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主席克南： 现在继续讨论策略问题。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们在论战中分别对右派和“左”派都提出了指责，但分寸是否得当，对此，人们议论纷纷。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点简单化了。有人说，既然我们同“左”派进行论战，那势必也要立即同右派展开一场更大规模的论战。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要对这个问题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似乎这是一个公平、礼貌或礼节的问题。“左”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否形成真正强大的力量呢？因而它是否构成严重的危险呢？——如果这样地提出问题，那我们就得指出，所谓“左”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若与中派主义政党和半中派主义集团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提出问题。关键不在于力量是否组织起来了。我们不能认为，那些比第三国际“左”的人，就一定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就一定是对第三国际构成异常严重的危险。其实，就共产国际而言，这些人称得上“左”派与否，要另当别论。 绝不能离开倾向来提出问题。因此，我有必要再来谈谈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二大期间，所谓“左”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而构成的所谓“左”的危险并不大。但“左”的倾向，对于国际的危险却是极其严重的。请回忆一下对待工会问题的态度，当时就有一批以已故约翰·里德及英美其他同志为首的同志，硬要我们轻视工会。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这种“左”的危险几乎并不存在，但“左”的倾向却是非常危险的。假如去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那我们今天的处境会怎样呢？共产国际能够存在吗？那我们就给茹奥先生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其他先生帮了忙。所以，不能说，来自右边的重大危险，是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来自“左”边的重大危险，只是一些无组织的小集团。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倾向在我们的队伍中确实存在的括，那就看它会不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在发展的过程中，偏巧这种倾向成为我们运动的最严重的危险，这不是不可能的。 大会上的争论使我本人认识到，我们要像在二大期间那样，不能低估这种倾向，不能放过这种倾向。从历史的角度不难解释这种倾向的由来。在二大期间，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宗派主义危险。贝尔同志曾对我的讲话表示不满，因为我在讲话中指出，在英美两国，宗派主义危险至今依然存在。这种危险并不是由于我们党要成为宗派主义的党而产生的，它是历史大踏步前进的必然产物。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占首要地位的经济因素，即英国工业的发展水平，它的垄断地位等等。但在很大程度上，问题也取决于我们党的观点，所以，我们应该提示英国和美国同志，危险依然存在，他们仍然脱离群众。这已为种种实践，例如煤矿工人罢工等所证实。这样一个党，要想使运动在政治上取得成果，自然还难以做到。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英国至少具有同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一样的作用。我们怎么能忽视这种危险呢？第二次代表大会曾竭力动员同志们接近群众。一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第三次代表大会必须再次强调要牢记这一点。 现在，我们来谈谈另外一种危险，这种危险的产生，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经过执行委员会中的争论，听过阐明意大利问题和德国问题的报告，难道还会有人否认这种危险的存在吗？即否认狡猾的资产阶级仍在极力挑唆我们年轻的党过早地采取行动吗？我仔细研究了意大利的情势之后，明白了我们意大利朋友那么容易冲动的原因。这要归罪于社会党人和中派分子，即归罪于塞拉蒂。特拉奇尼为蹩脚的修正案辩护而又漏洞百出，其根源就在于塞拉蒂的立场。1920年，塞拉蒂和意大利代表团全体曾深信，在意大利发动重大革命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有人问过特拉奇尼：军队和农民的大多数拥护你们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恰好，我们在意大利人为地促了他们一下，结果，发现意大利党已沾染上严重的中派主义。1920年，塞拉蒂和意大利代表团全体认为，无产阶级大多数、农民和军队的大部分已站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是包括塞拉蒂在内的所有意大利代表的一致看法。目前的情势不同了，所以我们要从头做起。工人阶级应当经受住这个危机，应当着手重新部署一切。这也许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在意大利显现出倒退现象。我深入地研究了这种情势之后，才明白这个年轻的共产党目前遭受另外一种危险影响的原因。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辩解，而是必须看到这种危险，看到年轻的党过早发动进攻的危险。中派主义使我们不得不防范这种危险，防止出现意大利那样的运动。 德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拿卡普叛乱来说吧。当时是怎样的情势呢？反革命的行动激怒了整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一致奋起回击反革命，决心进行斗争。当时工人阶级正处于夺取德国政权的前夜。完全出人意料的是，工会官僚、旧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党人介入其中，他们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反革命得救了，因而谢德曼和资产阶级得以重新掌握政权。无产阶级政党错过了时机。德国革命工人领导核心当中有人面对这种现实，亲身经历这种危机，因而操之过急，贸然参加过早的战斗，这也在情理之中。这再一次证明：事态演变到如此地步，其罪魁祸首是工人阶级的真正叛徒——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我们共产党应该认清谁是罪魁罪首，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仍然威胁我们生命的危险，即使这种危险是由中派分子造成也罢。关键就在于此。不能过于简单地议论：你到底是拥护右派还是拥护“左”派？当然，右派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阵营中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多亏有他们效劳，才能生存下来。假如阿姆斯特丹国际不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那我们就会稳操胜券。工人阶级应当扫除这些障碍。右派就是敌人。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应该低估“左”的倾向，即“左”的危险呢？或者是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认为“左”派是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是出色的理想家，如同戈尔斯特同志所说的，他们是时刻准备为无产阶级革命献身的好同志，因而这种危险就不那么大了呢？正因为“左”派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正因为他们和我们生活、工作在一起，所以，他们的任何错误，都会对共产国际造成严重的危害。这就是我们同所谓“左”派进行激烈论战的原因。要明白，这样做，是出自对运动的关切。俄国有句俗话：“对妻子，要像心肝似的热爱，对妻子的毛病也不能掩盖。”（笑声。）必须这样地看待列宁同志或其他同志对所谓“左”的愚蠢行为提出的批评（这种说法似乎具有十足的议会申辩的口气）。我们不能斤斤计较，不能对任何人说：“你针对‘左’派讲了15分钟，而针对右派只讲了5分钟，这就表明你本人已经右倾了。”要知道，指出右派一概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这并不费什么时间，但要仔细地研究由于我们的运动不成熟和过渡时期的困难而造成的种种错误，那就需要用更多的时间，费更大的力气了。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注意这一点。例如，我听到意大利社会党的同志现在说：“列宁为我们提供了抨击意大利共产党的新论据。”把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出共产国际，这已为大会所确认，大会向社会党指出，只要他们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把资产阶级代理人从党内驱逐出去，他们就不能留在共产国际。意大利共产党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共产国际成员，我们同它一起友好地讨论（有时也许会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那些错误的观点，那些由于没有提防和听信组织严密的险恶资产阶级的挑拨而轻易犯下的错误。这怎么能成为袒护中派分子的论据呢？对特拉奇尼的指责，从那些与中派主义作斗争的同志口中说出，即从真正的共产党人口中说出，是很有分量的，但从塞拉蒂和塞拉蒂分子口中说出，“我们所以跟屠拉梯搞在一起，是因为特拉奇尼在运动的速度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则是故弄玄虚。 现在，我来谈谈德国问题。首先，我要指出，关于三月发动问题，也许很快会得岀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我们收到由弗兰根、诺伊曼、马尔察恩和蔡特金四人签署的提案，我来援引一段：“尽管三月发动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做法，但共产国阮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是认为三月发动是一次积极主动的斗争，因而它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大会表示深信，德国统一共产党必将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力求在一切领域内坚持不懈地领导因国内外形势而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对这个争讼不休的问题，不久将通过一项一致赞同的决议（上述引文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也是我们大会所要达到的目的。上述引文确实表明前进了一步，现在如果我们把俄国的提纲、蔡特金的修正案以及德国统一共产党提出的修改意见加以比较，那我们就可以看出，尽管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在观点上已接近一致了。这是应当承认的。要想从这个讲台上弄清究竟谁先采取和解的态度，那是愚蠢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搞调査，不是争面子，也不是要进一步激化德国的局势。事实上，我们即将通过一项大家一致赞同的决议，这将是我们代表大会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马尔察恩同志昨天抱怨黑克尔特同志讲话的语气太激烈。我只听了黑克尔特的部分发言，他和大家一样，一谈起德国情势就非常激动。我应当指出，马尔察恩同志在这方面也没有表现出宽宏大量的作风。要知道，黑克尔特同志讲话的语气温和还是激烈，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今后怎么办。马尔察恩曽说过，不要在三月发动问题上纠缠不休，要继续前进。大会现在应当解决这个问题了。