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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皇朝的临终挣扎

　　皇朝像一只腐烂的果子，在革命还来不及解决其最迫近的一个任务之前，它就因震动而掉下来了。如果我们不企图指出皇朝倾倒时的情形，那我们描写的旧统治阶级的面貌，还是不完全的。

　　沙皇在毛奇略夫总司令部里。他这时到那里去，并非因为那边需要他，而是要逃避彼得格勒的纷扰。宫廷史官杜平斯基将军，与沙皇一起在司令部，在他的日记上记着：“这里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切都会照旧的。不会因他（沙皇）而发生什么事情。也许只因偶然的外来的原因，会使什么事情改变吧。”……2月24日，沙后给司令部里的沙皇写信，照例用的是英文：“我希望国会里的克特林斯基（指的是克伦斯基）会因他那可怕的演说而受绞刑，——这是必不可少的，（战时法律，）它将成为一个榜样。大家都渴望与切盼你能够表示坚决。”25日，司令部接到陆军大臣的电报，说首都发生罢工，工人中开始骚动，但采取了对付的办法之后，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总而言之：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次！

　　老是教沙皇不要让步的沙后，企图在现在也保持坚决。26日，她显然打算加强尼古拉的无望的勇气，拍电给他说，“城里——平静。”可是在黄昏发出的电报上，已不得不承认“城中十分不好”了。在信里她写道：“应该干脆地对工人说，不许他们罢工，假使罢工，就将他们送上前线以示处罚。完全不需要放枪，只要秩序，以及不让他们过桥。”是的，所要的并不多：只要秩序！但重要的在于不让工人们到城中心来，让他们于愤怒的无力状态中闷死在市郊。

　　27日早晨，伊凡诺夫将军率领了圣·乔治营[1]从前线开向首都，还赋有独裁者的全权，——不过这个独裁权力须待他占领了皇村之后才可加以宣布。“再不能想像出一个更不行的人了”，后来自己也扮演过军事独裁者的邓尼金将军回忆道，“一个衰迈的老头，不懂得政治环境，已经没有了气力、精力、也没有意志与威严。”那次之所以会选中伊凡诺夫，是因为对于第一次革命的记忆：11年前他镇压了喀琅施塔得的暴动。但是这个年头逝去得并非不留踪影的：镇压者变得衰迈了，而被镇压者却长得强壮了。北方和西方的前线都奉命准备遣派军队到彼得格勒。显然地，人们以为前面还有足够的时间哩。伊凡诺夫本人觉得一切都会迅速而顺利地了结，甚至还不曾忘记关照副官到毛奇略夫的去购买食品，以便馈赠彼得格勒的好友。

　　2月27日早晨，罗将柯又给沙皇打了一个电报，他以如下的话来作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祖国与皇朝的命运就要决定了。”沙皇对宫内大臣费列特立克斯说道：“又是这个胖子罗将柯给我写这一些废话来，我对这些简直连回答都不愿意。”然而不，这不是废话呀！而且一定要回答的。

　　大约在27日中午时分，总司令部接到哈巴洛夫的一个报告，说到巴夫洛夫斯基、伏伦斯基、立陶夫斯基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诸团的哗变，并说必须从前线抽调可靠的部队回来。一小时后，陆军大臣打了一个极安人心的电报：“从早晨起，在某些军队中开始发生的骚动，已被忠于自己的责任的各连各营所坚决而有力地镇压了……我坚信马上就会平静……”但在晚上七点钟以后，就是这个倍里亚夫已经报告道：“我们用少数仍忠于自己荣誉责任的部队，并不能镇压军事哗变”，请求赶派真正可靠的军队，而且数量要多，足以“在全城的各部分同时行动。”

　　那天的内阁会议，认为这是用自己力量把那假定为一切不幸的原因，即半疯狂的内务大臣泼老讨包包夫，从自己中间除去的很好时机。同时哈巴洛夫将军发了一道命令——它是对政府保守秘密而草成的——说：遵照皇上谕旨，宣布彼得格勒戒严。这样地，人们便是在这里都还企图将热的和冷的混合起来，虽然那企图已经不再是预有成算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已经是无望的了。甚至把宣布戒严的布告在全城张贴都没有成功：市长巴尔加既不能找到浆糊，也不能弄到刷子。在这些官员之间，一般地已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黏在一块了，因为他们已属于阴影的王国。

　　最后一届沙皇内阁的主要阴影，是那个七十岁的老亲王高利津，以前他办过沙后的某种慈善机关，而在战争与革命时期将他提出来担任政府的领袖。当朋友们询问这个“好心的俄国乡绅，年老的白痴”，——自由派男爵诺尔特形容他的话——为什么他要接受这样一个麻烦的职位时，高利津回答道：“为要多一个愉快的回忆。”这个目的，无论如何他总不曾达到。末届沙皇政府在这几小时内自己作何感想，下面罗将柯所讲的一段故事可作证明。马林斯基宫里正召开着内阁会议，当群众向该地前进的第一个消息传来时，立刻把宫里的一切灯火熄灭了。统治者只希望一件事情：叫革命不要注意他们。但这消息证明是虚伪的，群众并不来进攻，当灯火重新点起来的时候，沙皇政府的某一个官员，“自己吃了一惊”，因为发见自己在桌子底下了。究竟他在那里累积了怎样的回忆，并没有记述下来。

