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南〕弗兰尼茨基 ->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8）
第一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是解决过去的一切基本问题、尤其是解决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和德国的哲学和社会问题的结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对数千年来欧洲思想发展的相对的总结。从欧洲思想发展过程的最后时期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就标志着欧洲基本的进步思潮的完成，特别是法国的唯物主义、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完成。
这一新的世界观和世界观的全面的理论基础或前提，令人信服地表明，它们的创造者与当时人类的基本的、决定性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联系。
上述前提大部分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最蓬勃发展和理论成果最丰硕的时期由资产阶级分子创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普鲁士的公民，正是在德国资产阶级壮大的时期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开始日益意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作用，即意识到西欧资产阶级在17和18世纪初蓬勃发展时期轰轰烈烈地和富有民主色彩的实现过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荷兰、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各种情况的汇合当时已经统一起来，并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反抗旧的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那么德国的资产阶级直到19世纪初还未消除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贵族本身的经济竞争（尤其是在普鲁士）、德国诸邦德长期分割状态以及拿破仑的占领所带来的后果。拿破仑一方面带来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行动的精神和结果，但是他的占领也有相反的一面，因为这种占领，再加上其他的种种情况，特别是他在普鲁士的失败，引起了德国群众的起义。而1813—1815年人民的这种革命情绪又被德国社会中最反动的一部分人即封建贵族所利用，从而使他们在德国人民中赢得了威望。
尽管存在着以上这样的事实，但是欧洲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所发生的事件在德国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根据施泰因和哈尔登堡的改革赦令，城市终于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农民开始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虽然只是一些较富裕的农民，而贫穷的农民则成为德国容克地主庄园的雇佣工人），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本人也被迫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允诺实行宪法。
正当所有的人在拿破仑失败之后都期待着出现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复兴时期的时候，欧洲的反动势力却赐给了自己的臣民一个神圣同盟。在近代，神圣这种装饰始终是一切反动力量的迷惑人心的外衣。
普鲁士的封建反动势力很快就忘却了自己许下的诺言。可是，德国的生活却已不同于五十年前那样的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在莱茵区，正处在不断壮大的时期；对不久以前的往事的鲜明回忆，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使得德国、特别是其中最强盛的王国——普鲁士的政治和思想空气日益活跃起来。当时的封建反动派还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镇压一切重大的政治示威和政治企图。因此，1817年的瓦特堡集会和1832年汉巴赫集会等事件，都没有能够取得直接的效果，虽然它们唤起了德国公民的沉睡中的政治意识。
反抗运动，特别是在巴黎七月革命（1830年）以后，进入了新的阶段。巴黎的这一事件，在德国得到了有力的反应，它首先受到了德国思想复兴的两位领袖——路德维希·白尔尼和亨利希·海涅的欢欣鼓舞的祝贺。
他们在七月革命后从巴黎寄来的书信和通讯，对革命青年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熏陶下，德国文学中发展起来了一个名叫“青年德意志”的新的运动，参加者有：温巴格、古兹科、劳伯、蒙德等人。他们的作品不同于以往文学之处，在于主张在文艺创作中贯穿政治利益，要求文学与生活相联系，争取妇女解放而在政治上他们是立宪政体的拥护者。
只要我们回想一下白尔尼和海涅对“神圣德意志帝国”及其封建君主的猛烈抨击，以及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对政治上不合潮流的、目空一切的、不学无术的封建臣仆的揶揄，那么就很容易理解，普鲁士的反动派是决不会长期容忍这种思想上的叛逆在国内存在下去的。
由于沃·曼泽尔对自己过去的朋友、即上述整个文学运动的领袖古兹科进行告发性的攻击，于是迫害就开始了。德意志联邦于同年即1835年颁布了命令，禁止印发和出售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的作品。
虽然这个运动因而遭到了失败，但是这一切对那些信仰自由、民主、至少是立宪思想的人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在德国，这样的人是愈来愈多了。
哲学革命及其后果在德国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正如海涅早已英明地看出，黑格尔窒息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的哲学生活实在黑格尔的著作的阴影下度过的。1831年黑格尔死后，他的学派就分裂为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即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施蒂纳、科本、梅因、鲁登堡、赫斯、奥本海）和正统黑格尔派（加布勒、亨利希、古舍尔）。
通常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性，即他的体系和他的辩证方法，使后人有可能或者发展他哲学的这个方面，或者发展另一方面。正统黑格尔派确实继承了黑格尔体系的全部保守观念，并进一步把它奉为教条；可是另一派人却没有进一步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所作的除外），倒去发展了他的体系中的某一部分，首先是他的宗教哲学。
黑格尔左派（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在宗教哲学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因为在这个方面批判了整个社会制度，要比在政治方面那样做更为方便。而黑格尔也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材料。
