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是从行动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要研究毛氏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得先清楚他经济实践的历史。
毛氏一生的最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消耗在军事斗争中的。因此，他的军事思想也就最为丰富，最有特色。在经济问题上，毛泽东生平所耗的时间比较的少，比较的少得多。好像只在一两年不长的时期中，他才是专门负责经济指导工作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思想纪录也少得多。不过虽然少，虽然《选集》中只有将近十篇专谈经济的文字，它们的意义却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这寥寥几篇文章，却已足够让我们看到毛泽东经济工作的大致面貌。
毛泽东的经济工作方以及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办法和所形成的见解，我们约略可以分四个时期来谈。它们是：１.苏区草创时期；２.苏区内的经济建设时期；３.抗战中的“自力更生”时期；４.全国胜利以后以迄目前这整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苏区草创时期大致可以说起于一九二八年之初，迄于一九三一年之秋，为时三载余。关于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初期，举凡“苏区”中的经济实况，以及当政者所采取的对策，在毛泽东的文章里有很好记录。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该文写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即在“南昌起义”之后一年又二月）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疋、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日除粮食外约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这段文字把红色割据区域初期遭受经济封锁的情形，说得相当清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也显然受到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应有注意。
在同期略后，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给当时中共中央的报告，即题名为《井岗山的斗争》的那篇文章中，对于这一方面，还有更详尽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疋、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欸，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神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疋、药材完全断绝，其它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这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困难的。在同一文件中，另有一处提到军队中的经济困难，写得更加具体，文如下：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它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见《井冈山的斗争》）
从上引几段文字里，我们大体上看到了红色区域初期的经济困难情形，看到它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所遭受到的极度痛苦。这种困难和痛苦，诚如毛泽东所说：假使没有适当的对策，“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其实毛泽东这里说的还是故意以轻松口吻出之的（或者，此地的文字在事后修改过的），事实上，照那时的情形看，毛泽东统领下的军队已经到了饿死、冻死和病死的边沿，如果没有适当的办法来改善，那末国民党不需军队进攻，都可以叫割据完蛋的。
当时毛泽东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渡过难关呢？从毛氏的著作中，我们只能找到这样的一些：第一，是收税，主要是收土地税。但一因游击政权的流动性太大，无法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税收制度；二因大部分割据区域“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所以同时采用了第二个办法，即绑架土豪。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告诉我们，当时“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所谓“打土豪”，亦即“绑财神”这个办法，自然是权宜的。如果用以为取得现金的主要的与长期的办法，那末这个军队未有不彻底堕落，变为土匪，而终被消灭的。中共没有因此而堕落而被消灭，并且还成长壮大起来，它当然还靠了其它办法，靠了一些经济性质的乃至非经济性质的办法。这些办法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从毛氏的叙述中看，不能不数那种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在同一报告中，关于这方面有如下一段有趣描写：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1]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
以上是红军草创时期的经济问题，以及领导人如何应付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但因当时他是主要的政军领袖，他直接处理问题，所以其责任不能不归于毛氏。这些办法本身是简单的，中外古今的一切起义英雄，不管他们结果是功成为王，或终败为寇，在初期客观形势的驱使下，都曾经采用过这些类似方法。毛泽东在这里并无什么发明。对经济学家毛泽东这个资格，也不能因此而有所增益。
不过从这些措施中，我们仍不能不指出毛泽东所藉以表现的一些特性和长处。第一，他不会也不曾被经济困难所吓倒；第二，他绝非受传统法律和道德观念束缚的书生。有此需要时，他不会在任何“罪恶”之前却步的，能够取法土匪，“绑架财神”；第三，能够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梁山泊精神，和原始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和民主作风联系起来，藉以维系军心，鼓励士气。这三点，自然与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并无关涉，但作为解决经济极度困难的办法，特别是作为一支革命队伍处于封锁包围之下赖以克服经济绝境的手段，那末，它们就非常值得重视了。毛泽东（当然在这个名字后面还代表着不少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特点和长处，或只具备了其中的一点或两点，那末红区割据的局面绝对地搞不成，毛泽东的天下也无从打起了。
毛泽东的这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的成功发挥，对于他往后的经济思想乃至一般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现在我们要谈毛泽东从事经济行政工作的第二个时期了。那是所谓“十年内战的后期”，即指起自一九三一年年底，迄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知道，正是毛泽东最失意的几年。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斯大林直接派遣的王明系统逐出了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受打击后究竟被派担任何项工作，在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共党史中，并无明白说明[2]，不过从《毛选》所收该时期中的文字推测，说他被派去负责苏区内部的经济工作，大概是不会错的。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前，在这五个年头中，《毛选》中只收录了四篇文章，其中除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那篇提纲之外，三篇都是纯粹关于经济工作的。所谓经济工作，在当时的“苏区”中，显然不受重视的。正如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演说中告诉我们，那时“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毛泽东被派去指导这项工作，显然是被当作“工作能力较差的人”了。
不过从《选集》所载的现有三篇文章看，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所表现的“工作能力”并不差，而且还能认识到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特殊见解和想法，还能看到这些见解和想法是怎样发生，怎样形成的。
一九三三年前后赣南“苏区”的经济情形，比一九二八年前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描写者，自然已有很大不同。割据的区域大得多了（当时估计人口为三百万），军队和党政干部的人数也多得多了[3]。几年来，经济问题当已不能用原始的应急的方法来解决，它必须树立方针，建立系统，凭常规的课税制度来保证收入，以切实的计划来恢复乃至发展生产，而且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对付国民党的封锁，藉以安定区内的经济生活，或至少缓和经济“围剿”所造成的民生痛苦。不过从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对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所作的演说看，当时“苏区”，至少在他担负指导工作之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却并未做出多大成绩。譬如他说：
“……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利害。……
“……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榖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
还有，江西南部的许多土特产，例如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薄荷油等等，因为战争和封锁，有的根本停止了生产，有的虽有生产而运不出去，于是也不生产了。这对于“苏区”经济和财政的开源方面，都是大有影响的。
当时“苏区”政府面对着这些困难，已经采取而由毛泽东强调宣布，并督促其认真实行的，主要有下述三个办法：１.普遍设立粮食调剂局；２.发展合作社运动；３.扩大与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粮食调剂局的工作是“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恢复与发展“苏区”的手工业与工矿业，其次是帮助农业，这方面有如“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至于对外贸易局，主要当然是要一方面摆脱商人的过分剥削，另一方面又要能打破敌人的封锁。它的任务要把“红区”中多余的粮食及其土特产运到“白区”，换来日用必需品——主要是盐和布。
上述办法，当然是当时当地所能采取的，也是必须采取的经济政策。它们是割据政权生死攸关的一些对策。这是因客观形势要求而提出这些对策的。几乎每一个人，只要其地位与见识能关顾到该区全局的，都会想到它们，提出它们。因此，它们的创议权不能归之于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不过这些对策几乎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能想出是一回事，把这些对策在实际上执行出来，而且要执行得好，却是另一回事。在当年“苏区”的实际情形中，后一回事自然比前一回事难能得多，可贵得多。这些办法，如果在某一人的指导之下实行得好，那末，这个领导人当然有功可居的。我们自然无法知道当时这些办法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实行得如何。究竟从此时（一九三三年八月）及稍前一直到长征开始（一九三四年秋），“苏区”经济情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我们现在也无数据可资判断。据毛泽东自己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宣布这些办法之后五个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苏区”政府用以“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的“步骤，现在已着着胜利了”。他说各方面都有了改善，特别在手工业和土特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他说：“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开始走向恢复。”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措施，他说：“……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实行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毛泽东担任经济事务的主管工作，大概就是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或稍前日期开始的，所以他老是拿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分界线，标志着“苏区”经济之由恶劣走向改善，由无办法走向有办法。究竟事实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是难于加以证实或否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当年红军之放弃“苏区”，从事万里长征，主要是军事受挫的结果，其次才是经济陷于绝境所致。从这里，我们如果承认毛泽东在处理经济行政上也有一手，并且说他在那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大概不会与事实太不相符吧。
当然，从毛泽东思想长成史的角度出发，重要的不是这些对策和实施对策的能力，重要的乃是他在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方面的思想，乃是一些有关于经济建设的、比较基本的见解。这些思想和见解，对于日后，乃至今天，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的方针，都具有决定力量的。换句话说，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坚决而彻底的一国社会主义者，甚至成为坚决而彻底的一国共产主义者，在别的一些原因（例如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之外，我们不能不回溯到此一时期与他后来在陕北时期，在此问题上所积累的经验，并由那些经验所归纳出来的理论。
在赣南闽西的割据时代，辖区仅有支离破碎的二十几县，人民才达三百万，地僻民穷，且又流动不居，这时候，毛泽东当然不可能提出“自力更生”口号，更难于作“割据社会主义”的梦想，但是我们若细细研究代表他该一时期思想的那三篇文章，我们却不能不说，此时毛氏已经有建设“区域性社会主义”的思想了。在所有那些文字中，毛泽东始终和一种不指名的思想斗争着。那种思想，据毛氏说：“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说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这些意思是不对的”，“是极端错误的”。反对着这个错误意见，毛氏提出了“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如下：
“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这些话当然全都对的。一支革命军队，当它占据了某些地区，在那些地区里且已组织了长久性的政权，此时的经济财政问题毋须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否有足够注意，对它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否切实执行与行之有效，——与那支革命军队的战争胜负，与那个革命政权的生死存亡，自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以为处在战争条件中，无法谈经济建设，甚至无法采取略为长期的经济措施；以为革命战争和革命政权的经济需要只能靠紧急应付，只好得过且过；以为任何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得推迟至革命全部胜利之后——这种看法，不用说，是极端错误的。如果“苏区”当年确有这样一派主张，而其主张也恰如毛泽东所述，那末毛氏对此提出异议，主张采取成套的，积极的经济措置与政策，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现在想要研究的不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趣而想要研究的，乃是毛氏当年的经济思想，亦即他生平第一次形成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与他后来的思想，特别和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想要指出的，乃是在那一时期的思想中，究竟让人看得出哪一些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萌芽。问题的这一个方面，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史的研究，有极大意义。
