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这是马克思的论点。从方法论来看，它不是从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而是从作为典型的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中得出的论点。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广泛地普及所有国家，而不论其过去的命运和经济水平如何，上述论点就越不适用。英国在一定时候展现了法国的未来，在小得多的程度上也展现了德国的未来，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展现出俄国和印度的未来。然而俄国的孟什维克把马克思有条件的论点理解为无条件的：落后的俄国不应该往前超越，而要恭恭敬敬地仿效现成的形态。就连自由主义者也赞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另外还有一个同样流行的马克思的公式：“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跟前面的论点相反，这个公式不是从个别列举的国家，而是从普遍适用的社会制度（奴隶制、中世纪、资本主义）的更替中得出的。然而孟什维克从个别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公式，因而得出结论称：俄国资本主义在达到欧洲或者美国的水平之前，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可是生产力不是在真空里面发展起来的！不能在谈论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时一方面忽略在其基础上展开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忽略它对世界环境的依赖。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是俄国现实资本主义的产物，因而把它的资本主义抽象经济的可能性化为了乌有。俄国的经济结构也同俄国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一样，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到了它不再补偿——不是从商业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的——自己的生产费用的时候。海关、军国主义、危机、战争、外交会议以及其他祸害正在消耗和浪费如此之多的创造力，以至于尽管拥有全部技术成就，它还是没有为福利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留下多少余地。
　　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成了其世界体系罪孽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么一个表面上看似反常的事实，实际上是完全合乎规律的。马克思还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做出了他的解释：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页）在帝国主义极其可怕的重压之下，那些还没有来得及积累大量民族资本，而世界性的竞争又没有给它减轻任何负担的国家势必首先会走向崩溃。俄国资本主义的破产就是总体社会结构的一个局部崩溃。列宁说：“只有用国际观点才能对我国革命做出正确评价。”
　　说到底，我们不是把十月革命归结为俄国落后这个事实，而是归结为叠合发展的规律。历史辩证法并不知道有纯粹的落后性，就如不知道有化学般纯粹的进步性一样。一切事物都处在具体的相互关系之中。人类当今的历史充满了“反常现象”，它们并非都像在落后国家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宏大，但同属于相似的历史类型。落后的中国的大学生和工人正在如饥似渴地吸收马克思主义学说，可是与此同时，文明的英国的工人领袖却相信教会咒语的魔力，这样的事实无疑证明了，在某些领域中国跑在了英国的前面。但是，中国工人鄙视麦克唐纳的中世纪愚昧，并没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总体发展上超过了大不列颠。相反，后者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可以通过精确的数据体现出来。不过数据的威力并不妨碍中国的工人有可能比大不列颠的工人更早夺得政权。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意味着就在中国万里长城的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学院式的、赤裸道学气的和过于短视的民族标准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的发展打破了俄国的落后习性和亚洲习气。如果置身于俄国繁难复杂的道路之外，就不可能弄清楚它未来的命运。
　　资产阶级革命是同样地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和外省割据的。在解放的旗帜下跟自由主义并肩而立的是民族主义。西方人早就穿坏了这双童年的鞋。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力不仅超越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而且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国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样都成了世界经济的桎梏。无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还是世界经济被民族国家分割，无产阶级革命都一概予以反对。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包括在这个世界进程之中，以便随后与之汇合起来。在民族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的目标可以普遍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极大地削弱人类的经济实力；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无法实现。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就如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源自世界劳动分工的社会主义正面临着把财富和服务的交换引向高度发达的任务。
　　革命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也不可能与它的参加者为自己定制的概念完全一致。然而斗争参加者的观念与目的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对于十月革命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过去任何时候革命者关于革命的概念都没有像1917年时那样如此接近事件的真实本质。
　　时局最紧张的时候党怎样设想革命的后续发展？以及党在革命中期待些什么？如果不尽一切可能通过历史的准确性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那么论述十月革命的著作就是很不完美的。昨天被新的利益作弄得越朦胧，该问题具有的意义就越大。政策总是从过去寻找依据，假如不能自行找到它，那么往往会动用强制力量来敲诈它。苏联今天官方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仿佛它是出自布尔什维克传统观点的。不仅共产国际，而且其他政党的年轻一代大概也是在这种信念中教育成长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是以在俄国一个国家建设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名义争取到的。
　　历史的真实情况与这种无稽之谈毫无共同之处。直到1917年之前，党一直不认同这样的见解，即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比西方得以更早实现。在彻底明朗的形势的压力下，党在四月代表会议上第一次认可了夺取政权的任务。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但是这种认可与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布尔什维克断然拒绝了孟什维克偷偷加在他们身上的可笑思想——在落后国家建设“农民社会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西方革命的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其自身实质而言——被宣布为国际的任务。
　　只是到了1924年，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急剧转变。首次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不依赖其他人类的发展在苏联一国范围内完全建成，只要帝国主义没有采用武装干涉颠覆苏维埃政权的话。新的理论马上被赋予了回溯效力。篡改之徒宣称，如果说党在1917年不相信在俄国建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就无权去夺取政权。1926年，共产国际谴责了不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行，而且把这种谴责的时限扩展到了自1905年以来的整个时期。
　　有三类观点从此被认为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它们是：否定苏联在不确定的长时期内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否定依靠自身的力量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克服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民问题）；否定建设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全世界劳动分工问题）。按照新学派的理论，即使其他国家不爆发革命，也可以通过“使资产阶级中立化”来捍卫苏联不受侵犯。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中，农民的合作应该是有保证的。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被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经济成就消除了。不承认这三个原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也就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学说。
　　历史著作在这里遇到了思想体系方面的修复任务：必须把革命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标从后来的政治沉积层中抽出来。尽管各个时期的前后更替是短暂的，这个任务还是越来越类似于破译天书，因为篡改学派的理论体系远非总是比神学的自作聪明更高明，正是基于这种自作聪明，7—8世纪的僧侣毁掉了用羊皮纸和莎草纸书写的古代经典作品。
　　如果说我总是避免把夹有大量引文的叙述塞进本书，那么现在这一章书就必须把原本的文字献给读者，这是为了符合任务本身的实质，而且是在排除了对其进行人为挑选的意图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必须让布尔什维主义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说话。在斯大林官僚制度下，它丧失了这种可能性。
　　从自己诞生的那一天起，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它又必然要把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视为直接的历史任务。用民主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势必成了革命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相当遥远的，不管怎样也是很不确定的未来。大家认为无可争辩的是，只有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它才能开始从实践方面进入议事日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这些原理成为了党不可动摇的财富。由此后来产生了一种假设：当民主革命在俄国达到宏大规模时，它就能够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者然后又反过来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加快走向政权的步伐。总的历史前景在这种最有利的设想中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发展的进程加快了，期限缩短了。
　　正是本着这种观点的精神，列宁于1905年9月写道：“我们立刻就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绝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1卷，第113页）不管多么令人惊讶，这段引文竟然被用来为斯大林把党原先的预测与1917年时局的实际进程混为一谈的做法服务。只是不明白，党的干部为什么一碰上列宁的“四月提纲”就显得那么措手不及。
　　按照先前的观点，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实际上只能在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解决以后才应该开展起来。然而不幸的是，自己渴求土地的愿望得到满足的农民没有任何动机来拥护新的革命。既然在国内人数明显居于少数的俄国工人不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因此列宁始终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谈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
　　1905年列宁写道：“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1卷，第113页）在这里，所谓小资产阶级首先应该被理解为农民。
　　在这种环境下，“不断革命”为什么还能发生呢？列宁回答了这个问题：站在欧洲一大批革命前辈肩上的俄国革命者有权“幻想”，他们将做到“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改革，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燃遍欧洲；……欧洲工人也将奋起，并且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个年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个年头的革命时代”。（《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0卷，第12页）俄国革命，甚至在其最高发展阶段的独立内容也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只有西方革命的胜利才能开启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纪元。直到1917年4月之前，这个观念在党内完全维持着自己的影响力。
　　如果撇开插曲性质的沉积、过甚其词的论战和局部范围的错误不论，那么1905—1917年就不断革命问题展开的辩论的实质不是归结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直至1924年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稍微谈到过这一点），而是要归结为在俄国，究竟是有可能发生真正有能力解决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这项工作？
　　在自己的四月提纲中，列宁修改了原先旧观点中的哪一个部分呢？他既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学说，也没有放弃过只有在西方帮助下我们才能使落后的俄国转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不过，列宁在这里第一次宣布，恰恰是由于国家条件的后发性，俄国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走向政权。
　　二月革命无力解决土地问题以及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被压迫民族只得通过自己争取民主任务的斗争来支持十月革命。仅仅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完成其西方大姐完成了的那种历史任务，所以俄国无产阶级找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更早走向政权的途径。1905年，布尔什维主义打算只有在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转向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1917年，无产阶级专政从尚未完成的民主任务中冒了出来。
　　俄国革命的叠合性质没有停留在此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分水岭自动消失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但仅仅是在这个条件下！——由民主任务向社会主义任务的转变不可避免地逐步形成了，尽管欧洲工人阶级还没来得及向我们指明“这事该怎样做”。
　　西方和东方之间革命顺序的转换虽然其自身对于俄国以及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是它的历史意义还是有限的。俄国革命无论往前走多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赖性都不会消失，甚至也不会减少。民主改造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因国内各种条件的组合，首先是无产阶级跟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揭示出来。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限度最终是由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的。一个国家的起跑力不管有多大，它也不可能跳出我们这个行星。
　　在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特别卖力地抨击一种观点，说是根据这种观点，俄国无产阶级在执掌权柄却没有得到来自西方的援助时，“就将……与曾经帮助过它走向政权的广大农民发生冲突……”即使认为历史的经验彻底驳倒了托洛茨基于1905年做出的这一预测（时下任何一个批评家在当时都不容忍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如今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正在成为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样的情况下，把农民视为很不可靠和背信弃义的盟友的观点，那也仍然构成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全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财富。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实传统与关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是先定一致的学说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的批评总是作为最重要的成分进入了马克思主义者跟民粹主义者的多年斗争之中。
　　1905年，列宁写道：“到一定的时候……俄国的民主革命的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就是可笑的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1卷，第69页）“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托洛茨基）中，也会像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1卷，第120页）
　　1905年年底，在为自己拟订革命进程中阶级关系的提纲时，列宁用下面一段话描述了消灭地主所有制以后定将出现的局面：“无产阶级已在进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维护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里，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中农）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情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142页）
　　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托洛茨基写道：“在一个农村居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的工人政府处境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得到自己的解决。”斯大林后来正是引用这些话来证明“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鸿沟”。（《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
　　然而引文证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的革命观念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分歧的情况下，恰恰就是在农民起的是“不稳定”和“叛卖”的作用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早就已经是一致的。
　　1906年2月，列宁写道：“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运动，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37页）[1]1906年4月他声明：“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它缺乏足够的力量来维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包括农民在内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小规模经济占极大优势的国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转过来反对无产阶级，当后者从自由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为了不让复辟出现，俄国革命需要的不是俄国的后备力量，它需要来自外界的援助。世上有这样的后备力量吗？有，它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327页）

