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毛泽东思想。一种是如实的毛泽东的如实的思想，却是说，毛泽东这个真实的人，这个革命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确曾有过与确实保持着的那些思想；另一种是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首先是为了造成毛泽东在党内和国内的一尊地位甚至神一般的地位，故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尽善尽美的、始终正确的思想体系，在其广深度上均已被认为相等于、甚至高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毛泽东思想，应该加以区别的。关于前一种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约略谈过，现在要谈的是后一种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经过。
我们在前面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提起过，一个在生的政党领袖，将自己的名字定为主义，写入党纲，宣布它为全党共遵的指针，这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是史无前例的。不但此也，一个在生的革命思想家，将自己的思想定名为某某人思想或某某人的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亦属少见。从来，什么主义这个名称，总是先由思想上的敌对者给取的，然后由他的信奉者（多半在领袖死后）接受过来，自称为某某主义者。马克思只当他嘲笑那些愚蠢的追随者时才提到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名词最初是孟什维克为了攻击他的“非马克思主义”才发明的。列宁绝不曾自己承认，也决不肯让别人宣称：他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主义或思想体系。“列宁主义”被当作“俄国马克思主义”提出来，时间已在列宁重病之后，提出人首先是季诺维也夫，然后是斯大林，其目的为了打击“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和马克思与列宁一样，终其身不曾标榜过什么托洛茨基主义。这些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为什么不肯将自己的思想定名为主义或思想体系呢？更为什么不肯将自己的主义写入政纲，作为一切行动的方针呢？简单为了谦虚吗？不，不尽然，谦虚固然是一种美德，甚至对革命家都是一种重要的品德，但近乎虚假的谦逊，对于当仁不让的马克思派思想家说，却非重要的事。如果不是为了更重大的理由，他们决不会单单为了谦逊的礼貌之故而不为的。那末到底为了什么呢？首先，他们都深恶痛疾个人崇拜，他们都太革命家了，太讨厌官僚作风了，太反对那种以个人名义掠众人之美的传统罪行了，以致他们不肯让自己有任何可能陷进这个庸俗的圈套中去。其次，他们都上感乎继自前人的深且厚，下感乎日新又新的必需与必然，因而他们自己总觉得无法将冠以己名的主义来概括全部思想，或标志出自己特殊贡献的部分思想；第三，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如果知道虽完成而未完结，总不肯将它加上名字，定为科律，仰大众遵行的。因为任何一位大思想家，其最重要的总是方法与立场，并非所有的结论。其自信最坚者也是前者而非后者，凭着正确的方法与立场，他们可以得到，而且已经得到过很多正确结论，但他们没有理由说，也决不会说，他们行将获得的任何结论也一定会正确，要求党员或群众事先答应服从一切；因此，马克思、列宁与托洛茨基都不肯，也都不曾规定一种标上自己名字的主义或思想，他们不容许别人替他们这样做，更不会授意别人这样做；至于将此主义或思想明定于他们所领导的政党的纲领内，作为一切行动的指针，那是出乎他们想象之外的。
然则以马列二人的门人自居，并自幼听惯“谦受益”教训的毛泽东，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客气”的事来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先让我们看看十余年来“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放下与再提出的经过。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产物。其直接的对象为王明路线，甚至可以说是斯大林路线，或俄国路线。中国共产党存在到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已经四十年了。其间当然发生了不少争论和斗争。但除了直接受苏联共党内部争论的影响而发生的斯托之争以外，争论中延长最久、范围最广、深度最大的一次，却要算发生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斗争。第一次革命中的所谓陈独秀路线，八七会议后的所谓瞿秋白路线，一九三○年的所谓李立三路线，事实上都是名不符实的，亦可以说是一种虚构，因为被贴上这三个名字标签的所谓路线，前二者应该由斯大林、布哈林负责，后者则应由斯大林单独负责。无论陈独秀、瞿秋白或李立三，根本不过是国际路线的执行人，那些路线绝对不合冠上他们名字的，至于所谓反这些路线的斗争，事实只是当每一国际路线破产之后，斯大林要使那个执行人做替罪的羔羊，于是指使出另一个人来做上献燔肉的祭司，——这祭司，当新路线再度破产时，便也被燔炙如仪了。当年瞿秋白之反对“陈独秀路线”，六大期间及其以后的所谓反“瞿秋白路线”，以及一九三○年九月间瞿秋白再度被王明等捧出来反对“李立三路线”；同年十一月与次年一月间王明派的所谓“反立三、反调和路线”——其基本内容都是一样，即都代表斯大林本人的错误路线，在中国的实际斗争中不断碰壁、不断破产而引起的不断的文过饰非，不断的觅羊替罪。
王明（即陈绍禹）的命运原本可以和陈、瞿、李一样的，其所以能终于不做斯大林的燔肉者，主要因为他和克里姆林宫官僚的深厚关系，以及他天生有狡黠异常的性格。王明的思想记录与革命履历，与毛泽东的刚好相反。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去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子口诗云”这一套当然未曾读过，一般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修养都根本谈不到。他写的俄文也许比中文好，知识与思想的初恋都是斯大林学校的“马列主义”。这个人，未必像毛泽东所指摘的“懂得希腊”（因为除了苏联党校课程中所包含的小量西方哲学常识与若干政治经济学说之外，王明等根本不曾见识过什么西方文化），但对自己出生的中国，却是肯定地不懂的。人当然聪敏，特别是绝顶狡黠，非常长于玩弄阴谋诡计，野心尤其少有的大，领袖欲强得令人吃惊。他是在莫斯科入党的，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他正在俄国读书，当然无分参加。此人的头角显露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将败未败，苏联共党内部的托斯二派为此发生了激烈斗争之际。中山大学的校长原本是拉狄克，他在斗争中站在托洛茨基的反对派一边。学校中以米夫为首的斯大林派起而与校长斗争。