只能有一个答案，这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德国共产党的队伍再出现分裂。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德国党能否再经受一次分裂。既然我们已得出结论，认为能够一致通过俄国代表团提出的提纲，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出现分裂因此，大会应坚持达成协议。德国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德国的病是国际性的，所以，我们殷切期待大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当然，我们深深地懂得，空喊一致是无济于事的。假如客观上不具备取得一致意见的条件，那么，侈谈一致也是愚蠢的。但是，难道德国客观上不具备达成一致意见的条件吗？在德国，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呢？通过种种争论，我敢说：没有。既然我们现在要求德国代表团一致起来，那就不只是希望他们和睦相处，而是要求两派应该执行并且必须执行这一国际主义义务。我们不只是谈论一致，我们还为你们提供了借以取得一致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差不多所有代表团都在原则上同意的那个提纲。因此，我们希望拥护这个提纲的德国同志，不只是在表面上而且在事实上赞成一致，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赞成一致。我们深信，这种一致是会实现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它在许多方面犯了错误。反对派则通过蔡特金同志的发言在这里宣称，他们现在已经懂得为什么这次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我来谈谈黑克尔特同志的发言。大家都会记得，他是怎样结束自己的发言的。大家为他热烈鼓掌。为什么呢？你们以为整个大会真的会同意黑克尔特同志对蔡特金同志的激烈论战吗？我不这样认为。大会只赞成他的发言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在主要问题，即三月发动问题上，整个大会都站在这些同志一边呢？那是因为赞成这些同志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斗争，因为我们大家都全心全意地同情这一斗争，因为尽管三月发动犯有种种错误，但我们认为这是广大群众、几十万无产者参加的伟大斗争，因为在这次斗争中，德国的优秀无产者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尽管这次斗争犯有种种错误，但这次斗争毕竟有值得我们真心拥护的东西。如果双方都能认清这一点，那我认为我们的主要障碍就不存在了。很明显，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次斗争是盲动，所犯的错误确实严重，但不能说这次斗争是“巴枯宁式的”盲动。很显然，必须认定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忘乎所以地罗列大量事实，以证明党在经历了这次运动之后已经软弱无力。诚然，我们的党有许多弱点。这些弱点也无须掩盖，但不能幸灾乐祸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搜集材料，以证明党完蛋了，就像列维在其小册子的开头所说的那样。这种做法应该放弃了。群众搞了运动，我们既要看到运动的弱点，也要重视运动的伟大之处，并使之发扬光大，不要把党说得一无是处，似乎党已经完蛋了。假如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桥梁也就架通了，意见也就一致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作出一定的保证，真心实意地执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期不仅在书面上而且在行动上承认所犯的错误，并努力改正错误。我们深信，同志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样也要求反对派作出保证。这个新组成的派别，应当自行解散。党内不能有派别。我们绝不允许共产国际中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同志们真正愿意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那首先就必须下定决心与这个派别一刀两断，消除任何宗派活动！ 我应当告知大家，昨天有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寄给我一封信，其中写道：多伊米希现正组织地区性的反对派会议。我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可靠，但我知道，在争论激烈之时，往往会出现互相指责的情况，但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们要对这种指责持保留态度。只有他们向大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听取大会的公正裁决，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认为，今后不会再出现任何宗派活动了。 再谈一谈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布里扬同志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没有任何派别斗争。就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还不完全成熟来说，就党内的派别斗争还有些不太明显来说，这种说法尚可成立。如果说，贝尔同志从自己的宗派角度出发，认为什麦拉里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那么，这证明贝尔对捷克斯洛伐克运动了解得太不够了。我们对什麦拉里可以提出许多反对的理由，但把什麦拉里这样的同志叫做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就显然太过分了。这种夸大的说法，无助于反对中派的斗争，而只会削弱这个斗争。总之，我认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想必还得同什麦拉里交换意见，因为，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党虽说是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群众性政党，但对党本身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毕竟刚刚开展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们发出抗议的呼声。）布里扬同志！我认为我的估计是正确的。当然，也可能我错了，党很快就会完全团结起来。目前，你们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走了第一步。你们同社会民主党已经分道扬镳，同中派分子也大致脱离了。但是，两个月前，你们还同社会民主党人在同一个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不是你们的过错。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独特的发展进程。它的发展进程的第一阶段，是彻底摆脱让会民主党和大致脱离中派分子，这一阶段业已完成。现在，要进入新的阶段了。我们希望同您、布里扬同志，同什麦拉理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共同衷心地祝愿能够尽量安稳地度过这一阶段，不发生灾难，不再出现分裂。但我们也要明确指出，你们党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当前，派别斗争已经十分尖锐。昨天，布里杨说：“我们那里没有派别斗争。”然而，我手头有一期维也纳出版的《俄罗斯通讯社》杂志，我读了其中6月12日在科马尔诺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决议上写道：“大会要求立即召开联席代表大会，以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统一共产党，大会对那些以拖延手法削弱党的活动能力的人，表示不信任，要求把他们清除出去。清洗工作必须尽快进行，不要考虑某些人物，因为只有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才能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开展工作，才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 可见，同志们！有一万多名工人参加的科马尔诺群众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了刚才我宣读的那个决议。决议并不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太平无事，并不认为那里不存在任何派别斗争。在捷克斯洛伐克有派别斗争，只不过暴露得不太明显罢了。我希望，我们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一起，在这里共同制定一些措施，以使这个优秀的群众性政党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党能吸取其他党的经验，尽可能平安无事地、迅速而又稳妥地克服一切必须克服的障碍。这里不是要求激化政治斗争，而是说党内还存在许许多多必须克服的弱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必将承认这一点。你们越坚决、越彻底地承认这些弱点，你们就越容易克服一切必须克服的弱点。 同志们！很显然，我们不应让第二国际的恶习在我们的大会上出现。我们并非一定要求得一致赞同的决议，不要作表面文章，不要彼此说恭维话。我们应当明确地、公开地讲出事实来。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求得我们的队伍、即共产党人的队伍团结一致。 我认为，通过这里进行的讨论，我们在运动最棘手的问题上，还是能够找到一致的行动方针的。有人会问我们：这岂不是像许多人在这里所说的，在向右转变吗？这是无稽之谈。凡是参加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志都会记得，当时在这样重要的大会上，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谴责了所谓的“左”派；然而，当时我们所作的决议，整个说来都是抨击右派和中派主义的。我认为，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也将给这些先生们以致命的打击！（热烈鼓掌。） 台尔曼（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很遗憾，我未能排在托洛茨基同志之后发言，因为我听说，他打算猛烈攻击德国代表团的修正案。这样一来，我只好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了。他在这里曾指出，人们对“左”派太严厉了，而对右派过于温和；但他又认为，大会的辩论表明，许多国家的党，由于受“左”的影响，而易于上奸诈的资产阶级挑拨的当。他特别强调了这一倾向。而我的观点是，如果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两派，那么，人为地使两派和解，是不可能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在意大利，面临着异常艰巨的斗争；在那里，必须唤醒群众，因沟他们还以为塞拉蒂目前仍然同情苏维埃俄国。”然而，意大利工人已认清，他们原先信赖的塞拉蒂分子，眼看斗争已经爆发，就退避三舍，不但不给予斗争以必要的支持，反而极力阻挠这一斗争转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令人担忧的是，中派也有可能提出：“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跟随你们走的时候，你们才能投入斗争。”这里有人说过：资产阶级可能挑拨“年轻的共产党”。这就说明，三月发动是一次迫不得已的行动。这就表明，共产党在被迫迎战的时候，面临了一个问题：是只搞示威性的抗议活动，还是必须去援助战斗着的德国中部兄弟。当时，眼看德国中部兄弟流血牺牲而不给予援助，这在德国群众中是通不过的。所以，在3月17日，党终于放弃自己的“示威性”抗议政策，这并不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愿望，这也是许多州的群众的愿望。 