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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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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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七章 家庭、青年与文化
一 家庭中的热月
二 反青年的斗争
三 民族与文化
一 家庭中的热月
十月革命忠实地尽了它对妇女的义务。年青的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她们同男子完全一样的各种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它尽了一切力量，比任何其它政府都尽了更多的力量，来保障妇女能从事一切形式的经济和文化的工作。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议会一样，也不能够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不如说，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哺乳和养育儿女的责任。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温暖的家庭”——就是劳苦阶级的妇女从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着奴隶般的苦工的那种陈腐、沉闷而停滞不前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这种封闭的小单位，要由社会一整套的服务和供应的设备来代替，如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馆、电影院等。家庭的家务职能，若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同时让上下辈代的人都亲密团结并且互相帮助，就会使妇女，因而也使相爱的夫妻，都摆脱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四千万苏联家庭，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中世纪的状态，妇女受奴役并且有歇斯底里症状，儿童天天受着委屈，充满女性和幼稚的迷信。因此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正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态度上的接连改变，才最足以说明苏联社会的真正性质及其统治层的演变。
用猛烈手段一下子把旧式家庭废除，已经证明不可能。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为家庭那么深入人心。相反，经过一个短时期不相信政府及其托儿所、幼儿园之类机构以后，女工和比较进步的农民都了解到集体照管儿童以及整个家庭经济的社会化的无数好处。不幸，社会确实太穷，也太没有文化了。国家的实际资源与共产党的计划和愿望不相称。你不能“废除”家庭；必须拿什么来代替它。妇女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经验很快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以前所说明的这个严酷的真理。
在贫困的那些年，工人以及他们一部份家里人只要可能，都在工厂食堂或其它公共食堂吃饭，这情况官方认为是向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现在用不着再花时间来说明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自不同的特点。事实是这样：自从1935年粮票制度取消后，所有境况较好的工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吃饭了。如果认为这种倒退是宣告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那是不正确的，因为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实行过。但是工人和他们妻子对官僚所办的“社会伙食供应”的批评，却更足以令人羞愧得多。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说公共洗衣房，在那里，弄破和偷掉的衣服比洗干净的还要多。回到温暖的家庭去吧！但是，演说家和新闻记者现在带着几分羞愧来鼓吹的在家做饭和洗衣，就是叫工人的妻子回到她们的锅灶和洗衣盆旁边，也就是回到原先的奴隶地位。共产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彻底而且不可逆转的胜利”的决议，在工厂区的妇女听起来是否很可信，的确是个疑问！
农村的家庭，不仅与家庭工业而且与农业相联系着，比城市家庭更稳固也更保守得太多。只有很少数而且一般是很虚弱的农业公社，在初期就设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根据初期的宣告，集体化要发动在家庭方面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并非无缘无故地没收了农民的牛和鸡。无论如何，当时有不少关于公共食堂在全国农村顺利发展的宣传。但是，到退却开始时，真相突然从这种浮夸的阴影中显现出来了。农民从集体农庄所得到的，一般只有他自己吃的面包和牲畜的饲料。肉类、乳制品和蔬菜，他差不多完全是从宅旁的自留地得来的。只要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靠家庭单独努力得来的，那就再不能谈什么公共食堂了。这样，极小块的田地为家庭造成了新的基础，给妇女加上双重负担。
在1932年，全国托儿所能够经常收容的儿童总数是六十万，而当农忙的时候，也不过大约能收容四百万。在1935年幼儿床的总数为五百六十万，而属于经常性的仍然只占一小部份。况且，现有的托儿所，即使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它中心城市的，一般也不能令最不挑剔人满意。“一个托儿所，如果孩子在里面觉得比在家里还不如，那就不是托儿所，而是坏的孤儿院，”苏联某大报这样抱怨。难怪那些境况较好的工人家庭都不送孩子进托儿所。但是对于基本的劳动群众来说，就是这种“坏的孤儿院”的数目也是太少了。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弃儿和孤儿都要交给私人收养。这样，官僚政府就由它的最高机关来承认了它在这项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的职能上的破产。上幼儿园的孩童总数，在1930至1935的五年之间，从37万升高118万1千。1930年的数字小得厉害，但是1935年的数字在全苏联的家庭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进一步去调查，毫无疑问会表明：这些幼儿园之中主要的部份而且是比较好的部份，是属于行政官吏、技术人员和斯塔汉诺夫工作者的家庭的。
就是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久以前被迫公开证实了：“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决议案，执行得很差。”在这不动感情的承认背后隐藏着什么呢？我们只偶然从报纸用小字印出的评论中看到：在莫斯科，有一千多儿童生活在“特别困难的家庭环境中”；在首都那些所谓儿童之家，大约有一千五百无处可去的儿童被赶到街上；1935年秋季的两个月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七千五百父母被法庭传讯，因为他们扔下孩子不管”。把他们带上法庭有什么好处呢？有多少父母避免了被带上法庭？有多少儿童生活于“特别困难的环境”还没有记录下来？特别困难的环境与简单困难的环境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都是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儿童无家可归，有明显公开的，也有隐性的，很大部份的直接原因，是在社会大危机的过程中旧式家庭迅速瓦解，而新制度来不及代替它。
