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第二章 苏联党狱的历史渊源
莫斯科党狱无疑地有它的客观原因，这原因存在于苏联的国外和国内：
一 国外的原因
第一，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期间内各国革命之相继失败，使苏联领导层加紧地从世界革命的策动转向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苏联领导层的这一转向由闭门埋头于五年计划的实施与第三国际大会之延期召集两件事，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九二七年以后至一九三三年期间，苏联埋头于国内经济建设而且获得了相当伟大的成功，但这无疑是在外部困难减轻的条件之下所造成的，这种困难的减轻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恐慌的浪潮袭击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陷于自救不暇的地步；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西欧无产阶级虽经过一度失败，但并未消竭他们的全部力量，反而随着时间的进展很快恢复了他们的力量（最显著的如德国），这无形中减轻了苏联外在的危机。基于这同一的原因，苏联领导层在这一时期内虽不侧重对世界革命的领导与策动，但在表面上对世界革命并没有根本放弃。
一九三三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不战而降，希特勒之走上政权，并迅速根绝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之一切组织，希特勒之标明反对共产主义为其历史的使命——这些事实就加剧了苏联外在的危机，同时也成了苏联国外政策转变的关键。苏联确定了它的和平政策，开始向国外去寻找和平的朋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欧洲仆仆风尘地奔走，和各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其中最大的成就要推“法苏协定”。苏联得到了这些成功之后，他的和平政策又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经和平的朋友法国的怂恿与介绍，加入了国际联盟，干部派此时对国际联盟的态度即一反其旧，他们以不把国际联盟视为强盗分赃机关，而是视为和平的工具，因为（借用金则人君在世界知识第四卷六号国际联盟再评价一文的话）“情势发展到现在，战争的危机已经深化了，战神又降临了，国际联盟便随着这情势的发展而起了质的变化，”这证诸苏联干部派首领斯大林的话，也是如此。斯大林和霍华德（Howard）谈话（见一九三六年三月初中国各报译载）提到国际联盟时说道：“和平的朋友们能够公开地工作，他们以舆论的力量做后盾，并且他们还可以自由运用一切和平的工具例如国联。这是和平的朋友们的一种财产。”
可是，在意阿战争中，在中日问题中，以及在西班牙残酷的内战中，和平的朋友是在和和平敌人竞赛“公开地工作”，还是在“鬼鬼祟祟地工作”，国际联盟在这些事变中是否成了和平的工具，历来的事实已经明白答复了。斯大林老老实实地替和平的朋友们吹嘘，和平的朋友们却欺骗了斯大林。这种情形恐怕是为苏联领导者所始料不及的。至于今后国际联盟是否因苏联之继续支持而变成“真正和平的机构，”主要还不在于苏联而在于和平的朋友们是否有“诚意”。但就既有的事实看来，人们必然有这样的疑问：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不是替国际联盟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好让和平的朋友们躲在它下面去进行它们的不名誉的工作吗？？因此有人甚至怀疑到苏联苏联的和平政策能够减弱他的外在的危机。这种怀疑不仅存在于国外，而且存在于国内，尤其存在于受了几十年国际主义训练的老布尔什维克之间，这些人有可能利用国外政策的错误来指摘当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第二，苏联之加入国际联盟，同和平的朋友们恢复通常的外交关系，如苏美邦交之恢复，法苏协定之成立，英苏之谈判，而且还在各种协定中明确地规定各不干涉内政，不宣传共产主义的条文，以祛除和平的朋友们之疑虑。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和美联社社长霍华德谈话，曾郑重声明“我们从来没有（世界革命）这样的计划与意向”，“这都是误会的结果……是一种悲喜剧的误会”。斯大林向霍华德社长，同时也就是向和平的朋友们申说：“如果邻国都真实地巩固了自己，它们还会从苏联人民的主义中看出什么危害呢？”和平的朋友们虽然还是害怕苏联人民的主义中的“毒素”，他们不仅对其他各国而且对苏联还是在鬼鬼祟祟地工作，但在目前它们很信任苏联领袖的这种负责的声明，同时在某几方面正有赖于苏联的时候，它们愿意和苏联在国际联盟内共分椅席。但苏联领袖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与意向”这一负责声明，在国际工人当中将会得到怎样的一种印象？他们或者认为苏联最高领袖的话是一种“策略”，但既出最高领袖之口，当然不会是假的，那么他们希望工人的祖国帮组他们走上胜利之路，这种希望不是变成失望了么？由这种失望所发生的后果，不是服服帖帖在和平的朋友或和平敌人的支配之下，就是更加左倾，摆脱对苏联领袖的幻想，这是不可能的吗？这种情形必然会影响到苏联国内，造成对领导者政策的不满，其危险，在苏联领导者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三，反干部派的首领——托洛茨基被逐出国外之后，他还是不甘缄默，他对干部派的国内外政策还是不断地批评。尤其在德国希特勒因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无抵抗的投降，而获得政权后，他甚至宣告第三国际的死亡，进行建立以世界革命为旗帜的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的生长，对干部派有更大的威胁，于是两派由理论和政策之不可调和的批评斗争，最后演成了流血的决裂。
