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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АБРИЧНАЯ ИНСПЕКЦИЯ И ДЕ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АЯ ПОМПАДУРИЯ
工厂检查处和分权的庞巴杜尔作风[1]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43号，1903年7月1日
译者：Zveza
今年5月30日，尼古拉二世在新文件上写下了“批准”二字，给我们这“颓废派”政府本来就狼狈不堪的面目再次增添了光彩。
这份文件的名字是《行省长官管辖工厂检查官时的程序与职责范围，以及对工厂检查处内部组织的一些调整》。
其中的本质在于，省长们完全成了工厂检查处的主宰者，这就把独立运作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灭了——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把工厂检查处完全移交给内务部管辖（这事已经在报刊上提了不止一次）也很难再给这个部门的“诏令”增添什么力量。的确，工厂检查制度表面上还是财政部的一部分，但是“地方的工厂检查官是在省长（市长、警察总监）的领导下工作的”。工厂检查官的职务委派本身也是在省长的同意下进行的。省长还有权（译注：权利）要求工厂检查官就检查相关的事宜作定期和紧急报告，以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如果工厂检查官做出的决定与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利益相矛盾，省长有权（译注：权力）在将此事告知财政部后将其撤销”。这再清楚不过了，工厂检查官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又变回了省长大人手下担着特殊差事（看管工厂）的官僚。
根据法律规定，成立于1882年、意在监督童工相关法律执行情况的工厂检查处直接隶属于贸易和工厂局（财政部），这是众所周知的。
1886年，工厂检查处的问题被列入了讨论议程，有人希望拓宽其职权范围，对“工厂主和工人间关系的法纪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帝国议会在全体会议上审议相应的法律草案时，还顺便讨论了检查处是否要直接隶属于行省领导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制度内恐怕很难尝试如此根本性的变化。检查处成立四年以来的成功运作证明，中央部门对它的直接领导完全没有动摇行省长官的影响力，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保障了童工法的顺利实施，与政府意见达成了协调。”
当时的条件，顺便还包括工厂检查处狭窄的职权范围，在1886年时还相对地“保障了法律的顺利实施，与政府意见达成协调”，但是到1903年，它们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两个年份之间的时期构成了俄罗斯工人运动的历史，于是，“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利益现在开始要求那些17年前以它们的名义拒绝过的东西——也就是要求工厂检查官完全服从于省长的权力。
新的“半立法行为”和“俄罗斯第四阶层的思想”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联系。可能只有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才能注意不到这种联系，因为他们在专制制度的“社会政策”当中只看得到“国家的智慧见解”和“国家的胡说八道”交替出现，看不见立法的屏幕后面正在斗争着的社会阶级力量，而正是它们在屏幕上投下了自己或正或反的影子。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设立工厂检查处这个事实本身曾是一个“革命”的举措：它实际上终结了伪善的呼吁和用棍棒马鞭维持的陈腐制度，让我们工厂关系中的环境不再由这些东西构成。作为“各方达成友好协议”的常设机构，工厂检查处意味着官方承认这些“各方”之间经常、乃至于长期的争执是一种正常现象。对于“贫乏”的工人而言，有可能去合适的主管等级那里寻求解决某些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而且确实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个推动力，让他们站在“第四阶层的思想”那边胆怯地进行一些还不成形的思考。
而这又正是工厂检查处的罪行所在。它有罪，它罪过滔天，因为它站在交叉点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敌对的利益之间徘徊。不论检查处为了秩序（也就是专制政体）做多少工作、不论它多么努力地削弱社会矛盾，无产者的阶级倾向也会始终保留自己的内在逻辑：完全的革命思想、毫不妥协地敌视专制制度，以及时刻准备着让政府的工厂检查处成为自身发展的起点。
对我们来说，政府的新法令首先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再次表明，任何不直接同保卫“社会安定”挂钩，也就是不在内务部管辖范围里的政府机构都可以并且最终会成为引起政治风潮的催化剂。