　　不过就是罗将柯本人的情绪，显然也不是最高的。这个国会议长打了很长久的电话，企图寻找政府而未果之后，再试打电话给高利津亲王。亲王回答他道：“请你以后不要再为什么事情而找我了，我已经辞职。”罗将柯听到了这个消息，据他的一个忠实的秘书说，他沉重地倒在一把椅子里，双手掩住了眼睛……“我的上帝，多么的可怕！……没有政府……无政府……流血……”轻轻地啜泣着。当沙皇政权的老鬼怪消逝之时，罗将柯觉得自己是不幸的、被弃的与变成孤儿的了。在那一小时内，他离这个思想有多么的远呢，即他明天得做革命的“领袖”了！

　　高利津在电话中的回答，得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即在27日晚上，内阁会议最后自认不能应付目前局势，且向沙皇提议请一个得众望的人来作政府首领。沙皇回答高利津道：“关于在目前环境中之更换人员，我认为不能容许。尼古拉。”究竟他还在期待怎样的环境呢？同时沙皇要他们采取“最坚决的办法”来镇压暴动。这事情说说容易，做做难。

　　次日，28日，终于连悍然不驯的沙后的精神都消沉了。“让步是必不可少了”，她打电报给尼古拉说，“罢工继续着，许多军队转到了革命力量方面。亚里丝。”必须全体禁卫团和卫戍军的暴动，才能叫这个来自黑森邦的专制制度的狂热鼓吹者同意“让步是必不可少了”。现在连沙皇都开始猜想，“那个胖子罗将柯”所通知他的并不是废话。尼古拉决定动身去会合家属。也许总司令部的将军们在他的背后轻轻地推，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安。

　　沙皇的火车开始走得没有一点岔儿，地方长官与省长们一似往日地出来欢迎。远离着革命的漩涡，坐在习惯了的车厢里，处身于习惯了的随从之间，沙皇显然又失去了对于愈加迫近的大结局的感觉。在28日3点钟，那时他的命运已经为事件的进程所决定，他从维亚士马打电话给沙后道：“怪好的天气。希望你安适平静。许多军队已自前线撤回。你温情亲爱的尼基。”非但不让步——现在连沙后都坚持的让步——那个温情的亲爱的沙皇却从前线遣派军队。不过，虽然是“怪好的天气”，沙皇于几小时后，就要亲自遭遇到革命的怒潮了。火车开到维雪尔车站，铁路工人不再让他前进：“桥梁坏了。”这个籍口，靠得住是随从们自己捏造出来，用以缓和情势的。尼古拉企图过去，人们又企图把他经由包洛高也，转入尼古拉也夫斯基铁道；但工人们也不许他上那里去。这比所有的彼得格勒来的电报都更加清楚。沙皇和总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又找不到上自己京城去的道路。革命用了简单的铁路上的“卒”，竟“将”起王来了！

　　在火车中随侍着沙皇的宫廷史官杜平斯基在日记上写道：“大家都承认，那次在维雪尔的夜间变故，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夜……对于我是十分显然的，关于宪法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它一定要采用了……大家都说，只叫跟他们，跟临时政府的人员做买卖就好了。”在降下的信号柱（它后面厚积着致命的危险）之前，弗烈特立克斯伯爵，道尔高罗基亲王，来黑登倍格公爵，所有这些高等绅士们，现在都赞成宪法了。他们甚至不再想到斗争。只叫做买卖，也就是说，只叫像1905年一样，企图再欺骗一下就好了。

　　当火车逡巡着，找不到道路的时候，沙后接二连三地打电报给沙皇，要他尽快回去。但是电报都从电报局里退了回来，上面用蓝铅笔批着：“收报人所在不明。”电报局的官员竟找不到俄国的沙皇。

　　军队奏着乐，打着旗子，向陶立特宫前进。一队卫兵在大公爵吉立尔·夫拉地米罗维奇的率领之下，跑出街来，据伯爵夫人克拉因密黑尔作证，那个大公爵突然间表示了革命态度。哨兵跑走了。亲近的人都弃宫而走。维罗博娃回忆道：“凡有办法的，都自寻生路去了。”小股的革命士兵在宫中游荡，带一种渴望的好奇心浏览着一切。当上层还没有决定怎样办的时候，下层已经把沙皇的宫殿变成了博物馆。

　　所在不明的沙皇，回转到泼斯可夫，到北方前线的司令部去，那里的司令是老将罗斯士基。在沙皇的随从中，接二连三的提出条陈。沙皇则延宕不决。当革命已经用分钟来计算的时候，他却还是用日与星期来打算。

