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刘宇凡
资本主义跟自己过不去
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下的时候，全世界自由派和右派高呼资本主义彻底打败了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所谓胜利，事实证明是要大打折扣的。“社会主义”这个敌人虽然倒下了，但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敌人却因此更为突显了。对，资本主义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套用马克思的话，资本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自己。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具增长活力的社会经济制度，但是带来这种活力的内在机制也必然同时带来巨大的毁灭力量。一度有人欢呼美国“新经济”标志着资本主义从此摆脱了周期性危机。但是自从亚洲危机爆发以来，一切又改写了。陷入了危机的资产阶级立刻停止吹奏凯歌，赶忙敲起警报，要广大劳动人民勒紧肚皮了。至于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无一不陷入经济衰败。中国大陆似乎是例外，可是劳动人民反而随着经济增长而地位下降和生活恶化。但是劳动人民不愿意承担资产阶级企图转嫁的危机。所以近年来以“反全球化”为号召的各种反抗运动方兴未艾。新一代活动份子从头起就很激进，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成为新时代的呐喊。无数仁人志士正在为此而努力探索出路。当中更有人开始左倾，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中港台的抗争运动虽然仍然消沉，但对左翼思想的兴趣已经出现了苗头。
这时候就有人向青年一代左翼推荐毛泽东，继续尊他为伟大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当今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指南。
毛泽东的可学与不可学
毛泽东领导中共革了资本主义的命，在一个大国消灭过资产阶级的剥削，这方面当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毛泽东用什么来代替资本主义呢？不是用一个民主、趋向平等和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而是用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用官僚空想的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
正如王凡西先生当年说过：“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绝对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绝对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不过，当王凡西先生在1964年写完这部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书的时候，似乎很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凭着它中国不仅早晚超英赶美，而且赛过苏联，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当时已经发生了反右、大跃进等等荒唐的悲剧与闹剧，可是官方固然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大陆上也没有几个真正了解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联系。普遍怀疑起毛泽东的权威，已经是毛泽东碰破了更多无辜人民的脑袋之后了。连许多从前衷心信服毛的高级干部，这时也说他“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了。正正因为毛泽东事实上并没有走出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促成日后邓小平逐步恢复了资本主义。新中国新了不到五十年就变旧了。换言之，在毛泽东获得辉煌胜利的那刻，便已埋下日后他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破产的伏线。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毛泽东，必须区分两个时期的毛泽东：革资本主义的命的毛泽东和建设官僚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后一个毛泽东实在没有多少值得今天左翼学习的地方，除非你也想用官僚统治来代替资产阶级统治。[1]
只有毛泽东的反资本主义革命尚有可学之处。但即就这方面而论，也要具体分析：是学他的“行”，还是学他的“言”呢？是学他打倒国民党统治和消灭资本主义，还是学他的理论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枪杆子出政权”论等等呢？
读者会奇怪，怎么能够把毛泽东的言与行分别褒贬？不正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指导了中共的革命斗争吗？如是则学他的“行”必意味要学他的“言”。
不，毛泽东这方面的言和行本来就是对立的，取此则必舍彼。虽然他最终行了反资本主义革命，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本来不是要反资本主义，相反，而是要建设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呢！所以毛泽东真要造资本主义的反，恰恰是以抛弃其新民主主义的言论为前提的。如果毛真正忠实于其原定革命战略，那么，即使有打倒国民党统治的政治革命，也不会有后来的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
毛泽东能够扺制斯大林不准中共同国民党内战的命令，彻底打倒国民党统治，他这方面的确胜过许多忠实执行斯大林投降本国资产阶级的路线的外国共产党领袖（最显著例子是战后法共放弃武装、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拯救了法国资本主义）。但是，当时毛泽东决心与国民党决裂，并不是同时为了与资本主义决裂，相反，是为了长期发展资本主义——至少当年是这样公开宣布。 《新民主主义论》要建立的政权，并不是工农社会主义政权，而是四个“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任务是在几十年内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按照毛在这些文件所宣扬的革命阶段论（这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师事斯大林），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独立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等到这个历史阶段结束，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之后，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与革命阶段论相对立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认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能力完成民主革命，只有工人阶级，通过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才可以负起这个任务；但工人阶级政权一经建立，不甘于失败的资产阶级必然反扑，这样，在阶级斗争的逻辑逼迫下，工人阶级政权为生存必不能自限于民主革命任务，必然要采取某些社会主义措施。这样民主革命就不停顿地发展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自廿年代以来一直贯串着中国革命运动。毛泽东既师事斯大林，自然是扬斯贬托，所以毛泽东说：
