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附录〕
纠正托洛茨基相关著作中的错误
星箭 翻译
这些评述旨在纠正一些与列夫·托洛茨基有关著作中的错误。它们只针对事实，不关于任何意见或想法。此外，我不会自诩它们是完整的。新作品一直不断出现，带来新错误或者又犯旧错误。我的评述仅仅是想提醒认真的读者，在这个方面必须十分谨慎。涵盖整个流亡时期的文本排列在最前面，特定时期的文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其后。
《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Leon Trotsky）
维克多·谢尔盖（Victor Serge）和娜塔丽娅·谢多娃·托洛茨基[1]（Natalia Sedova Trotsky）著，1975 年出版于纽约。
[1] 此处所有人名、地名的翻译均与本书中文版保持一致，仅对一些译法进行说明：娜塔丽娅（Natalia），常译做娜塔莉娅；斯滕贝格（Sternberg），常译做斯腾伯格；普林吉坡岛（Prinkipo），常译做普林基波岛；巴比仲（Barbizon），应译做巴比松；沙莫尼（Chamonix），常译做夏慕尼，位于勃朗峰旁；圣帕莱（Saint Pierre），应译做圣皮埃尔，法国海外领土；芙莉达（Frida Kahlo），应译做弗里达·卡洛，墨西哥画家；索波刑维奇（Sobolevicius），常译做索伯勒维丘斯，斯大林秘密警察的特工；伊斯坦布尔，原文为博斯普鲁斯（Bosphorus），这里采取了更通的称呼。——译者
引号间的段落是娜塔丽娅·谢多娃撰写或口述的。它们包含了宝贵的信息。但很明显，娜塔丽娅在撰写它们时，除了《反对派公报》的文件和几本书之外并无其他文件供她使用。她没有机会利用这些档案来刷新自己的记忆。因此，这些文本包含一些不准确之处，尤其是明显的时间顺序错误。此外，据我所知，娜塔丽娅并不打算以当时的形式出版它们。
164 页：将“Hoertel”改为“Donzel”[2]。
[2] Donzel，指莫里斯·帕里雅宁（Maurice Parijanine），常译做帕里贾宁，曾将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翻译成法语版本。下同。——译者
165 页：“他还开始（创作）一本列宁传记。”上下文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普林吉坡岛，但事实并非如此。
188 页：“列夫·达维多维奇被要求向（哥本哈根的）一个学会宣读一篇论文。”事实上，托洛茨基是受一个学生组织的邀请。
189 页：“我们在一些朋友的陪同下乘坐汽车穿过法国。意大利政府允许我们在热那亚登船，但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墨索里尼的警察急于将我们赶走，以致他们试图让我们乘坐货船。”这几行文字中出现了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娜塔丽娅混淆了热那亚和马赛，并将法国政府给托洛茨基带来的烦恼归咎于意大利政府。此外，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是乘坐火车而不是汽车穿过的法国。“我们在看得见伊斯坦布尔的地方，在一种不安的氛围中度过了 1932 年的最后几个月。一场意外的大火彻底烧毁了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图书馆和所有我们收藏的革命照片。”这场大火不是在 1932 年发生的，而是在 1931 年 3 月 1 日。至于火灾造成的损失，请参阅我的文本。“在看得见伊斯坦布尔的地方”这一说法令人费解，因为在普林吉坡岛看不到伊斯坦布尔；感兴趣的可以参见俄语文本。
190 页：“她（齐娜，Zina）无法适应她在西方的生活，而失去苏联公民身份被证明是最后一根稻草。”这与珍妮·马丁（Jeanne Martin）的描述不一致，她在柏林与齐娜关系密切，并宣称“恰恰相反，（齐娜）根本不想回到俄罗斯”。
191 页：将“Hoertel”改为“Donzel”。