[1]列宁这段话实际上写于1906年3月。——译者

　　这些思想观念贯穿着整个反动年代和战争年代，虽有各种不同的组合，但是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再没有必要多举例了。党关于革命的概念在革命事件的烈火中必将呈现出最大限度的完整性和明晰性。假如在革命爆发前布尔什维主义就已经在理论上倾向于在个别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个理论在争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期间就会大放异彩。实际情况是这样吗？1917年会给予回答。
　　在二月革命后前往俄国的途中，列宁在写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里说：“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91页）
　　四月代表会议赞成的列宁提出的决议写道：“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在这段开场白当中，决议在跟党的理论传统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还是在新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告：在农民的俄国不可能独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这无论如何也无权拒绝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为了民主任务，而且是为了“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诸如土地国有化，对银行实行监督，等等。（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442—443页）
　　由于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因此反资本主义的措施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扩展。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列宁在自己的报告中解释说：“只谈俄国的情况，这是错误的。……全世界的运动使我们面临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将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案里所分析的主要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435页）显然，在列宁克服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局限性以后，党在1917年4月所立足的出发阵地与在个别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天壤之别！
　　从此，在首都以及外省任何一个党的组织中，我们遇到了关于问题的相同提法：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务必记住，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将取决于先进无产阶级国家的胜利。谁也没有对这个公式予以反驳；相反，在争论中它总是作为大家一致承认的原理首先讲到。
　　在7月16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党的代表会议上，跟列宁同坐“铅封”车厢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哈里托诺夫声明：“我们四处都讲，如果西方革命不取得胜利，那我们的事业也将失败。”哈里托诺夫不是理论家，他是党内一个中层宣传人员。在这同一次会议的记录中，我们读到了：“巴甫洛夫指出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普遍原理，那就是俄国革命唯有得到世界革命支持时才能兴起，而世界革命唯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考虑……”数以百十计的哈里托诺夫和巴甫洛夫在发挥四月代表会议的基本思想。没有谁的脑袋里产生过要同他们争论或者要纠正他们的念头。
　　7月底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确定为工人和最贫困农民夺取政权。“只有这些阶级……才能事实上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壮大，这个革命不仅应该消灭战争，而且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的奴役。”布哈林的报告就是建立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现有局势的唯一出路这种思想之上的。“如果俄国革命在西方革命爆发之前就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应该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当时，斯大林不得不按差不多的方式提出问题。他说：“工人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6页）
　　8月初，莫斯科地区代表会议让我们能够再好也不过地去了解党的思想实验室。中央委员索科利尼科夫在其说明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指导报告中说道：需要说明，俄国革命必将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或者必将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扼杀。”一大批代表表达出了同样的心情。维托林说：“我们需要准备社会革命，它是推动西欧社会革命发展的动力。”代表别列尼基说：“如果只在本国范围内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没有出路。索科利尼科夫说得很正确：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胜利……俄国的社会主义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革命如果在欧洲开始，那么我们就跟着西欧走。”斯图科夫说：“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胜利——对这个原理不能有任何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是可能的。”
　　在下面三个基本原理上大家彼此是一致的，即工人国家即使不被帝国主义颠覆的话，也不可能坚持下去；俄国的社会主义条件还没有成熟；就自身实质而言，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国际任务。假如当时在党内，与这些过了七八年还在遭到谴责的观点一道还存在着如今正为正统和习惯见解所承认的别的观点，那么它们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以及在此前的代表大会上应该得到反映。可是，无论报告人还是参与争论的人，或是报刊文章，一句话都没有提到党内还存在着与“托洛茨基主义”对立的布尔什维主义观点。
　　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举行的基辅全城代表会议上，报告人戈洛维茨说：“挽救我国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进行。我们面临着两种前途：如果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将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如果没有胜利，我们就将落到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在党的代表大会开过之后的8月初，皮亚塔科夫在再次召开的基辅代表会议上说：“从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肯定地说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我们就是这样进入不断革命阶段的。”关于皮亚塔科夫的报告，已经为我们所知的戈洛维茨宣布：“我完全赞成皮亚塔科夫把我国革命确定为不断革命的观点……”皮亚塔科夫还说：“挽救俄国革命的唯一可能存在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革命中。”也许这两位报告人是居少数吧？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们。在选举基辅委员会时，两人均以最高票数当选。
　　于是，可以认为事情完全弄清楚了：在4月全党代表会议、7月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们用投票表达和重申了同样的观点，但它们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此外，党内并没有冒出任何一种声音可以解释为已经预感到了未来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哪怕是在大卫王的赞美诗里能让人预先体会基督布道这样的程度上。[2]

