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论稿》台湾版序言
杨伟中
毛泽东，这个在过去高压时代完全属于禁忌的名字，在台湾社会有着奇特的影响力。在昨天，他还是万恶的匪酋，是“杀朱拔毛”的对象，在今天，却是传记、野史、谋略等各种书籍讨论的主题。毛泽东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左翼运动的范围，不管左派、右派都谈论他的事功，演绎他的言论，感染他的魅力，和毛有关的各种物品也往往成了贩卖的商品。不过毛的思想与功业真正发生深远影响力的还是在台湾的左翼圈子。
台湾的左翼运动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后历经日本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清洗，左翼思想连扎根都难，遑论进行真正深刻的路线与理论的辩论，进行运动方向的澄清，同时获致一定的发展。尤其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有心人往往只能从匪党批判之类的书籍摸索左翼思想，或者透过极有限的管道取得外来思潮，其中邻近的中共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反对国民党的人当然有可能向成功击败国民党的人取经，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当然要向号称已消灭资本主义的中共学习，怀抱中国统一富强希望的人当然有可能崇敬那个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就这样浸润了台湾左翼人士的头脑。值得深究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影响了台湾左翼运动，产生了哪些正面、负面的作用？
中共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台湾左翼运动
台湾的许多左翼人士是从中共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官方诠释的马列主义、它的革命道路和路线争论都影响着台湾的左翼运动。日据时代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日本和中国强大的影响，台湾共产党更是在日共和中共的哺育下成长的，但是直到一九三○年代初被日本统治者镇压时，“毛泽东思想”还未正式成型，还谈不到对台湾左翼运动的影响感染。1945年以后就大大不同了，二次大战后复兴的左翼运动直接受到中共影响，而当时毛已经确立了对中共的政治和思想领导权，随着国民党专制腐败的加深、中国第三次革命（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的进展，许多理想青年被中共和毛思想所吸引。
在白色恐怖时代，毛和中共的影响仍是不绝如缕。著名作家陈映真便说“在一九六八年，我怀着这文革的激动被捕，接受拷讯、走进了黑牢”。到了一九七○年代，保钓运动可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引入了新思潮，打开了青年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视野，这个运动据陈映真说：“奇迹一般地打开了一块反主流、反冷战的思潮的空间——现代诗批判、学术中国化运动和乡土文学论争。在冷战与内战交织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关心工农、反对帝国主义、民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这些尖锐的口号”。陈映真更将运动的思想渊源至少部分联系到大陆的文革：“没有保钓左派，就没有这一段“脱冷战”的思想运动，而没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批判，没有学术中国化运动，更没有著名的乡土文学运动。”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是政治转型、社运蜂起的时刻，左翼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学的书籍在较大的范围内流传以至公开贩售，斯诺描写毛传奇的《西行漫记》被翻印了出来、《毛泽东著作选读》等在私底下影印流传、大陆援引马恩列斯毛语录的理论、历史作品遭盗版出售，只是语录往往被删节或是名字被“毛润之”甚或“M”代替，流亡海外、旅居海外的左翼人士不是回台就是扩大与台湾内部的接触，笔者也是在此时接触到了毛的著作与思想。在运动圈，毛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成为读书会的文本，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成为一些人的信仰，虽然他们或有不同的诠释，毛的策略成了学习对象，毛本身为许多人所崇拜。
那么，台湾左翼运动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儿继承了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是个复杂的东西，诚如本书作者所说，毛是经验先行，没有一贯理论战略为指导的革命家，所以其思想的混杂、矛盾与多变是可以想见的。有人理解的毛思想是“新民主主义”、“两阶段革命”那套，有人欣赏的毛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那套，大家都可以是毛派，但是对现实路线却会有不同选择，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不同看法，“昨天的毛泽东”和“今天的毛泽东”也会彼此抵触。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左翼运动（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的贫瘠，各种公开讨论左翼路线与思想的文献很少，我们只能做极初步的分析。