192 页：“（在巴比仲，托洛茨基）剃掉了他浓密的灰色山羊胡子，因此看上去像一个法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托洛茨基是 10 月 9 日在前往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小时前，在圣帕莱剃掉的山羊胡子。在巴比仲，他又让山羊胡子长了出来。这是他保留的一种伪装手段，被称为“最后一招”（the last resource）。1934 年 4 月 15 日，就在离开巴比仲前往拉尼之前，他再次剃掉了山羊胡子。克勒门特（Klement）的“自行车”实际上是一辆轻型摩托车，也就是今天的摩托车（motorbike）。
193 页：“1933 年底，我们在巴黎躲藏了一些天。”1934 年 4 月，托洛茨基从巴比仲到拉尼住了几天，然后从那里驱车前往沙莫尼。“有些天，一份家庭保障金在保安总局（Sûreté）官员的关怀下给我们提供了庇护。”这里的时间顺序颠倒了，因为这次在宾馆的停留发生在圣皮埃尔德沙特勒斯（Saint-Pierre-de-Chartreuse）的定居之前。“我们的居住证快到期了。”巴比仲事件发生后，居住证立即被取消了，因此早在入住洛朗·博夫妇（Beaus）家之前。
194 页：“我们离开洛朗·博夫妇家，在巴黎附近，列夫·谢多夫 [3] 及其妻子租借的破旧小房子里度过了一段时间。”这座“小房子”位于拉尼郊区，1934 年 4 月，在去洛朗·博夫妇家之前，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在此居住了几天；此处再次颠倒了时间顺序。拉尼的房子早在巴比仲事件发生之前就被廖瓦租下了。它被保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除了珍妮不时会去那里，没有人常住于此。因此，房子内部可能遍布灰尘，但房子本身不至于“破旧”。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离开洛朗·博夫妇家，途经巴黎前往挪威时，在巴黎罗森塔尔医生（热拉尔·罗森塔尔的父亲）的公寓里居住了几天。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在日记中亲口叙述的。“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的比利时政府甚至不允许我们花一天时间参观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娜塔丽娅在这里混淆了 1935 年 6 月发生的事情和 1932 年 12 月从哥本哈根返回时发生的事情。事实上，1935 年 6 月，我们在安特卫普行动很自由，托洛茨基还与比利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等一些人进行了交谈。
[3] 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托洛茨基之子，下文的廖瓦（Liova）也是指他。——译者
197 页：娜塔丽娅认为拉柯夫斯基（Rakovsky）向斯大林投降是在 1935 年。事实上，这发生在 1934 年 3 月。
201 页：“列夫·达维多维奇刚刚写完《被背叛的革命》；春天带来了新鲜的叶子、鲜花、溪流以及山间温暖清新的空气。”这本书于 1936 年 8 月 5 日完稿。
211 页：“我尽量不盯丢我认识的唯一一张面孔——芙莉达·卡洛。”娜塔丽娅才第一次见到芙莉达；不过马克斯·沙赫曼也在那里，而他们认识很多年了。
222 页：“除了阿尔伯特·戈德曼 [4]，委员会由……组成。”戈德曼不是杜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托洛茨基的顾问。
[4] 原句用的是“with the exception of”，似乎并无把戈德曼包含在杜威委员会的意思，不知道后面的评述针对的是什么内容。——译者
228 页：里维拉向托洛茨基讲述廖瓦之死的叙述被夸大了。
251 页：“光线是从阳台窗照进来的，而列夫·达维多维奇在工作时背对着窗户。”娜塔丽娅的这个错误难以理解，因为她显然熟悉书房的布置。也许是对她文本的翻译不正确。事实上，托洛茨基背对着墙壁，光线从他左侧射入。这间维也纳街房子的书房，在他离开时仍布置如故。