“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在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势力）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动力，有时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切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与封建独占。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整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2]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3]
在另一篇文章，他又说：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4]
所以，直至1949年立国，尽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未起过什么真正革命作用，可是中共还是一再强调要团结它成为政权的一部份，一再强调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发表了“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来安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的讲话后来在文革中成为毛强加给他的“罪证”，当时却完全是中共的正式政策。
毛泽东出尔反尔
但是，在几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当中共从上到下各级干部都在努力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时候，都在鼓励资本家剥削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刘少奇等“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为有害：
“有人……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5]
于是埋葬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就突然开始了。从前对资产阶级的所有许诺全不算数了。这个突变不仅吓坏了资产阶级，而且震惊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领导人。因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革命阶段论的一贯教导，相反，而是……“反苏法西斯主义份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啊！毛泽东和中共骂了不断革命论多少年，现在毛泽东居然实际上舍革命阶段论而取不断革命论，能不令人惊骇？
站在当时的劳动人民立场上，毛泽东撕毁对资产阶级的承诺未尝不是好事。（至于日后毛泽东再拿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来搞共产主义冒险，那是后话了）。问题是不仅毛从未公开承认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为错误、从未公开承认自己已经改变看法，反而指责那些仍忠实于他的（也是党的正式纲领）革命阶段论的战友为右倾。革命阶段论被实际上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秩序”确立不到四年就完蛋了。社会主义改造提上日程而且加快疯狂进行了。但越这样，中共越难自圆其说。要么革命阶段论从头起就错，要么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种极左冒险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但是毛主席是永远正确的，不可能有矛盾，为此，一场大规模的伪造历史和文过饰非运动席卷全中国。官方现在重新解释革命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1958年起，中共忽然宣称毛泽东也是不断革命论者，中国革命实际上是按不断革命的法则发展。那么，这岂不说明革命阶段论错了吗？不，不，也没错，大家都没错，因为……因为毛主席不是说过“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吗？这话的意思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革命阶段论没有排斥不断革命论，相反，毛主席还创造性把“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辩证统一”起来。[6]
把死人化妆成活人
官学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论”的呢？他们现在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处处都强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强调新民主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在容许私人资本之余、也会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以此来准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等等。一本官学著作说：
“‘无产阶级领导’，这是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显然，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有很大不同的。”[7]
对得很，如果你依据的是五十年代之后中共官方正式出版的《毛选》四卷。不过，现在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套《毛选》根本是经过官方事后大量窜改，以便伪造毛“一贯正确”的假象的！幸而日本出版界在七十年代出版了毛泽东原著《毛泽东集》，可以让当代中国人比较中共怎样精心窜改历史文献（见注2）。试举一例。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是一篇重要文章。根据中共《毛选》，有一段这样的话：
