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另一译本】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全文。1924年5月26日）
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
1924年5月26日
……没有疑问，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爆发的争论是很尖锐的，但是我认为，同志们，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报告所包括的一年并指出党内争论时最突出的特点，我们就应该说，这个特点在于，中央委员会本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某一时期认为（而且公开宣布）改变党内政策是必要的。
官僚主义化的危险
同志们，让我们回顾一下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就在我眼前。在这个决议中列举了在工人阶级以及我们党的发展中的客观矛盾、困难和缺点，同时决议的第一节说，这些不良倾向中包括“党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滋长和由此产生的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能撇开这个事实。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认为有必要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党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滋长，因而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同一个决议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增长了。这里有无矛盾呢？不，没有矛盾。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是在长期中发展起来的：群众思考问题要比党来得缓慢，所以党也就是阶级的先锋队。群众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慢慢综合和总结党的活动。我们共同在决议中指出，近年来（在这个期间群众铲除了自己和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主义的联系）党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的政策使党博得了工人群众更多的信任。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我们会大步跃进地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干，我们会在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吸收二十万人，乃至可能是二十多万人入党。
但是工人群众以其最忠诚和积极的分子靠拢党这一事实我们都很清楚，在决议中也提到这点。然而在决议中同时还说，党内看得出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化，从而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这第二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意味着，如果中央委员会所指出和分析了的那些不良过程得以继续发展，就会使党今后更难取得劳动群众的信任。是哪些情况，哪些原因推动了内部意见尚有分歧有出入的整个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道通过如此重要、有分量的决议呢？同志们；这里我打算提出最不易受到怀疑的论据。我引用布哈林同志的话……
如果我们提出我们党员大会的问题，它是怎样进行的呢？我本人多次在莫斯科党员大会上讲过话，知道我们党组织中所谓的讨论通常是怎样进行的。例如选举主席团团。区委会的某个同志发言，提出名单，问道：“谁反对？”无人反对，事情就此结束。主席团选出了，这位同志宣称主席团已由大家一致通过选出。此后开始了议程。议程也是同样的一种过程……
我们有许多基层组织把“不许争论”，“谁反对？”等等障碍抓住不放。一整套这样的办法把党内民主化为乌有。不言而喩，由此便产生了不满情绪的巨大浪潮……
请看有名的中央委员之一就是这样形容我们党组织的那些特征，很明显，这些特征就迫使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说到党机关官僚主义的滋长和由此而来的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显然，不可能有比这更严重的危险了。
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这一诊断中得出怎样的实际结论呢？我们从12月5日的同一个决议中可以看到这个实际的结论：
“无论从向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作顺利斗争，或是从提高党在一切工作领域中的战斗力来说，党的利益都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切实和系统地贯彻工人民主的原则。”
可见，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认为，由于明显暴露了党内生活的病态和缺点（这是中央分析和肯定了的），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同志们，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撇开这个事实，这正是本届代表大会所要总结的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
关于新老两代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为什么又因为党和工人阶级内部的新老两代问题而复杂化了呢？同志们，为了不使我的说明变得复杂起见，我不来引证许多同志的话，他们从一开始起（而且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就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内部新老两代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党内制度的问题。我要说得更尖锐些：党内制度问题的实质，在目前具体条件下，对我们来说，首先应归结为党以及工人阶级中新老两代相互关系的问题。显然，问题是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整个年轻一代，问题是要使得，或者确切些说，是要保证工人阶级的这个年轻一代在新的条件下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不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中工作，或是按照党和工会的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学习）。年轻的一代不能，幸好也不应该重复老一代的历史。老一代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铁箝沙皇制度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今天自己的道路的。老一代保证了新一代能够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前进。任务就在于，使得，或者确切些说，保证新一代能够通过符合于新的环境，符合于工人阶级国家的实质的新的途径和道路，走上同一条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康庄大道，