群众的这种愿望反映了群众怀有革命急躁情绪，而这种情绪是社会危机的一个征兆，它表明群众渴望战斗。德国情势并不像托洛茨基在讨论第一项议程时所说的那样。我敢说，德国普遍安宁的景象不会持久。在德国，我们不能指望增加生产，我们不得不对协约国履行义务；这势必导致生产下降，失业现象加剧，工人阶级不满。德国党就将面临一个难题：它能否博得无产阶级的同情？在所有工会和其他机构中，我们竭力确立这样的观点：罢工就意味着武装起义，因为，一旦党号召工人举行罢工，资产阶级就要不择手段地对付无产阶级。 假若共产党在三月发动期间对战斗中的革命无产阶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那它就会使自己脱离革命派。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在当时的情势下就认清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承认，过去曾把三月发动看作是“巴枯宁式的”盲动行为的党内某些活动家，参加这次大会之后，才认清他们错了。你们可知道，正当各种势力围剿作殊死斗争的共产党的时候，党内某些同志借故明确表示他们不赞成党的方针，这等于从背后打击党，就像考茨基于1918年对俄国革命所做的一样。这是值得深思的情况。对于这种批评，党内同志和党的理论工作者也许能正确理解，可是，群众看到党内不但没有严格的纪律，反而充满意见分歧，会作何感想呢？这种意见分歧，只能在党内解决，绝对不能公诸于外。某些同志的过失就在于此，因为他们本应遵守党的纪律。 季诺维也夫说：“我们不能让德国出现分裂。”这是对的。但有证据表明，党已开始分裂。多伊米希同志在柏林召开过多次会议，目的在于成立一个分裂党的机关。这不是来自“左”边的危险，因为我敢断言，在德国所有州，凡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工人群众，都拥护党，而只有极少数人（不超过5—7％）拥护的克拉拉·蔡特金等同志，却总是在各种场合和这次大会上企图证明他们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认为，危险就在于：确实有人追随他们，并把矛头指向那些迫于经济形势而不得不推动无产阶级采取积极行动的同志。我们在汉堡党员大会上，已经指出那些重大的错误、组织工作的缺点和荒谬的理论依据，并希望我们的失误会成为有益的教训。所以，对党来说，这次斗争并不是失败；也许，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失败，但从党经历这次斗争而博得群众好感的角度来看，这是党的胜利。在3月，甚至在2月间，无产阶级还说，每当因工资问题而应掀起大规模运动时，每当应组织战斗行动时，我们只会搞些示威游行，总是避免斗争。在德国，我们坚持的观点是，在各种内部斗争的情况下，以及在外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党都必须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三月发动证明，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包括列宁同志在内，谁都不能要求必须对那些给俄国提纲提出修正意见的同志进行无情的打击。在共产党内，每个同志都有充分的权利，根据本国的经济条件，对提纲提出他认为必要的修正意见。 列宁的猛烈抨击之所以不恰当，还因为他在讲话的结尾自己也说，弱小的共产党也能引导大量群众，甚至千百万群众去夺取政权，他的观点和修正案中所阐述的主张完全一样。蔡特金同志明确地表示，她不能担保今后不再公开谈论三月发动的缺点和错误。请想一想，这样一来，共产党的处境如何。资产阶级报刊、社会党多数派的报刊等一切反动势力，都来围剿共产党。他们本来就要把我们说成是刽子手，而现在再加上有人通过集会、写社论等等向全世界宣布，党内不但有派，而且这些派别还指责党是挑起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我反对大肆张扬的另一个理由是：不愿遵守纪律的同志，不能留在党內。在党内，可以无话不谈，但未经党批准而将党内的事公诸于众，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方针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我坚决拥护纪律和集中制。但我还是应该指出，德国共产党的态度却不是这样，它通过修改提纲而要采取的方针，在国内紧急状态下会带来异常危险的后果。我们面临着一场同那些比我们右的派别的艰苦斗争，因为他们竭力要蒙蔽我们，要我们相信我们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我说得很坦率，因为我要实事求是地把德国情势摆出来。（全场活跃。） 托洛茨基： 首先，谈一点程序方面的小小意见。我们刚才听了台尔曼同志慷概激昂的讲话，他抱怨没有把他排在我的后面发言。可是，且慢，发言顺序是根据中请发言的先后来排定的。台尔曼同志还表白自己很遵守纪律。可是，要他遵从发言名单的顺序规定这一具体情况时，他就牢骚满腹了。台尔曼同志还对列宁同志表示不满，说什么列宁同志说过，“我们在这里提出关于策略的提纲，其他代表团不应要求提出修改意见”，这也是毫无根据的。列宁同志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台尔曼同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同志曾这样说：“我们提出的提纲，不是俄国代表团躲在办公室里杜撰出来的产物。”台尔曼同志可以去问本国代表团的成员，他们会告诉台尔曼同志，我们曾同德国代表团的成员就提纲也进行了长时间的、令人厌烦的商讨和争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提案，最后彼此都作了让步。可见，这个提纲是经历相当困难的过程才产生的。我们作为制定提纲的参加者，不能说这个提纲是由所有党派、集团制定的，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妥协产物，是一种对左的方针的让步。“左的方针”这个词的含意是什么？以后我将尽力深入地加以探讨。现在，我只想着重指出，我们把这个提纲看作是对许多同志在这里体现出来的、也是台尔曼同志极力维护的那种倾向的最大让步。 同志们！许多代表私下向我表示，他们对德国代表团为讨论其内部事务而占用我们过多的时间，很不耐烦。我认为，这些同志不耐烦，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三月发动问题。个人问题、个人之间的摩擦和偏见，也与这个纯政治问题有牵连，这从人们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诚然，我们有些同志过于强调问题的个人方面和个人之间的摩擦，例如，黑克尔特同志就是如此，但是他的发言的其余部分，却值得我们重视。我认为，我们看问题必须抓住实质，而实质即主要的是，这不单纯是个德国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德国党对于俄国来说，是一个已经发展成独立的、显赫的西欧大党，并且首次开展了独立的斗争。鉴于十分年轻的意大利党，以及虽然组织庞大、但就共产主义素养来看也还年轻的法国党，在这方面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势，所以我认为，所有代表团，尤其是刚才指出的这两个党的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得到许多教益。 我要从研究提交给我们的修正案来着手探讨三月发动问题，因为我们只能在两种倾向之间作出选择。显然，对提纲初稿在修辞和具体内容方面的补充，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总之，我们只能在两种倾向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以列宁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首先是以报告人拉狄克和我为代表的倾向；另一种是已提交的或准备提交的修正案中所反映的倾向。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这些修正案。我只是谈谈与三月发动有关的问题。我们的提纲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我们把这次行动看作是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政府进攻德国中部无产阶级而被迫进行的斗争，我们承认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英勇行为，它表明了自己是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此外，我们揭示了三月发动期间所犯的一些主要错误，并在最后提出如下的建议： “为了认真地估计斗争的种种条件，德国统一共产党必须倾听人们所指出的采取某种行动的难处，以及他们经过仔细研究而提出的采取行动是否妥当的理由。但是，一旦党的领导机关最后决定采取某种行动，全体同志都必须服从党的决议，并参加这一行动。对这个行动的批评，只能在行动结束之后提出。这种批评，只能在党组织的内部进行，而且要考虑到党在其阶级敌人面前的处境。由于保尔·列维不顾党纪的明确要求和对党批评的条件，代表大会赞同将他开除出党，并认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同他在政治上任何合作，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但是，布兰德同志拒不承认党内有权威，不承认有必要听取权威的劝告。布兰德同志不仅批判权威，还批判了政治学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所以，我们等会儿再来分析他的问题。那么，德国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建议我们对这一条款作怎样的修改呢？他们建议宣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把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三月发动看作是向前迈进的一步，其措词是：“这次行动表明中欧最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已转入真正的斗争，表明共产党在德国无产阶级斗争中第一次试图实现其领导作用，即实现其在建党纲领中所承诺的作用。三月发动意味着掲露并战胜独立社会党的公开的反革命性质，以及隐藏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内的中派分子。三月发动由于在斗争中暴露出党的许多错误和组织上的缺点，从而使人们得以认清这些错误和缺点，并在今后予以消除。这次行动在发展的进程中，暴露出党缺乏严格的战斗纪律，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党。三月发动把相当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卷入斗争中来，从而在这些政党中引起革命哗变。这次行动不仅没有动摇党的组织，反而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精神。”等等，等等。 既然要求大会承认三月发动不只是强迫工人阶级（从而也是强迫党）发动的一次群众性行动，而且要确认党的英勇行为，既然要求大会也承认党在斗争中试图实现其领导作用，那么，大会也应该有权说出来这次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说三月发动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是根据这种情况说的（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共产党已不是独立社会党内的一个反对派或宣传共产主义的组织，而是一个能独立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的、独立的、团结的、集中的党，并且这一切在三月发动期间第一次表现出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我经常同法国同志们谈论工会和党的内部情况，对他们说：“你们同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串通一气，所以，你们至多是反对派罢了。其结果，运动只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干出蠢事。只有等到你们脱离了旧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时，你们才会前进一大步。”现在，这种情况完全实现了。但这并不是说，这第一次行动，这第一次起独立领导作用的尝试，是成功的……。有人说，我们从这次行动中，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到很多教益。修正案中也是这样说的。我不想给他们宣读修正案，但其中指出，三月发动的伟大功绩，就是使我们能够认清这一行动中所犯的错误，以便今后予以纠正。非要从这方面来寻求特殊功绩不可，岂非太勉强吗？