二 国内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创造者列宁在他的遗嘱中说：“我们的党依靠在两个阶级上，因此不巩固是可能的，并且在这两阶级中间如不能有一种融洽，则党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这几句话，一方面说明了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根源，另一方面指出使这两个阶级中间有一种融洽是必要的，否则依靠在这两个阶级上的党不可避免的要倒台。但是融洽两阶级间的矛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而是极艰难的任务。
列宁逝世后到现在已有十三四年，苏联领导层在施行第二次五年计划中曾向国内外宣称苏联“社会主义业已建设成功”，“阶级业已消灭”，这就是说苏联到现在已超出了苏联共产党所依靠的两个阶级的融洽范围之外了，阶级已根本不存在了，城市与乡村间的矛盾已经消灭了，人们已经得了能够充分满足人类的需要了。苏联现在所颁布的新宪法，其全部结构也夸大了这种情形。
那末在这样一个没有阶级，因之也没有矛盾，而且人们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人类的需要的国度里，应当不会有不满的表现了。可是事实不然，苏联共产党差不多每年都从党内清除出去一大批不满份子，其人数之多，也着实令人惊异，这些不满的份子，据苏联报纸所载，其中有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所谓季诺维也夫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份子。不满的份子既然有，而且不断的有，那末必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不满的原因存在。
从苏联的实际情形看来，首先从政治方面说，苏联共产党及国家机关内没有批评的自由，所有的只是对领导层的一切政策歌颂，一有批评，就有各种反党的嫌疑，就被开除出党，撤消工作。我们且看一看纪德在他的从苏联归来一书中怎样叙述这种实际情形。他说：“这种批评……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些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亚东本三九页）。纪德的话，可以拿事实来证验，比如列宁全集，如果我们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拿各版作一详细对比，在内容上文字上可以摘出无数被改窜的地方，这是因为被改窜的地方与“神圣的路线”不相符。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初期的著作与以后的著作，在事实与人物的描写和叙述方面，就有很大的改变。高尔基所作的关于列宁回忆一文，曾自动加以“修正”，这些都是事实。至于政治制度之逐渐变动，如最近制定一切官位，勋章，头衔，恢复以大元帅为首领的官阶，禁止堕胎，取消十月革命关于新学制的法令等等，都是在政治方面造成不满的原因。
此外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别也很显著，有的一年辛苦到头，一家人仅得温饱，有的除优裕的生活之外还有汽车有听差，有乡间及黑海边的华丽的避暑的别墅。在工资方面的相差更属骇人听闻，比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十八日的真理报上，就有如下的记载：在矿山中斯达汉诺夫运动者可以得到一千六百多卢布的工资，非斯达汉诺夫的矿工则得到四百至五百卢布。那些做辅助工作的工人如果是斯达汉诺夫运动者，可以得到四百卢布，否则只能得到一百七十卢布。纺织工人属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可得五百卢布以上的工资，非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工人，只得一百五十卢布或不到此数。至于工程师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总在八十倍以至一百倍。还可以享受到种种特权：如休养所及疗养院替他们特别留好位置，他们的小孩可以放在幼稚园，他们及他们的家族有在家免费上课的权利，无论昼夜都有免费看病的权利。此种物质生活，与工资的差异，最容易使人看出彼此中间的不平等，因而引起普通工人的嫉恨，在工厂中常常发生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者的事，有时甚至演成流血的冲突，这种现象在苏联报纸中就可经常看到。
在苏联采取了计件工资制以后，发生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这运动在苏联当局看来能大大地提高苏联的劳动生产力，在苏联经济建设中有很大的意义，但为什么这运动不发生于以前而发生于一九三五年呢？莫洛托夫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上询问每一个演讲者，然后他发现“在许多地方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之所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直接动力，只为要想增加他们的工资”（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真理报）。他们“为想增加他们的工资”，而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当然是在苏联当局采行了计件工资制度，取消粮食券，卢布成为商品之普遍的等价物以后。但计件工资制度虽然鼓励着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力，它却不能使每个工人都成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者。这原因就是劳动强度之延续，须视各人的体力之强弱。于是计件工资制度有可能在体力强健的与体力衰弱的工人之间，在青年工人与老年工人之间，即是说在工人队伍中造成一种深刻的分化。
上述的这些现象就是一切不满的根源。干部派为消灭这种不满就演出了苏联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流血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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