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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1917年2月23日至27日）
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社会民主党各团体本想依常规来纪念她：集会，演说，传单。在前夕，没有一个人的头脑里曾想到过妇女节会成为革命的第一日。各团体中没有一个曾号召在这一天举行罢工。不仅如此，甚至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而且是最具有战斗性的一个组织：维包格区的委员会，全体都是工人，竟也反对罢工。群众的情绪，据工人区的领袖之一——加育劳夫作证，是颇为紧张的，每一个罢工都有转变为公开冲突的危险。但因委员会认为战斗行动的时机尚未来到：因党不够坚强，工人与士兵很少联系，所以决定不号召罢工，而准备在不确定的未来作革命的进攻。这样的一条路线，是委员会在2月23日的前夜采取的，并且还仿佛全体都接受了它。然而在第二天早晨，不顾一切指令，若干工厂的纺织女工还是罢了工，并且遣派代表到五金工人那里，请求援助罢工。加育劳夫写道，布尔什维克们“不情不愿地”答允援助，他们的后面跟随着孟什维克的与社会革命党的工人。但一经发生了群众罢工，那就得号召一切人到街上来，并且自己出来领导；加育劳夫提出的决议如此，维包格委员会不得不表示同意。“关于跑上街去的思想，很久就在工人中成熟了，只是在那个时候，谁都不能预见到上街游行会发生什么结果。”让我们记住这一个参加者的陈述吧，这对于事件运动力学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如果游行示威，士兵将从营房跑到街上来反对工人，这一点，人们在事前认为是无有疑义的。这么一来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这是战争时候，当局不会开玩笑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战时的“后备”兵，并不是正规军的老兵。难道他真是这样可怕吗？在各个革命团体里，把这问题讨论了很多次，不过是很抽象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绝对地没有一个人——这可以根据一切材料来坚决地断定的——甚至在那时都不曾想到2月23日这一天会成为坚决向专制制度进攻的开始。人们谈到示威，总存着一种不确定的，但无论如何是有限的远景。
因此，事实是这样的，二月革命是从下面开始，无产阶级中最受压迫与被践踏的一部分——女工，纺织女工，（其中我们得想到有不少士兵的妻子），克服了她们自己革命组织中的反对，无所忌惮地握住了发动权。愈拖愈长的购买面包的行列成为最后的一个推动力。那天罢工的大约有九万名女工与男工。战斗的情绪发泄在示威、露天大会与和警察所作的冲突中。运动在维包格区及其大企业中发展起来，从那里又蔓延到彼得堡方面。在城市的其他部分中，据秘密警察的证明，并未发生罢工与示威。那天已经调动军队来帮助警察，数目显然不多，和他们也不发生冲突。妇女群众，其中不仅女工，出发到市政局去要求面包。这就和向一只雄羊要奶一样。城中各部分出现了红旗，就上面所写的字来看，表示出劳动者要的是面包，他们既不要专制，也不要战争。妇女节过的很成功，具有热情，没有牺牲，但这本身隐藏着什么，关于这，是到晚上也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度。
第二日，运动不仅没有低落下去，反而增长了一倍：大约彼得格勒的一半产业工人在2月24日罢工了。工人一清早便进了厂，不去上工，开露天大会，然后开始向市中心游行。新的区域与新的居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面包”的口号，给“打倒专制！”与“打倒战争！”的口号排除了或掩盖了。尼夫斯基大街上不断的游行：最初是紧密的工人群众，唱着革命歌曲，较后是夹杂的市民群众，里面也有学生们的蓝色帽子。“散步的人群对我们表示同情，从某几个伤兵医院的窗中，士兵们向我们挥动手中的任何物件。”是否有许多人体会到伤兵对示威者挥手所含有的意义呢？不过哥萨克们不断地，虽然是并不凶狠地，向群众冲击，他们的马都口喷白沫；示威者向两边分散，然后再集拢来。群众中不曾有恐惧心。“哥萨克们答允着不开枪的”，这句话从这人的口传到那人的口。显然地，工人们和个别的哥萨克谈过话。不过稍后，喝得半醉的龙骑兵咒骂着出现了，冲进人群，开始用标枪敲打人头。示威者用全力坚持着，不分散奔跑。“不会开枪的”，事实上，也不曾开枪。
一个自由主义的参议员，在街上看到了死了的电车，——或者这是次日的事，是他记错了！——有些给打破了玻璃，有些卧倒在轨道旁，于是记起1914年7月那几天，即大战前夜的情形来了。“仿佛旧的企图在复活了”，这议员的眼睛并不曾欺骗了他，——这里的连续性是显然的：历史拣起那被大战切断的革命线索的两端，打一个结，将它们连了起来。
在整天的过程中，民众从城市的这部分倾注到那部分，被警察竭力驱散着，被骑兵，偶然也被步兵阻止着与挤迫着。与“打倒警察！”这个喊声的同时，愈加经常地可以听到对哥萨克所喊的“万岁！”声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对警察，民众表示着猛烈的仇恨。他们用哨子，石头，冰块来逐走骑警。但工人们却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付士兵。在营房的周围，在哨兵巡逻兵与哨兵线的附近，时常会站着三两个工人与女工，和他们亲密地交谈。这是一个新阶段，它是从罢工的增长与工人和士兵的接触中发生出来的。这样的阶段在每一个革命中都不能避免。但它永远似乎是新的，而实际上也每次都依新的方式发生着，读到过它或写到过它的人，等得见到它的时候是不会认识的。
那天在国会中，议员们讲述着广大的群众密密地挤满了整个士那明斯基广场、全条尼夫斯基大街与所有邻近的街道，又说见到了完全未有的现象：革命的但不是爱国的民众，以“万岁！”的喊声来欢迎那带着军乐的哥萨克与士兵。国会议员不懂得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想去问人，第一个遇到的人回答他道：“警察用鞭子抽打一个女人，哥萨克们出来了，驱逐了警察。”究竟这事情实际上是否这样发生的，那谁都不能证实。不过民众相信它是这样，而且也可能如此。信心并非从天而降，它从过去的经验中发生出来，因此它成为胜利的保证。
维包格区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爱立克森厂的工人，于早晨集会之后，全体群众二千五百人，出发到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在一个狭隘的地方遇到了哥萨克兵。军官们首先冲入群众，用马胸开道。在他们的后面，哥萨克们漫街奔腾着。这是一个紧急关头！不过骑兵小心地，只循着军官们所开好的走廊，以长的带形通了过去。加育劳夫回忆道：“有几个微笑着，有一个向工人好意地眨眨眼。”哥萨克并不是无所谓而眨眼的。工人因一种对哥萨克友爱的但非仇视的信心，而更加勇敢了，这勇气又稍稍感染了哥萨克。眨眼的人找到了仿效者。不管军官怎样地再想努力，哥萨克们不公然破坏纪律，但不强暴地驱散群众，而只从他们中间漏了过去。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却使两边更加接近了。个别的哥萨克开始回答工人的问话，甚至跟他们作刹那间的谈话了。纪律只剩着最薄弱与透明的一层外壳了，立时有破裂的危险。军官们赶快把骑兵斥堠哨与群众分开，放弃了驱散群众的念头，使哥萨克横断了街道放了一道哨兵线，不让游行者走向市中心去。但即使这样也无补于事：哥萨克们遵守纪律站在那里，然而不阻止工人在马腹的下“潜水”。革命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道路：在最初几步，它得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走向胜利。一个绝妙的插话！一双绝妙的讲述者的眼睛，它注意着那过程的所有曲折。这不足为奇，因为讲述者是一个领袖，他后面跟着两千多人。司令官的眼睛既得注意敌人的鞭子或枪弹，这眼睛的视觉是锐利的。
