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附录〕
托洛茨基之死
1940年春天的形势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更为严峻了。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似乎已经下了决心，再也不允许这位政治流亡者的生命继续延持下去，一项秘密的行动计划正在付诸实行。
墨西哥共产党开始掀起一个反托洛茨基运动，他们指控托洛茨基甘心为美国石油垄断财团效劳，阴谋反对卡德纳斯总统，企图在墨西哥发动总罢工，甚至企图发动政变。5月1日，2万名身穿统一服装的墨共党员在首都举行游行示威，标语牌上写着“驱逐托洛茨基！”的口号。
托洛茨基深感处境的危险，于是加强了住宅的防卫：加固门窗，安装铁丝网，装置自动警报器，在要道口架设机枪，增派警察加强住宅周围的值勤，另有四五个保安人员在值班室待命。这些保安人员大部分来自美国的托派青年学生，未受过专门的警卫训练。由于警卫任务单调乏味，容易使人产生厌倦和松懈的情绪，所以经常需要换人。
由于政治原因和健康原因，托洛茨基先后在是年的2月27日和3月3日立下了遗嘱，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厄运似乎已有某种预感。
5月23日（示威游行的3星期以后）托洛茨基住所遭到了第一次袭击。那天，托洛茨基睡得很晚，服了安眠药才入睡。大约凌晨4点，一阵猛烈的机枪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起先还以为是墨西哥市民放鞭炮，以庆贺他们的传统节日，但枪声越来越猛，并且硝烟弥漫，闻到了强烈的火药味，这才意识到“敌人打来了”。这时娜塔丽娅也已惊醒，她机灵地从床上跃起，并立即把托洛茨基猛地拉下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丈夫，随后又钻进床底下，两人静默无声、纹丝不动地趴在那里。暴徒们连续向卧室射击，突然从邻室传来一声尖厉的喊声“爷爷！”他们一听就明白那是小外孙谢瓦的喊声。两位老人的心一下子被揪得更紧了，顿时感到毛骨悚然，然后却是一片静寂。托洛茨基喃喃自语：“他们把孩子抓走了。”娜塔丽娅在黑暗中凭着燃烧弹的火花，仿佛看见一个头戴钢盔、身穿警服的大汉站在谢瓦的卧室门口，査看室内是否还有活人。那歹徒虽然未发现什么，却还是向床上打了一梭子弹，随后就走开了。枪声停止了，又恢复了平静，但静得可怕。突然，又出现了孩子的声音，那是从院子里传来的，谢瓦在喊着罗斯麦夫妇[1]的名字：“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噢，谢天谢地，小外孙总算还活着，原来他也是钻在床下才幸免于难的。当时，他以为外公外婆死了，才赤着双脚奔到院子寻找罗斯麦爷爷奶奶。
不多一会，家里人都聚集在院子里，发现无一人死亡，也没有人受重伤。托洛茨基忙到宅子外面察看，发现有几个卫兵被歹徒捆绑着。松绑后，他们报告说，凌晨4点左右，有20来个穿警察制服和军装的人向他们突然袭击，结果被袭击者缴了械。接着这伙暴徒在一位“少校”模样的人率领下走向大门。当天值班警卫是罗伯特·谢尔顿·哈特（此人是美国青年，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暴徒中有一人上前与他搭话。不多会儿，大门开了。暴徒们顺利地进入院子，他们似乎熟门熟路，先收拾其余几个保安人员，然后在院子的树丛后架起机枪，瞄准托洛茨基家人的卧室猛烈射击。还扔了几颗手榴弹。整个袭击持续了20分钟，在确信托洛茨基全家无一幸免后，歹徒们才匆忙撤离，临走时还劫走了两辆轿车。警卫员哈特也被他们架走了。
这次未成功的袭击引起了人们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歹徒们对住宅内的布局那么清楚？为什么哈特不加抵抗就开了大门？为什么他们还要绑架他?那个与哈特搭话的人是谁？半小时以后，墨西哥保安警察头子萨拉査上校亲临现场侦破。他询问了穿着睡衣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神情异常平静，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很平淡地叙述着遭袭击的经过。萨拉査感到纳闷，“这么多暴徒，那么多武器，甚至还用了炸弹，可是一个人没死，真是奇迹！”他多次这么说。上校最后问托洛茨基“您怀疑谁是这次袭击的主谋？”托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不用怀疑，我清楚是谁，您跟我来。”他用右臂挽住上校的肩头，慢慢地走向兔笼……他停住脚步，瞧瞧四周，确信周围无人时便用右手遮住嘴边，故作神秘地说：“主谋肯定是约瑟夫·斯大林，他是借助格伯乌下的毒手。”但是萨拉査起先却怀疑这场戏的导演是托洛茨基本人，以为托洛茨基企图用这一手来诋毁斯大林和墨西哥共产党的名声。于是这位上校首先逮捕了托洛茨基的两个秘书，和3个佣人，但另一方面，上校也怀疑警卫员哈特很可能是该案的同谋犯，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哈特是受害者。客观地分析，上校的推断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合理的，即在托洛茨基的随从中间必定有歹徒们的合作者，否则袭击不可能如此顺利。托洛茨基对上校的行动很不满意，尤其是逮捕两名秘书。于是向墨西哥总统提出抗议，并要求当局对墨共进行调查。结果总统下令释放了被拘押的人员。