[2]大卫是比基督耶稣早了将近一千年的以色列国王，《圣经》称耶稣是上帝应许给大卫的后裔。——译者

　　8月13日，党的中央机关报上一篇文章解释说：“苏维埃拥有全部权利，这还绝对不等于‘社会主义’，但它还是能打垮资产阶级的反抗，能依靠现有的生产力和西方形势安排和改造经济生活，使之有利于劳动群众。挣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以后，革命便成了不断的，也就是连续性的了。它运用国家政权不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是为了取缔它。它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成功要倚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革命继续发展的唯一前景过去是如此，今后也将如此。”文章的作者是托洛茨基，他是在十字监狱里写出来的。报纸的编辑是斯大林。上述引文的意义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即直至1917年前，“不断革命”这个术语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仅仅是被当作托洛茨基观点的标志。过了几年以后，斯大林宣称：“列宁把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一直进行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如何斯大林本人没有为此斗争过：文章是在编辑部未加任何按语的情况下发表的。
　　10天以后，托洛茨基再次在同一份报纸上写道：“国际主义对我们而言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直接的指导原则和深刻的实践原则。对我们而言，没有欧洲革命，要取得稳固的和决定性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斯大林仍然没有表示反对。其实两天后他本人也在重复说：“让他们（工人和士兵。——托洛茨基）知道，只有同西方的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39—240页）这里“革命胜利”的含义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一般都没有提到），而仅仅是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
　　列宁在9月间写道：“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不必害怕这类喊叫：“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79页）在这里，决定革命前途的因素是十分明了的：保持政权直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爆发。这个公式不是仓促抛出来的；它曾经在列宁那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列宁用下面的话给纲领性文章《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做了概括：“……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24页），
　　布尔什维克右翼要求同妥协主义者联合，其借口是布尔什维克“独自”保持不住政权。11月1日（已经是革命以后了），列宁回答他们说：“有人说我们独自保持不住政权，等等。但是我们并非独自，我们面对着整个欧洲。必须由我们来开始。”从列宁跟右翼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争论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产生过在俄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念头。
　　约翰·里德讲述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一次集会的情形，一个从罗马尼亚战线回来的士兵在奥布霍夫工厂大声呼唤：“我们要用尽全力坚持下去，直到全世界人民起来援助我们为止。”这个公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个无名士兵或者里德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布尔什维克宣传员教育群众的结果。来自罗马尼亚战线的那位士兵的声音就是党的声音，就是十月革命的声音。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提交给立宪会议的纲领性法令。它宣布新政权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224、228页）迄今为止，列宁起草的《权利宣言》并没有正式取消，它把不断革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则。
　　罗莎·卢森堡怀着强烈而又略带醋意的关注从监狱里注视布尔什维克的一言一行，在那些日子里，她非常严厉地——基本上也是错误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如果她从后者那里觉察到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气味，那么就会马上拉响警报。但是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下面就是她对我党总路线所做的评论：“布尔什维克奉行世界革命的方针，这恰恰是他们政治上富有远见和他们坚定的原则性，是他们的政策体现的勇敢气魄。”
　　这些正是列宁日复一日不断发展的观点，也是斯大林任编辑期间党中央机关报所宣传的观点，也是大大小小的宣传员演讲所鼓动的观点，也是前线某些地段的士兵所重复的观点，同时也是罗莎·卢森堡视为布尔什维克政治上有远见的最好证据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恰恰又是共产国际的官僚1926年所谴责的观点。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宣称，托洛茨基及其志同道合者在我们的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党的观点，与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人就是这样清算自己的过去。
　　如果说有谁在1917年真正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理论，那么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主义者。米留科夫和达恩揭发“托洛茨基主义的幻想”是导致1905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齐赫泽在民主会议发表的演讲中猛烈抨击了“通过把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方式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的企图。10月13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说：“现在，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全部成果面对的没有比那样一些人更危险的敌人了……他们在深化革命和把它转变为不断的社会革命的幌子下把群众引入歧途，看来已经把他们引入歧途了……”齐赫泽和克伦斯基是不断革命的反对者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即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
　　在正当夺取政权之际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说过：“如果欧洲的起义人民不打垮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将被打垮——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么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要么各国资本家扼杀我国的革命……”“存在着第三条道路”，听众席上有人说。有可能这是斯大林的声音吗？不，这是孟什维克的声音。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几年后才开辟出“第三条道路”。
　　在全世界的斯大林派报刊无数次重复的影响下，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的人几乎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似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不仅可以坚持下去，而且可以依靠俄国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唯有指望欧洲的起义。实际上这种对立是几年后制造出来的，而且其作者哪怕是表面上也不肯让自己的杜撰与历史文献相符。这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所有布尔什维克无一例外地一致认为，如果最近的将来革命未在欧洲爆发，那么苏维埃共和国是注定要遭到毁灭的。有些人算出只需几个星期，另一些人计算的结果要几个月，但是没有谁认为需要几年。
　　1918年1月28日，布哈林写道：“俄国革命一开始……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宣布，或者是为俄国革命所发动起来的国际革命扼杀战争和资本，或者是国际资本扼杀俄国革命。”但是，那些日子里作为力主同德国开展革命战争的带头人，布哈林没有把自己一派的观点算作全党的观点吗？无论这种假设多么自然，它还是被文献彻底驳倒了。
　　1929年出版的1917年和1918年年初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尽管很不完整，并且经过了别有用心的加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它还是提供了无比宝贵的证明。“1918年1月18日会议。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同志指出，所有发言人都同意这一点，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正面临着由于西方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遭到毁灭的危险。”谢尔盖耶夫站在列宁的立场上，因而也是支持签订和约的。谁也没有反对谢尔盖耶夫。所有斗争着的三个集团都急于发出同样的一致信号：没有世界革命，我们便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斯大林果真把特殊的音调带进了争论。他用以说明单独签订和约的必要性的理由是：“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在实践中单单依靠可能性。”（《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6页）距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还十分遥远的他，在这些话语里面还是明显地暴露出自己对国际运动本能的不信任。好一个“我们不能依靠可能性”！列宁旋即就在“相当程度上”与斯大林的支持划清界限：西方革命还没有开始，这是对的；“然而，假如由于这一点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260页）如果说列宁主张马上单独缔结和约，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西方革命运动，那么更不是因为他相信孤立的俄国革命的生命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坚持到总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签订和约。”（《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261页）布列斯特屈服的含义对列宁来说只限于两个字——“喘息”。
　　记录表明，在列宁发出警告以后，斯大林寻求改正的机会。“1918年2月23日会议。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同样指望革命，不过你们算出来只要几个星期，而我们估计要几个月。”在这里，斯大林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列宁的公式。在世界革命问题上，中央委员会两个极端之间的距离就是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距离。