就从这些偶然见到的报纸评论和刑事记录的事件中，读者可以发现苏联还有卖淫——就是妇女为给钱的男人所做的极端屈辱的行为。例如去年秋天，消息报突然告诉读者，在莫斯科逮捕了“多到一千名在无产阶级首都街上秘密卖淫的妇女”。这些被捕者里有177个女工，92个女雇员，5个大学女生，等等。什么原因驱使她们站到街上去呢？工资太少，贫困，想“弄点钱买件衣服，买双鞋”。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大概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查明。庄重的官僚们命令统计工作者保持缄默。但是这种强迫的沉默本身，却正好证明苏联的娼妓“阶级”人数很多。在这里，主要不可能是“过去的残余”的问题；娼妓来自年轻的一代人。当然，没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种与文明一样悠久的痛心事应该特别由苏维埃制度来负责。但是，在卖淫还存在的情况下谈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原谅的。不错，报纸只要奉准涉及这个棘手的问题时，总是说“卖淫日益减少了”。比起饥饿与衰落的那几年（1931—1933），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后来恢复了金钱关系并且取消一切直接分配的制度，必然要使流浪儿童和卖淫都重新增加。只要有特权者，就一定有贱民！
大批儿童无家可归，就是身为母亲者生活困难的最明确、最悲惨的表征。在这问题上，连一向乐观的真理报也有时被迫苦着脸承认：“生孩子在许多妇女来说，是对她们境况的一个严重威胁。”正由于这个原因，革命政权才给予妇女堕胎权。不管那些阉人和老处女在这问题上说些什么话，在穷困和家庭变故的情况下，堕胎权总是妇女最重要的公民、政治与文化的权利之一。然而，妇女这种本来够凄惨的权利，在现实社会不平等的情况下，也正在变成一种特权了。零零碎碎泄露到报上的关于堕胎做法的消息，实在是惊人。仅仅在乌拉尔某区的一家乡村医院，在1935年就有“195个妇女被产婆弄成残废”，其中33个是女工，28个女雇员，65个集体农庄成员，58个家庭主妇，等等。这个乌拉尔地区与大多数其它地区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它的消息碰巧上了报。在全苏联的范围内，每天有多少妇女成了残废呢？
国家表明了它没有能力为那些不得不堕胎的妇女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卫生设备之后，就来一个路线大转变，走上禁止的道路。正像在别的方面一样，官僚们把不得已的事情当作好事。苏联最高法院的法官索尔兹，一个婚姻问题的专家，认为即将禁止堕胎所根据的理由是：在没有失业等等事情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没有权利拒绝“当母亲的快乐”。教士的哲学再加上宪兵的权力。我们刚听到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说：生孩子在许多妇女（更正确点，应该说绝大多数妇女）来说，是“对她们境况的一个威胁”。我们刚听到苏维埃最高机关说：“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决议案，执行得很差”，这毫无疑问意味着无家可归的情况又增加了。可是现在苏联最高法院的法官却告诉我们：在一个“生活快乐”的国家，堕胎应该受监禁的处罚，完全像在生活悲惨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事先就可以知道，在苏联和在西方一样，会落到狱吏爪中的，主要是那些很难隐瞒自己的麻烦事的女工、女仆、和农民妻子。至于那些光顾精致的香水和其它好东西的“我们的妇女”，却会就在寛容的法官的鼻子底下照旧干她们认为必要的事。“我们需要人”，索尔兹这样说，他闭起眼不看无家可归的儿童。“那么就请你们自己去生吧”，千百万劳苦妇女要不是被官僚封住了嘴巴，就会给高级法官这样的回答。这些老爷似乎完全忘记了：社会主义是要消除那迫使妇女堕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于讨厌的警察干预到每一妇女最隐密的生活领域来强迫她享受“当母亲的快乐”。
禁止堕胎的法律草案交给了所谓全民讨论。即使经过苏联报刊的严密筛选，还是有许多辛酸的抱怨和受抑制的抗议泄露了出来。讨论突然停止，就像突然宣布开始一样。6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这可耻的草案变成三倍可耻的法律。连一些官方的辩护士也感到困惑。刘易斯．费希尔认为这项立法具有某种可悲的误会的性质。其实，这个对付妇女（贵妇除外）的新法律，是热月反动的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
家庭的胜利复位，与卢布的复位同时发生（真是天缘巧合！），原因是国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破产。领导人不是公开说：“我们实在还是太穷，也太无知，所以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的子孙会实现这目标”，而是强迫人民把破碎家庭的外壳重新黏合起来，不仅如此，还用严刑重罚来强迫人民承认这就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很难用眼睛测量出这种倒退达到什么程度。
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拉进了新路线：立法者和文学家，法院和民兵，报纸和教室。有个天真老实的共青团员在他的卷子上大胆地写道：“你们不如去努力解决妇女怎样才能摆脱家庭控制的问题”。他得到的答复是几下重重的耳光，于是---沉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被宣布为“过左”。无文化的庸俗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见，却以新道德的名义复活了。在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家的一切角落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呢？报刊只是轻微地反映出家庭领域中热月反动的深度。
由于传布福音的崇高热情是随着罪恶的生长而生长的，所以第七诫（基督教的第七诫是不可奸淫---中译者注）正在统治层中大为流行。苏联的道德家只要稍微把辞句改变一下就行。一场反对太多、太轻易离婚的运动展开了。立法者的创造性思想已经发明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办法，就是离婚登记要交钱，而一再离婚的交费要更高。我们在上面说过，家庭的复活与卢布的教育作用的增加是携手并进的，这话不是无故而说的。毫无疑问，征税使那些难于拿出钱来的人难于登记。对于上层，我们可以希望，那税款不会成为什么难事。况且，那些有漂亮房子、汽车和别的好东西的人，他们处理私事可以不让外人知道，所以也不必登记。只有在社会的底层，卖淫才有悲惨和屈辱的性质。在权力与幸福结合在一起的苏联社会的高层，卖淫采取优美的形式，算是互惠服务的小事，甚至还显出“社会主义家庭”的样子。我们已经听索斯诺夫斯基说过“汽车-女人因素”对于统治层的堕落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那些抒情的、学院派的以及其它类型的“苏联友人”，长眼睛为的是看不见东西。十月革命所订立的婚姻和家庭的法律，曾经是值得引以为荣的，现在却正在被改造，被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宝库借来的东西弄得残缺不全了。好像故意使背叛带上嘲笑的意味，从前为支持无条件自由离婚和堕胎而提出来的那些论据，如“解放妇女”、“保障个人权利”、“保护母性”，现在又用来支持对离婚和堕胎加以限制和完全禁止了。
这种倒退不仅显示令人厌恶的虚伪性，而且是退到了比经济上所必要的还远得太多的地步。除了客观的原因使得离婚瞻养费之类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恢复过来以外，又有了统治层的社会利益需要去深化资产阶级的法律这个因素。造成目前这种家庭崇拜的最强烈的动机，无疑是官僚们需要一种稳定的等级关系，并且需要由四千万个支持权威和势力的家庭来管束青年。
当政府仍然希望把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作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政府不仅不去注意维持“长者”的权威，尤其是母亲和父亲的权威，反而尽力使儿童和家庭分开，保护他们，免得受到停滞不前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影响。不久以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和共青团还在利用儿童来揭发、羞辱以及一般地“重新教育”他们好酒的父亲或信教的母亲——至于成功多少，那是另一问题。无论如何，这办法是为了根本动摇父母权威的。在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领域，现在也急遽转向了。同第七诫一起，第五诫（即孝敬父母——中译者注）也充分恢复它的权利了，虽然还没有提到上帝。但是法国的学校也可以不用上帝的帮助，还是很成功地灌输了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
