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六章 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增长


一　贫乏，奢侈和投机
二　无产阶级之分化
三　集体农村中的社会矛盾
四　统治层的社会面貌



一　贫乏，奢侈和投机



　　苏维埃政权开始时是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以后，于1921年又被迫恢复了市场的关系。在五年计划的时期，因为物质资料极端的紧张，又走到国家分配制──即是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之上，重复“军事共产主义”的实验。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基础还是不够用的。在1935年，计划分配制又让位于商业。这样第二次证明了：可行的分配方法，是多依赖于技术和现有资源之水平，而少依赖于财产形式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经过计件工资的方法），使将来有可能增加商品数量，减低货价，因之提高人民的生活标准。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当资本主义处于兴旺时期也可以看到的。社会的现象和过程，必须在它们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之中去研究。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之提高，同时也就是表示不平等之增长。苏联统治层富裕程度的提高，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之提高。国家财富增加，同时出现新的社会分化过程。

　　按照日常生活的情形说，苏联社会已经分成一个享受特权的安乐的少数，与一个在贫乏中生活的多数。从两方面的极端情形看来，这个不平等，已经形成明显的反差。那些预定要大量流通的生产品，虽然价钱很高，质量一般是低劣的，而且愈离开中心城市，则愈难以得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投机，甚至公然偷盗消费品的事情，都成了常见的现象。过去这些行为补充了计划分配，如今则成为苏联商业的调整办法了。

　　那些苏联“友人”有一种职业上的习惯，就是闭着眼睛和用棉花塞住耳朵来搜集印象。我们当然不能信赖他们。苏联的敌人则常常作恶意诬蔑的宣传。因此，我们还是到官僚自身方面去寻求材料吧。因为至少它不致于仇视它自己，它的官式自责（这是常常被某些急切的实际需要所唤起的），比起它更常见的和更热闹的自夸，是更值得相信的。

　　1935年的工业发展，如众所知的，超过了预定的计划。但关于住宅的建筑，则只做到了55.7%。而工人房屋的建筑，进行得尤其缓慢，建造得也特别差劲和粗糙。至于集体农场的场员，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同他们的牛犊和蟑螂一道住在残旧的小屋里。可是在另一方面，苏联的达官贵人却在报纸上埋怨，说那些造给他们的新房子，有些竟没有专供“家庭工人”──即家庭仆役──居住的房间。

　　每一个制度，在建筑和房屋方面，都有它可作为纪念的反映。现在苏维埃时代的特点，就是无数的苏维埃大厦和巨宅，官僚们的真正宫殿，有时候其价值达千万卢布之巨，富丽的戏院，红军的房屋（主要是军官的俱乐部），专供付得起钱的人用的奢华的地下铁道，而在另一方面，工人房屋的建筑则经常的是极端落后，即使这些房屋不过像营房一样。

　　国家货物在铁道上的运输，情形的确有很大的改进。但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道路和交通方面的行政长官，常常发出无数的命令，埋怨车辆和车站不卫生的情形，埋怨“不可容忍的不为旅客服务的情况”，埋怨“有关火车票的大批的作弊，盗窃和欺骗……，隐瞒空位并私相买卖，收取贿赂，以及在车站和在路上行李之被抢劫”。这些事情是“社会主义的运输之污点”！实际上，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输中，都构成刑事的罪责。这些善于辞令的行政长官之不断的埋怨，证明运输工具还大大够不上人民之用，证明那些在火车上运输的用品之严重缺乏，最后证明铁路的官吏也与其它有权的人一样，对于小民是极端轻视的。在陆上，在水上，和在空中，官僚都有令人羡慕的交通工具为他们自己服务，这是我们从许许多多苏联的特等火车、专车和专轮看得出来的──而且这些特权的东西，现在正日益代之以最好的汽车和飞机了。

　　在说明苏联工业成功的演说中，列宁格勒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日丹诺夫，预言一年以内“我们积极份子来参加会议，不必用现在这种平常的福特车，而可以坐高级轿车来了”，这一允诺曾博得那些直接有关的听众热烈的鼓掌。现在苏联的技术，就其目的是直接服务于人的那部份而言，其努力方向首先是为了满足特定少数人的高等需求。有许多城市现在还没有电车，而在有电车的地方，这些电车还与从前一样，差不多可以挤死人。

　　粮食工业人民委员米科扬曾大吹牛皮，说最劣等的糖果已经很快的被最高等的生产品所代替了，并且说，“我们的妇女”现在正要求精致的香水。这不过表示这种工业自实行金钱买卖以后，是尽量去迎合富裕的顾客而已。这本是市场的规律，在这种规律以内，那些高等的“夫人们”自然不会站在最后的地位。随同这种现象，还有另一种情形为人所知：根据1935年在乌克兰的调查，95个合作社之中，有68个没有一点糖果，而对于点心的需要，只能满足15%-20%，并且货物的质量还是极坏的。消息报埋怨道：“工厂所造的东西，并没有顾及到顾客的要求”。自然啰，如果所谓消费者，指的并非那种有能力伸张自己的权益的消费者。

