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另一译本】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1924年5月26日）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
（1924年5月26日）
说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24年5月23—31日，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托洛茨基的发言即针对该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先前收录的摘译本（见“相关链接”）系1958年出版。1979年出版的这份全译本是在上述译本的基础上补译的，并有所改动，所以全文照录。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下）（第518—534页）
同志们，我现在只是谈一谈中央报告所阐述或者涉及的问题中的很有限的几个问题。我要提请（或者说我试一试提请）大家注意代表大会（或者说代表大会相当一部分人，更确切地说是整个代表大会）正在等待我说明的一个问题，同时，我预先就完全避免在某种程度上使问题尖锐化，避免带来个人因素，避免更不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我们大家为了党的今后工作都愿意使党摆脱的那些困难，我想我这样做的动机，代表大会是会理解的。因此，如果我不提及最近时期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尖锐情况，那并不是因为我要回避向代表大会回答任何问题，而是因为我打算去掉个人方面的因素，以突出问题的根本实质。
同志们，这里巳经说过，我们党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这就是在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之间爆发了一场尖锐的争论，争论的目的，正如所说的那样，是或者改组中央，或者改变中央的政策。没有疑问，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爆发的争论是很尖锐的，但是我认为，同志们，如果我们要回顾一下报告所涉及的一年并指出党内争论的垴突出特点，我们就应该说，这个特点在于，中央委员会本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某一时期认为（而且公开宣布）党内政策是必要的。
官僚化的危险
同志们，让我们回顾一下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就在我的面前。这个决议列举了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发展中的客观矛盾、困难和消极现象，同时决议的第一节说，这些不良倾向包括“党机关的官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能避开这个事实。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认为有必要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党的机关出现官僚化，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同一个决议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增长了。这里是不是有矛盾呢？不，没有矛盾。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群众思考问题要比党来得缓慢，因此党是阶级的先锋队。群众综合和总结党的活动是缓慢的，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共同在决议中指出，近年来（在这期间群众消除了自己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主义的联系）党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的政策使党博得了工人群众更多的信任。当时我们真是谁都没想到我们在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方面会来一个快速跃进，即我们会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吸收二十万人，乃至可能是二十多万人入党。
但是工人群众通过其最忠诚积极的分子靠拢党这一事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决议中也谈到了这点。在决议中同时也谈到，党内出现党的机关官僚化，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这第二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意味着，如果中央委员会所指出和分析的那些不良过程得以继续发展，就会使党今后难于取得劳动群众的信任。是哪些情况、哪些原因推动了内部有各种分歧和差别的整个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道通过如此极为重要的、有分量的决议呢？同志们，这里我打算提出最不易受到怀疑的论据。我来引用一下争论初期布哈林同志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几段十分渊博的话。我使用的是讲话的速记记录稿，我只摘录说明官僚化特点的部分，看看布哈林同志在那个时期对此是怎样理解和解释的。我本可以摘录许多其他的引文，但是我却选中了这一段，原因是什么大家都明白。下面就是布哈林同志的原话：
“同志们，我认为应当稍微具体地给大家描绘一下使我们党员群众感到焦虑的情况。这里不是谈论臆想的前提、分析等等，而是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党员群众为什么感到苦恼，从中央到支部都必须重视的非党群众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不满情绪。缺点使我们党陷入一种半危机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由于我国现时的经济危机而严重起来的，这类缺点虽然多得不计其数，但毕竟是可以分门别类的。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拿一个党支部的生活作例子，首先拿工人的机关作例子，因为支部也是一种机关。在我们这里（我讲的首先是莫斯科的组织），支部书记通常是由区委会任命，而且区委会也不力求通过这些支部来提名候选人；区委会可以任意地提出人选，选举通常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来上几个人问问‘谁反对’，出于人们多少有些害怕说反对，于是相应的人物就被任命为支部书记。如果我们进行一下调查，看看有多少表决是采用主席问‘谁同意’和‘谁反对’的方式，那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党组织的选举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变成了带引号的选举，因为表决前不仅没有讨论，而且是按问‘谁反对’的公式进行的，由于说反对‘首长’是不好的，所以这个问题便就此了结。这就是我们选举基层支部书记的情况。
再看看我们的党员大会，它是怎样进行的呢？我本人在莫斯科的许多党员大会上讲过话，我知道我们党组织中所谓的讨论通常是怎样进行的。以选举主席团为例。区委会的某个同志出来发言，提出名单，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事情就告结束。主席团选出了，这位同志宣称主席团一致通过。此后开始了议程问题。议程的情况也是同样。最近两三年来，据我回忆，很少很少在党员大会上提出新的议程项目，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是极少的……后来就是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决议照老一套的办法通过。主席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决议一致通过。这就是我们党组织的通常格式。应该明白，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对此明确表示不满，是完全自然的，他们肯定是不满意这种情况的。
