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列夫·托洛茨基案》（1937）

《列夫·托洛茨基案》导言

乔治·诺瓦克 著

（1968年3月1日）
田七 译（2021年4月重校）



　　这本书是“审查莫斯科大审判对列夫·托洛茨基之指控的预备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的完整笔录。众所周知，在1937年3月，“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成立了这个独立而公正的杜威委员会（译注：因其主席为约翰·杜威，因此而得名）。
　　调查委员会的目的仅仅是：核实与莫斯科大审判的诉讼有关的所有可获悉的材料，并给出评判。在莫斯科大审判中，托洛茨基与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主要的被告人。1937年4月10-17日，在这位流亡的革命者位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的家中，调查委员会的分支委员会先后举行了十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听取了托洛茨基及其秘书让·弗兰克尔的证词，盘问了这两位证人，听取了托洛茨基对其所受指控的答复以及他对苏联政府的反诉。为了澄清事情的真相，委员会接收了托洛茨基应要求提供的书面证据。
　　杜威委员会的成立与活动，是和20世纪30年代最为重要的、最为悲惨的政治事件紧密相连的，这就是由斯大林发动的漫长的血腥肃反与莫须有的审判。斯大林借此来巩固他在苏联的恐怖主义独裁。
　　从1936-1938年，斯大林的党羽策划了四场关键的政治审判。第一场是所谓的“十六人审判”，被告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姆拉齐多夫斯基等人；[1]第二场是发生在1937年1月的所谓“十七人审判”，被告包括皮亚塔科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穆拉诺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2]其后的一场审判则是发生在1937年6月的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群红军最高级军官的秘密审判；最后一场则是发生在1938年3月所谓的“二十一人审判”，被告包括雷科夫、布哈林、克列斯京斯基、拉科夫斯基、雅科达等人。[3]
　　列宁时代苏共政治局里的所有成员，除了斯大林之外，都被送上了被告席。托洛茨基虽然流亡在外，却是这几场诉讼的主要被告人。他与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被指控密谋暗杀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策划破坏苏联的国民经济与军事力量、杀害大批苏联工人。他们也被指控犯有如下罪行：在俄国革命早期为英国、法国、日本与德国的间谍活动卖命，与希特勒及日本天皇的代表分别签订秘密条约，割让大片的苏联国土给德国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除托洛茨基一个人之外，莫斯科审判席上的所有被告人都低声下气地“供认”了他们的“罪行”。
　　在这些备受关注的审判背后，是对苏联各类人群（党员、军人、共产国际领袖、知识分子、政府公务人员、普通工人和农民）的一系列可怕的政治清洗。到目前为止，由于后斯大林主义政权拒绝公布莫斯科大审判的真相，除了知道被牵连者达上百万人以外，我们无法了解到受害者的确切人数。
　　斯大林并没有放过他最亲近的同事与家人。即使是他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4]和叶诺夫[5]。这两个人曾参与策划早期的审判活动，也在后来惨遭杀害。
　　斯大林逮捕与处决了几乎所有参加过俄国革命的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参加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39名成员中，有98人被逮捕。连同三位苏联元帅在内，75000名红军干部中有1/3-1/2的人遭逮捕或枪决。
　　20世纪30年代的这些政治清洗，使得所有亲历十月革命的各政党领袖被屠杀殆尽（正是他们把政权让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他们未能活到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五周年的那一天。斯大林的忠诚助手莫洛托夫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在1958年蒙羞离职。这些政治恐怖在苏联社会m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疤。如今苏联几乎所有家庭都蒙受着阴影。
　　1937年4月，分支委员会在墨西哥举行听证会的时候，正值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与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之间。在1936年3月-1937年1月的审判中，在未得到任何机会去申辩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和谢多夫都被宣告罪名成立。他们都在各国的媒体上否认莫斯科方面的指控，并控诉苏联政府使用伪造的证据来定罪。事实上，莫斯科方面所作的判决，仅仅是依据被告们在公审中被迫“坦白”的证词。
　　在被指控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托洛茨基是当时唯一逃脱了斯大林魔掌的人。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审判时，托洛茨基要求莫斯科方面将自己从挪威引渡回国。当时，他以苏联流放者的身份在挪威居住。本来这能让他有机会出席挪威特别法庭。然而，在克里姆林宫大使巨大的经济与外交施压下，挪威政府拘押了托洛茨基及其妻子。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他被迫保持沉默，无法回应针对他的荒谬控诉。[6]
　　托洛茨基被剥夺了在依法组成的法庭上答复他所受指控的任何机会。因此，在1937年1月，托洛茨基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政治庇护后，他立即公开要求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调查委员会。他希望该调查委员会由无可指摘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以便听取他的证词，审查能够证明自己与谢多夫无罪的书面证据。
　　1937年2月9日，纽约竞技场剧院举行了大型集会。托洛茨基从墨西哥通过电话向集会发表演讲，作了如下引人注目的声明：“如果该调查委员会判定在斯大林给我捏造的所有罪行中，哪怕有丝毫属实之处，我发誓将自愿把自己交由格别乌（作者注：苏联秘密警察）的刽子手们处置。”[7]
