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列宁号召举行起义

　　除了工厂、兵营、农村、前线和苏维埃以外，革命还有一个实验室：列宁的头脑。7月6日—10月25日的111天里，被赶入地下状态的他不得不限制了自己的会见活动，甚至与中央委员的会见也不例外。没有跟群众直接联系，跟组织也没有接触，于是他更加坚定地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并且把它们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这对他来说既是需要，同样也是习惯。
　　民主派人士，包括最左的那部分人反对夺取政权的主要论据就是劳动人民没有能力掌握国家机关。布尔什维克自身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所担心的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机关！”每一个小资产者都养成了屈从凌驾于人群与阶级之上的神秘法则的习惯。有教养的庸人骨子里种下的就是那颗与他的父亲或袓父、与小店主和富裕农民在全能机关面前相同的战战兢兢的种子。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是在这些机关里面决定的，商业执照也是那里发放的，泛滥成灾的苛捐杂税也是从那里出来的；里面的人有权实施惩罚，有时也进行赦免，婚姻与生育在那里完成合法手续，就连死亡本身在得到认可之前也必须在那里恭敬地排队等候。好一个国家机关！当个人运气和形势的力量让一个小资产者——不管他的名字是叫克伦斯基、赖伐尔、麦克唐纳，还是希法亭——成为一个部长的时候，他便心中想象着不仅脱下帽子，而且脱下靴子，然后用袜尖点地走进多神教的偶像神庙。除了卑躬屈膝地顺从“国家机关”以外，他不可能用别的什么来报偿这种恩典。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即使在革命时期也不敢掌握政权，除非是躲在有爵位的地主和有财产的人的肩膀后面，他们总是带着惊恐和愤恨的心情来看待布尔什维克：这全是些街头煽动家，这些巧言惑众者还想掌握国家机关呢！
　　在官方民主派表现出意志薄弱和手足无措的情况下，苏维埃在同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挽救了革命。此事过后，列宁写道：“让所有信念不坚定的人学习这个历史实例吧！让那些说‘我们没有机构来代替这个必然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旧机构’的人感到羞耻吧！因为这种机构有，这就是苏维埃。不要害怕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要相信群众的革命组织，那你们就一定会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看到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奋勇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所表现的那种力量和那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61—162页）
　　在自己转入地下状态的头一两个月，列宁写了一本书：《国家与革命》。写作这本书的主要资料还是他在流亡国外和战争年代搜集的，现在他以思考日常实践任务那样的细致态度，深入研究有关国家的理论问题。他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理论确实就是行动的指南。在这方面，列宁一刻也没有以把新兴词汇纳入理论作为自己的目的。相反，他让自己的著作带有非常朴素的、特意显示出来的学生作品性质。他的任务就是——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精心挑选的引文以及对它们所做的周详细密的解释使得这本书……在真正的道学先生看来就像是一本道学著作，这些人在分析原文时无法感觉到其中强大的思想和意志的搏动。通过在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对有关国家的阶级理论进行的唯一一次重建，列宁确实赋予了马克思的思想以新的具体内容，从而使其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然而这本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本身的无比重要性首先就体现在，它把科学引进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对马克思的“注释”为自己的党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争取革命的成功做了准备。
　　如果国家能够自然适应新的历史制度的需要，那么就不会发生革命。其实迄今为止，资产阶级自己取得政权无非都是通过革命的途径。现在轮到了工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工具的意义还给了马克思主义。
　　工人就不能掌握国家机关吗？但是问题根本不在于，——列宁教导说，——为了实现新目的而掌握旧的机器：这是反动的乌托邦思想。在旧机关中挑选的人员，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切都是违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夺取政权后，所必须做的不是重新改造旧的机关，而是彻底打碎它。用什么来代替它呢？苏维埃。它们将从革命群众的领导机关、从起义的机关转变为新的国家制度的机关。
　　在革命的旋涡中，这本书的读者为数不多，因为它直到革命以后才出版。列宁深入地研究国家问题首先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信念，也是为了未来。保持思想上的继承性也是他经常关注的问题之一。7月，他写信给加米涅夫说：“以下一点暂时请不要告诉别人，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还放在斯德哥尔摩）。笔记本封面是蓝色的，装订过。我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摘录的以及从考茨基反驳潘涅库克的著作中摘录的一切文字都收在里面，并且还做了很多批语、评论、结论。我想，如果要出版，一星期时间就够了。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考茨基都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不过先要讲好，这一切目前绝对不要告诉别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630—631页）一个被诬陷为敌对国家间谍的、顾虑有可能遭到敌人方面谋害的革命领袖关心的是出版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的“蓝色”笔记本。这就是他的秘密遗言。“谋杀”这个词应当说是抵消极其厌恶的感伤情绪的解毒剂：所委托的事情本身实际上就具有感伤的性质。