我们有许多基层组织都抓住了‘没有争论’、‘谁反对？’等等挡箭牌，这一整套做法使党的生活化为乌有。不言而喻，由此就产生了巨大的不满浪潮。我举的是我们最基层的支部生活中的几个例子。在我们党的其他各级组织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只是形式稍有不同。”
这就是著名的中央委员对我们党组织生活的特点所作的描述，显然，正是这些特点迫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说党的机关出现了官僚化和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当然，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危险。
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这一诊断中得出怎样的实际结论呢？我们从12月5日的同一个决议中可以看到这个实际结论：
“不论从党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种种影响作顺利斗争来说，或是从提高党在各项工作方面的战斗力来说，党的利益都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切实、经常地实行工人民主原则。”
可见，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鉴于明显暴露了党内生活的病态和缺点（这是中央分析和肯定了的），承认必须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同志们，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这个事实，这正是本届代表大会所要总结的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这样，中央委员会确定，第一、必须认真地改变党的方针；第二、必须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这两者是一致的。我们在决议中可以看到，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的工作在最近几个月内，应当成为所有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中央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确定必须认真改变党的方针，这是否意味着根本破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或其他原则呢？我认为不能这么说。这仅仅意味着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目前条件下，在这些原则的贯彻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偏差，其表现就是党的机关官僚化，就是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威胁日益增加的党脱离群众的现象。所以，正是为了保证在现时条件下贯彻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其他一切原则，中央委员会才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承认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
关于两代人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为什么又因为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两代人的问题而复杂化了呢？同志们，有许多同志从一开始就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两代人相互关系的角度（而且我认为是完全正确地）提出了党内制度的问题，为了不使我的说明复杂化起见，我不准备引用这些同志的论据。我要说得更尖锐些：党内制度问题的实质，在目前具体条件下，在我们看来，首先应归结为党以及工人阶级中两代人相互关系的问题。显然，问题是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整个年轻一代，问题是要使得，或者确切些说，是要保证工人阶级这年轻的一代（不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中工作，还是按照党和工会的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学习）能够在新的条件下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年轻一代不能重复历史，幸好也不必重复老一代的历史。老一代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沙皇制度铁蹄下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通过别的途径走上今天自己的道路的。老一代保证了新一代能够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前进。任务就在于使得，或者确切些说，保证新一代能够通过符合于工人阶级国家的本质、符合于新形势的新途径，走上同一条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康庄大道。
如果我们自问，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党内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党内民主制度，同志们，我一开头就要说（虽然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这几乎是多余的），在我们党内未必能找出十个多少领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会从纯形式的角度，——从多少时间改选一次，百分之几的票数，多少次辩论等角度，从民主的统计角度，从在党内生活中运用形式主义的议会制原则的角度来对待党内民主问题。我们有了十分长久的经历，其间同伪政治，同假民主（它一方面是孟什维主义的思想休系，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遮羞布）作了非常巨大的斗争，所以我们不会从形式上来看民主问题。
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党内制度中的民主呢？是从这样的角度，即保证党免除党的机关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等这种现象。这便是一个准绳！如果我试图针对我党的现状、当前时代、当前这段时间为党内民主下个定义，我就要说：党内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一方面能保证富有经验的、进行过地下斗争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因为不保证这种领导（只有小孩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党在目前形势下就不能引导国家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大船通过困难重重的峡谷前进，另一方面，在保证老一代的领导的同时，也能保证年轻的一代不是通过学校而是通过积极、独立、切实地参加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列宁主义的大道（通过学校是办不到的）。党内民主制度应当保证把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破坏这种必要的结合和平衡，就会有党的机关官僚化和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当我们反躬自问，我们有没有这种必要的平衡，我依然认为自己有权举出如下事实，即中央委员会本身肯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破坏了这个平衡。我要再次提一下我援引过的布哈林同志不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而是在一个区的群众大会上说的那段渊博的话，他很具体而明确地说明了在党内方针上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对于不大成熟的党员，即对于广大青年党员是极其不利的，而对于老党员干部则是危险的。