　　诗人勃洛克用这样的特性来形容皇朝最后几月中的沙皇：“顽固而无意志；兴奋而对一切都感觉麻木；对人不信任，说话带嘲笑而谨慎，本人已不能自主。他已不能了解情势，没有明确地采取过一个步聚；而只是把自己完全交给那些他本人使之掌权的人们的手中。”在2月底与3月初的那几天内，无意志与嘲笑，谨慎与不信任这些个特点，究竟应该增强到何种程度呀！

　　最后，尼古拉决定了打电报——但显然又没有打——给那个可恨的罗将柯说，为了拯救祖国，委任他组织新内阁，但替自己保留着外交，陆军与海军这三大臣的任命权。沙皇还想同“他们”做做买卖，因为“许多军队”正在向彼得格勒前进了。

　　伊凡诺夫将军来到皇村确实没有遇到阻碍。这显然因为铁路工人不决定出来和圣·乔治营冲突的缘故。后来将军承认：在路上，对于那些不恭顺的下属，曾有三四次得用“父权势力”来对付，使他们跪下。“独裁者”一到皇村，当地长官就告诉他说：“圣·乔治营如果跟军队冲突，那将危害沙皇的家属。这些官长们简单因为害怕自己遭殃，于是劝这个镇压者不要卸下行装就动身回去。

　　伊凡诺夫将军向另一个“独裁者”——哈巴洛夫，提出了十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答。这里把它们录下来，因为这是值得的：

　　得到了关于局势之毫不含糊的知照，伊凡诺夫将军“同意”叫自己这未卸的军用列车退回到特诺车站。“这样地”，总司令部里的主要人员之一，卢考姆斯基将军作结论道，“具有独裁全权的伊凡诺夫将军的这次差遣，除了丢脸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过这次丢脸具有寂静的性质，它不知不觉地被湮没在事变的波浪之中。人们可以猜度着：独裁者把食品送给了彼得格勒的亲友，还跟沙后作了一次长谈：她提起自己在病院里自我牺牲的工作，并抱怨军队与人民的忘恩负义。

　　在那个时候，经过毛奇略夫传到泼斯可夫去的消息，一个黯淡似一个。留在彼得格勒的沙皇陛下的亲身卫队，其中每一个士兵的姓名都被他知道，并且全都承受沙皇家属的恩泽的，可是竟会现身在国会中，请求准许他们逮捕那些拒绝参加暴动的军官们。海军副提督柯劳希告诉说，无法镇压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因为他不能担保任何一个部队的忠诚。海军提督尼平甯来电，说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承认国会的临时委员会。莫斯科司令姆劳左夫斯基报告说：“大多数军队已携带大炮投向革命党人，因此，全城已在革命党的势力之下，市长及其助手已离市政厅而去。”

　　离去——意思就是逃走。

　　所有这些消息都在3月1日的晚上报告了沙皇。关于责任内阁，人们谈判与劝说到了深夜。最后，沙皇在夜间两点钟予以同意，他的随从们轻松地叹了口气。他们显然以为革命问题由此可以解决，所以同时发了一道命令，叫那些调向彼得格勒去镇压暴动的部队回返前线。罗斯士基在黎明时便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罗将柯。但是沙皇的钟走得太慢了。罗将柯，在陶立特宫中已被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士兵，工人代表们所重重压迫，回答罗斯士基写道：“你所提议的办法不够，皇朝的本身问题已经露骨地提出来了……到处的军队都站在国会与人民方面，要求逊位给皇子，由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摄政。”当然，军队方面既不想要求皇子，也不要求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罗将柯只想把这个口号推在军队及人民的身上，国会还是希望将革命停止在这个口号上。不过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沙皇的让步已经来得迟了，因为“无政府状态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罗将柯）不得不在今天夜间任命临时政府。遗憾得很，宣言来得晚了一些”。……这几句堂皇的话，证明国会议长为高利津而流的眼泪已经很快地干了。沙皇读了罗将柯与罗维斯士基的谈话，动摇了，再读一遍，等待着。但现在连军事长官都来发警告了：事情跟他们也有一点儿关系！

　　在那一夜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前线的各总司令间举行了一次特种的全体投票。现代革命的完成，因有电报参加，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占有阶级执政者对于革命的最初刺激与反应，能在电报纸上替历史保留下来。3月1日至2日的夜里，沙皇的上将们的谈判本身，乃是一个无比的人类的文件。沙皇应该逊位呢，还是不逊位？西线总司令爱惠尔脱将军只当罗斯士基与勃罗西洛夫尔将军表示了意见之后，才肯作自己的结论。罗马尼亚前线总司令萨哈罗夫将军，要求把其他所有总司令的结论先告诉他。经过长期迟延之后，这个勇敢的军人表示：他对于皇帝的热爱，不允许他的灵魂接受那个“卑鄙的提议”；但虽然如此，他还是“号哭着”，谏请沙皇逊位，藉以避免“更卑鄙的强求”。侍从武官长爱惠尔脱很合理地解释屈服之必不可少：“我正采取一切方法，使关于首都现状的消息不透入军队，以便保证它不发生无疑的骚动。现在并无方法可以遏止首都的革命。”大公爵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从高加索前线跪求沙皇采取“最高办法”，逊去皇位；从阿列克谢耶夫，勃罗西洛夫尔将军与尼来甯提督那里，来了同样的祈求。罗斯士基自己在口头上也作同样的请愿。将军们恭敬地将七把手枪枪口对准神化皇帝的太阳穴。这几个军事领袖们怕失去了与新政权调和的时机，同样又怕自己的军队，于是那惯于放弃阵地的他们，便对这个沙皇与最高司令长官作一致的劝告：不要战斗便退出战场。这已经不是辽远的彼得格勒了，反对它，仿佛可以派军队去对付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前线，军队就得向这里去借的。