毛泽东把当时“苏区”的经济工作与经济政策，称之为经济建设。其实此项所谓“建设”的全部内容，如我们上面所见，只有三百万元建设公债，其中一百万元是红军战费；两百万元用以发展下面三种机构；（一）合作社，（二）粮食调剂局；（三）对外贸易局。这四项办法，实际上只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但是他一定要将它们称之为“经济建设”。这样的称呼表示了什么？
有了内容上的明确规定，名称原本是次要的，甚至完全不重要。所以毛泽东如果在这里只是应用了一个不甚贴切的名词，不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也不应该故作挑剔。我们现在要特别指出来，主要因为这个名词确实代表了一个思想。它代表了毛泽东（当时尚在萌芽状态）后来充分获得发展的一个思想，那就是：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不论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也不论在多么大的一个地区内，只要统治的政府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便可以建设这个经济。
这样说，我们是否厚诬毛泽东，是否有意曲解他的意见呢？因为他在文章里处处着重指出“经济建设”的“必要和可能”这个限度；他还具体地说明：“我们并不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在现在的阶段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说，“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那末，人们会反问：“你们究竟何所据，而说毛泽东即使在那时候有关经济建设的意见中，就已含有若干区域社会主义的错误呢？”
我们不曾说毛泽东在那时候就已主张建设“割据的社会主义”。但很显然，他那时的见解早已包含着一些萌芽，早已表示出某种趋向，它们在发展的形态中，必然会变成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或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在他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那篇报告里，毛泽东在谈到经济政策的原则时说道：“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这段话里，不是已表示出上述的所谓萌芽和趋向了吗？什么叫做“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呢？报告人是在什么时候与怎样的条件中预约了这个前提的呢？想想这些，问题便很清楚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自然随时随地都会想到社会主义的。无论他干着什么工作都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这是毋须说的，无可争辩的。因为若不如此，那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便是虚伪的，便是言行不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个前进的步骤都叫做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把革命中每一个设施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末同样是错误的。对于革命的利益说，同样是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个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名实必须相符。这不是为了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而是为了革命利益，为了能给革命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主观的因素能够起重大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里必须遵守着一个条件，即这些主观的谋划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是符合于因而是推进着这些规律的。否则，如果主观思想违反于因而是逆转着这些规律，或者，它们不符合于因而是阻挠着这些规律，那末，其结果在最好的情形中是完全不发生作用，革命循它自己的途径前进；而在坏的情形中则是它使革命受到挫折，或竟致断送掉革命。主观的愿望，如果脱离了现实，都是无补于事，或于事有害的。向右脱离如此，向“左”脱离也是如此。在行动上脱离固然有害，在名称上脱离也不会有益，也可能带来害处。这种情形，我们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斗争中，是累见不一见的。列宁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说是他当初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命名。他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名称，不但让好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满，甚至让某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民粹派吃惊。这些反对者们所持理由颇不相同，他们对社会主义服膺的真诚程度更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以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真实。
一九三○年前后由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以主观愿望来代替客观真实的。他们称自己的军队为“工农红军”，称自己的政府为“苏维埃”——本乎此，他们也称这个地区内的经济措置为“经济建设”，称之为“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糊涂与混乱呢？原因有二：第一，由于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斯大林为了要掩盖他断送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的罪恶，为了要配合他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所采取的所谓“第三时期”路线，于是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命令中国共产党组织“苏维埃”与成立红军；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对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无知，同时也因为他们对于苏联种种的景仰，他们一切“以俄为师”，以致不加考虑，随随便便地张冠李戴起来。这种错误的结果如何，我们已在其它章节里详论过了，此地不赘。总之，在事实的碰壁之下，失败一个跟着一个而来，终于乘着抗日之机，取消了所有这一切不合实际的名称和办法，走向了另一个对国民党几乎完全妥协的极端。
毛泽东为了造成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思想，事实上碰过怎样的硬壁，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在非常与极端贫穷的困难境地中，任何超现实的夸大的幻想无法付之实行，甚至没有可能作小规模的样版式的实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虽有建设“割据社会主义”的萌芽想法，却不曾实施的。但是正因为未曾在事实中试验，这个思想种子越发可以保存。
在经济建设方面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主观能动性，一味着重“人定胜天”的官僚唯心主义，应该说，就是从那一棵种子发长出来的。
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直至中共的全国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定形时期。当他较有系统地补习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地阅读了斯大林著作，他便企图将自己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见解都弄出个系统来。这项工作当然也伸展到了经济思想的领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已在前面的有关地方详细谈过了，此地只谈到他的经济方面。不过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作详尽的介绍和批评。因为这样做的话，许多地方难免要重复，而且会大大打破这本书所能给它的篇幅的比例。所以这里我们只能指出毛氏在该一时期中有关经济思想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我们必须指出他在这个时期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二，他在此一时期中期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口号。
“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字，首次见于毛泽东与人合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那个课本上。这个未完成的小册子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写的。原计划要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别的人起稿，但经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乃毛氏所作，第三章“党的建设”，据说“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即在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那一节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
紧接着这篇文章，在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把上面的观点更充分地发挥了。本来，至少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新民主主义”曾经被宣传为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为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好像并未见于当时共产国际的文件上。那末事实上是否如此呢？这个理论的价值如何？特别是它的经济理论，对一般的中国革命，对特殊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创见”，也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中的“创造性的发展”。归根结蒂，它不过是当时斯大林在全世界提出的“人民阵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说明而已。所谓“新民主主义”，就理论的基本点上说，原不过是受到斯大林曲解了的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旧立场，再由毛泽东做一番中国化和通俗化的手术罢了。在这次手术中，列宁那个早已过时而且早已被他本人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但换上了孟什维克“各革命阶级大联盟”的烂招牌，而且还替它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间，也划上了一个荒唐的等号。这手术乃是毛泽东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实则是斯大林主义）的成绩，实在是非常之不高明的。毛泽东在此略前时期，曾经把他的军事见解与战争经验系统化了，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字，其中确实含有大量为毛氏所独有的东西，含有许多不愧为有创造性的见解。可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化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相形之下，未免差得太远了。这里没有任何独创，这里更谈不到什么发挥，有之，只是他那种有时庸俗得出奇的通俗化本领。有之，只是他那种古今中外牵强附会的拉扯手法罢了。凭了这些本领和手法，他不但把一九○五年时代的列宁立场和一九二七年的斯大林路线视同一物，不但把列宁政策与马尔丁诺夫政策搞到一起，而且还能将列宁当年的革命代数公式，硬套在孙中山幻想而反动的三民主义身上。
从“新民主主义论”表现出来的政治理论家的毛泽东，委实矮小得很。不过关于这一层，我们曾在有关的地方讨论过，此地只想谈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学说。只想看看这学说对于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自己说得非常坦白：其实也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与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相结合罢了。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一半是策略性的，一半是原则性的。易言之，他一半是假信，另一半却是真信这个理论。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下策略呢？因为共产党既然宣称信仰三民主义，而事实上又不甘心这样做，于是就运用诡辩，耍点手法，说共产票所信仰的不是三民主义，却是新三民主义，而所谓新三民主义，实质上即等于新民主主义。这样一来，中共一方面洗刷了理论上投降国民党之嫌，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党内群众认真地走向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极好的事例，可以拿来证明毛泽东思想中那种无原则的权变作风，可以拿来说明他时时以原则服从策略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论”应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但是因为同样理由，这个“理论”本身却不值得对它作郑重研究。因为理论的“发明人”自己就没有看重它——他根本就不曾真正相信它。
但是，另外“真信”的那一半又怎样呢？当毛泽东宣布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当他宣布在此阶段里必须让“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同时又宣布这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多为此，他以“新民主主义”的名义拚命攻击“一次革命论”，竭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竭力反对“不断革命论”——当这时候，毛泽东是否也在玩弄策略，是否也在说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呢？不是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也是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这是既遵循了列宁主义，而又符合于中国国情的。那末这个信念，这一个基本思想，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有什么影响？我们是否应该予以充分注意与研究？它当然有很大影响，我们自然应该对它注意和研究。不过这个思想之本质上的错误，它在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中如何被证明为错误，因之，结果毛泽东不得不偷天换日地将“不断革命论”来代替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特别在谈到“不断革命论”的一章里，很充分地讲过，不必再在此多所辞费了。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毛泽东与所有经验主义的实行家一样，即使他所深信的“理论”，只要形势略变，或与事实发生冲突时，他也很方便地可以放弃，还可以毫不加以说明地采取昨天被他所攻击的理论；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将此理论应用或解释到荒谬地步，让自己走到另一个、与昨天所犯的正相反对的错误。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一下子跳到了“不断革命论”；从整个历史时期让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下子变成了在短期与一国之内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示出了毛泽东思想中一贯的原则性的缺乏，最明白地暴露了一个经验主义的实行家是如何地不受理论的拘束。