黑格尔对宗教现象的看法，实质上具有激烈的无神论的性质。宗教对他来说，是认识绝对、绝对理念的一种因素，也就是他的哲学中的这一实体精神因素的绝对自我认识。这种认识绝对理念的观点表明，在这里，黑格尔的唯理论也是占据着优势，因为他认为哲学的认识要超越宗教的认识。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的认识是通过个别来认识绝对的最初阶段，宗教的认识是以观念的形式（这种观念已经具有一般的性质）来认识绝对观念，而只有在哲学中，绝对观念才达到绝对知识的最高阶段。
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既综合了斯宾诺莎的因素，又综合了费希特的因素；既综合了绝对观念是一切生活和生活现象的实体这一因素，又综合了通过个人的自我意识而实现的自我意识的因素。
黑格尔左派除了通过抽象的哲学外衣，再也不能以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进步愿望和思想了，因而他们的全部争论正是放在这个领域内。
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和他的划时代的作品《耶稣传》（1835），发展了事情的这前一方面的因素。他坚决认为，基督教是最初的基督教徒团体的自发产物，并具有明显的神话性质。施特劳斯在他的这种无疑是“渎神的”神话理论中，对福音书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其中有许多地方是互相矛盾的、不合逻辑的、荒谬绝伦的，从而否定了它们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他的这一行动对进步的思想家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不待说，对这两大卷书的反应是异乎寻常的，施特劳斯也因此而失掉了自己的地位。
与施特劳斯的神话理论不同，三十年代末，布·鲍威尔（1809—1882）在批判福音书时，创立了自我意识的哲学，他宣称所有这些福音书都是某些人的臆造，而自我意识则是历史的基本动力。
强调“自我意识”这一因素无疑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德国资产阶级的最进步的人物的自我意识已日益发现，本阶级是国内的主要因素，并将去迎接在历史转折关头必然出现的历史事件，因而认为自我意识的哲学，无疑要比黑格尔哲学中仅仅作为绝对发展的一个因素的个人意识，更能恰当地表现自己的地位和愿望。
但是，三十年代末，德国哲学的另一位显着人物，在发展和批判地探讨黑格尔的哲学时，达到了唯物主义。这就是路·费尔巴哈（1804—1872），他在《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基督教的本质》（1841）、《科学改革的预拟提纲》（1843）等书中，宣告了德国唯物主义时代的开始。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马克思在1818年生于特里尔城，恩格斯在1820年生于巴门城，它们基本上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马克思在波恩开始学法律，以后到柏林继续求学，他在那里很快就参加了布·鲍威尔周围形成的青年黑格尔小组（“博士俱乐部”），并成为自我意识哲学的热烈的拥护者，这从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以及他回到莱茵区后1842年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
恩格斯在略早的时候，就因为他在古兹科创办的不来梅《德意志电讯》杂志上撰写文章而崭露头角。施特劳斯的书对他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使他在1839年末接受了黑格尔的学说。我们从他写给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可以知道，在家里一向受到宗教教育的年轻的恩格斯，曾经历了异常多么激烈的内心斗争。可是他追求人类解放和追求真理的愿望终于战胜了狭隘的空虚的家庭教育的偏见。
1841年末，在马克思已经离开柏林的时候，恩格斯来到柏林服兵役，他同样也加入了马克思在不久以前曾经加入过的那个青年黑格尔小组。
恩格斯对这一哲学的热情拥护，我们可以从他所写的批判谢林的文章中清楚地看出。谢林应普鲁士政府的邀请来到了柏林，力图反驳黑格尔的哲学。他当时代表着已经明显地具有反动性质的“实证哲学”，因此，他来到柏林只是表明了用基督教伪装起来的哲学思想的软弱无力。
1842年，恩格斯来到了英国，在激烈的阶级分化，共产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影响下，他很快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
马克思来《莱茵报》的工作期间（到1842年末他已任该报的主编）。已经逐渐摒弃了唯心主义。他在研究当代的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中日益看出，法、宗教，总之整个意识形态，都取决于阶级状况和经济利益。1843年3月，当马克思由于同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作斗争没有结果而离开《莱茵报》编辑部，而该报也在同年3月末遭到封闭的时候，上面提到过的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预拟提纲》对他骑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马克思在1843年3月13日写给卢格的信中可以知道，他赞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同一信中他也指出，他不赞成费尔巴哈的忽略政治问题的态度，这一点就告诉了我们当时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本质区别。费尔巴哈的这种狭隘的兴趣，例如他把宗教问题（这是他研究得最多的问题）仅仅归结为人本主义的原则，就妨碍他去彻底了解这个问题，妨碍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纯粹社会学的观点。由此他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主张，认为人类的历史问题，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才能解决，
马克思却已经朝着新的道路迈进，他看出了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唯一正确的本质联系。他鉴于这一工作当时还完全没有人动手来做，就在1843年花了一部分事件去批判地分析黑格尔的国家观。这一切在知道本世纪三十年代才公布的他的手稿中，给我们保存了下来。这份手稿表明，马克思已经完全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对黑格尔的观点进行批判，但民主的问题、人类自由的问题对他说来还是未经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在与卢格商妥出版一种进步的期刊之后，就于同年末迁居巴黎，着手编辑该刊物的第一期的工作。
只要我们注意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力求解决的中心问题，同时德国还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充分的前提，那么就不难理解，单单是比较发达的法国这一点就已经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法国人的长处，就是它们具有发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拥有一个昌盛的哲学时期的全部丰富的遗产及其基本成果——辩证法，同时他还具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和坚强的性格所必备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即一定要解决人的问题，以及他的历史和解放的问题。