如果我们自问，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党内制度，我们所指的党内民主制度是什么，同志们，我一开头就要说（虽然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这几乎是多余的），在我们党内未必能找出十个多少领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会从纯粹形式上的角度，从多少时间改选一次、百分之几的票数，从争论的角度，从对民主的统计、把国会制形式上的原则运用到党内生活来的角度对待党内民主问题。我们有了长远的经历，特别是向政治上的虚伪，向假民主，一方面是孟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最后掩盖，作了无数的斗争，所以我们不会从形式上来看民主问题。
我们是从那个角度来看待党内制度的民主呢？从保证党免除党机关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等现象这一角度出发。这便是一个准绳！如果我试图针对我党的现状，当前时代，当前具体时间，为党内民主下个定义，我就要说：党内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一方面能保证富有经验的、进行过地下斗争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因为不保证这种领导（只有孺子才不懂得这个道理），党在目前形势下就不能引导国家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大船通过困难重重的峡谷前进，同时这个制度，在保证老一代的领导的同时，也能保证年轻的一代不是通过学校（通过学校是办不到的），而是通过积极、独立、切实地参加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列宁主义的大道。党内民主制度也就应当保证这两项任务的结合。如果破坏了这种必要的结合和平衡，就会有党机关官僚主义化和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当我们反躬自问，过去我们有没有这种必要的平衡，那我又认为自己有权认可中央委员会本身肯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破坏了这个平衡的事实。我要再次提到我在这里援引过的布哈林同志并非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而是在一个区的群众大会上的一大段讲演词，他很具体而明确地说明了在党内方针上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这对于较不成熟的党员，即对于广大青年党员是极其不利，而对于老党员干部则是危险的。
派别和小集团
在党内争论中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党内派别和小集团的问题。同志们，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到12月5日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这个决议指明，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小集团的自由，它们对于一个执党是极其危险的……我在任何地方从来都不曾认为，也从未曾声明，说我认为有必要禁止派别活动的同时，可以容许小集团……我认为，从政治上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是声明：我从来没有承认，现在也不承认党内小集团的自由，因为小集团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只不过是派别的另一种名称而已。但是，同志们，我同时还要向你们提起中央委员会关于派别和小集团的同一个问题的决议中的另一段话。这里说：“只有经常的生动的思想生活才能保持住党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那种状况，即经常批判地讨论党的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集体讨论重要的问题。只有这种工作方法才能提供真正的保证，使暂时性的、偶然性的意见分歧不致变为派别小集团，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上述后果。”接着又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别的表现，不把忠诚的党员推上闭塞和派别活动的道路。”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同一个决议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把它从我们记忆中，从党的历史中抹去。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说，单用所有一切人必须遵守的禁止办法，单用硬性的禁止派别和小集团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而要这样一种党的方针，足以使我们免除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认为有必要提出这样一种极端重要、极有分量的解释，那我们可以从我所讲的话里找到答复。换句话说，正是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化（这一点业已可以看出）是使偶然的暂时性的一件分歧变为小集团，再由小集团走上派别活动的道路（如决议所说）的那些原因之一。
同志们，这就是我对党内基本问题的理解，这些问题如何由一年来党的发展所提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12月5日的决议中得到表述。当我现在问自己，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认为必须告全党说：注意，已出现官僚主义化的象征，这些象征蕴藏着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容许派别，但要记住，避免派别和小集团的真正可靠保证在于铲除我们上面说到的不良现象。我说，如若设想一下这种情形，设想一下布哈林同志向我们描述的党组织生活的情景，那末，同志扪党内正是沿着着这个方向，正如布哈林本人的演说中也说了的，必然会暴露不满情绪的浪潮，批评的浪潮，这还不清楚吗？在这里，我自问，能不能把这样一种批评，这种不满情绪用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样笼统的词汇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说明和指责时，同志们，这使我非常怀疑和担心。
计划问题
非常怀疑和担心。
……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认为必须反对的不是对计划领导的可能性的幻想般的、空想般的夸大。我被认为是夸大这种可能性的人们中的一个。我觉得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重要而深值注意的不是有谁夸大了这一问题，重要的在于，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告全党说：不能缩小计划领导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展前进。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所讲的话。可见，中央委员会所觉察到的危险不在于有谁夸大了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危险是在于，党对计划原则的意义估计不足，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没有取得按照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应取得的地位……