由于关心老一辈人的权威，已经引起宗教政策的改变。否认上帝以及他的帮助和奇迹，是革命政权分化儿童和父母的最尖锐的武器。反教会的斗争，在雅洛斯拉夫斯基那样的人物领导之下，由于跑到文化发展、严肃宣传和科学教育的前头，常常堕落成为滑稽剧和恶作剧。冲击上天，像冲击家庭一样，现在已经停止了。官僚们关心他们的身份名誉，已经下令叫青年的“无神论者”放下斗争的武器，坐下来读他们的书。关于宗教问题，正在逐步建立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中立制度。但这只是第一阶段。如果事情的发展只决定于当权者，那是不难预料第二和第三阶段的。
流行意见的虚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发展成为社会矛盾的平方或立方。如果把意识形态的历史法则翻译成数学的语言，大概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名实相符，就表示人与人的关系中没有贪婪，友谊之中没有嫉妒和阴谋，爱情之中没有卑鄙的计算。官方的学说宣称，这些理想的标准已经实现了。现实越是对这种宣称高声抗议，官方就越是坚持这种说法。例如1936年4月所通过的共青团的新纲领说：“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一种新家庭正在形成，苏维埃国家关心它的发展。”一个官方评论又补充说：“我们的青年在选择终身伴侣（妻子或丈夫）时，只有一种动机，一种推动力，就是爱情。资产阶级式的金钱势利婚姻，在我们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里是不存在的。”（1936年4月4日的《真理报》）就普通男女工人来说，这是大体上真实的。但是“金钱婚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里也比较少见。中上层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新的社会结合自动地在私人关系上打下烙印。权力和金钱在性关系上所造成的罪恶，在苏联官僚的队伍中大量滋生，好像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在这方面超过西方资产阶级。
根据苏联报纸自己偶然或者不可避免的坦白承认，与刚才提到的《真理报》的说法完全相反，“势利婚姻”现在是完全复活了。资格、工资、职业，以及军服上金线的数目，这些东西的意义现在日益增加了，因为它们关联到鞋子、皮大衣、房屋、浴室等等问题，还有最后的梦想：汽车。仅仅为了争一个房间，每年在莫斯科就结合或拆散不少夫妻。亲戚问题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果岳父是司令官或者有势力的共产党员，如果岳母是达官贵人的姊妹，那是很有用的。我们能够觉得奇怪吗？能够不是这样吗？
苏联这部大书里很富有戏剧性的各章之中，会有一章是许多家庭的分解和破碎的故事。那些家庭，丈夫是党员、工会工作者、军队指挥员或者行政人员，他们成长和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生活上新的爱好，而妻子则被家庭压倒，停留在原先的水平上。两代苏联官僚的生活道路上，布满了妻子被抛弃和冷落的悲剧。在新起的一代，现在又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所有最粗暴最残忍的事，也许都发生在官僚的最高层，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暴发户，他们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档案和回忆录将来总有一天会暴露出：那些当作福音来宣传家庭道德和强制性的“做母亲的快乐”的人们，在同妻子和一般妇女的关系上，犯了不折不扣的罪行，因为他们的地位才免于受法律制裁。
的确，苏联妇女现在还没有自由。到现在为止，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主要是给予上层妇女的，就是给了在官场、技术、教育以及一般属于脑力工作方面的代表人物，而给予女工的则少得太多，农村妇女就更少了。只要社会还不能把主妇在物质方面照料家人的责任承担起来，做母亲的人想要成功地担任一种社会的职务，就必须使用白人奴隶，例如保母、女仆、女厨等。在构成苏联人口的四千万家庭之中，有百分之五，也许有百分之十，是把“家政”直接或间接建立在家庭奴隶的劳动上面的。若对苏联的仆人数目作一次准确的调查，那对于社会主义式的评估苏联妇女地位会有重大的意义，等于整套苏联法典，不管这法典是多么进步。但正是由于这原因，苏联的统计才把仆人隐藏在“女工”或“其它”的名义下面了！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如果是受人尊敬的共产党员，有厨子，有电话可以叫商店送货，有汽车供差遣等等，她的处境与女工简直完全不一样，因为女工必须跑腿去商店，亲自做饭，带着孩子走路上幼儿园---如果有幼儿园可上的话。任何社会主义的标签都不能掩盖这种显著的社会差别。这种差别的明显程度，比起任何西方国家里资产阶级贵妇与无产阶级妇女之间的差别，一点也不低。
真正的社会主义家庭，社会将使它免除掉种种令人难以忍受和感到屈辱的日常事务所造成的烦恼，所以完全不需要任何严格管理；什么堕胎和离婚的法律，在那环境里让人听起来的感觉，不会比回想到妓院或者用活人作牺牲去祭神好一点。十月革命的立法朝这种家庭的方向迈出了大胆的一步。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性造成了悲惨的反动。热月的立法正在往资产阶级模式撤退，同时用谈论“新式”家庭的神圣性的虚伪演说来掩饰它的撤退。在这问题上，社会主义的破产也是用虚伪的体面掩盖着。
有些诚实的观察者，特别是在儿童问题上，看到崇高的原则与丑恶的实际那么明显的不符，感到震惊。光是采取那么猛烈的刑事措施来对付无家可归的儿童，就足以让人觉得，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立法纯粹是伪善。有一种相反的观察者，他们受那妆扮成为法律和行政制度的思想所显示出来的寛宏而高尚的气派欺骗了。这些乐观主义者见到赤贫的母亲、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就对自己说：物质财富再进一步增长，就会使社会主义法律逐渐有血有肉。要断定这两种态度哪一种的错误更大和更有害，真不容易。只有患了历史盲目症的人才看不见：这社会计划是多么寛宏大胆，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以及这计划打开了多么大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对那些采取消极而且本质上是冷漠的乐观态度的人，无法不感到愤慨：那些人闭眼不看社会矛盾的增长，用远望未来安慰自己，至于开启未来的钥匙，他们恭恭敬敬地提议继续让官僚掌握。好像男女权利的平等并未变成了男女权利都被官僚剥夺的平等！好像什么经书上坚决保证了：苏联官僚不会用一种新的压迫来代替自由！
男人怎么奴役女人，剥削者怎么压迫男女双方，劳动者怎么不惜流血以摆脱奴隶地位，结果只不过把锁链换了另一条——历史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这一切的故事。基本上，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别的东西。但是怎样实际上把儿童、妇女和人类解放呢？关于这，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模型。一切过去的历史经验，完全是消极性的，要求劳动者至少，并且首先，要坚决地不信任一切享有特权而不受监督的监护人。
二 反青年的斗争
每一个革命的政党，都是从新兴阶级的青年一代中得到主要的支持。政治的衰败，首先就表现为丧失把青年吸引到自己旗帜下的能力。那些相继退出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不得不把青年交给革命或交给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还在地下的时候，一直是青年工人的政党。孟什维克则依靠工人阶级上层比较体面的熟练工人，一直以此自豪，并且看不起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事变，严酷地向他们证明了他们的错误。在决定关头，青年人带领着比较成熟的阶层甚至连老年人也领着一齐走。
革命给了新的苏维埃一代人一个强有力的历史的推动。它一下使他们脱离了保守的生活方式，并且向他们透露了那个大秘密（辩证法的第一个秘密）：地球上没有一件事物是不变的，而社会是由可塑的材料造成的。根据我们这时代的事变来看，所谓种族类型不变的理论是多么愚蠢！苏维埃联邦是一个巨大的镕炉，在其中，几十种民族的性格都镕化在一起。关于“斯拉夫灵魂”的神秘信仰，像浮渣一样正在消失。
但是革命给予青年一代的推动，还没有在相应的历史事业之中表现出来。不错，青年人在经济领域内非常活跃。苏联有七百万工人年龄在23岁之下：工业部门有三百一十四万，铁路有七十万，建筑业有七十万。在新兴的大工厂里，大约一半工人是青年。目前有一百二十万共青团员在集体农庄里。最近几年，好几十万青年团员被动员去作建筑工作，砍伐木材，挖掘煤矿、开采金矿，到北极、库页岛或到阿穆州去，那里有个新城市叫做“共青团城”正在建筑中。从新的一代中涌现突击队、优秀工人、斯塔汉诺夫工作者、工长以及下级行政人员。青年人都在学习，而且其中相当大部份在刻苦地学习。在体育领域最大胆或是最军事化的方面，如跳降落伞和射击，他们也很积极或更为积极。进取而勇敢的青年都去参加各种危险的远征。
