；可是直到如今，虽然就词汇句法言他早已学成功，而基调都还是浓重的乡音。这现象，我们若能紧守类比的范围，确实可以和他的思想发展及其不同因素间的关系相比拟。那就是说：普通话如果代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湘潭语音便有点等于他的孔孟思想。
带土音的普通话，就其表达意思的效用而言，不一定输于字正腔圆的京片子。问题的中心在于二者（音与语）之间的结合如何。如果结合得好，运用得流利自然，那末对不懂京音的最大多数中国人发言，也许比道地的“国语”还实惠，毛泽东的湘潭普通话，特别对湖南省的工农大众说话，那是绝对优于“标准国语”的。因此，以“土思想”打底的马克思主义，非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世界各地时无法避免的产物，而且，只要它结合得好，还会比“百分之百”的原装马克思主义为实际而有效。因此，单单说毛泽东思想中含有孔子主义的成分，意思绝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含有反动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是否含有反动思想，并不决定于含有某一成分这个事实，而决定于这个成分的性质，以及此性质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情形。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基本上都是孔门弟子，都从西方找来了一些“真理”。他们都把孔子主义与西方真理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内又都形成了各自的思想。在这方面，毛泽东和他三位前辈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就中西思想的结合情形说，却有很大不同。洪秀全的基督教义，康有为那味乌托邦理想和立宪主义的杂拌，孙中山的杰弗逊主义加亨利乔治的思想的拼凑，当然都不能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相提并举。无论作为一般的哲学，或特殊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上述洪、康、孙三人所知道与所采纳的各种思想，自不能同年而语，惟此理太显，不必申论。我们这里要谈的是各人对于各该“西方真理”的认识深浅，以及各个被吸收成分和原有孔子思想结合的好坏。各人对各该“西方真理”的认识程度，毛泽东比他约三位前辈是高明得多的。因为时代关系，在洪、康当年，西洋学识根本不曾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不通洋文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只有经过传教士之流，一鳞半爪，道听途说地获得一点新知。洪秀全不必说了，他凭了自己粗疏的认识，将基督教弄成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康有为博学，且较晚出，却也会将达尔文当成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把傅利叶当作英国人。孙中山虽然出身英文书院，足迹遍天下，但他根本不看重（因之不屑学）西方的文哲思想，他所注意的仅仅是欧美民主政治的规章制度。所以他对“西学”的认识也极不全面，甚至非常浅薄。（在这方面他还不如严复，而且不及谭嗣同。）毛泽东虽然不懂外国文，虽然也不很看得起西方的文哲思想，但因他思想的成长期正赶上了中国知识界的“竞趋欧化”时代，他所寻到的“西学”，即由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在中国的广大群众中于倾刻间蔚成了研习风气，所以他虽然不曾（始终不曾）成为一个渊博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总已全面地、仔细地、有系统地认识了它、研究了它、应用了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然自限于他实行家的性格，并固封于斯大林主义的体系；但即使如此，与洪、康、孙三人的“西学”比较起来，不容说已有天壤之别了。其次讲到中西学结合的情形，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和陈独秀一样，而且和洪、康、孙三人一样，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但这只就他们思想中所含的成分而言。若就二者的结合情形看问题，则对毛泽东说，“体”、“用”二字便不能呆板地解释为主辅之别了。在洪、康、孙三人的思想中，“中学”（即孔子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中若干带民主气息与大同理想的方面）无疑是主体，而各自从西方拾取的一些断烂锦绣，则是“零用”，外表的装饰。在上述三人中，特别是前二人，他们所干的革命与所主张的改革，与其说是维新，毋宁说是复古。西哲的理想，不过借用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的仁政而已。孙中山自然比他们进步，他要造成的新中国是现代英美式的民主国家，甚至是更为美好的“民生主义的国家”。但什么是民生主义呢？