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第一章 苏联党狱的历史渊源
一九三六年八月与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举行了两次党狱大审判——第一次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的审判案，结果除在狱自杀者外被判处死刑者十六人，许多是共产党，苏联，红军与第三国际的创建元老；第二次是拉狄克，皮达科夫等的审判案，结果被判处徒刑及死刑者十七人，许多也是苏联的建国元勋。这两次党狱及其结果，已使世界感到震惊。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十余年来苏联党争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次大党狱不是偶然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的党争，在一九一七年内战期间，已潜伏其芽，在托洛茨基所创立的红军，就有所谓军事反对派，其主要人物即斯大林，反对的对象即托洛茨基。内乱平定后，一九二二年列宁被刺受伤，不能亲与一切党政大事，他感到政府中党中官僚势力抬头的危险，并想到他不起后谁继他负责的问题，而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他又与当时声望极高的托洛茨基的意见相投，因此他显然表现出他信赖托氏的倾向。但这一来却使他的几个学生感到不安，于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三巨头就形成了联盟，其目的为准备继承列宁掌握党政大权，并反对托洛茨基。因而这时他们除过在党与政府机关中另作布置外，并造了许多托、列不睦的谣言，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又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作为攻击武器。（参看托洛茨基自传）
一九二三年列宁仍病，这时党权已握在斯大林之手，而党内及政府内的官僚势力日趋高涨，对于任何批评的答复就是“拿出你的党证来”！因此于十二月间托洛茨基写了一封致党的会议的信，批评党制上的官僚化倾向，并说明党内民主之必要与道路。这信立刻遭到了斯大林在真理报的攻击，说党内并无腐败倾向，托氏的信的政治意义，在于把自己和列宁的名字并列，并想在党内结合一部分同志形成联盟。虽然如此，托氏的这封信却在苏联的此后党争中发生了极重大的作用：它成为左派反对派形成的基础，这反对派当时称为“莫斯科反对派”，或“一九二三年反对派”，“托洛茨基反对派”。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去世，掌握政权的三巨头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更形激烈。这一年发生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正面主张者是斯大林，反对者是托洛茨基，而季，加则站在托氏一方面。次年托氏的军权被解除；然在同年内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列宁格勒的群众的压迫下，不满于党领袖的右倾，因与斯大林分裂，自成一新反对派，也叫做“列宁格勒反对派”，他们的反对对象是斯大林与布哈林。
一九二六年，季，加两氏发表联名宣言，承认莫斯科反对派在一九二三年提出的党内民主问题是对的，随即在一个政纲的基础上与老反对派合作，成立所谓“联合反对派”。这政纲曾提出了苏联速度工业化的方向，它虽被当局压制未得公开发表，但后来它却传布于全世界，成为后十余年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斗争纲领。联合反对派成立后，斯大林的干部派与反对派的斗争更形激烈，到一九二七年的联共第十五次党大会上发展到了极高峰。
对这次党大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拉狄克等，提出了反对派的政纲，其中对于当时党内派别已有如下三种分析：
第一派是右派，其主要代表是李可夫，加里宁，斯米尔诺夫，托姆斯基等等。这派的势力在政府中与工会中。
第二是中派干部，其领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而布哈林动摇于中右派之间，这时则指导着中派。党的政治局完全在这一派手中。
第三是左翼反对派，其主要代表是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等，他们的主张是反对中右派，反对官僚主义。他们的势力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党员中与红军中。
当时的联共政治局不承认这种分派，说反对派的这个纲领是“分裂我们党的纲领”。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则完全符合了这个排列。
联合反对派也就在这次大会上分裂了。这大会在斯大林的指使下，解散反对派，开除它的全体党员，并压制他们的意见。这样反对派中便向大会提出了两个请求：一个是加米涅夫，巴卡耶夫，阿夫杰耶夫（代表季诺维也夫一派）提出的，表示服从大会的决议，不但退出反对派，并且放弃一切反对派的意见及保持这种意见的权力；一个是穆拉洛夫，斯米尔加，拉狄克与拉柯夫斯基（代表托洛茨基一派）提出的，表示服从大会的解散反对派的决议，但保持在党的纪律内保持并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两个文件上无有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的签名，因为他们在大会以前已被开除了。这两个请求书，表示了极不相同的态度，前者是完全投降了中央干部派，而后者则保持着革命家的立场。此后即各向不同的道路发展。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不久即恢复了党籍。