事件发生以后，外界议论纷纷，托洛茨基除了应付警方调查以外，还忙于辟谣、保护同事，尤其是为哈特辩护。后来警方抓获了几名参与袭击的同案犯。据他们供认，这次袭击领头的是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著名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克罗斯，此人也已潜逃。6月25日，警方又在墨西哥城郊区某农场发现一具尸体，经辨认是警卫员哈特。后来尸体被运回托洛茨基住宅，托为死者举行了葬礼，给死者的父母拍去了电报，为死者的墓碑题了词，以表其关切与哀悼之懵。
几天以后，大家仍心有余悸，唯恐袭击再次降临。托洛茨基时妻子说：“我们也评是被缓期执行的囚犯。”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埋头工作。6月下旬，一些美国朋友来访，劝他暂时隐避或者移居美国。他婉言拒绝了这些好心的忠吿，他表示要正大光明地面对敌人和朋友。不遂，他答应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建瞭望台，窗户按上钢制百叶窗，用钢门代替木门。托洛茨基自嘲地说：“我的家成了中世纪的堡垒。”
不久，他到墨西哥各趟旅行，在途中常常沉睡，显得十分疲惫。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件防弹背心，他不愿穿。秘书建议今后对来访者一律搜身，禁止携带武器入内。对此他不赞成，而平时，他接待客人时，又不喜欢警卫人员站在身边。
近来，托洛茨基住所经常出现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2]。此人年轻力壮，仪表堂堂，堪称美男子。早在1938年夏天，这位自称杰奎斯·莫纳德的青年在法国巴黎主动结识一位美国女大学生西尔维娅·阿盖洛夫。她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与心理学，会俄文、法文、西班牙文，是美国托派组织的一名成员。她的一个姐姐与托洛茨基有密切交往，常常义务为托做些秘书工作。那时，西尔维娅去巴黎是为了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莫纳德就有意亲近她，并向她求爱。这位相貌并不出众的女大学生经不起英俊男子的进攻，很快落入了情网。但她对男友的行为举止也略有疑惑。这位自称受过高等教育的外交官儿子对政治却丝毫不感兴趣；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所从事的职业总是含胡其辞，让人难以捉摸，一会说是法国人，一会又说是比利时人，后来又说是法国长大的比利时人；今天说他从事商业，明天又说他是新闻记者，常常前后矛盾。同时发现他对吃喝玩乐很在行，花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1939年2月，西尔维娅回纽约，莫纳德曾答应她将以记者的身分前往美国，结果到9月份，莫纳德却改名为“弗兰克·杰克逊”，使用加拿大护照进入美国。据他自己解释，他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征兵。他说他从未来到纽约，可是他对纽约的街道却非常熟悉。不久，他告诉西尔维娅，他将去墨西哥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经理。他要求西尔维娅也设法去墨西哥，她欣然同意了。前者是在10月上旬抵达墨西哥，后者是在翌年1月到达。西尔维娅来到墨西哥城第一件事就是朝圣托洛茨基，并向他汇报美国托派组织的情况。不久，她就为托洛茨基做些秘书工作，这位杰克逊自然成了她的义务接送员，经常驾驶着豪华型轿车在大门口等候。时间长了，门卫也认识了他并与他攀谈起来，尤其是哈特成了他的知交。开始时他还是循规蹈距，从不闯入内宅。不久他又结识了罗斯麦夫妇。他经常邀请两位法国客人到餐馆用餐、去近郊观光游览。这样就取得了罗斯麦夫妇的欢心，夸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青年”。西尔维娅处事还比较谨慎，她没带自己的男友进入内宅。当她3月份返回纽约时还要杰克逊作出保证不再去托洛茨基住所。可是杰克逊并未遵守诺言。由于罗斯麦生病，他就主动帮助把病员送往墨西哥城的一家法国医院，然后又把病人送回家，还替病人到城里买药。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托洛茨基家的常客，并为接近托洛茨基本人创造了条件。