　　莫斯科大审判引发了争论与不安，其真实性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质疑，许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调查委员会的审查是绝对合理的。托洛茨基本人有权出席法庭并确认这些指控的真实性。这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作为革命者的名誉与尊严，而且还是为了尝试去阻止政治审判与处决运动的蔓延。
　　调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包括：
　　● 委员会主席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是美国第一流的哲学家和自由主义者；
　　● 奥托·吕勒（Otto Ruehle），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德国国会的前议员。在1914年至1915年，只有他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投反战票；
　　● 本杰明·斯托尔伯格（Benjamin Stolberg）和苏珊娜·弗莱特（Suzanne La Follette），他们是美国记者；
　　● 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 Beals），拉丁美洲事务的专家；
　　●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在1920—1921年，他曾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 文德林·托马斯（Wendelin Thomas），1918年11月威廉港水兵起义的领导人，后来是德国国会的共产党议员；
　　● 爱德华·A·露丝（Edward A.Ross），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 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曾是《纽约时报》的自由主义评论员；
　　● 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著名的意大利裔美国无政府主义领袖；
　　● 弗朗西斯科·萨莫拉（Francisco Zamora），墨西哥记者。
　　上述名单的前五人另外组建了赴科约阿坎的分支委员会。约翰·芬纳蒂（John Finerty）在分支委员会中担任法律顾问，他曾在美国著名的政治审判（例如汤姆·穆尼案与萨科—范赛蒂案）当中作无罪辩护，并因此扬名。来自芝加哥的阿尔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担任托洛茨基的律师。
　　杜威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政治观点与意识形态上各持己见，而且都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是，他们都关心历史真相，希望能够核实托洛茨基案涉及的所有事件。在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组建的其它调查委员会也委以他们相同的重任。
　　在墨西哥的取证工作，是持续了数月之久的艰苦调查。1937年9月21日，杜威委员会在纽约公布了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莫斯科审判的运作过程，使任何秉持公正态度的人确信，它并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明事情的真相；（2）我们极为严谨地审核了（莫斯科审判中被告们的）悔罪书。由于这些悔罪书本身是莫须有之物，无论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写下的，本委员会认定它们与真相相抵牾。”
　　因此，杜威委员会认为莫斯科审判不过是一场政治陷害，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并没有犯下公诉方所指控的全部18项罪名。（1938年，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以《无罪》为题，发表了完整的调查委员会报告，作为本书的姊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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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裁决是在距今三十年前作出的。自此之后，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大多数的共产党国家，逐渐认识到斯大林为了对抗他的政治对手而犯下的丑恶罪行。
　　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当局以自己的方式承认了这一事实：他们控诉已死去的独裁者斯大林，为部分逝去的受害者恢复名誉（托洛茨基除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其所作的著名秘密报告中，部分地透露了斯大林大屠杀的弥天罪恶，以及斯大林党羽们的拷问手段，被告们被迫自我污蔑，被迫做假证。[8]如今，莫斯科大审判的真正罪人斯大林露出了他的真面目，越过了被他玷污的尸体所堆成的山，这个险恶的人物攀爬到了国家权力的巅峰。杜威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与结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很有可能要等到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被苏联人民的诚实代表们赶下台后，我们方可目睹对斯大林罪行的完整而详尽的解释。[9]到那时，所有的政治审判与肃反将被审查，所有受害者的名誉将被恢复。这本书将有助于这一任务的落实。
　　这本书还具有其它价值。在为期13天的听证会中，托洛茨基必须参加由他的律师主持的深挖细究的讯问，以及由调查委员会及其法律顾问主持的盘问。托洛茨基不仅要揭露莫斯科方面的荒谬指控，还必须详细叙述他革命生涯中的主要事件，解释他的信仰，描述与解释从列宁时代到斯大林掌权后苏联所发生的令人困惑的一系列变化。托洛茨基不得不分析在俄国与国际共运中发生的派系斗争，描述身处这些斗争的领导人物，并且论述斯大林与他在不同时期的激烈论争（正是这些论争，引发了针对托洛茨基本人的大审判）。
　　我作为“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全国书记参加了这些听证会。我清楚地记得在狭长而封闭的屋内那种紧张的气氛。一天紧接着一天，托洛茨基费力地用他生硬的英语回答所有质问。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智慧展现。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艾萨克·多伊彻在他的著作《流亡的先知》中写道：“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13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10]