我同塔尔海默同志私下交谈时对他说，他使我想起一位在70年代译过一本英文书的俄国翻译，这位俄国翻译在前言中写道，他译这本书，只是为了告诉全世界，这本书毫无价值。（笑声。）天下哪有为发现错误，进而纠正错误，而采取行动的呢？提出这些修正案都出于袒护，而不是分析的动机。 黑克尔特同志在他的引人注目的发言中，为我们描绘了三月发动时的政治背景，强调当时形势异常紧张，有战争赔款问题、鲁尔被占领问题，以及上西里西亚、经济危机、失业和大罢工等问题。在这种情势下，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而德国中部工人运动是党采取行动的导火线。好一派经济景象！然而，另一位同志在为这一行动辩护时，向我们所描绘的情景，却迥然不同。这样，30年后，当塔尔海默同志头发白了，拿起梅林笔写共产党历史时，就连可供参考的文献和书籍也难以找到了……（拉狄克即席说：“在我的魔术箱里能找到……”）（笑声。）歪曲运动发生时的背景的参考文献和书籍，是不会有的。其实，当时的国际形势相当复杂，总的说来，趋向于互让和妥协。上西里西亚问题悬而未决，它不会产生任何革命影响。巴伐利亚裁军问题怎样呢？与黑克尔特昨天的发言相反，《红旗报》上一再说：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将通过妥协的方式，以牺牲巴伐利亚和整个德国革命工人的利益来解决，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以及在德国和巴伐利亚两国政府之间，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就这一点而言，塔尔海默同志30年后将找到的文章，只能证明德国过去和现在的危机与英美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德国的危机，并不像英美那样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德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处于衰退状态，因而在德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危机不会猛烈地爆发起来。德国的失业人数，与英美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的。 至于国内的关系，社会民主党人有半数参加了政府，半数成为反对派。独立社会党的情况也是如此，它越来越靠拢社会民主党人。工会和工会官僚都是反对我们的。从这种形势中应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上述的那位同志对我们说，工人当中充满不可思议的消极情绪，坚定的少数派应该以革命主动精神去消除这种消极情绪。相反，黑克尔特却说，到处人心思变，到处群情激愤，笼罩着“剑拔弩张”的气氛。随后，德国中部的事件就发生了。而另一位同志说：“简直是死水一潭，消极情绪日益增长。这种沉闷的局面非打破不可。”上述种种说法，分开来看，倒也合乎逻辑，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彼此很难吻合。另一位同志，即克南同志肯定地说，德国中部事件是公开的起义，而周围各地则消极等待，这种积极性犹如消极大海中的孤岛。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至今，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似乎要不借任何代价为它辩护，而不是抱分析和研究的态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种种说法，无非是采取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共产国际面前无论如何要为三月发动辩护到底。但他们未必能如愿以偿。在这方面，我认为，主要之点是台尔曼同志所指出的。他说：如果我们采纳了提纲以及提出来的修正案，那“我们在国内就得改变自己的方针”；我认为，我们勇敢而又坚强的台尔曼同志，在这一点上说得对，想必他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台尔曼即席说：“是的，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对此毫不怀疑，何况我注意到某些同志动身从德国来这里的心情，以及他们在德国发表某些文章和小册子的心情。他们不远千里，克服重重困难到俄国来，为的是能有机会比较冷静地观察情势。提纲提出以后，遭到坚决的反对，于是，共产国际的同志向其他代表团，其中包括俄国代表团作口头说明，德国同志不会不注意到，共产国际的同志们并不像德国同志那样看问题。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只好走上所谓战略退却的道路。 其实，不能否认，他们提出来的修正意见，是有危险性的。尤其是，这些修正意见不是直截了当地，而是企图以十分隐蔽的、模棱两可的手法，来阐述那些在战斗激烈的日子里和战斗结束之后，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德国工人中间和德国共产党内传播的思想。台尔曼及其他同志说：“我们回国的时候，不希望带回有损我们名誉的提纲。”我们绝对不希望这样，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我们都不想摈弃德国党，因为它是我们的优秀政党之一。但是，至于三月发动的整个概念、当时的斗争和胜利条件，在这里已经分析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某些文章、讲话和指示，是很不当、很有害的。这是最主要的。他们想对大会施加影响，以便通过一项不十分明确的、含糊其词的决议，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把别的含义渐渐塞进决议，进而悄悄地用全然不同的观点去解释决议。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认为，这样一步一步地、不明不白地迁就，有极大的危害。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这是不允许的。即使以大会多数通过的决议来压我们，我们也要在大会为我们规定的范围内，即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斗争。但我希望，关于策略的决议也能有经济决议那样的结果。那—次，德国代表团左翼的同志们也搞了某种抗议示威性的动作，他们虽然在原则上接受了提纲，但却提出了观点完全相反的决议案。可是后来，他们连以前想说的话也不敢说了，而在专题委员会中，他们的意见与别人的意见几乎不存在任何分歧了。我想，在策略问题上，结局也不会两样。我有切身体验，得不到党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赞同，这滋味是相当不好受的。但是，同志们，我认为，你们必须对德国的情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不相信列维的话，说什么党因此就会完蛋了。代表大会应该告诉德国工人，三月发动犯了错误，党在这个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中实现领导作用的尝试，没有成功。为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说，这次尝试彻底失败，因为，如果再这样搞一次，就真的会使这个优秀的党完蛋了。（塔尔海默即席说：“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是的，对您来说，是这样，可是，对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本以为，大会将对他们的行动备加赞扬，而我们却把它看作是一个错误。（全场活跃。）我们的年轻的法国朋友也是如此。执行委员会在讨论1919年法国政府征兵问题时，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法国党是否应该提出不服从征兵令的口号？当时，我问一位年轻朋友：“你们是怎样想的，是发动武力反抗，还是单纯消极抵制？”这位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当然要拿起枪杆子反抗。”他以为，这样做是自己完全拥护第三国际的表现，会使它感到莫大的革命喜悦，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说得一本正经，确实准备拿起枪来反对征兵。不消说，我们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错误。今天，他来到我们这个环境之中，这个环境不是他天天都能看到的。他的棱角渐渐地磨掉一些。可是，在德国、法国、匈牙利怎么样呢？两三个星期以来，我们在这里开会，我们的观点在发生某些变化。可是，在那里，在那些国家，有什么变化吗？一点也没有。可见，这种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著名的进攻哲学来自如下的论断：“消极情绪在日渐增长，这真不得了。运动在停滞不前。必须向前冲！冲破沉闷的局面！”我认为，德国党内许多领导同志和负点责任的同志一度都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现在，他们期待着大会对此表态。假如我们现在只是宣布把保尔·列维开除出去，而默许你们只是对三月发动含糊其词地论述一番，承认它是第一次尝试，是向前迈进了一歩，总之，假如我们以漂亮的言词来抹煞批评，那我们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明确地、毫不含糊的告诉德国工人：我们认为，进攻的哲学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而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则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罪行。 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看法，和他一样，希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能确立完全一致的行动方针；我还认为，在这个极其重要的策略问题上，我们无须对所谓的“左”派作出重大的让步。某些同志——看来，法国同志也包括在内——为我们与“左”派的斗争而多少表示担忧。季诺维也夫同志提过这一点。幸亏“左”这个词，在法语里有双重含义：一是“在左边”；二是“无能”、“愚笨”。（喊声：“愚笨！”）是的，“愚笨”，但要把它理解为贬词，德语里的意思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同所谓“左”派作斗争，丝毫也不觉得我们比他们右。我们不承认存在比我们更左的政党，而我们既然是共产主义国际，马克思主义国际，那也就是最革命的政党。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党能审时度势，善于把握机会，善于斗争，善于取得胜利。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此。有时，人们会忘记我们应该学习战略，应该冷静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力量，应该从实际出发，而不应为打破所谓沉闷的局面，或者像某位同志所说的为“使党积极起来”而去进行斗争。同时，我们当然还应当学点治国学，连布兰德同志都说过，机会主义分子为研究治国学而下很大功夫。在他的一次讲话中，我们曾听到他把武力和治国学加以对比，而在另一次讲话中，却猛烈指责我们搞机会主义。对我们意大利同志来说，这种态度是危险的，因为将来治国学对意大利同志来说，是很有用处的。如果我要像黑克尔特和塔尔海默那样谈论意大利问题，我就会说：“这是一个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那里的工人占领了工厂，塞拉蒂分子叛变了，法西斯分子袭击工人印刷所并烧毁工人组织的办公场所。假如意大利党不在这里大声疾呼‘全力冲击敌人’，那它就是一个胆怯的党，必将遭到世界历史的谴责。”但是，假如我们不是空谈形势，而是冷静地估计一切，那我们就应当像季诺维也夫同志那样指出：他们应该再度争取工人阶级的信任，因为正是塞拉蒂分子的叛变，才使工人变得谨小慎微。工人们心里想：“我们听过塞拉蒂的宣传。他说的和现在说的相差不多，可是最后，他把我们出卖了。谁能保证新的政党不出卖我们？”工人阶级希望先看到党的实际活动，然后再接受党的领导，进行决定性战斗。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三种多少比较明显的倾向，即暂时成为各自倾向的三个派别，我们必须正视这三种倾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估计在这次大会上的力量角逐。首先，是德国代表团，它几乎直接经历过三月发动的炮火，因而对进攻的哲学另有偏爱，当然，有些德国同志已经抛弃了这种哲学。 其次是意大利同志，他们走的也是这条道路。这也不奇怪，因为意大利党已经摆脱了中派分子。