此时中国学生中也分成为二派，王明成了斯大林——米夫派的领袖。结果反对派失败，拉狄克被免职，米夫继任校长，王明就成了学校党部的主要人物。此后，王明和米夫密切合作，上通天，下着地，周围团结了不少积极分子，其中后来出名的有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等等。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大会在苏联举行，王明等以翻译资格列席，而实际上却起了不小作用。斯大林为了要直接与完全地控制中国党，乃通过他的米夫——王明机构，干涉与安排了领导机关的人选。他们有步骤有计划地拢络了工人出身，易于摆布的向忠发，换下了多少有自己主张的瞿秋白，如此预备了王明们由党校控制走向全党控制的第一步。王明派从一九二九年起开始陆续回国，最初扼于国内的“实际工作派”，郁郁不甚得志（王明仅被派充宣传部干事）。一九三○年夏天，斯大林的“第三时期哲学”（即宣布全世界均处于直接革命局势中的“左”倾跳跃路线），在李立三的执行下[1]，达到了疯狂程度，并在短短期间（三四个月），被证明为完全破产。这路线引起了下层同志普遍的惶惑与不满。此时，王明等就利用了时机，首先利用了瞿秋白等，在九月间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打击了李立三；然后王明们与此时已当上了第三国际东方部主持人的米夫直接联系，上下合作，又于同年十一月间通过了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十二月中发第九十六号通告，“进一步指出了立三路线错误及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将瞿秋白也套入“错误”的网中。王明派此时乘胜追击，毫不放松，乃于两个月后，即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改造”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此时，在六次大会上根本不曾当选中委的王明派人物竟进入了领导机关，将李立三、瞿秋白乃至何孟雄、李求实等实际工作者排挤了出去。如此，王明那个由占领党校进而占领全党的野心，在斯大林的直接扶持之下，总算初步成功了。
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在上海秘密进行的。毛泽东当时正困斗于湘赣地区，远离着这个勾心斗角的中心。关于理论和政治问题，毛泽东原没有给以多大注意。他根本上同意六次大会的决议，并且完全同意斯大林“第三时期”的盲动路线。因此在原则上他是拥护“立三路线”的。他对“立三路线”有所批评，只限于执行的技术上，属于军事的策略性质。他从亲自的经验中，知道了当时以红军直接进攻大城市之不可能。毛泽东主要是一个实干家，并非精深贯通的理论家，所以在初期，而且在本质上是自始至终地，他都将理论的意义看在行动之下。这方面他和斯大林有共同之处，因此，在那些年中，毛泽东纵不曾将当时上海发生的理论斗争（无论在进行于斯托二派之间的真正的理论斗争，或由王明们搞出来，当作权力斗争幌子的“理论斗争”）叫做“茶杯里的风波”，却总是不屑一顾，或无暇一顾的。在今天公布出来的毛氏文字中，人们找不到毛泽东当时对种种争论性的问题发表了什么意见，这便是证明。当时毛泽东的心理多半是这样的：“没有力量没有发言权，而最可靠的力量乃是带枪的群众。随你们在亭子间里去谋王篡位吧，我只要积聚我的力量。”
至于王明们呢？在最初，他们也看不起毛泽东。对于中国南方诸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斗争，共产国际看不出任何前途，在六次大会上，由布哈林担任发言人的报告中，就说过：“那些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鸡都吃光”，并嘲笑那种划一支火柴点一罐火油的暴动。六次大会决定把苏维埃口号改成为“宣传性的口号”，意思就是要停止这种立即的农民暴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留下余地，等武装斗争一旦完全失败后，可将全部责任推给中国的执行者。六大决定的工作对象是工人，工作的重点限于城市。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恢复党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尽量恢复和扩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始终被确定为中国党唯一的与最重要的任务。本此精神，王明派集中一切力量来夺取上海的党中央，暂时不注意江西毛泽东领导下的军政势力，乃是自然的事。不过一旦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加以毛泽东的军事力量不但没有像国际所预料那样的受到摧毁，反而日趋巩固，日渐强大，此时王明们便不得不以往日对付李立三瞿秋白的方法去对付毛泽东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回顾中共的历史，竟可以说，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全部的内争史，乃是以毛泽东及王明为首的两派斗争史。这斗争经过很长时期，双方互有胜负，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中共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一系才赢取了彻底与最后的胜利。这个延长十四年的斗争，因为有不少微妙理由，真相至今还对外界，甚至对共党内部的群众隐瞒着。其中最大一个理由，便是王明背后站着斯大林，他直接代表了莫斯科的官僚层，王明是中国“洋共产”的代表，与“土共产”的代表毛泽东作战的。因此这个斗争间接直接地牵涉到斯大林，牵涉到当时的第三国际，牵涉到苏联。身受打击的毛泽东，自然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主要为了斗争的策略之故，他不愿与不敢直接攻击王明后面的靠山，甚至对那靠在大山上的王明都不敢攻击得过分，攻击得非常“有礼”，“有节”。
两派十四年斗争的主要经过如下：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派非法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他们凭借着莫斯科的直接支持，在旧人中取得了向忠发、周恩来等的合作，打下了李立三、瞿秋白以及一大批从事工人运动的前辈革命者。王明用以夺权的政治口号是：“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反右倾”。而他们自己的立场则是极“左”派的，当时斯大林在全世界推行的所谓“第三时期”的直接革命路线。这路线由王明写成小册子，名叫《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的这本小册子，据毛泽东胜利后所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说，“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王明们如此‘改造’了中央机关以后，又将此种‘改造’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他们极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见《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四中全会上获得胜利的王明派，成立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从此就更公开地向毛泽东的势力进攻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一九三二年八月，又召开了党中央的宁都会议。这两次会议的攻击目标都是毛泽东。当时赣南闽西的苏区领导者被指执行“富农路线”和犯有“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党和军队的领导被改变了。毛泽东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让他当了共产党的“林森”，一切实权被剥夺了。