同志们，这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表述，即在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有计划的结合我们全部工作的问题上也必须改变政策，而且，这不是发生在争论之前，而是在那以后。因此，问题不是关于抽象的包罗万象计划，也不是关于电气化的个别计划，虽然这是关于远景中的庞大计划；而是关于，如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日常灵活的“结合”我们经济中的所有组成部分，使其互相配合，以便更正确更少痛苦地使其既分别又共同的适应于我们的市场，即适应于主要是农民市场。请看2月8日，即在争论之后，曾认为必须改变主要经济机关的政策。同志们，这样我就要再问自己，能不能够说，2月8日以前要求作这种变革的呼声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呢？同志们，我不这样想。在这方面以及在党内有关这一方面的指责或评价有什么根据呢？姑且假定可以这样说：在争论时有许多人骇人听闻地夸大了党内民主的意义，把这个口号绝对化了。就姑且这样说，问题在于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计划经济方面，可以姑且说对计划经济的作用估计过高。姑且就算是这样。虽然夸大计划性，绝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及其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法绝不会倾向于计划经济。但我不来多说在这些提法上的矛盾。而姑且说，对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和对经济的计划领导方面的夸大有所谴责。但是如果有了这类夸大，那末，岂不是给了我们完全的权利向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说，这些夸大正是由于某些其他的病态不良现象引伸出来的。如果我们说党内民主方面有所夸大，那末这岂不是对党内官僚主义增长的反应，而中央的决议曾断然决然地指出此种增长，并认为由此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威胁。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当然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入浸的渠道。没有疑问，任何方面的任何夸大和错误都能成为其他阶级的影响的入浸渠道，因为我们党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会受到国内外其他势力的影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常识，重说一遍，对潜在力量，对可能性和远景的每一种夸大都是异己阶级影响的渠道。但我另外要问，难道党中央自己肯定的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化竟是某种技术性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吗？我认为，机关的官僚主义化是由于深刻的社会原因……而如果我们说，对民主问题的夸大要求，夸大评价和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可能泉源，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而从长远理论看来这是正确的），那末说党机关官僚主义化的倾向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更小源泉，而是更主要和直接的危险，这也是同样正确的。党正是十分尖锐地指出了这个主要的直接的危险，而从这种反应中绝看不出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同志们，对于计划问题更应当是这样。在过高估计计划原则方面我们中间谁对谁错，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在著述中去讨论，很可能我们还要写很多书来分析我们的经济发展，一些冷静探讨性质的书刊。但是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次和十三次这两届代表大会之间提出问题说，党及其领导机关没有用足够的力量来实现有计划地经济领导的任务，这一点我认为是绝对肯定了的……
……在调度商品方面，我们深信，由于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调度商品来调整国内价格，因此我们不能自我封锁，而不得不仰仗外国商品，而且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要严格地协调相应的工业部门的利益，——我们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时候还要谈到这一点，但这里我无论如何看不出指责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根据。
关于错误
同志们，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够在反对党时是正确的。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解决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已经说过，要在党的面前说这一切批评，一切声明，警告和抗议都是全盘大错，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然而，同志们，我不能说这种话，因为我没有这样想。我知道，要反对党而是正确的，是不可能的。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变正义为现实的其他道路。英国人有句古老的谚语：不管对否，但这是我的国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历史权利说：在个别时间，在局部的具体的个别问题上不管对否，但这是我的党……
……无论如何，困难还会有的，而且是巨大的困难，同志们，我也懂得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在目前的职责，我知道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但是党的意见的形成要估计在个别时期与党的领导集团统治地位的情绪有分歧的那些呼声。所以我说，现在当我们吸收了二十万或二十多万工人入党时，12月5日的决议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在缩小下去。恰恰相反，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志们，如果我们因来自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夸大其词的进攻，而忽视了这个决议，那我们就会犯错误，从而带来新的困难，使党内情况再次复杂起来……不仅个别的党员，而且党本身都可能犯有个别的错误……
（摘译自1924年5月27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