在这次大会以前一个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苏联最优秀的外交家越飞，因受不了斯大林的官僚压迫而自杀。他是三十年从事革命的老革命家，是苏联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任大使。同年托洛茨基被充军到阿拉木图，自此以后，他与他的一派便处于格柏乌的监视下。一九二八年又被逐出国外，到土耳其。而他这一派的人，除成万地充军到西伯利亚以外，有些则受不住长期压迫而投降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与斯米尓加等在一九二九年向斯大林呈递了悔过书，承认自己过去的一切是错误的，而斯大林则是对的。投降的主要理由，是五年计划中已采取了反对派的计划（在一九二六年左派反对派曾提出了加速工业化的计划，当时斯大林斥这种计划为“超工业化”，不加采用，而在五年计划初起时则实行他自制的计划。但斯大林未看到苏联工业化要求的强度，因此在五年计划一开始时，工业发展的速度远在他所规定的数字以上，于是他在一九二八年不得不转来采用反对派提出的计划中的数字，这样才完成了第一次五年计划。拉狄克等的投降即是根据于这个理由的）。托洛茨基说这三人的投降是政治的与道德的堕落，因为左派反对派对斯大林所斗争的是政纲是党制，而不是仅仅几个数字。到一九三三年拉柯夫斯基在多年的流放生活以后，也向斯大林投降了。
托洛茨基一派被驱逐流放或枪杀以后，斯大林的中派又与布哈林的右派分裂。原因是在此以前，中右派联合实行保护富农政策，到一九二八年富农势力甚强，藏匿粮食银币等，这是破坏经济组织的行为，因而斯大林突然放弃保护态度，而用武力强迫富农交出粮食等。但这时布哈林的右派仍旧主张保护富农，不同意的斯大林的左倾。以致发生了分裂。斯大林先撤销了布哈林的国际代表资格，即第三国际的主席的地位，又革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之职。还未到开除党籍的时候，布哈林即呈递了悔过书。于是右派反对派屈服于斯大林。自此以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等——凡是苏联建国首五年的最高领袖们，都被斯大林压服，并得随意宰割。一九三二年秋，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第二次被开除；但次年初即又呈递了悔过书而恢复党籍。
季诺维也夫派及托洛茨基派中的坚强份子在西伯利亚过流放生活；而托洛茨基则在国外宣传他的主张。一九三四年他从土耳其移居法国，两年以后又被迫而迁到挪威，现在则已被迫到墨西哥。他随时批评斯大林的政策，第三国际的堕落，德国革命问题，法国西班牙革命问题等等。由于他的批评与指导，他这一派的势力现在已散布在世界各地。这样“托洛茨基主义”成了斯大林的更可怕的敌人。于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便由苏联而扩大为世界舞台的斗争。在一九二七年以前，第三国际的主席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力量还不能直接地完全地统治到各国共产党。但自季诺维也夫撤职以后，尤其是至布哈林被撤职（第三国际主席）以后，联共与第三国际，完全落在斯大林个人手中。这样，他除过在苏联内部不断清党以肃清托洛茨基派份子以外，又在各国的共产党内实行同样的肃清工作。到一九二九年底，第三国际首四次会议（列宁领导的）的参加者，即第三国际的创造者及其先锋，在各国都被开除出共产党了。直到现在，他所肃清的并不是什么托洛茨基派份子，而只是不同意于他的“路线”者。现在在苏联国内不断发生着大批逮捕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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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自一九二三年列宁病重时起到一九二七年反对派被全体开除时止，反对派与干部派所斗争的，都是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前者所包括的有：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或工农政党；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罢工工人的统一战线还是与工贼的统一战线；特尔米多的危险……等问题，而其中影响最大并且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后者的问题，为党内民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内容约略如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托洛茨基致党的会议的信中说道：民主主义与集中主义是党制的两方面，最好是能把两方面运用得很正确，这就是使其极端平衡。但现时党的自动精神已到了最小限度，而机关的集中注意则过分增长。因此，认为或至少感觉党的官僚主义之十分严重，差不多已成了普遍现象了。党的机关中必须有老年同志凭他们的政治经验去解决问题；但青年则是党的正确的风雨表，可以调剂党的官僚主义。老年同志与青年同志只有在党的民主制度中不断相互影响，才能保证老年先锋队成为革命的因素。在历史上老年先锋队之腐化是数见不鲜的事了。所以用官僚机关的办法，要青年背诵老年人的公式，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要青年拿着革命的公式去斗争，从血肉中改变他们，使他们自己有固有的意见与固有的态度，并养成为自己意见而斗争的勇气，在根本上赋之以自信与独立的品性。按着上级机关命令被动地服从，机械地抄袭与背诵，没有气节，拍马屁，升官发财的——这些人都从党中滚出去；布尔什维克不但是有纪律的人，而且是很活泼的，在某种场合下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不但是有勇气与独立精神去做反对敌人的斗争，而且在自己的组织内亦是如此。因此，党必须使同志们有毫无顾忌的批评自由权与组织自决权。机关官僚主义必然要产生党内小组织，这种小组织是党的民主的恶意讽刺画，并且是可怕的政治危险。