　　巴黑教授，他从有机化学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发现“我们的面包有时简直坏得不堪忍受”。男女工人虽然不能了解酵母及酸酵之秘密，仍有同样的感想。与尊贵的教授不同的，就在他们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他们意见的机会。

　　在莫斯科，服装托拉斯在广告上登载出各式各样丝绸的时装，它们的样式都是专门的“时装公司”所设计的。然而在各省，即使是大工业城市，工人像以前一样，除非排队等候并须忍受别的烦恼以外，否则是得不到一件布衬衫的：这种货物太不够了！供给多数人以必需品，比起供给奢侈品于少数人，要困难得多多。一切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细数他的功绩之时，米科扬告诉我们说：“人造牛油的工业是新的”。不错，这种工业在旧政制之下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必急于作出结论，以为既有人造牛油之必要，便说情况比在沙皇统治之下还要坏，因为在那时候，人民也是看不见牛油的。但是牛油的代替物之出现，最低限度是表示在苏联有两种消费者：其一是能吃真牛油的，另一则是只能吃人造牛油的。“我们供给了许多马霍卡烟给所有需要它的人”，米科扬又这样吹牛皮的说。他只忘记加一句话，就是：无论在欧洲或美洲，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过像马霍卡那样劣等的香烟。

　　不平等的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在莫斯科以及别的大城市之中，开设一些专门售卖高级货品的商店，货品上面冠以一个意味深长的，然而并非俄文的字“Luxe”（豪华）。同时，人们又不断的埋怨莫斯科以及各省的粮食店里常常发生大量盗窃的事情，这表示虽然大家都想有吃的，但食物的供给还只能使少数人满足。

　　工人家庭主妇对社会制度有她们自己的观点，而她们的“消费者”的准则（借用官僚嘲笑她们的说法，其实官僚们也很关切自己的消费），最后分析起来，是有决定意义的。在工人主妇与官僚的冲突之中，马克思和列宁，以及我们，都是站在她们这一边的。我们坚决的反对官僚，他们夸张他们的成绩，掩蔽矛盾，并且扼住女工的咽喉，以防止她们的批评。

　　纵然承认人造牛油与劣质的马霍卡烟是现在虽不称意但仍是无可替代的必需品，但也用不着吹牛并把现实美化。“积极份子”有高级轿车，“我们的妇女”有精致的香水，工人只有人造牛油，贵人们有“De　Luxe（豪华的）”货品，平民只能观看窗橱内的精品──这样的社会主义，对于群众不能不好像是资本主义的改头换面，而他们的感想也并不十分错误。在“普遍的贫乏”之基础上，生存资料的竞争便有复活“全部陈腐的东西”的危险，事实上，这些“陈腐的东西”现在已在一步步逐渐复活了。

　　现在的市场关系与新经济政策下（1921--28年）的市场关系所不同的，据说是现在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场的组织与个别的公民之间的市场关系，并无中介人和私有商人存在。但这只是原则上如此。按照计划，零售商业（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的总贸易额之迅速增加，应该在1936年达到一千亿卢布。集体农场的商业总贸易额，1935年已达到一百六十亿，今年当然更多。在这些总额之中及在这些总额之外，不合法的及半合法的中间商人究竟占一种什么地位（无论如何，总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是很难断言的。不仅是个别的农民，就是集体农场，尤其是集体农场的个别场员，都喜欢去找中介人。家庭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社员，以及与农民交易的地方工业，都走这同一的道路。时常会无意间透露这种事情：即在整个广大的区域以内，肉、牛油、鸡蛋等商业，都被“投机家”垄断。甚至于日常最必要的用品，如盐、火柴、面粉、火油等物，虽然国家仓库里有很丰富的贮藏，但在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社之中，有几个星期或甚至于几个月都缺乏这些货物。这样一来，很明白的，农民就要从别的管道去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货物。苏联报纸常常提到中介的商人，好像是说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

　　他种形式的私人企业和积累，似乎作用比较小些。独立的马车夫、小客栈主人、个体的手艺工人，像独立的农民一样，都是半允许的职业。在莫斯科本城，就有相当多的私人小工商业和修理的店铺。它们是被默许存在的，因为它们填补了经济中的重要缺陷。可是还有更多得多的私人企业家，躲在各种手工业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招牌之下，或在集体农场的掩蔽之下活动着──好像其特别的目的是为着凸显计划经济中的裂缝一般。然而莫斯科的格别乌，却常常捉捕那些在街上出售自制软帽和衬衫的贫穷妇人，把她们当作恶意的投机商人。