不过，毛泽东并非不受任何思想或理论的拘束的。人总是受思想拘束的，问题只在于受哪一类思想的拘束。深刻与具有原则性思想的理论家，他的行为受着一贯的与系统的思想的指导；浮浅的与印象的实干家们则受他们由某些经验累积的个别思想所拘束。毛泽东不受拘束的是那些首尾一贯的“教条”，他受着牢牢拘束的则是他本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见解。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类成见是很多的，其中占据着首位的，自是“枪杆子万能”这一点，其次恐怕要算他经济理论中的“自力更生”说了。“自力更生”这个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它在毛泽东思想中属于不变部分，它不受时间与地点的影响，它进入了毛泽东的下意识中，根本不需要经过分析性的思考的，因此，它成了他有意识思想的出发点，成了他那些思想的决定性的基数。
“自力更生”这个思想是道地的传统货。不管毛泽东是从“板仓先生”那里继承了朱熹的学说，还是一般地接受了佛家的口头禅，这总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做人治学的老口号。毛泽东是从小就受了这个思想影响的，在中国革命初期，即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次革命的初期，因为“中国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太有力量，“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口号叫得太响亮，这个“自力更生”想法无由抬头。虽然从当时的种种事迹看，毛泽东显然倾向于从国内找寻力量这个路线，而且也不太看得起处处寄托希望于莫斯科的那个作风，但无论在行动和言论上，他都不曾、也不敢以“自力”方向来和“他力”方向对抗。当红军困斗于江西之时，军事与经济都必须藉自力以图存，事实上也确乎凭自力在挣扎之时，毛泽东也不曾叫出这个口号，其原因，主要自然在于形势太明显，光靠当时割据区内的这点力量是难有前途的。当时的红军虽然不可能从苏联直接获得军火或某他种类的物质援助，但是多多少少仍旧要靠“他力”的，例如，红军的指挥员需要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人来充当和补充，战争所必需的医药物品一定得从大城市购买，而这笔钱多数就是联共党来的[4]……因此，不管毛泽东只依靠，甚至只相信自己看得见、触得着、甚至握得住的力量，却仍旧不曾，也不敢将“自力更生”加以理论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毛泽东还将恰好相反的理论，充分加以发挥了的。他在该文的第七节中，写下了如下一些非常正确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毛泽东这番言语虽然是用来反驳“资产阶级专政”的，但很显然，如果拿它来反驳“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论”，非但合适，而且毋需掉换一个字。为什么当时毛泽东会有这种正确主张？这首先当然表示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当《新民主主义论》写作的时期，毛泽东还存着获得外援的希望，同时陕北政权的处境，照毛氏自己的话说，是“还有饭吃，有衣穿”的。环境还不曾逼着他们自己动手来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因此，“自力更生”这个问题还不曾在客观上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来，在主观上也就不需要郑重考虑，更不需要加以理论化了。
毛泽东将“自力更生”的思想着重地提出来，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将它当作革命地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这是当西北边区在国民党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经济封锁之下，经济情形越来越艰苦的条件中发生出来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客观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如何决定了这个方针，毛泽东自己有段话说得很明白：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见《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这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的国民党”反共磨擦”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办法使中共渡过了难关，做出了成绩，有了经验，毛泽东对它更加重视，更有信心，因而将它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但虽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曾完全用它来代替那个“他力援助论”。紧接着对于“自给经济”的高度估价之后，他立即指出“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这表明出，毛氏在一九四二年还不曾是完全的“自力更生论”者。
公然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提出来，而且当作一条与“希望国际援助”根本不同的路线提出来，将它确定为今后中共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的，那是在一九四五年。这也就是说，在提倡“工农商学兵”及政府机关全部实行“自给经济”之后一两年，站在这一两年的新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才比较坚决，也比较根本地提出“自力更生”口号。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为题，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讲了话。在这篇讲话里，我们才第一次听见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
从此之后，中国人传统的这一个有关兴家创业的旧观念，这一个一直潜伏在毛泽东心底里的先入之见，就爬上了他的心头，正式压下了外来的关于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的新思想——这个思想他虽然一度信仰过，却从来不曾真正服膺的。从此之后，自力更生这个观念，基本上就成为经济建设方面的“毛泽东思想”。
不过光就那篇讲话的意见而论，当然，我们并不能马上达到这个结论。因为在那里，毛泽东说他主张自力更生的直接用意，在于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在于反对他们“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他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中共虽也“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兵的创造力。”所以在这里，讲话者显然不是原则性地提出问题，显然不是谈论建设经济的方针，更不是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里的问题显然是限于应急的，是属于权宜性的办法。
那末我们凭什么理由说这个时期毛氏的经济主张大大影响了、甚至基本规定了他今后一般的经济建设思想？
这当然不是凭一篇文章的文字和论据，而是以他后来的行为和事实作根据的。自从毛泽东正式宣布自力更生的主张以来，到现在已经有整整二十个年头。在这中间，对此根本问题毛泽东表示过不同的态度，经历过不少改变，但其基本倾向却是一贯的，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去的。这个方向便是自力更生。
我们现在不预备详细叙述二十年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因为这样做是需要太多的篇幅的，而且，为要了解毛泽东思想中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本也不需要这样的详细叙述。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当他觉得有可能取得国外援助时，他就强调国际援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反之，当他无法取得这种援助时，他就高唱自力更生的“真理”。本来，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以依靠单独一国的力量，是否可以在一国范围之内达到成功，乃是一个极其基本的原则问题，是国际主义抑或民族主义的重要分界线；可是在毛泽东，这问题却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政策问题，变成为依可能性而转移的办法问题。毛泽东所以能有这样态度，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他本质上是“一国社会主义者”，是民族主义的，是自力更生论者。因此，在他看来，自力更生是不变的原则，而国际援助、国际合作或国际分工，则不过是附从于原则的手段，是为实现原则所需要的，但不是绝对必需的手段。
认识了这个主要点，那末我们就不会迷惑于二十年来毛氏在此问题上的种种变化，就可以完全了解他在我们上述的所谓第四时期中，即当中共全国胜利之后，毛氏对经济建设问题所曾提出的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主张。
在胜利前夜，毛泽东写了那篇非常出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提出了“一边倒”的口号，强调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方针，并且着力地批判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思想。他庄重地宣告：“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这毋须说是“自力更生说”的否定。所谓“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意思自是指革命胜利后有关国家诸方面的初步建设，其间特别指经济方面的恢复、巩固和初步建设。既然初步的经济巩固和建设，如果没有国际援助都会是不可能的，那末长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必然有赖于国际援助，它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才能思议，自更不在话下。
为什么毛泽东在踏上全盘胜利门坎的时候，忽然把他多年来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说”收了起来，换上了根本相反的主张？是否他从“第三时期”走上“第四时期”以后，关于经济建设的意见根本改变了？我们得解释这两个问题。
我们不想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发挥的论点是虚伪的。当中共军队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毛泽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为全中国主宰之时，他面对这个原本“一穷二白”，而且又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战争灾难的大国，那是无法不有此想法的。这里不需要精深的经济学的知识，也不需要有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只要具备中国旧式大家庭中一个负责的当家人的头脑，就会发生毛泽东在当时的想法。要想从无中生有，要想于百废之余从事兴建，至少在最初时期，总得略借外力，俾自力有所凭借，得以发挥其更生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之大喊“一边倒”，大叫“国际援助”的必要，以及他之亲赴莫斯科，亲自去向斯大林求教又求助，并没有意味着他抛去了自力更生的主张，并没有意味着他要在国际全局的观点上来考虑中国当前与未来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恰恰相反，那是为了取得在一国之内恢复与建设经济的初步条件，才不得不将国际援助用作手段。这样的国际路线，恰恰是走向自力更生的。
那时候的苏联如果是列宁时代的苏联，它真能给革命胜利了的中国以无私援助，它真能不分彼此地考虑中苏两国的共同利益，那末，凭着事实与思想二者并进的教育，也许能将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至少是中共领导的大部分）改变成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吧。它也许能让毛泽东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国际任务，它也许能让他切实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国际规模，因而让他由衷地抛去那种狭隘的、实质上反动的“民族社会主义”吧。
不幸事实上并非如此。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他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他之急欲恢复与坚持沙俄时代的对华特权，他之赤裸裸的民族利己政策，使那个被一时革命形势所促成的“国际主义者”毛泽东，以一次切身的经验，证实了“国际主义”之仅属理想，甚至是仅属幌子，使他最后地完全相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必须以民族国家作坚实基础，必须靠自力单干以谋国家富强。当然，他没有立即把这个信念公开说出来。只要有必要与有可能取得苏联的“无私援助”，他是不会作这样的公开声明的。斯大林死去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这个系统最初表现得比斯大林慷慨得多，以此延长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姿态。后来，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逐渐恶化，“国际援助”的获得越来越显得不可能，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理论便遂渐地叫得响亮起来。直至最后，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将这个理论正式写进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去，这才公然而肯定地宣布“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它不但公然而肯定地宣布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个方针，而且还当作一般的真理提出来，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依靠自力更生。”
这时候，毛泽东才算最后地从一个割据区内自力更生的经济行政家，发展成为一国之内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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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得弄清楚一个问题：自力更生这个名词，究竟有什么含义。据我们看，它可能包含两个极不相同的意义。一个属于行为道德方面，另一个属于社会经济方面。主张自力更生，或反对自力更生，不管着眼于理论，抑或着眼于实践，都必须将这二者分清，绝不容许缠夹混淆。个人的自力更生已经如此，民族与国家的此一方针那就更不必说。所谓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无论个人或者国家，甚至不论其为何种人与何种国家，都是好的，应该的，合乎“道德”的。如果不肯定这个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于提倡懒惰、提倡依赖、提倡靠天吃饭、或提倡剥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自力更生，在个人，其后果便是堕落腐化，在民族或国家则势必趋于衰败灭亡。毛泽东之强调自力更生，假使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完全正确。不但在赣南与陕北时期是正确的，就是在中共全国胜利之后，在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是正确的，谁若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那他不是卖身投靠的洋奴，便是徒托空言的懒虫。不用说：真正马列主义者，真正国际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绝对不会反对这一种自力更生；恰好相反，他们毋宁是竭力提倡这种独立精神与勤奋精神的。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论不可能成为争论，也不曾引起过争论。
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中间成了争论的，显然是为了自力更生的另一个意义，即为了它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意义，特别是为了它与国际协力这个观念适相反对，为了它肯定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恰恰就是一国社会主义。