“我们大部份青年都渴望去有困难的地方工作”，著名的北极探险家史米特这样说。这毫无疑问是真的。但是在一切领域，革命后的一代人仍然处于受监护的地位。上面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和怎样做。政治作为最高的指挥形式，仍然完全掌握在所谓“老卫兵”的手中，这些老兵在一切向青年发表的热情而且往往带有讨好意味的演说之中，都很警觉地保卫着他们自己的垄断权。
恩格斯并不认为在国家还没有消亡的时候，这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警察压迫还没有让受过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我管理来代替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实现，他把完成这一任务的责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能够抛弃这一切国家主义的废物。”列宁加上他的意见：“......抛弃所有种类的国家主义，连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主义也包括在内。”在恩格斯和列宁的心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大致是这样的：夺取了政权的那一代，即“老卫兵”，开始消灭国家的工作；下一代完成它。
实际情况怎样呢？苏联人口的43%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生的。如果你拿23岁作为两代人的分界线，那么，苏联人口的50%以上还没有到达这个界线。因此，全国大部份人凭个人回忆所知道的制度，只有苏维埃制度，没有其它。但是，正是这新的一代人，并不是如恩格斯所设想那样，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统治层的不可忍受而且不断加强的压迫之下形成的，这个统治层，根据官方编造的说法，是由那些完成了大革命的人所组成的。在工厂、集体农庄、军营、大学、中小学教室、甚至在幼儿园，如果不在托儿所的话，都把人的最大光荣宣告为对领袖的个人效忠和无条件服从。近来许多教育性的警句和格言，很像是从戈培尔（德国纳粹党的宣传部长---中译者注）那里抄来的，如果戈培尔自己不是从斯大林的合作者那边抄来大部份的话。
学生的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充满了形式主义和虚伪性。儿童学会从头到尾坐着捱过无数死气沉沉的会议，照例有不可缺少的名誉主席团，有对亲爱领袖们的歌颂，以及预先消化过而且合乎正道的辩论，辩论时完全按照长辈的做法：说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最天真的那部份学校儿童想在这块多管闲事的沙漠里创造一块绿洲，遭遇到严厉的压制。格别乌经过它的代理人，把出卖和告密这类令人厌恶的腐败行为介绍到“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去了。比较有思想的教师和儿童读物作家，虽然被迫装出乐观的样子，然而在这种摧毁学校生活的压迫、虚伪和厌倦的精神环境中，还是不能永远隐藏他们的恐惧。新的一代由于没有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经验，就只有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只有自觉地研究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教训，才能够成熟起来而独立地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独立的性格像独立的思想一样，没有批评是不能发展的。可是苏联青年却根本不容许有起码的机会来交流思想，犯错误，以及做试验并改正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一切问题，连他们自己的问题在内，都由别人给他们做了决定。他们所做的只是执行这些决定，并且歌颂那些做决定的人。对于每一句批评的话，官僚都加以残酷的压迫。青年队伍中所有杰出又不肯屈服的人，都被系统地摧残掉、压制住或者肉体上消灭掉。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千百万共青团员之中，竟连一个大人物都没有冒出来。
投身于工程、科学、文学、体育或弈棋的事业，都可以说青年是获得鼓励去奔向远大前程。在所有这些方面，青年同底子不足的老一代相竞争，往往并驾齐驱或者胜过他们。但是，一碰到政治，青年就烧伤手指。这样，他们只有三条路可走：加入官僚层去寻求个人的成功；或者默默地忍受压迫，退避到经济工作、科学工作或者他们自己琐碎的私人事情方面；最后一条可能的路则是进入地下，为了未来而学习斗争并且锻炼性格。向官僚层钻营的道路，只有很少数人可以走。在另一极端，也只有很少数人走进反对派的队伍。中间的人，即绝大多数，则是很混杂的。但是，这群青年里面，在铁的压迫之下，正发生着一种意义极为重大的隐蔽着的变化，这变化要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苏联的未来。
内战时期的禁欲倾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让位于一种比较注重物质享受的、且不说是贪婪的情绪。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变成一个非自愿的禁欲的时期——但这时只有群众和青年方面是如此。统治层则已经坚定地站在个人发达的立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毫无疑问带来一种反对禁欲主义的强烈反动。广大的人群，特别是青年，都变得对个人的发展关心起来。事实却是，苏联新的一代里面，只有很少数有办法爬到群众之上并且能够尽量去适应统治层的人，才可以得到富裕和发达。官僚方面则正在有意识地发展并且挑选着党的核心成员和追求升官发财的分子。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上（1936年4月），主要的发言人说：“贪图利益、庸俗小气和卑鄙自私，都不是苏联青年的品性。”这些话听起来，与当时主要的口号“富裕美妙的生活”，与计件工资、奖金和勋章等等办法，非常不和谐。社会主义并不是禁欲的；恰恰相反，它十分敌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它还敌视一切宗教，因为它所信的是这个现实的世界，而且只信现实的世界。但是社会主义的世俗价值观是分等级的。人的个性开始向往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在意富裕的生活，反而是由于不在乎它了。然而，没有一代人能够超越他们自己。目前的整个斯塔罕诺夫运动就是建筑在“卑鄙自私”的基础上。衡量成功的标准——赚了多少裤子和领带——所证明的恰好就是“庸俗小气”。就算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好吧。那还是要如实地看待它。市场关系的恢复，毫无疑问让个人有了机会显著地富裕来。苏联青年大批涌向工程类的职业，与其说是因为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吸引，倒不如说是因为工程师挣的钱比医生或教师多太多。这种倾向在精神压迫和思想反动的环境中滋长起来，加以上层对升官发财的本能还有意地放纵，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往往变成了极端反社会的利己主义的教育。
然而，如果把青年说成是完全或主要受着个人利益支配，那就是公然诽谤了。不是的，整体来说，他们是高尚、勇于服务、并且有进取心的。升官发财主义只是从上面来污染着他们。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藏有各种尚未定型的英雄主义倾向，只等机会发挥出来。主要正是这种情绪，滋养着最新的苏联爱国主义。毫无疑问，它是非常深刻、真诚而且有活力的。但是，就在这种爱国主义里面，也有一道裂缝把青年和老人分开。
青年健全的肺，无法忍受在那种与热月反动分不开的虚伪空气之中呼吸，而热月反动还不得不披着革命的外衣。社会主义标语和实际生活之间太不和谐，损害了人们对官方教规的信仰。有相当大一部份青年以轻视政治、以粗野放荡为荣。在许多情况下，或许是大多数的情况，这种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不满的最初表现，也是自己暗中想要独立起来的最初表现。共青团和党把几十万青年开除、逮捕和流放，其中有“白党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也有“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这证明左右两方面自觉的政治反对派的源泉并没有枯竭。恰恰相反，最近几年这些源泉正在以新的力量冒起泡来。最后，那些比较没有耐性、脾气暴躁，失掉平衡，在利益和情感上受了伤的人，就把自己的思想转向恐怖主义的复仇。大体上，苏联青年政治情绪的光谱就是这样。