　　1935年秋季斯大林宣布道：“在我们国内，投机的基础已经消灭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有投机者的话，那只可以由下一事实得到解释：即由于缺乏阶级的警觉，和苏维埃各机关对投机者之宽容所致。”这真是最纯正的官僚思想！投机的经济基础果真消灭了吗？如是，则任何的警觉便不需要了。例如，国家若能够保障人民有足够合适的衣帽，那就没有必要去捕捉那些在街上卖东西的可怜妇人了。其实，连现在是否有此必要，也是值得怀疑的。

　　上面所说的私商，其人数与其营业的份量，本身都不足以骇人的。你不会真的害怕车夫、卖软帽的小贩、钟表匠和买鸡蛋的人来进攻整个国有财产的堡垒！但是，这个问题仍然不是由简单的算术的关系来决定的。只要行政方面稍微有点弱点，大批各种各式的投机者就立刻出现，好像发热时生出的疹斑，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有不断的压力。投机的细菌对于社会主义的将来究竟含有多少的威胁，这完全要看国家政治经济机体的一般抵抗力如何而定。

　　下层的工人和集体化的农民──这即是说，大约90%的人口，他们的情绪和行动，主要决定于他们自己实际工资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收入与地位较好的人收入之比较，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人类的消费范围内，相对性的规律最容易直接表示出来！一切社会关系，翻译成了金钱核算的语言时，就会彻底揭露社会各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享有的实际比例。即使我们明白不平等现象在相当长久的时期以内是历史必不可免的事情，但这种不平等的可容许的限度，及其对社会的利害得失，在每个具体的情形之下，还是需要我们讨论的问题。

　　分配国民收入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必然的要变成政治斗争。苏联现社会的结构是否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并不决定于官僚的诡辩，而是决定于群众自己──即决定于产业工人和集体化农民对这结构所取的态度。


二　无产阶级之分化


　　人们会认为，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关于实际工资的材料，自当特别小心去研究──关于各种类别的人民的收入，其一切的统计应该特别的明白和易于为人所了解才对。然而事实上，这一有关劳动者基本利益的问题，完全被一层看不透的帷幕所笼罩了。调查苏联工人家庭的收支，这个工作比起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要困难很多，这说起来似乎很难令人相信。甚至于我们要想把各种类别的工人，在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期间所得的实际工资，画一个图表来表明，都做不到。官场和各方面对于一些无意义的总数往往大吹大擂，而对于这个题目却讳莫如深。

　　根据重工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在1925至1935年的十年之间，工人每月的出产额增加3.2倍，而货币工资增加4.5倍。但是，后面这个堂皇好看的数字，其中有多少是被工人阶级的上层专家所鲸吞了呢？还有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个面值，其实际的价值究竟如何呢？这些问题，我们无论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或从报纸的解释上，都得不到解答。在1936年4月所举行的苏联青年大会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科沙洛夫宣布说：“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2月，青年工人的工资增加340%！”这个大会的青年代表，是一些慎重地选择出来的勋章佩带者，他们对于喝采鼓掌从不吝惜的，然而科沙洛夫这一次的吹牛，却并未得到一点掌声。听讲的人同演讲的人一样，十分知道市场价格的急剧变化，已经降低下层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了。

　　每人的“平均”工资，连托拉斯的经理和女仆都平均在内，在1935年大概是二千三百卢布，1936年大概会是二千五百卢布。这在面值上等于七千五百法国法郎，但实际的购买力，大概不超过三千五百至四千法郎。这个数字，本身就并不大；如果你注意到1936年的增加工资，是因为取消了某些消费品的特价和取消了某些免费的服务、而作出的部份补偿，那这一数字就更显得小了。但主要的问题，还是这每年约二千五百卢布，或每月约二百零八卢布，如我们上面所讲的，乃是一种“平均的”工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算术的虚构，其作用是掩饰劳动报酬上真正而且很厉害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的，上层的工人，特别是所谓史塔罕诺夫份子，他们的状况在去年是大大的改进了。苏联的报纸热切地细数这个或那个得奖的工人为他自己买了多少衣服、鞋子、留声机、脚踏车、或若干瓶糖果等──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这些利益，下层工人得到的机会非常之少，这也是非常明白的。说到史塔罕诺夫运动的动力时，斯大林说：“生活更舒适了，生活更快乐了，生活快乐时，工作自然迅速起来了。”在这种对于计件工资制之乐观的解说中（这种解说显示统治层之特性），只包含这么多平淡无奇的真理，就是工人贵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由于国家经济已有的成功。但是史塔罕诺夫份子的动机，并不是“快乐”的情绪，而是想得到更多的金钱。莫洛托夫在这里修正了斯大林，他说道：“史塔罕诺夫份子的高度生产力，其直接动机是想增加他们自己的收入。”这是真的。在几个月以内，一层新工人起来了，他们被叫作“千卢布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每月在一千卢布以上。还有些人每月收入在两千卢布以上，可是下层的工人，有收入不到一百卢布的。