5月28日（袭击后的第四天）这个未来的杀手第一次与托洛茨基面对面地打交道。那次邂逅也许并非偶然。5月底，杰克逊获悉罗斯麦准备去维拉克鲁斯乘船返回法国，就说他刚好要去维拉克鲁斯办点商务，可以顺便送他们上船。于是在5月28日一大早，他就驾车来到维也纳大街托的寓所，把车子开进院子等候。这时托洛茨基正在院子里喂兔，看到杰克逊走来，他友好地伸出了手，但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这位客人并未受宠若惊，死盯住这位大人物，而是很有礼貌地寒暄几句，就识相地走开了。他向谢氏的房门走去，把一架玩具飞机送到小孩的手里，并教他如何开动。这时娜塔丽娅根据托洛茨基的暗示，便邀请这位“西尔维娅的丈夫”和罗斯麦夫妇共进早餐。
从维拉克鲁斯回来后，杰克逊有两个星期没去维也纳街。6月12日，他来过一次只呆了几分钟，说是要到纽约去，想把轿车寄放在这里，住宅主人需要的话随时可以使用。1个月以后他返回墨西哥，但又有3个星期未露面。7月29日，他和西尔维娅被邀来到托洛茨基家做客，同饮茶点。这是杰克逊会见托洛茨基最长的一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据警卫员的记录，从5月28日至8月20日，杰克逊总共来过10次，与托会面也不过两三次，可这就足以使他熟悉环境，仔细端详谋害对象的身材特征，使之心中有数。他来访时总不忘带一束鲜花或者一盒糖果，他的一举一动尽可能给人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印象。他在托洛茨基夫妇面前更显得似新教徒那样的虔诚，并带着几分腼腆。当时美国托派组织内部发生分裂，西尔维娅站在伯纳姆和沙赫曼一边，这与托洛茨基的态度不一致，但她仍是受欢迎的客人。每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常会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辩。杰克逊可从不参与，但他总是让别人知道他是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他拥护托的观点：苏联毕竟是工人阶级国家，应该无条件地保卫她。可是他在秘书、警卫人员面前就不那么拘束了。总的来说。杰克逊的举止还比较得体，没有任何过分的表现。
然而，随着最后行动时刻的临近，杰克逊变得有些失常了。他变得消瘦，神情有点呆滞，脸色灰白，有时手指发颤，言谈举止也不如先前那样谨慎了。有一次，他在托洛茨基面前竟夸赞他的公司老板如何精明，如何善于赚钱，他又如何在交易所搞投机买卖为第四国际筹措资金，等等。托洛茨基听了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娜塔丽娅说，以后最好不要接待这种人。
8月17日，杰克逊又来了。他写了一篇批判伯纳姆和沙赫曼的文章，想请托洛茨基给予指导。托对此并不热心，但又不便推辞，只好请他进书房讨论他的稿子。只过了10分钟光景，托洛茨基就感到很不高兴。恼火的原因倒不是文章而是杰克逊的举动：托洛茨基坐在写字桌前看稿，杰克逊却坐在写字桌上居高临下，并一直戴着帽子，手里挎着外套，就这样坐到谈话结束。托洛茨基觉得自己上了当，眼前的人很可能是个骗子。后来他对娜塔丽娅说：“他的举止完全不像法国人，他到底是什么人？该去查一査。他为什么要隐瞒国籍？他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瞒着我们？两天后（8月19日），托洛茨基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他的警卫兼秘书汉森，想证实一下其他人是否也有类似的疑点。但杀人犯的行动比托洛茨基的反应更快，第二天谋刺者就下了毒手。
8月20日，星期二，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托洛茨基早晨起来对娜塔丽娅说：“我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浑身舒展，这大概是药物的作用吧！”妻子说：“可不，晚上睡足了，自然会感到舒服。”托洛茨基盼望今天能好好地干点工作。他很快穿好衣服就上院子里喂兔。早餐时他说，趁这两天身体好，很想把斯大林评传一书写完，前一段时间由于警方的调査被耽搁了，而现在调査已告一段落。关于那次袭击住宅的事件，该说的他都说了，所以他不希望再有人去打扰他了。
上午，托洛茨基收到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电函，通知他，寄去的一批档案材料已如数收到。他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在邮寄途中曾遇到了一些麻烦，前几天他还指示美国律师托派成员阿尔贝特·戈德曼，如果美国联邦调査局窃取他的档案情报，就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他在信中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但我的通信集里涉及到许多第三者。”数月以前，托洛茨基把他手中保存的一批档案资料以10000美金的代价卖给哈佛大学图书馆，条件是其中17500封未发表的信件必须到1980年以后才能启封。这件事总算办妥所以心里很高兴。