因此，要问“自力更生”是否正确，只要看“一国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好了。
也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略跑野马，谈谈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应该被推翻，以及它终将被完全推翻，这至少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中，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了。旧世界被推翻以后，新世界行将实现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这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而且谁都承认（至少在口头上），社会主义总归是和民族国家不兼容，它必须在全世界规模中才能充分与彻底实现的。如今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了因如何全部推翻资本统治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之外，便是关于如何达成这个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归结为如下方式的：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到来，究竟将在很大限度内有赖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特别有赖于已经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自始就着重于世界全局，经常坚持国际协作，由全球观点来规划和建设暂时分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它将由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逐一建设成功以后，再像七巧板似的拼凑到一起？
主张和坚持前一立场的是马克思和列宁，这个立场是传统的国际协力的共产主义；主张和实行后一立场的是斯大林，这个立场叫做“一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根据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及其趋势所作研究，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与政治发展所作分析，肯定了世界必须靠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来推翻；而推翻了资本统治之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则更非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可。
列宁不但在理论上继承了这个基本立场，并且在行动上实行了它。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经成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之后，列宁就全面推行了这条国际主义的路线。他一方面向全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被压迫者呼吁，号召他们起来革命，同时又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起来革命，务使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成为世界革命的起点和火种。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公式，并且立即实行出来，务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成为单独存在的国家，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不久便能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组织中的一个构成分子。
列宁所以要这样办，不是简单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更是为了客观历史的必然和必需。因为第一，他深信，这是俄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是难于长期存在的。第二，他深信，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问题。在世界革命进展的条件下，如果某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它们必须以“联邦”形式结成极密切的联盟，否则，它们便不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它们便“不能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而更根本的，它们便不能“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以上引文见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节。）
很清楚，列宁是从世界历史现阶段的理论分析中，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从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经验中，得出了这些结论的。这些结论归结起来，那就是：只有世界革命才能彻底打败与根本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再由此过渡到“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才能建设成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
这个结论自然与“一国社会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它是在斯大林未曾发明“一国社会主义”之前，列宁提出来的最有力的反对论据。
但是有人也许会说，“一国社会主义”虽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安知它不正是这个旧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正确应用？
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怕的是离题太远了。在这里，我们只想略略叙述一下当年产生“一国社会主义”的情形，以及它实施以来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知道了这些情形，看到了那些结果，我们上举的问题就不解自答了。
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暂时已成过去了，跟着，长期间遭受了破坏的国民经济，也稳步走向恢复了。等得到了一九二四年前后，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建设的问题，已经从各方面提出来，迫切要求有一个决定。可是正在此时，列宁却病死了，西欧的革命形势又迭遭挫折——它们不能像俄国革命领袖们所期望那样，及时地以革命支持俄国的革命，使之在联合努力之下，共同解决有关革命之继续前进与继续扩大问题，以及共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方针，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两派相反意见。
一派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既然夺得政权，并且保持了政权，那末不管国际革命的形势如何不利，不管苏联是否在一时间或在较长时期内行将处于孤立地位，这个工人政权却不但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应该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不然的话，连政权本身都无法长期生存。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该国的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者却必须始终信守着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原则。因为他们肯定，在一个国家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成功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因为他们深信，当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限制在一国范围之内的时代，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单独一国中建设完成的。根据了社会主义建设国际性这个原则，他们又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态度：第一，必须把一国建设的利益从属于世界革命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把民族范围内所已建设成功的东西叫做完成了的社会主义，更不能将它们当作共产主义，以免降底它的价值，丑化它的面貌，减损它的声誉。
这一派的意见，显然是列宁立场的继续。
另一派以斯大林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的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以只要没有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干涉，俄国工人阶级不但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可以建设到最后成功。根据这个认识，他们也采取了两个基本态度：第一，世界革命的利益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归结于“保卫苏联”。第二，当工业方面的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完成了国有制之后，只要再完成农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上便已经取消了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便已经建设成功。
托斯两派的斗争，如所周知，主要因为苏联当年国内外的客观因素有利于保守的民族立场，以致它在苏联共产党中以斯胜托败而告终。因此，自从二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依循着“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而进行了的。
结果如何？
从第一个基本态度出发，斯大林将共产国际变成为完全替苏联（实则替克里姆林宫官方）利益服务的一个机关，将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每当外国的一个革命局势发生了，首先要看它是否与苏联利益有所冲突，如果冲突，即如果它妨碍了克里姆林宫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斯大林总是毫不犹豫地不加支持，或甚至帮同镇压那个革命。就这样，一大串亚洲和欧洲的革命运动，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名义之下被先后断送了，以致在德国促成了法西斯的兴起，使苏联认真地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最后为了自保，竟不得不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以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让苏联陷入濒于覆灭的悲惨命运之中。
从第二个态度出发，斯大林采用了极端蛮横的官僚办法，付出极高的生命代价，不顾极大的财富损失，去完成农业方面的初步集体化。完成了这一步之后，斯大林就贸然宣布苏联“在基本上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见斯大林对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所作的《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苏维埃和共产党内的民主却消失净尽了，代表十月革命传统的整代老布尔什维克将被杀尽灭绝了，略有批评精神的年青一辈给摧残镇压了，全体劳动者被置于资本家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严厉管制之下了。警察特务的魔掌控制了一切，文化生活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窒息。这样的社会制度，自然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用苏联工农的血泪绘成的一幅对于人类理想制度的讽刺画。
可是这样的讽剌画，却正是“一国社会主义”所能绘成的唯一作品。
由此可见，“一国社会主义”决非马列二氏的国际主义革命立场在历史新条件下的应用；恰恰相反，这是人们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之下不能坚持马列的基本原则，叛离了这些原则，才制作出来的一种理论，它在理论上根本背弃了国际主义，在行动上根本放弃了革命，在实际上根本弯曲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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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无论就社会根源说，或就思想内容说，都是一类东西，都应该归入民族社会主义之内。如果硬要在它们之间找出区别的话，只在于前者比较着重“主观的能动性”，着重于“本国人民的辛动劳动和智慧”；后者比较着重“客观的实现性”，着重于俄国所具备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不过二者的畸轻畸重，根本不曾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有关自力更生的不同含义，所以实质上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上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所有批评，毫无例外地适用于自力更生论。
中俄两国不同的民族环境，相距二十余年的不同时代条件，是否能使这同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发生不同结果呢？我们以为不能，因为首先，中俄两国的民族差异丝毫不影响二国相同的阶级关系。其次，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虽然具有极不相同的时代特点，但这些特点不足以影响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或民族性这个根本问题（如有影响，那也是更加突出了国际性的）。换句话说，不管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时代的最基本的特点始终是帝国主义的疯狂挣扎和世界革命的不断进展。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时代的。
因此，斯大林曾经以一国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种种错误与罪恶，毛泽东在自力更生名义之下也一定要犯，有的已经犯下了，有的则迟早也会犯下的——只要这个方针继续发展下去。
已经犯下的错误与罪恶，主要是在“三面红旗”底下干出来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指一九五六年开始扯起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挂出来的“大跃进”，以及一九五八年高举起来的“人民公社”。这三面旗帜是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代表作。它们在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掀起过空前巨大的波澜，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闯下了连续三年的“特大灾害”。这个灾害，比起一九三○年代初期斯大林“全面集体化”所造成的人为灾荒来，纵未超过，也决不逊色的。
不过我们不想在这里多事讨论“三面红旗”的错误。因为要详尽地分析和评量这三件大事，需要巨大篇幅。做起来，将会大大超出我们本篇所定的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毕竟只是经济学家的毛泽东，只是想知道毛泽东对付经济问题的态度，想知道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政策的结果，当然可以用来评量政策制订者的地位，而且在某种情形下，也应该用这个标准来评量的。不过为了测验和决定某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家地位，那末，他制订政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却具有更大意义的。当二十年代中叶，斯大林初次提出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斯大林之所以为斯大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与世界革命战略家的斯大林，其地位与身量固已完全确定，根本不需要以后二三十年的事实证明了。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家的毛泽东，其地位与身量，也只要看他如何在思想上竖起这三面大旗就可以决定，不必更待它们造成的结果来证明的。