当时对于托氏的上述意见攻击得最凶猛的恰是斯大林。在托氏发表这信件之后，斯大林紧接着在真理报上答复道：他绝没有想到老布尔什维克没有腐化的危险，但这种危险还非现实的及已经存在的。如果我们党内有些份子有腐化的危险，这就是一部分孟雪维克混在我们党内，不自觉地还保留着机会主义者的习气（按此系暗骂托氏）。托洛茨基说老年同志已腐化，是企图削弱中央委员会的威权，是有利于反对派的一种进攻；说腐化的老先锋队与青年党员之间有相互对抗，是企图在老年党员与青年党员之间扩大裂痕，是企图削弱党的统一，而有利于反对派。可是事实上，老党员与青年党员是常在一条战线上，以与党内外的敌人斗争的，是一致的。（上引两方意见原文见苏俄党争文献，新生命书局出版）
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由斯大林首先提出。他认为：不管其余人类底进化如何，只要苏维埃政权不被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所推翻，在苏联一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在一九一七年共产党不相信在俄国有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可能，那党就没有权利夺取政权。因此，他认为以下三种思想都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相容的：（一）否认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有永久存在之可能；（二）否认苏联有用它自己的力量在它的疆界内克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之可能；（三）否认有建立一个闭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托著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三）
但托洛茨基以及某一时期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则完全反对此意见。他们认为：苏联只是世界经济的一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它必然无法单独达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生产发达到甚高阶段的产物，这在一国中无法达到。因此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世界至少是西欧无产阶级起来推翻了资本主义，使苏联的经济至少与西欧的经济合成一块。这就是说，需要世界革命。苏联的建国领袖们原认为十月革命的成绩，如无欧洲无产阶级起来保护，不久就会被摧毁的；后来因为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加深及畏惧战争，这国家得存在了十余年，但它是时刻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中，有被消灭之危险。苏联虽可以尽自己力量发展计划经济，但只有发生了世界革命以后，它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高峰。
如果把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两方面意见，加以分析与比较地研究，我们一定可以发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政治见解之深刻不同处，即托氏是从国际观点来看问题的，而斯氏则是从国家观点来看问题的；托氏是从历史来了解问题的，而斯氏则是从事务上来了解问题的。从这些不同处，我们可以发现了解莫斯科党狱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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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使苏维埃政权不被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所推翻，这几年来苏联当局不断提倡“和平”，不断要求与帝国主义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号召组织人民阵线，并加入自己曾骂做“强盗窝”的国际联盟。但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还是时有来到之危险，因之苏联内部也不得不压抑人民需要而努力于军事建设，以预备战争。在经济上，多年来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之下，虽有了种种的成功，但人民的工作收入，却发生了很不平等的现象，这现象还日在发展；同时经济中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得不对私有财产制度让步（如恢复遗产制等）。这种经济状况自然要造成人民的不满。
假如苏联的国内与党内有发表意见之自由，那么上述的经济错误，可以因人民随时反应而得到改正，人民的不满也可以得到发泄的机会。但是自一九二三年的那种机关官僚主义发展以来，官僚制度已经窒杀了一切生机；谁不同意与斯大林的意见，就有失掉职业，妻子冻馁，甚而充军的可能。有革命性的人，尤其是青年，怎能忍受这种生活痛苦的压迫呢？这样他们必然要找发泄不满的道路——政治上的暗杀就这样发生了。但这时官僚的政制与党制已积重难返，它已感觉不到它的政制党制必须改变，因而它对付人民尤其是青年的不满之方法，便只剩下了一种，这就是血的压迫。
所以我们可以说，莫斯科审判中的惨杀，是多年来的机关官僚主义制度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结论之一；如果此时不在事实上叫这种制度与理论作必要的转变，则更悲惨的历史结论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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