法国的现实立即向马克思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证明根据资产阶级的公民民主来解决人的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解决。法国生活中的新的矛盾清楚地表明，必须克服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德国实际上还刚刚开始成为现实）。法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对无产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工人阶级中已经开始传播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有一些事马克思在德国就已经熟悉的），但基本上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7）的空想社会主义。
他们是天才的思想，还在资产阶级社会胜利地预告蓬勃进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现了它的灭亡的先兆。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分析是很出色的。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力图创立一种有关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统一的观点（在这方面它们往往接近于对这些问题作唯物主义的解释），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再解释历史时，是不彻底的。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它们试图解决当代社会矛盾的各种方案中。在这里，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仍然表现出了有力的影响。他们不是把阶级关系看作当代社会发展的杠杆，却幻想会出现个别的慈善案，他在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罪恶之后，会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拯救出来。因此，他们的学说的空想性是毫无疑义的。
马克思很快就发现，近代史的实质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由于他始终是一个深刻的辩证的思想家，因而力图具体地解决这些矛盾，而不抱任何历史的幻想。例如他在和卢格一起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期（也是唯一的一期）上发表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宣布无产阶级是这样的阶级，它必将实现社会的复兴，即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无阶级的社会。
马克思在这著名的论文中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
恩格斯在英国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情况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使他能得出结论：阶级斗争是发展的杠杆（至少在当时的英国是如此）。他还根据经济的分析断定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并看到无产阶级是将把这一过程进行到底并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历史力量。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载于马克思和卢格合编的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德法年鉴》上）。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样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着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2]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分别独立地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必须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结论。这就大大超过了以一往流行的关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的思想，也超过了那种认为不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幻想。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在德国的同道、以及费尔巴哈不同，他们在当时就已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了。由此就完全可以了解，马克思在这一基础上对人的宗教异化问题的理解（这个问题是由费尔巴哈首先着手解决的），也远为深刻得多。
费尔巴哈正确地看出，宗教是人自我异化的一种形式。他确凿地肯定，一切宗教观念无非是人的观念，这些思想的产物（神）的一切特性无非是人的特性，人从自我本身中把它们异化出来，并赋予它们以自己创造的观念。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创造主，是无限的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于是就贬低了自己，在他自己所创立的假说面前匍匐为奴。
可见，创造活动不是起源于上帝，而是起源于人本身，因为他是所有这些幻想的第一个创造者。
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结论。因为从这些宗教观念中发现世俗的基础，毕竟只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的一部分。而下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却是费尔巴哈根据他的心理人本主义原则所无法解，决的。这个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公人要去实现这种自我异化？为什么入要去制造这种幻想？
马克思差不多把1844年逗留在巴黎的全部时间都用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把它扩展为经济、政治、法和哲学之间的依赖关系的问题。从直到这个世纪才出版的著名手稿（《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见解的广度和深度。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相互交织着的；因此，若不全面地理解人们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几乎不能去探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不过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经济关系的首要地位，并已经把它理解为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实体”。他在阶级剥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中，发现了人经常不断异化的基础。