　　单是工资的差异，就足以显出“富的”和“不富的”工人之界线了。但官僚们犹以为未足。他们还尽量把一些特权加惠于史塔罕诺夫份子，给他们新房子，或者修理他们的旧房子，提前把他们送到休养所和疗养院去，派遣免费的教员和医生到他们家里去，给他们免费的票去看电影。在某些地方，史塔罕诺夫份子甚至可以免费理发和修面，并且还不用排队。许多特权好像是故意用来侮辱和刺伤一般工人的感情似的。官僚方面之所以有这种过份的好意，除了名利主义之外，还因为他们良心的不安。地方的统治集团，都很热心的抓住这个机会，尽量拉拢上层的工人参加他们的特权，以使自己免于孤立。结果，史塔罕诺夫份子的收入，往往超过下层工人的收入至二、三十倍之多。至于那些特别幸运的专家，他们每个人的薪俸常常可以支付八十个或一百个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劳动支付之不平等上，苏联不仅已经赶上而且已经超过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最好的史塔罕诺夫份子，即那些真正被社会主义的动机所推动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得着特权而高兴，反而感觉烦恼。这是不足怪的。在一般的贫乏之中，唯独他们可以享受一切好的东西，这使他们遭受周围的嫉妒和仇视，这使他们的生存缺乏乐趣。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远离社会主义道德，更甚于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因为后者在反对剥削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虽然如此，日常生活方面就是熟练工人也是不舒适的一一特别是在外省。七小时劳动制已经渐渐为提高生产力而牺牲了；除此之外，工人还耗费不少钟点在补充的生活奋斗中。例如，作为国营农场中较好的工人特别富裕的象征，人们指出，拖拉机驾驶人和联合收割机操作者等人（他们已经是有名的贵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牛和猪。从前那种理论，说没有牛乳的社会主义，比没有社会主义的牛乳要好一些，现在已经放弃了。国有的农业企业内，是不应缺少牛和猪的，但现在大家承认：这些企业中的工人为保障自己的生存，不能不经营自己微小的经济。还有同样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官僚们得意地宣布：在哈科夫，有九万六千个工人有他们自己的菜园──叫别的城市与哈科夫比赛。在这些“自己的牛”和“自己的菜园”等字眼之中，含有多少人力的浪费，而工人，特别是他们的妻室儿女所受的，又是怎样一种中世纪的污秽和劳苦！

　　至于基层的群众，他们自然既没有牛也没有菜园，而大部份人甚至没有自己的住宅。不熟练的工人，工资一年大概从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少。这在苏联的物价之下，即表示一种贫穷状况。居住条件（这是物质和文化水平之最可靠的指标）非常之坏，常常是不能忍受的。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挤在几家同住的房子里，设备和维修比军营还要差得多。有时候，为着辩解工业的失败、诈病旷工现象以及出品的粗劣，官僚自己也不能不借新闻记者之口，把居住状况描写一些出来：“工人睡在地板上，因为床上的臭虫咬他们；椅子是破的，连喝水的杯子都没有。”“两个家庭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顶是漏的，下雨的时候，他们要一桶一桶的把水提出房去。”“厕所是脏得不能忍受”。这些关于全国各地的描写，你要多少有多少。例如，石油工业的首长写道：“这种不可忍受的状况使劳动的流动性达到很高。……由于缺乏工人，有许多油井是完全放弃了。”有些特别差的区域，只有因为在别处破坏纪律而被开除出来的工人才愿意到那里去工作。如此，在无产阶级的下层，现在形成一个被遗弃的苏联贱民阶层，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可是重要的产业部门，如石油工业，还不能不用他们。

　　因为工资差异之过于悬殊，再加之以一些任意给予的特权，官僚使无产阶级之中发生激烈的冲突。史塔罕诺夫运动的报告，有时呈现为一幅小型内战的图画。工会的机关报上写道：“损毁和破坏机器，是反对史塔罕诺夫运动的斗争所爱用的方法。”又说：“每一步都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在这个“阶级”斗争之中，工人们站在一方，而工会则站在另一方。斯大林公开主张“严办”那些反抗的人。其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不止一次威吓要扫除“放肆的敌人”。史塔罕诺夫运动的经验，已经很清楚的显示出官僚与无产阶级之间之深刻的裂痕，显示官僚运用那个并非他们发明的“分而治之”的格言之坚决。还有，为着安慰工人起见，他们把这个强迫的计件制叫作“社会主义的竞赛”。这个名字听起来真是一种讽刺！