“这个纲领（指新民主主义纲领—刘宇凡）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8]
但既然保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又有了社会主义因素，那么，至少已经是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至少说明毛泽东不打算同资产阶级一道长期发展资本主义——中共理论家这样论证。
但一九四五年所发表的原文的意思同上述窜改过的文章相反：
“实行这个纲领，还没有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由于什么人在主观上想做或不想做这种推进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客观上中国的政治条件与社会条件不许可人们这样做的问题。”[9]
换言之，毛在原文努力向资产阶级保证不会实行社会主义，经窜改后才有了引向社会主义的意思。
按照毛原意，共产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毛才强调：
“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着重号为刘宇凡所加）。[10]
今天的读者从《毛选》中读到的，已经不是上述那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文本，而是随时准备着“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因为《毛选》把两个“广大”发展都删掉了，还加上一句限制，变成“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这样的例子在全部《毛选》简直不胜枚举。事实上，《毛选》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时，谈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强调“转变”为社会主义，或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绝大部份都是革命胜利后补加的。
输出机会主义纲领害人不浅
有人说，为何要算这笔旧账呢？不管毛的革命阶段论多么错误，总之，他最后没有囿于自己的错误理论，相反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旧理论并在实际上实行了正确理论，成就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这不正说明，毛纵有私德问题（死不认错），但并无损于革命呀！
不，有损的。毛不受自己的错误理论约束，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毅然同资本主义决裂，这是好的，可是，这个厨子不吃自己烧坏了的菜，却硬要人家吃，还要人家称颂他的手艺，这就非常不好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千方百计去巧辩什么“虽然不断革命论对，但革命阶段论也没错”，还强装没事人一样极力向其它国家共产党推荐那没错的革命阶段论，要别人受这种错误理论约束──这就罪莫大焉！印尼共产党就是因为忠实执行革命阶段论，坚信苏加诺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同自己一道实行民主革命；为了拉住这个盟友，多次拒绝支持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甚至愚蠢到支持苏加诺解散立宪会议，理由是阶级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结果使革命群众在苏哈托的右派政变中完全解除了武装，五十万（一说一百万）人被苏哈托宰杀。这完全重复了中国第二次大革命中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导致革命悲惨失败的覆辙。晚近，则有南非共产党，同样因为忠于革命阶段论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洲国民大会结盟，不仅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联合推行私有化，完全出卖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直到今天，无论在香港、台湾还是大陆，还有崇毛派在努力寻找一个“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更甚者是有人一面自称社会主义派，一面却支持现在中共的“一国两制”，让台湾和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呢！（大陆是否社会主义，姑置勿论）这种完全变成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政治退化，其理论根源，最后都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毛泽东的革命阶段论。
旧病复发
毛泽东这种文过饰非的行径，非只葬送了外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它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障碍。即使当年毛泽东实际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做对了，但是他死不认错，说变就变，还要窜改历史文献，以便维持自己永远正确的神话。从此立下极坏先例，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和面子成为党国一切政策的前提。以后，任凭毛泽东怎样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造成千万无辜亡灵，造成了多大的精神和物质上的破坏，又无论他的臣属事后怎样作出补救，可是一切补救办法都始终要以维护毛主席的一贯正确的神话为条件，是以任何补救办法都是半吊子的、没有持久成效的。要等到毛主席终于去世之后，他的后继人才敢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去温和地批评他和局部改正他的错误。但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名誉已经被毛泽东彻底败坏了，因此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能嬗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由于旧的错误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认真清算过，还始终被当作正确的理论，所以在新的复辟形势之中，新民主主义的错误理论又复活过来，成为复辟的理论根据之一。这就像一个人病根不除，难免旧病复发一样。中共党内最大胆的走资派很快就以毛反毛，利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来为复辟张目。他们论证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根源，恰恰是因为他实际上否定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犯了“左”的错误，导致中国过早进入社会主义。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就在于重新实施新民主主义，就在于补资本主义的课。“补资本主义课”──这未免……未免有点不好听。所以，邓小平在“补商品经济的课”的幌子下实际执行走资派的纲领──或更准确些说，毛泽东的原订纲领。在绕了一圈空想而官僚集中的“共产主义”之后，中国又回到官僚资本主义的旧起点。