　　在1918年3月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布列斯特和约辩护说：“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12页）然而问题不仅仅涉及德国。“国际帝国主义拥有……真正实力……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大会通过的秘密决定内称：“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33页）
　　过了几天，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说：“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同它一起并存的胜利行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和睦共处。”（列宁全集中文版所收报告中没有这段话。——译者）4月23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了前面，而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援我们，我们就会灭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19页）1918年5月他写道：“……应该（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乌拉尔一带，……因为在西欧的革命还在酝酿的时期，这是赢得时间的唯一希望……”（《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69页）
　　列宁看得很清楚，布列斯特的紧张谈判使和平的条件变得恶化起来。但是，他还是把国际革命的任务置于“各国革命”之上。尽管与托洛茨基因为签订和约产生了短暂分歧，列宁还是在1918年6月28日莫斯科工会代表会议上这样说：“当布列斯特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我们实行这一政策……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427页）又过了一星期，他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做人民委员会报告时再次回到了同一个问题：“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通过我们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列斯特代表团……”（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461页）一年以后，列宁回忆说：“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惨重）……”（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121页）
　　当时间磨灭了自己记忆中本来就不太清晰的界线时，斯大林问道：“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能有什么意义昵？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
　　实际上，在确信苏维埃共和国“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坚持下去”的信念方面，全党是一致的。然而，这只不过是下面这种信念的反面：保守的欧洲不能在俄国革命面前坚持下去。否定形式中反映出来的是对俄国革命的国际效应坚不可摧的信心。因此从根本上看，党并没有错。十足保守的欧洲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甚至被社会民主党背叛了的德国革命的力量还足以斩断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魔爪。假如没有这次行动，苏维埃共和国未必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然而，在摧毁了德国军国主义以后，对国际形势的评价并没有发生改变。在1918年7月底举行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说：“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一个方面摆脱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立刻又在另一方面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8、12页）8月，正当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卷入，国内战争在伏尔加河流域打得异常激烈之际，列宁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说道：“我们的革命是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群众一定能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军，使它能够支持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74页）在西方革命还没有爆发时，就一直坚持下去——党以前的公式就是如此。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列宁写信给美国工人说：“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像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63页）11月，他说得更加肯定：“世界历史用事实……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187—188页）借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列宁显然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革命第一个周年已经过去了，党有充足的时间来认清形势。可是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列宁再次声明：“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126页）
　　在伴随着粉碎白卫军的革命第三个周年之际，列宁回忆往事并且做出了总结：“如果在那天晚上（十月革命那一天晚上。——托洛茨基）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三年……就会取得我们现在这样的胜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最乐观的人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1—2页）不可能要求还有比这更不容争辩的证据了。在十月革命爆发之际，“最乐观的人”不仅没有指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不相信没有来自外界的直接援助还可以保住革命！“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为了确保在历时三年的战斗中战胜成堆的敌人，无论党还是红军都不需要一国社会主义的神话！
　　世界形势变得比能够预料的更为有利了。群众表现出了为达到新目标而做出牺牲的超凡能力。在最初也是最困难的时期，领导人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结果革命显得比“最乐观的人”所估计的还要稳固得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党还是在整体上维持了以前的国际主义立场。
　　1918年1月，列宁解释说：“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资本家的联合，因为他们会在共同对付我们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328页）“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问，“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6页）4月，列宁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道：“我们之所以获得了喘息时机，只是因为在西欧帝国主义大厮杀还在进行，在远东帝国主义竞争日益激烈，仅仅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才得以生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33页）
　　形势的特殊组合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1920年11月，列宁说：“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78页）[3]

[3]这段话是列宁在12月6日所做的报告中所说的。——译者

　　保证把初期的“喘息”变成长期不稳定的平衡的不仅有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有国际革命运动。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军队不得不撤离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协约国军队里出现的反叛情绪迫使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从俄国的南北沿海地带撤走本国的军队。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多年来它掩护着苏维埃国家走上通向胜利的道路。
　　1921年7月，列宁做了如下总结：“这祥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存在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2页）可见，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从几个月到几年，党只是逐步在习惯那样一种观点：一定时期内——“当然不是长期的”——工人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生存下去。
　　从上面引用的根本不容置辩的资料中可以得出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普遍信念，既然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苏维埃国家便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已经排除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在预定的议程中被取消了。
　　可是，假如像篡改学派最近数年竭力叫人相信的那样，以为党似乎把资本主义军队视为走上一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障碍，那就大错特错了。武装干涉的危险在实践中确实被提到了首位，但是军事方面的危险本身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技术优势最强烈的体现而巳。最后，问题要归结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孤立和落后。
　　社会主义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它的法律前提。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不能脱离生产力问题。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就其自身实质而言是世界性的。相对于资本主义，单个国家显得太狭小了，更不能够成为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舞台。而且，对革命国家来说，其落后性增加了被往后拋向资本主义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社会主义孤立发展的前景的同时，要注意的不是被机械划分出来的军事干涉问题，而是跟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基础相关的全部问题的总和。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如果说俄国现在是在从‘蒂尔西特’和约走向——它无可争辩地是在走向——民族复兴……那么这个复兴的出路就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77—45页）[4]要么是国际革命，要么是向后滚到资本主义去，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一国社会主义的位置。“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44—45页）