　　但是，在预料有人打击自己的后背时，列宁自己也准备打击他人前胸。利用阅读报纸与写指示信件的间隙，列宁一直在整理终于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珍贵笔记本。生活没有原地踏步。在实践上行将解决国家问题的时刻临近了。
　　推翻君主制度以后，列宁旋即从瑞士写信回来说：“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33页）（此段引文见于列宁回国后写的《论两个政权》一文。——译者）回到俄国后他又发展了这个思想：“我们现在是少数，群众还不信任我们。我们要善于等待……群众一定会涌到我们这一边来，那时，我们就会根据力量的对比宣布：我们的时候到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345页）在这最初几个月，夺取政权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就像争取苏维埃多数的问题一样。
　　七月失败以后，列宁宣布：从此以后，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夺取政权；并且显然不应该依靠被妥协主义者弄得精神沮丧的苏维埃，而要依靠工厂委员会；胜利后必须重新建立作为政权机关的苏维埃。两个月来，布尔什维克事实上已经把苏维埃从妥协主义者那里夺取过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错误实质上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他的战略天才特征。他依据最低限度的有利条件，盘算提出最大胆的主张。如同4月路经德国回到俄国时，他认为将从车站走进监狱一样，也如同7月5日他所说的“他们也许把我们杀光”一样，现在他还是认为，妥协主义者不会让我们在苏维埃占有多数。
　　“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加畏缩的了，”拿破仑在给贝蒂耶将军的信中写道，“我会过高地估计一切危险和一切可能的灾祸……但是我的决定一旦做出了，一切都会忘记，除了能够保证计划成功的因素以外。”如果抛开并不恰当的词汇“畏缩”所表露出来的卖弄不论，那么这种想法的实质完全可以认为是列宁的。在解决战略问题时，他事先认为敌人有他那样的决心和远见。列宁的策略错误多半是他的战略力量的附属品。在下面这种场合谈论错误一般说来未必是恰当的：当一个医生借助依次排除的方法来诊断疾病时，他的假设是允许的，而且从最坏的假设着手，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分析的方法。
　　只有到了布尔什维克把两个首都的苏维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时，列宁才说：我们的时候到了。”4月和7月，他显得克制；8月，他在为新阶段做理论上的准备；从9月中旬起，他用尽全力催促跑得更快一些。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抢先向前跑，而在于落在后面。“在这方面，现在决不可能说什么‘为时尚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88页）
　　在说服中央委员会的文章和信件中，列宁分析了形势，每一次都把国际环境提到了重要位置。在战争时局背景下出现的欧洲无产阶级觉醒的征兆和事实，对于他来说，就是来自外国帝国主义方面对俄国革命的直接威胁越来越少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在意大利发生的逮捕社会党人事件，特别是在德国舰队发生的起义，促使他宣布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最大的转折：我们正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68页）
　　对于列宁的这个出发点，篡改派历史编纂学宁愿保持沉默，因为列宁的估计被时局推翻了，或是因为按照后来的理论，俄国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必定都是独自存在的。其实，列宁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根本不是虚幻的。他透过像过了筛子似的各国战时书报检查观察到一些征兆，它们实际上表明革命风暴已经临近。一年以后，这风暴果然使中欧帝国的旧大厦彻底动摇了。但是在战胜国英国和法国，至于意大利就不用说了，它使统治阶级长时间失去行动自由。面对坚固的、保守的和自信的资本主义欧洲，孤立的和来不及巩固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很可能坚持不了几个月。可是并不存在这么一个欧洲。西方的革命虽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因为改良主义者挽救了资产阶级制度，但是它还是毕竟强大得足以在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最初也是最危险的时期保护它。
　　列宁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不只是反映在他一贯把对国际形势的评价放在第一位，他也把在俄国夺取政权本身首先看作是欧洲革命的推动力。就如他多次反复说过的，对于人类的命运而言，欧洲革命与落后的俄国的革命相比，势必有着大得无可比拟的意义。同时他用极其尖锐的讽刺抨击那些不理解自己所负的国际主义义务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将通过一项同情德国起义者的决议，”他挖苦地说，“同时拒绝在俄国举行起义。这将是真正的、明智的国际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99页）