253 页：娜塔丽娅认为塞迪略（Cedillo）事件发生在搬去维也纳街之后。事实上，这件事发生在 1938 年 6 月，当时我们还在里隆德雷斯街维拉家。
254 页：“维拉最终叛离入了阿尔马桑（Almazán）将军的墨西哥党。”尽管可能这句话本身没错，但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这似乎在暗示这一事态的发展是托洛茨基和维拉决裂的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
《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9-1940》（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卷三
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著，1963 年出版于纽约。
多伊彻的书中有很多事实错误。有些实情他无法获知，不应该因此责怪他。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不仅错误而且详尽。在他书中，即使是有文献依据的部分，错误也比比皆是。日期错误导致前后不一致，而后弥补的代价是进一步的歪曲。我的感觉是，多伊彻在档案馆里急匆匆地工作，像是一个捕捉各种信息的记者，而不是一个仔细甄别文献的历史学家。在多伊彻的书中，与托洛茨基相关的二十多个人名、地名反复出现，却总是拼写错误。任何严谨的研究者在没有事先独立核实的情况下，都不应该接受他叙述的日期或信息。书中很难找到几页不需要评述更正。以下评述仅为示例。
8 页：多伊彻给人的感觉是，托洛茨基是从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来到了普林吉坡岛的一座别墅，但事实并非如此。“普林吉坡群岛”[5]是不正确的；只有一座岛屿叫普林吉坡。日期“3 月 7 或 8 日”也是错误的。总的来说，多伊彻在托洛茨基前后的居所的问题上一塌糊涂。
[5] 此处原文使用了岛屿（Island）的复数形式。——译者
24 页：“他会在两名土耳其渔民的陪同下进行长途旅行，这两名渔民逐渐成为了家庭成员。”这句话真假参半，见我关于早晨钓鱼之行的文段。过夜的旅行是罕见的例外。与这所房子有关的渔民叫哈拉兰博斯（Kharalambos），第一年里他的父亲也不时会来；但他们都不住在这所房子里。虽然两人都是正式的土耳其公民，但他们还都是希腊人。“被安排在别墅门口的警察很重视他们的保护的人，警察们也成为了家庭的一份子，帮忙跑腿做家务。”我在普林吉坡岛时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事实上，我们十分谨慎，除了必要的最低限度，没有增加与土耳其警方的接触。至于托洛茨基，他和警察从来都不熟。
26-27 页：多伊彻错误地接受了索波刑维奇兄弟是政治叛逃者，而不是受过训练的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G.P.U.）〕特工的说法。“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岛时期的财务状况比他的预期要轻松很多。”这在初期是真的，但在流亡普林吉坡岛的末期肯定并非如此。
59 页：多伊彻提到“美国的米尔（Mill）”。奥宾（Obin，即米尔）是一名乌克兰犹太人；他从未踏上过美洲大陆。
60 页：谈到法国的派系斗争，多伊彻写道：“通常，这些人物的影响力很小，问题很轻微，争辩也很乏味，以至于即使有托洛茨基的参与，也没有足够的意义让他们在托洛茨基的传记中占有一席之地。”奇怪的是，一个传记作家竟然拒绝讨论他课题关注的问题，为此他还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96 页：多伊彻称雅各布·弗朗克是“托洛茨基主义经济学家”，但没有提到他当时很可能是一名格伯乌特工。
149 页：多伊彻称，火灾发生后，托洛茨基搬去了另一所房子，“直到比于克阿达（Büyük Ada）的房子再次适合居住。”托洛茨基再也没有回到伊泽巴夏的别墅。