关于三面红旗的本身，它们的经过和它们所造成的成绩（如果有的话）和祸害，我们曾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特别关于最后与影响最大的那面旗帜——人民公社，当它刚刚挂起来不久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相当详尽的分析和批评，也曾对它的后果做过预测。这些预测，不幸都被往后的事实所证实。现在我们将该文不加修改，附录在后面，请读者们参考，同时也补足本文在这方面的省略。（编者按：附录略去该文，而以《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替），请读者们参考，同时也补足本文在这方面的省略。
这里，我们将专谈围绕在三旗周围的毛泽东思想。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九五八年正式提出的。但在事实上，它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实行，而它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最初形成，却更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这条路线如何闯进毛泽东的思想，是什么客观情势使他想到了这条路线，毛泽东又是怎样从客观的经验中做出他主观的意见，——这些，实在是极典型的例子，足以让我们凭此来认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一九五五年年底，就中共的“经济战线”说，那是：经济的恢复阶段（一九五○—五二年）早已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执行了三年。因为有了苏联等兄弟国家的援助，因为有了苏联早期建国的正反经验，再因为中国的工业落后，基础低，起跑点近，恢复比较容易，所以无论是经济恢复工作，或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执行，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方法相当健全，成绩是非常显著突出的。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在各项成绩中，自然以工业为最突出，根据政府所发表的统计，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工业生产，每年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截至一九五五年为止，工业生产的总产值已经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五；而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要增长百分之九十八．三。这就是说，三年时间差不多已完成了四年的定额。又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七，而在前三年少每年却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这种增长速度，不用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少见的。不特工业方面如此，其它部门，除了那从无到有的各项基本建设工程之外，例如交通运输部门，手工业与商业部门等等，它们增长和扩大的速度也都是如此——虽然程度上不完全一样。
可是在整个突飞猛进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农业。它非但没有跟其它部门一样去提前与超额完成计划，却一连两年（一九五三与一九五四年）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包含副业在内的总产值，原本应该逐年增加百分之四.三；可是，据说因为那两年在许多地区发生春旱秋涝的自然灾害，以致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非但不能按计划增长，反而差点儿达不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为要配合基本建设及工业方面的飞快发展，使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可以跟上来，使各部门的发展能够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于是，中共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就计划着，而且在秋天就发动了所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们企图给前进了的生产力配上与之适应的前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同时凭借这样的关系和组织，进一步地加速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生产和运转，其中自然特别要想促进农业的生产力，想补救它在过去两年中无法完成计划的缺点，更想藉以解决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大问题。
这个运动，就其意图说是正确的。处在当时情形中，从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原本应该如此。可是结果却大出乎意料之外：原本踏着相当坚实步子前进的中国经济的各个单位，此时，一经努力“改造”，却好像是几匹竞赛的马，突然被疯狂的骑师策进到一条完全没有规则的，凹凸不平的断头跑道里，以致混乱、冲撞、盲进、瞎退，发生了一场自相践踏的大惨剧。它让整个中国经济蒙受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因而也使中共的政治声誉受到了难以挽回的打击。
怎么会如此的呢？让我们从头讲起。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他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高潮》是一本材料书。全是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章。中共中央所以要收集和编辑这些材料，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个“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的成绩。特别是要了解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情形。这个收集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那是他从来爱好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一次大规模的实施。这部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第二次便是十二月。第一次材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发给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全扩大会议的各省级以下干部阅读，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毛泽东于是将全部材料重编一次，同时又重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虽然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但告诉了我们中共怎样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走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而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毛泽东是怎样做他们“调查研究”工作的，又是怎样从“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来的。
在那篇序言里，毛泽东写下了后来颇起作用，因而颇为出名的下面那段话：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这篇文章，尤其是文章中的这段话，对中共往后的全盘政策起了什么作用，刘少奇曾经给我们做过了系统说明。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向八届全代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刘少奇说道：
“……事实上，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常规’就已经必须冲破了。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号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
“毛泽东同志接着把‘序言’中所阐述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且指出了全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克服实际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它不但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这篇《序言》与五年计划的“冲破常规”有什么关系，它跟以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有什么关系，刘少奇在这里是说得很清楚的。显然，《序言》代表着十余年来中共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关键，它标志出这个政策之由比较稳健转为狂妄，由比较注意客观规律转而为“冲破常规”，由各部分的较有协调转而为推翻平衡，由比较的遂年增长转而为大进大退，由比较地能考虑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真实可能性，转而为唯心主义地一味强调主观的能动性，最后，由比较重视国际协作态度，转而为专靠本国人力物力的单干立场。
这样一个关键所系的重要文件，我们自须好好加以研究。不过在这里，我们只想从上引文字中提出三个问题来谈谈。
一、根本变化的实质。在几个月时间之内，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即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进入了半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无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它是否在中国的情况中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换句话说，这样一件大事是否真正能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情况？它是否确实能医治这个农业的落后病？那还得看其它条件的。
较为进步的生产组织当然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能力。合作化的农业经营，当然会比独户单干更有出息。可是归根结蒂，生产力的提高是要靠技术改进的；而合作社要想比单干户真能多出粮食，还得看人们走进合作社是否自愿。如果以合作方式经营的农业组织，并没有与之适应的技术基础；又若这种经营方式并非为最大多数参加者自愿接受，那末，所谓“先进的生产组织”，非但不一定能提高生产力，有时还能降低生产力。
所以最健全的“先进的生产组织”，应该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技术改良了，生产力提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无法与之适应了，那时候便顺理成章地，产生出较大的、从个体趋向集体的、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
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此，某一经济部门的变革也是如此。
当然，这个程序不是固定不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那种基础和上层关系虽然不变，但是二者之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却是可变的，而且是多变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主要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形，可以先发生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再凭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样，在某一个较为落后的经济部门中，也可以先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然后凭此组织去加速促进该部门之内的生产力。
但是先变上层后动基础的办法，无论行之于一国之内或行之于一个经济部门之内，都必须时时记得二者应有的关系，务使二者不要脱离得太远，务使基础能随即追上并适应那跑在前面的上层。因为不然的话，那个太离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无法稳固，必然要倒坍下来。
毛泽东似乎懂得并且注意了这一点的，因为在指出这个“根本变化”的同时，他要求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其它方面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藉以“适应农业方面发展的需要”。这里毛泽东的意思，仿佛正是说：现在，农业组织的先进架子是搭起来了，但技术基础跟不上，远远地落在后面。为的要让这副架子不致落空，为的要使它真能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工业必须以比前更大的规模，比前更快的速度，将新的技术来支持农业，给先进的组织及时提供先进的基础。
毛泽东是否这样想呢？并不。依照他的意思，合作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根本变化，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发展，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足够保证。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要求扩大和加快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其用意显然不在于使农业的技术基础赶上它先进的组织形式，而在于使工农二业齐头并进。
这是一大错误，也是中共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经济上一切倒行逆施的起始原因之一。本来，合作化的推进，为的要鞭策农业去追赶工业，可是突然间，发现农业中起了一个“根本变化”，于是倒转头来，要鞭策工业等等去追赶农业了。这样的“你追我赶”，只因那个“根本变化”既非根本而又非真实之故，以致一着错，全盘落索；那原已落后的农业竟因之而更落后，原本快速的工业却因进得太快而倾跌了。
二、怎样发生这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毛泽东把“根本变化”的表象当成了实质，主要的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又由于他根本不查问一下，究竟这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怎样发生的。在《序言》里，他提出过问题：“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这问题当然问得很好。如果他认真、冷静而客观地去寻找答案，那末，他当能看到那个根本变化的真相和实质，因而可能收回这个宣布吧。不幸事实并非这样。紧接着问题，他便自己断然回答道：“完全是的”，理由呢？他举出了两个：第一，“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第二，“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这两个理由完全透露了一架全能主义官僚机器的最高领袖的可怕处境和他可怜的思想。同时它们又暴露了毛泽东式“调查研究”的不济事。一切事，只要是在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之下的，就已是足够的保证，保证它们是“在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了。这种论断，其实只是如下一种逻辑的应用，它就是：因为党领袖的英明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他领导之下的一切党组织的领导也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党组织的一切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它们领导之下的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错误的。依据这个逻辑，党领导成了正确或健康的同义词，党组织的本身就是正确与健康的本身。因此，当你要“调查研究”一件事进行得是否正确，只要问它是否在党领导之下就得。至于党领导之绝对正确与永远正确，那是完全不成问题，而且根本不许成为问题。