军队的急剧转变，仿佛首先在哥萨克中，在这些历来成为镇压者与讨伐者中，觉察出来。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哥萨克较其他的军队更加革命。相反的，这些稳固的有产者，骑着自己的马，珍视自己哥萨克的特点，卑视普通农民，不信任工人，含有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不过正因为此，由战争引起的变化，更清楚地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发觉出来。此外，正因为他们总被引向各方，派赴各处，去敌对民众，使他们的神经感受到刺激，使他们首先遭到试验。他们讨厌了这一切，他们想回老家去，于是眨眨眼，仿佛说道：“干吧，倘使你们懂得怎样干，我们是不会妨碍你们的。”但所有这些只是富有意义的象征罢了。军队还是军队，它受纪律的束缚，而主要的线索还操在皇朝手中。工人群众没有武装。领导者们甚至还不曾想到那决定的终局。
在那天内阁会议所讨论的各项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首都的纷扰。罢工吗？示威吗？都不是第一次了。一切都是预见了的，命令都已发布了。于是就讨论其他日常事项。
命令是怎样的？虽然在23与24两日中，有28个警察——数目的明确让人心折——给人殴打，但军区司令，那个几乎是独裁者——哈巴洛夫将军却还是不愿开枪。这不是由于善心：因为一切都已预见到，且已事前标明，连开枪都规定了时候的。
革命只在日期的意义上说，才是突发的。一般说来，两极——革命的与政府的两极，都仔细地准备着革命，准备了许多年，永远在准备着。讲到布尔什维克，那末1905年以来他们的全部活动不是别的，只是准备第二次革命罢了。而政府的活动，大部分也是在准备镇压新的革命。政府工作的这一方面，在1916年秋天具有特别的计划性。以哈巴洛夫为主席的那个委员会，在1917年1月中旬拟就了一个摧毁未来暴动之细密计划。全城分为六个警察辖区，每一辖区再分成好些小区。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者，是后备禁卫军司令官欠勃金将军，军队分配给各区。在这六个辖区的每一个区中，警察、宪兵与军队联合在一起，归一个特别的军官团指挥。哥萨克骑兵仍受欠勃金本人指挥，以作较大规模的行动。镇压的程序是这样规定着的：开始只由警察行动，其次由哥萨克拿鞭子出场，只当实属必要之时，才让军队带着枪械与弹药出动。正是这个由1905年经验发挥出来的计划，实际执行于二月的那几天中。不幸并非在于计划本身的缺点，而在于人的材料。在这上面，有使枪炮完全不响之虞。
形式上，这计划是以全体卫戍军为基础的，他们共计有十五万名；但真正能算数的却一共不过几万人。除过警察——约有3500人，还厚望着军官学校。这是要拿当时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性质来解释的，它几乎完全由后备兵，首先是由附属于正在前方的禁卫团的那十四个后备营，所组成的。除此之外，卫戍军中还参加有：一个后备步兵团，一个后备脚踏车营，后备装甲车师，少数工兵与炮兵队，与两团顿河哥萨克兵。这是很多，太多的人了。膨胀的后备部队所由组成人群，或者差不多不曾受过训练，或者得以免除了训练的。但是在实质上，全体军队都是如此。
哈巴洛夫仔细地遵循着业已拟就的计划。在第一天，23日，只单纯地调动了警察。24日，主要是把骑兵调上了街道，不过只用鞭子与标枪来行动。步兵的利用与枪火的使用，那得视事件的继续发展而定了。然事件却不让它有所等待。
25日，罢工蔓延得更广了。根据政府的数字，那天参加罢工的共达二十四万工人。比较落后的阶层，拖在先锋队的后面，连小企业中的多数工人都罢了工，电车停驶，商业机关停止了工作。在这一天的过程中，高级学校的学生也实行罢课来参加罢工。中午时，几万的民众齐集到加丈大教堂及其四周的街道上，人们企图开街道大会，跟警察发生了好几次武装冲突。演说者出现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纪念碑上。骑警开枪。一个演说者受伤倒了下来。群众中有人还枪，打死了一个警察巡官，打伤了警察区长与好几个警察。对宪兵抛掷玻璃瓶、爆炸物与手溜弹。战争教会了这种艺术。士兵们表示消极，有时还对警察表示仇恨。群众中兴奋地传说着一个故事：当警察开始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纪念碑附近向民众开枪时，哥萨克对骑马的“法老”[1]（这是警察的诨名）开了一排枪，“法老们”竟不得不奔逃。这显然不是一个为要提高自己精神而流传的虚构的传说，因为这事件，虽然说法不一，但各方面都能加以证实的。
工人布尔什维克加育劳夫，那几天的真正领袖之一，讲当时的情形道：在一个地方，示威者在骑警的鞭打之下逃窜，这地方能为哥萨克的哨兵所望到，于是他，加育劳夫，和另外几个工人，不跟人逃跑，而是脱了帽子，走到哥萨克那里去说道：“哥萨克兄弟们，帮助工人为和平的要求所作的斗争吧，你们看，法老怎样对我们饥饿的工人们。请帮助我们吧！”这种故意自卑的口气，这些拿在手里的帽子——是多么锐利的心理估计，怎样不能模仿的一种姿态呀！街道冲突与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临机应变。但它们毫无影踪地湮没在大事变的深渊中了，——遗留给史家的只有一般化的外壳。“哥萨克们立即奇怪地相互间望了望”，加育劳夫接着说道，“我们还来不及走开，他们已冲出去格斗了。”几分钟后，在车站的门边，群众抬起一个哥萨克来抛掷，以表亲爱，因他当群众的面，用军刀杀死了一个警察巡官。
不久警察完全不见了，就是说，开始秘密行动了。代替出来的是平托着枪的士兵。工人惊慌地问他们道：“难道，同志们，你们来帮助警察吗？”回答只是一句粗暴的“走开去”。再问话，结果还是同样。士兵们阴郁地，虫在咬他们的心，当问题恰恰落在他们痛苦的中心时，他们不能忍受。
同时，解除“法老”的武装，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口号。警察是一种残忍的、不可调和的、被人恨而又恨人的敌人。要争取他们到自己这边来，那连谈都谈不到。只有殴打他们，或者杀死他们。军队则完全两样：群众竭力避免跟他们作敌对的冲突，反而设法叫他们站到自己方面来，劝说，引诱，亲善，跟他们融合在一起。群众对于骑兵，始终还带有戒惧之心，虽然有关于哥萨克行为之有利的谣传，（这也许是稍稍夸大一点的）。骑兵高高地超出于群众之上，他的灵魂由马的四支脚与群众的灵魂隔开了。一个人物，大凡人们得从下而上看他的，那总仿佛是更重要些与更可怕些。步兵——那他就在此地，跟大家并肩，站在阶沿上，比较亲近，也比较容易接近。群众拼命想同他们弄得亲密，望着他们的眼，用自己火热的呼吸包围着他们。在工人与士兵的相互关系上起着大作用的，乃是妇女——女工。她们比男子们更勇敢地冲入士兵的哨线，用手夺住他们的枪，祈求着，差不多是命令着：“取下你们的刺刀，跟我们一起。”士兵们激动着，惭愧着，焦灼地交投着眼色，动摇着；有谁首先决了心，于是刺刀负疚地高举在前进群众的肩膀之上，步哨线开了，快乐与感谢的“万岁”声激动了空气，士兵们给包围着，到处是争论，责难，请求，——革命又前进了一步。
尼古拉从总司令部给哈巴洛夫发了一个电令：“明天”必须遏止乱事。沙皇的意志与哈巴洛夫“计划”的第二步适相符合，因此电报只是一个补充的推动力。明天军队得开始说话了。不太迟吗？现在还不能说。问题是提出来了，但远不会解决。哥萨克的默许，某些步兵斥堠哨的动摇，——这不过是敏感的街道上千口传述的一些富有意义的小事罢了。那足以鼓励革命的群众，但绝不足以争取胜利。何况还有相反性质的小事发生呢。在那天下午，一小队龙骑兵，据说是回答群众中的手枪射击，首次在高斯基市场（Gostiny Dvor）附近向示威者开火：据哈巴洛夫向总司令部的报告说，死三人，伤十人。这是一个郑重的警告！同时哈巴洛夫恫吓道：一切经过征兵登记的工人，倘在28日前不上工，将被遣往前线。将军提出了一个以三天为期的最后通牒（ultimatum），即给革命以一个宽大的期限，比它为使哈巴洛夫与皇朝成为赘物所需时期更长。不过这一点只当胜利之后才明白。在25日的晚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的子宫里究竟孕育着什么。