　　竞争这种东西，其根源本是存于我们生物的遗传之中的，若能从竞争除掉贪婪、嫉妒和特权，那么在共产主义之下，也仍然是最重要的文化的动力。但是在更接近的准备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建设，不能也不会靠现在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使人卑屈的办法来完成（这些办法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的办法），而是要用比较符合解放了的人类的身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不能在官僚的鞭子之下来完成。因为这条鞭子正是从旧世界传下来的最可厌的遗产。你如果想要高谈社会主义而无丝毫的愧色，那就首先要折断这条鞭子并在民众的烟火之中烧掉它。


三　集体农村中的社会矛盾


　　如果“在原则上”工业的托拉斯是社会主义的企业，那集体农庄是不能这样说的。它们不是依靠国家，而是建筑在集体的财产之上。这与个别的分散的经济比较起来，显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集体企业是否会走到社会主义，那完全要决定于许多条件，一部份是在集体农场以内，一部份是在苏联一般的状况之中，而最后不少的一部份则在世界舞台之上。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斗争远远没有停止，现在这种非常不稳定的农业组织，不过是两个斗争的营垒在可怕的内战之后，一种暂时的妥协而已。固然不错，90%的农业已经集体化了，全部农产品的94%是从集体农庄出来的。纵令你注意到某些冒牌的集体农场，幕后实际上是个体农民，但就数字来看，好像还是不能不承认：战胜个体的农民经济，最少已经完成十分之九了。可是，农村区域各种势力和倾向之真正的斗争，远远超出把个体农民与集体化农民所作之简单的比较。

　　为着安抚农民起见，国家不能不向农村中的私有倾向和个人主义倾向作很大的让步，开始是正式赋予集体农庄以“永久”使用其土地之权──这就是在本质上取消了土地公有制。难道这只是一个法令的假话吗？按照势力关系的对比，这“假话”有可能证明是真实，而在不久的将来，给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带来许多的困难。可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国家已被迫得恢复个体农民的自留地，各有自已的牛、猪、羊和家禽等。这当然是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但农民正因为有了这些，他们才和平地同意──可是并无多大热情──在集体农庄中工作；这使他们有机会尽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同时又可以使他们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现在还那么不成熟，所以纵令苏联的统计比较忠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可是，种种事实足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就农民个人生存说来，他的小块田地，其重要并不亚于集体农场。这表示在整个乡村的群众之中，个人主义倾向和集体主义倾向的斗争还在进行，而斗争的结果现在还没有分晓。农民将走上什么道路呢？他们自己现在也尚未确切的知道。

　　农业人民委员于1935年年底说：“一直到现在为止，在实行国家的粮食供给计划时，我们受到富农份子很大的抵抗。”换句话说，这表示大多数的集体化的农民，“直到最近的时候”（现在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给国家，是一桩于他们不利的事，他们是倾心于私营商业的。这同样的事情，也可以从别方面得到证明，这就是曾经宣布过一种严厉的法律以保护集体化的财产，防止集体化的农民去掠夺它。再者，集体农场为其财产向国家投保了大约200亿卢布的保险，而集体化的农民为其私人财产却投保了210亿卢布，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如果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是表示农民分开来说比起集体农场要富足些，那无论如何便是表示农民为其私人财产所保的险，比保他们公共财产的险更周到。

　　从我们的观点看起来，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也有同样显明的意义。1935年以前，马的数目都不断的减少，后来因为政府想了许多方法，去年才稍微增加一点，而去年牛的增加，却已达到四百万头。1935年的养马计划，只实现了94%，而牛则大大地超过预定的数目。如果了解下一事实，则这些材料的意义便更加明显：就是马只是集体的财产，而牛则已经可以归大多数集体化的农民私人所有。还有，在草原区域，集体化的农民例外地得到允许可以私有一匹马，那里马的增加比集体农庄快得多，而集体农场又比国家农庄快一些。根据这些事实，自然不能就此推论，说私人的小经济比大规模社会化的经济要优胜一些，但我们却可以这样说：从私人的小经济过渡到社会化的经济，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是包含了无数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又非采取纯行政的压力所能消除的。

　　“法律永远不能超过经济结构以及为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文化发展之上”。土地的租赁虽然为法律所禁止，实际上是遍地盛行，而且是采取那种祸害最深的分享收成的形式。这一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给别的集体农庄，有时租给一个外人，有时则租给本农庄中那些更有企业心的庄员。说起来似乎令人不敢相信，国家农庄，亦即“社会主义的”企业，也实行土地的租借。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事情正发生在格别乌的国家农庄之内！在这个执法的高级机关保护之下，国家农庄的经理加在租佃的农民身上条件，几乎是照抄从前地主与债奴的契约。现在我们已看到官僚怎样剥削农民了，其剥削已经不是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是半合法的地主的性质了。