一九三三年初，王明们的中央机关因一再被蒋介石的特务所破坏，不得不抛弃他们自来坚持的城市路线，逃入农村根据地[2]。此后，王明们便更直接与彻底地控制了从毛泽东手里夺过来的一切力量。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是王明派控制中共完全成功的纪念会，是“第二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见《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宣布“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的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同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下，打击毛泽东及其拥护者。
从一九三○年起，直到遵义会议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期间毛泽东没有写过任何原则性的理论文章（以选集中所搜集者为根据）。王明们直呼毛泽东为“右倾的机会主义者”，骂他的政策为“富农路线”，按理，毛泽东应该有所辩护，或竟像立三、秋白与周恩来那样，写了“承认错误的自责书”，不过我们不曾见过任何此类文件。在《选集》中搜集的此一时期的文章，共计四篇，都是属于经济政策的，没有对王明路线的批评，也没有为自己被指责罪名的辩诉。在《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只空洞地提了一句：”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可是怎样对立的，以什么论据或立场来对立，却没有说出来。实情可能是这样的：毛泽东自然不会赞成王明们的路线与领导，但这条路线与领导却是代表国际，代表斯大林的。毛泽东们不敢和它公开对立，于是采取“两面派态度”，玩弄中国的古法：阳奉阴违，虚与委迤，保持沉默，坐以待变。
这个变化是不久就来的，而一九三四年秋季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开始了突围的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发动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所谓“遵义会议”，推倒了王明派的领导，“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毛泽东那次“起义”之能够成功，原因据《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是这样的：”‘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遵义会议的前后经过，以及会议上做了什么决定，至今还不曾有文件发表出来，或至少我们还无法看到。不过此次会议所讨论的只是军事的与组织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对立的、不同的政治纲领来和王明们斗争，那是非常清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如此说，在胡乔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也是这样说。后者还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一个有趣的事实，它说：要根本改变政治路线，“……纠正在党的浓厚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非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这时（按指一九三五年秋冬），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党……才满足了这个要求。”（见该书第三十八页）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论遵义会议之前也好，之后也好，王明当权也好，毛泽东当权也好，只要共产党国际（实则斯大林）的极左的“第三时期”路线不改变，则中共的政治方针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这段话的意思又在说：不管王明骂毛泽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也不管毛泽东骂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可是两人谁都没有跳出斯大林的手掌，谁都在“第三时期哲学”的圈子里翻觔斗。
总之，遵义会议除了改换中共中央书记，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让毛泽东及其一系代替王明及其一系之外，没有解决其它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土共产”虽然胜利了；但以王明为首的“洋共产”却未尝溃败。王明仍旧担任中共出席国际的代表，仍旧在政治上指挥中共，并继续在那里称王称霸，欺压留在苏联的政治上的异己者。李立三在中共八次大会上作证说：“我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在李立三那次发言中方又证明了在中国党内业已获胜的毛泽东，其言论著作在莫斯科却不准流传的，李立三要“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哈尔滨以后，才初次读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次读到延安整风文件，初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才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个术语。”
由此可见，在遵义会议之后，王明在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之下，其权力与气焰并没有马上失去，不但在他的“直接统治”地区——苏联为然，即使在中共党内亦是如此。毛泽东虽然从一九三五年一月起重掌了党、军大权，都还须经长年努力，才能将王明安置在党领导机关中的党羽排除，将王明的声势真正压下去，其间经过大致如下：