苏联的个人恐怖的历史，清楚地标出国家一般演变的各个阶段。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在内战还未结束的气氛中，恐怖行为是白党和社会革命党干的。到过去的统治阶级对于复辟失去了希望的时候，恐怖主义也消灭了。富农的恐怖，其回声到最近还可以听到，一直带着地方性，是反苏维埃制度的游击战争的补充。至于最近爆发的恐怖主义，既不是依靠旧统治阶级，也不是依靠富农的。最近这一期的恐怖主义者，完全来自青年一代，来自共青团和共产党，而且并不少见还是统治层的子弟。虽然这种个人恐怖行为完全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是有极为重大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官僚与广大人民，特别是与青年，有极为尖锐的矛盾。
经济冒险，跳降落伞、北极探险、故意显示的漠不关心、“浪漫的流氓行为”、恐怖主义的情绪，以及个人恐怖行为——所有这些合起来，正在准备着爆发一场青年一代反对老年人那种不可忍受的管教的斗争。一场战争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出口，让积压的怨气排泄出去，但是不会长久。在战争中，青年人很快就会得到必要的战斗精神以及他们现在不幸最缺乏的威信。同时，大多数“老人家”的声望将受到不可补救的损伤。一场战争顶多只能给官僚统治一个延期解决的机会。随后的政治冲突将会更加尖锐许多。
如果把苏联根本的政治问题简化为两代人的问题，当然是片面的。老年人里面，公开和暗中反对官僚层的人有的是，同样，青年人之中，也有好几十万纯粹的应声虫。但是，不管对统治层地位的攻击是来自何方，来自左方还是右方，攻击者的主要力量总是来自那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受到压迫并且感觉不满的青年人。官僚们非常了解这一点。一般说来，他们对于任何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的事情，都极度警觉。所以，为了预先巩固他们的地位，官僚们自然建立起主要的战壕和坚固的堡垒以抵御青年的一代。
我们已经提到，1936年4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自然，在这会上没有任何人费心解释：为什么违反章程，大会隔了整整五年才召开。而且，很快就明白了：这个经过细心甄别和挑选的大会在这时候召开，目的完全是为了剥夺青年人的政治权利。按照新的章程，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甚至于在法律上也无权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今后它唯一的活动范围，就是教育和文化训练。青年团的总书记根据上级命令在他的演说中宣布：“我们必须….停止唧唧喳喳，谈论工业和财政的计划，谈论降低生产成本、经济核算、农作物播种，以及国家的其它重要问题，好像这些问题要由我们来决定似的。”全国人民也许要跟着说最后这句话：“好像这些问题要由我们决定似的！”那傲慢的训斥，“停止唧唧喳喳！”，尽管是在这么驯服的一个大会上，也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如果你想起下述的情况，就会觉得这个训斥更值得注意了：苏联法律规定18岁为政治成熟的年龄，凡达到这年龄的青年男女都有选举权；而共青团的年龄限制，根据原先的团章，是23岁，实际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团员是超过这个年龄的。这次大会同时采取了两项改革。它正式承认超龄团员是合法的，这样就增加了共青团员中的选民数目；但同时它又剥夺这整个组织的政治权利，不但不许它闯入一般的政治领域（关于这点从来都不成为问题！），而且连当前的经济问题也不许它过问了。过去的年龄限制之所以取消，是因为从青年团员转为党员，过去几乎是自动的过程，现在已经弄得非常困难了。这次取消政治权利的最后残余，连表面的残余也取消掉，是因为想把青年团最后完全变成已经彻底清洗过的党的奴仆。这两项措施虽然明显地相互冲突，却是产生自同一根源，就是官僚对青年一代的害怕。
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声明，是来执行斯大林的明确指示的。他们这样声明，是为了预先防止有可能发生辩论。他们以惊人的坦白态度解释这次改革的目的：“我们不需要任何第二党”。这种说法泄露了这样的事实：统治集团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如果不被坚决地扼制住，就有变成第二党的危险。另一个演说者仿佛有意来说明这种可能倾向的性质，带着警告的口吻说：“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本人，有个时期企图蛊惑青年，拿反列宁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来鼓动青年建立第二党，等等”。这位演说者所提到的历史，有时代上的错误。实际上，托洛茨基“有个时期”只是提出警告说：如果政权更进一步官僚化，将不可避免与青年决裂，而有产生第二党的危险。但是没关系：事情的发展证实了这个警告，因此就把这警告变成了纲领。堕落的党只对追求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吸引力。诚实而有思想的青年男女不能不厌恶那种拜赞廷式的奴颜婢膝，那种掩盖着特权和任性的虚伪言词，那些平庸的官僚相互吹捧的大话：厌恶所有这些没本领上天摘星星所以往自己的身上贴满星花的首长们。现在已经不像十二三年前一样，只是第二党的“危险”的问题，而是第二党（作为能够继续推进十月革命的事业的唯一力量）的历史必要性的问题了。共青团章程的修改，尽管加上新的警察威胁，当然阻止不了青年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也不能防止他们与官僚发生敌对性的冲突。
如果发生巨大的政治动乱，青年会走上哪条道路？他们会把自己的队伍集合在什么旗帜之下？现在没有人能够对这个问题作确定的答复，青年自己尤其不能。各种互相矛盾的倾向都交集在他们心中。归根结底，主要的群众怎样集合，要由世界性重大的历史事变来决定，由战争，由法西斯主义新的胜利，或者相反，由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决定。无论如何，官僚将要发现，这些被剥夺权利的青年代表着爆炸威力巨大的历史炸药。
1894年，俄罗斯的专制政权经过年青皇帝尼古拉第二的嘴巴，用一句有名的话答复那羞怯地梦想参加政治生活的地方自治局：“毫无意义的幻想！”1936年，苏联官僚给青年一代还很模糊的要求的答复，是更加粗暴的大喝：“停止唧唧喳喳！”这句话也会变成具有历史意义。斯大林政权要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可能不比尼古拉第二为首的政权所付的低一点。
三 民族与文化
布尔什维主义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在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又帮助苏联在内有离心力量、外有敌对环境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国家的官僚化堕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民族政策上面。正是因为民族问题，列宁想在1923年春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发动对官僚、特别是对斯大林的第一场战斗。但是在大会举行以前，列宁就永远离开队伍了。他那时所准备的文件，到现在还被检查官禁止发表。
革命所唤起的各民族的文化要求，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自治权。同时，工业的发展，只有全苏联各部份都服从一个集中的总计划才能够成功。但是，经济与文化并不是互相隔绝的。文化自治和经济集中这两种倾向，自然有时会发生冲突。然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决不是不可调和的。虽然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现成公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可以依靠有利害关系的群众自己有弹性的意志来解决。只有群众自己实际参加有关他们命运的管理工作，才能在每一新的阶段上，在经济集中的正当要求与民族文化的活的吸引力之间，划出必要的分界线。困难在于：苏联各民族区域的人民的意志，现在完全被官僚层的意志代替了，而官僚层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是从行政的方便和统治层的特殊利益的观点出发的。