263 页：“他在 7 月 25 日至 10 月 1 日间住在圣帕莱。”托洛茨基于 10 月 9 日临近正午时离开的圣帕莱。
264 页：托洛茨基是在巴黎，而不是圣帕莱遇到了斯巴克（Spaak）和鲁特·费舍（Ruth Fischer），当时他已经在巴比仲住下了。
269 页：“他经常在巴比仲接见费舍。”托洛茨基在巴黎会见过费舍；她从未来过巴比仲。
273 页：“一排宪兵和巴黎记者跟着当地检察官 [6] 来审问托洛茨基。”没有记者跟着，多伊彻混淆了法庭书记员和报社记者。
[6] 原文宪兵为法语的 gendarmerie，检察官为法语的 procureur。
274 页：“他去了巴黎，和他儿子在一个穷学生的小阁楼里住了几天。”见我的叙述。整页遍布不实之处。
325 页：“司法部长下令驱逐扬·弗兰克尔（Jan Fraenkel）。”错误，见我的叙述。此外，“Fraenkel”应改为“Frankel”。
384 页：关于托洛茨基和芙莉达·卡洛之间的关系，见我的文本。
398 页：关于迭戈·里维拉向托洛茨基宣布廖瓦去世的消息，见我的文本。托洛茨基从未“勃然大怒，叫里维拉滚蛋”。
404 页：“直到 1939 年 10 月，罗斯麦一家才最终将他带至科约阿坎。”罗斯麦一家于 1937 年 8 月 8 日与谢瓦一起抵达科约阿坎。多伊彻的这个错误在第 449 页再次出现。
431 页：“安德烈·布列东……于 1938 年 2 月抵达科约阿坎。”布列东于 4 月下旬抵达墨西哥城。认为他是 2 月，也就是廖瓦逝世时到达的，导致了多伊彻对事件叙述的不一致。
432 页：“布列东到访时恰逢廖瓦逝世和审判布哈林。”这些都是假的。
444 页：多伊彻关于托洛茨基与迭戈·里维拉决裂的叙述完全是错误的。见我的文本。
477 页：“出于个人原因，他（托洛茨基）觉得”相比坎农，“自己更倾向于沙赫曼”。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托洛茨基：一部纪录片》（Trotsky: A Documentary）
弗朗西斯·温德姆（Francis Wyndham）和大卫·金（David King）著，1972 年出版于纽约。
126 页：从托洛茨基的相貌特征明显可以看出，左下角这张照片并非是在土耳其拍摄的。事实上，这是 1940 年初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附近的一次捕鱼探险中拍摄的。
127 页：“比于克阿达的别墅，是托洛茨基 1929 至 1933 年的家。”托洛茨基于 1932 年 1 月中旬至 1933 年 7 月 17 日住在这所房子里。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各处居所请见我的文本。
129 页：照片中，站在托洛茨基旁边，戴着贝雷帽的是亨利·莫利尼尔（Henri Molinier）；站在后面，戴着帽子的是扬·弗兰克尔。文中的“Oscar Cohn”应写做“Otto Schüssler”（奥托·许斯勒）。
132 页：“皮埃尔·纳维尔和雷蒙·莫利尼尔，他们在巴黎领导着相互竞争的托派团体。”在当时甚至未来几年里，纳维尔和莫利尼尔一直在同一组织。“九天都没有去往君士坦丁堡的船，而且他们希望能和儿子多待一段时间；但法国政府急于赶走这些不受欢迎的访客，于是他被匆忙送上了离开这里的第一列火车，而这列火车恰好去往威尼斯。”事实并非如此，见我的文本。将 133 页图题中的“1933 年”改为“1933 年 8 月”。
133 页：“7 月，规模较小、孤立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变更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那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重新发起了为他争取居留许可的运动……这是以他留在南部、不再访问巴黎、严格保持匿名及接受警方监视为条件的……（托洛茨基）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床上。”全部错误。见我的文本。在右栏中，将“10 月 1 日”改为“10 月 9 日”（两处），将“一个月后”改为“在 11 月 1 日”。