从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五的十个年头，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步毛泽东的自我进修时期，第二，毛、王意见再度直接冲突时期，第三，毛泽东政治意见获胜与“毛泽东思想”正式诞生时期。
“长征”结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此以前，红军转战流徙，几濒于殆。内有意见分歧（反对意见主要以张国焘为代表），外有国民党军的穷追堵截。毛泽东重握兵权于败亡之际，在绝对优势的敌军攻击下求取生存，自然只有集中一切于军事问题的解决。等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各路红军会师甘肃，然后进入陕北，有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同时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在西安被拘等等变化，中共所受于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大大松弛；这时，毛泽东的生活和活动也显然有了变化。他一方面总结过去的争论，另方面补修他一向欠缺的马克思列宁等大师的基本理论，特别要读斯大林的著作。毛泽东这方面的努力是极易理解的：１.在和王明（不仅王明个人，他后面还有一大群中俄“理论家”）斗争时，当对方从一切共产主义典籍中引经据典，大掉书袋之时，毛氏一定痛感到自己在这上面的欠缺，以致有无法招架之势，为要驳到对方的教条，自己得先摸清这些教条；２.地位越重要，形势越有利，斗争越复杂，毛泽东不能不衷心地感觉到自己一般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不足；３.当研究马列主义时，一半由于策略的考虑，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由于势利的考虑，即欲与王明争夺斯大林的恩宠，拟在思想上趋奉这位苏联的独裁者，以便最后排除王明这个克里姆林宫与中共之间的代理人；另一半由于气质与思想上的真正接近（例如实干重于理论，策略高于战略之类），故毛泽东特别研究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那一派“马列主义”。
我们在前面叙述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时，曾经提到过陈伯达说毛泽东要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阅读斯大林著作。现在，在这里，得更多地引述陈伯达对这方面的证言，他说：
“……不论是在一九二七年陈独秀还在当权的时候，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机会主义者总是或有意地或无意地阻碍在中国党内散布和宣传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又因为文字的条件，反革命的隔离，就使得我们党内许多在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同志没有机会去有系统地阅读到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而毛泽东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个。斯大休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著作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后，才在我们党内有系统地编辑出来，……机会主义者为着散布自己错误的观点和主张，而或有意地或无意地掩盖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这一点对我们党说来，是很不幸的。但虽然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根本问题上，都能根据马、恩、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学，以自己独立的思考达到了与斯大林相同的结论，因而保持了自己和他的战友们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有机会宽泛地阅读斯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在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说明了斯大林的著作所给他的重要的启发。……”（见陈著：《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第十五——十六页）
陈伯达这段文字很有价值，因为它老实地说出了中共党内马克思主义教育落后的情况[3]。并且正式证实了我们的看法：一直在抗日战争之前，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只根据了马、恩、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学，这即是说，只凭了共产主义的一般的基本立场，此外却“以自己独立的思考”，即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与知识成果，来达到具体结论的。毛泽东的此一缺点，我们在上面某一处曾经说过，其实正是他的优点。不过这个优点，只在特种情况下，两害相权时才显出来的。放在另一情况与另一意义中，优点仍旧会变成缺点。特别当“教条主义者”引用大量列宁遗教，或斯大林文字，做成帽子，变成圈套，以便乱扣乱套政治上的对手时，毛泽东一定会痛感到“子曰，诗云”的还击无力，以致大发宏愿来修读洋典，补救自己的缺点了。
一九三六年以后的三四年内，毛泽东确以“最高的热情”补修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成绩是可观的。试翻开四册《毛泽东选集》来看吧，毛氏一些带理论性的重要文章（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至《新民主主义论》），都写成于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四○年期间。从文章的内容判断，我们知道毛氏在那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主要可以分做三部分：第一，武装革命中战略与策略问题的回顾与总结，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的认识，第三，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及其在苏共党内斗争中的立场。
我们暂且不讨论毛泽东上述三方面研究的成果（后面当会谈及）。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只是：这三方面研究的主要争论对象都还是王明，同时，经过这番研究之后，毛氏有了更大的理论上的自信；更能有所依据地指斥王明们为“教条主义者”；自己则更自觉地成为斯大林的崇拜者。