派别和小集团
在党内争论中，上面这个问题牵涉到党内派别和小集团的问题。同志们，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到12月5日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这个决议指明，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小集团的自由，派别小集团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随时都可能造成政府以及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我认为这是没有疑问和无可争议的。我们一致认为要引证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关于派别和小集团的定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危险的问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手制定的。说我似乎是主张允许小集团活动，这是不对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诚然，我犯了个大错误，就是在党内争论的紧急关头我生了病，未能象其他许多人那样及时起来发言，驳斥这种说法。我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认为，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未说过，我认为一方面必须禁止派别，一方面可以容许有小集团。相反地，我在一切场合，只要我有机会谈这个问题，我都指出，派别和小集团是区分不开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正式的文字说明，那我可以提供。现在我不在这一点上占用代表大会的时间。我认为，从政治说这已经足够了（就上面所作的声明而言），我从来没有承认，现在也不承认党内小集团的自由，因为小集团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只不过是派别的另一种名称而已。但是，同志们，我同时还应当向你们提一下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另一处谈到派别和小集团问题的地方。那里说：“只有经常的生动的思想生活才能保持住党在革命前和革命期间那种状况，即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集体讨论重要的问题。只有这种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保证短时间的（即暂时的、偶然的）意见分歧不致变为招致上述一切后果的派别小集团。”接着又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不要因此把忠诚的党员推上闭目塞听和派别活动的道路。”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同一个决议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把它从我们的记忆中，从党的历史中抹去。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说明，单靠一道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禁令，单靠公开禁止派別和小集团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得要有一种党的方针来使我们免除党机关的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提出这样一种极端重要、极有分量的解释，那我们可以从我以前的讲话里找到答复。换句话说，党的机关的官僚化（这一点已可看出）正是（如决议所说的）使短时间的暂时意见分歧变为小集团，再由小集团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原因之一。
同志们，这就是我对党内基本问题的说明，这就是这些问题由于一年来党的发展而被提出来的情况，这就是中央委员会12月5日的决议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在一定的时刻，在12月5日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告诉全党：注意，已出现官僚化的现象，这些现象蕴藏着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容许派别活动，但要记住，避免派别和小集团的真正可靠的保证在于铲除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不良现象，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现在事后来自问的话，我要说如果设想一下这种因素，设想一下布哈林同志向我们描绘的党组织生活的情景，那么，同志们，党内在这方面（布哈林本人在演说中也是这样说的）必然爆发不满情绪的浪潮，爆发批评的浪潮，这不是不言自明的吗？在这里，如果我自问，能不能把这种批评、这种不满情绪用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样笼统的词汇不分皂白地加以说明和指责，同志们，那我就要产生很大的怀疑和极度的忧虑。
计划问题
事情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党内问题，一个是有计划地领导经济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的决议中对第一方面的问题的态度，我已经讲过了。我现在扼要谈谈中央委员会12月5日在经济方面所作的结论。
12月50的决议在分析了现有经济状况之后说道：“党从上到下应当由此为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只有看我们是否能真正学会使国营经济成分在其本身之间以及它们同市场之间的日常相互作用上协调起来。”接着又说“国家计委——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地方经济计划组织的经济司令部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里。必须保证它真正取得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那种地位。
因此，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认为必须反对的不是对计划领导的可能性所持的幻想的、空想的以及其他夸大的看法。我被认为是夸大这种可能性的人们中的一个。我觉得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重要而值得注意的不是有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夸大，重要的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告诉全党说，不能缩小计划领导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向前发展。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所讲的话。可见，中央委员会所觉察到的危险不在于有谁夸大了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而在于党对计划原则的意义估计不足，国家计委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没有取得按照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应取得的地位。