专制制度的利益同社会进步的利益水火不容，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这种关系无数种表现当中的其中一种。专制制度的任务是为了“秩序和安定”，让社会生活服从于内务部。我们社会生活的任务则是为了“破坏社会的秩序”，用上手头的一切—— 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会竭力把每一个无权“拖而不放”[2]的机构撕裂开来，让它成为犯人。很多时候它只是不由自主、毫无意识，但它仍然要为这样那样的社会“动乱”背上罪责。
一位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如果他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和奉献精神，就会不可避免地从人民健康的利益出发，对专制制度的一切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作为“国内政策”的结果之一（鞭打又是这政策的方法之一），长期营养不良和严重的饥饿导致了居民身体的致命退化。地方自治局的医生要么变成警察在医疗事务上的爪牙，要么就得成为反对派的一员。地方自治局的农学家也会不可避免地和政府的掠夺性措施发生冲突：这些措施给一切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农学尝试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农学家不得不承认，只要最反文化的制度——专制制度还能继续得以保存，他的文化努力就会是徒劳无功。
工厂检查处这个机构没有维护，也不可能维护俄罗斯工人阶级的需要，这一点显然不必多说；但既然它的职责就是监督工业生活是否正常运行，那么它的机关就必然地和警察权力的代理人发生了比较频繁的冲突。工业需要的是劳动能力强，而且文化水平尽可能高的无产阶级，专制制度则希望它的臣民畏缩胆怯，越愚昧越好。这就为不可避免的摩擦打下了基础，也预示着立法行为将要在服从、约束和调和的指导精神下进行。
正如我们所见，各个机关之间的关系失调产生了对上面这类办法的需求，而引起这种失调的是社会进程的自发趋势，它渴望把一切不直接从属于警察部门的政府机构撕裂开来，再赋予它们一些文化目的。它这么明显地渴望蓄意作恶，这一事实本身就来源于社会发展和警察部门之间的互不认同。而机构失调和互不认同的最后结果是，专制制度必须进一步地让所有的关键职能和与之相关的机构屈从于专制制度的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内务部。这种屈从让专制制度的监管更加不能容忍社会的发展，从而又迫使专制制度更加固执地要求社会发展屈服于自己的监管。
但是，由于利益冲突正在日益复杂，那种预知一切的中央集权警察监管在技术上已经越来越难以实现了。这就迫使专制制度紧紧依靠着一种思想，它被谢德林[3]称作“分权的庞巴杜尔作风”。沙皇在最近的诏书中谈到过“可靠的地方政府，对朕负责的地方政府”，他的“御笔”就公开宣告了这种思想。
改革以前的专制制度由尼古拉一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比他早些的保罗一世则把它变得荒谬绝伦，但此时的专制还不知道日后的这些矛盾。它觉得自己有权利，也有能力用直接的警察手段解决一切问题，能用蓝袖边[4]擦干所有的眼泪。在保罗一世时期，它把臣民的头发和胡须修剪成官府想要的样子，还为他们编纂了一本口语词典；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它又去关心民谣有没有足够的诗意。检查机关不仅要负责理发剃须、预告危险，还要负责“促进发展”。
随着尼古拉一世体制的破产，政府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做了广泛的尝试，希望把纯粹的警察职能同文化职能分离开，并将后者委托给社会自治机构、其他社会力量（地方自治局、杜马、扫盲委员会等等）或是专门的部门和政府官僚（比如工厂检查官）。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警察式的规范，文化机构的活动不能逾越界限。立法者希望借此就能充分地“保证”专制的原则“不受侵犯”[5]。但生活常常会故意在这些“规范”里塞满“片面”的内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对饥民的私人救济、地方自治局的食物工作与教育工作——他们认为，这一切看起来都只是文化工作中微不足道的分支，却受了历史“智慧”的“狡猾”诱骗，在政治上已经完全“不可靠”了。在他们看来，甚至连地方自治局医院里的洗脸池都沾了点雅各宾派的样子。结果，连文化机构里最微小的“自治”也会引得警察不断来讨伐整个地方自治局，尤其是自治局里的“第三方”（医生、统计人员、农学家等），讨伐那些没事先得到省长首肯就自己行动的私人慈善家，讨伐一系列文化和慈善团体。这讨伐的手段可真是有英雄气概——关停食堂，还有废除统计核算！
地方自治局的农学家要受县警察的监督。大学的学术活动没有脱离警方检查的控制。地方自治局和杜马成了省长和市长办公室的附属品。最后，工厂检查官也开始由省长监管。连工厂检查官也不能幸免，他们本来和全国的警察就只有细微的差别，比起工人的宿舍，他们离工厂主的书房和宪兵的办公室要近，近得多——他们还可以做些违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决定！……
宪兵和警察机构这种草木皆兵的状况已经不受它自己的控制了，关于工长的立法草案[6]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心态——至于这项草案，我会在它真正变成法律条文的时候（如果真的能通过的话？）再回来进行讨论，现在我只提一下草案的这么一个主要特点。尽管由工人选举工长无非就是按照工厂管理层定好的规矩办事，还要忍着工厂检查处的纠缠不休——它本身现在又被省长密切控制着——草案里还是写上了这么一句预防性的“注解”：“如果行省当局根据收到的信息判定当选为工长的工人不能满足其任命（？）要求，那么当局有权解除他的工长职务，直到他选举的任期结束。”由此可见，哪怕是是在这里，在法律草案里，警察也在和生活进行一对一的决斗，而生活一方已经充分证明，它有能力把专制制度召唤出来保护自己的部门和机关统统策反，转而去对付专制制度自己。