[4]列宁这段话不是在代表大会上讲的，而是在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的。——译者

　　同年4月时，列宁呼吁调整实际工作的次序，他写道：“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153页）对经济建设的第一次猛烈冲击马上便纳入了国际范畴，问题在于“对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援助”，而不是在东方创建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王国。
　　列宁对莫斯科工人谈到了正在迫近的饥荒：“在自己的一切鼓动和宣传中，……都要……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个灾难，除了国际性的革命，没有其他出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413页）为了战胜饥荒，需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列宁说的话。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国家的革命就够了——这是篡改之徒的回答。分歧的幅度就是如此之大！究竟谁是对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要忘记，尽管工业化取得了成就，但至今还没有战胜饥荒。
　　1918年12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下面一段话表述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由此决定的既有全世界社会的发展，也有每个国家的单独发展。在其他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苏维埃形式的制度将使各国间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在生产方面实行国际劳动分工，最后还有组建国际经济管理机关成为可能。”面临纯实践任务（如煤炭、木柴、甜菜等）的国家机关的代表大会尚且做出这类决议的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当时不断革命的前景是独自高居于党的意识之上的。
　　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编写并且大量发行的党的教科书《共产主义ABC》当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话：“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胜利……在工人只在一个国家获胜的情况下，要开展经济建设是很困难的。……世界革命的胜利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以同样的思想写的一本由党多次重版并且译成外文的小册子里，布哈林写道：……国际革命问题从未如此尖锐地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俄国的不断革命正在向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过渡。”
　　由列宁主编并且作序的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措夫那本著名的著作《电气化》当中，有一章是主编特别热情地推荐读者要注意的，其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不想建立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在小资产阶级占有经济和政治优势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走近它是预料中的事情；小资产阶级在与外部隔绝的环境中寻找巩固自己的经济制度的方法，而这种制度已经被新技术和新经济变成了最不稳定的制度。”这些无疑经过列宁亲手修改的精彩文字把一道明亮的光线投射到了后来发生的篡改之徒演化上面！
　　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列宁把超越斗争的民族阶段之上的社会主义总任务确定为：“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62—163页）相对这种世代相传和不断进步的趋势而言，在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反动。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不是完全相同的，也不是同一类型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率先夺得政权这种情况还不完全等于它第一个走向社会主义。导致十月革命发生的矛盾不平衡性并没有随着革命胜利完成而消失：它结果却奠定了第一个工人国家自身的基础。
　　1918年3月，列宁说过：“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3—4页）这个思想贯穿着列宁年复一年的讲话和文章。同年5月，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343页）12月，列宁在农民听众（把他们的视线迅速转移出国界是困难的）面前进一步发挥了同样的思想，他说：“在那里（指西方。——托洛茨基），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会比我国进展得更迅速，实现得更容易。……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定会克服重重困难，……”（《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358页）1919年他又重复说道：“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293—294页）1920年4月27日，列宁再次坚持说：“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3—44页）
　　各个历史时代都是以各种不同文化条件的形式存在的。为了战胜过去需要时间，虽不需要几个新的世纪，但也需要好几十年。“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更加成熟一些，也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43页）列宁在1918年4月29日召开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这样说。差不多过了两年以后，他在农业公社代表大会上暗示了更加遥远的期限：“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7卷，第367页）俄国工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人启程要早，但是到达目的地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要迟。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现实主义。
　　1918年5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从物质上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85页）同样的观点也反映在他对两个国家的比较之中：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81页）未来社会的各种成分似乎分散在各国之间了，使它们互相汇聚和互相隶属是组成世界革命的一系列国家革命的任务。
　　列宁早就嘲笑过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的观点。他在1920年12月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135页）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警告说，今后要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82页）
　　而今，共产国际认为苏维埃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思想是“反革命思想”：社会主义绝不能依赖资本主义！篡改者们居然忘记了，资本主义如同社会主义一样，也要依赖世界性劳动分工。而恰恰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分工应该达到最发达的程度。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开展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有多么重要，都将是狭隘的、有限的和矛盾的，它不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高度。
　　1922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取得胜利之后才是可能的。”这些话现在已经成了罪状，尽管它们反映的是当时党的共同观念。列宁曾于1919年写过：“建设事业整体上要依赖革命在最重要的欧洲国家迅速取得胜利。只有在这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着手从事建设事业。”这些话反映的并非不相信俄国革命，而是对世界革命即将来临充满信心。可是到现在，即苏联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建立在国际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话仍然是正确的。
　　党也是从同样的视角分析农业集体化问题的。农民在许多国家构成了居民的绝大多数，在整个地球也占有明显多数，无产阶级不经过一系列过渡阶段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便不能建成新社会。解决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最终要取决工业和农业之间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相互关系：城市越有能力慷慨地使农民的经济文化繁荣起来，他们就越能自愿和顺利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可是，要改造农村，存在着有足够实力的工业吗？列宁还是让这个问题越出国界。他在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能给全世界提供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估计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334页）俄国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与西欧国家相比是无可比拟的不利，至今它还是在一定时刻烕胁苏维埃制度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根源。
　　据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根本不是出于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考虑，只有羞辱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才把它说成是这样的计划。在布尔什维克看来，由经济崩溃和国内战争强加给他们的斯巴达式制度的未来命运要直接依赖西方革命的发展。1919年1月，正值战时共产主义高潮之际，列宁说道：“我们……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412页）列宁和全党一起犯了错误。共产主义粮食政策不得不取消了。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即使在十月革命过后最初两三年内欧洲发生革命，后退到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第一阶段进行事后评价时，事情显得特别清楚：战时共产主义方式及其幻想与不断革命的前途竟然如此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了。
　　根源于三年内战的深刻国内危机意味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直接破裂的危险。需要对苏维埃政权的方式实行根本转变。列宁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第62页）可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不会在原则上引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的断裂吗？
　　列宁在自己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对业已开始的新阶段做出了总的评价：“……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4页）界定新经济政策范围本身就已经彻底排除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
　　在讨论和制定新的经济方法的日子里，列宁为自己写下的那些话至少是有教训意义的：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第378页）目标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它要适应西方革命走向成熟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新期限。在这个方面，也只有在这个方面，列宁才显示出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02页）
　　无须多说，国际革命的思想没有受到过修改。在某些方面，现在它得到了更加深入和清楚的表述。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说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第50—51页）问题的各种成分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生存本身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不能取代国际革命，唯有国际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也正是在这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安排了一个题为《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特别报告，它是迫于西方革命延迟爆发而提出来的。加米涅夫被委派充当中央委员会报告人。他是把它作为大家没有争议的话题来谈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没有提出在一个孤立的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但是我们处在这样一种境地，即我们必须保住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保住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必须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四面包围中保住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我们能解决这个任务吗？我想，这是一个烦琐哲学的问题。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问题要这样提出，在现有的关系中怎样保住苏维埃政权，怎样保住它一直到无论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支援的时候呢？”报告人无疑拿自己的提纲跟列宁多次商量过，如果说他的思想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有矛盾，那么代表大会怎么就没有提出抗议呢？怎么就找不出一个指出加米涅夫在最根本问题上发挥的观点跟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代表呢？全党就怎么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这种无稽之谈呢？
　　斯大林断言：“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对于这种对立，如同对于其他许多对立一样，列宁早就做出了回答。他在1918年5月14日举行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过：“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忘记俄国工人阶级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要弱一些。……但是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到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318页）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列宁重申：“……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国际革命上的，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2页）……我们一贯强调，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在单独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的……”[5]1921年2月，列宁在缝纫工人代表大会上声明：“……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319页）不，列宁因为自己固执地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吸取”力量而使名誉受到了太大的损害，要为他洗刷是做不到的！