让我们更清楚地来了解运动内在的逻辑。在2月23日“妇女节”的旗帜之下，开始了彼得格勒工人群众之久已成熟与长期抑制的暴动。暴动的第一个阶段是罢工。在3天的过程中，罢工扩大着，实际上变成了总罢工。即此一点，就给了群众以信心且使他们前进了。愈加具有进攻性的罢工，与那使革命群众与军队相遭遇的示威，结合起来。这就把整个任务提高到更高的平面，在这里，问题得用武力来解决了。头几天获得了好些部分成功，但其中含有的象征意义，较多于实在性质。
延长数日的革命暴动，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能成功地发展，即：假使它是一阶段高升到另一阶段，获得了胜利又一胜利。胜利的前进发生停顿是危险的，拍子打得长是致命的，但是光有了胜利也还不够，必须让群众及时认识这些胜利，能够懂得它们的价值。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就是当胜利业已在握的时候，也能让它滑去的。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
最初三天是斗争之不断提高与不断加剧的日子。然而正由于这个原因，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已不能以象征的胜利为足够了。全体积极的群众已经跑上了街道。他们很成功地对付了警察，而且没有因难。在后来的两天内已经把军队吸引到事件中来：第二天只有骑兵，第三天连步兵也出动了。他们逐退群众，拦住去路，有时又在放任他们，但开枪却差不多从来不曾有过。上面的人不急急于破坏计划，一部分由于他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反动派观察的错误，对称补足了革命领导者的错误，——一部分由于对军队的不信任。但恰恰在第三日上，斗争发展的力量与沙皇命令的力量，使政府不得不认真地叫军队出来行动了！工人们，尤其是先进的工人们，懂得这一点，况且早一天龙骑兵已经开过枪，现在的问题是全面地提出在双方之前了。
2月25日夜里，在城市的各部分逮捕了大约一百个人，属于各革命的团体，其中有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五个委员。这也表示政府之转取攻势。今天将发生什么事情？工人们从昨天的枪杀后觉醒过来的态度如何？而最主要的：军队将说些什么话？2月26日的朝阳是在不定与极度焦灼的雾气中明亮出来的。
因为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被捕，城中一切工作的领导权转入于维包格区之手。这也许还比较得好些。党的上层领导是无望地迟缓。只在25日早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才最后决定发一张传单，号召全俄总罢工。当传单发出，如果它实在是发出的话，这时彼得格勒的总罢工已经走向武装暴动了。领导者从上面观察着、动摇着与落后着，这就是说，他们并不领导。他们在运动的后面蹒跚。
愈接近工厂愈有决心，不过，今天，2月26日，连各区也表示焦灼了。饥饿的、疲倦的、寒颤的、肩上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的维包格区领袖们，在城郊，在菜园中集会，以便交换关于今天的印象，与共同确定路线……什么路线呢？再举行一次示威的路线吗？但是政府既经决定走极端，没有武装的示威会有什么结果？这问题使他们心里痛苦。“仿佛只有一种事情是显然的：暴动正在消灭着。”此地我们所听到的是早已为我们熟知的加育劳夫的声音，初初听来，仿佛这声音不是他的。在暴风雨之前，气压表竟降得那样低。
当那些甚至最接近群众的革命家都表示动摇时，运动的本身在实质上却比参加者所想像的走得更远。早已在前夕，即在2月25日的黄昏，维包格区方面已完全落在暴动者的手中了。警察局给捣毁了，有几个警官被杀，大多数警官则躲起来了。市政府跟首都里的大部分区域都失去了联络。26日早晨，发见出不仅是维包格区方面，而且彼斯基区，差不多一直到立登尼大街，都处在暴动者权力的掌握之下。至少警察报告中所描写的情形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虽然暴动者简直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在很多的场合中，警察无疑会在感受工人的威胁之前，便丢弃了自己的巢穴。但即使放开这一点不管，工人区域中警察之被清除，在工人的眼中也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军队还不曾说出它最后的一句话。暴动“正在消灭着”，勇敢中之最勇敢者这样想。然而它却正在开始发展。
2月26日恰巧是星期日，工厂停工，所以不能一早就从罢工的范围来测定群众的压力。也因为这个原因，工人不能像早先几日所做的一样，不能在工厂中集会，这又使示威发生了困难。早晨，尼夫斯基大街上是平静的。正在这几小时内，沙后打电报给沙皇道：“城中平静。”但平静并不延长好久。工人们逐渐从各附郭向市中心集中，行进。桥上不让他们通过，他们打冰上蜂涌过来：好在时候还只二月，整条尼瓦河就是一架冰桥。向冰上的群众射击，不足以阻止他们前进。城市改样了。到处是巡逻队、步哨线，与骑兵的斥堠哨。一切通向尼夫斯基的街道，特别加紧防堵着。从看不见的伏兵处，时常放出枪来。死伤的人数增大着。救护车向各方疾驶。究竟从哪里与谁在开枪，并非常常能够弄明白的。无疑的，受过惨酷教训的警察，决不愿让自己出头露面。他们从窗口，阳台门，柱子背后，阁楼上开枪。凡假设一经成立，便容易转变为神话。据说要吓唬示威者起见，许多士兵改穿了警察制服。据说泼老讨包包夫在房子的阁楼上埋下了许多机关枪巢。革命后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发现这些巢。不过这不能说它们不曾有过。虽然，警察在那一天是退居次要的地位了。军队终于出来参加了行动。他们接到严厉的命令，要向群众放枪，而士兵们，主要是教导队，即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学校学生，也实行开了枪。据官方数字，那天死了四十人，伤者同数，惟由群众拖走与运走的，尚未计算在内。斗争转入了决定的阶段。群众会不会在铅丸之前后退到自己的市梢去呢？不，他们没有后退。他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官僚的、资产阶级的与自由派的彼得堡陷入了惊慌中了，国会议长罗将柯，那天要求从前线调遣可靠的军队回首都来；然后他“改变了心思”，向陆军大臣倍里亚夫建议不要开枪，但用救火皮带喷射冷水来驱散群众。倍里亚夫与哈巴洛夫将军商量之后，回答道：喷射冷水会发生相反的结果，“只因它是激怒群众的”。这样地，在自由派、大官僚与警察上层分子间，进行着关于对付暴动民众应浇冷水或热铅的谈话。那天的警察报告，证明救火皮带是不够用的：“在纷扰时，可以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暴动群众对军队表示极端的不逊，当要他们分散时，他们便向军队抛掷石头与从街上掘起来的冰块。当军队向天空开枪示警时，群众非但不逃散，而且用大笑来答复排枪。只当实弹向群众的中心射击时，才能驱散群众，不过大多数的示威参加者还会躲藏在附近房屋的院子里，等射击一经停止，他们又走到街上来。”这个警察报告表示出群众的热度已经升得很高了。诚然，群众自己先开始用石头与冰决来轰击军队——即令是教导团，——都是不很叫人相信的，因为这与暴动群众的心理，与他们曾对军队所采用的聪明战略，太相违反了。为要替大批的屠杀找一个补充的辩解，那个报告的色采与描写的情形，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不过基本之点却是忠实地转述了的，而且还异常地明显：群众不愿再事退让，他们以一种乐观的愤怒态度抵抗着，甚至在放枪杀人之后，他们还留在街上，他们所执着的并不是生命，而是阶沿，石头，冰块。群众不单是凶狠的，他们还是大胆的。这因为军队虽然开枪，但群众并没有对它失去信心。他们打算着胜利，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获得胜利。