一党专政的官僚思想对左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首先，影响深远的是毛泽东从斯大林主义学来、并且发扬光大的一党专政、党国一体，工人阶级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而共产党则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整套政治体制和领袖崇拜的作风。在台湾，不管保守、进步，几乎人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一党专政、党国不分。无产阶级专政被等同于少数党国精英的专政，而不是“整个无产阶级”通过最广泛的民主而实行的专政。所谓民主集中制也被认为是权力极端集中、由领袖或少数党高干独裁的政党体制。许多左派也接受了这样一种可称作是“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于是自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原本那种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贯彻平等及民主精神，要由下而上的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人把个人自由、基本人权、多党制、普选、司法独立等看成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反动东西，加以彻底的排斥，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割裂了开来。也因此，很难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总结苏联、中国等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也很难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建立真正的民主。由于许多左派抱持这样一套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当然难以吸引有批判思想和反叛精神的人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
一定会有人反驳说，你错了，那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可是要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走“群众路线”、要“为人民服务”。的确，毛有许多提醒党要看重群众、干部要谦虚、党员要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看似发扬民主的言论，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究竟是否是官僚社会主义，也实非本文所能深论，这里只想指出，不管他如何强调要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可未忘了要求人民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要成为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毛如何强调群众路线，都未忘了坚持党的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不管宣称要如何健全党内民主，都别忘了党员只有学习上级文件、体会领导旨意的份，真正的由下而上、公开广泛的路线辩论与民主讨论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文革时，毛的口径有了相当变化，并不一般地说要服从党，不说要当驯服工具，不要求一般地服从上级，而是说造反有理、要大批判、打倒当权派、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主席、捍卫革命司令部等。但无论在人民中还是在党内，毛都不容许有公开反对他自己的声音；在文革这场假民主运动中，个人专制尤其发挥到极致。
“党外无党”还有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认为一个阶级只能由一个党来代表，这意味着共产党要把一切其它工人阶级流派（包括托派）一律视为阶级敌人，除之而后快。但是工人运动需要自由讨论和自由结社，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消灭这些自由，就是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而且，在消灭了其它党派之后，不等于消灭了这些党派的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的各种成分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在共产党内部重新出现，造成各种党内派别的基础。这时，如果承认党内有派别的自由，就也要承认，如果分歧太严重他们就有另立新党的自由。这样就等于否定斯大林主义的一党制。反之，如果仍然坚持一党制，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永远具体体现在某个组织或党领袖身上，那么，早晚就要连党内民主也要消灭，全部权力集中在党的领袖手上。既然世上并没有所谓永不犯错的领袖，领袖专权就等于消灭了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党一错再错，最后错到葬送“社会主义阵营”为止。
文革并未使劳动群众真正获得解放
除了一党专政外，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右派惧怕群众运动和革命，所以往往因此认为文革是天大的罪恶，许多左派则被文革的打倒官僚走资派、医疗卫生和教育革命、大民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度等号召所感动，因而走上左翼之路，台湾也不例外，许多左派朋友把文革的口号当作是社会主义的美好图像来追求，至少也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践社会主义的伟大尝试。这本文无法全面讨论文革功过，不过这里摘录被认为是亲毛派的美国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对文革的论断，提供读者参考：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领导人响亮地宣布群众民主的原则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是，相信了这种宣言的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使自己隶属于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文化大革命宣布自己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和官僚压迫的斗争，但运动不久就处于中国军队的支配之下，而军队是中国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等级最森严的机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它的领导人抨击“四旧”，尤其是中国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思想的影响，然而，代替封建迷信的是对毛泽东的迷信崇拜和围绕着对毛主席个人崇拜而表演的种种原始仪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复苏社会主义精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但这场动乱最终仅仅是使社会主义的那种理想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名誉扫地，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破坏了人民共和国既存的脆弱的社会主义基础。（四川人民出版社，390-391页）