孙中山却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所以他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孙中山思想究以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即此就很明白了。可是毛泽东决不会在中国革命与复古之间加上等号的。他明白孔子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的对立，唯心与唯物的对立，他知道儒家思想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各自代表着什么阶级利益；他懂得要“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必须“破”孔子主义的反革命观；总之，他清楚：要想在孔子主义本干上接一次马克思主义的种是不对的，也不可能。所以他在意识和思想上，曾经努力摆脱他以前获得的孔子思想，代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的中西二学的关系不再是主辅之差，其结合也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某种程度的化合了。在这上面，毛泽东不仅和洪秀全、康有为不同，就是和孙中山都大不相同。
但是一种化合品是否根本取消了它的组成成分呢？当然不。因之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学成分即使和后来的西学起了化学性的结合，我们却仍不能否认它是组成成分之一。
值得研究的是迄今留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究竟是那些儒家思想？所谓儒家思想，我们知道，含义非常宽广，难以下一简单明确的定义。两千年来，孔子主义独霸了中国人的思想，范围了中国人的头脑；可是反过来，中国人的思想，透过许多优秀的头脑，却又各自将反映其时代特点与阶级特点的解释赋予了儒家思想。因之，在儒家思想这个共同名义之下，你可以发见很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见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些不同流派，其对各自的环境和时代言，曾经起了不同性质的、进步的或反动的作用。我们这里自然不想谈儒家思想发展史，也不想研究各派儒家的异同学说——这种研究在此地并不需要，亦非本书作者所能胜任——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只是列举几项在中国人思想中最起作用的儒家思想。然后让我们看看究竟这些思想是否可以在毛泽东的言行中发现出来。孔子将“六艺”传授弟子，可是以思想论，影响于后代中国人既深且远者，却莫如《春秋》、《礼》、《易》。孔子自己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确是有自知之明的。《春秋》的褒贬笔削，实质上乃是“礼”在政治史与政治学上的应用。至于所谓”礼”，则只是封建等级制度，乃至一切等级制度中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规约。所以二”经”的基本精神只有一个，那便是：分上下，定尊卑。孔子的“礼”不是绝对与片面的约束，它毋宁是一种较为进步的等级间的“契约”：父慈则子孝，君仁则臣忠，这里的上下尊卑之间，有一种关连性的责任与义务存在。因此，秦始皇的绝对专制就不欢喜儒家，而后来的某些儒家，又可以从孔子学说中发挥出某些民主的进步见解。但虽如此，不论就孔家“礼”教的本身说，或就其发生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结果说，其反动性总是远远超过进步性的。孔子所以能成为“圣之时者”，二千年来他之所以能不断获得专制统治者的无上崇敬，主要就因为他老人家那点子“春秋大义”，那个严尊卑上下之序的“礼”教。儒家思想中第二个重大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不小影响，特别对汉民族的思想发生极大作用的，乃是由《易》传所代表的那种辩证思想。“孔子晚而喜易”，有“假我数年”的愿望。其实，孔子的辩证思想是原来有的，他的读易与传易，不过是把他的唯心主义的辩证哲学加以系统化罢了。司马迁作《孔子世家》，给孔学做了一个简短提要，其中就提到了他的“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太史公的高明处。因为这个“四毋”不但是孔子思想方法的基础，而且正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根本态度。不要臆度、不要武断、不要固执，不要主观；这里面一方面包含了科学精神与辩证思想，另方面却意味着中庸、妥协、圆滑的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有时甚至发展至赤裸裸的犬儒主义。中国历来的儒家，继承前一进步方面的固然不是没有，但属少数，继承和发挥后一反动方面的则比比皆是，占绝大多数。