工人们对军队所施的压力增强了，——正遭遇着政府方面对军队所施的压力。彼得格勒卫戍军最后陷入于事件的焦点之中。差不多延长三天的犹豫时期——其间大多数卫戍军能对暴动者保持友谊的中立——业已终结了。“向敌人开枪”！皇朝命令着。“不要对兄弟姊妹们开枪！”工人与女工们叫喊着。并且还不止此；他们又喊道：“跟我们一起走！”这样地，在街道上与广场上，在桥畔，在营门边，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戏剧式的、有时不知不觉的、但始终是殊死的为争取士兵灵魂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在男女工人与士兵间的尖锐接触中，在来福枪与机关枪之不断的爆炸声中，决定了政权、战争与国家的命运。
对示威者的射击，增加了领导分子中的不信任心。单是运动的规模，就开始仿佛是危险的了。甚至在维包格区委员会的会议上，在26日晚间，即在胜利之前12小时，也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现在应否宣布罢工终结。这似乎是很可惊奇的。但问题在于：事后认识胜利要比事前容易得多。而且情绪常常在事变消息的推动之下改变着。精神的消沉很快会变成勇敢的高涨。像加育劳夫与瞿古林那一类人，个人的勇气是足够的，但有时会被对群众所负的责任感所压缩。在普通工人们中，动摇比较少些。关于他们的情绪，一个情报灵通的秘密警察的奸细，在布尔什维克组织中起着大作用的苏尔干诺夫报告了警宪当局：“因为军队不阻止群众”，这个奸细写道，“而且在个别的场合中，他们甚至设法妨碍警官们的发动，所以群众相信自己的行动是不会受到惩罚的，现当他们在街上游行两天而不受到阻碍之后，革命方面便提出了‘打倒战争’与‘打倒专制’的口号来了，民众相信这个思想：以为革命业已开始，胜利将属于群众，政府无力镇压运动，因为军队站在他们一方面，以为决定的胜利已经临近，因为军队纵使不是今天，也总会在明天公然参加于革命力量方面的，以为开始了的运动将不会平静下去，而会不断地生长到全部的胜利与国家的变革。”这估量的简单明了真是出色之至！这报告的本身乃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历史文件。当然，这并不妨碍得胜了的工人枪决这一文件的著者。
奸细们——他们的数目很大，特别在彼得格勒——比任何人更害怕革命胜利。他们执行着独自的政策：在布尔什维克的大会上，苏尔干诺夫坚持着极端的行动；而在他对秘密警察所作的报告中，则唆使当局，说他们必须坚决地应用枪杀之法。也许苏尔干诺夫怀着这个目的，竟拼命夸大了工人们进攻的信心吧。但在基本上他是对的：事变很快证实了他的估计。
双方阵营里的领袖们都动摇着与猜度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先天地测定力量的相互关系。外面的表示已完全不能成为测验器，因为革命危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意识与社会关系的旧形式之间的尖锐冲突。力量的新关系，秘密地潜伏在工人与士兵的意识中。正是那政府之转取攻势，（这是为革命群众早几日的进攻所引起的），才使力量的新关系从潜伏状态变成为行动状态。工人渴求地与命令式地注视着士兵的眼，而后者则焦躁地与不自信地避开了眼光：这意思就是说士兵已经有点不能给自己保证了。工人更勇敢地去接近士兵。士兵阴沉地，但并不仇视地，甚至还带点歉意地，保持着沉默，而有时——这种情形愈来愈常见了——则以一种假装的严厉态度来答话，藉以掩盖他在胸膛里跳跃得多么厉害的心。这样就完成了转变。士兵显然抛弃了自己士兵的身分。在这样干的时候，士兵并非马上就认识了自己的。当官的说：革命使士兵迷醉了；而士兵则觉得相反，他从营房的鸦片中清醒过来了。这样地准备着那个决定的日子：2月27日。
不过，已经在早一日的黄昏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它虽只具有插话的性质，但还是把2月26日的全部事变加上了一道新色彩：向晚时，禁卫军巴夫洛夫斯基团的第四连实行哗变。在某警察巡官的书面报告中，十分确定地指出了哗变的原因：“对同团教导队不满，因它在尼夫斯基大街站岗，对群众开枪。”谁把这消息报告了第四连的呢？关于这问题的记录偶然还保存着。大约在白天两点钟的时候，少数几个工人来到巴夫洛夫斯基团的营房边。你一言我一句地，他们把尼夫斯基大街上的开枪事件传述着。“告诉你们的同志，连巴夫洛夫团的兄弟们都对我们开枪了，我们在尼夫斯基大街看见穿你们的这种制服的士兵。”这是一个热烈的非难，一种燃烧似的号召。“大家都痛苦与脸色惨白。”种子并没有落在石头上。将近六点钟。第四连在一名准尉官——他是谁？他的名字和千百个同样英勇的名字一般，埋没得无影无踪了，——的率领之下，擅自离营，向尼夫斯基出发，以便召回自己的教导队。这不是因为吃到了生蛆的肉而发生的兵变，这是一种高度革命发动力的行为。路上，这连人跟骑警斥堠哨相遭遇，开了一枪，一名警察与一匹马被打死，另一个警察与另一匹马给打伤。哗变者在街道的旋风中，以后还干些什么，那是不能考据了。后来这连人回转营房，把全团的人都激动起来。可是枪械已给藏过；根据某些材料的话，士兵们一共才拿到了三十支步枪。他们很快为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的人所包围。十九名巴夫洛夫团的士兵被捕，给监禁在堡垒里；其余的人投顺了。据另一个记录说，长官在那天晚上发现有二十一个士兵携枪逃亡。这是一个危险的隙漏！这二十一个士兵将在通夜里寻找同盟者与保护者。只有革命的胜利才能搭救他们。工人们从他们的口中，将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于明天的斗争倒不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自由派最出名的首领之一——纳博科夫，他那真实的回忆录有些地方简直像是他的党与他的阶级的日记。他在夜间一时，正作客回家，步行过那黑暗的与警戒的街道。他“惊愕的而且怀着阴郁的预感”。他许是在一个十字路口，遇见了一个逃亡的巴夫洛夫斯基团的士兵。两人匆忙地交身擦过：他们相互间本来就无话可讲。在工人区域与军营里，有些人在值差，或者在商议，另一些人则在露营中打盹，或狂热地在说着明天的梦呓。在这种地方，那个逃亡的巴夫洛夫斯基团的士兵寻到了他的避难所。
* * *
二月间群众斗争的记录是怎样的贫乏，甚至比十月斗争时不丰富的记录还要贫乏。十月间，党每天领导暴动的群众；在党的文章、告示与记事录中，至少记录了斗争之外表的持续性。而于二月间则不然。群众差不多没有从上面来的领导。报纸都沉默着，因为盛行罢工。群众并不返顾，独自造成了自己的历史。所以要把街上发生的事件，重新构成一幅生动的图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假使能事后重新确定它们一般的持续性与内在的法则，就已经是不坏了。
尚未失去权力机关的政府，一般说来，甚至比左派政党更不能观察事变，至于这些政党，我们知道，原已是极不高明的了。当26日的开枪“成功”之后，大臣们在一瞬间又振作了精神。27日拂晓时，泼老讨包包夫安心地报告道：据报，“一部分工人心想复工”。然而工人们却连想都不曾想着要回到机器上去。昨天的枪杀与失败，并不曾使群众丧失勇气。这是怎样解释的呢？明显得很，负数被某些正数所超过了。暴动群众涌上了街道，与敌人冲突，拉士兵的肩膀，在马肚子的下爬钻，攻击，散跑，把尸体遗留在十字路口，偶尔夺得一些枪械，传递消息，听取谣言——他们成为一个具有无数耳目与触角的合同体。夜间从斗争场上回来，回到了工厂区域，群众便细味着白天的印象，筛去那些偶然的与微小的，得出了自己颇有力量的结论。在27日夜间群众所得的结论，大概与奸细苏尔干诺夫报告当局的情形一样。