　　听过了这个颇有深意而虚伪拘礼的报告之后，沙皇决定逊去那时早已不为他所有的皇位。一个适合于这时机打给罗将柯的电稿拟出来了：“在真实福利与挽救俄罗斯母国的名义之下，我不辞任何牺牲。因此。我准备逊位于我儿，为使他能在我的身边留至成年的起见，故由我弟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大公爵摄政。尼古拉。”不过，这次电报也不曾发出，因为消息传来，说国会议员古契柯夫与苏尔根已离首都到泼斯可夫来。这给了一个新的理由来延迟决定。沙皇下旨将电报收回。他显然怕买卖做得太便宜，并且还在期待着令人宽慰的消息，更确实些说，他希望奇迹。尼古拉在3月2日至3日的夜间12点钟接见来到的议员。奇迹不曾发生，再推诿以属不能。沙皇突然声明，他不能跟儿子分别，——那时在他的头脑里游荡着何等样的糊涂希望呢？——并签发一个宣言，声明逊位给弟弟。同时又对参议院颁布一道敕令，任命李沃夫亲王为内阁总理大臣，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为最高总司令。沙后对于家属的猜疑心，仿佛已经证实了：可恨的“尼古拉夏”跟阴谋家们在一起，回来重掌政权。古契柯夫显然当真地以为革命是能和最显贵的军事首领调和的。而尼古拉大公也以纯洁的动机来接受这个任命。他甚至在几天之内还发布了某些命令，并号召人们完成爱国的责任。但是，革命却毫无痛苦地除去了他。

　　为要保持自由决定的外貌起见，关于逊位的宣言便填了下午三点钟的日期，理由是沙皇最初决定逊位是在那个钟表点。然而白天的“决定”是逊位给儿子而不是给弟弟，并且事实上已经收回，因为期望着历史车轮的好转。不过关于这一层，没有人高声提起。沙皇在可恨的议员们之前，最后一次企图挽救面子，而议员们方面，则允许伪造文件，这就是欺骗民众。皇朝从舞台上退出的时候，也遵守着自己的仪式。而它的继承者们也还是忠于自己。他们大概把自己的默许，甚至还算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一种大度吧。

　　与平素自己日记上那种淡漠的文体稍稍不同，尼古拉在3月2日那天这样写着：“早晨，罗斯士基来，向我宣读他和罗将柯在电话中所讲的冗长谈话。根据他的话，彼得格勒的情形已到了这样的程度：由国会议员组成内阁，将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以工人委员会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和他们斗争。必须我逊位。罗斯士基将这次谈话转告总司令部里的阿列克谢耶夫与全体司令们。12点钟来了回复。为了拯救俄国并使军队坚守前线起见，我决定采取这一步骤。我同意了，他们就从总司令部发出退位诏书。晚间古契柯夫与苏尔根自彼得格勒来，我跟他们谈话，将签了名的修正诏书交给他们。夜间一时我由泼斯可夫动身，怀着沉重的感觉；周围是叛逆，卑怯，欺骗。”

　　我们应该承认，尼古拉的悲愤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还只在2月28日那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打电话给各线的全体总司令道：“在所有我们这几个人的身上，放着一个对国王与祖国的神圣责任，要忠于我们在作战军队的部队中所负的责任与所发的誓言。”可是过了两天，阿列克谢耶夫却号召就是这几位总司令们不要忠于“责任与誓言”。在军队的指挥官长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人出来卫护自己的沙皇。大家都唯恐落后地转入到革命的船中去，都坚决地打算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舒适的房舱。将军们与提督们一个个撕下了沙皇的字徽，打上了红色带子。后来只听说有一个义人，是什么军司令，在宣新的誓言时心碎而死。不过并没有证明，究竟他的心碎是否只因为沙皇制度之受凌辱，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高等文官们由于地位使然，自没有比武官们表示更大勇气的必要。凡有办法的，都自寻生路去了。

　　不过，皇朝的时钟决计不能与革命时钟相符合。3月3日黎明，罗斯士基又被召去听由首都直接打来的电话。罗将柯与李沃夫要求遏住沙皇的诏书，它又显得太晚了。新的执政者闪烁其词地说道：如果阿来克先衣登基，那也许能得人——谁呢？——同意，但米哈依尔接位却绝不能接受。罗斯士基并非不带恶意地对这问题表示遗憾，因为昨夜到来此的国会议员们，对于自己这次前来的目的与任务，并不曾得到充分的通知。但议员们方面也能找到辩解。“这样一种兵变的发生，对于一切人都是意外的，类似的事情我还不曾见过”，御前大臣（按即罗将柯——译者）用这话来对罗斯士基解释，仿佛他一生的作为，只在于观察兵变似的。“宣布米哈依尔作皇帝，简直是火上加油，人们会开始无情地消灭一切可以消灭的东西的。”革命怎样地使他们所有的人洄漩，腐败，震颤与痉挛呀！