　　民主会议期间，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说：“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32页）参加颠倒是非的民主会议的多数农民代表投票反对跟立宪民主党联合，这一事实在他的心目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愿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农夫除了支持布尔什维克以外，没有别的任何出路。“人民对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不定已经感到厌烦。只要我们在两个首都取得胜利，就能把农民争取过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33页）党的任务是：“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推翻临时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33—234页）当时，谁也没有如此庄严和公开地提出过革命的任务。
　　列宁异常集中精力留心观察国内的所有的选举和表决，仔细搜集那些能够让人弄清楚真实力量对比的数据。对选举统计学持无所谓的半无政府主义态度在他那里只会受到蔑视，舍此无他。同时，列宁无论何时都不会把议会制指标与真实的力量对比混为一谈：列宁总是在直接行动中不断加以修正。他提醒大家说：“……从影响群众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产阶级在议会外斗争中的力量大大超过在议会里斗争中的力量。这是在国内战争问题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71页）
　　列宁以敏锐的目光第一个发现，土地运动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并且很快就从这一现象中得出了全部结论。农夫不愿意继续等下去了，士兵也一样。9月底的时候，列宁写道：“在农民起义这样的事实面前，其他一切政治征兆，即使同这种全国性危机的成熟相矛盾，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2页）土地问题——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政府战胜农民起义也就是“埋葬革命”……不应该指望有更为有利的条件。行动的时刻来到了。“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5页）
　　列宁号召举行起义。在每一行简短、平淡，有时显得笨拙的文字里，给人的印象都是高度绷紧的强烈意愿。10月初，他在给彼得格勒党的代表会议的信中写道：“如果克伦斯基政府在最近的将来不被无产者和士兵推翻，革命就会失败。……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向工人和士兵灌输绝对必须进行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殊死的、最后的斗争的思想。”（《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40页）
　　列宁多次说过，群众比党要左。他也清楚，党比自己的“老布尔什维克”上层要左。他太了解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派别和情绪了，以致他总在等待它迈出随便怎样的冒险步伐。可是他很担心过分谨慎、拖拉延宕以及错失酝酿了10年的一种历史形势。列宁不信任没有列宁的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处在地下状态的他所写的那些信件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自己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一事上，列宁没有多少不对之处。
　　在多数场合，列宁只得在彼得格勒已经做出决定之后才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经常从左边来批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他的反对立场在起义问题的背景下得以发展，然而也不仅限于这个问题。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过于注意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民主会议了，总之是过于注意苏维埃上层的会议喧嚣了。他激烈反对某些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设立联合主席团的建议。他抨击参加预备国会的“可耻”决定。他对9月底公布的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名单十分愤慨：知识分子太多了，工人太少了。“把一些演说家和著作家充塞到立宪会议中去，这就意味着走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老路。这有损于‘第三国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39页）况且候选人当中还有太多的没有经受过斗争考验的新党员！列宁认为需要提出修正意见：“不言而喻，……提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显然，不能说列入名单的许多新近入党的人都是这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38页）
　　很可能又像是回到了4月的那些日子，列宁再次起来反对中央委员会。问题是以另外的方式出现的，但是他的反对立场总的精神是相同的：中央委员会过于消极被动，过于屈从知识界的舆论，对待妥协主义者的态度太具妥协情绪，主要是用漠不关心的宿命论态度，而不是用布尔什维克应有的态度来对待武装起义问题。