意大利同志说：“现在，我们终于能放开手脚了；现在，我们可以履行我们的职责了，可以卷入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中去了，可以对塞拉蒂的叛卖行为进行报复了。”同志们！现在都知道，不只是列维，甚至资本主义报刊和独立党报刊也都说，三月发动是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发动的，列维被开除出党是因为他不服从命令。法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某些同志，也不由得在思考一个问题（这说明，他们不了解执行委员会）：“说不定什么时候，执行委员会也会向我下达这样的命令，如果我拒不执行，那也会被开除出党。”这是这里体现出来的两种情绪。 还有第三种论点，也是我们提纲中所要表达出来的论点，这就是：如果执行委员会赞同这种策略哲学，即通过人为的、或大或小的群众行动来提高战斗积极性，并开始对各国发号施令，那就显然是荒谬的了。恰恰相反，由于我们今天已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中的党，要领导群众运动，就必须先冷静而又确切地分析每个国家的情势，只要那里有可能和必要，再全力以赴地发动攻势。这正是我们的策略提纲所提倡的观点。 有一位同志说，在法国不存在左派。是的，那里没有左派。法国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如果你们阅读它的机关报《人道报》就会发现，它的宣传和讲话的观点相当混乱，模棱两可，我们在提纲中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用布哈林同志的话来说，在《人道报》上显然可以看到“龙格及其好友胡诌八扯”。这张报纸虽然充满共产主义意向，但这种意向不够坚定。在这张报纸上，共产主义思想强调不够，阐述得也不明确，看不到从革命的角度不断改变和认清情势的愿望。如果说，从党的机关报上看不到这种愿望，那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党不能发动和领导群众去进行大规模的革命行动。首要的条件是，要使报纸的整个宣传鼓动显示出那种逐渐形成的明确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意志。这一形成过程，需要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也许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取决于所处的情势。许多同志没有迫切要求做到这一点。他们不理解这一形成过程的内在含义，不懂得一个大党的革命性的质变作用。他们想避开这一过程，认为开展革命行动，只要有适当的借口就行。所以，他们总是嫌弗罗萨尔及其他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要论适当的借口，1919年的征兵，就是一次很好的借口。当时，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力量相当强大，加上巴黎工人阶级又是重大战斗中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优秀的部分，在这种气氛下，比较年轻的、缺乏经验的、有急躁情绪的同志很可能号召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就会对法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长期带来不幸。情势就是如此。当然，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是在攻击个别同志。问题并不在于谁说了不妥当的话。”同志们！问题就在于，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行确切判断是非的话，那就不需要我们这个国际了。我们的任务是，只要有危险，哪怕是最小的危险，就要着重指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注视。即使我们大家都把这种危险看得过于严重了，那也无关紧要，无非就是把话说过了头罢了。而如果马虎大意，致使危险增大，上了挑拨的当，那这种危险就非同寻常了，因为，有可能导致冒险行动，这才是可怕的危险。所以，有些同志一谈论这个问题，就很激动。我要告诉你们，我私下和一些同志谈论这个问题时，看出他们并不理解我的意思，我心里想：“我老了，他们还年轻；我的头发灰白了，而他们血气方刚，办事坚决果断。”于是，我暗自思量：“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有些同志不知深浅，在政治上他们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不理解这种忠告，不明白这种忠告的现实意义，考虑问题有局限性，认为这是在向右转。”其实，他们完全错了！ 你虽然摆脱了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向前迈进，但要知道，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机会主义分子以外，还存在着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警察、军队以及现实的经济条件；有人拥护你，有人程度不同地保持中立，还有人反对你。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要想身在其中而又不迷失方向，谈何容易。你要我先学会这套本领，再来回答我的话。你希望我反对中派分子吗？要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仍然有效，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对付机会主义的。然而，我们的任务，不只是从理论上不断批判机会主义。我们必须实际上铲除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让它永远不能翻身。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应该再次指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把治国学的冷静头脑与实施革命暴力的炽烈意志结合起来。我们学会这一点，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全场活跃，掌声。） 讨论并表决关于停止讨论的提议主席克南： 同志们！美国代表团向主席团提议，在托洛茨基同志讲话后停止讨论，由拉狄克同志作总结发言。（喧嚷，反对声。） 贝拉·库恩（要求对议事日程发表意见）： 同志们！我提议停止继续申请发言，但决不停止讨论。托洛茨基同志在长达一小时的发言中，猛烈攻击所谓的“左”派；他如此进行攻击，我们不能不予以回答。因此，我认为，就这个意义来讲，停止讨论就等于封住别人的嘴。依我看，这是有人趁此有利时机，怂恿美国代表团提出这项建议，也就是说，这是玩弄政治手腕，对此，我表示坚决反对。因此，我提议停止继续申请发言，但决不能停止讨论。 主席克南： 首先，我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根本没有人玩弄什么政治手腕。美国代表团的建议，是在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之前提交主席团的，其实，当时宣读这一建议就好了。我们所以在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之后宣读，是因为只有在他发言之后才提出停止讨论的问题。如果有人规定必须在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之后才能宣读这个建议，那我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同志们，结束讨论与否，希望发表意见，并进行表决。我们主席团并不坚持停止讨论，我只是向大家转达美国代表团的建议。 弗勒利希： 我要指出：为了批判所谓的“左”派，主席团未经大会同意，让季诺维也夫同志讲了三刻钟，而托洛茨邀同志则讲了整整一小时。我可以断定，美国代表团的建议是在托洛茨基同志讲话之前提交主席团的。我的意见是，只要大会不想强行排除“左”派，那就必须进行讨论。 马歇尔： 同志们！我代表美国代表团声明，我们绝没有想在这里封住任何人的嘴。美国代表团以及英国代表团都认为，在昨天的会议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之后，今天的整个讨论进程，并不能使我们取得什么重大的新收获。无论是托洛茨基同志长达一小时的讲话，还是紧接着的对立面的发言，都不能改变这个会场上的气氛。所以，我们希望停止讨论，不再听取重复提出的论据。 主席克南： 停止讨论与否，由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各自发表意见，没有什么意义。已经有几个人发言，有赞同的，有反对的，还有许多同志要求发言；因此，我认为，只有采取表决的办法了。 弗里斯兰： 德国代表团要求休会两三分钟，让各代表团商议一下。此时此刻，停止讨论，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季诺维也夫： 我提议休会10分钟，然后进行表决。我认为，这样做是最合理的。 主席克南： 有没有人不同意？没有。那么，过10分钟再开会。 （休会10分钟。）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我们来表决关于停止讨论的建议。 季诺维也夫： 我也认为，讨论该停止了。如果哪位同志向专门委员会提出原则性意见，而该委员会不予采纳的话，那我们建议大会让这位同志到全体会议上来发言。（赞同。） （大会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拉狄克同志走上讲台作总结发言。） 拉狄克作总结发言拉狄克： 在两天的讨论期间，某些人的讲话令人不止一次地感到，他们是在作总结发言。（笑声。）现在，讨论结束了。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执行委员会作总结发言；请允许我把我们提出的提纲同我们从讨论中得到的那些实际材料联系起来谈，并请你们审议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不仅交换了意见，而且也弄清了许多事实。同志们！首先让我归纳一下各国代表团代表的发言。 对提纲第一个表态的是拉查理同志，他不等提纲在大会上得到论证，便抢先表态。他完全同意提纲，唯独不同意提纲中关于意大利的那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也表示，他们完全赞成提纲，但不同意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部分。英国同志对提纲也表示拥护，甚至表示爱慕，但是说提纲中关于英国的论述是错误的。（笑声。）他们的表示使我想起一位波兰诗人的名言：“你在为别人的罪过忏悔。”（喊声：“妙极了！”） 当有人批评捷克同志时，拉查理说，这还不够，应该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而捷克人虽然没有强烈要求把塞拉蒂分子送上断头台，但如果有人主张把塞拉蒂分子送上断头台，他们也并不反对。（笑声。） 这一切表明，在估计共产国际内部的情况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危险尚未消除。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目前还存在，在每个国家中，还有强大的机会主义政党。而且在共产国际内部，机会主义危险依然存在。运动发展得越慢，这种危险就越大。当我听到各国党的代表在这里说他们那里一切平安无事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机会主义征兆。同志们！我们在这里讨论了我们的小兄弟，即我们的捷克兄弟党的情况，但讨论的内容与我们在大会召开时所考虑的内容完全不同。一开始，我们对它采取非常爱护的态度，因为，我们深信，它的问题只是发展的速度太慢，而且显然有“左”的倾向。谁知，布里扬同志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却宣称，十二月罢工对党来说是一个决没有料到的事件，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对罢工实行领导，而且斗争结束以后，党曾竭力使工人认识到这次罢工的教训。可是，布里扬不顾他的上述表示，却反而说什么：“我们的党是无可挑剔的，只要中央委员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出战斗号令，我们就坚决响应。”对此，我们要说，这是第二国际的习气，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作风。（热烈鼓掌。）当然，如果我们确信我们每个党都能胜任自已的职责，那我们就太高兴了。但是，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在这条道路上会犯许许多多的错误。