　　将军们把革命的这一点新的“卑鄙的强求”，哑口无言地吞了下去。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在他给总司令的电讯报告中，轻轻地表明了这一点心迹：“各个左派政党与工人代表们对国会议长施行强大压力，在罗将柯的报告中没有坦白与真诚。”在那几个小时内，将军们所缺少的只有真诚！

　　但在这一点上，沙皇又变了心思。从泼斯可夫来到毛奇略夫之后，他交给自己以前的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一个条子，要他转发彼得格勒，他同意将皇位传给自己儿子。显然这种作法，在他看来，最后是更有希望的。阿列克谢耶夫，据邓尼金说，拿了电报出去……可没有拍发。他以为业已对军队及全国发布的两种宣言，早就足够了。岔子是由这一事实发生的，即不仅沙皇和他的顾问们，便是国会里的自由派人士，思想都比革命进展缓慢。

　　在3月8日，最后从毛奇略夫动身之前，那时沙皇形式上已经被捕，他写了一张告军队书，以如下的几句话作结：“谁现在想着和平，谁愿望和平——那他便是祖国的叛徒，是它的奸贼。”这其实是一种暗示的企图，想使自由派不能以亲德的罪名加在沙皇头上。企图不发生效果，因为人们竟已不敢印这张通告了。

　　这样地，便结束了一个朝代，它乃是失败、不幸、贫乏与恶行之一个不断的铁链，从他加冕时的霍登加惨案[2]起，中经对罢工者与暴动农民的枪杀，日俄战争，对1905年革命之可怕的镇压，无数的杀戮，讨伐，与对小民族的屠杀，最后以俄国之狂妄而卑劣地参加于疯狂而卑鄙的世界大战为止。

　　到了皇村，他与家属同被幽禁于宫中，据维罗博娃说，沙皇那时轻轻地说道：“人间没有公道。”但是恰好这几个字，确切地证明：历史的公道，纵然来得晚些，但还是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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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曼诺夫氏的末代帝后，与大革命时代法国帝后间的相似点，颇为明显。这一点已在文献上为人指出，不过是粗略地，且未由此得出结论，然而它绝不像初见之下所觉得的那样偶然，并且它给我们以可贵的材料来作结论。

　　沙皇与法王两人在时间上相去虽有125年，但在某些方面，像是串演同一角色的两个戏子。消极的，忍耐的，但是具有报复心的那种恶意，成为两人共有的特性，所不同的只在于路易的恶意系由一种可疑的仁善所掩蔽，而尼古拉的则隐匿于殷勤之下。两人都在人民的心目中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他们为国事过分辛劳，但同时却不肯把自己的权力即令让出一小部分，他们对于这些权力是不能加以任何利用的。两人的日记，甚至在笔调上或在笔调的缺如上，都是相似的，都暴露出压抑着的精神的空虚。

　　那个奥国女人与黑森邦的德国女人，也从各方面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称。两位皇后都不仅在体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高于皇帝。马丽亚·安东内脱比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较不信神些，且与后者不同，她热烈地欢喜享乐。但两人同样地轻视人民，不能容忍让步的思想，同样地不信任自己丈夫的勇气，卑视他们，不过安东内脱带一种轻蔑的影子，亚历山大则带着怜悯。

　　当时接近彼得堡宫廷的一些回忆录的作者们，当他们开始叫我们相信：如果尼古拉第二只是一个平民，那他在身后定会遗留一个好纪念的，这时，他们只在重复着很久以前人们对路易十六所作善意批评的老调罢了，无论在我们对历史与对人性的了解，都不会增添了多大知识。

　　我们已经听到过了，当李沃夫亲王在第一次革命的悲惨事件达到顶点时，因他所见的非但不是一个沮丧的沙皇，反而是“一个穿着深红色衬衫的很有点快乐而活泼的小伙子”，而怎样地生气。李沃夫亲王说这句话，只是不自知地重复着毛里斯省长于1790年在华盛顿所写关于路易的批评：“处在这样的地位，还能好好地吃、喝、睡、笑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加快乐的好小子，你能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呢？”

　　当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在皇朝倾倒之前三月，预言道：“一切都转向更好的方面去了，——我们朋友的梦竟有这样多的意义！”这时她只在重复着马丽亚·安东内脱的话，她在王权被推翻之前一月写道：“我感觉到精神的生气，又仿佛有某种东西对我说：我们不久就会幸福与得救了。”沉溺下去的时候，两人都看到了虹似的梦境。

　　某些相似之点，当然具有偶然性质，且只有历史传说的旨趣。无比地较为重要的，乃是由环境的伟力以接种之法，或直接赋予人的那些特点；这些特点在个人与历史客观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上，投射了显明的光辉。