从早晨起，工人又像流水般拥进了工厂，在大会上决定要继续斗争。与在往常一样，情绪最坚决的是维包格区的工人。不过在其他区域中，早晨的大会也都在很大的热情中举行了的。继续斗争！但在今天这样决定有什么意义呢？总罢工的结果，产生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示威，而示威则导入了军队的冲突。今天要继续斗争，那意思就是号召武装暴动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号召。它是不可抵抗地从事变中生长出来的，但它绝对不曾置于革命政党的日程之上。
在紧急关头，革命领导的艺术，十分之九便在于能细察群众情绪，这犹之乎加育劳夫之研究哥萨克人眉毛的运动一般，不过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罢了。细察群众情绪这一个无出其右的本领，乃是列宁的伟大力量。但列宁那时不在彼得格勒。合法的与非法的“社会主义的”总部，克伦斯基们，齐赫泽们，史高倍列夫们与所有那些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发出警告并反对运动。便是由希里亚泼尼高夫，柴鲁茨基与莫洛托夫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也反映出无办法与缺乏创意力。实际上，他们是让各工人区与各军营自己去干的。第一个对士兵而发的宣言，只在26日，由一个接近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发出的。这宣言具有很不坚决的性质，其中连吁请士兵转入民众一边的意思都没有包含，——它在27日的早晨分发于各区。“不过”，据该组织的领导者尤林尼夫证明，“革命事变的发展速度竟快到这个地步，以致我们的口号已落在它的后面。当传单深入到士兵群众中时，士兵早已走过革命方面来了。”至于布尔什维克的中心，则希里亚泼尼高夫依从了二月革命中最好的工人领袖之一——瞿古林的请求，才算于27日早晨写了一张告士兵书。它印了没有呢？它最好也只能在大团圆的时候才出现。要对2月27日的事件发生影响，那它怎么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简直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规律：在那几天中地位愈高的领导者，落在事变的后面愈远。
不过暴动虽然还没有人直呼其名，但它总还是成为当前迫切的任务了。工人的全部思想都向着军队。难道我们不能撼动它吗？零碎的鼓动今天已经不够。维包格区工人在莫斯科团营房的附近开露天大会。事情结果是失败了：因为军官或上士来拨动机关枪的把手，难道还困难吗？工人们给猛烈的枪火驱散了。在后备团的营房附近，也有过同样企图。可是那里也一样：在工人与士兵之间，阻隔着带机关枪的军官。工人领袖们激怒了，寻找枪械，向党里要求。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士兵们那里有枪，到他们那里取去。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怎样去取呢？今天一切都会一下子崩裂下去吗？这样地，达到了斗争的危急点。或者是机关枪扫除掉暴动，或者是暴动夺取机关枪。
当时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中心的主要人物——希里亚泼尼高夫，在其回忆录中，讲述着他怎样打发工人到兵营里去拿取枪械，藉以拒绝工人对于枪械，即令对于手枪的要求。他想用这个方式来避免工人与士兵间的流血冲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鼓动上，这就是说，寄托在以言语及榜样来争取士兵这一个方法上。关于那几天内最出名的首领的这一陈述，我们找不到其他能证实它或推翻它的证据，而他这一陈述与其说是表示远见，毋宁说它表示狡猾的推诿。倒不如承认领导者那里什么枪械都没有，比较得干脆些。无疑地，每一革命的命运，在某一个阶段上，是靠军队情绪的转变来决定的。没有武装的或差不多没有武装的民众，要与人数众多、纪律严密、武装整齐与指挥有方的军事力量作对，那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过每一次深刻的全国危机，总不得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内波及于军队；这样地，它配合了真正民众革命的其他条件，准备了它胜利的可能性——当然不是胜利的保证。然而军队之转入于暴动者的一边，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也不是简单一种鼓动的结果。军队是由各种各类的人形成的，它那相互冲突的分子系由纪律的恐怖维系着。革命的士兵们，就是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也还不能知道自己是多么大的一个力量，与他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如何。工人群众当然也是由各种各类的人形成的。不过后者在准备决定的过程中，能检阅自己的队伍，这可能性比士兵的要大到无数倍。罢工，开会，示威，固然是斗争的行为，但同样也就是斗争的测验器。参加罢工的不是全体群众。准备从事斗争的并不是全体罢工者。当最激烈的时机，跑上街去的是那些最坚决的分子。动摇的、疲倦的或保守的便坐在家里。这儿革命的淘汰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人们在通过事变的筛子。但军队的情形则不同。各种革命的、同情的、动摇的、敌视的士兵，始终被强制性的纪律联系着，而联系的线索则直到最后时期，还集中在军官的拳头里。士兵们的队伍，每天还一似往日地以“第一队”与“第二队”来计算；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依叛乱的与顺从的这个标准来区分呢？
士兵转入革命方面的那个心理因素，是由长期分子运动的过程准备了的，这过程，与自然界的一切过程一样，具有它独自的临界点。但怎样确定这一点呢？军队中某一些部队，许已完全准备跟民众联合，但得不到外来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革命的领导者还不相信他能争取军队到自己方面来，因而错失了胜利的机会。在这样一次成熟的、但不曾实现的暴动之后，军队中许会发生反动：士兵们会失去心中爆发着的希望，重新对纪律的羁轭低头，当与工人再度遇见的时候，特别在远方，他们会表示与暴动者作对了。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不能衡量的或难于衡量的成分，许多交流，与许多集体的暗示与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s）。不过从所有这些物质力与精神力之复杂的综合中，以不可否认的清澈性显出了一个结论来：士兵们愈加相信暴动者确实已在暴动；相信这不是示威，过后不必再回营与报告；相信这斗争不是赌生而是赌死；相信如果他们参加，民众能够胜利，并相信这斗争不仅保证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还会使一切人的命运改善——那他们便愈加能放弃刺刀转向民众方面来。换句话说，只当暴动者自己真的准备以任何代价，甚至以血的代价来取得胜利之时，他们才能唤起士兵情绪的急变。而这一最高度的决心，从来不能而且也不愿成为非武装的。
