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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致列宁
（1921年7月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01453
副本
电话记录第65号
莫斯科，1921年7月3日
致列宁同志
昨天的争论对弄凊代表大会参加者的观点极为有益。德国代表团成员的发言一个比一个具有进攻性。最后一个发言的汉堡工人台尔曼[1]竟然作了如下声明：
“不仅你们的提纲，而且经我们修改过的你们的提纲，都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我们一回到德国，面对的将完全是另一种情绪，不得不作彻底的转变。”
另一方面，库恩·贝拉[2]对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说，他赞成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观点，但是不同意我的看法。他的这番话是在我发言前说的。各种各样的发言者一再引用布哈林的话，其中包括台尔曼，他认为布哈林的观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勃兰特的话完全是德国人的口气，指责我们是在墙上涂鬼。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平和、慎重，彬彬有礼。不过他发言的政治内容是说，我们的提纲和修改稿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保证能达到完全统一。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希望您在收到记录这个报告时能收到我的发言记录稿）表示赞成季诺维也夫的发言，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提纲绝不同于修改稿，为了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缓和提纲的提法，我引证了台尔曼的话。台尔曼提醒大家注意如下事实是非常正确的，即留在德国各地的各级共产党领导人和半领导人的情绪在建立进攻理论的时代，同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的情绪完全符合。
我的发言结束后，季诺维也夫、拉狄克[3]在同个别人交谈时把我的发言称之为“炸弹”，甚至还给我送来一个小小的照会，说我破坏了协议，他们对由此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因为我在发言时表示赞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所以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没有同他进行辩论，维护了提纲，而实质上我坚决地，但照我的理解又是完全同志式地和心平气和地对修正稿及其中潜在的倾向表示了反对意见，我认为，我非但没有违背协议，而且执行了政治局的决定。我正是以这种精神来回答他们的。他们威胁说以我们的提纲为基础是通不过的。我却丝毫不相信这一点。与会的各个代表团开会对修正稿讨论了10分钟，季诺维也夫同志便提议停止付论。
他不想让库恩·贝拉和其他报名要反驳我的左派分子发言，所以终止了讨论。提纲被一致通过。但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以及意大利人发表了书面声明，对我在发言中对提纲的解释表示反对。意大利人还单独发表声明，反对似乎据说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把他们党说成是暴乱党的评价。于是，库恩·贝拉在其庇护者的帮助下，企图联合德国代表团、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列宁就提纲的理解达成共识，把提纲当作基础，以此来“孤立”托洛茨基，因为在本次会议上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坚持认为我们的提纲与德国的修正稿是不可调和的。
拉狄克在闭幕词中对法国人、德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进行了略加掩饰的针对我的辩论（诸如若有人说提纲是妥协，是向左作了大量的让步，那么相反，我们要说提纲是向右作了大量的让步；关于三月事件：不能像指挥红军那样指挥工人阶级，尽管可以肯定地说，德共中央的过失恰恰在于它试图以指挥的方式把工人阶级推向斗争，等等，等等）。
希望您至少能看看我的发言稿，因为您在委员会（最好也以某种形式在全体会议上）势必要对我的发言“表态”。
致同志的敬礼！
托洛茨基
因召开工会和政治工作联席会议，提纲委员会今天休会。
列宁复托洛茨基
（1921年7月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01455
副本
第65和66号
列宁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电话记录的答复
您的电话记录已经收到。目前只有布哈林对我谈过发生的情况，他显得非常焦急。我将采取措施争取今天拿到您发言的速记记录。如果能拿到，我力争今晚通过您的秘书同您联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约定明晚在城里见面。策略委员会是否确定在星期一开会，确切地说是在几点？或许委员会开会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现在又收到了您的第二个电话记录。我考虑今天不回去了。期待您的回复。
（打字稿，无列宁同志的签名）
[1] 台尔曼，恩·（1886～1944）——190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1920年底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时当选中央委员，属“左派”。在共产国际际上维护“进攻理论”。1923年10月领导汉堡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在集中营遇害。
[2] 库恩，贝·（1886～1938）——1902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1月创建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中央主席。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和军事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不久被派往德国指挥“三月发动”。返回苏俄后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1938年被处决，后平反。
[3] 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年被捕，后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