[5]后面这句话不见于《列宁全集》此处。——译者

　　与托洛茨基跟列宁形成对照相类似，列宁本人跟马克思也形成了对照，而且理由是相同的。如果说马克思曾经预测革命将在法国开始，而一定会是在英国完成，那么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解释这种说法的理由就是马克思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把革命首创国家与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国家进行对照的预测完全是建立在不平衡发展规律之上的。不管怎样，从不容许在重大问题上吞吞吐吐的列宁本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在怎样看待革命的国际性质一事上，出现过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歧。事情刚好相反！列宁在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过，如果说“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那仅仅表现在不同国家的历史轮替方面。事物的发展进程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赋予了俄国无产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279页）
　　源于国家威信方面的理由还在继续暗中守候我们。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否定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导致我们国家丧失尊严”。单是这种令马克思主义者耳朵无法忍受的用语就暴露出了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裂口有多深。列宁所担心的不是“丧失尊严”，而是国家的高傲自大。他在1918年4月的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教导说：“我们是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部队，我们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19页）
　　呼吁进行冷静的自我评价是列宁历次讲话的主旨。1918年6月4日，他说道：“俄国革命……绝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造成的，这些历史事变遵照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暂时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370页）1918年7月23日，列宁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以起了先导作用，并不是因为我国经济发达。恰恰相反，是因为俄国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498页）十月革命之所以最终发生，不仅仅是因为俄国的落后性，列宁其实非常清楚这一点，只不过为了把木棍弄直，而先有意把它弯曲起来。
　　1918年5月26日，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也就是专门负责社会主义建设的机关的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我们并没有闭眼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讲话人在这里向未来的官僚主义伪善行为提出了警告，同时也做了说明：“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357页）
　　在11月8日召开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说道：“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150页）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权利，而且示威性地认为它在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前第二等的地位都没有。罪孽多么深重的“我们国家的尊严”！
　　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制止想冒险的人的时候说：“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初步骤的实践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163页）又有谁觉得这是受了委屈呢？1921年5月19日，列宁大发感慨：“只有所有的至少几个最先进的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325页）[6]1920年11月，在莫斯科省党的代表会议上，他再次提醒大家，布尔什维克并不承诺也不幻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狂想，我们总是说，我们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第25—26页）