当向前推进的民众与阻止去路的士兵发生了遭遇，这是危急之时，但危急的一小时中，又有它危急的一分钟，这是当那灰色哨兵线还不曾散开，还肩并肩地支持着，但是业已动摇的时候，一个军官鼓起他最后的一点毅力发出“放枪！”的命令。群众的叫喊，恐怖与威吓的呼号，掩盖了号令的声音，但只掩盖了一半。枪枝摇动，群众向前挤进。这时军官把手枪的铳口对准那个最可疑的士兵。从那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分钟中，又发生它决定的一秒钟。那个最勇敢的士兵给打死了，本来其他的士兵是不自觉地在看他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这时有一个班长拿起死者的步枪射击群众，哨兵线合扰来了，枪械自动地发射出来，把群众驱入于小巷与后院之中。不过自从1905年以来，曾有很多次情形是相反的：在最危急的一瞬间，当军官准备扳动枪机时，群众中的加育劳夫与瞿古林之流，便先开出一枪来阻止他。这不仅决定街道冲突的命运，而也许会决定整天甚至整个暴动的命运。
希里亚泼尼高夫给自己立下的任务，就是不给暴动者以火器，以免工人与军队发生敌对冲突，这任务一般说来是不能实行的。在事情发展到与军队起冲突之前，早已发生了无数次工人与警察的冲突。街上的斗争是从解除可恨的“法老”的武器开始的，他们的手枪业已转入暴动者之手。就手枪的本身说，用以对抗敌人的步枪，机关枪与大炮，那是一种无力的，简直是玩具似的武器。然而这些大武器真的在敌人的手中吗？为要试验这一点，所以工人们也要求武器。这问题得在心理的范围内解决。可是即使在暴动中，心理的过程也还是与物质过程不可分离的。凭藉着夺自“法老”的手枪，工人们前去获得士兵们的步枪。
士兵在那几天的感情虽没有工人的那么积极，但并不较为浅薄。让我们再记一记吧：卫戍军主要是由那些各有几千名的后备营组成的，他们已被决定调上前线去补充队伍了。这些人，大多数是一家之父，在这战争业已失败，而国家已经破产的时候，将要走进战壕。他们不愿战争，他们心想回家，要回到田场去。他们很知道宫廷里干些什么，他们对皇朝并没有丝毫依恋，他们不想跟德国人作战，更不愿跟彼得堡的工人作战。他们仇视首都的统治阶级，这阶级在战争的时候享乐。在他们中间，有好些具有革命历史的工人，他们能予所有这些情绪以综合的表现。
把士兵这种深刻的而还不曾公开暴露出来的革命的不满之情，变成为公开的哗变行动，或者至少在第一时期变成为哗变性的抗命行动，——这就是任务之所在。在斗争的第三日上，士兵们最后失去了对暴动保持善意的中立之可能。关于那几小时间，工人与士兵遭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偶尔的片断留给我们。我们已经听到过了：在前一夜，工人们怎样热烈地向巴夫洛夫团的人抱怨他们教导队的行为。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谈话，责备与呼吁，在城市的所有角落里都发生着。士兵方面再没有动摇的时间了。昨天长官逼迫他们开枪，今天还要逼迫他们。工人们不放手，不退却，在铅弹之下，他们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女工，妻子，母亲，姊妹，爱人。是的，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这样地常常在角隅里窃窃私语：“但愿大家在一块儿……”在这极度痛苦的时机，在想起行将来到的那一天而感到难堪的恐惧之时，士兵们对那些强迫他们当刽子手的人怀着闷郁的仇恨，这时在营房里响出了公然愤怒的第一声，而在这些声音——总是无名氏的声音——中，整个营房带着一种轻松与狂欢之情认识了自己。罗曼诺夫皇朝崩溃那一日的太阳，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升出了大地。
在那位永不疲倦的加育劳夫的家里，开着晨间会议，到会的有40多个工厂与作坊的代表，大多数主张继续这次运动。是大多数而不是全体。究竟是怎样的大多数呢，可惜无法确定了。在那些时候，当然是没有工夫来记录的。况且这决定也证明是落后的了：会议被士兵暴动与开放监狱的这个令人心醉的消息打断了。苏尔干诺夫和所有到会的人接吻。这是犹大的吻，但幸而没有什么钉死十字架的事情接踵而来。
从早晨起，后备禁卫军的各营，在被率领出营房之前，便接连地暴动起来，继续着上夜巴夫洛夫团第四连所已开始了的事业。在文件记录与回忆中，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只留剩着灰色的与暗淡的痕迹。被压迫的群众即使在他们高升到历史创造的最高峰时，也很少讲到自己，更少写到自己。而胜利之笼罩一切的狂欢，后来又涂抹了记忆的工作。现在就让我们拣起那所有的记录来看看吧。
最先哗变的是伏伦加斯基团的士兵。早在晨间七时，一个营长便打电话去惊扰哈巴洛夫，以便报告他一个消息：教导队，亦即特别想赖以从事镇压工作的部队，拒绝出营，它的队长被杀，或在军队的前面自杀；不过第二种说法马上被否认了。破釜沉舟之后，伏伦斯基团的人便赶紧去扩大暴动的基础：现在这对于他们乃是唯一得救之道。他们忙跑到附近立陶夫斯基、伏伦斯基与泼雪奥勃来顺斯基团的营房去“唤出”士兵，好像罢工者从这厂跑到那厂去唤出工人一样。一会儿后，哈巴洛夫得到报告，说伏伦斯基团的人不仅没有听从将军的命令而缴出枪械，而且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与立陶夫斯基团的人一起，并且更可怕的，“联络了工人”，捣毁了宪兵师的营房。这证明昨天巴夫洛夫团士兵们的经验没有白过：暴动者找到了领袖，且同时获得了行动的计划。
在27日早晨的数小时内，工人们所设想的暴动任务的解决，比实际上的解决期要无限的远些。更确切些说，他们以为这任务差不多还完全留在前面，而其实那时它的十分之九业已落在后面了。工人对营房所施行的革命压力，与业已完成的士兵上街的革命运动适相符合。在这一天的过程中，这两股有力的洪水汇合在一起，以便把那一所旧建筑开始漂去屋顶，其次推倒墙壁，再次毁坏基础，终于把它冲洗得无影无踪。
瞿古林是最初跑到布尔什维克总部去的那些人中之一，他手拿步枪，肩挂弹袋，“浑身沾满了泥污，不过满面生光，得胜气慨”。怎么还能不满面生光呢？士兵们手拿武器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有些地方的工人已跟士兵联在一起，深入营房，领取枪械与子弹。维包格区的工人与最坚决的军队共同拟就了一个行动计划：占领警察局，那里据守着武装的警察；解除所有警官们的武装；开放拘禁在警察局里的工人，与监狱里的政治犯；消灭城中心的政府军队；与尚未奋起的军队及其他区中工人发生联络。
莫斯科团之参加暴动，并非没有经过内部斗争的。一般说来，各团中内部斗争竟这样少，这是可惊的。皇党的上层军官无力地从士兵群众的身上崩落下去，他们或者隐藏在裂缝之中，或者赶快变换了颜色。阿申纳尔工厂的一个工人考劳了夫回忆道：“在白天两点钟，当莫斯科团出发之时，我们武装了自己……各人拿了手枪与步枪，获得了一群向这边走来的士兵，（他们中间有几人请我们指挥他们，并指示他们干什么），于是出发到底黑文斯基去向警察局开枪。”这样看来，工人们是没有感觉到一分钟的困难便指示了士兵去“干什么”。
胜利的喜讯前后相继传来：自己的装甲车出现了！上面插着红旗，它们在各区向一切尚未投顺的人们施行威吓。现在再不必在哥萨克的马肚子的下匍伏了。革命已经全身地站立起来了！