这种态度是罗马教会那个“教皇永不犯错”，“教会永不犯错”态度的翻版，是斯大林官僚办法的承袭，与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的革命精神毫无相同之点。
当然，你也许会说，毛泽东这句话恐怕只是一时“语病”，因为事实上，他授集、批阅和编订了这样一大批第一手数据，已经足够证明他也在查究地方组织领导工作的是否健康了。对，他是在调查，不但调查，他还在不断地清洗这些组织哩。可是问题不在于调不调查，问题更在于目前中共业已形成的那种制度和作风是否还能让毛泽东调查出个什么来。
由于疯狂的个人崇拜，由于全能的官僚独裁控制，毛泽东要想在他部下所写的文章或报告中，看到一句半句他未曾说过或不准备说的话，那简直比在沸汤里找活鱼还难。地方组织的所有文章报告，不是遵旨上奏，便是先意奉承。其中不会有一点异见，更不会有丝毫批评。它们只能把下面的实况砍之削之去凑合上级命令的框框，却不敢把框框以外或不合框框的真情反映上去。领导上发给下级的命令，行得通固然拼命去行，以便争取上级的表扬；如果行不通的话，干部们也得不顾死活去行，或者装模作样去行，以此表示他们自己有办法，有能耐，让上面赏识；如果终于无法“克服困难”，行糟了，那他们就来一个忧报喜，凶报吉，同样“证实了”上级领导的永远正确。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这样的一种风气中，毛泽东纵使有万分诚意，想从那些报告中调查研究自己政策的执行结果，试问又怎么能够？从那些报告中，他所看到的只是自己意见之较好或较坏的摹拟，以及自己爱憎之夸张的与虚伪的发挥。“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憎，下亦必甚焉。毛泽东想从这些报告中看到自己政策的正确反映，实际只是听到了扩大到可怕程度的自己说话的回声罢了。
当毛泽东在湖南向“穷秀才，破产的商会会长，钱粮师爷与小狱吏”作调查研究时，他可能得到点真实知识的，因为那时候，他“给他们当小学生”。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当毛泽东做了中国历史上权势空前的统治者之后，当全中国的党政干部与非干部都必须依照“毛泽东思想”说话和办事的时候，这样的调查研究便丝毫科学性或客观价值都没有了。
因此，以党组织领导来证明合作化运动的正确进展，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毛泽东所举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他们是从哪里看见了“自己伟大的前途”的呢？据说是从五年计划中。“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无异在说：中国农民与全世界的农民根本不同。人家必须从长期痛苦的经验中，必须从亲自体验的利害比较中，才能逐渐放弃小有产者的资本主义的偏见，才能接受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中国农民却只要看见中共拟订的三个五年计划的数字，只要听到将来计划完成后的美好光景，就能够大彻大悟，心服情愿地听从党组织的领导了。他们有热情又有秩序地加入了这个运动，并且将自己的生产积极性提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如果毛泽东这个理由是符合实情而又正确的，那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便是错误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小农所说的一切话都是错误的。
英国人有句谚语：“你能够赶马入水，却不能强迫马儿喝水。”同样，你能够用命令（甚至像斯大林当年用过的机关枪）在“几个月时间”驱使五千几百万农户走进合作社，却不能用同一方法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科学家的郑重先见呢，还是占星家的轻率预言？在《序言》中，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爱给重大事件开出期票的特点。他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一个革命思想家，当然有权利预言。甚至可以说，革命理论家的最大力量恰恰在于他对事变发展能有所先见。在预先指出事变的发展时，大体用上几个年份的数字，当然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首先要使这个确定的年月数字实在是分析了过去和当前种种条件的结果；其次，这个确定的数字，又必须是郑重分析今后种种条件的结果。只有这样的时间数字才是必要的，才对事变的推进有帮助，才对政策的实现有好处。否则，时间预约变成不兑现的期票，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大大有害：因为预约者的丧失信用事小，全盘工作因时间表之错误安排而遭致严重损失则事大也。
毛泽东爱定时间，爱以明确的数字来规定时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郑重分析。他总是直觉地估定，随随便便出口，为了宣传，为了好听。这样的时间数字，当然不会比“烧饼歌”上的预言有更大价值，但是有无可比拟的更大害处。
星相“哲学家”们给你谈了流年终身，到时不灵，充其量不过让你损失少数金钱；一国元首给国计民生订定了计划，预言“交运”，“旺财”之期，如果一再失误，却关系着几亿人民的休咎，关系着无数财富的得失。
毛泽东的“张铁嘴”作风，便曾造成了莫大损失的。下面我们将约略谈谈“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不过首先请让我谈几句题外的话。中国旧文人对于数字的态度，不是玄妙的，便是文学的，却从来不是科学的。他们从数字中看出来的意义，多的是神秘的象征，少的是确切的关于量的概念。毛泽东虽然不迷信，却是个词人，他的数学又是“蹩脚得可怕的”（他的数学老师徐特立给下的评语，见《西行漫记》），这就使他很自然与很出色地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当他将外来的共产主义拿来中国化的时候，也曾起了不小作用的。譬如：“三大……”、“八项……”、“五反”、“四清”之类，不仅见之于通俗的口号标语，而且见之于郑重的政策政纲。这类用语，在宣传艺术上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因为它们易懂、易记、合乎中国人传统的语法和想法。这是毛泽东在继承了中国文人“数字传统”的好的方面。
可是还有它坏的一方面，而且这方面为害之烈，其坏之甚，却是大大超越了它的好处的。
当毛泽东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最高指导者资格出场时，他的那个词人式的数学头脑便闯其大祸了。无论什么数字，不管它是关于时间年代的，也不管它是关于经济资料的，或关于统计数值的，毛泽东都贯彻他那种词人态度：粗枝大叶，不求精审，以意度之，称心为尚。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类的时限和数字，在诗词里固然不失为好的词藻；但他以同样态度，应用它们于经济计划之中，应用它们于有关此等计划的指示之中，那又怎能不贻害无穷呢？
在《序言》中，毛泽东给农业方面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完成期定为一年，给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转变定为三年到四年。这个“一”、“三”、“四”的数字是怎样定出来的？仅仅从一个事实推算出来，那便是：“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但是这里的“几个月”，究竟和“一、三、四”年之间有着怎样事实上与逻辑上的关系？文章中完全没有告诉我们。
也许毛泽东是考虑过这些关系的吧，不过事实证明；他即使考虑，也决非郑重的。他定下了时限而毫不受其拘束；时限让事实超越了，他从不加以交代；他时常以甲时限去代替乙时限，却绝不给人以解释。你们看，在《序言》中，毛泽东告诉我们：“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但是事实上，这种合作化的完成，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时间了。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后，干部们就再不耐烦去按部就班搞什么“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了。他们干脆将未曾合作化的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和其它已经合作化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户拉在一起，一同跃进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去了。因此，在《序言》中定下的另一时限：“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多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受到了影响：这个转变不是在三、四年内完成，而仅仅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内便完成了。
毛泽东如果对他自己走过的时期看得郑重的话，对于这两种合作化的提前实现，应该有个交代与解释，以便对今后新时限的订定能有所参考吧。然而不，他根本没有再作任何检查，甚至根本不再提起，干脆把它们忘却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即在毛泽东写作《序言》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在他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关于合作化的迅速完成，关于“实际进展”远远超过了他一九五五年所定时间表这件大事，他不用一言半语来说明。他只是根据了新的“现实”，又给未来定下了一张新的时间表：“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换句话说，那些提前了好多年办起来的“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虽然成立，都还不曾巩固的。据毛泽东的估计，如果它们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即到一九六二年或再迟稍许的时候多“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毛泽东这一次的时间表如果真是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定出来的；定出来之后，如果他又真能郑重其事地依照这张时间表，切实加以执行的；那末，他不清楚交代旧时间表所以推翻之故，原不重要。因为问题毕竟不在于面子，而在于实质也。
不过事实证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时间表，比他的一九五五年时间表，制定得更加轻率，推翻得更加荒唐。
自从这张新时间表定下来，仅仅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即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时候，依照《序言》的旧表，由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转变尚未基本完成；若依《内部矛盾》报告中所定出的新时间表，则离开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的“巩固”，至少还差三年或四、五年；但是毛泽东通过那个震惊中外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告诉我们道：现在问题根本不再是关于合作社，不再是什么巩固或整顿，因为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现在的问题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因此，代替着那张过时的时间表，提出一张最最新的时间表：“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同样是一九五八年。但是在这一年内中国农村中将能与所能完成的大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前后相距不出三年的时期内，却能有三种极不相同的想法与估计：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内将可使大多数低级合作社变为高级社；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中将开始“巩固”“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可是一旦正式踏进了这一年，毛氏却说一切合作社均已过时，现在要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远了！
这里我们不谈事情发展的实质，不谈毛泽东在此期间一再改变看法是否正确，不谈这些改变是否为客观所需；我们仅仅从他预约确定时限与年数，并随便改变时限与年数这一点看，也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儿戏，多么的信口开河！
不过，以上所述还不是有关此事的最典型的例子，更精釆的还在后头。
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少年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三、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他说，“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由这个制度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还需要一些时候。究竟需要多久？毛泽东没有给过确定数字，他只是说“然后再经过多少年”。不过由于他接着声明“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这个“多少年”显然不是指几百年，甚至不是指几十年。
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又将近过了五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那时，按照人民公社决议上所定的时间表，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建成”了。那时就要准备在并非很久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了一张新的时间表，据他说：“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的。”（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两张时间表相差得太大了。第一张，对于革命成功才只九年、一穷二白的中国说，在“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多少年”之后，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第二张，对于十月革命后已渡过了四十六年，经济发展的水平比中国高出许多的苏联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却还离得“很远很远”；它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将要在中国和苏联分别实现的共产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的话，那末毛泽东在前后五年内对它能约许了两个如此不同的时限，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不过，令人大惑不解的还有更基于此者。
自从毛泽东宣布苏联离开“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之后一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四年七月，透过另一个基本文件（《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再提出了一张时间表。根据这张时间表，“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所以他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请大家注意，这回谈的不是共产主义了，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高阶段”，而只是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的完全实现，据说都“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既然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都需要这么长久的时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得在遥远的未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仅仅在六年之前，毛泽东曾经庄严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说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于不远的将来；一会儿，却又说连社会主义的实现都得在一百年到几百年之后！如果前一个断语是对的，那末后一个时限便错了。反之亦然。但是毛泽东却能兼包并容，彼此相安，或竟能前后两忘，说过就算！
如此这般的确定时限与年数，那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任意与不负青任！