[6]这段话实际上是列宁在1919年5月19日说的。——译者

　　1922年年初，他写道：“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绝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450页）
　　两年多以后，斯大林要求大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拋弃马克思主义。理由是什么呢？原来是马克思不懂得不平衡发展，也就是不懂得自然辩证法以及社会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但是，列宁本人会怎么做呢？据斯大林说，列宁好像是在帝国主义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揭示了”不平衡规律，可是又固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起码的真理”。如果我们要着手寻找解释，那必定是徒劳的。
　　共产国际的有罪判决如下：“托洛茨基依据的出发点过去是，今后依旧是：我们的革命自身（！）就其本质而言不是社会主义事业，十月革命仅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在此处，一国论的蜕化被最纯净的经院哲学掩盖起来了。十月革命“自身”总之是不存在的。没有欧洲此前的全部历史，它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自己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延续，它是毫无希望的。“……俄国革命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48页）它的威力恰恰就在篡改者认为它“丧失尊严”的地方。正因为，也仅仅是因为它不是自给自足的整体，而是 “信号”、“推动力”、“出发点”、“一环”，所以它便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在1918年1月举行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道，但是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用，比任何宣言和任何会议都要大，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感到振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277、278页）在7月召开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又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得更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8页）在一个月以后举行的一次工人集会上，他说：“西欧革命……在逐渐成熟，……因此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70页）又过了几天，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谈道：“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一系列革命的第一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77页）1919年3月，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指出：“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125页）不是革命“自身”，而是火炬、教训，仅仅是榜样，仅仅是第一步，仅仅是一环！不是独立的演出，而仅仅是总演习！多么顽强和残酷的“丧失尊严”啊！
　　但是列宁并没有在这里停步不前，1918年11月他这样说：“假如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不会掩饰错误，我们有权利说，我们已经把命运给予我们的时间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153页）这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政治心理方面，跟那些自命为世界永久中心的篡改之徒傲慢自大的自给自足相距是多么遥远啊！
　　如果政治利益迫使人在根本问题上死死抱住作假不放，那么就会导致数不清的派生错误，以致逐渐改变整个思维。斯大林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道：“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共产国际把这个观点奉为经典写进了自己的决议：“反对派方面否认这种可能性（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托洛茨基）不外乎是要否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前提”不是世界经济的普遍状况，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也不是俄国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是早就已经得到了的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可以用与1905年春托洛茨基回答孟什维克时完全相同的理由来回答1926年秋篡改者提出的目的论论据：“既然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使无产阶级在革命的某个时刻面临做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承担起国家政权的权利和责任，或者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那么社会民主工党要把夺取国家政权当作自己目前首要的任务。同时它一点也不忽视更深程度发展的客观进程，生产增长和集中的进程。但是它要说，既然最终要依靠经济发展过程的阶级斗争逻辑推动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实行专政……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历史让无产阶级承担起极为困难的任务。无产阶级甚至有可能在斗争中弄得筋疲力尽，落到上述任务的重压之下，——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发生阶级分裂和使整个国家陷入野蛮状态的可怕场合，它不能放弃这些任务。”对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补充任何东西了。
　　1918年5月，列宁写道：“……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85页）要战胜国际革命的困难，不是靠消极的适应，不是靠放弃政权，也不是靠一个国家坐等普遍的起义，而是靠积极行动，靠解决矛盾，靠活跃的斗争以及扩大斗争的范围。
　　如果真的接受篡改者的哲学，那么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就应该预先知道：既有要面对一大群敌人坚持下来，也有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还有需要时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一句话，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就该推断出精确的平衡表，并且计算出盈余的数额。然而实际出现的情况很少能符合这样一幅可笑的漫画。
　　1919年3月党的代表大会上做总结报告时，列宁说：“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按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125页）接着他继续说道：“好像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127页）
　　布尔什维克不寻求在俄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他们不需要它，拿它也做不了任何事情，它跟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是抵触的。列宁在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布尔什维克“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5卷，第294页）在这种策略下不可能提前为自己确定绝对正确的路线，保证自己一国胜利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是布尔什维克知道，危险是革命的固有成分，就如是战争的固有成分一样。他们睁大双眼去迎接危险。
　　列宁在为世界无产阶级指出榜样以及谴责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敢于冒战争的风险时，愤怒地抨击了某些社会主义者，指责他们“在无法‘保证’轻易获得成功的时候害怕开始战斗……那些国际社会主义的下流坯，那些资产阶级道德的奴仆，只配受到三倍的蔑视。他们就是这样想的”。大家都知道，在愤慨使列宁感到气急的时候，他选择词句时并不会让自己觉得难为情。
　　斯大林追问说：“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篡改者要求让俄国无产阶级得到历史特权：它应该拥有已经为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前进准备好了的轨道，不必去管其他所有国家发生的事情。可惜，历史并没有准备好这样的轨道。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8页）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场合，它也并非没有留下任何成果。在1919年5月召开的教师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354页）因为列宁仅仅是在发展和斗争的国际继承性方面思考胜利。“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281页）“社会主义国家”与“新社会”之间清晰的界线以及某些方面的矛盾提供了看破被篡改学派的文献认定要高于列宁提纲的大量舞弊行为的方法。
　　夺取政权后的第五年，列宁非常简要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思想。“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促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39—40页）期限发生了变动，令人目眩的时局在很多方面出现了不曾意想到的演变，但是基本的方针没有改变。
　　还可以对这些话补充什么吗？“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如果革命在西方没有“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布尔什维克便认为是“我们灭亡”。可是即使在这种场合，夺取政权仍然是正确的：其他国家将会从失败的经验中得到教益。“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
　　时间又过了五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挥了性质简直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个观点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如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那么党就势必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在夺取政权之前务必有成功的事先保险，只有在一个国家的环境中才可以寻求这种保险；需要树立在农民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过，没有对世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信心也可以完全行得通。这些逻辑环节中的每一环都是在扇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耳光！
　　为了掩盖与过去之间的断裂，斯大林学派力图利用列宁说过的某些本来最不适合它的话。1915年发表的关于欧洲联邦的文章顺便提到，工人阶级应该在每一个国家单独夺取政权并且着手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其他国家。假如说这些没有争议的话后面隐藏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那么列宁怎么可能在以后的年代又如此彻底地忘记了这个想法，以及如此坚持让每一个步骤与这个想法相矛盾呢？然而，有直接论据的时候就用不着釆用间接论据。列宁同是在1915年拟定的纲领性提要里面正确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仍然是另一个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合作者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第54页）不能要求他说得更清楚了吧。
　　列宁那篇没有写完的论述合作社的文章说到，即便没有发生新的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内部也存在着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需要的一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62页）从原文中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出，这里指的是政治和法律前提。作者并没有忘记提示缺乏生产和文化前提。总之，列宁多次反复提出过这一思想。列宁在同是那个时候即1923年年初写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91页）。在这里，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列宁的出发点都是西方无产阶级与俄国无产阶级同时或者在后者之前走向社会主义。论述合作社的文章并没有包含下面这种暗示，即苏维埃共和国似乎能够通过改良与调和的方式创建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在敌对势力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进入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已经载入了共产国际纲领正文的两段引文早就在托洛茨基写的《纲领批判》里面解释清楚了，可是对方一次也未曾尝试维持自己的牵强和错误。其实，这种尝试是太没有希望的。1923年3月，也就是在自己从事写作的最后日子里，列宁写道：“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89页）我们再一次看到，期限变动了，时局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政策的国际主义基础仍然没有动摇。国际革命的信念——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就是“不相信”俄国革命的内在力量——伴随着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墓地。只有用陵墓压住了列宁以后，篡改之徒才有可能把他的观点一国化。

※ ※ ※

　　从世界劳动分工中，从各国发展不平衡中，从它们的经济相互依赖中，从各个不同国家文化各领域的不均衡中，从现代生产力的活动中产生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遵照经济螺旋曲线的方式，通过把个别国家内部的不适应性搬到一系列国家，通过各国间的互相服务，及其各个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互相补充，也就是最终要在世界舞台上才能建立起来。
　　1903年通过的老党纲开头一句话就是：“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个民族之间建立的如此紧密的联系，使得无产阶级大规模的解放运动势必成为，而且早已成为了国际的运动……”无产阶级准备发动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被确定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但是，“在通向他们共同的最终目的的道路上……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对自己提出不同的迫切任务”。在俄国，这个任务就是推翻沙皇制度。民主革命事先就被视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阶段。
　　同样的观念构成了夺取政权以后党通过的新纲领的基础。在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先讨论纲领条文时，米留京提出对列宁起草的决议进行文字上的增补。他说：“我提议，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词汇插进写有‘社会革命最新时代’那个地方去……对此，我想用不着说明理由，…“我国的社会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胜利。它不可能只在周围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俄国取得胜利……我提议，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插进这句话。”会议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处增补，所以用不着投票了。”议会程序中的小小插曲（“用不着对此说明理由”和“用不着投票”！）看来比最认真的研究都更有说服力地推翻了篡改之徒造假的历史编纂学！米留京本人也像前面引述过其话的斯克沃尔措夫—斯捷潘诺夫[7]以及其他成百上千人一样，很快又谴责自己说过的观点，它们被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事物的任何本质，巨大的历史潮流比人的脊椎更加强大有力。涌浪托起了，而退潮又冲走了整整几代政治人物；另一方面，思想在自己的负载者肉体和精神死亡以后仍然有它的生命力。