　　是由言论转为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党现在在民主会议里事实上有自己的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应该（不管它是不是愿意，但应该）决定革命的命运。”（《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33页）而决定的方式只有一种可能：武装革命。在这论述起义的第一封信当中，列宁还是提出了保留条件：“问题不在于起义的‘日期’，不在于起义的狭义的‘时机’，这只能由那些接近工人和士兵、接近群众的人共同来决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33页）可是才过了两三天（那个时候的信通常没有写明日期，这是出于地下活动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忘记了），在趋于瓦解的民主会议的明显影响下，列宁坚持立即转而采取行动，而且当即提出了实行的计划。
　　“我们应该立刻在民主会议中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追求数量……我们应该写一篇布尔什维克的简短的宣言……我们……把我们的整个党团都集中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么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应当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卡[1]，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成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也不让敌人向城市各中心地点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附近，使它能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通话，如此等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40—241页）至于日期问题，也不再取决于“接近群众的人共同来决定”。列宁提议马上就开展行动，发表最后通牒，离开亚历山大剧院，今后再带领武装群众回到剧院来。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应该针对临时政府，而且要针对妥协主义的高级机关。

[1]即彼得保罗要塞。——译者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列宁在私人信件中要求查封民主会议，”苏哈诺夫这样揭发说，“在报刊上却公开提议‘妥协’：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掌握全部政权，而随后再看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见……这恰恰是托洛茨基在民主会议上及其召开前夕所顽强推行的。”在苏哈诺夫发现玩弄两面手法的地方，其实连它的影子都没有。战胜科尔尼洛夫以后，列宁旋即于9月初向妥协派分子提议实行妥协。妥协派人士却耸耸肩膀，没有当作一回事。他们把民主会议变成了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新联盟的遮掩物。妥协的机会因此最终流失了。从那以后，政权问题只有通过公开的斗争才能解决。苏哈诺夫把两个阶段合二而一，这其中第一阶段先于第二个阶段两个星期，而且在政治上对后者起着决定作用。
　　但是，即使新的联合政府也会不可避免地要引发起义，那列宁的急剧转变甚至也让自己党内的上层太感意外了。要使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列宁信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哪怕是“不追求数量”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党团的情绪是这样的：它以70票对50票否决了抵制预备国会的动议。也就是说拒绝朝起义迈出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列宁的计划也根本没有得到支持。在四年之后举行的追忆晚会上，布哈林以他惯有的夸张和俏皮口吻谈到了这一插曲。“列宁写的信口气异常强硬，并且用所有惩罚手段（？）来威吓我们。我们大家都发出了惊叫声。谁也不曾如此严厉地提出过问题……最初，大家都觉得摸不着头脑。随后经过商议下定了决心。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烧毁列宁写的信，也许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尽管我们相信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无疑能成功地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但是我们以为，在外省我们还不可能坚持下去。在夺取政权和解散民主会议之后，我们不可能在整个落后的俄国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信的。
　　因考虑保守秘密而烧毁这封危险信件几个副本的决定其实不是一致做出的，而是6票赞成，4票反对，并且有6票弃权。幸运的是，有一份文献专为历史保存下来了。不过，布哈林的话可信之处就在于，全体中央委员尽管动机不同，但是都拒不接受列宁的提议。有一些人向来反对起义，另一些人认为，民主会议开会之际是所有起义时机中最不适宜的，还有一些人不过是动摇不定，在一边冷眼旁观。