马克思发现经济的异化是宗教和思想异化的基础。在阶级剥削的制度下，例如在工人生产商品的制度下，工人在这一生产活动本身中，使自己的力量异化，从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可是，这一产品本身却归另一个人所有，这样，那个人由于具有经济权力实际上也成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占有者”。因此，工人在这种关系中感到自己是被异化了的。由于生活条件的艰难和没有力最来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历史，他们必然要在其他方面寻求慰藉。因此，群众的贫困是形形色色宗教幻想得以滋长的现实的肥沃土壤。马克思在1844年初写道，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因为要求实现某个美好的彼岸世界的幻想，同时也就是对这个逐渐使人失掉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世界的一种抗议。
因此，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社会，它的目的应当是使人从他的各种各样的异化中，即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在这里，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具有自己的现实的基础。
除了这个有关人的重大问题之外，马克思当时还解决了哲学上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逻辑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对它作了简要的论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还将谈到。
虽然马克思当时已经看到，经济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同时也是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发展的基础，但他，以及恩格斯，都还没有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方面得出明确的结论。为了使共产主义本身终于能获得科学的基础，这一工作也是必须完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1845）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标志着他们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路过巴黎回德国时，在马克思那里逗留了几天。他们再一次共同得出结论：他们的观点和愿望完全一致。他们决定，首先要对以前的朋友布·鲍威尔及其伙伴给予答复；因为这：一帮人反对他们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恩格斯逗留在巴黎的这几天里写了将近二十页手稿，接着便前往德国，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著作。马克思把手稿扩充到二百多页，这部著作在1845年初出版，书名叫《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尽管这本书在批判思辨方法、分析思辨哲学和自我意识等方面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重要的地方，但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却是：书中表明，马克思已经达到了对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
鲍威尔认为，体现在杰出人物身上的自我意识－批判的批判，是历史的推动者。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的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时，在有一处地方得出结论说：“难道批判的批制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3]
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应当在思想领域中寻找，而应当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即首先在经济本身的发展中寻找，他在同一著作中还研究了劳动和资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他发现这一矛盾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而这一矛盾的必不可免的解决则是未来的基本前途。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看出，英国经济的产业革命是英国现代发展的真实基础，也是阶级对立的具实基础，它为今后的革命变革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因素。但是，这一新观点（它本身标志着人类思想发展的革命）在理论上的形成和深化，主要是马克思的功绩。这一点，恩格斯自己在以后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一篇文章中也加以确认。1845年春，恩格斯回到比利时，当时马克思也正好被迫侨居在这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对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这一新观点，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是他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些部分是同赫斯合写的。书中打算首先对德国的意识形态问题，然后也对欧洲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问题作坚决的清算。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力图解决的问题，是法国唯物主义最优秀的思想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及以往的许多其他思想家所解决过的问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处地方论述了上述观点的实质。这一论述同他在十多年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著名序言（1859）中的论述是很相似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在不同阶段上）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料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理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4]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的历史观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后的许多著作只是进一步发展了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并论证了他们以前的原理。这些著作有：《哲学的贫困》，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资本论》，1867年；《反杜林论》，1878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
[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14页。
[2]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61页。
[3]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101页。
[4]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44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