既然一年前，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还和涅美茨、苏库普在一个党里，而现在却宣称“我们那里一切都好”，这就使我们比听到土耳其斯坦坏蛋向执行委员会发出警告更感到不安。因为，这表明，捷克党内没有批评精神，所以，我们应该告诫捷克同志：假若你们不顾自己的党以往的表现，吹嘘自己的党完美无缺，而不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你们将永运不会成为有战斗力的优秀党。（热烈鼓掌。） 其次，谈谈英国同志。我要指出，从英国的党报上根本不能了解到党在煤矿工人罢工期间的实际活动情况。我只得向英国同志打听：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讲述了令人十分痛心的情况。然而，英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竟对此表示抗议。我这里有一份6月11日的英国党报。除了一些插图外，第3版刊载的是政治评论，第2版是经济评论，第3版是要求释放被监禁者的文章，而另外的三个版面上又都是图片。我不反对直观宣传。但是，党说明自己的行动，可以不只是采用对瞎子、聋子和哑巴适用的符号或手势。尤其糟糕的是，这个年轻的党起了一点小作用，就在这里报喜，说什么“一切都好，自由党也很弱小啊！”敬爱的同志们！你们―旦掌握政权，我们看，你们怎么对付劳合-乔治的弱小的党，以保住政权。当前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政权是在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手里，可你们毕竟只掌握一份周报和少量的党员，但你们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刊载的尽是插图。我们劝你们“要接近群众”，你们的回答却是：“劳合-乔治的党也不大。” 要想接近群众，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同志们！关于其他党，比如法国党，我们几乎没有谈论。关于法国党，我们只谈了几点看法。我要指出，法国党在大会上的发言，不足以说明它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法国同志认为，我们今后同法国党的相互关系是，我们不给他们提意见，而他们光给我们提意见，那就错了。即使执行委员会在对待法国党方面的观点是，应当使它更加成熟起来，那我们认为，我们今后也必须密切注视它将如何贯彻执行它并未表示反对的提纲。 同志们，有一个党，大家在这里对它的议论最多，对于它的错误，正反两方面的论述也很尖锐，这就是我们的德国党。我们从它那里听到好多意见，这也可以为我们和整个代表大会估计我们的策略提供许多材料。同志们，我深信，大家就德国事务热烈地交换意见，不仅对德国党的内部发展，而且也对整个共产国际，都有重大的意义。三年来，德国无产者多次以史无前例的战斗，使我们不断取得俄国革命经验中所没有的教益。德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半农业俄国之外的第一次大规模革命运动的代表者，即工业国中第一次革命的代表者，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带头人，而迄今只有俄国工人阶级做到这一点。俄国革命的经验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专政的口号、苏维埃的口号。但是在俄国，我们取得胜利的路程，要比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所必须走的路程短得多。德国无产阶级的重大牺牲，德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缓慢进程，以及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失败，能使我们从中为国际无产阶级不断吸取新经验。我们所以既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许多争论，并不是因为它们犯了错误，不如其他优秀的党，而是因为我们通过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失败和胜利的争论，可使其他党避免犯错误。 同志们！我不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也不是按时间顺序把占领工厂时期的意大利党、十二月罢工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三月发动中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加以对比。我这样做，更不是由于我喜欢列举这三个例子，而是因为通过这三次运动的对比，能使我们正确估计采取行动的条件、必要性和党的职责，以及给党造成的危险。以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运动为例，一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运动爆发了，可是，无论捷克斯洛伐克党或者意大利党都无力领导运动，因为，它们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它们受机会主义的毒害很深。德国的运动表明，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只从主观愿望上希望采取行动、进行斗争，但却不从客观上为运动、斗争的形势创造条件，而且在领导斗争中犯了一系列错误，这就有可能削弱党同群众的联系。同志们！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讨论中谁也没有谈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运动，为什么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三月发动的错误上。意大利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所犯的错误，表明这两个党软弱无力，有名无实，是对共产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半中派分子利用我们在三月发动问题上的分歧，高喊“我们胜利了”，对此，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我们批评‘左’派，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是因为他们的错误会助长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是我们首先与之作斗争的死敌。”机会主义分子看见我们坚决地反对德国党内和意大利党内的“左”派，要求他们正视自己的错误，就以为他们胜利了。对此，我们要正告机会主义分子：“你们高兴得太早了。我们深信，在斗争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争论，有助于真正的共产党进行胜利的斗争。到那时，这些党将不用批评的武器，而用武器的批评来粉碎机会主义。”虽然列宁说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提出必须反对机会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仍会存在反对机会主义问题。不会的，那是列宁对各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号召它们学会运用实际的群众政策，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实际行动把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铲除，使群众增强自信心和必胜的信念。通过这一途径，确实可以铲除机会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前，由于经济不断发展，工人贵族已失去作用，机会主义只是依靠无产阶级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不足才得以存在。（热烈掌声。） 我们来总结一下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试问，通过讨论得出什么结论？首先是，既然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向德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最强大队伍发动进攻，那么德国党为援助后者而采取行动是正确的；德国党认定三月发动不是由上级下令搞的盲动行为，而是数十万无产者参加的革命行动，这也是对的。讨论还表明，党中央委员会在具体开展这一群众性革命行动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一部分同志眼看广大群众参加三月发动，就认为随后必定出现其他行动，从而提出党在这种情势下必须采取攻势的理论是错误的。 这个理论究竟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呢？我在我的报告中说过，不进攻、不冲击资本主义的巴士底监狱，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一个党，假如没有进攻资本主义的斗志，假如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直接的、面对面的斗争，并且只有全力以赴地、尽快地进行这场斗争，才能使自已获得解放，那么，这样的党就不配叫做共产党。你们也都听到我们十分细心的领袖列宁同志说过，凡是在原则上反对进攻者，一律不能加入共产国际。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已经判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它没有深刻地、冷静地去估计周围的形势，在当时形势下，它脱离实际，不能把党外的广大无产者聚集到自己的周围。但是，同志们，在我们的决议、提纲以及有关三月发动的提案中，我们已经指出，德国党自己也开始认识这些错误。我们为什么要指出这—点？你们以为这只是为了帮助德国转变态度吗？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是有重要的原因的。把5月7日的决议和4月7日的决议加以对比，把关于三月发动的决议和德共中央扩大全会通过的、准备提交国际代表大会的提纲加以对比，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德国党开始认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错误——削弱了与群众的联系。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和德国党的副主席黑克尔特给我们的信件，也表明了这一点。此外，从我们同许多德国同志的谈话中，也感到他们开始认识斗争中所犯的错误。 既然这里有人说，有一位德国同志和库恩同志提出过提纲，但被我们否决了，那我作为与他们会谈的参加者必须指出，经过初次商谈，这两位同志就对我们说：“我们担心你们在我们遭受失败的影响下，会过于支持对立面，所以才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同德国同志们进一步会谈的结果是，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在原则上与我们不同的提纲。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与我们在这里共同制定共产国际策略的德国同志，返回德国之后，将贯彻执行这个策略，认为它是通过共同的思想斗争和我们一起争取到的成果。而来自汉堡的代表台尔曼同志却十分激动地说，必须多少改变一下立场。每个了解德国情势的同志，每个了解党的发展历史的同志，对于台尔曼同志的激动心情，是会理解的。台尔曼同志是向我们靠拢的，独立社会党中的其他许多同志也向我们靠拢了。这个党的组织者、党报编辑、工会工作者所以要向我们靠拢，是因为他们不愿在自己的组织中处于少数派地位。 这些同志特别喜欢共产主义缓慢地向前发展，因为这样无须太费力气。而数十万工人看到斗争接连失败，或者被独立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出卖，也向我们靠拢了；他们越来越渴望斗争，他们摆脱了希法亭分子的控制，急于投身到战斗中去。 哈雷无产阶级为抗议施特恩同志被流放，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就决定宣布大罢工，这不能叫做进攻的政策。在弗伦斯堡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里所发生的事件表明，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渴望开展斗争；这些事件还表明，开展斗争的强烈愿望是促使党投入战斗的主要因素，因而在三月的日子里，预先未做好必要的、有益的准备就仓促地上阵了。