毛泽东自己可以讲一套，做一套，以大阴谋家的资格去暂时愚弄斗争中的各个阶级，暂时为劳动人民取得局部胜利，可是长远而言，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不可能依靠英雄伟人的阴谋诡计。无产阶级的解放须要无产阶级公开、严肃对待自己的纲领和一切正反经验，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耍阴谋权术，文过饰非，纵横捭合，即使奏效一时，早晚也只能葬送革命。
回头来看，毛泽东当年能够成功消灭资本主义，部分当然要归因于他的个人特质。他在革命战略上无有远见，但诚如王凡西先生指出，他是伟大的战术家和行动家，具有不囿于成规的个人特点（这方面自有可学之处）。这是他当年能够不受自己的错误理论约束，实行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原因之一。但是，还需要指出另一个原因。如果当年没有苏联这个现成的非资本主义模式可供参考和依靠，毛泽东是不容易有那种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决心的；纵有这个决心，也不容易达到，因为如果没有苏联，单凭中国根本很难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围攻。所以毛泽东当年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完全归功于毛泽东自己。还要考虑国际因素[11]。明白这一点对于今后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今天苏联已经消失了。本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革命运动，即使有了正确理论也没有必胜的保障。如果其所抱持的理论从头就错误，那么，在苏联消失的情况下，想革命不失败，就不如望天打卦了。其次，毛泽东本人那种桀傲狂放（他自己就说过兼具猴性和虎性），从好的方面可以发展为革命精神，但从坏的方面则可以发展为空想蛮干、任性妄为。这种任性妄为在一九五三年算是歪打正着，做了好事。不过，革资本主义的命虽难，建设一个民主而平等的社会主义难上加难，需要的是更多的科学理性和理论上的高瞻远瞩，需要的是公开争论、党派自由和民主政制，而这一切恰恰是毛泽东所缺乏或所仇视的。所以他的社会主义实验以失败告终并继之以资本主义复辟，良有以也。
毛泽东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吗？
在当前整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气候中，固然越来越多人转为批评毛泽东，但当中不少不过是用右派那副陈旧的有色眼镜来代替斯大林主义的有色眼镜罢了。他们重拾过去国民党的牙慧，认为毛泽东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错在革资本主义的命。现在中共官学在介绍“毛泽东思想”时也有了新的口径。他们悄悄丢弃或大大淡化什么毛主席本来也是不断革命论者的旧说法。另一方面，在那为数不多的崇毛反对派中，不少人仍然声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不过，他们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又全是毛泽东那一套官僚社会主义。表面上两种观点一右一“左”，其实是相反又相成：大家都同意毛泽东思想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是结论相反而已。右翼说：毛泽东思想要否定，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该否定。资本主义万岁！崇毛反对派则说：毛泽东思想要肯定，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该肯定。（官僚）社会主义万岁！
问题在于，毛泽东思想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吗？它的失败又真正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吗？
王凡西先生这部书虽然是四十年前的作品，可是它对于上述问题，早已提供了部份答案，或至少是解答问题的重要参考。作者深入细致地分析，毛泽东思想是“既革命而又反动的一个矛盾的混合体”。而无论其为革命还是反动，它们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或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成份是压倒性的，而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成份则非常非常少。毛泽东个人，在权势上是空前成功了，他重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也空前膨胀和专断了，可是，在建设一个比资本主义繁荣、民主和平等的新社会方面却是可悲地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正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成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局部妨碍过、但没有根本妨碍中共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是，这种本质一定妨碍它建设一个自由、民主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论固然远离马克思主义，就算是枪杆子出政权论，即便其有若干马克思主义元素，份量也无足轻重。马克思主义固然拒斥不抵抗主义，但是从来不会走到主张“枪杆子里可以出一切东西”的地步。上述各个方面，王凡西先生这部书都有谈到。英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 Gregor Benton 在他的悼念王凡西先生的文章中这样谈到他：
“他批评他所属的团体没能把发展武装力量和动员农民做为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他也始终质疑毛派那种压倒性地强调军事斗争的战略，因为他担心这种战略，其结果不过是成为中国过去那种爆发(农民)战争、然后是重建专制统治的环环相扣的其中一环而已。相反，他致力论证，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等新的城市阶级才能打破上述循环，才是建设民主的共产主义的出路所在。”[12]
一九九九年新版《辞海》，把旧版中《毛泽东》条之中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话删掉，实在是删对的。