134 页：“藏在一个小公园里”的表达具有误导性，更确切地说是花园。此外，房子离公路不远，从公路可以清楚地看见。房子没有“哨兵把守”，托洛茨基的目的地不是“巴黎”而是“拉尼”，他也没有“由范·埃热努尔和莫利尼尔陪同”。我的文本讲述了整个故事。
136 页：将“Louis”改为"Lanis"（拉尼斯）。托洛茨基的旅行并非“完全独立，没有任何随行人员”。见我的文本。
138 页：“莫利尼尔是普林吉坡岛的常客，廖瓦和珍妮的离开或许避免了一些尴尬。”由于当时雷蒙·莫利尼尔去柏林的次数比去普林吉坡岛多，这一揣测值得怀疑。“廖瓦在普林吉坡岛的位置被齐娜取代，但齐娜无法胜任。”廖瓦的位置被扬·弗兰克尔取代。将“1933 年 1 月”改为“1932 年 12 月”。“他抵达后一周”是不正确的。
139 页：将图题中的“1933 年 11 月在巴比仲”改为“1933 年 8 月在圣帕莱”。
140 页：将“三十”改为“六十”。
142 页：“司法部长特吕格韦·赖伊下令驱逐托洛茨基的一名秘书——扬·弗兰克尔。”非也，见我的文本。此外，“Fraenkel”应为“Frankel”。
143 页：“托洛茨基想起了他的朋友迭戈·里维拉。”不正确。见我的文本。
150 页：将图题中的“瑞巴·汉森（Reba Hansen）”改为“珀尔·克鲁格（Pearl Kluger）”。“瑞巴·汉森的丈夫约瑟夫（Joseph）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秘书之一。”照片拍摄时并非如此。
151 页：安德烈·布列东“于 1938 年 2 月来到并居住在蓝屋。”首先，布列东从未在科约阿坎的房子里住过。其次，布列东于 1938 年 4 月下旬抵达墨西哥。
152 页：“但托洛茨基在布列东的社团中获得的愉悦被来自巴黎的消息残酷地粉碎了。”布列东在墨西哥的停留发生在廖瓦逝世几个月后。
153 页：廖瓦“被艾蒂安（Etienne）说服了”。事情远比这复杂，见我的文本。
154 页：将图题中的“10 月 26 日”改为“11 月 7 日”。顶图中心的四个人是拉厄·施皮格尔（Rae Spiegel）、安东尼奥·伊达尔戈、娜塔丽娅和托洛茨基。
156 页：将“1939 年初”改为“1939 年末”。此外，“公开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也是错误的。见我的文本。
157 页：整个事件都被歪曲了。见我的文本。
行文过程中，以下名称始终拼写错误：Ageloff、Cárdenas、Coyoacán、Domène、Frankel、Hønefoss、Wexhall。
《托洛茨基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Trotsky）
萨拉·韦伯（雅各布斯）（Sara Weber (Jacobs)）著，1972 年春发表在杂志《现代场合》（Modern Occasions）181-194 页。
181 页：“他（托洛茨基）将要失去他的俄罗斯秘书。”玛丽雅·伊利尼什娜（Maria Ilinishna）没有打算停止工作。见我的文本。“我 5 月初抵达伊斯坦布尔。”更准确的说是 6 月中旬。
182 页：“房子周围有一道高高的电线网围栏。”呃，我们没有任何这类东西。
183 页：“即使是简单的散步也是不可能的。”在萨拉·韦伯到来的这段时间，托洛茨基下午经常在岛上人口较少的地方散步而不去钓鱼。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著，1935 年发表在杂志《现代月刊》（The Modern Monthly）9 卷 37-41 页。
40 页：“他谈到了列宁，他正在撰写关于列宁的作品。”首先，翻译有误。应为：“他和我谈到了他的《列宁》，他将要开始这项（撰写）工作。”其次，这里有一个时间错误。马尔罗访问圣帕莱时，托洛茨基还没有打算撰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他的计划完全不同。马尔罗回顾的是他后来了解到的托洛茨基的活动。实际上当马尔罗在 1934 年春天撰写这篇文章时，托洛茨基才开始撰写他关于列宁的书。