　　一个反动派的法国史家评论路易道：“他不会想望：这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这一句话仿佛是为尼古拉写的：两人都不会想望，但两人都会不想望。可是一个财富输尽的历史事业的最后代表们，究竟能“想望”些什么呢？

　　“他常常听着，微笑着与少作决定。他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一个不字。”这是说谁呢？又是说卡贝脱（Capet，法王姓氏—译者）的。但在这样的情形中，尼古拉的行为方式却是一个十足的剽窃了。两人都“将皇冠推向前面，遮住眼睛”，向绝壑走去。但假使张开了眼睛，走向那同样不能避免的绝壑，难道还容易些吗？事实上，假使他们把皇冠推向后脑，会改变什么呢？

　　所以应该向专门的心理学家推荐，要他在尼古拉与路易，亚历山大拉与安东内脱，以及他们近幸们的言语中选出那些相对称的，汇编一册。材料是不缺乏的，而结果还会得到一个最有教训意义的历史证明，有利于唯物论的心理学，即：同一种类的（当然决不是同样的）刺激，在同一种类的条件之下，会引起同一种类的反应。刺激的授予者愈有力，则它愈能克服个别的特点。人们对于呵痒的反应是各异的，但对于红铁的反应可就一样了。正和在汽锤的打击下，球形与正方形的铁块同样成为铁片一样，在太大与太难逃避的事件的重压下，一切反抗者都给摧毁了，“个性”的界限也消失了。

　　路易与尼古拉是生活颇多波澜的一种朝代的两个末代君王。他们两人著名的内心的平衡，在艰难时期的平静与“快乐”，乃是内在能力贫乏，神经弹性软弱，精神资源贫瘠的表现。这两个在道德上阉割了的人，都绝对地失去了想像力与创造力，他们所有的智慧，刚足以感觉到自己的卑琐与养成一种对一切有才能者与有意识者之妒忌的仇恨。两人都恰巧在深刻的内部危机与民众的革命觉醒的条件中，来统治一个国家。两人都和新思想的侵入与敌对力量的潮浪作战。无决断，伪善与说谎，在两者都是较小部分由于个性的荏弱，较大部分由于他们之完全不能维持自己承继的地位。

　　但关于他们妻子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亚历山大拉较之安东内脱，则更达到了一个公主的，尤其是一个像黑森邦那样偏僻的公主的梦想的顶点，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强国之具有无限权力的君王。两人都极度地意识到自己崇高的使命：不过安东内脱比较更轻佻地，而亚历山大拉则带着那业已翻译成斯拉夫教会语言的清教徒式的伪善精神。统治的失败与民众不满的增长，无情地破坏了这个幻想世界，这世界是由那两个狂热的，但终于还是鸡脑一般的头脑所建造的。由此，发生了不断增长的怨恨，对那些不在她们之前倾倒的异邦人的刻骨铭心的敌视；对那些多少愿意顾虑一下敌对世界，即多少愿意顾虑一下国家的，大臣们之仇恨；由此，发生了她们甚至对于自己宫廷的疎远，与对丈夫的永远侮辱，因为他做新郎时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期望，没有给以满足。

　　心理学派的历史家与传记家们，时常在历史的伟力借个人而屈折透达的地方，去找寻与发见纯粹个人的与偶然的事物。这种同样的观察错误，亦为宫廷中人所同具，他们以为俄国的末代沙皇乃是一个天生的“不幸者”。便是沙皇本人也相信，他是在一个不幸星宿的光照之下诞生的。实际上，他的不幸乃由于祖先们传给他的旧目的与他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古人说：当朱庇特大神[3]想毁灭一个人的时候，便先取去他的理性；这话乃是在迷信的形式中，表示出来深刻的历史观察的总结。在歌德论理性的话中，说它会变成无意识——Vernunft wird Unsinn（理性变成无意识）——也就包含着这个意思，即历史辩证法的非人格的朱庇特大神，从那些过时的历史制度中取去了理性，且使此等制度的保护人非归于失败不可。罗曼诺夫氏与卡贝脱氏的脚本，早已为历史伟剧的发展所写就。演员们所能做的一部分，不过略为解释罢了。尼古拉的不幸正和路易的不幸一样，并非植根于他们个人的生辰八字中，而是在等级官僚制皇朝的生辰八字中。首先，他们两人都是绝对主义的末代子孙。他们俩道德上之卑不足道，发源于他们这朝代的不肖，而道德堕落又使这末代气象具有特别恶毒的性质。

　　人们也许会反驳道：如果亚历山大第三少喝一点酒，他能多活几年，那末革命所遇到的将是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沙皇，将与路易十六绝无对称之点了。不过这个反驳，一点都不能推翻我们上述的话。我们丝毫不想否认个人在历史演变的运动力学中所具有的意义，也不想否认偶然的与个人的意义。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不要把历史上的个人及其所有的特点，只当作心理特征的一个总目，而要把他当作系由确定的社会条件中生长，并对这些条件反应的一种活的真实。正如一朵蔷薇不会只因科学家指出了她赖于发长的土壤与空气的成分而失去了香味一样，人们暴露了一个人的社会根源，也不会除去他的香味或臭味的。

