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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53号，1903年11月25日
（庞巴杜尔和谋反。没有什么罗斯了，罗斯正在毁灭。“权力下放”。改革前的庞巴杜尔，改革后的庞巴杜尔，未来的庞巴杜尔。）
“集权正在让俄罗斯窒息。”——连费坚卡·克罗季科夫[1]都知道麻烦的根源在哪里，他都知道必须“权力下放”，也就是把庞巴杜尔[2]从法律的监管下彻底解放出来。当然，庞巴杜尔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受过约束，总是知道时代和法律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他现在感受到一种确凿无疑的需要，那就是动作的规模要极其庞大，攫取的时候要精力充沛，进攻的时候要迅捷如风。因为敌人不知疲倦。谋反活动有着无数的分支，并且不时发起进攻，扼住长官的咽喉。前任“统治者”不得不下力气根除自由派的“塞尼奇卡之毒”[3]，毕竟它已经在税务局或是地方自治会议里找到了庇护所——“统治者”甚至还时不时地对着农民搞十字军圣战，逼得他们跪下来报告说：“我们这真没什么能拿的啦！真的没地方能抠出油水啦！”而在当时，要求全面的、无条件的权力下放实际上不过是任性的庞巴杜尔搞的一场淫乱秀。精力充沛的庞巴杜尔是个“心怀雷霆”的人，那个时候缺少对手带给他的困扰比法律带来的麻烦还多，如果各位记得，当时“庞巴杜尔的斗争”甚至还试着把撒旦给召唤出来——唉！当然是徒劳的。[4]现在要和他比试力量的话，根本不需要这么神奇的事情了。首先，“塞尼奇卡之毒”的作用范围大大扩张了。然后重要得多的是，曾经跪在地上诉苦说“没地方能抠出油水”的农民已经退居二线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工人，他既不下跪，也不脱帽致敬，不仅说自己身上没有油水可捞，还否认他们有权从自己身上“捞油水”，不承认庞巴杜尔有这种权利，不承认庞巴杜尔创造的这种秩序本身。
连农民心里也越来越怀疑了。农民整个世界观的核心就是“没了这东西就不行”，现在它正四面漏风、摇摇欲坠。农民开始学坏了。
在《圣彼得堡公报》上刊登的文章里，萨拉托夫信正教的自由派地主怀着相当痛苦的心情关注着这个过程。“没有什么罗斯了，罗斯正在毁灭！无论是服装、歌曲、谈话还是生活兴趣——根本不像是俄罗斯人的性格、俄罗斯人宽广的灵魂……厌恶土地、被城市吸引、对生活永不满足（地主先生指出，这一点从各方面来说都相当危险）……这就是人民的思想！”出去当兵不仅没把农民教育好，反而把腐化堕落带进了乡村。“回乡的士兵是最不讲纪律的社会成员，不尊重任何人，对什么事都不满意，还有最重要的是，根本不去教堂了。”这萨拉托夫的民意党人抱怨说，“之后就是工厂的生活，道德完全被忽视了；然后还有贫穷，以及一部分移民运动的因素，也触及了核心——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没有什么罗斯了，罗斯正在毁灭！
最近，利夫内地方自治局的领导叶皮凡诺夫也抱怨了“道德遭到忽视”的农民生活，他提议建立一个“维护人民宗教与道德的慈善救济机关”。“农村居民每分每秒都在脱离他们应有的生活方式……”外出打短工、“宗教道德操行失控”——这一切彻底“糟蹋”了农村的青年。地方自治局的这位加图[5]预言说，“农民的这种生活不会有好结果，会在不远的将来形成大规模的农民无产阶级。”
是，不管是外出打短工还是城市里“被忽视”的生活，甚至是去当兵，这一切都让神圣的“半社会主义”村社，让这个亚洲式专制国家的伟大支柱分化瓦解了，让它自发地、致命地堕落了——釜底抽薪般地夺去了沙皇制度的基础……不管是利夫内地方自治局那位愁苦议员筹划的“维护人民宗教与道德的慈善救济机关”，还是社会革命党农民联盟为了挽救局面提出的“公用扇车”议案，都阻止不了这个过程。每分每秒，农业居民都在脱离“他们应有的生活方式”。
工人会反抗，农民也会反抗。