40 页：“他 60 岁了，而且病得很重。”马尔罗访问圣帕莱时，托洛茨基还不到 54 岁。尽管当时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还远没有“病重”。
《与安德烈·马尔罗的一场访谈》（Un Entretien avec André Malraux，法语）
让·维拉尔（Jean Vilar）著，1971 年发表在杂志《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7-8 月刊。
马尔罗多次重复说他遇见托洛茨基是在 1934 年，事实上发生在 1933 年 8 月初。为了佐证他的某些观点，马尔罗说：“1934 年，托洛茨基正在写他的《列宁》，他什么其他的都没有考虑。”看托洛茨基 1934 年的著作清单就可以推翻这一说法。马尔罗说（如果他的话转述正确的话）托洛茨基认为“西班牙不应该被辩白[7]”时，他就不再诚实了。
[7] 英文版书使用的是“defend”（Spain should not be defended），由于没有找到原文，无法断定要表达的是“防卫”还是“辩护”。——译者
《马尔罗和托洛茨基》（Malraux et Trotski，法语）
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著，1973 年 5 月发表在杂志《新观察员》（Le Nouvel Observateur）7 卷。
误认为“1933 年 7 月 26 日”是马尔罗访问圣帕莱的日期。纳维尔第一次前往普林吉坡岛不是在 1932 年，而是在 1929 年。
《和托洛茨基的交谈》（Conversations with Trotsky）
弗里茨·斯滕贝格（Fritz Sternberg）著，1963 年 4 月发表在杂志《调查》（Survey）47 卷 146-159 页。
146 页：“1934 年，我来法国与托洛茨基度过了大约一周。”斯滕贝格于 1933 年 8 月的最后几天抵达圣帕莱，并于 9 月 2 或 3 日离开。在斯滕贝格的文本中，还有多处应将“1934”更改为“1933”。
158 页：“尽管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右翼极端分子总是发出恐吓信，他（托洛茨基）居住的房子仍没有警察保护。”这些极端分子和普通公众一样，不知道托洛茨基当时住在哪里，邮件也不是直接送达圣帕莱的。
《托洛茨基主义》（Le Trotskysme，法语）
让·雅克·玛丽（Jean-Jacques Marie）著，1977 年发表在巴黎。
71 页：“托洛茨基……于 8 月 27 和 28 日在巴黎参加了一次会议。”托洛茨基在 1933 年 7 月 26 日至 10 月 9 日期间没有离开过圣帕莱。
73 页：我的名字被错误地列入了真相协会（La Vérité）的创始人之列。我在 1932 年才加入这个协会[8]。
[8] 原书使用的是法语单词“Ligue”——译者
《怀旧不再是过去的样子》（La Nostalgie n'est plus ce qu'elle était，法语）
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著，1976 年发表在巴黎。
73 页：伊夫·阿莱格雷（Yves Allégret）“曾是在巴比仲担任托洛茨基秘书的四五名年轻人之一”不属实。
《托洛茨基在多菲内的秘密行动（1934-1935）》（L'Action clandestine de Trotsky en Dauphiné (1934-1935)，法语）
皮埃尔·勃鲁埃（Pierre Broué）著，1968 年发表在杂志《历史笔记本》（Cahiers d'histoire）13 卷 327-341 页。
这是一项严肃的研究，纠正了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在多梅讷的生活所作的轻浮和错误的陈述。我只有两条评述。首先，第 327 页第 3 行的陈述称，在 1934 年 2 月的政治事件和 1934 年 4 月 14 日的巴比仲事件间的时间，托洛茨基“几乎每天”都前往巴黎；这是不正确的。更准确地说是每周。勃鲁埃称这些行程中，“托洛茨基剃了自己的胡子”，这似乎是在说巴比仲事件后托洛茨基在拉尼的时期。4 月 15 日离开巴比仲之前，托洛茨基剃掉了他的山羊胡子；在离开阿尔卑斯山之前，他在拉尼呆了几天。从拉尼出发，他能够很容易地“几乎每天”都前往巴黎。第二，托洛茨基在多梅讷逗留期间，仍然密切关注国际秘书处的工作，参与其决策，并进行广泛的国际通信。巴黎和多梅讷之间的行程很频繁；廖瓦、珍妮、雷蒙·莫利尼尔和我往返时，每次都带着送达巴黎的邮件。在勃鲁埃的文章中，托洛茨基的这些活动都未体现；也许这不是他的任务。