　　这种丑恶的现象，自然是无法加以统计的，我们一点也不用夸张它的范围，但它巨大的象征意义是令人一见就可以明白的。它无误地证明：在这包含绝大多数人口并且现在还极端落后的经济部门之中，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很强的。同时，虽然财产关系的结构是新的，但市场关系则不可免的要加强个人主义的倾向，和加深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算来，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概是四千卢布。但是，这些关于农民的“平均”的数字，比起关于工人的，更带欺骗性一些。例如，有人在在克里姆林宫作报告，说集体化的渔民在1935年的收入，二倍于1934年，即是每人得1919卢布。当提到后一数字时，得到热烈的掌声，这表示这一数字超过一般集体化的基本群众的收入很多。另一方面，在有些集体农庄以内，摊到每个家庭的收入竟达到三万卢布，并且还不算入从个人的土地所得的金钱与实物的收入，也不计算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一般说来，这些大集体农民每个人的收入，比起“平均”工人的工资和低级的集体的农民收入，要超过十倍至十五倍。

　　收入之差异，只有一部份是决定于劳动的熟练和勤奋。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其所处的状况必然是非常不平等的，要看气候、土地、农作物的种类而定，同时距离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也有很大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在五年计划之中，不仅没有缓和，相反的，因为城市和新工业区域迅速发展的结果，而大大的尖锐化起来。苏联社会中这种基本的社会差别，主要因为有级差地租，必不可免的要在集体农庄相互之间和在集体农庄自身之内产生衍生的矛盾。

　　官僚的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同样有力的武器。在它手里，有这样一些工具如工资、市价、税收、预算和信贷等。中亚细亚的许多棉花集体农庄，它们的收入彼此相差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所规定的市价有差异，而较少关乎各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人民中的某些阶层被别的阶层剥削的现象，并没有消灭，不过遮掩起来罢了。几万“富裕的”集体化农场的繁荣，是借着牺牲其余的集体化农场和工业工人而得到的。要想把一切集体农场都发展到富裕的地步，比牺牲大多数人而专给少数人以特权，其任务不知要困难多少，而其时间也不知要延长多久。在1927年，左派反对派就已宣布“富农的收入，比工人的收入增加得无比的多”，而这一申言现在还保存它的力量，虽然形式改变了。集体农庄的上层的收入，已经比下层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收入大无比地多。现在物质生活的差异，也许比起消除富农的前夕还要大一些。

　　集体农庄内部分化的进行，一部份表现于个人的消费上；一部份则表现在依附于集体农庄的个人企业中，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财产是社会化的。至于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现在已经有了更深刻的后果了，因为富足的集体农庄有机会多用肥料和机器，所以很快就变得更富一些。富足的集体农庄，常常从贫穷的农庄雇用劳动力，而官方也闭眼不问。价值不相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使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发展得更快，并且因此形成一种资产阶级的集体农庄，这种农庄现在甚至叫做“百万富翁的集体农庄”。

　　自然，在农民分化的过程之中，国家政权可以作为调节器而出来干涉。但是采取什么方向呢？干涉的限度又是怎样呢？攻击富农集体农庄和庄员，就是表示与农民中间比较“进步的”阶层重新冲突，这些阶层的人，经过一段痛苦时期之后，现在才开始急切的感觉到需要一种“快乐的生活”。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政权的本身现在愈发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监督了。在农业中也像在工业中一样，它企图在百万富翁的集体农庄之中，在“农业中的史塔罕诺夫份子”里面，得到友谊和支持。它当初所注意的是生产力的进步，到最后总是变成关心它本身了。正是在消费与生产联系得非常密切的农业之中，集体化遂为官僚的寄生主义开辟了无限的机会，并使官僚与集体农庄的上层份子相互结合起来。集体化的农民，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会议中，向领袖们所呈献的祝贺的“礼物”，不过是他们经常向地方当权者纳贡的象征的表现而已。

　　这样，低下的生产水平，不断的与社会主义的甚至与合作社的（集体农庄）财产形式相冲突，这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尤为显著。最后分析起来，官僚制度正是从这种矛盾之中产生出来的，而它转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四　统治层的社会面貌


　　在苏联的政治文件之中，你常常可以看到攻击“官僚主义”的话，说它是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攻击常常是从上至下的，这正是上层自卫的一种方法。）但是你在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把官僚当作一个统治阶层来考察的文字──你看不到它的数目和结构，它的血和肉，它的特权和贪欲，也看不到它从国民收入中吞掉多大一部份。可是，它是的确存在的。而它之这样慎重地隐藏自己的社会面貌，就证明它已经具有一个统治“阶级”的特殊的自觉，只是它对于自己统治的权利还缺乏自信。

　　要想用确切的数字来形容苏联的官僚，是绝对不可能的，其理由有二：第一，在一个国家之中，政府既然是唯一的雇主，要分别什么是行政机关什么不是行政机关是很难的。第二，关于这个问题，苏联的统计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都保持着特别的缄默。他们的“友人们”当然也学他们的榜样。我们顺便在此说一说，在那一千二百页的大著作[28]中，韦布夫妇从没有把苏联官僚当作一个社会范畴提出过。这并不足奇怪，因为根本上，他们是在官僚授意之下写作的！