如果“春秋大义”与“四毋”哲学是孔子主义的两大要素，那末毛泽东思想中保留着何种孔家思想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毛泽东是革命家。依春秋之义，乃属于“乱臣贼子”之列。因此人们会自然地以为毛氏决不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拥护孔子尊王之说，即不会赞成盲目尊君的学说与实践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因为春秋尊王，并非尊一固定之王，而是凡王必尊。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做成了王。一旦成了王，则圣人的春秋大义便全部呈送给你，你便成了“纲”。只有那些失败了的“乱臣贼子”才始终是乱臣贼子，才受不到“士”（即儒家）的尊崇。原来“春秋大义”是跟“成王败寇”这个现实连在一起的，所以，不管是“犯上”胜利了的新君王，或甚至外族入主中国的侵略者，只要“所业已就”，都无妨于此一“大义”之接纳，并发见其为帮助统治之最好思想武器。毛泽东早年习孔子之“礼”；后来当然在思想上抛弃了它。但当他初则在党内，继而在国内，最初对同志，后来对全民建立了唯一的无上权威之后，是否会发现“春秋大义”又有了利用的新价值呢？或者，更正确地可以这样问：这个分上下、别尊卑的儒家礼教观念，虽在表面思想上早被毛泽东所放弃，但在较深的意识中，是否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心中脑际，因而促成了他的党、政制度的等级悬殊的官僚主义；促成了他衷心接纳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促成了他疯狂发展的个人崇拜作风（实质上乃是变相的帝王思想）？对于这些问题，特别对于后一方式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人们无法否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与孔子的礼教有血缘之亲[2]。
孔子主义的第二个特点留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子更显而易见。无论敌友，谁都承认毛泽东是杰出的权术家，更确切些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策略家。不管就军事、政治或人事方面说，毛氏那种聪敏、灵活、圆通、狡黠的应付，实在高明之至。这种本事，一半固然由于天赋，另一半显然是从孔老夫子那里，首先是从他那个“四毋”中学来的。孔子可说是古往今来最不受“教条”束缚的人了。他的任何主张没有一成不变的说法，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亦因人而异。这在教育方法上是“因材施教”，在思想方法上便是所谓“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他在某个时候可以“从众”，在另一个时候可以“违众”，一切看情形而定。弟子们同样问“仁”，而孔子对颜渊、仲弓和司马牛的回答各不相同。纣王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三种态度，而孔子却同样称之为“仁”。这是他能在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并且对人对事，都能从适当的视角来观察。孔子说过：“亲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都想前去；说什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有人嘲笑他“栖栖皇皇”，近于“佞”了，而孔子则辩曰：“吾疾固也”。他反对一成不变，讨厌顽固不化。他“无可无不可”。孔子与蒲人盟，不去卫国；但一出东门，他即负盟适卫，理由是：“要盟也，神不听”。那意思就是说，在强力要挟之下可以与人缔盟，但这样的盟誓完全可以违背，因为鬼神是不听的。孔夫子那种随机应变，实事求是，有经有权，不执一见的态度，在毛泽东的言行中，不是随处可以发现的吗？三十余年来，毛泽东奋斗于中国共产党内外，终于能有今日那样的地位，是靠他应付了一连串敌手的。第一号内部对手是已故的斯大林及其在中国的派遣人王明。毛泽东在这一战斗中显然处于劣势，而且是败局早成的，如果当时他没有玄德种菜、勾践尝胆的精神，没有韬光养晦，隐忍待时的修养，便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翻身；再如果当他翻身之后，对王明派不能做到小胜不骄，适可而止，主从有别，恩威兼施；对斯大林不能实行敬而远之，阳奉阴违，以及时奉时违的“柔道”政策，则无法保持并确立他在党内的胜利，更不能扩大之为全国性的胜利。对付党外的大敌蒋介石，毛泽东更是充分发挥了“毋固，毋必”的儒家精神。西安捉放，国共重圆，这出悲喜剧的导演固然是斯大林，但其精彩演出却无疑要归功于毛泽东。他并非死板地扮演了剧中人，而是将自己的性格注入于角色中的。十年内战，能于一旦间被宣称为“兄弟阋樯”；反动的三民主义，一经“正名”，冠以“新”字，就不怕信奉。改编易帜，答应无妨，只要易而不改，强加之约，可以签订，反正“神不听”也。对于国民党旁敲侧击，应之以“有理，有利，有节”，随机应变，法无常法。与民主人士游，则“恂恂如也，誾阖如也，鞠躬如也”，礼不嫌其繁琐，只要能争取同情好感。凡此种种，别说硬桥硬马的马克思办不到，就是更为实际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因“教条”所限，绝对不肯做与做不来；甚至那个专讲策略的斯大林，虽然愿意做能够做，但因先后天都没有那种圆通周到的应付本领，也一定做不到这样的。只有深得乎“夫子之道”的毛泽东才能演得如此出色。由此可见，策略意义上地位甚高的毛泽东思想，其中有重要一部分并非继承自马克思列宁，而是从孔子思想中得来的。