不错，在民族政策的领域，像经济领域一样，苏联官僚还继续做着一部份进步的工作，虽然间接成本的耗费很不少。在苏联各落后民族中尤其是这样，这些民族还必须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来输入、模仿和吸收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官僚正在架设一道桥梁，让这些落后民族得到资本主义文化（一部份甚至是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好处。对许多领域和许多民族来说，苏维埃政权现在所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像是在完成彼得第一及其同僚对老莫斯科国所做的历史性工作，不过规模更大而速度更快。
在苏联的学校里，上课所使用的语言不下八十种。其中大部份还须创造新的字母，或者用比较民主的拉丁字母来代替极端贵族气的亚洲式字母。报纸也是用同样多的文字出版，这些报纸第一次使农民和牧民知道人类文化的基本观念。在沙皇帝国遥远的边疆，本地的工业正在兴起。半宗法的古老文化正在被拖拉机破坏。随着居民识字，科学的农业和医药也出现了。这种提升新的人类阶层的工作，具有难以估计的无比重大的意义。马克思说得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但是最强有力的火车头也不能做出奇迹。它不能改变空间的规律，而只能使运动加快。现在还必须教几千万的成年人认识字母、读报、或者遵守简单的卫生规则，这就表明，还要走多么长的路，才能够真正提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例如，报刊告诉我们，在西伯利亚的西部，奥罗特人从前不懂得什么叫作洗澡，现在“许多村庄有了澡堂，他们有时走三十公里路去洗澡。”这个极端的例子，虽然代表的是最低的文化水平，却可以真实地说明许多其它成就的高度，而且不限于落后地区。一个政府首长，为了说明文化发展的情况，指出这样的事实：在集体农庄里，人们开始要买“铁床、挂钟、针织内衣、卫生衣、自行车等等东西”了。这不过表示苏联农村中富裕的上层农民现在开始使用那些西方农民群众早已普遍使用的工业品而已。在演说和报刊上，现在天天谈到“文明的社会主义商业”的经验教训。其实，这不过是想把政府商店弄得干净好看一点，供应它们必要的设备和充足的各类货物，不要让苹果烂掉，不要把棉线与袜子扔在一堆，同时教导售货员对顾客要有礼貌并且殷勤一点——换句话说，就是要学会资本主义商业的普通方法而已。我们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然而，这问题里面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也没有。
如果我们暂时把法律和制度放在一边，去看看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再如果我们不故意自欺欺人，就不得不承认：苏联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受到沙皇与资产阶级的俄国的遗产影响，比社会主义萌芽的影响要强大得多。人民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刚刚提高一点点，他们就如饥如渴地去模仿西方现成的模式。苏联年青的职员，工人往往也一样，在服装和举止方面都尽量模仿他们在工厂中所遇到的美国工程师和技术员。那些在工业部门和机关工作的女孩子，用她们的眼睛贪婪地盯着来旅行的外国女士，想学会她们的装束和风度。学会了的幸运者就变成大家模仿的对象。工资较高的女孩子的头发已经不剪成刘海式，而是烫成鬈发了。青年们很热心参加“西式跳舞圈子”。在某种意义上，这都表示进步，但是所表现的主要并不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胜过宗法社会的生活，城市胜过乡村，中央胜过偏僻的地方，西方胜过东方。
同时，苏联的特权层也在模仿资本主义的上层社会。这方面的带头者，是常要去欧洲和美国的外交官、托拉斯经理、工程师。关于这个问题，苏联的讽刺作品没有涉及，因为上头“一万人”的事情是绝对禁止触及的。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悲哀地指出：苏联最高傲的使节面对着资本主义文化，既未能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也没有显出任何独立的特点。他们缺乏足够的内心稳定性来蔑视外表的光彩并且保持必要的距离。他们主要的野心，一般就是尽量与资产阶级典型的势利小人没有分别。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感情和行动，并不像是新世界的代表，倒像普通的暴发户。
然而，如果说苏联正在做着先进国家早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做过了的文化工作，那只是说出了真相的一半。新的社会形式绝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形式不只让落后国家有可能达到最先进的国家的水平，并且让它能在比西方过去所需短许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速度这样加快的原因是很简单的。资产阶级的先驱必须发明他们的技术，并且学会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如何运用。苏联则可以采用最新式的现成技术，并且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够不是部份地、逐步地运用这些技术，而是立即大规模地运用。
军事当局不止一次赞扬军队传递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农民。尽管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所灌输的那种特别的“文化”没有让我们受骗，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有许多进步的习惯是经过军队传到民间去的。在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中，过去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通常总是站在暴动者的前列，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苏维埃制度有机会不只经过军队，而且经过整个国家机关以及同国家机关交织在一起的党、青年团和工会的机关，去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苏联在技术、卫生、艺术和体育方面采用现成的方法所用的时间，比原先各国发展它们所需要的时间短得多，是由于财产的国有形式、政治的专政和行政管理的计划方法对这提供了保证。
如果十月革命除了加速这个向前的发展之外没有其它结果的话，它在历史上仍然是正当的，因为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已经证明，衰落的资产阶级制度不能推动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认真向前发展。然而，俄国无产阶级是以更为远大的任务的名义完成革命的。不管它目前怎样受到政治压迫，它的大部份人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纲领，也没有放弃同这纲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希望。官僚层不得不迁就无产阶级，一部份就在其政策的方向上，而主要是在政策的解释上。所以，在经济或文化领域每前进一步，不管它的实际历史内容或者对群众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总要宣布为前所未见或前所未闻的“社会主义文化”成就。毫无疑问，使千百万一直到昨天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清洁的人都有肥皂和牙刷，实在是很伟大的文化工作。但是肥皂和牙刷，甚至“我们的妇女”所需要的香水，都不能构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尤其现在的情形是，这些可怜的文明象征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人口能得到。