消息灵通的《新时代》对5月30日的“圣旨”做了很有借鉴意义的评论。报刊认为，新法令代表了“当今时代非常典型的主导思想”，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确实必须承认的是，目前的状况中有些“棘手的方面”：财政部的官僚依赖于内务部的官僚，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僚间的“摩擦”。不过报刊又写道，“我们有理由期待，之后的省长会不止代表一个部门，而是代表整个最高权力。”每个省都会变成或多或少带点自治权的庞巴杜尔之家，而省长的铁腕管理着它，并且直接对“朕”负责，也就是说对内务部负责。
这样一来，省长用他专权的手腕包揽了一切“权柄”，用他坚定的脚步跨过了一切法律，顺便再为了“社会秩序”的最高利益取消掉工厂检查处的决定——而这同一个省长又受了中央的暗示，要他再次为了“社会秩序”的最高目标而适时对犹太人展开屠杀——歇斯底里、大吵大嚷的专制实践就这样写下了它的最终意见。
但是，尽管专制的实践确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地狱，这种试图遏止社会自发力量的做法同狄更斯笔下那位试图用刷子挡住海潮的女主人公有很多共同之处……
哦！我们当然知道，穷凶极恶的俄罗斯政权手里拿的武器可比一把简陋的地板刷要恐怖得多。哦！我们当然记得，俄罗斯专制制度用的那把“刷子”无所不清，上面装着锋利的铁锯齿——政府每做一次新实验，它就会扎进肉里，扎进俄罗斯人民活生生的躯体里……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哪怕宪兵和警察的刷子再庞大，它也无法挡住澎湃的革命浪潮——这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有力保证！
注释：
[1] 《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描写了农奴制废除后一群出身贵族的地主官僚。他们常常在彼得堡的饭店里厮混，大多不学无术，而且狂妄无耻。他们表面上高喊改革，一旦大权在握，便抛去伪装，露出贪婪的本质。
[2] “拖而不放”出自格·伊·乌斯边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1868）。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岗亭警察梅姆列佐夫，他的职责就是“拖而不放”。“拖”是要经常把人们拖到他们最不想去的地方，“不放”则是不放他们去那些他们想去得要命的地方。这个词象征着警察的肆意妄为和独断专行。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政论界是很流行的表达。
[3]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著名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尖锐地讽刺了同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作风。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讽刺作家，谢德林特别突出地描绘了俄罗斯各个省份的日常生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最主要的作品有：《波谢洪尼耶遗风》《戈洛夫廖夫老爷们》《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等。
[4] 沙俄时期的警察制服大多有蓝色的袖口。
[5] 就在最近，圣彼得堡的工厂检查官在呈报给工业局局长的秘密报告中用这么一段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描述了圣彼得堡市长的“政治”观点：“法律必须根据每个组织的目的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界定，并注意公文处理要完全公开透明；在他看来，工作当中绝不能容许哪一个行政部门取得领导地位，尤其是警察部门，因为它所固有的特殊条件总是会让它的活动引起公众的谮言，这对它来说往往是无妄之灾。”
[6] 报纸上说，这项法案已经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了。
1903年6月10日，帝国议会批准了《工长法案》。财政部提出这一法案主要是为了安抚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据该法案，工长将在企业主和工人的谈判中充当调停人。这份草案里充满了警察式的意见，它只允许工人选举那些行政部门预先就确定好的人选。如果选举出的工长由于任何原因让企业主感到不舒服，后者有权在任何时候解雇他。省一级的当局也同样有权解雇政治上不可靠的工长。《工长法案》的实际实施完全取决于企业主是否心存善意。显然这项法律完全没有实际力量，因为工厂主希望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根本不愿意采用它。而另一方面，工人也抵制这项“给工厂当看门狗”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