《老人的肖像》（Un Portrait du 'Vieux，法语）
弗雷德·泽勒（Fred Zeller）著，1969 年 4 月发表在周刊《法国世界报》（Le Monde）10-16 日版第 12 页。
“在那之前，他已经 41 次成功逃脱了由他最凶残的对手组织的暗杀。”就一次也不多，一次也不少？现实已经如此戏剧性，为什么还会有这般浮夸的谎言？
标题缺省
1976 年于巴黎发表在杂志《三分就是一切》（Trois points, c'est tout）
泽勒描述了他在挪威拜访托洛茨基的过程，其中有许多新鲜、流畅和准确的段落十分引人注目。但他混淆了自己的记忆和读过的东西，并以此扩充了文本。读者必须完全熟知托洛茨基的对话，才能筛选出真实的东西。
101 页：“1934 年，他（托洛茨基）被激进政府驱逐出法国后，隆重地抵达了挪威，受到了社会党政府号角与红旗的欢迎，大批群众为他欢呼。”我们在奥斯陆码头上岸的过程简单且平淡，见我的描述。此外，托洛茨基不是 1934，而是 1935 年离开的法国，而且当时“激进政府”还没有掌权。挪威政府“迫使他和娜塔丽娅分居”。虽然挪威政府对托洛茨基的表现很可耻，但不至于如此下流。
104 页：“他的大女儿齐娜在德国自杀了，小女儿也同样如此。”太粗心了。托洛茨基的小女儿没有在德国自杀；她在莫斯科死于肺结核。
124 页：皮韦尔（Pivert）“在巴比仲拜访了我”。皮韦尔从未去过巴比仲。托洛茨基与皮韦尔是在多梅讷会见的。
《列夫·托洛茨基的起与落与起》（The Rise and Fall and Rise of Leon Trotsky）
埃德蒙德·泰勒（Edmond Taylor）著，1971 年春发表在杂志《地平线》（Horizon）13 卷第 34-43 页。
43 页图片中“身份不明的追随者”是安东尼奥·伊达尔戈。这张照片不是在“1940 年”，而是 1937 年初拍摄的。
标题缺省
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著，1969 年于巴黎发表在杂志《交谈》（Entretiens）Rev. et Corr. [9]上。
[9] 没有找到全称，推测是法国杂志，故还原了最有可能的法语名称。——译者
187 页：“这所房子的两侧，大约 60 码处，有两个警卫站；那里有五六名武装人员，任务是拦停以检查所有汽车。”事实上，只在街道的另一侧有一个警卫站——某种房屋门口的隔间。在场的警察不会拦停所有经过的汽车，他们只监视停下来的汽车和靠近房子的人。
188 页：“例如，（托洛茨基能）凭脑子组织（文字）……这允许他同时口授三段话。”我不知道布列东是从哪里听说的——反正不是从我这里。事实上，托洛茨基做任何事情都很专注认真，如果有人把他逼到必须同时做多件事的境地，他会十分生气。
科约阿坎市，芙莉达·卡洛博物馆（Museo Frida Kahlo, Coyoacán，西班牙语）
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曾居住过的科约阿坎隆德雷斯街上的房子，已经被改建为博物馆；代价是虚假铭文——“芙莉达和迭戈于 1929-1954 年住在这所房子里”[10]。周遭的一切都在努力抹去托洛茨基在房子里留下的痕迹。杜威委员会的会议曾在那里举行，但没有什么能让来访者想起它。在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睡了两年多的房间里，有人留下了大粪一般的斯大林的半身像。
[10] 原文为西班牙语“Frida y Diego vivieron en esta casa 1929-1954”。——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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