[7]原书本卷第442页作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措夫。——译者

　　在一年后举行的批准新纲领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同一个问题通过列宁与波德别尔斯基之间激烈的相互诘问得到了阐明。这位莫斯科代表抗议说，尽管发生了十月革命，有人还是说社会革命要等未来再说。列宁回答说：“纲领有一段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159页）党的历史确实没有留给篡改者任何一种暧昧的遮掩物！
　　在1921年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中，同一个问题以特别通俗和简单的形式提出来了。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俄国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是在工业方面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的居民以小资产阶级占多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俄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革命的时代。”当时政治局是赞成该纲领的，其成员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有斯大林。直到共产国际把不承认一国社会主义与死罪相提并论的1926年秋天，这个纲领仍然是完全有效的。
　　但是最近两年，篡改者们不得不把列宁时代的纲领性文献束之高阁。他们把断章取义拼贴起来的新文献说成是共产国际的纲领。如果说列宁的“俄国”纲领中谈论的是国际革命，那么篡改者的国际纲领谈论的则是“俄国”社会主义。
　　与过去之间的断裂是什么时候以及是怎样出现的呢？要找出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正好跟斯大林生平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巧合。还是在列宁去世以后3个月的1924年4月，斯大林简朴地论述了党的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论列宁主义问题》里面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项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还要留到后面去完成。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这项任务能够解决吗？能够在一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吗？不，那是不可能的。对于推翻资产阶级来说，一个国家的努力就足够了，我国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做到这一切，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斯大林用下面的话作为论述这一思想的结束语：“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8]

[8]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5、96页，托洛茨基的引文与现行版本文字有出入。——译者

　　到那年秋季，在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的影响下，突然发现正是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俄国，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外国干涉它的话……斯大林在上述那部作品的新版本里写道：“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应当！只是，为了“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这种新观念赋予世界无产阶级边境守备队的作用，宣布它时是用完全相同的话作为结束语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5、96页）一年之内，斯大林把在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偷偷塞给了列宁。
　　在1927年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谈到了斯大林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说斯大林错了，而后来又改正了。可是，他怎么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错误至如此地步呢？假若相信列宁在1915年就已经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根本无法相信的），假若相信列宁后来不过是巩固与发展了这个观点（这也是根本无法相信的），那么请问，在列宁在世时和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斯大林怎么可能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为自己提出这个观点，即在1924年斯大林的引文中反映出来的观点呢？由此可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简直一贯就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只是到了1924年以后，他才不再是他了……假如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里面找出哪怕是一处引文能证明他在1924年以前说过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那也就很不错了。但是找不到！”没有人随后对这个挑战做出回应。
　　不过，也不必夸大斯大林完成的转变的实际深度。如同在战争以及对待临时政府问题上或者在民族问题上一样，在革命总的前途问题上斯大林也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本性方面的，但并不总是说出来的，无论何时都不曾说透彻的立场；另一种则是象征性的、说得漂亮的、顺从列宁的立场。既然这里谈论的是同属一个政党的人，那就不可能有比把斯大林跟列宁分开的更深的鸿沟了。在革命观念的根本问题上是如此，在政治心理上也是如此。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本性被他倚靠的已经获胜的无产阶级革命掩盖起来了。可是在1917年3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过斯大林的独立立场：他不顾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了的现实，提出党的任务是“阻止资产阶级出轨”，也就是事实上抵制无产阶级革命。而如果这个革命实现了，那他也不会有什么罪过。斯大林便与整个官僚体系一起站在了事实的基础上。既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应该也就有了社会主义。斯大林转身走到了孟什维克用以反对在俄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的反面，他开始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把自己跟国际革命隔离开来。既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彻底考虑原则问题，那么他不可能不觉得他“实质上”总是像1924年秋季那样进行思考的。况且既然他无论何时都没有与党的主流意见相对抗，那么他不可能不以为党“实质上”也是像他那样进行思考的。
　　最初的改变具有不自觉的性质。问题不在于伪造作假，而在于思想意识方面的蜕化。但是随着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遇到了无法反驳的批判，便需要对机关实施有组织的而且多半是外科手术式的干涉。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由上面颁布的，证明它的方法是逆向的，即逮捕那些不赞成它的人。与此同时，系统地篡改党的过去的时代幵始了。党的历史变成了刮过以后再重写的羊皮书。损坏羊皮纸的行为至今仍在继续，而且这种猖獗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毕竟不是镇压和伪造。适应官僚地位与利益的新观点的胜利，所凭借的是暂时的却又极为强劲的客观形势。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对内政策以及对外政策的机会，比谁对革命所期望的都要大得多。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众多敌人中间坚持下来了，而且经济上也高涨起来了。这些很有分量的事实塑造出了年轻一代的舆论，他们还没有学会进行历史思考，也就是说没有学会比较和预见。
　　欧洲资产阶级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失败得太惨重了，以至可能轻率地决定发动新的战争。迄今为止，由于对革命后果的恐惧，从而使武装干涉的计划陷入瘫痪。但是恐惧因素是不稳定的因素。革命的威胁无论何时都不可代替革命本身。不会长期存在的危险在渐渐失去自己的作用。同时，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准备急遽地向外爆发。最近的时局是如此明确，以至对直到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之际世界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希望被现今的当权集团拋弃了。在某些领域，这希望甚至转化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和平年代取得的工业成就永远都是计划经济无比威力的令人倾心的证明。在这一事实里面，不存在与革命的国际性质之间的任何矛盾。如果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可靠基础没有在单个国家准备妥当，那它就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得以实现。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对者恰好就是工业化、计划原理、五年计划和集体化的普罗泰戈拉主义者[9]，这不是偶然的。拉科夫斯基以及同他一道数以千计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用多年流放与监禁来偿付力争实现大胆的经济首创的代价。然而另一方面，正是他们最先起来反对过高地评价所取得的成就和民族自负情绪。相反，那些疑心重重和目光短浅的“实践家”早先认为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可能维持政权，而夺取政权后他们又否认普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可能性，然后又站到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上。他们随心所欲地夸大几个五年计划取得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成就，用夸大的统计表偷换历史前景——这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9]普罗泰戈拉是古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译者

　　今天苏维埃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对抗过程。经济建设的成就巩固了工人国家，却根本没有自动导致和谐社会的建立。相反，它们正在为在更高基础上进行孤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激化做准备。像以往一样，农村的俄国需要与城市的欧洲打交道的总的经济计划。世界劳动分工高于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无条件地规定着后者今后的道路。十月革命并没有把俄国从其他人类的发展中排除出去；相反，把它同它们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俄国已经不再是野蛮的犹太人隔离区，不过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阿卡迪亚乐土[10]。它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最具过渡特征的国家。“俄国革命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48页）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允许我们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走向社会主义要快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同西方和东方的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了。不过，这个重大课题要求进行单独的研究，托洛茨基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这个课题上来。

[10]古希腊传说中的乐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