毛泽东这个“自我进修”时期，与我们上面所说的“毛、王政见再度直接冲突”时期，并非截然划分，亦非先后衔接，这两个“时期”差不多是同时并存，交互错综的。依据《选集》所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首次向王明派作理论进攻，时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时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企图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并“系统地说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在这篇对陜北红军大学演讲过的文章里，他以如此方式对王明们开了火：“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反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根据地，使红军由二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见《选集》卷一第一八六页）毛泽东做这样严重的指责，控诉如此大的罪名，却不说出被告的姓字。同时更有趣的，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即在同年七月间，当毛泽东向前往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提到红军不可征服的两大原因时，说：“另一原因是由于革命干部的异常干练，英勇与忠实。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穑、……陈昌浩、贺龙、萧克等许许多多优秀同志们……”（见《西行漫记》第四章，中译本一二五页。）王明在这张名单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朱德。同时在毛泽东所提的十八个有功的“优秀同志”中方除王明外，计有博古、王稼穑、陈昌浩这三个王派大领袖，以及洛甫等等的王明政权的支持分子。这一切表示出：遵义会议召开以后的将近二年内，王明系统的党内势力仍然很大，完全可以和毛泽东争衡的——更何况整个克里姆林宫站在他们背后呢。毛泽东当时那种隐名射击与欲抑故扬的做法，固然显示出孔门弟子的涵养功夫，但到底也反映着那时斯大林直系在中共内部实力的大小。
我们迄今无法确知王明本人何时从莫斯科再来中国[4]。他以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双重资格来到武汉是在一九三七年冬。那时他的气焰还是非常之大，无论在国民党人眼中或中共自己的安排上，他都在周恩来之上。那时武汉流行着一种说法：周恩来、董必武只能代表延安，而王明却兼能代表莫斯科。事实上这说法并非完全无稽。那时王明们与延安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之间是否已有新的政治意见的冲突，我们却不能确知。我们只知道，在此以前，中共曾经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召集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之后，写了那篇名叫《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文章。这是毛泽东重新掌权后的第一篇文章（就选集中所搜集者而言），也是中国第一篇发挥“人民阵线”理论的文章。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件大事：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举行于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那次大会上，斯大林对全世界共党发出了“向右转”的命令，初次提出了“人民阵线”口号，代替了那个开始于一九二九年的“第三时期”的哲学。正是这个“第三时期”的盲目“左”倾路线，断送了德国革命，扶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权，同时在中国，造成了以王明为首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全部罪恶。如今，在一方面希特勒，另方面日本军阀的东西威胁之下，乃不得不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喊出与一切民主、民族的资产阶级合作的口号了。
中共的瓦窑堡会议显然是七大决议到达陜北后的结果。目的在于讨论、接受并执行“人民阵线”（在中国则称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新路线。会议上大概发生了对新路线的怀疑派，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主要是答复这些怀疑派，只在附带中触及了“过去某些同志”的错误。对于新路线，我相信王明那时和毛泽东不曾抱有不同态度。王明这个人，如果不能因“国际”（斯大林）的转变而随之作不多不少的转变，那就不成其为王明了。至于毛泽东，那末无论从那一方面说，右的“人民阵线”，比左的“第三时期”，更要合他的胃口得多。
瓦窑堡会议以后的重大会议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做了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与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那次会议上发生了意见不同，但毛泽东的对手不是王明，而是张国焘。他此时所反对的左倾不是王明路线，而是托派主张了。
洛川会议举行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会上通过的毛泽东文章是一份宣传大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里当然没有内部争论。不过正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却写出了两本与王明派思想斗争中最根本的小书：《实践论》与《矛盾论》。他企图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着手，去反对王明们的“教条主义”与另一些实际工作者的“经验主义”。
毛泽东和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意见之正面冲突，首次导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对延安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此时王明派据说从右边攻击这个报告提纲，特别攻击提纲中所着重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立场。据《选集》编者的注释告诉我们，这个新右派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坚决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5]。双方争论，据说延长了将近一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才在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见《选集》卷二第三七八页）