　　按照官方的数字，1933年11月l日在国家中央机关主管的人员，约有五万五千人。但是，在这个数字之中（近年以来这数字已有极大的增加），一方面还没有包含海陆军和格别乌，另一方面也没有包含合作社和别的许多所谓社会组织如“国防航空化学工业会”的管理人员。此外，各加盟共和国又都有各自的政府机关。

　　与国家、工会、合作社以及别的总机关相平行的（一部份是与它们相混合的），还有强有力的党的机关。如果我们把苏联和各共和国的统治层人员估计为四十万人，那是一点也没有夸大的。而现在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经达到五十万了。这还没包括职员，仅仅只包括“显贵的大人物”和“领袖”，即只包括真正的统治层，虽然它的本身又被许多重要的界限分成许多等级。

　　这个五十万人的上层，为一个巨大的行政的金字塔所支持着，其基础是广泛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之相平行的机关如党、工会、共青团、地方运输机关、海陆军的指挥部、格别乌的机关等──所有这些计算起来，有两百万左右的人员。此外，我们还不能忘记六十万个乡镇苏维埃的主席。

　　在1933年，工业的直接管理是操在一万七千个经理及副经理之手（没有更新数字）。而工场（作坊）、工厂和矿山的管理和技术的全体人员，连工头都算在内，大约有二十五万人（虽然其中有五万四千个专家并不带有管理的职务）。我们还得加上各工厂中的党部和工会机关，我们知道在工厂内，管理是采取“三角”形式进行的（即管理部，党，工会）。所有全国意义的工业，其管理人员大概有五十万，这个数目在现在不会是夸大的。我们还要加上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政府所办的企业之管理人员。

　　从另一面看起来，官方统计指出1933年，在全苏联经济之中，有八十六万以上的管理人员和专家──在工业方面，有四十八万以上，在运输方面，超过十万，在农业方面九万三千人，在商业方面二万五千人。这些数字当然包括了没有管理权力的专家在内，可是却没有包含集体农场和合作社。这些材料也是两年半那么久以前的。

　　如果你只算主席和党的组织者，那二十五万个集体农庄就应当有五十万的管理人员。实际的数目要大许多许多。如果你再加上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那在社会化的农业之中，管理者的总数远超过一百万。

　　在1935年，国家有十一万三千家商店，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这两种机关的领袖，在本质上并不是商业雇员，而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并且还是垄断者。甚至苏联报纸也时时埋怨“合作社的管理者已经不把合作社社员看成他们的选举者了”──好像合作社的机构，在本质上可以与工会、苏维埃和党本身完全不同！这一整个的阶层（我们把学生和教员放在一边不算），其数目总在五六百万之间，它并不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但是它管理、指挥、命令、宽恕和惩罚。这个总数和构成它的各个细目，都不能说是正确无讹，但是很可以当作初步的约数。这足以使我们明白：领导的“总路线”并不是一个脱离肉体的精神。

　　在这个统治结构的各个层次上，从下而上，共产党员所占的百分比，从20%至90%不等。在整个官僚层之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占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最近，因为继续清党的关系，这个数目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这就是国家政权的背脊骨。这些共产党团管理人员也是党和共青团的背脊骨。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官僚的政治组织了。至于党和共青团的其余成员，只是形成这些“积极份子”的源泉，亦即是补充官僚份子的后备军。那些非党的“积极份子”，其功能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假定，工人贵族和集体化的农民贵族，史塔罕诺夫份子，非党的“积极份子”，以及他们的亲信，亲戚和姻亲，他们的总数大概与我们所估计的官僚的数字相当，即在五六百万之间，若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那这两个相互交错的阶层，会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的人数。我们对于家属人数的估计比较低，这是因为有时夫和妻，有时连上子女，都各在机关里面占据一个位置。并且，统治集团的妻子们，比起女工，尤其是比起农妇来，要限制她们家庭的人口是容易得多了。目前反堕胎运动是由官僚发起的，但是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总之，12%，或者15%的人口，就是这个专横的统治层之真实的社会基础。

　　只要独享的房间、充足的食物和整洁的衣裳还只能为很少数人所享用时，那几百万的官僚，不管大的小的，首先便要运用他们的权力来保障自己的舒适生活。由此就产生官僚层的极端自利主义，例如，他们内部之坚固的团结，他们对于群众怨望之害怕，他们之残暴而坚决地压制任何批评，以及最后他们对于“领袖”之虚伪的、宗教式的顶礼膜拜一一因为这个“领袖”能代表和保护这些新贵族的势力和特权。