策略家的毛泽东，或毛泽东的高明的策略，在不小程度内的确曾促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事实是否表示出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马列主义不及孔子主义实用呢？或者又可以这样设问：非马克思主义的、但运用得很巧妙的一些策略，足以促成革命胜利的吗？这些问题值得研究，我们也一定要研究它们。但不在此地，我们将在本书以后适当的地方谈到它们[3]。这里，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毛泽东思想中确仍含有孔子主义的成分，而这目的总算已经达到了。
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固有的游侠思想。这说法大概较易得人首肯。毛氏自己说：他小时读经书而不欢喜经书。（其实——让我们顺便在此一提——没有一个小孩子会欢喜那些晦涩艰深的圣贤书的，但不欢喜决不意味着不受影响。）他欢喜读水浒、西游等等小说。这些通俗历史小说对近百年来中国青年人的影响，无疑是大大超过了经书的。尤其是识字不多的下层社会等级，他们的思想和部分知识，可以说都是从那些小说得来，或间接由取材于此种小说的戏剧中得来。所以爱那些小说甚于爱“圣贤书”，并不止以毛泽东为然，几乎最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如此的。毛泽东比众不同的，我觉得只在于他把从某些小说中得来的思想，能郑重予以实行而已。中国旧小说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整个混沌体。此一混合物以孔氏学说为基础，加添了浓重的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入世与出世的想法纠缠在一起。在此纠缠中，二者较高明的（不必等于前进或正确）成分互相抵消，而最腐败的成分则相得益彰。比如入世部分的积极面，即儒家的所谓“行其义也”的负责精神，消失了，留剩下来的只是学优则仕，求取利禄的庸俗见解；出世部分也只有一些最浅薄的东西留下来，犹如于佛家为因果报应的小乘教义，于道家则为炼丹修仙的荒唐理想。中国旧小说的这些思想，凭借故事之力，广泛传播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中，真是流毒无穷。不过有一种思想，特别见于像水浒那样的杰出小说中的，却在上述那个思想混沌体上放射异彩。这个思想，我以为应名之为游侠思想。一些古典小说能够特别吸引少年读者，能在儒释道三者的酸腐气中透出强烈的清新气息，因而使某些小说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思想上亦具有较高价值者，我觉得，主要得归功于这个思想。如果没有这个“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游侠主义”，那末老是在陈腐、庸俗、怪诞的儒释道圈子里打滚的中国旧小说，其实将一无足观了。
毛泽东热爱这些小说，他主要显然是欢喜这个思想，他吸收了这个思想，在他以后的行为中，将假戏真做起来。
秦汉之际，儒侠并称，韩非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也。究竟儒（亦即士）代表什么阶级？侠代表什么阶级呢？以当时的孔子而论，应该说是新兴的中小地主的代表。他的学说代表了为数不小的，非封建贵族出身的，属于中小地主或兼营商业的地主们的政治理想，特别代表了出身于此等“贫贱”阶级的官僚利益与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改良的、妥协的、摇摆的，其实质颇近乎现代社会中的中上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等到后来，一自汉武将儒家奉为“国教”以后，“孔子主义”自然只为统治阶级服务，替专制君王作“仁政”的粉饰，以致尽失其改良的或妥协的性质。至于游侠，司马迁虽然区分为“显贵之侠”与“布衣”、“乡曲”、或“闾巷之侠”，但其实是专指后者而不及前者的。“布衣”、“乡曲”、“闾巷”，就字面看已很清楚了，这是些下等的普通人。他们的特点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因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游侠者的美德，或他们同类标榜的道德标准，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日本的武士道，颇多相同之处。不过中国游侠的阶级成分，却比欧洲的骑士与日本武士，似乎要低，骑士本身是贵族，武士则是贵族的帮闲和打手。而中国历史上的侠，则大多是市井小人；其中间或有农民、有小地主、有下级官吏，而最大多数则为大小城市里的工匠、贩夫走卒与无业游民。一般说，他们代表了比儒家所代表者为低的社会等级。故为儒墨所“排摈”。侠的品类很杂，良莠不齐。暴戾恣肆，侵凌孤弱而自称为侠的流氓剧盗当然很多，但真正具有上述美德的豪士也一定不少。这些人，特别当政治极度黑暗，或战乱频仍，小百姓受尽欺压，颠沛流离，痛苦无告的时代，确实能起一些反抗作用。他们将“公道”掌握在自己手中，锄强扶弱，劫富济贫，以此替无告者出口冤气，让“豪暴”者得点惩戒。