这天上午他先是给美国的几位托派朋友写信，一封是给一位曾来墨西哥短期担任秘书的同志致以问候；一封是向一位友人表示感谢，因为对方给他寄了一部美国俚语辞典。他说他要努力学好美国的俚语以便同来自美国的警卫人员亲切交谈。另外他还向两位因罢工被捕的同志去信慰问。写完信以后，他用口述录音机录下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的初稿。原先，他一直坚持列宁的观点，为革命的失败主义辩护，经常告诫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在当前的世界大战中，他们的任务不是保卫各自的祖国，不论它是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而是要把战争引向革命。但是现在的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所不同，纳粹分子实际上已经征服了欧洲大陆，而现在英美工人阶级已奋起反抗。因此他感到再搬出老一套的公式是行不逋的。“目前的战争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是上次大战的继续，但继续不是重复，而是一种发展、深化。”同样，列宁主义的政策也必须发展深化。列宁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曾使布尔什维克避星陷入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潭，但它没有赢得群众。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并不是因为它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是由于群众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承认这一点。因此托洛茨基不赞赏沙赫曼集团和某些和平主义者反对美国当局征兵的立场。而事实上，当时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70%的美国工人拥护征兵：希望战胜法西斯侵略者。
下午1时，他在墨西哥的特邀律师里加特来访，告诉他，最近托列达诺[3]的《人民报》攻击托洛茨基，指责其诋毁墨西哥工会名声，劝他立即予以反击，托洛茨基本不想同当地的斯大林分子进行乏味的论战，但最后还是同意写文章回敬一下，只得把论革命的失败主义文章搁一搁。他对娜塔丽娅说：“我要写文章回击，指责他们对我进行无聊诽谤。”当天，他的情绪始终很好。工作间歇时，娜塔丽娅见他光着头站在院子中间，就急忙从屋里取出一顶白色遮阳帽给他戴上。她总是轻手轻脚，在他工作时尽可能不去打扰他，她常常踮着脚尖在门后深情地凝视着丈夫的背影，只见丈夫弯腰屈背、伏案疾书，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过了5点，他又来到兔笼，给他心爱的兔子喂食。少顷，娜塔丽娅站在阳台上发现有一个“陌生人”站在托的身边。此人脱下帽子，走了过来，她才看清原来是“杰克逊”。“他又来了。”“为什么他最近来得那么勤？”这个疑问掠过她脑海，她似乎觉得此人的出现是个不祥之兆。瞧他，脸色灰白，模样古怪，一件防雨大衣紧贴着身体。突然她记起他曾夸口说即使冬天他也不戴帽子，不披大衣，于是她便随口问他：“天这么热，干吗还戴着帽子和大衣？”他回答说：“可能要下雨，”接着他又说：“口干得要命！”要求给他一杯冷开水喝。可娜塔丽娅端给他一份茶点，杰克逊忙说：“不！不！我才吃了午饭，吃不下了。”还指着喉咙，意思是这儿已经卡住了。当娜塔丽娅知道杰克逊是来讨论上次那篇文章时就陪同他走向兔笼。托洛茨基用俄语对娜塔丽娅说，“杰克逊说西尔维娅过会儿要来告别，他俩明天动身去纽约，你是否好好款待他们一下。”娜塔丽娅回答说：“杰克逊刚才连点心都不想吃，说身体不太舒服。”托洛茨基打量了他一下，似乎带点责备的口吻说：“怎么，身体欠佳吗？看上去气色是不太好，小伙子！要是把身子搞垮了，可不好啊！”静默了片刻，杰克逊手里捏着稿子等待着。托洛茨基心想，既然要他重写，总得看看他改得如何。其实他对这篇文章毫无兴趣，出于礼貌他只好说：“好吧，记我们进去看看您的文章罢。”他慢悠悠美好笼门，脱下工作手套，掸掸身上的灰尘，慢慢地走向屋子。随后两人一起进了书房。