将近中午12点钟，彼得格勒又成为军事行动的场所了：到处放射着步枪与机关枪。谁在放与何处在放，那不是常常能够弄得明白的。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过去者与未来者在互相射击。还有不少偶发的射击，孩子们在玩弄那些无意中得到的手枪。军械局打破了：“光是勃朗宁一种，都给拿走了几万支”。被焚烧着的区法院与警察局的房屋，黑烟形成的大柱直上云霄，在某几个地点，冲突与互射紧密到真正战争的程度。在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上，工人们跑到脚踏车队所驻扎的营房去，营门口拥挤着好些士兵。“干吗站着不动，同志们？”士兵们微笑着，“不是好意地微笑着”，——一个参加者证明道——保持着沉默，而长官们则粗暴地命令工人走开。脚踏车兵与骑兵一样，在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都是军队中最保守的部分。在篱垣之前，迅速地聚集着工人与革命的士兵。得拔去这可疑的一营！有谁通知说：已经派人去请装甲车来；否则也许无法对付这些脚踏车骑兵了，因为他们已经筑起了壕堑，架上了机关枪。然而群众是难于等待的，他们焦躁地不耐，同时他们的不耐是对的。双方都开始放枪了，但是篱垣阻挡着路，它将士兵与革命隔离着。进攻者决心破坏那篱垣。一部分给破坏了，一部分烧着了，营房显露出来，为数大约有二十座。脚踏车营的士兵集中在两三座中。空营房立刻都着了火。六年之后，加育劳夫回忆道：“燃烧着的营房与营房四围已被破坏的篱垣，机关枪与步枪的射击，包围者那种激动的脸色，以全速力驰来装满武装革命者的卡车，以及最后，一辆炮口发光的装甲车之出现，构成了一幅最壮烈的与难忘的图画。”这是古旧的、农奴制的、神父、警察的沙皇俄罗斯，在宫房与篱垣中焚烧，在烟火中死去，在机关枪的射击的吃逆声中窒息。这怎能叫加育劳夫，以至几十、几百、几千的加育劳夫们不欢欣鼓舞呢！来到的装甲车，对那脚踏车队的官兵所据守的营房开了几炮。指挥官给打死了，军官们撕去了肩章与等级的符号，从邻近营房的菜园里逃走了，其余投降。这也许是那天冲突中最大的一次。
那时军事暴动带上了瘟疫性质。在那天没有暴动起来的，只有那些来不及暴动的部队。黄昏时，谢米诺夫斯基团的士兵也参加了，这一团是以1905年野蛮地镇压莫斯科的暴动出名的：11年光阴倒不曾白过！会同了轻骑兵，谢米诺夫斯基团在深夜时“唤出了”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他们被长官禁锁在营房里。1905年12月3日，围困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并逮捕其人员的，就是这一团，它在现在也还算是最落后部队之一。首都中沙皇的卫戍军，共计有十五万名，破裂了，溶解了，消失了。到夜里，它业已不再存在。
得悉了早晨关于军队哗变的消息，哈巴洛夫还想从事抵抗，派出约莫有一千人的混合军队，付以最严厉的命令，前去对付暴动者。但是该项军队的命运却是神秘的。革命后，这个独一无二的哈巴洛夫说道：“那一天开始发生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一团人出发了，在一个勇敢与坚定的军官——这是指库尖包夫团长而言的——的指挥之下出发了，然而……没有结果。”在这团之后派出的几连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将军开始在宫殿广场之上编组后备军，但“没有子弹，而且也无从获得”。这一切都是从哈巴洛夫在临时政府调查委员会上所作的真实口供中摘引来的。究竟用以镇压暴动的队伍弄到哪里去了？这是不难猜度的：他们一经出发，马上就沉没在暴动中了。工人，妇女，小孩，哗变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哈巴洛夫的队伍，或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或者拼命使他们变作自己人，不让他们走其他任何道路，只有跟这广大无垠的群众走在一起。要想和这密集的，业已无所忌惮的，无有竭尽的，无孔不入的群众斗争，那是很少办法的，正好像在面糊堆中舞剑一样。
与不断的兵变报告同时，又来了许多请求，请派可靠部队去镇压暴动，保卫电话局，立陶夫斯基城堡，马林斯基宫与其他更为神圣的地方。哈巴洛夫打电话到喀琅施塔得，要求派遣可靠的部队，但那面的指挥官回答道：他自己也在替这堡垒担心。原来哈巴洛夫还不曾知道：暴动也波及到邻近的戍军。那将军企图，或者假装企图要把冬宫变成角形堡垒，可是计划马上就认为不可能实现而放弃了，乃将最后的少数“效忠”军队调往提督府。最后在那里，这个独裁者急于要完成一件最重要与刻不容缓的事情：印发两项最后的政府法令——一项关于泼老讨包包夫之“因病”辞职，另一道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后一道法令，他的确需要赶紧发出，因再过几小时之后，哈巴洛夫的军队就要解体了，并从提督府四散到各自的家里去了。只由于革命的无知，以致没有在27日黄昏便逮捕这个赋有可怕全权而绝不可怕的将军。这件事在第二天，毫不麻烦就干成了。
难道这是可怕的帝俄在致命危险之前所能表示的全部抵抗了吗？是的，差不多是全部了，——虽然它具有很大的压迫民众的经验，也不管它有详细拟就的计划。稍过一会儿，那些从迷惘中回复过来的皇党中人解释二月革命中民众之所以这样容易胜利，说是由于彼得格勒卫戍军之特殊性质。可是革命继续发展的全部过程，推翻了这个解释。真的，还在这个末年之初，宫廷近幸党虽就向沙皇提起过：必须更换首都的卫戍军。而沙皇则不难让自己相信：禁卫军中的骑兵算是特别忠贞的，“炮火中处得很久”，而今则在它彼得格勒的营房里休养。不过在得到了前线恭敬的提议之后，沙皇同意了以三队水军卫兵来替换那四团骑卫兵。据泼老讨包包夫说，这次更替仿佛不曾得到沙皇同意，而是总司令部方面怀着恶毒的阴谋擅自实行的：“水兵系由工人中征募而来，乃是军队中最革命的分子。”然而这是一种明显的胡说。这简单因为禁卫军的，特别是骑卫兵的最高长官们，在前线造就了一个太好的境遇，以致不很想回到后方来。此外，这些军官想到了原先赋予他们的那种镇抚之职，一定是觉得害怕的，因为在执行这些职务时他们所应率领的一些军队，一上前线，便变得与往日在首都阅兵场上的完全不同了。不久以后，前线上发生的事件，就表示出骑卫军那时已和其他的骑兵无异，而调来首都的水军卫队，则在二月革命中绝未起积极作用。整个问题在于：制度的纪律已经最后地腐烂，不留着一条有生气的线了。
在2月27日的整日间，群众未曾流血便解放了首都许多监狱里的政治犯，其中有1月26日逮捕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爱国团体，与40小时之前被哈巴洛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在监狱大门口，立刻发生了政治的分化：孟什维克爱国派向国会去，那里正分配着官职与地位；布尔什维克则前往工人区，到工人与士兵那里去，以便和他们共同完成夺取首都的工作。切不可予敌人以喘息之机。革命比任何其他事业，都更需要进行得彻底。
谁想把暴动的军队引到陶立特宫去的？这就无法回答了。这样的一个政治行程，乃发生于全部局势之中。一切与群众没有联系的激进分子，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陶立特宫去，因为它是反对派情报的中心。也许正是这些分子，在27日突然感受到活力的注入，便以哗变的禁卫军之领导者资格出场了。这是极其可信的一种推测。这个角色是受人尊敬的，而且已差不多没有危险了。波丹金宫由于其地位使然，成为最合适的革命中心。陶立特花园和全部军事区域只有一街之隔，那区域里有禁卫军的营房，还有好些军事机关。诚然，许多年来，城市的这一部分无论在政府或革命者方面，都认为是皇朝的军事堡垒。实在它以前也确是如此。现在却一切都改变了。从禁卫军区域中发生了士兵暴动。暴动的士兵只叫跨过街道，便能到达陶立特宫的花园，同时这花园离尼瓦河又只有一方之地。而尼瓦河的彼岸，展开着维包格区，这只革命的汽炉：工人们只要走过亚历山大桥，如果桥被吊起，那只要走过尼瓦河上的冰，便能来到禁卫军的营房或陶立特宫。这样地，那个成分复杂而又冲动的位于彼得堡东北方的三角形：禁卫军、波丹金宫与大工厂，便坚固地联结起来而成为革命的行动场地了。