苏联报刊一再谈论的“人的改造”，的确是在全力进行。但这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改造呢？俄罗斯人民过去既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经历过一次宗教大革命，又不像法国人那样经历过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如果我们不把不列颠岛上居民在十七世纪的改革和革命计算在内，那么，资产阶级个性正是从这两座熔炉中产生出来的，而这是一般人性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俄国1905和1917年的两次革命，当然是表示个性在群众中最初的觉醒，表示个性从原始环境中结晶出来。这就是说，这两次革命以缩短的形式和加快的速度完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所做的教育工作。但是，远在这项工作大致完成以前，发生在资本主义黄昏期的俄国革命，就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被迫跳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文化领域中的矛盾，不过是反映和折射这一跳跃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的矛盾罢了。在这种环境之下，个性的觉醒必然多少带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不仅在经济上如此，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抒情诗中也一样。官僚本身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最极端的、有时是最无节制的传递者。官僚允许而且奖励经济个人主义（计件工资、自留地、奖金、勋章），但同时在精神文化领域中无情地压制个人主义进步的方面（批评观点，个人意见的发展、个人尊严的培养）。
某一民族集团的发展水平愈高，或者它的文化创造愈高，或者它愈精细地去处理社会与个性的问题，则官僚统治的压力就愈沉重，愈不能忍受。如果只由一根指挥棍（或者不如说只由一根警棍）来指挥苏联各族人民的知识活动，那就实际上谈不到什么民族文化的特性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或者突厥的报纸和书籍，不过是把官僚的命令翻译成各族文字而已。在民间创作模范的名义之下，莫斯科报纸每天用俄文译文发表各民族的得奖诗人歌颂领袖的诗篇，其实都是糟透了的诗句，彼此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奴性和无才的程度而已。
大俄罗斯文化（它受到禁闭制度的迫害，并不比其它民族文化少），主要是靠革命前已经形成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着。青年人好像是被铁板压住了似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民族压迫其它民族的问题，而是集中的警察机关压迫一切民族的文化发展，首先就是压迫大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问题。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苏联90%的印刷物是用俄文印行的。这个百分比当然是明显地太不符合大俄罗斯人口的相对数目，不过仍然可能这样反倒比较符合大俄罗斯文化的一般影响力，因为大俄罗斯文化既有独立的力量，又是国内落后民族与西方之间的中介。但尽管如此，大俄罗斯人在出版机关里（自然不只在那里）占太高的比例，是不是表示大俄罗斯人损害了苏联其它民族而实际享有专横的特权呢？这是很可能的。对于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不能轻易给予完全确定的答复。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与其说这问题的答案决定于文化上的合作、竞争和相互滋养，倒不如说是决定于官僚的最后裁决。既然政府当局的驻地是克里姆林宫，而外围各地区不得不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官僚主义就不可避免带上专横的俄罗斯化的色彩，而留给其它民族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文化权利，就只有用它们各自的语文来歌颂主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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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文化理论随着经济的左右摇摆和行政的便利而改变。但是不论怎么改变，有一个特点始终保存着，就是绝对不容怀疑。随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从前不受欢迎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也得到官方正式承认了。反对这理论的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具有严格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它不想长久统治到一系列历史时代；现在这一代新统治阶级的任务，主要限于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产阶级越长久地仍然是无产阶级（就是说，保留它过去受压迫的痕迹），它就越不能超越过去的历史遗产；而新创造能否开始，也要由无产阶级本身溶化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程度来决定。换句话说，这一切意味着，资产阶级文化要由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由无产阶级文化来代替。
在反对那种用实验室方法制造出“无产阶级艺术”的理论的时候，本书著者曾经写道：“文化要靠工业的油水来滋养，要有物质上相当的富裕才能够使文化生长、精致和丰腴起来。”即使基本的经济问题得到了最妥善的解决，“也还远远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新历史原则完全胜利了。只有科学思想在全国基础上的向前推进，以及一种新艺术发展了起来，才意味着历史的种子不仅长出了根茎，而且已经开花。这样看来，艺术的发展是测试每个时代的活力和意义的最高标准。”这种观点本来很流行，忽然在一个官方声明中被宣布为“投降主义的”，说它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创造力的“不信任”。于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时期开始了。布哈林早就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教士，而斯大林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不管怎样，他们两人都认为：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要以“乌龟的步调”进行，无产阶级会有好几十年的时间来创造它自己的文化。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如何，这两位理论家的意见是既含糊又没有启发性。
第一个五年计划那疾风骤雨的几年，推翻了龟步的前景。在1931年，可怕的饥荒的前夜，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这样，在官方所庇护的作家、艺术家和画家还没有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连这种文化富有意义的雏型也还没有创造出来的时候，政府就宣布：无产阶级已经溶解于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了。艺术家们只好接受事实，无产阶级并不具备创造无产阶级文化最必要的那个条件：时间。昨天的观点立刻抛到脑后去了。“社会主义文化”马上提到日程上。我们已经对它的内容有些了解。
精神的创造性需要自由。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是使自然服从技术，技术服从计划，并且使原料尽量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不仅仅如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更是使人类的一切创造力最后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压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和艺术，都完全不受任何外来“计划”的影响，连强迫的影子都没有。精神的创造性究竟有几分是个人或集体的，完全由创造者自己决定。
过渡性政权是一种不同的东西。专政所反映的是过去的野蛮，而不是将来的文化。它必须对一切活动的形式（精神的创造也在内）规定严厉的限制。革命的纲领从开始就认为这些限制是暂时的坏现象，并且认为随着新政权巩固的程度，应该一个一个地取消对自由的一切限制。无论如何，在内战最激烈的年代，革命领袖们很明白，政府可以根据政治的考虑对创作自由加以限制，但是决不能在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领域内以指挥者的角色自居。列宁在艺术方面的个人嗜好是颇为“保守”的，但他对艺术问题极为谨慎，很乐意承认自己不够资格。教育和艺术人民委员卢那查尔斯基对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都给予赞助，常使列宁感到困惑难解。但他只限于在私人谈话中说几句讥诮的话，完全没有想到把他的文艺嗜好定为法律。在1924年，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本书著者这样说明国家对各种艺术集团和派别的关系：“一方面给它们订出赞成革命或者反对革命的绝对标准，另一方面在艺术自决的领域以内让它们有完全的自由。”