托洛茨基坐在书桌前，埋头阅读这份打印稿。刚看完第一页，一记沉重的打击突然袭来。据杰克逊后来的供词说：“我把雨衣放在一个柜子上，悄悄取出那把冰镐，我紧闭双眼，使足全力向他头部砸下去。”他原来估计，这么一下，老头必然会无声无息地倒下，一命呜呼，他就可以悄悄地逃遁。哪里知道，这老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刺耳的惨叫！虽然脑壳开裂，血流满面，可受害者竟然还能奋起反抗，拿起桌上的书籍、墨水瓶，甚至录音机疯狂地向对方投掷，最后像猛虎似地扑了上去，与凶手格斗，他还咬对方的手，夺对方手里的冰镐。刺客这时却慌了手脚，竟不知所措，既没有用冰镉再砸，也没有用身藏的手枪或者匕首还击。大约经过三四分钟的扭打，托洛茨基已力不从心，站立不稳了。但他不肯在敌人面前倒下，就摇晃地退到门边。这时娜塔丽娅闻声赶到，发现丈夫站在门边，身子紧倚着门框。她原以为是从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了脑袋（因为当天下午屋面上正在安装警报器）。她问：“是怎么回事？”托却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是杰克逊干的。”他似乎还想说：“那件事终于发生了。”然后，他在娜塔丽娅的搀扶下，缓缓地躺倒在一条席子上。
“娜塔莎，我爱你！”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而且说得那么庄重、严肃，但很微弱。娜塔丽娅此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以后不经检查，任何人都不准进来！”稍后，她小心翼翼地在他的头底下塞进一块垫子，在伤处放上冰块，并给他擦去脸上的血。托洛茨基关照说“现在不要让小孩进来。”意思是不让小外孙看到这一切。他说话很吃力，话音已变得含混不清：“听我说，一进去（他眼睛朝书房瞥了一下），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再一次……把我……但是我没有放过他。”托洛茨基平静地、温和地说着，似乎很得意地重复着“我没有放过他”娜塔丽娅和汉森在他身旁抽噎着，随后托洛茨基又用英语对汉森说：“这就是结局。”他要求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他还说杰克逊是用手枪谋害了他。当汉森告诉他凶手用的是冰镐，伤着了表层，他不信。“不，不，不。”指着自己的心脏说：“我心里有数，这回他们终于成功了。”当亲人们对他说你的伤势不会有生命危险时，他苦笑了一下，表明他知道，这只是聊以自慰，故意轻描淡写罢了。他好多次把娜塔丽娅的手贴在自己的嘴唇上。他继续对汉森说：“你们要照顾好娜塔丽娅，她跟我过了这么多年。”汉森说：“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您放心！”托洛茨基紧紧握着他俩的手，淌下了眼泪。此时，娜塔丽娅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她腑下身子吻着丈夫淌着血的额头。
与此同时，警卫员们已赶到现场，他们用枪托猛击谋刺者，里外都能听到刺客的哀嚎和哭喊。托洛茨基听到此声立即嘱咐：“告诉小伙子们别打死他。不能让他死，要想办法让他说出真相！”不一会凶手被制服了。杰克逊说：“这是他们逼我干的，他们把我母亲关起来了……这事与西尔维娅毫无关系。”当人们问他“谁把你母亲关押了，是不是格伯乌？”他一口否认，说此事与格伯乌无关。
当医生来时，托洛茨基的左臂和左腿已经麻木，不一会，担架员和警方人员也赶到了。娜塔丽娅害怕得缩成一团，因为她想到儿子廖瓦也是在医院里死的，所以她不愿意丈夫住院，托洛茨基自己也不想离开。后来汉森说：“有警卫员陪着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托洛茨基才说：“好吧，你们看着办吧！”他似乎开始意识到由他发号施令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躺在担架上时，他还喃喃地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属娜塔丽娅，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家人担心再次遭到意外，所以坚持要求警方首长亲临现场负责护送，才肯让伤员抬走，娜塔丽娅用一块方巾盖在丈夫身上，两手扶着丈夫的头，不停地啜泣。托洛茨基沉默无语，也不呻吟，旁人看来似乎病员已经死去，其实还在不停地呼吸。担架被放进救护车，两旁坐着警察和家人。当这辆救护车准备出发时，另一辆运送受伤罪犯的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救护车穿过闹市区。繁华的街头熙熙攘攘，人来车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救护车不断地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在狭窄的马路上急驶而过，两旁还有警方的摩托车护送，其阵势颇为令人瞩目。托洛茨基在车上仍有知觉，他的右手比划着，在毯子上摸索着，娜塔丽娅俯身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说“现在很好。”接着叫汉森过来，低声地关照着什么：*他（指杰克逊）是个政治谋杀犯……是一名格伯乌特务……或者是一个法西斯党徒，但更可能是格伯乌派来的特务……”