　　官僚本身，比起无产阶级或农民来，还更不一致。在乡村苏维埃主席与克里姆林宫的显贵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各种下级的官吏，其生活水平非常低下──比起西方的熟练工人的生活标准更低。但是一切东西是相对的，他们周围人民的生活还更低下得多。集体农庄主席的命运、党的组织者的命运，以及下级合作社人员的命运，与最高层的贵人的命运一样，并不是决定于所谓“选民”的。为着安抚某些不满起见，任何一个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他的顶头上司牺牲掉。但是，碰到机会，任何人又都可以上升一级。这一切人，至少在末发生严重的事变以前，是同克里姆林宫有相互安全的保障关系的。

　　在其生活状况方面，统治层包含有许多的等级，从偏僻地带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一直到大都会的大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习惯、兴趣和观念范围，也与各自的物质状况相适应。现在苏联的工会领袖，他们的心理形态，并不与西特令，朱奥和格里恩（皆英法美改良主义工会的领袖──译者）等一干人有多大不同。辞令和术语自然是两样的，但对于群众采取同样鄙视的恩主的态度，同样没有良心狡猾地耍弄二流的手段，保守主义是一样的，眼界之狭小是一样的，非常关心他们自己的平静生活是一样的，最后，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些最无聊的形式，又都同样的加以崇拜。大多数苏联的将校军官同世上别的地方也没什么不同，并且无论如何他们总尽力想模仿后者。苏联的外交家从西方外交家那儿所采用过来的，不只是他们的燕尾服，还有他们的思想方式。苏联的新闻记者之愚弄读众，并不亚于他们的外国同行，不过他们愚弄的方法比较特别。

　　如果我们很难估计官僚的数目，那么要确定他们的收入更是困难。早在1927年，左派反对派就抗议“那膨胀的和享特权的行政机关侵吞了很大部份的剩余价值”。在反对派的纲领内，曾经估计过：单只商业机构就“侵吞了大量国民收入：即超过全部生产的十分之一”。从那次以后，当局就采取必要的办法，使别人无法再做这种估计。但是，正因为那个原因，一般的管理费用没有减少，只有增加。

　　在别的方面，并没有比商业方面好些。如拉可夫斯基在1930年所写的；亏得党的官僚与工会官僚一次偶然的吵嘴，人民才能从报纸上知道，在工会四亿卢布预算之中，有八千万是用在供养工会人员的。但是这不过只是一个合法的预算的问题。除此以外，工会官僚还从工业官僚方面得到许多表示友好的礼物，如金钱，住宅，以及交通用具等等。“有多少用去维持党，合作社，集体农场，苏维埃农场，工业的和行政的机关，以及它们一切分机关呢？”李可夫斯基这样问道。他自己答复说：“我们连假定的材料都得不到。”

　　既然脱离了一切的监督，滥用职权的事就必不可免地要发生，金钱上的非法行为也是意中事。1935年9月29日，政府又一次不能不把合作社的工作不良问题提出来，经过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签字证明“在许多乡村消费合作社之中，发生无数的盗窃、浪费和损失。”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埋怨地方执行委员会容许完全任意的使用国家的公款。如果这位人民委员对于中央机关的情形不肯说一句话，那只是因为他自己是属于这个圈子。

　　要估计国民收入中有多少部份为官僚所吞用，是不可能的。这不单因为他们很谨慎的甚至隐藏他们合法的收入。这不单因为他们站在非法行为的边界上，而且时常越过了那边界，大大利用了各种没有预见到的收入。主要的还因为社会福利、市政设施、安适、文化、和艺术等各方面整个的进步，主要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还是为上层特权的阶层所享受。

　　关于官僚层的消费，我们只消作必要的修正，就可以把我们说过资产阶级的话来说它。若夸大它对于个人消费品的欲望，那是没有理由也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新的和旧的文化的收获，差不多被它所独占享用了，那情形就根本不同了。在名义上，这些好东西当然是全部人口或至少是城市的人口都有份的。但实际上，人民只在例外情况才能得到。反之，官僚却可以任意在任何时候使用它们，好像是自己的私产一样。如果你不仅仅计算薪俸和一切实物的供给，以及种种半合法的补充的收入，并且还计算到官僚们和苏联贵族们在戏院、休息的豪华旅馆、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馆、俱乐部以及体育场所享受的特别待遇的话，那你大概要作出这样的结论：即这15%至20%的人口所享受的财富，并不比其余所有80%至85%的人口所享受的少多少。

　　苏联的“友人们”要起来反对我们的数字吗？好，让他们提出别的更正确的数字来吧。让他们去劝一劝官僚们公布苏联社会的收支账目吧。在他们未曾这样做以前，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并不怀疑，现在苏联物品的分配，比起帝制时代要民主许多，甚至比西方最民主的国家也要民主许多。但是这仍旧说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的。



[28] 指《苏维埃共产主义》，193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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