　　上面提出关于亚历山大第三可能多活几年的那一种意见，恰巧能从另一方面来弄清楚这同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假定，亚历山大第三也许不会在1904年与日本作战。这会延迟第一次革命的到来。延迟到什么时候呢？也许这“1905年的革命”，即第一次力量的试验，亦即专制制度的第一个裂痕，会成为走向第二次共和革命，与第三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简单的序幕吧。关于这，我们只能予以一些多少有点趣味的猜测。不过无论如何，革命并非导源于尼古拉第二的性格，且亚历山大第三并不会解决革命的任务，总是无可争论的。只叫记着这一点就够了：不论何时何地，由封建制度转入资产阶级制度从没有不经武力震动而能完成的。还只在昨天我们见之于中国，今天我们又将目睹于印度了。所以最多我们只能说：皇朝的这一或那一政策，皇帝的这一或那一个性，能加速或延迟革命的来到，且在革命的外表进程上盖下某一个记印罢了。

　　当沙皇制度已临到最后几月，几星期与几日之时，当它的赌博已经绝望地输完的时候，它是以怎样恶毒与无力的坚决态度来企图自保呀。假使尼古拉本人缺乏意志，那末沙后已补足了他的缺点。拉斯布丁是疯狂地为自存而斗争的那一群人行动的工具。便是在这一个狭隘范围内，沙皇的个性就已经为群体所吞灭了，这群体代表着过去的凝结物及其最后的痉挛。在皇村住着的上层分子对于革命的“政策”，不过是一只被追迫的与精疲力竭的猛兽的反映罢了。假使坐在高速度的汽车中在大平原上追赶一只狼，那末这畜生最后便只有无力地喘息与躺卧着了。但当你企图把圈套戴上它的颈子时，它就想把你咬成碎块，或至少将你咬伤。其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此外它又能怎么办呢？

　　自由派以为此外还有办法。尼古拉非但不及时地与取得选举权的资产阶级谋取妥协，藉以阻遏革命，——这是自由派反对末代沙皇的控诉状，——他反而固执地避免让步，甚至在最后几天内，业已处在命运刀子的宰割之下时，那时每一分钟都得估计了，但他还是延迟着，与命运作买卖，以致错失了最后的可能。所有这些话听起来都能叫人首肯的，但是多么地遗憾呢，这样正确地知道如何挽救皇朝的自由派，却不能替自己找出挽救之法来！

　　如果说沙皇制度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之下都不曾让过步，那是荒谬的。它让过步，当它为了自存而不得不然的时候。在克里米战争溃败之后，亚历山大第二实行过农民的半解放，以及在地政，法庭，出版，教育机关等方面的许多自由主义的改良。当时沙皇本人表示自己改革的主要动机道：从上面来解放农民，为的不要从下面来解放他们。在第一次革命的打击之下，尼古拉第二曾给过半个宪法。斯托雷平让农民公社趋于破坏，为的要扩大资本主义力量的活动地域。不过所有这些改良，只因为部分让步可以保全整体，即能保全等级社会与皇朝本身的基础，才对沙皇制度具有意义。当改良的后果开始越出了这个界限时，皇朝便不可避免地要往后退。亚历山大第二在后一半的君临期间，偷盗着前半期的改良。亚历山大第三在反改良的路线上走得更远。尼古拉第二见革命当前，乃在1905年10月间让步，然后，他便解散了他亲自召集的国会，且一当革命刚减弱之时，便完成了国家政变。在七十五年——如果我们从亚历山大第二的改良算起——的过程中，发展着时而隐藏，时而公开的历史力量的斗争，它远超于每一沙皇的个人品格之上，且最后推翻了皇朝。只有在这一过程的历史范围内，才能替各个沙皇，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传记”，找到位置。

　　即令是最专制的暴君，也很少与“自由的”个人，即能随意规定事变形态者，相近似。他总是那些照自己形相来规定社会的特权阶级的代理人。当这些阶级还不曾完尽其使命时，皇朝是巩固而自信的。那时皇朝的手中操有政权之可靠机关，且能无限制地选择政权的执行者，因为最有才能的人，还不曾转变到敌对的营垒里去。那时的皇帝，或由本人，或由一个宠幸者作中介，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大的历史任务的负担者。但当旧社会的太阳最后沉向西天时，情形就不同了：那些特权阶级由民族生活的组织者变成为寄生的赘瘤；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作用之后，便丧失了对于自己使命的意识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他们把对自己的不满，转变成对皇朝的不满；朝廷孤立了；能对他至死矢忠的人数减少了；他们的水准降低了；同时危险增加了；新的力量压迫进来了；皇朝失去了任何创造发动的能力；它防卫着，逃避着，退却着，——它的行动带上了简单反拨的机械性质。这一个命运，便是那半亚细亚式的罗曼诺夫氏的专制也不曾逃避得了。