迈斯纳认为文革前后工厂里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没有两样，“工人和干部的等级制度依然保持不变”，“对工厂的控制权最终掌握在党委和厂长手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在于，它没有产生普遍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会使劳动群众获得生产资料的控制，并最终在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同时，使劳动群众自身获得社会经济上的解放，从而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如果我们仅仅从炫丽的革命词藻，从官方删改公布后的文献来认识毛，如果不结合毛的“言”和中共及毛本人的“行”来全面考察，我们是无法充分认识与全面评价毛思想的，也无法真正了解中共的成与败！
许多台湾左翼朋友是从毛泽东打垮国民党政权的雄韬伟略中认识毛、信服毛的，毛的战略策略自然成为许多人学习的对象。王凡西先生在本书中认为毛泽东是灵活的、高超的策略家，却不是坚定而有一贯思想的战略家，他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中偏重实践、在原则和权术中强调权术，由此获得了许多成功，却也导致许多错误与失败，甚至影响群众觉悟的提高。毛思想的这种特质其实也深刻的感染台湾的左翼运动。轻理论重实际、轻原则重策略其实正是台湾左翼的特点，甚至走了比毛泽东还远的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我们往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ABC。阶级运动还没搞几年，也没认真检讨原因，就急急忙忙宣告工人阶级不治，“策略地”转进其它领域。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团体还没建立、没建设好，就急急忙忙策略地打入民进党、拼凑第三势力、或是一头热的搞搞政客学阀工棍的统战工作。基本理论其实还没娴熟，还没能用来掌握现实，就急急忙忙宣称理论没大用，是知识分子的头脑体操，还是埋头苦干比较实际。结果是，实际工作搞了很多年，策略用了许许多多，群众的觉悟还是不高，组织还是没大发展，不是只好搬出更多的策略，埋头作更多的实际工作，就是昭告天下此路不通，彻底转向了。台湾左翼运动不振的病因很多，毛思想在这里起的作用还值得深入挖掘、深入讨论。
以深刻自我反省促使左翼运动再生
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还有许许多多的面向，如他的文艺观和文艺政策，又如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看法，也影响许多左翼对台湾社会与台湾革命的见解。毛虽然自许国际主义者，号召世界革命，不过诚如王凡西先生所论断，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仍应归入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列，毛泽东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如何影响台湾左翼也值得探讨。我们再版王凡西先生的这本旧著，就是鉴于毛泽东思想的深远影响，希望能让中共官方（以前和现在）以外的观点，尤其是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的评论为读者所参考，促进对社会主义、对中国革命问题更深入、更严肃的讨论。我们当然不认为本书已经提供了完整无误而全面的解答，但一定是值得重视的见解。
台湾左翼运动先是遭遇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长期反共教育，等到八十年代末政治开放，左翼思潮有机会重新公开传播时，却面临了苏联东欧的瓦解和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以及市场至上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盛极一时。十几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反省资本主义，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和其它思潮，希望找到人类社会的出路。在这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澄清，对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掌握以及社会变革路线的拟定是相当迫切的任务。而贫弱的台湾左翼运动要在种种困境中成长，也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才能再出发，本书的在台出版，便是为了这样的任务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本书作者王凡西先生和郑超麟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长年流亡海外，一位长期被中共监禁，但都长期坚持理想、坚持写作。笔者是在涉猎中国现代史时偶然得知了两位前辈的事迹，拜读了两位的回忆录，不但补充、订正了自己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不足与错误，更深深被两位的坚持与奋斗所感动，他们其它著译的作品也是我摸索马克思主义时的重要参考。几年前，从深圳飞往上海准备拜访郑超麟先生，却在飞机上看到报纸刊登郑前辈过世的噩耗，今年初也是在准备前往英国探望王凡西前辈时，得知了他过世的消息，这真是两件大憾事。在台湾协助出版王凡西先生的著作，同时坚持社会变革的志业，努力传播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也是作为晚辈的我们所唯一能用来纪念两位前辈的！
2003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