几乎与此同时，在另一辆救护车上，那个行刺者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了警方。在信中他声称自己原是托洛茨基主义忠实的信徒，甘愿为托洛茨基赴汤蹈火、尽力效劳。他是根据第四国际的指示来到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来到墨西哥以后，他感到大失所望。、他痛苦地发现这位工人阶级的领袖竟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反革命。他指控托洛茨基曾指使他潜入俄国去进行暗杀活动。行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斯大林。托洛茨基还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分子。阴谋颠复苏联和墨西哥现政权；甚至还唆便他抛弃爱妻西尔维娅。这一切使他看清了托洛茨基的真面目，于是决心除掉这个无产阶级叛徒，云云。这种杜撰其实并不高明，但毕竟尚能模糊一般民众的视线。
这时已有一大批人聚在医院门口看热闹。娜塔丽娅担心人群中是否会有坏人混在里面，所以要求严加防范。几分钟后，托洛茨基被安置在病床上，接受大夫们检査。随后一名女护士给他剃发。他还记得昨天娜塔丽娅想请理发师给他理发，结果没来。此时他向妻子眨眨眼睛幽默地说：“你……瞧，理发师不是来了吗！”接着他眯着眼睛问汉森：“你……带了……笔记本吗？”他开始用英语口述着，声音低得难以听清：“由于凶手的行剌，我已接近死亡……他是在我书房里下的毒手，我同他进行了搏斗……我们……谈到法国的统计资料……他突然猛击了我一下……请告诉我们的朋友……我深信……第四国际一定能胜利……奋勇前进！”这就是汉森尽力记下的这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话。起先，托洛茨基也许想详细叙述遇刺的经过。可是突然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就赶紧转了话题，对他的门徒们作最后的勉励。
为了进行手术，护士们开始替他脱衣服，她们用剪刀剪下了他上衣、衬衫、背心，解下表带，当准备脱下最后一件内衣时，他很严肃地对娜塔丽娅说「我不要她们动手，我要你替我脱。”这是娜塔丽娅听到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当脱完衣服后，她弯下身子吻他的嘴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吻，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
随后，5个外科医师给托洛茨基做了脑外科手术。伤口有两处，右侧的颅骨巳被击碎，碎片嵌入脑髓，脑膜严重损伤，部分脑组织彻底毁坏。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手术的痛苦。当晚7时30分，托洛茨基进入昏迷状态，他与死神作了20多个小时的拼搏，娜塔丽娅则彻夜不眠守候在病榻旁，盼望亲人的苏醒。但命运已无可挽回。
1940年8月21日下午7时25分，托洛茨基与世长辞了。8月22日，按照墨西哥的习俗举行了送葬仪式。长长的送葬行列尾随着灵柩在市区主要街道缓缓行进。人行道上挤满了群众，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一悲哀的场面，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企图将遗体运往美国，但国务院拒绝给予签证。后来，遗体在住宅陈列了5天，大约有30万人前去瞻仰。8月27日，遗体被火化，骨灰就安葬在科约阿坎的住宅院子里。在墓上树起了一块长方形的石碑，上面还插着一面红旗，迎风招展。
凶手被捕以后，始终坚持原有的供述，拒绝供出幕后指使者。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罪犯的陈述是虚假的，但始终打不开缺口，最后于1941年4月16日，墨西哥第六刑事法庭宣布，被告杰奎斯·莫纳德·范登瑞斯加因犯有谋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判决书中写道：“莫纳德从一开始去墨西哥直到他成功地与托洛茨基建立关系，他的言行都是虚假的，是一种阴谋。法庭必须声明弗兰克·杰克逊或杰奎斯·莫纳德去墨西哥的唯一目的就是谋杀托洛茨基。”后查明，杰奎斯·莫纳德的真名叫拉蒙·梅尔卡德，是西班牙人。此人已于1976年10月死于古巴哈瓦那。
[1] 阿尔弗雷德·罗斯麦是法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他在托洛茨基家中作客。——译者
[2] 即前文提到的凶杀犯拉蒙·梅尔卡德。——译者
[3] 隆巴多·托列达诺是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领导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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