当然，轻率、任意与不负责任只是表象。在它后面隐藏着远较严重的实质。透过这个表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多么的无知或忽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重大的经济问题是多么的不严肃，不科学；我们又可以看出他在处理任何重要问题时，是多么的欠缺一贯性，多么的陷于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如果联系着一九五五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实际情形，我们再来研究上举的那些时限和数字，那就更加可以看出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弱点。因为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毛泽东之宣布它们，虽然轻率，却非任意的。原来每一个时限和数字，都是以毛泽东在该一时期的经验印象为基础的。“形势大好”了，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便即将在中国实现；等到形势一变，三面红旗倒下来砸坏了他的脑袋了，他就宣布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得在“几百年之后”。一切都有根据，一切都有基础——可惜根据的不是真实的客观，而只是行情性的变化；它们的基础，不是严肃的分析与一贯的认识，而只是毛泽东眼中以幻作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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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主要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观察了并且研究了他从一九五五年以来如何竖起那三面红旗，如何对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我们的研究是极不全面的，因为我们不想逾越给自己划定的范围，度量作为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身材。根据上面所说，大体上已经可以让人看出这个身材高矮了。我们原可以不再词费。只因人民公社是三旗之中最大最后的一面，毛泽东之提出这个办法，据宣传又是他对马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因此，毛泽东如何想到这个办法，如何提出这个办法，如何决定实行这个办法，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性的问题。我们还得谈一谈。
前面我们叙述过：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秋之间的短短几个月中，中国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合作化了，毛泽东从这里看出了中国情况的根本变化，主张在经济文化建设的所有方面，都要突破常规，加快发展速度，以便和起了根本变化的新情况相配合。接着，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又号召了“全民炼钢”，大兴水利的“大跃进”运动。由庞大严密的党机器带头，在更为庞大的各种群众组织的辅助之下，一个“热火朝天，气吞山河”的生产建设运动发动起来了。结果，“捷报”像雪片传来，“奇迹”不分昼夜出现，弄得北京城里的中共领袖们欢欣鼓舞，认为马克思说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预言正在实现中。于是，原本被他们认为能促成生产建设战线上全面大跃进的那个农民生产合作社，现在却倒转来成为农业生产更大高潮的障碍物了。必须突破合作社这个小框框，于是“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就适应需要而升起了。
这是三面红旗先后升起的程序，也是那几年事实发展的表面经过。这个程序的推进是否由于客观群众的要求，那个表面的发展下面是否有真实基础，我们已在别的地方讨论过，此地不赘。此地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谈谈，所谓合作社妨碍农业生产的更大高潮，因而必须打破这个小框框，必须代之以人民公社这个大组织——这究竟何所据而云然？还有，毛泽东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究竟做了怎样的调查研究？
关于农业生产飞跃发展这个判断，中共领袖们所根据的显然是下级机关送来的“喜报”，甚至是领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奇迹”。不过二者相比，我们看见，“奇迹”所起作用，还大大超过了“喜报”的。
农业的全盘合作化，最后完成于一九五六年初。这一年，据宣布，乃是建设战线上初现高潮的一年。这一年，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报告，农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五六年又是所谓“右派猖狂进攻”之年。这一年，根据刘少奇的同一报告，因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这就是说，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没有增长，也许还减少了。究竟减少了多少，刘少奇没有发表具体数字，在同一会议上作《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的谭震林也不曾提及。按着便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了。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据谭震林在五月间对中共大会发表的乐观估计，“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这样，我们看见了：自从农村中实行了全面合作化之后，一直到合作社被宣布为“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而必须转变为人民公社，这中间，农业生产的增长率是一九五六年所曾实现的百分之四．九，以及一九五八年所预许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可是，请读者们注意读一下同年八月，即在上引刘少奇和谭震林发表报告之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特别请注意读一下决议案的第一节，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客观原因一段。它说：“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加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所谓“成倍”，即百分之二百；“几十倍”，即百分之几千。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前，农业主管人在正式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当作理想年景的，到一九五八年的年底，才只希望增长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哩！
究竟哪一个文件对呢？究竟连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都尚待实现对呢？还是两年来早已增长了百分之几千对呢？根据那时以前和那时以后的中共自己发表的文件，再核对一下客观事实，当然，谭震林的数字是较为老实的——虽然也已经大大夸张了。
然则，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委员们，怎么能全无根据地，显然与自己刚刚发表的数字完全不符地，甚至跟最起码的常识都违反地、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样荒唐的数字写下来呢？要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宣传，不是群众大会上的鼓动演说，而是中共中央的决议。它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普通决议哩，而是在一次非常的中委会上关于一件非常大事所作的决议。这件大事与五亿以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有关。这件大事将要在数千年中国的历史上完成一次空前的转变。这件大事甚至要在整个人类史上创造一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如此伟大的一件事情，为这件事所作的如此郑重的决议，其中写下来的客观的物质的理由，怎么可以如此的信口开河，如此的胡说霸道，如此的随便到近于儿戏？
撇开客观的需要不谈，这里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那种轻率、大胆、冒险、浪漫与非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方法自然让他做成过一些事情，但是也让他搞坏了不少事情，而在这些搞坏了的事中最大的一件，大概要算这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了。
在毛泽东决心制定人民公社办法之前，中共曾经大事宣传，详尽地记录了毛主席亲自访问各地农村的情形。这种宣传的目的无非想告诉大家：毛泽东始终是实事求是的，走群众路线的，事非调查研究是不肯轻易举办的；所以那些报告竭力报导了毛主席如何不耻下问，如何谦虚和蔼，如何一边学习又一边教导。总之，这些报告一方面宣扬毛泽东处处落实的工作态度与思想方法，另一方面想证明人民公社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的一个普遍要求，然后才是“向群众中去”的一条指导路线。
事实上，这些报告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去管它。不过我们却应该感激它们的，因为正是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形象地，因而更真实地看见了毛泽东怎样“到群众中去”，他的所谓“调查研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下面是摘引自当时各报登载的一篇有名通讯。题为《毛主席到了徐水》。作者署名“康濯”，日期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再过半个月，即到了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就要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了。毛泽东在赴会之前，顺道访问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显然，这次调查研究，是要给人民公社制度寻找“客观的事实”根据的。那时人民公社已开始在河南的一两个地方建立，所以不能说，这次调查促发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思想；但是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起意的人民公社办法，经过这次调查，巩固下来了，坚决起来了，一定要把这制度推广到全中国（不仅农村，当初连城市都包括在内的），因之写下了那个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并且轰轰烈烈地，如火如荼地，搞起了人民公社的运动。
现在请看他是怎样调查研究了徐水的。
“下午四点半钟，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陪同，首先到了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毛主席精力充沛，满脸红光……主席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詹登科，社里的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现在，又让写了写他们的名字，并且把每个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头来问他们：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们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主席亲切而很有风趣地笑着，一边就站起来，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读到这里，我简直疑心是在读红楼梦了。“老祖宗”游花园，身边围绕着一大群夫人、姑娘、媳妇、丫环。她们像众星拱月似的，簇拥着这位宁国府里的最高权威，这里看看，那里坐坐，千方百计地奉承她，迎合她，逗得那个老太太心花怒放。老太太乐了，偶尔也说上几句笑话儿，那时这些丫头，媳妇们便互相小声说着：“老太太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乖巧的王熙凤，配上那个善体人意的刘佬佬，即席表演了一两段胡闹剧，老太太就笑她们小家子气，说道：“谁教凤丫头这么寒伧来着，像咱们这种人家，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琏奶奶就立刻打自己的小嘴巴，趁势儿又大捧了一阵贾母。大伙儿自然又免不了齐声颂赞一番。
宁国府里的老祖宗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摸清楚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境家底；同样，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调查出农村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围绕在这个“老祖宗”身边的，虽然不是珠光宝气、千娇百媚的娘儿们；但是这些身穿中山装的伟丈夫，这些书记、省长、主任和社长们的伶牙利齿，他们的刻意奉承，他们那窥伺颜色的本领，他们那“逗人开心”的能耐，却决不在于王熙凤，薛宝钗等人之下的。
不过，让我们跟着这位现代贾母再游一两处风景吧：
“从食堂出来，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鼓掌欢呼，毛主席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毛主席大概是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一边又对陪同他的人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主席，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就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由于这样的一问一答一肯定，我们看见，在那时以后的至少整整半年中，全中国农民家庭中的锅台全给拆了，人们必须每天两次，在炎日下，或寒风中，走上长短不等的路，上被庙或旧祠堂改成的“食堂”里去吃那半生不熟的，或焦黄墨黑的公家饭。这办法给五亿农民带来了莫大的不便和痛苦，却原来是如此轻松地调查研究出来的。
让我们再往下看吧。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很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的红专大学；主席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跟着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庄农业社告别。”
这一段游园的精釆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又是怎样调查出来的。
最后——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首长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的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最后说道：‘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不出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这些凤奶奶们也算真的有本事，哄得老祖宗只好“嘻嘻笑着，不断点头”。不过老祖宗给哄胡涂了，充其量不过是叫丫头打开私己的箱笼，拿出些绢帛珍宝来打赏打赏罢了。毛主席给哄胡涂了可完全不同的，他真的以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过去几千年的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了。”他真的以此作为根据，在十几天之后草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案》上，写下了“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千倍地增长”那样的字句。他真的以为那时中国农业之所患已经不再是“寡”，而是“太多”，而是“大大地过剩了”，所以不但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让人人多吃小麦，多吃猪肉，让玉米和山药喂牲口；而且有充分的基础进入农村共产主义组织了。
“七点半钟，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脸上焕发的容光，把西边地平在线黄金鲜艳的彩云照得花团锦簇。……
黑夜，县委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