在陶立特宫中，已经设立了正在计划着各种中心组织，其中还有暴动的作战司令部。我们不能说它具有很认真的性质。“革命的”军官们，就是那些过去不知为了什么，甚至会以误会之故，而与革命发生了关系的军官们，很平安地睡过了暴动，等到它胜利之后，他们便赶紧引起人家注意自己，或经别人号召，出来“替革命服务了”。他们深思地观察了局势，悲观地摇着头。这些杂乱的士兵群众，常常是没有武装的，完全不适于作战。没有大炮，没有机关枪，没有联络，又没有指挥官。敌人只消有一团坚强的军队就够了！现在，革命的群众固然妨碍着街道上之任何有计划的行动。但是一到夜里，工人们会回家去，居民会静下来，城市会变成空寂。假使哈巴洛夫用一团坚强军队来打击兵营，他就能控制局势。这种想法，我们顺便说一句，在将来革命的所有阶段上，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出来。——“给我一团劲旅”，那些大胆的团长们曾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一伙中说，“我会在两秒钟内给你清除所有这些尘芥。”有几个人，我们将要看到，将真的企图这样干。但大家都不得不重说着哈巴洛夫的话：“一团人出发了，和一个勇敢的军官一起，然而……没有结果。”
是的，从哪里会得到结果呢？一切可能动用的军队中最不可动摇的是警察与宪兵，以及某些军队中的教导队。但他们在真正群众的进攻之前，表示得很可怜，跟八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中，圣乔治营与军官学生之表示无力一样。皇朝从哪里去取得这团救命军，——它有决心而且有能力与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作长期的无望的决斗呢？革命在那口头勇敢的团长看来，仿佛是没有保护的，因为它还是可怕地混乱：到处是没有目的的运动，冲突的洪流，人的漩涡，惊惶得仿佛是突然聋了耳朵的人物，没有系扣的战壕里穿的大氅，指手划脚的学生，没有枪械的士兵，没有士兵的枪械，向天开枪的孩子，成千人喉咙喊出来的喧嚷，荒诞谣言的飓风，虚伪的恐吓，虚伪的欢喜，——这仿佛只叫把宝剑高举在所有这些喧嚷之上，一切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似的。这是一个粗野的视觉上的错误。混乱只是表面上的。在这些混乱现象的下面，进行着一种群众围绕于新轴心的不可抗御的结晶运动。这不可计数的群众还不曾明白地规定出他们所要的东西，但他们对于那所不要的东西，却怀着一种极度仇恨。在他们的背后是一种不可收拾的历史的雪崩。向后回去的道路是没有的。纵使有人驱散了他们，那么他们又会在一小时后重新集合起来，而第二次打岸的浪涛，将比第一次更凶狠与更加流血。自从二月革命那几天之后，彼得格勒的空气变成那样赤热的，以致每一敌对的军队来到这只火力强大的熔炉中，或者只要走近了它，就会给它的气息灼伤，变化着，失去了自信，感觉到瘫痪，便不战而降，听任胜利者的处置了。明天，被沙皇从前线派来的，率领一营圣·乔治骑士的伊凡诺夫将军会相信这一点。五个月的后，科尔尼洛夫将军遇到同样命运。八个月后，将要轮到克伦斯基。
在前几天中，在街上，哥萨克仿佛是最听人民的劝告的：这因为他们最被人指摘。但当事情发展到直接的暴动时，骑兵再度证实了他们保守的名望，它落在步兵之后了。27日他们仍旧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如果哈巴洛夫对他们已不再信赖，那末革命对他们也还是害怕。
位于冬宫及大公爵们的宫邸对面，尼瓦河中一个岛上的彼得堡罗堡垒，现在也还是一个谜。住在自己的墙垣后面，堡垒里的守卫兵是，或者仿佛是，一个与外界影响完全隔绝的小世界。那堡垒没有常设的大炮，只有一尊老式炮，每天给彼得格勒报告午时，但是今天城墙上却架起了好几尊野战炮，瞄准着尼瓦河上的桥。他们准备干什么？陶立特宫的司令部为了怎样对付堡垒这一个问题，烦恼了整整一夜，而在堡垒里则为这一问题痛苦：革命将怎样对付我们？朝晨时分，这谜才解决了：“在不侵犯军官这一条件之下”，堡垒可对陶立特宫投顺。弄清楚了局势，——这并不困难——堡垒里的军官们便赶快要在那不可避免的事变进程中占一先着。
27日向晚时，士兵，工人，学生与市民连绵不绝地涌到陶立特宫去。在这里，他们希望找到那些什么都知道的人——去获得消息与训令。军火从四面八方一抱一抱地拿进宫来，贮藏在一个业已变成兵器库的房间里。夜间，陶立特宫里的革命司令部开始办公。它派出队伍去保卫各个火车站，派出斥堠哨到任何可能发生危险的去处。士兵们热心地，毫无怨言，虽然是极其纷乱地，执行着新政权的命令。只是他们每次都要求一道书面的命令罢了。这种要求，多半系由军队中残余的长官与书吏们起的意。不过他们是对的：因为必须在这混乱中立刻造成秩序。革命司令部，以及刚刚产生的苏维埃，都还不曾有任何印章。革命还只得用官僚管理的方法来配备自己。不过在时间的进展中，它这一点可惜做得过了分。
革命开始搜索敌人。全城在捕人，“专横地”捕人——以后自由派人士会责备着说。但是整个革命就是专横的。一批批被捕的人给押解到陶立特宫来：枢密院院长，一些大臣，秘密警察的侦探，“亲德派的”伯爵夫人，整批的宪兵长官。有几个大官，像泼老讨包包夫，则自己跑来自首，因为这里反而比较安全。“厅堂的四壁，以前回响着赞美绝对主义的歌声，现在却只听见啜泣与叹息了，”那位伯爵夫人恢复自由后这样写着，“一个被捕的将军无力地瘫坐在近旁的椅子里。几个国会议员殷勤地献给我一杯茶。将军被震撼到灵魂的深处，激动地说道：‘伯爵夫人呀，我们眼见着一个大国家的死亡！’”
这时候，那个并不想死亡的大国，却打那些过时人的身边经过，践着它的皮靴，鸣着它的枪把，它的呼喊震动了空气，踏着过时人的脚而前进。革命老是以它的不客气见称的：这大概因为统治阶级不曾肯费神把好规矩及时教给人民之故吧。
陶立特宫成了临时政府的作战司令部，政府中心，军火库，革命的狱堡；革命还没有拭去它脸上的血与汗。大胆的敌人也潜进到此地，到这个漩涡中来。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改了装的宪兵团长，他坐在角落里写笔记——不是为要做历史，而是替将来的军事法庭搜证据。士兵与工人要就地结果他的性命。但“司令部”人加以干涉，轻易地把那宪兵领出了群众。那时革命还是好性子的，相信人，软心肠。只当它受到了很多次叛变、欺骗与流血的试验之后，才变成了无情。
革命胜利的第一夜，充满了惊悸。仓促指定的火车站与其他地点的特派员们（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由个人关系引援来的投机性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新贵与有一面之缘的熟人——他们比上士级的军官，特别是工人出身的，不知要无用到多少倍！）开始神经过敏起来，随处都见到危险，呶呶不休地责备士兵，不停不息地打电话给陶立特宫，要求增派援兵。但是陶立特宫里也是人情激动着，打着电话，派着援军，这些队伍多半不能到达。据一个参加那夜陶立特宫司令部的人说：“那些接到命令的人并不执行；而行动的人却并没有命令。”……
工人区便是没有命令而行动的。革命的头领们把自己的工人领出了工厂，占领了警察局，等到唤出了士兵与捣毁了反革命的堡垒之后，却并不急于上陶立特宫，各总部，各个领导的中心去；而是相反的，他们以嘲笑和不信的态度向那一方面摇头：“这些好小子已经蜂拥在一块，在分配那不是他们打死的而且还不曾弄到手的熊的皮了。”工人布尔什维克们，以及其他左派政党的最好的工人，整日价在街上，夜间则在区的总部里，与各兵营保持联系，准备明天的斗争。在胜利的第一夜里，他们继续着与发展着五昼夜来所已执行过的工作。他们是革命的嫩骨，还太脆弱，与一切在初期的革命一样。
前文已述的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纳博科夫，那时正在总参谋部滥竽充数地当差；27日，他照常待在办公室，对当日事变一无所知，下午三点准时回家。晚上，他在家听到莫尔斯卡耶街上有枪声。装甲车疾驰而过，三三两两的士兵与水兵，沿墙侧步前奔，可敬的自由主义者老纳从前室的边窗上观察着这一切。“电话没坏，朋友们向我通报当日事变的大小详情。平时我们早去睡了。”很快，他将以一个主要鼓吹者的身份，出任革命（！）临时政府的办公厅主任。明天，街上将有某位陌生老者——职员或教员——对他脱帽：“谢谢您替人民办的大好事。”带着一脸的假谦虚，纳主任将亲述这一切。
[1] Pharaohs本为埃及国王之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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