现在，战斗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对工入们说：“好了，包扎好自己的伤口，你们作战英勇顽强，可以后不要打无准备之仗。”这些听过许许多多革命的道理，又屡次看到自己的领袖突然大转弯的工人们，不禁会不安起来，会暗自思量：对于这些话，国内同志们会作何感想呢？我们的回答是：“你们告诉自己的同志，要想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表明我们有勇气，而且还要消灭敌人。”我深信，台尔曼和其他同志会极力执行我们的策略，因为他们不仅有遵守国际纪律的觉悟，而且能够根据这场斗争的经验把部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在必要和可能的时候，变成镇定沉着、准备周密的无产阶级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三月发动持肯定的态度，尽管它有一些错误。有人说：我们进行战斗，并不是为了事后检查错误。对此，我的回答是：这话说得对，但是，我们既然是被迫进行战斗，就应当认真研究我们所犯的错误，以便在日益迫近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因为，进行这种战斗的适当时机，今后恐怕也不能由我们来选定。要知道，我们指挥的不是红军，而是群众，他们只能在进攻的过程中、斗争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而且敌人往往用法律来约束他们。还有一点需要谈谈。去年，我们俄国共产党人虽然拥有红军，而且有条件比刚刚建军那个斗争时期考虑得更加周密，但我们还是吃了败仗。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却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错误是由于不正确的、脱离实际的观点造成的。我们认为，关于进攻的所谓不正确的、脱离实际的观点，既是异常复杂的情势所造成的结果，又是在斗争过程中纠正所犯错误的手段。 俄国同志之所以坚决批判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看到这种错误中反映出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推行冒险主义政策的部分思想。有人说，不应忘记，在德国并不存在社会革命党赖以存在的基础。（喊声：“完全正确！”）社会革命党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为基础的，它在工人阶级中并无多大号召力。但我们认为，似乎在德国没有俄国社会革命党所推行的那种政策的基础，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我们是拙劣的进攻论的反对者，并将与之进行斗争，但是，理论上的错误却不应使我们无视伟大的群众斗争。 同志们！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况略为不同，在这两个国家，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影响很深。当我们看到法国同志采取极其近似爱尔威主义的观点时，当我们看到工会转入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方针的工团主义者手中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里的危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极其尖锐地驳斥了我们的朋友特拉奇尼。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德国问题。必须指出，在德国，所犯的错误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斗争。因此，在进行总结时，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绝对不能抹煞的事实，即党的部分领导人直接破坏了斗争。我要指出列维这个人，他公然把正在斗争着的群众出卖给资产阶级。其次，我还要指出，在我们党内有声望的同志中间有不少人站到列维一边，他们对列维被开除出党，至今仍持观望态度，他们至今还一点也没有摆脱列维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对德国党说：“你们进行了斗争，并在斗争中犯了错误！但你们以自己的斗争行动表明了你们是共产党。”至于其他德国同志，我们则必须向他们指出：“你们确实指出了中央委员会犯了错误，可你们还同一个人纠合在一起，而这个人在7000名无产者被投入监狱（我所以要再次提到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的关键时刻，竟然宣称这场业已结束的斗争，是德国党的领袖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手挑起来的。”我们要向这些同志进一句忠言：“就我们的运动来说，我们很需要你们，希望你们留在我们中间。但你们要牢记一点：你们若是再出现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是不会原谅的。”（热烈赞同。） 还有一点，我们要告诉这些同志。在蔡特金、马尔察恩、诺伊曼和弗兰根四人所提出的修正案的最后一段中，谈到批评自由问题。他们认为可以用以代替我们决议中有关同列维决裂、有关党纪、有关在党报和党组织内展开批评的那一部分。但修正案中只字未提同列维决裂的问题，对开除列维一事，也未表态。修正案中也未提及禁止列维为党报撰稿的问题，却偏偏提出批评绝对自由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明确而坦率地告诉你们：在列维被开除出党之后，你们还继续同他一起在《苏维埃》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时，执行委员会才对德共中央的行动进行干预。我们曾一再要求德国党不要急于行动，以便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前同你们一起商讨所有这些问题，也为你们提供机会，使你们得以比较正确地看待激烈的三月战斗问题。我们知道，在斗争势头正盛，评价不断变化的情势下，难免对哪位同志有所偏颇。我承认，巴尔特的文章曾使我对马尔察恩在1918年所起的作用迷惑不解。但是，你们在这里要求批评自由，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然，台尔曼认为在党报上不应展开批评，因为敌人会从我们的批评中抓住某祌把抦，他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相反，我们认为，批评对于我们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每个同志要把握时机，要结合每个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可以进行公开的批评。不过，迫于客观情势，党中央有时也不得不宣布暂时不许开展批评。在波兰的攻势遭到失败之后，我们中间曾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在向波兰进军中持批评态度的那些重要的领导同志，包括我在内，在失败之后都告诫自已：对于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争论我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我们没有采取公开的批评，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犯错误的全部原因，并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错误。但总的说来，任何一个党员都有遵守纪律的义务，都有参加制定党的行动路线的权利。同样，任何党员有权在报刊上讨论分歧，因为，参加党的会议的只能是部分同志，他们关在屋子里发表什么意见，其他党员是无法知道的。蔡特金同志问：有关她对三月发动的态度问题，她应怎样回答克里斯平？但愿她能这样回答：“我和压制曼斯菲尔德运动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全场活跃。鼓掌。）够了，我们不再作任何让步。 同志们！我们认为，德国党现在应该考虑将来，而不是过去，既要认真吸取以往的教训，又要做好迎接新战斗的准备，这是因为不管你愿意与否，新的战斗必将发生。（全场活跃，赞同。）这就要求党必须壮大一切力量。为此，我们要求解散党内的一切派别、一切特殊组织。如果多伊米希企图抵制，那单凭他写给德共中央的那一封信，就足以把他开除出党。（赞同。）假如他再这样干，我们就决不再劝阻德共中央对他采取行动。我们向代表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们亮明我们的观点：“这场斗争是必要的，党进行这场斗争，这是它的功绩。当然，错误也犯了，许多同志太脱离实际；但是，个人恩怨不必再计较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知道，党内尚有机会主义派别，所以，要保持警惕，教训一定要牢记。但是，当前要联合一切应当联合的力量，齐心协力地开展工作，要克服暂时的困难，在德国创建一个伟大的、坚强的、积极的、有革命行动的政党。（全场活跃，赞同，鼓掌。） 同志们！现在，我谈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共产主义工人党虽属小党，但胃口很大，要充当新国际的核心。所以，若把它当作一个皮薄肉嫩的水蜜桃，既不敢捏又不敢碰，那是与它的实际力量不相符合的。它已自成一派，不可轻视。施瓦伯同志引用列宁的话说，一个“纯洁的”党可以领导千百万群众，对此，我们的答复是：“这在群众尚未组织起来，尚未参加历史上形成的大型组织的国家里，是可能的。而为了摧毁历史上形成的大型组织，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型组织。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个小党怎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投身到群众为实现其直接的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去。如果你们认为把党卷入一场争取实现最起码的要求的斗争是机会主义，那你们就永远是一个小党，永远也得不到广大群众的信任。” 同志们！有一些好心的无产者，他们不信任议会，不信任工会，因而不能正视现实生活，你们可不要受这些人的思想毒害。你们如果依了他们，那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你们就要被工人阶级的车轮抛在后边，就要与工人阶级为敌。其实，你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出于宗派主义的本性，你们不会放过任何一场斗争而不加以破坏。根据我们的斗争经验，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进一句忠言：“有一个党，尽管它不十全十美，但三月发动已经证明，它愿意、并且有能力进行斗争，你们就溶合到这个党里面吧。” 同志们！我不想说得太多，免得你们厌烦；执行委员会将对提纲作最后文字修饰，如对定稿仍有原则性意见分歧，我们将再次提交大会讨论，由大家审议、决定。 关于修正案，我再说几句。有人从列宁的声明中得出结论，认为既然俄国代表团已拍板定案，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这是误解。其实不然。提纲是经过长时间讨论才提出来的。会上有人提到妥协，因而有人认为提纲是对“左”派作出让步的产物。妥协是双方的事情，这是常理。如果说，有人认为提纲是对“左”派作了让步，那么，还有人认为提纲是对右派作了让步。想必你们已注意到，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主要是同右派作斗争，而现在，我认为“左”的危险就在眼前，我们也必须同“左”的危险作斗争，这决不是机会主义。对提纲初稿中的所有不当之处，大家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但提纲并未对三月发动发表任何具体意见。后来，我主张另加一段，专论三月发动，但我不认为这是妥协，何况，另加的一段，还是我本人起草的。只是在我同德国代表交谈之后，我才认定三月发动中的错误有必要公开讨论。但提纲的内容并无任何变动。 很明显，假如德国同志不犯错误，即使党内出现攻击三月发动的反对派，那我们可以将其开除出党。但是，错误使我们不能不缓和对反对派的态度，因为，我们弄不清反对派到底是机会主义分子，还是谨小慎微的谋士。我们就只好对右派作出让步。 大家提出的修正意见，到底是纯属文字上的，还是要作某种原则性的改动，这由执行委员会去分辨。不过，想要从原则上改变我们的路线，俄国代表团是不会答应的。这并不是说，提纲就不许作任何改动，说不定多数人也许会赞同你们的意见。 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同右派作斗争，由于“左”派所犯的错误而提防“左”派，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路线；这条路线是不可更改的。