黑夜……早晨还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十几个钟头以后就不仅办到，而且被超过。大寺各庄早已酝酿的公社，也在这天黑夜正式成立。树木全部由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我们真得感谢这位随驾记者的精细描写。它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在人民公社决议拟订前夕毛泽东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里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一般的工作方法），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已经形成的那架官僚主义的机器。这架机器性能不坏，效率很高，结构严密，行动迅捷。它是非常便于操纵的，而且是在毛泽东的绝对操纵之下。这是好的方面。如果毛泽东想对了主意，把正了方向，只要将电纽一按，机器开动，行动和效果立见。但这架机器还有另一个方面，还有坏的一方面，那就是：它的严密结构靠下对上的完全服从来维持，它的高速的效率凭上对下的绝对控制来获致；随着机器的愈来愈庞大复杂，控制者的愈来愈骄纵自满，纪律的服从或变成盲目的执行，或变成虚伪的做作；上级领导堕落成神化的膜拜，又辅之以最残酷的镇压，以致这架机器的性能大成问题了。效率也许还是很高的，但因上骄下谄成了风气，批评精神荡然无存，在上者一味好大喜功，在下者只会推波助澜，以致这种效率时常向相反方面表现！不是成就大功，而是闯下大祸。
对于尚未腐化的官僚主义的党政机器言，只有自己行动造成的祸害，而且还得是非常显著、绝对无法掩饰的大祸害，才能起若干批评作用。在没有达到这一步之前，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证明最高当局的“英明领导”，每一个报告都要歌颂上级决定的“完全正确”，每一个结果都要说成是总路线带来的“伟大成就”。
在这样情形中，最高领导者要想从下面执行者那里获知政策执行的实际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毛泽东方式的调查研究，原本算不得什么科学方法的，它仅仅是新闻记者的访问；可是等到后来，特别是当他成了一尊，充分神化之后，那末它的这一套调查研究方法，正如另一位新闻记者所纪录的徐水情形告诉我们的，简直连新闻记者式的访问价值都没有了。我们不想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他仍旧是“实事求是”的，仍旧想先做调查而后取得发言权的，所以他虽已贵踰帝王，却仍不辞炎热之苦，不辞跋踄之劳，自行到乡村去下放几个小时。也许，他仍然怀着做小学生的心情，去向父老们学习研究的。可是那整个的官僚机器不让他这样做了。眼见的都是逢迎的笑脸，耳听的都是他最乐闻的答案。“圣意”是昭告过的，根本连揣摸都用不着，人人只要顺着这个方向（即所谓总路线），添油添酱，推助渲染，以此去证实主席的远见，以此去让“老祖宗”既惊且喜，让他觉得凡事都一如他之所料，而且还超过他之所料[5]，因此乐得连连点头，不断欢笑。
拥有无上权势的人也自有其不幸的。一道人为的墙，甚至许多道人为的墙，将他和周围世界，和周围的人，甚至和他最亲密的人，都隔绝起来。不管他原本是多么的聪明，一旦被隔离在这道权势之墙的后面，总就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了。当然，这也是生活决定意识的绝好例子。就拿这篇“徐水纪行”中的情形来看吧，毛泽东在和下属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轻信与颟顸，简直是令人万分惊奇的。譬如！他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十一亿呀！”按常理，亦即按普通人的思想方法，这两句话接下去一定会问：“这样大幅度的增加真的办得到吗？如果办得到，那到底是怎样办到的？”因为这样发问才能算作“调查”，这样追寻才能称得上“研究”。可是事实上，毛泽东并不这样问。打上引的说话跟下来，按着他问道：“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关于粮食收获量之“成倍、几倍，十几倍、数十倍的增长”，关于这个自然界中未曾前见的奇迹，毛泽东听了连丝毫惊奇的感觉都没有；相反，他竟把它当作当然之事，把它当作完全已经实现之事。所以问题不再是研究这个“奇迹”，而是要以此一奇迹作为前提，研究如何处置这个奇迹，如何适应这个奇迹，乃至使其它种种如何都去追上这个奇迹了。人民公社及其有关的整套办法与全部理想，便是以“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个“科学”结论为前提的。人民公社这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恰恰因为出现了“农业飞跃发展”这个奇迹，恰恰因为具备了这个“客观物质基础”，才“不得不”设计出来的“上层建筑”，以便适应和追上这个奇迹的！
以这样的奇迹为前提，以这样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设计出来的人民公社，焉有不倒裁觔斗，惨遭失败[6]之理？
人民公社的试验给六亿人民带来了莫可名状的痛苦，造成了无法估计的财富损失：而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作为一个最集中与最彻底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让我们确定了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高度，并且让我们看到了成为最高权威后毛泽东那种“调查研究”的无用而且有害。
上面，我们观察了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毛泽东的许多方面。已经够详细，而且近乎琐碎了。现在得总起来说几句，做个结束。在经济问题上，跟他在其它问题上一样，毛泽东始终以民族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经验主义为思想方法。这样的基础和方法，也曾经在经济事务和经济建设方面，大有助于毛泽东这个高明的策略家之成功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共官僚主义化的愈来愈严重，中共所控制的那架国家机器的愈来愈完备，毛泽东要想凭调查研究去获得直接经验的可能就愈来愈小，以致逐渐只能以被官僚机器可怕地加以夸大了的他主观的意图或幻想，当作“客观经验”，结果，他那策略家的特点再也不能起正的作用，而只能起负的作用了。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已不是某一割据地区的主人，它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再是如何克服困难藉以谋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它现在是全国的统治者，它的任务，用列宁的话说，不但要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中图存，也不但要在被严重破坏了的穷白国土上从事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且要“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世界经济”。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毛泽东一向发挥作用的那个“自力更生”方针愈过愈不合适，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愈过愈显出其反动性质，而战略家毛泽东的弱点也就暴露无余了。
中苏两个共产党所以会发生严重分歧，原因固然甚多；不过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苏共方面“反”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方面自命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家都坚持了和坚持着一国社会主义（或一国共产主义）。
[1] “日”字疑系“月”字之误。
[2] 据毛氏自己说：“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至长征西北的开始，我的时间几乎全部贡献于苏维埃政府工作，将军队的指挥权让给朱德及别的几位。”（见斯诺著：《西行漫记》）
[3] 根据各种材料，当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之时，共有士兵约八万五千人，党政干部约一万五千人，共约十万。
[4] 当中国革命失败以后，直至红军长征以前，苏联究竟以怎样方式援助了中共，至今还不大清楚。我个人只知道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时期，苏联每月有一笔款子(大约二三万元）是经由美国的私人关系汇到上海的。此外，周恩来对当时留学莫斯科的中国学生透露过，联共将列宁格勒一区所有党费，按月赠送给中共作为经费。
[5]为了支持和“证实”这个毛泽东调查出来的“农业飞跃”的大奇迹，当时便四面八方传来了更大的与特大的奇迹。随便举个例，就像同年八月十二日，即毛泽东视察了徐水大寺各庄农业社之后的第八天，中国新闻社从武汉发出来的一则报导说：“连放高产卫星的湖北省麻城县，又出现了惊人记录。这个县的麻溪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旱”种籽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高额丰产记录。……麻城县全七万三千多亩旱稻现已基本收割完毕，根据对实收情况的反复核算，平均亩产达一千二百三十二斤，比去年猛增二倍以上。这个县平均亩产三千斤到五千斤高额丰产田有四干九百亩，五千斤以上到七千斤的有一千一百九十亩，七千斤以上到一万斤以下的有五百三十亩，一万斤以上的有三十多亩。”
如果麻城县一九五七年的平均亩产量为三百斤，那末依照这个报导，一年之间的飞跃就有二倍，二十倍，竟至一百二十三倍！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上所说的“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显然是以这一类报导为根据，不过做了“谨慎的核实”罢了。
[6]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持续了三年半的“特大自然灾害”，据中共说，乃是一九六○年以后爆发出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大恐慌的原因，而且是唯一原因。他们根本否认人民公社政策对此要负任何责任。他们说：幸亏有人民公社，才使这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曾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事实到底如何？究竟是人民公社这个错误政策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造成了人为的灾害，并加重了自然灾害呢？还是真如中共所云，恐慌的唯一原因是自然灾害，人民公社是帮助了农民去战胜这些灾害，因而减轻了恐慌的？
想用事实和数字来解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的。这是一个专题，需要长时间的搜集材料，再做一番审核、对比和分析的工作才能有根据地、充分地与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想这样做。处于目前的环境，我们也无法这样做。为此，我们只能简单地指出下列几点。
１、根据中共官方发表的统计：一九五八年“遭受水旱灾害影响的面积约有四亿亩”。一九五九年“受灾面积达六亿五千万亩，受旱灾的就有五亿多亩，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一九六○年“中国有九亿亩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的灾害，占总耕地面积一半以上。”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国农业就已遭受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一九五九年比上一年的受灾亩数增加了三分之一点五；一九六○年比上一年则增加了三分之一不足。
可是从粮食的收成方面看却是这样的：一九五八年虽然有四亿亩农田受灾，而所收粮食之多，却打破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丰收纪录，造成了农业上的奇迹。一九五九年虽然灾情大了三分之一点五，而收成却非但不减，反而比一九五八年的空前丰收还多了百分之八。由此可见，自然灾害与农业收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按照比例大小而增减的。
中共既然高叫着“人定胜天”，拚命强调“主观的能动性”，认为“人的因素决定一切”，那就更没有理由将中国那一次经济上恐慌的全部责任，统统归之于“天”统统赖在“自然灾害”身上。
２、一九五八年的“空前大丰收”催促了人民公社这个制度的诞生。并非有了人民公社这个制度才造成农业生产的“奇迹”的。因此，人民公社不能将特大丰收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它不但无功可居，而且还损害了那次丰收的。人民公社这个制度卤莽灭裂地建立于一九五八年秋收之际，显然是“秋季大丰收的劳动力安排不很好，割、打、收、藏的工作进行得有些粗糙”的主要原因（见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修订一九五八年农业统计数字的公报》）。
３、召开于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公报中首次公开承认“由于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更为严重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为了在一九六一年争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公报指出了几个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农村中必须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经济的各项措施，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以及“迅速采取措施，帮助……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活跃农村初级巿场。”怎样“巩固”与怎样“贯彻”呢？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一篇专文《鼓足干劲、力争丰收》（见《红旗》一九六一年第三、四期合刊）中，作了详细说明，要旨如下：
必须彻底廓清随人民公社以俱来的那种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做法。为要做到这一点，第一，必须让大家来弄清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必须让大家知道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其“具体形式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第二，“吃饭不给钱”的供给制，“在分配给社员的消费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其余的百分之七十是工资，按各个社员所做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多劳多得。”第三，“生产投资、管理费用、公共积累和农业税收等支出的总和，在主要还是手工劳动的社队，一般应控制在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把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分配给社员消费。”第四，“鼓励公社社员不妨碍集体生产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饲养家畜家禽。社员的自留地，除了一小部分作为公共食堂的菜地以外，其余由社员家庭自己经营。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农村的巿集贸易。”第五，大约包括三、四十户的“生产小队是组织生产小队的基层单位，安排农活的指挥权应该归生产小队……公社一般领导机关有权根据国家计划向生产队提出建议……但是不能不问实际情况，不听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的意见，任意规定产量指标，机械地安排作物种植面积，硬性推行技术措施。”第六，“生产小队的利益是社员群众最直接关心的。坚持生产小队这种小部分所有制，对于调动社员群众和小队干部的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第十，“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凡是还没有实行‘四固定’的，必须在春耕以前把‘四固定’落实到生产小队，并且登记造册，不许任何人随便调用。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进行协作，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以工换工，评工记分。”第八，“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
以上八点，大致已从正面指出了，或是反面托出了人民公社在其两年多存在期间所发生的种种毛病，及其补救之法。总的来说，所有毛病均由于“一大二公”，而所有补救（按照中共的官方说法：“巩固”或“贯彻”）之法，都在于回复到“一小二私”。
既然文章的意思，亦即按照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议的意思是：为了要和连续两年的灾荒作斗争，为了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丰收，必须从“一大二公”的原则落实到“一小二私”的方针，必须凭此方针去“进一步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那末问题不是很清楚吗？过去的农业灾难，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它的主要部分，应该由“不落实”的人民公社负责的。我们说一九六○年开始的，连续数年的中国农业经济的大恐慌，证明了人民公社原来计划的失败，不是也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