当专政具有情绪激昂的群众基础和世界革命的前景时，它并不害怕实验、研究和学派斗争，因为它明白，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群众的每一根纤维还在颤动，千年来第一次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一切最好的青年艺术家都被触动到心灵的深处。在那充满希望和大胆的早年中，不仅创造了最完整的社会主义立法模范，而且产生了最好的革命文学作品。还有一点值得说的，就是，那些优秀的苏联影片也是在这个时期制作出来的，尽管技术设备很贫乏，却以它们处理现实题材的新颖又有力的手法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在同党内反对派斗争的过程中，文学派别一个又一个被绞杀了。这不单是文学的问题。毁灭的过程遍及所有意识形态的领域，而且进行得更为坚决，因为那过程是比半无意识更甚的。现在的统治层自以为负有使命不仅要在政治上控制精神的创作，而且要规定它发展的道路。绝对命令的方法，同样地使用到集中营、科学的农业以及音乐方面。党的中央机关报常常对建筑、文学、戏剧和舞蹈发表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论，口气像军令，对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那就更不用说了。
官僚对于一切不直接为他们服务的东西，以及他们所不懂的东西，都抱着一种迷信的恐惧态度。当他们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候，这大部份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命令科学研究者只以直接实用的重要工作为目标的时候，就堵塞了最宝贵的发明泉源，也妨碍了实用的发现，因为这多半是在未能预见的道路上出现的。接受了痛苦经验的教训后，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军事理论家，都避免作一切广泛的论断，因为害怕某一“红色教授”（通常是个无知的势利小人）会从列宁甚至从斯大林的言论中硬扯出一段话来声色俱厉地责难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思想或者科学尊严，多半要招来压制。
但是，情况更糟到不得了的，是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家、历史家，甚至统计家，更不用说新闻记者了，最担心的就是同那随时转变的官方路线发生冲突，即使并非正面的冲突。关于苏联经济，或者国内外政策，谁若没有从“领袖”的言论中引述许多陈词滥调来在背后和两翼布防，并且预先承担要证明一切事情都正是按照应该的那样、甚至更好的那样进行着，就什么也不能写出来。这样百分之百迎合上意的做法，虽然可以使人避免平常的不愉快，却带来最重的那种惩罚，就是言之无物。
尽管表面上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国家奉行的学说，可是最近十二年内，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或哲学方面并没有出现过一本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是值得注意和译成外国文的。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超越学究式的编纂工作的限度，只是把原先已经认可了的老见解说了又说，再按照当时行政的需要把一些老的引证重新编排而已。有千百万本书籍和小册子由国家渠道发行出去，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用处，是全靠胶水、奉承话和其它讨厌的东西黏合起来的。有可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独立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关在牢狱里，就是被迫沉默，尽管社会形式演变的每一步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学问题！被玷污和踩在脚下的，正是一切理论工作绝对不可缺少的那一样东西：谨严。甚至列宁全集的批注，每一次新版都根据统治人物的个人利益来根本改写：“领袖们”的名声加以夸大，反对者的名声则贬低；生平事迹掩盖起来。关于党史和革命史的教科书，情况也是一样。事实被曲解，文献被隐藏或伪造，名誉制造出来或加以毁坏。只要把同一本书在最近十二年内先后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较，就可以正确无误地看出统治层的思想和良心堕落的过程。
“极权”统治对文艺的破坏性影响也达到同等的程度。各种倾向和学派之间的互相斗争已成过去，代之而起的是解释领导人的意志。所有的文艺团体都被迫加入一个总组织，那等于是文艺的集中营。像绥拉菲摩维奇或格拉特科夫那样平庸但是“思想正确”的小说作者，被当作经典作家。那些有天才而不能做到充分糟蹋自己的作家，则被一群以厚颜无耻和大量引证为武器的专门教训别人的人纠缠着。最优秀的艺术家不是自杀，就是向遥远的过去找题材，或者从此沉默。诚实而有才华的著作只是偶然出现，仿佛是从隐蔽处迸出来的，带有艺术违禁品的性质。
苏联的艺术生活史是一种殉道者列传。自从《真理报》的社论下令反对“形式主义”以后，在作家、艺术家、导演，甚至歌剧演唱者中出现一种屈辱性的自我检讨流行病。人人都承认过去的错误，但是，恐防有更多的意外，他们都避免明确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性质。最后，当局接到新的命令，才不得不终止这场过大的自我检讨浪潮。斯大林说了几句话赞扬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结果文学的评价在几个星期内就改变了，教科书重新编过，街道改名，雕像也搬出来了。新歌剧给予高官贵人某种印象，立刻就变成对作曲家的音乐指令。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在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上说：“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对于人人都是法律”，全体听众都鼓掌，虽然毫无疑问，有人羞愧脸红。仿佛要彻底嘲弄文学，连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顺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章大师。这种拜占庭主义和警察统治里面，含有深刻的悲剧性的东西，虽然它也有些并非故意的喜剧表现。
官方的公式是这样的：文化应该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然而，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只能作某些乐观的猜测。谁也不能在尚未具备充分的经济基础时发展那种文化。艺术预见未来的能力远远不及科学。无论如何，像“描写未来的建设”，“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人类”这一类的指示，对于创作想象力的帮助，并不比五金店的价目表或铁路时间表大些。
一种艺术的民族形式，等于它让一般人容易了解的性质。《真理报》向艺术家发命令说：“凡是人民不要的东西，就不可能有美的意义。”这种拒绝对群众进行艺术教育的民粹派老公式，现在有了更加反动的性质，因为决定人民要什么艺术和不要什么艺术的权力仍在官僚手里。官僚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出版书籍，他们还用强迫手段卖书，不让读者有所选择。归根结底，在官僚眼中，整个事情就是使艺术与官僚的利益合为一体，并且使官僚的利益取得对民众具有吸引力的形式。
枉费心机！任何文学都不能完成这种任务。领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是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新的文学浪潮可以超过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第一个浪潮。”这话说得非常温和。实际上，尽管有个别的例外，热月时期在艺术创造史中，将记载为一个庸才和歌功颂德、阿谀谄媚之徒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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