我离开莫斯科，在苏呼姆从我们的报纸上看到了加米涅夫同志在新改组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上的讲话（这是在2月8日）：“如果我们不把有计划地协调国民经济作为自己的目的，我们就会犯大量的错误。这种协调工作过去一向都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任务，但那时它主要表现为协调劳动国防委员会成立前出现的各主管部门的分歧。我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今后各经济部门的协调不应是各主管部门冲突的结果，而应是预先考虑周到的经济计划（哪怕是草案）的产物。”
同志们，这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指示，即在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有计划的结合我们全部工作的问题上必须改变政策，这番话不是在争论之前，而是在争论之后讲的。可见，所谈的不是抽象的包罗万象的计划，也不是个别的电气化计划，尽管这是庞大的远景计划，而是这样一种计划：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的，它要把我们经济中的所有组成部分经常机动灵活地“结合”起来，使之互相配合，以便使它们无论是单独地或是整体地都能更切实、更正确、更少困难地适应我们的市场，主要是指农民市场。这就是2月8日，即在争论之后，确认必须改变主要经济机关的政策。同志们，这样我就要再问自己，能不能够说，2月8日以前要求作这种变革的呼声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呢？同志们，我不这样想。在这方面以及在党内方面提出的指责或评价能有什么根据呢？假定可以说：在争论时有许多人过分夸大了党内民主的意义，把这个口号绝对化了。也就是假定说，问题在于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计划经济方面，假定可以说，对计划经济的作用估计过高。这是假定。虽然夸大计划性绝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因为小资产阶级具有散漫性，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法，它绝不会倾向于计划经济。但我不谈在这些说法上的矛盾。假定说，谴责是针对夸大党内民主和夸大经济的计划领导的。如果说这类夸大是存在的，那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岂不是使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这些夸大正是由于某些其他不良的病态现象造成的。如果我们说对党内民主是有夸大，那这岂不是对党内官僚主义增长的一种反应，因为中央的决议十分决断地确认了这种增长，认为由此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当然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渗透的渠道。没有疑问，任何方面的任何夸大和错误都能成为其他阶级的影响渗透的渠道，因为我们党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在国内外其他势力的影响之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常识，我再说一遍，对潜力、可能和远景的任何夸大都是异己阶级影响的渠道。但是另一方面我要问，难道党中央自己肯定的党的机关的官僚化是某种行政事务上的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吗？我认为，机关的官僚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官僚化的主要根源就是国家机关，因为摩擦、阶级调和、广大劳动群众以至整个工人阶级本身的愚昧都交织在国家之中。既然我们党领导国家，那么对它来说，国家机关就是产生官僚主义影响的最径直的直接根源。如果是这样，那么官僚化就不是一个行政事务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形式民主方面的夸大也是一样，这是同一类的现象。如果我们说，夸大的要求，夸大的说法，对民主问题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可能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泉源，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从前途上、理论上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党的机关的官僚化倾向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不小渠道，而且是更为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党对于这个主要的直接危险的反应是十分尖锐的，从这种反应中绝看不出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同志们，至于计划问题就更是这样了。我们中间的什么人是否犯了过高估计计划原则的错误，我们可以写书来平心静气地进行争论，大概我们还不得不写很多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书籍，写许多冷静探讨性质的书籍。但是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党通过其领导机关没有必要的力量来对付有计划地领导经济的任务，这一点我认为现在是绝对肯定无疑了。现在我想先不谈诸如出超或商品输入等局部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评价也是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角度出发的。同志们，这些问题我稍等一等再谈。我们可以在讨论商业问题时再谈，那时这些问题将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里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分歧，它们十之八九具有实践的、经验的性质。现在已经有了严格的检验。当然任何人都没有说过，我们不需要出超，我根本没有听到这样的主张，由于我国贫困，出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奢侈，这样的奢侈应当减少到最必要的限度。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把它减少到这种限度，我们积累了过多的外汇，我们已经开始在纠正这一错误。这是第一。
第二、在商品输入方面，我们认为，既然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商品调配来调整国内价格，那么我们就不能自我封锁，我们不得不仰仗外国商品，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还要严格地协调相应的工业部门的利益。我们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时候还要谈到这一点，但这里我无论如何看不出，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指责是有根据的。
关于错误
同志们，这里邀请了所有犯错误的人来声明他们犯了错误。在自己的党面前声明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比什么都简单，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最容易。我认为这方面无需多大勇气。但是，同志们，我认为有责任和有义务提醒一点（因为这一点没有人讲到），整个中央委员会在一定的时刻向全党声明了某些只是有待于纠正的错误。12月5日的决议声明了同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本身就是声明党内方针有了错误。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认为存在这些错误，那也就没有必要改变正确的东西了。要改变的应是不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