所谓基本上“克服了”王明派的偏向，意思即是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虽然对王明从右边来的新进攻获取了胜利，但这胜利却既非全面，亦非彻底的。在六中全会的报告与结论中，毛泽东根本不曾提到过王明。遇到要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立场记上名字时，则不是说“有人”，就是说“某些同志”，当他提到王明的论据时，或用上“如果”，或诿称“听说”。这类外交方式主要虽然用以应付莫斯科，然对王明派的势力有所顾忌，则也是事实。毛泽东此种无记名射击改作指名攻击，甚至要迟至中共全国胜利之后，而且还是假手于人的。在《选集》二卷编辑人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的解题中，才明白说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同志与陈绍禹同志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见卷二第五二六页）
据说，王明的右倾思想，当时还影响了新四军的领导层，特别影响了项英。结果据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的回溯中说：“又使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的损失。”（见”卷三二第九五二页）
“皖南事变”发生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不管事变中项英的错误是否确实与王明的“思想”有关，或只是毛泽东故意将这两项错误拉在一起，总之，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事实是明白的：王明从抗日战争以来，在政治上发动反攻，以便夺回中共党军大权的那个企图，此时已被毛泽东确定地击败了。在同时期中，毛泽东一直在继续他的理论工作，其间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与《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首次将中国革命的各个基本理论问题，主要依照了斯大林的观点，作了有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阐述。在这以前，除了一九三七年的两小册哲学论文之外，毛泽东的所有文字方可以说都是政论性的、策略性的，特别又偏于军事性的。因此，如果我们一定要指出一个日期，标志出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之出现，那应该说是一九四○年，其作品为《新民主主义论》。自从这个时期起，毛泽东无论在思想、政治、组织诸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与力量。因此，他和王明之间的斗争，也就从上述的第二时期踏入第三时期，即从二人的再度冲突时期进入毛泽东的全面进攻与绝对胜利的时期了。
这个时期开始于一九四一年春天，是由毛泽东的两篇文章：《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与《改造我们的学习》揭开序幕的。后一篇文章原是毛氏对延安干部会议所作报告，其用意及其重要性，《选集》编者在该文的解题中有如下说明：
“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见《选集》卷二第七九六页）
这里没有提到王明名字，但“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风”究竟以谁为代表，却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个“学习与整风运动”，如果说其唯一目的只在打击王明，那是不对的。踏进四十年代，毛泽东和王明在党内的地位可说已经悬殊。后者纵然有“国际”做背景，虽然在党内还保留得若干势力，但认真想和毛泽东抗衡，想和一九三○年代的初期一样，借外力再度打败毛氏，可能性已属不大。所以那一时期的运动，主要任务与其说是在于“破王明思想”，毋宁说而且应该说是在于“立毛泽东思想”。此一时期王明路线之屡被提及，逐渐带有示众之意，而不是为了它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威胁。《题解》说毛泽东这些文章“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这确是那次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那个“总结”中，统治全党的时间最长、气焰最盛、为害最烈的王明路线自须清算，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的路线当然也被一一批判；可是“总结”的用意决不在于真正客观地算清旧账[6]，而主要在于造成这样的一篇账，即：毛泽东的过去一切都入于“资产”项下；而陈、李、张、王以及其它有过意见的人的种种，都记在“负债”一边。换句话说，那时的总结存着这样一个大目的：过去一切正确意见均出于毛泽东，一切错误和罪恶的立场由于他的对手方。毛泽东是一切正确，从来正确，你不信吗？有史为证；其它的人则一切皆错，无一不错，你若不信，也有史为证。一句话，学习运动与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造成“毛泽东思想”这项精神武器，以此造成斯大林式的思想统一，更以此造成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的此一企图，他的这项运动，当时在党内引起了怎样的反应，是否引起过抵抗，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做出答复。事实可以确定的只是：这个运动延长了差不多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才结束。同时，原本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将它推迟至一九三九年）召集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再推延，终于延期至一九四五年四月才得真正召开（延期的原因可能有几个，但“总结”未曾完全确定，必然是原因之一）。由此二事方可见王明派，以及另一些不愿见“个人崇拜”出现的人们，对毛的企图是给过一点抵抗的。不过到一九四四年年底与四五年年初，毛泽东终于获得了对一切反对者的彻底胜利。一个全盘奏凯的宣告出来了，那就是差不多与七次大会同时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如此，“毛泽东思想”诞生了。在跟着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史无前例地写进了党纲，被宣布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更被规定于党员的义务中，明定每一党员的第一项义务是要：“努力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延长十四年，进行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亦即进行于“土共产”与“洋共产”之间的中共党内斗争，就这样以毛泽东的巨大胜利，以“毛泽东思想”的加冕来结束了。
不过，这场大胜还不是歼灭性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故事也末曾完结。