王凡西这部著作的主要篇幅都是研究毛泽东的政治及军事理论，但有一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专门评论毛的文艺理论，也很值得向读者介绍。日本当代中国文学专家长崛佑造先生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他这样评论《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毛泽东以他的《文艺讲话》作为中共的文艺政策的错误。像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主张那样，王老认为文艺创作跟政治活动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从延安时代以后，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在大陆怎样压迫了作家的自发的创作成就、甚至损害了有才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现在已经不用我们来说了。 王老在这篇文章里，还指出了《文艺讲话》所征引的中文版列宁作品的误译 (把“党的出版物”误译为“党的文学”)。毛泽东是根据列宁文本的误译去写成《文艺讲话》的。一九八○零年代，在大陆《列宁全集》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这个误译改正了。在这个过程胡乔木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胡乔木是根据王老的这篇文章去请编译局改正旧译的。”[13]
恢复历史真相才能展望将来
新一代的左翼要找到正确前途，恐怕前面还有漫漫长路。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他们许多时候连历史真相也无法知道。斯大林、毛泽东的其中一个最大罪恶，正是他们歪曲和伪造历史。诚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所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了自己永远控制未来，于是大规模伪造了过去。新一代革命运动在能够发展起来之前，恐怕首先要在伪造的迷雾中恢复历史真相，重新认识毛泽东主义的本质。而在这方面，我们深信王凡西先生可以为大家提供部份真相，让大家了解到从俄国革命一直到中国革命的一切重大争论，特别是关于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的真相。这本书并非入门书，而是颇专门的谈革命理论的书，但倘若耐心读过，多少可以重新把握革命历史的线索；唯有如此，才能在革命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此书重印之日，王凡西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谨以此代序纪念这位为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一生逆流而上的老一辈革命者。
此书再版，从原序到最后一章都原封不动，只把人名旧译改为今译，又把附录从《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和态度》，易为《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由是，在篇幅限制下，我们认为后者对于了解毛泽东思想极为重要，不可不补充；而前者有关人民公社的题目，在原书第十一章已基本论及，则删去不至有太多负面影响。此外，附录还增补《王凡西先生小传》、《王凡西主要著译目录》。
本书再版，有赖许多朋友出钱出力，以及义务校对，特此致谢。
2003年5月11日
[1] 中共官方在一九八一年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全面总结毛泽东的错误，也是同样区分两个时期的毛泽东，但是文件把毛泽东的错误只上溯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这样一种区分实际上是为了掩饰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从头起就实行一党专政的罪恶。
[2]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七卷128及134页，日本株式会社北望社，一九七一年东京出版，一九七六年由香港一山书店翻印。《毛泽东集》收录的是五十年代前的原版著作。中共官方的《毛选》则多有窜改。在这段文字中，官方《毛选》删去了“动力”、“民族”、“及一部份大资产阶级的”几个字。
[3] 《论联合政府》，同上，第九卷，224页。
[4]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集》，第五卷214页。官方《毛选》把“不断革命”四个字加上引号，以示托的不断革命论是假的，毛的不断革命论才是真的。请参考注6。
[5]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第五卷是毛死后由华国锋的新中央出版，但邓小平夺权后很快便收回。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再收入。
[6] 关于官方这方面的扼要介绍，可参考《辞海》，《不断革命论》条，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1331页。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中共一直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要“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事实）。在突然发现毛主席原来也是不断革命论者之后，为了圆谎，官方理论家就有必要用另一种方式歪曲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显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才是招牌正货。既然毛泽东自己也未完成民主革命就“跳过”它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栽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内容自要修正了，所以《辞海》才指托“反对工农联盟、否定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主张抛开农民，跳过农民运动，还鼓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会和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要不断地革农民的命。”这种拙劣谩骂如果有效，只因中共禁止托洛茨基的著作公开流传。
[7]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上卷，缪楚黄主编，红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12月，95及94页。
[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九六九年北京，959-960页。
[9] 同注2，第九卷，222页。
[10] 同注2，第九卷，224-5页。
[11] 要指出：以俄为师的另一面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连苏共那种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完全照抄，再加上一党专政，又促成了他日这种社会主义的崩溃。
[12] 转引自《先驱季刊》之《悼念王凡西同志》，二○○三年春季号。
[13] 长崛佑造《悼念王凡西先生》，《先驱季刊》二○○三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