　　假使在那所谓纵切面上来看痛苦挣扎的沙皇制度，那末尼古拉是一群败类的轴心，这群人根本已属于最后判决了的过去。如在历史悠久的皇朝的横断面上看，则尼古拉乃历朝接成的那个铁链的最后一环。与他最接近的几代祖先，他们在当时也参加于家属、等级与官僚的集团中，不过这些集团的范围较大罢了。他们曾经试行过各种各样的统治方法，想在旧社会制度的周围筑起城垣，借以防止向它进袭的运命，但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把一个混乱的、子宫内孕育着成熟革命的帝国，传给了尼古拉。如果他还有选择之余地的话，那只能在趋于灭亡的各条道路之间了。

　　自由派梦想过一个不列颠式的君主政体。但泰晤士河畔所形成的国会制度，难道是和平进化所致，或是某一君王之“自由的”先见的结果吗？不是的，它之凝成，乃是斗争的结果，这斗争延长了一世纪，而且有一个国王在斗争中，还在十字路口失去了自己的头颅了哩。

　　上面提到的罗曼诺夫氏与卡贝脱氏历史心理学上的对比，附带地，也很可以扩大到第一次革命时期不列颠国王夫妇的身上去。查理一世在根本上，也表示出传记家与历史家以较小的理由归之于路易十六与尼古拉第二的那些特点的综合。蒙德古[4]写道：“查理还是消极的，在不能表示反抗的地方，他便让步，虽然带着嫌恶之心，但仍旧欺骗；他享受不到民望，得不到信任。”另一个论这位查理·斯图亚特的史家写道：“他并不是笨人，但他缺少品格的坚决性……恶运这一个角色，是他的妻子替他串演的，这个法国妇人亨利爱达，是路易十三的姊妹，比查理本人，感染着更多的绝对主义思想。”我们不必详细地说明这被人民革命所摧毁的第三对——年代上说是第一对——国王夫妇的特性。我们只叫指出这一点就好了：在英国，人民的仇恨也首先集中于王后，她是法国人与天主教徒，人们指她与罗马进行阴谋，与暴动的爱尔兰人有秘密关系，且在法国宫廷中玩弄鬼计。

　　但英国至少拥有几世纪的时间让它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锋。它并不处于其他民族的压迫之下，反而愈来愈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着全世界。这就缓和了内部的矛盾，积累了保守主义，促成了财富的丰饶与脂肪质沉淀物的稳定，此种脂肪质的沉淀物有如：地主的寄生层，皇朝，上议院与国教会。由于资产阶级英国发展的非常的历史特权，与弹性相结合的保守主义，便从制度转入于道德中。对于这一点，大陆上的各种俗子们，有如俄国的米留可夫教授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奥托·鲍威尔，甚至到今天还继续为之狂欢。但是恰恰在目前，英国在全世界受着压迫，在浪费着自己过去因特权而积聚的最后资源，它的保守主义在失去弹性，甚至以工党为代表，正转入于狂暴的反动。在印度的革命之前，“社会主义者”麦克唐纳除了尼古拉第二用以反对俄国革命的那些方法之外，找不到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不列颠如今正在走上前去迎接伟大的革命震动，它保守主义的残余，它的世界霸权与它目前的国家机构，都将在这震动中消灭得无影无踪；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不能见到。麦克唐纳之准备这些震动，一点也不比尼古拉当年准备得更坏，而且也不会带有较少的盲目性。就是这一点，我们可以见到，也是对“自由”个人在历史上所起作用这一问题的一个不坏的图解！

　　但是发展落后，居于一切欧洲国家的尾端，足下站着贫乏的经济基础的俄国，怎能形成一种社会形式的“弹性保守主义”呢？何况它显然又特别要合乎教授派自由主义及其左边的影子，即改良派社会主义的需要呢？俄国是落后得太远了，——且当世界帝国主义将它抓来放进压榨机之时，它已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自己的政治史。如果尼古拉曾经走上前去迎接自由主义，以米留可夫替换史朵梅尔，则事变发展在形式上会有点两样，但本质上却不会各异。因为路易十六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恰好走过这样的道路：招吉伦特派(Gironde)来执政。而这可不曾使路易本人免于断头台，其后也不曾使吉伦特派免于此厄。累积着的社会矛盾非爆发出来不可，既爆发了，那就得实行清除工作到底。在民众的压力面前，最后终于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贫穷、愤怒、热情、希望、幻想与目的提到公开舞台上来的皇朝与自由派间所玩弄的上层勾结，只具有插话性的意义了，它们固然也能对出场的程序发生一点影响，也许还能影响到幕数的多少，但绝不能影响到戏剧的一般发展，更不能影响它的严酷结局。

　　[1] 圣乔治的十字勋章，是用以奖励在战斗中有特殊功勋的人的。这种勋章的获得者，就自动地成为“圣乔治骑士”。在这个团体中占绝对优势的是些军国主义者。－C.R

　　[2] 1894年尼古拉第二举行加冕礼时，莫斯科霍登加场上的无组织群众，拥挤杂沓，继之以乱闯，以致死者数千。——译者

　　[3] Jupiter古罗马的主神。——译者。

　　[4] M.W. Montagn(1689－1762)，英国女作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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