王明的故事多半已经完结了。在“毛泽东思想”登极的第七次大会上，王明也上台歌颂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也公开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在毛泽东方面，大概为了表示“治病救人”这一口号的非假，或者要给莫斯科留点面子，还是让王明叨陪中委的末座（仅在秦邦宪之上）。中国全国胜利之后，王明担任了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起草过《婚姻法》。中共八次大会上没有他发言的份，却让他听了许多人对他的控诉（特别是在他手下做了七年“小媳妇”的李立三）；结果，他在新中委中仍旧以末名入选。法制委员会的工作被取消了，近年来转行做研究工作，其成绩让我们见到的有他所编注的《太平经》[7]——一部后汉人著的有关宗教、哲学和社会思想的书。这种工作自然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对雄心齐天的王明而言，总未免太寂寞，或“大材小用”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今后这位自己也来“浇菜的青年”（王明年仅五十余）是否还有机会起来与孟德的崇拜者，或这个“崇拜者”的后继人，争一日之长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性是消失了的，但并非绝对没有可能——至少和毛泽东的后继者之间。
现在让我们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故事。那故事是发生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我们知道，八次大会召开于一九五六年九月。那时离毛泽东的胜利大会十一年，离中共之取得全国政权七年。在这些年中，毛泽东的威望和力量，在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大大提高了，提高得和一九四五年的七次大会时候绝不能比。可是，在那个八次大会上，一个新党章通过了。新旧党章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作为“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被取消了。党员的义务，也不再规定要“领会毛泽东思想”了。为什么做这个修改？报告人邓小平没有一言提及。大会上没有一个代表发出疑问，普通的读者当然也不会注意及此。可是，这是一个极大的修改呀。我们必须寻找原因。
毛泽东突然谦虚起来了？不成理由。王明们势力又抬头了？不是事实。“毛泽东思想”业已完成了革命，所以不需要了？不成话。广大党员群众的理论水准提高了，反对这个规定？看不见迹象。那末究竟为了什么呢？很简单，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八次大会召开之前半年，苏联共产党召集了有名的第二十次大会。大会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系，为的要反对和打倒以马林可夫、莫洛托夫等更直接的斯大林系统，便利用了当时苏联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民主要求，清算了斯大林的独夫作风，指责了他的“个人崇拜”。
不管苏共党内反“个人崇拜”斗争的真实性如何，此一斗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风气，发生了影响，却总是事实。它所及于中共的影响，更属非常巨大。中共领导层接到这个消息，简直是狼狈不堪的。因为，它正在党内国内继续制造并巩固毛泽东崇拜，正在仿照三十年代后期斯大林的办法，把毛泽东神化，变成“救世主”，变成“有智慧的太阳”。在普通民间，中共更在将毛泽东代替人们过去膜拜的一切偶像，它叫人们每饭不忘，每事不忘去感谢主席的恩情。不论婚丧庆吊，主席像都被抬出来当作仪式的中心，承受“人间的香火”。正在这样热烈的造神运动中，攻击“个人崇拜”的消息来了——这是一个多么鲜明、又多么煞风景的对照呀！造神运动无疑在一般人中，部分也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反感，至少引起了惶惑。人们所以容忍它，甚至支持它，徒以革命正在前进之故，又以它有斯大林的前例之故。可是，现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被宣布为错误，为罪过而加以进攻了。那末对于斯大林“弟子”的“崇拜”更不必说了。这种情绪逼得中共的领导层有所顾虑，终于逼得毛泽东“谦虚”起来。
结果是：在八次大会上，他不声不响地将“毛泽东思想”这块招牌从党章的纲要和条文中除下来了。
当然，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主风向，都驱使毛泽东这样做。波兹南工人暴动，匈牙利工人起义等等一连串反对斯大林式独裁的斗争，更有助于毛泽东的“谦虚”。他发动了“大鸣大放”，他发表了解决“内部矛盾”的办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在所有的刊物上与演词中消失了。若以《红旗》杂志的文字为例，那末我们看见，只在一九五八年七月的第四期上，登载了陈伯达为纪念中共成立三十七周年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说：《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此后又沉寂了，沉寂了一年有半，直至一九六○年一月，《红旗》才突然再以显著地位登载一篇文章：《学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第八期上，登载了《列宁主义万岁！》（这是以列宁主义掩护毛泽东思想，表面上反对铁托，实际上反对赫鲁晓夫的。）接着，到了十月份的第十九期上，配合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一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毛泽东思想”运动又开始了。那一期上发表了林彪写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发表了《在战略上轻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社论，以及《选集第四券介绍》。接下来，在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以及《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第二十二与二十三期中，又再接再厉地步登载了颂扬“毛泽东思想”的煌煌大作，总之，“毛泽东思想”自从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次大会上被党章“除名”之后，表面上“消声匿迹”了四年。直到一九六○年十月间，才再度被当作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以全力在全党全国提出来，提到政治宣传运动的最前列。现在（一九六一年夏），这个运动还在继续，正在向文化政治的各个领域普遍开来，深入下去。究竟这个运动将如何发展？会发展到如何荒唐程度？在未来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否再度“正名”，会否将“毛泽东思想”在党章上恢复地位？这些，我们不想猜度也不必猜度。我们在结束以造神为目的的“毛泽东思想”的故事之前，只想解释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九五六年静下去的“毛泽东思想”的呼号，为什么在一九五八年再度响起，且在一九六○年又大叫大嚷呢？难道是为了宣传第四卷《选集》的发行吗？当然不是。理由显然还要大得多，简单说，有下列二者：１.对外，由于中共领导层和克里姆林宫新主人之间发生了争执；２.对内，由于“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种种困难。加强个人崇拜自非解决困难的好办法，但是已被崇拜的个人，以及属于此一崇拜制度的内里人物，却往往会错误地认它为不二法门。