这种困境之下，庞巴杜尔不得不像上帝的雷霆一样盘踞在“委托给他的省份”上空。其实，哪怕有规章条例和文牍处理程序的监督，他也真有可能久违地把撒旦召唤出来比试一番，但是眼下这些敌人的斗争形式无穷无尽，进攻的时候不知疲倦，数量又多到杀之不绝，真要和他们面对面拼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时候法律瘫痪了，文牍处理程序也碍手碍脚，只有权力下放这个“问题”，也就是庞巴杜尔的刚愎自用跳了出来，要坚决地发布命令。
梅谢尔斯基公爵最近写道：“在我看来，现在特别需要的是，省长们首先应该放下他们那些公文往来，完全投入到各省的实地管理里去……省长给上级和下级交递的公文对那些处在他统治之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如果省长在本省内的二三十个地方突然现身，亲自查看和检验一切，那就能让本省的工作在两三年之内都相当顺利，因为公文里的谎言会销声匿迹。”打倒繁文缛节！雷霆手腕的庞巴杜尔万岁！
不久之前（九月），枢密院解释说，如果省长认为地方自治会议提出的任何一项申请“不合适”，那么他必须把这项申请交由省内负责地方自治事务的机关讨论。梅谢尔斯基公爵这位罗兰[6]像发狂了一样保卫他那雷霆手腕的庞巴杜尔，他立马把这种解释看作是反对派对省长的权威图谋不轨。“在政府，以及具体地说，内务部的培育下”，他变得十分高尚——用他政论家的手指威吓枢密院，说他们是陷在法律的规定里出不来了。能同时在二十个地方现身的庞巴杜尔占据着这政府的中心位置，结果，枢密院那套最无害的烦琐法律议论“在政府看来”也成了很不方便又格格不入的东西！
我们受人奴役的报刊曾经怀着奴才般的欢腾和最自由派的意图引用过普勒韦先生去年在“周年庆”上的讲话，他是这么说的：“要强化地方政权的管理，就必须简化它的运作程序，以此更好地保护居民的利益和便利。”
对于《公民》杂志来说，没有什么法律能让它羞耻，所以它在内务部的政论乐团里充当着第一小提琴手，用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来给强化地方政权和“简化”其运作的想法做注解。在N城，当局预料到了一场街头风潮。省长下了一道密令，让下面不声不响地去买几车白桦树条（公爵愉快地开玩笑说，“不声不响是为了避免抬高树条的价格”）。每辆大车上都写着醒目的标注：“树条”。运树条的马车夫经过城镇时，就对好奇的人们说，这是为某某广场、某某时刻准备的。不用说，示威顿时就无影无踪了。《公民》由此总结出这么一个纲领性的寓意：“如果每个人都这么看政权的代表：‘他真的敢鞭打我们’，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服从当局，并且得享安宁；完全不会有什么动乱……”可见，“简化”省长办事的程序也就意味着为“政权的代表”创造一个敢于“大胆办事”的环境。然后任务就能完成了。
为了创造这个条件，把省长变成完全不受约束而且愈发大胆的行政实验者，上面成立了这个委员会，而我们的合法报刊还毫无意识地把它叫做“权力下放委员会”，这尤其带来一种深刻的幽默感。
一些目前为止还是由一位或者多位部长“定夺”，甚至是要由“君主”本人“赐鉴”的事务，将被移交给各省省长直接管辖。其中包括农民份地的征用，核准各类科学、慈善和经济团体的章程，开设图书馆，允许会议举办、开办展览等等事务，连安排离婚案也包括在内。
省长权力的扩大不仅要以牺牲中央机关为代价，还要牺牲掉地方机关里“不相干的部门”。省长对地方自治的监护正在加强——比如说，省长现在有权决定地方自治局和城镇预算的分配。此外，根据《新时代》的报道，上面还计划让省长监督法院的运作，以及中学、专科学院和大学的教育系统。
再也没地方可以深入了。省长已经控制了大学的科学、给司法机关指导方向，还要安排离婚案件。
《公民》发问说：“在部门自主的偏见行为之下，省份里还能有秩序吗？”然后它又勇敢地回答：“显然不能。”
这个回答并不像那些聪明、但还不够智慧的自由派媒体所想的那样，只是个简单的“谬论”——它所代表的东西要多得多：它是专制制度的命运在当下强加给它的一道口令。
今天的专制制度完全没有能力在任何一个固定持久的准则基础上站稳脚跟——哪怕这准则就是昨天为了保卫专制制度才制定的。自发的、险恶的现实生活纠缠着一切，它同两个为专制制度服务的部门迎头相撞，显现出了它自己和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生活把官僚部门的自主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偏见。