这种精神，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可说都起了积极作用的。如果没有这点精神，没有这种“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那末在儒家精神的绝对统治之下，中国人（尤其是所谓“士”）一定会像司马迁所指出，只剩两种类型了：一种是“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的自私的清流，另一种便是“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的无耻的俗子。事实上，一两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恰恰只有过这两种人。非清流即俗子，非俗子即清流。而更坏的，这两种人往往交互为用，随时可以易位，弄成清流亦俗子，俗子即清流的情形，真是非常可悲可叹的。欧阳修为冯道作传，发过如下的感慨：“子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固无其人哉？”欧阳修在这里的见识还不及司马迁。他不知道：若不多少具有“朱家、郭解”精神的正统孔子之徒，其不成为“长乐老人”者几希。冯道处处以仲尼自况，当时人亦称誉之为孔子复生，这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倒并非绝顶荒谬的。
自来比较杰出的儒家，都知道“以武药文”的重要性。近世的谭嗣同更看重游侠精神。孙中山则拼命从会党中求豪士。良以“秀才造反”，虽三十、三百年亦不能成功；更何况一成“秀才”，便根本连造反的念头都不敢存呢？毛泽东从水浒传中学到了上梁山的重要，把这点游侠精神吸收到思想中去，与外来的西学再结合一下，成为他以武装对武装的全套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情形是显而易见的，不须多所辞费了。
马克思主义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第三个成分，情形自比上述二事更加清楚，以致毋须证明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出来讨论的，乃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究竟是怎样的马列主义；以及此一成分在其整个思想中所占比重如何。毛泽东亲口告诉我们，他在一九二○年顷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书籍方面是受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及刻儿·枯朴著《社会主义史》的影响。此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阅读及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形，他自己不曾说过，别人亦少记载。但我们不难推想得之。毛泽东是不懂外国文的，而马克思主义书籍被大量译成中文，是在革命失败以后，即开始于一九三○年前后。可见从一九二○年到三○年这段期间，毛氏是不会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不但因为这方面中译本太少，而更因为那时期的革命运动开展得意外迅速，毛氏和所有的年青共产党员一样，不得不以全部时间，全副精力去应付忙迫的实际斗争。接着又因革命失败，毛泽东从事于武装斗争的组织和领导，这就使他更没有任何闲暇来做理论上的深化与进修。因此，不仅在一九三○年以前，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即当中共的军政权力在延安相当稳定以前，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大概不会比他于一九二○年从三本书中所获得者增添许多。这当然不仅毛泽东如此，参加或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全体共产主义者，可说全都如此。最大多数人是读了郑超麟翻译的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较少人读了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后一种人在当时已算是高级理论家了。
毛泽东“有机会宽泛地阅读斯大林的著作”，据陈伯达告诉我们，“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按即一九三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见陈著：《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第十六页）陈伯达的这点证言极其重要。他告诉了我们毛泽东何时才“宽泛地阅读和深思熟虑”斯大林的著作。同时他又间接地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所研读的究竟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
原来毛泽东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才郑乎其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而他所研究的却只是斯大林的著作，所以是斯大林主义者[4]。