讲完了“毛泽东思想”的故事，让我们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容。
不过在开始研究之前，请允许我稍稍跑一段野马。因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是刘少奇第一次正式报告出来的，是他，在《论党》的报告中，首次阐扬了这个思想的。由此我想起了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关系，更由此我又想到了数百年前那位出名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佛兰西斯·培根。此人写过不少篇精深简短的散文，其中一篇是《论友谊》。目前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下面几句：
“……人有一身，而此身又局限于一地。可是他若有了友谊，生活上的一切职务可以请到代表了。因为他的朋友可以替他去做这些事情。要知人世间有多少事，是为那些略要面子与略具风度的人所不能亲说亲为的呀！一个人很难自道功绩而不失谦逊，更不必说自夸功绩了；一个人向人求恳，有时也是难于启齿的；诸如此类的还有不少。可是所有这些事情，自己开口不免脸红的，倘若出之于朋友之口便无伤大雅了……”
当初，略知中共历史的人，看见刘少奇位于毛泽东之次，而且确定了继承人资格，都非常诧异的。因为刘少奇的资格虽老，理论与工作的能力虽然不低，但论“文采风流”，不但远输毛泽东，而且略逊周恩来。如今我们读过了上引培根的文字，那末毛刘之间的关系便可以释然了。刘少奇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全篇就是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颂赞，它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在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报告又说：“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他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不必论其所含的真实性有多大，但若由本人亲口说出来，总是不便的吧。谁能替这个本人代说，谁便是这个人最亲近与最知心的朋友。
野马跑过，让我们来看看由刘少奇首次正式报告的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为何：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标准。”（见刘少奇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总纲》的第二部分）
刘少奇在这里列举了毛泽东思想约九项内容，条目虽多，而含义却嫌庞杂；如果我们从更能概括的角度去看问题，那末，我想可以分作如下三大类：１.关于革命的策略和战术方面；２.关于革命的原则和战略方面；３.关于思想文化方面。下面我们将依循这三个方面，比较详细地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将客观地肯定他的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将公正地指出它的错误或软弱的地方。他的功绩我们必定承认，但为了神化目的而硬造出来的荣誉却必须揭穿。这样做，我们希望能够确定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真实面目，并确定化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大革命家与思想家的真正地位。
[1]李立三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党的总书记为向忠发，政治局中还有周恩来等其它委员，同时更有国际代表常驻上海；以如此组织实行莫斯科决定的斯大林路线，那是绝不能由李立三负责的。
[2]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共文献，王明本人好像并未随同中央机关内迁到江西。他从上海回到他的「祖家」莫斯科，当国际代表去了。一直要到一九三七年冬天，他才从苏联回来。
[3]不过为了更符合于事实起见，我们应该替他再说明两点:１.有意地不愿将理论著作大量翻译，并阻碍它在党内散布，在中共的历史上只有过两种人，一种是最早的旅莫支部人物，另一种便是王明派。他们要这样做，首先倒并不“为着散布自己的错误的观点和主张”，而是为了垄断理论，独霸“经典”的引征权与解释权，藉以造成其“红色买办”的地位。２.文中只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其实，为中国革命的实际领袖们（毛泽东乃其中之一）所未曾读到，为“机会主义者”所有意或无意地阻碍翻译流传的，不仅是斯大林的著作，而是所有马克思的著作。
[4]最近看到张国焘的回忆录，才知道王明与康生、陈云，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坐苏联飞机飞到延安的。——一九七一年一月补注。
[5]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争论对方的文件。王明究竟比毛泽东更右几多，我们无法确定。因为毛王两人此一时期的争论，和其它所有时期的争论一样，我们都只能从“经过技术性修改”的毛泽东的文字里约略见到一点王明路线的面目。我们并不因此怀疑王明的“右的偏向”，因为斯大林正在偏右的时候，王明决不会不右的。我们所怀疑的是毛泽东可曾真的比王明左些，以及如何左法，何时左起。据《选集》，那个引起右派反对的提纲：《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如果发表时不曾做过本质上修改的话，那末毛泽东的立场确比斯大林的，也就是此王明的立场左得多。他提出了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但照那未曾选入《选集》中的《论新阶段》（此书即毛对召开于一年之后的六中全会所作报告全文）看，则毛氏主张其实也非常之右，与王明所代表者难分高下。
[6]撇开斯大林的第三国际而来“总结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就绝对不可能真正客观地清算旧账。这样的清算只能越算越糊涂，越结越混乱。这一层我们将在后面详说。
[7]事后知道，研究道家的王明是另有其人，他不是原名陈绍禹的王明。这是个误会。王凡西，198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