专制制度必将因此而覆灭。因为，哪怕是完全没听说过立宪主义纲领的居民、只在礼拜天对政治感兴趣的居民，总之就是那些不可计数的普通居民——不管他多么平凡、多么温和——他必然是坚定地想要活下去。他有自己固有的需求，而且希望满足它们。只有公民关系保有一些最低限度的稳定，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他需要警察来维护安定，需要铁路来四处移动，需要学校来接受教育，需要法庭来主持正义。而专制制度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也必须用一些稳定的规范来保证他能拥有这些东西——否则不可计数的群众就会开始骚动。部门自主和一点微小的自治权就是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为了维持专制地位而提出的改革。但是，“部门自主”让省里官僚机构的结构过于缺乏弹性，所以，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越来越难以保卫“省内的秩序”了。至于自治权，就像梅谢尔斯基早就解释过的那样，不过是在为俄罗斯培养未来的米拉波[7]，把贵族教育成“彻头彻尾的无套裤汉”。而摆在沙皇制度眼前的任务——生存的任务——就是把一切规范都取消掉，连最低限度的自由也不放过，让居民连自然地打手势都做不到——然后让雷霆手腕的省长来替代这些“偏见”，任何事都约束不了他，他也不会在部门和部门之间撞上任何阻碍，他颁布法律，创立法庭，鼓励科学又推广艺术，同时在二十个地方现身——总的来说就是以“秩序”的名义破坏古往今来各个领域的法律……
政府又转回到了“省长就是省份的主人”这么一个观点上。但省长已经不是那个童贞的庞巴杜尔了，不再是“过去好时光里的慈父”了——不，他的角色被改革后所带来的收获变得更加“复杂”了。他手头有地方自治局，有它下属的学校、农学家、医院和反对政府的米拉波。他还有一堆工厂，里面充斥着罢工和示威。
过去的省长作为国君的代表，事事都要亲力亲为。但没有什么生存压力催促他，而且他总是能和彼得堡当局联络。斯韦什尼科夫代表说：“改革之前省份当局的普遍特征是，它只是在执行法律和上级政府的指示，而无权自主行动、自己负责。”改革之后的省长权力被显著削减，他没办法再挤进“部门”里去了。他只是内务部下属的官员（起码一开始的计划是这样），一系列机构（法院、地方自治局……）和他的意志并列，运作的时候享有或多或少的自主权。接下来就是“不休不眠的省长”梅谢尔斯基公爵，也就是不远的将来的那类省长。他又要负责代表最高权力，不仅要监视，而且要介入；不仅要介入，而且要废除、灌输，总之就是要束缚和裁决。
但生存在疯狂地催促着他。他没时间再去联络彼得堡那边动作迟缓的官僚实验室了。众所周知，现在有必要“让省长首先放弃公文往来”，省长需要自由、自主、权力下放。而上面把这一切都给了他。
省长在这个委托给他的省份里成了完全的主宰，他甚至可以支配军队——至少内战的时候可以。还有就是赋予省长铸币权，并且允许这个职位世袭（这是十六世纪法国省长们所追求的东西）——这样一来，由六十九个“专制政体”和“独裁体制”[8]构成的制度就大功告成了。
彼得堡疯狂的集权体制结果弄出了一堆波斯总督式的行政官员；专制而独裁的沙皇把自己的权力完全让渡给部长们，部长们自己又把权力出租给一帮庞巴杜尔——这种政治体制难道不荒谬吗？但是，表面上的“不合逻辑”之下隐藏着我们社会政治发展的一条客观逻辑。正如斯拉夫派所说，最近以来“官僚对沙皇权力的窃取行为”完全合乎规律，它是由一个垂死政权的内在倾向引起的。
在我已经引用过的那段讲话里，普勒韦先生还讲道：“人民力量的巨大增长，是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它让行政活动越来越复杂，向它提出越来越新的要求，并且把对改进管理方法的关注放进了事项列表。”换句话说——专制制度不得不借助那些它作为专制体制所特有的国家法律武器，来指导和规范这个正愈发转变得彻底否定专制制度的社会生活。