一九三七年顷毛氏所以能研读斯大林著作，因为抗日之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多少放松了，毛氏可以抽点工夫出来进修理论。而他之所以要进修理论，则最直接为的要应付王明一系的进攻。他和“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当时虽已获胜，但未结束，为了与王明们上争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的支持，下争全党的信仰，他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尤须学习克里姆林宫主人的理论。
毛泽东和斯大林（及其直接代理人王明）之间的思想渊源与政治关系，我们将以专章详谈。这里应该注意并引起我们最大兴趣的乃是下面两件事实：1、当毛泽东做了十七年共产党员，领导了十七年共产党革命之后，亦即当毛泽东到了四十四岁那年，才比较广泛深刻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2、他此时（甚至以后）所研读的马克思主义，又仅仅以斯大林所解释与所代表者为限。为要估量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成分所占比重，为要认识毛泽东所接纳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上述二事，无疑具有极大价值。
光是凭了这两个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儒、侠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之深入地下的基础，而斯大林主义则是毛泽东思想之人所共见的上层建筑。在潜意识的、较抽象的精神方面，土生的儒、侠思想显占上风，在有意识的，较具体的思想方面，那个主要来自斯大林的洋成分似占优势。——随着岁月的增长，它越来越占优势。
下面，我们准备从各个有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去认识和评估毛泽东思想，并从而证验我们在本章中对毛泽东三个主要来源所作的剖析。
[1]毛泽东对于静坐法并不赞成，他认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见《初期活动》三三页）
[2]说到这里，我们还想顺便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其发展中与孔子思想之间的一个有趣关系。前面说过，那是孔子学派中的左翼，也就是儒家学说中的民主倾向与大同理想，让毛泽东过渡到西欧式的民主主义，终于达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是到了后来，等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个武装力量，毛泽东成为这个力量的首领，同时苏联的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之下趋于极权官僚化的堕落——毛泽东正在这个时候补修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那早年钻入他心底的最正统的孔子主义，特别是那种“春秋大义”起了重大作用，这就使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斯大林主义；反之，这个斯大林主义当然又加强了他“灵魂”深处那个极右翼的孔子主义——帝王思想。
[3]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论战术家与战略家的毛泽东的诸章中，已详细解答了。
[4]光凭陈伯达这段证言，自然不足以断定毛泽东除了斯大林著作之外，根本没有“泛地阅读和深思熟虑”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因为这篇文章谈的是“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说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他不一定要扯到题外去，不一定要连带来谈毛氏和马克思和其它几位大师的关系。但是没有陈伯达或其它人的直接证言，我们仍旧有充分理由可以断定：从一九三七年以后毛氏广泛阅读的只是斯大林的著作。除了列宁的几本小书之外，他根本不曾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最有力的证据是毛泽东自己的文章。在毛氏所有文字中几乎没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直接引文；从列宁那里，我们也只见他引用过几段哲学文字；而引自斯大林的则随处（指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毛氏文字）可见。这些引文或被用作自己思想的印证或奉为卓绝的先见。毛泽东是反对死读书与读死书的。他“带着问题学”，学到了就要用的。因此，如果毛氏确曾深深钻研过马、思、列诸大师的书籍的话，他绝不会隐藏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