我们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这一新的形势是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号召下形成的，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使党本身的社会成分沿着无产阶级方向发生变化。党内民主问题是否因此而改变或者消除了呢？不，没有改变，不，没有消除。无疑地，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正如在这里讲到的那样，使我们党更接近于选举的党。我在梯弗利斯讲过这一点，我在巴库和在莫斯科的一些会议上也讲过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国家民主（要知道，在议会制国家里，国家民主首先要解决的是由哪一个政党来管理国家的问题）方面看问题，如果我们是从这方面看问题，把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事实）拿来同许多议会制国家最近几个月来举行的选举比较一下，那我们就完全有权利说（而且我亲自讲过几十次），我们这里表现出来的民主的方法（工人阶级在自己前进道路的一定阶段上用某种非常有分量的群众性手段来总结党的多年来的工作，把二、三十万工人推举出来，输送给党），比另一种民主制度（国内的居民在资产阶级报刊专政下、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形式上每隔五年必须把自己的选票投入选票箱一次）要高得无可比拟和不可限量。这是非常明显的，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的这种优越性——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把关于党内方针及其优点和缺点问题从议事日程上取消掉。如果我们愿意现实地估计形势，那我们就得说，党的队伍的这一巨大的发展、这一特大的跃进，是党多年的长期工作的结果。而中央在正确地肯定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增长的同时，在12月份警告自已和全党防止党内机关出现可能有损于党在群众中扩大影响、甚至将使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的发展过程。因此，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事实并不能取消党内方针问题。我认为，它反而使问题变得对我们更加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在这里又碰上了党内有理论经验和受过锻炼的老一代同现在入党的人数众多的年轻一代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现在应当特别着重地和坚定地指出，如果让12月5日的决议中指出的那种过程继续发展下去，就将会对党的主要的两部分人即它的领导一代和年轻一代造成威胁。中央12月5日提出的警告只有从这种前景来看才是有意义的。
同志们，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使无产阶级解决其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已经说过，要在党的面前说这一切批评、一切声明、警告和抗议都是大错而特错的，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然而，同志们，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不这样认为。我知道，反对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英国人有句古老的谚语：不管对不对，但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历史权利说：在个别时间，在个别的、局部的具体问题上不管对不对，但这是我的党。如果说，在一些同志看来，我在这里作这样或那样的提醒是多余的，如果说，在一些同志看来，我在这里描述这样或那样的危险是多余的，那么我自己认为，我仅仅是尽了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要党警惕我认为有危险的那种情况。
如果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有谁走上讲坛提出这样的决议案，说必须认真改变党内的方针，否则党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那么，同志们，我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得不到响应的，他是得不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提案的支持的。但是，在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央是应当一致通过这种指出必须改变党内方针的决议的。同志们，我们面前还有十分巨大的困难，我相信，我们大家将作为好同志，作为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去克服这些困难。这里要发表什么个人声明，那是可笑的，也许几乎是不恰当的，但是我相信，一旦需要，我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街垒的最后一名战士！我坚信，历史不会使我们经受这样的考验，我们将胜利地战斗，攻克我们敌人的街垒。无论如何，困难，甚至巨大的困难还会有的，同志们，我懂得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在目前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党员，知道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而党的意见要考虑到在个别时期与党的领导集团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有分歧的那些呼声。我要说，现在我们吸收了二十万或二十多万工人入党，在这个时候，12月5日的决议的意义，它的作用并没有减少。相反地，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志们，如果我们由于对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夸大其词的进攻，而忽视了这个决议，那么我们就会犯错误，从而使党内产生新的困难，新的复杂情况。我们大家都乐于把这些困难和复杂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个人也同任何人一样愿意认识错误），那么，同志们，谁也没有权利把这些错误说成是旨在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团结和纪律。不仅个别党员，甚至党都可能犯有个别错误。例如，最近那次代表会议个别的一些决定就是如此，我认为这些决定的某些部分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但是党的决定即使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也绝不会使我们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使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接受党的纪律的决心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如果党作出一个决定，而我们当中有某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那么他就要说，不管公正不公正，但这是我的党，我要对决定的后果负责到底。
译自《真理报》192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