彼得堡竭尽全力，想把解答俄罗斯生活一切秘密——不论大还是小——的钥匙留在内务部的办公桌上，但“人民力量的巨大增长”战胜了它。事实证明，这项任务不可能办得成。面对着全俄罗斯的浪潮，面对着从边疆涌向中央的诉状、请求、质询和告发，面对着对当局决议的汹涌回应，集权的理想已经显得很不受欢迎了。专制制度的官僚集权仅仅是为小规模的治国任务和尚未分化的政治生活设计的，现在它已经到了垂死时分。官僚集权当中生出了一种两难困境：要么搞集权，但它的基础却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治——从乡一级单位到全民的地方自治会议都是如此；要么搞官僚制度，但它的基础却是国营的“手工业”，由专制的力量控制着零售业——从普勒韦先生到县里的警察都是如此。有关的各方则对这个困境反应不一。官僚们说：“要分权给庞巴杜尔！”人民则回答说：“要打倒专制制度！”
革命将会作出裁决。
注释：
[1] 费坚卡·克罗季科夫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中的一位主人公。他年纪轻轻不务正业，是迪索餐厅的常客，却突然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管理才华，不知不觉就在纳沃兹内城（意为“粪肥”）当上了庞巴杜尔（总督）。他端着红酒杯谈笑的时候，无意间说漏了嘴，用一句尖锐有力的话总结了他的管理智慧：“过度集权会毁了俄罗斯，必须要权力下放，也就是把庞巴杜尔们解放出来，加强他们的权力；最高行政机关太沉醉于细枝末节的事情了，这些琐事让它分心，没法关注主要的任务，也就是国内的政策。”脱口说出这些话之后，众人纷纷觉得他“参透了宇宙奥秘”。——《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庞巴杜尔一词的来源请参见前文《工厂检查处和分权的庞巴杜尔作风》。可以简单理解为昏聩而刚愎的高官。——中译者注
[3] 《塞尼奇卡之毒》这篇文章来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塞尼奇卡·戈尔巴乔夫斯基过来拜访他的亲戚，结果他的自由思想让他的姑妈和正上贵族女子中学的表妹大为尴尬。亲戚们把塞尼奇卡对周围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叫做“塞尼奇卡之毒”。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把塞尼奇卡比作虚无主义者，说他不得不去承担这个世界的所有罪孽。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火灾、洪水还是干旱，‘正统的人’会把这一切统统归咎于虚无主义者的恶意影响，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从他身上‘剜下一块肉’。”——《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塞尼奇卡之毒”也就是指对现有秩序、对改革后俄罗斯社会关系的批评态度。
[4] 召唤撒旦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原著中的情节。——中译者注
[5] 老加图（前234—前149）是古罗马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候在军队服役，后来被选为监察官。他持续打击奢侈品的使用，坚决对抗社会风气的腐化，所以也被叫做“风俗监察官”。加图被看作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 罗兰是中世纪时的法国民族英雄，在778年自西班牙远征中返回时死去。罗兰这个名字成了无畏和勇敢骑士的代名词，几百年来法国人在不断创作赞颂罗兰的歌曲，并且在翻译成外文之后流行于整个西欧。——《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7] 米拉波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中译者注
[8] 当时俄罗斯帝国共有六十九个省份。——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