至于文字上的修改意见，执行委员会将尽力采纳，也希望采纳，以求措词更加适当。 同志们！这次大会的讨论并不能充分反映出共产国际内部目前存在的所有观点。有许多代表团就有关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很不充分。我本人和执行委员会的部分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某些同志的发言被人曲解了。当一些富有革命战斗经验的同志在发言中告诫人们不要轻率行事，要避免犯错误时，我们每个同志都应懂得，这是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的肺腑之言，他们有资格向我们提出忠告。如果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我们逃避战斗，那我们就要回敬他们一句：“那是你们不打自招。” 俄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经历漫长革命道路的党，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它提出忠告，并不是因为俄国国内一切都尽如人意，你们在20年后取得胜利，也为时不晚。我们谁都没有这种意念。恰恰相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哪一部分无产阶级都不可能孤立无援地长期坚持斗争。执行委员会告诫你们避免犯错误，是出于世界革命先驱者的责任感，因为它深知，只有满腔热情而无清醒的理智，世界革命就要遭受危险，在此提出忠告，也是出于对各国工人运动的责任感。同时，布哈林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谁要是错把忠告理解为可以放过有利的斗争时机，那我们就要对他另眼相看。我们向你们敲敲警钟，是因为我们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我们深知，如果我们在1917年7月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我们就必败；反之，如果我们在1917年7月不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农民就会离开前线，资产阶级俄国就会单独媾和，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原本可以夺取的政权的历史时机，也许只能过许多年之后才能重新出现。为加强党的战斗力，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号召你们，要引导工人阶级全力开展斗争，同时，也要牢记：敌人不但狡猾，而且组织严密，他们力图利用我们缺乏经验的弱点，将我们置于死地。这正是执行委员会向大家敲警钟的用意所在。这并不等于要求各党长期放弃斗争，而在这漫长的时期之内，不读《共产党宣言》、却要精读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开办革命图书馆，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完成革命事业。我们的路线是战斗的路线，而且，战斗可能来得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但我们已经有言在先：敌人是强大的，因而共产国际也必须是强大的、有组织的，必须能运筹帷幄，以使我们所面临的战斗能取得最后胜利。同志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反机会主义斗争，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每犯一次错误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在三月发动中所犯的错误，有助于我们今后取得胜利，但目前，却给了谢德曼分子和克里斯平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我们认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世界范围的斗争。同时，我们应当以恰当的方式即斗争方式，使群众集合在我们的旗帜下，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完成。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路线是：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国际方面来，教育群众迎接革命战斗，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战斗，看准时间，大胆前进。但也要避免可以避免的牺牲，用我们自己的战略计划挫败资产阶级的战略计划。（全场活跃，鼓掌。） 宣读蔡特金的声明和意大利代表团的声明主席克南： 在表决之前，我来宣读两份声明。第一份是蔡特金同志的声明，声明内容如下： “黑克尔特同志昨天指责我，说什么我在3月31日就已接到消息，知道多伊米希、列维、盖尔及其他同志打算发表文告，谴责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发动中所采取的立场。我声明，这一消息，我是在4月2日即抵达柏林之后，才从瓦尔特和豪特两位同志那里听到的。其次，为阻止反对派同志发表这份文告，我尽了我能尽的一切努力。我认为，严厉批判三月事件和严厉斥责党中央所采取的立场，对于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反对派的某些同志所采取的批判方式，我认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另外，黑克尔特同志说，我对共产党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模棱两可，反复无常。他还说，共产党成立后，我没有立即加入党。对此，我的答复是，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成立大会召开前不久，卢森堡和列奥·约吉希斯二位同志，而主要是约吉希斯同志，对我说，我们应该在独立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脱离该党，成立共产党。但由于情况意外地偶合，我不知道上述计划已经改变，不知道召开成立大会。 “罗莎被害前不久曾写信给我，劝我不要急于去柏林，不要急于正式加入共产党。为此，她同约吉希斯商量，并且认为，在独立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继续留在党内更为适宜。她答应不久以后再写信给我，详细地说明原因。可是，卑鄙凶残的刽子手在她写信之前就把她杀害了。卢森堡被害后不久，约吉希斯同志来信，对我的这种不明确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仍劝我忍耐，直到独立党代表大会召开时为止。他说：第一，我作为《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副刊的编辑，起着打入敌方的军事侦察员的作用；第二，因此，独立党中央也许在政治上干出蠢事，对我采取纪律措施；第三，我不能放过参加独立党代表大会的机会，因为，可以在大会上据理力争，批判该党的理论和实践，并以此为理由声明退党。这样，也许可以使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左派脱离独立党，而倒向我们一边。他认为，机会难得，这是因为，无论在事件发生以前或事件发生以后，他始终都认为，成立共产党为时过早，应等到独立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再成立。 “这就是我的行为动机。” 主席克南： 意大利代表团也要求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意大利代表团声明，它所赞同的修正意见，如被采纳，则必须符合报告人的原意，而列宁同志在其发言中为修正意见所下的定义，则与原意相去甚远。
“意大利共产党从未袒护过那轻率而无准备的进攻理论。它天天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作斗争，就是有力的证明。意大利代表团也不像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反对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地开展宣传，就是证明。但是，意大利代表团对于那种不主张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或进行局部行动的观点，却不能表示赞成。意大利共产党实际上领导了国内的全部运动和每一次行动。列宁同志在评述修正意见时，把轻率行动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无情地玫击。在确有洪水猛兽的地方，这也的确令人担忧。但在意大利共产党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列宁同志无意中助长了机会主义倾向和中派主义倾向，而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尚未结束。 “意大利代表团（其实，不仅仅意大利代表团）重申它在大会讨论之初，对拉狄克志的提纲提出修正时所作的声明，即意大利代表团已作出决定，在将提纲提交委员会之前，本代表团基本赞同提纲，并投赞成票。” 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声明波拉诺同志代表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作如下声明： “鉴于明岑贝尔格同志在其发言中所作的声明，以及大会讨论的情况，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代表团特作如下声明：同意俄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提纲，但有以下保留意见：
“1．委员会必须确认，就共产主义青年国际对加入第三国际的某些党（如法国党）至今仍然存在的中派主义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态度问题所作的评价，不仅不当，而且与事实不相符合。 “2．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代表和在本声明上署名的其他代表团一道，将在委员会中支持提交大会的修正意见。——波拉诺、特兰基利、拉波尔特、克列尔。” 主席克南： 黑克尔特同志要求发表声明。 德国、波兰、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多数派、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声明黑克尔特： 我代表德国代表团、波兰代表团，匈牙利代表团、德意志奧地利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多数派，以及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作如下声明： “在本声明上署名的各代表团声明：原则上同意俄国代表团所提出的策略提纲，但对于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发言中对提纲所下的定义，则保留意见。
“波兰共产党代表：勃兰特；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塔尔海默；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代表：克列尔；匈牙利代表团多数派代表：库恩；德意志波希米西代表：克雷比赫；德意志奥地利代表：科里乔纳。” 表决策略问题的提纲主席克南： 真不容易，现在，我们可以表决了。表决方法同表决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的方法一样。表决的议题叫作：大会是否原则上同意把提纲原封不动地转交委员会，作为讨论的基础？ 当然，修正意见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也要转交委员会。然后，由委员会就磋商结果提出报告。赞成的，请把代表证书举起来。有反对的吗？现在宣布：主席团的提议获大会一致通过。 大会的下一步安排如下：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下午1时举行，讨论第五项和第六项议题，即工会问题。明天听取季诺维也夫和黑克尔特两位同志的报告。大会讨论改日进行，因为明天下午5时要为已故约翰·里德同志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明晚举行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式。 （会议于午夜2时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