　　因此，这些听证会的笔录概述了和俄国革命与苏联有关的事件、人物与问题，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很有价值。这些笔录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对许多问题的观点与立场。
　　在听证会的最后一天，托洛茨基作了总结陈词。在发言的结尾，他重申了自己对毕生奉献的社会主义事业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对在场的人而言，托洛茨基的悲剧性际遇使得他的言语更加动人：

　　“尊敬的委员们！我的生活经历中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现在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11]
　　“面对在座诸位，面对主席杜威先生——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道德楷模，他原本可因高龄而有权利回避政治竞技场上的冲突，我目睹到对革命乐观主义的强大助力，新鲜而令人印象深刻。而革命乐观主义正是我生命的基本要素……”

　　当这位普罗米修斯般的革命家结束了他深刻而富有激情的演说后，听众们沉浸在一片肃静当中。夕阳的余晖开始洒进屋外的庭院。“我说什么也只能是破坏气氛。”白发皤然的约翰·杜威先生评论道。随后他宣告听证会的结束。听证会的全部内容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展现给大家。

乔治·诺瓦克
1968年3月1日




[1] 即在1936年8月19-24日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的审判。“据侦查与庭讯之结果，法庭判定：于一九三二年秋，托洛茨基匪徒与季诺维也夫匪徒之秘密反革命团体，曾根据托洛茨基匪徒在苏联的秘密组织领导人斯米尔诺夫所得的托洛茨基的指令，而成立了联盟，并组织了‘联合总部’……这两个反革命团体，是在主张采用个人暗杀手段以危害联共（布）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之基础上，而联合起来。”详见《托洛茨基叛国集团案、布哈林叛国集团案、贝利亚叛国集团案资料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1页；后来，苏联当局对此案件开展了复核与平反工作。“综上所述，调查证明，1927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鉴于上述情况，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1936年8月24日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的判决，为所有被判刑人平反并因其行为缺乏犯罪要素而终止诉讼。”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的调查材料》，沈志华、徐天新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53-754页。

[2] 即在1937年1月举行的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审判。“一九三三年，依照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苏联国境之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之直接指示，除当时业已存在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所组织之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外，同时又在莫斯科设立了秘密的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基本任务为：推翻苏联境内的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所采取的方法是：进行暗害、军事破坏、间谍和暗杀工作，以破坏苏联之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加速武装侵犯苏联，帮助外国侵略者并使苏联在战争中遭受失败。”详见《托洛茨基叛国集团案、布哈林叛国集团案、贝利亚叛国集团案资料选辑》，第345—346页；后来，苏联当局对此案件开展了复核与平反工作。“各项指控均被认定经不起推敲，其中包括指控尤·列·皮达可夫、格·雅·索柯里尼科夫和卡·伯·拉狄克建立据说宗旨为在苏联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以及指控所有被判罪者进行间谍、恐怖和反革命恐怖活动。”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联检察院、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的调查材料》，沈志华、徐天新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7页。

[3] 即所谓的“右派与托洛茨基同盟”案。“ ‘右派与托派同盟’反革命和间谍团体，其目的在推翻现存于苏联之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而以分化、破坏、恐怖、侦探、叛变施于苏联经济和国防力量，援助外国侵略者击败和瓜分苏联为其方法。” 详见《托洛茨基叛国集团案、布哈林叛国集团案、贝利亚叛国集团案资料选辑》，第376页。

[4] 即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1918年，他进入契卡在彼得格勒的分支机构工作。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雅戈达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他和安德烈·维辛斯基紧密合作，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被定罪枪决。1937年，雅戈达被捕，并被指控为人民公敌、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阴谋篡权者，他同其他20人被送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法庭之上。1938年，他被定罪枪决。

[5] 即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6] “奥斯陆谣言蜂起，说苏联大使还威胁要中断与挪威的贸易关系，于是船舶公司和捕鱼业要求政府在此经济萧条、失业众多的形势下不要让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大臣们害怕与俄国的关系破裂，担心由于这个问题会在大选中落败。因此，尽管他们知道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搞恐怖活动的基地这种说法纯属捏造，尽管他们在答复苏联照会时也否认了这一点，终于还是对压力屈服了。但他们也无法驱逐托洛茨基，因为还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托洛茨基。他们也无法把托洛茨基引渡给并未要求引渡他的苏联政府，尽管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发出了挑战，似乎在刺激他提出这一要求（该要求有可能迫使挪威法庭调查此案，从而可以给托洛茨基一个驳斥这些指控的机会）。由于担心允许托洛茨基当众辩护的决定会惹恼莫斯科，所以大臣们决定把托洛茨基扣押起来。”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施用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95-296页。

[7] 见托洛茨基的《我赌我的生命！》，该文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托洛茨基”专栏有登载。

[8] 见《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1956年2月25日凌晨）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宣读了这份报告。

[9] 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88年书写的一份报告列出了斯大林时代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数的基本情况。“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由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详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三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镇压事件材料复查委员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25页。

[10] 原文注：艾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The Prophet Outcast），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81—382页。（译者注：见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施用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

[11]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施用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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