　　遇到直接反对以后，列宁与斯米尔加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秘密沟通。斯米尔加也在芬兰，作为地区苏维埃委员会主席，他当时已经把相当多的现实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中。1917年的斯米尔加属于党的极左派，7月时他就已经倾向于把斗争进行到底。在政局出现转折之际，列宁总是能找到可依靠的人。9月27日，列宁给斯米尔加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说道：“而我们在做什么？只是通过决议。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在确定‘日期’（定于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拖延难道不可笑吗？指望这个难道不可笑吗？）布尔什维克没有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为推翻克伦斯基准备好自己的军事力量。……必须在党内进行鼓动，让大家认真对待武装起义，……下面谈您的任务。……应当建立一个由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同他们进行周密的讨论，收集（并亲自核对）关于彼得格勒郊区和市区军队的编制和布防、关于芬兰部队向彼得格勒的调动、关于舰队的动向等等的精确情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58—259页）列宁要求：“应当利用芬兰的‘政权’，对驻在当地的哥萨克进行有系统的宣传工作。……应当研究关于哥萨克布防的一切情报，并派遣由芬兰水兵和士兵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鼓动队到他们那里去。”（《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60页）最后：“为了使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准备，应当立即广泛宣传这样的口号：政权应当立即转交给彼得格勒苏维埃，再由彼得格勒苏维埃转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何必再忍受三个星期的战争和克伦斯基进行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准备’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61页）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起义计划：由赫尔森福斯“最可靠的军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作为战斗司令部；部署在芬兰的俄国军队作为战斗力量：“目前看来，我们能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能在军事上起重大作用的唯一力量，就是芬兰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58页）这样一来，列宁计划打算从彼得格勒外面对临时政府实施主要攻击。与此同时，“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准备”很有必要，免得动用芬兰的兵力来推翻临时政府一事让彼得格勒苏维埃感到意外：直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它都应当是政权的继承者。
　　这份新的计划草图，就如前述那份计划一样，也没有得到执行。但是它也不是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在各哥萨克师进行的宣传很快有了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德宾科那里听说了。吸收波罗的海水兵参加对临时政府实施主要攻击的想法也纳入了后来制订的计划。但是主要的意义还不在这里：通过极其尖锐地提出问题，列宁不允许任何一个人逃避和躲闪。那些作为直接的策略建议是不适时的主张，作为对中央委员会情绪的检验手段，作为对反对动摇分子的坚定分子的支持，作为推动向左转的补充力量又是十分适宜的。
　　通过采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地下状态尽可能采用的一切手段，列宁竭力迫使党的干部感觉到形势的严峻和群众的压力。他把一些布尔什维克叫到自己的避难场所，进行寻根究底的盘问，检查领导人的言行，通过迂回的途径把自己的口号带到党内去，往下深入地传到基层去，从而使中央委员会必须行动起来并且要一干到底。
　　就在自己写信给斯米尔加一天后，列宁写了前面援引过的文——《危机成熟了》。文章结尾的话仿佛就是他对中央委员的某种宣战：“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战胜这种潮流。“先战胜克伦斯基，然后再召开代表大会吧！”把时间浪费在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面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这时距代表大会预定召开的日期10月20日还有20多天：“而现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可以决定一切。”拖延暴动就意味着怯懦地放弃起义，在代表大会期间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愚蠢地‘规定的’起义日期到来之前，哥萨克已经调到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6—277页）
　　仅凭这封信的口气就已证明，列宁认为彼得格勒领导层的拖延是多么危险。但是这一次他并不限于提出猛烈的批评，作为抗议，他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从民主会议召开时起，中央委员会就没有响应他提出的夺取政权的坚决主张；党的机关报编辑部（斯大林）蓄意拖延发表他写的文章，其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做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被从中删除了。列宁认为不能对党掩盖这种政策：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8页）
　　光凭文献还看不出这件事情后来表面上有什么变化。不管怎么说列宁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央委员会。退出中央的声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他一时恼怒的结果，列宁这样做显然给自己留下了必要时摆脱中央委员会内部纪律约束的可能性：直接诉诸下层机关将确保他取得胜利，对此他不可能有什么怀疑，就如4月时一样。可是，公开采取反叛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要以筹备紧急代表大会为先决条件，因此需要时间，而恰恰时间是不够的。列宁把自己退出中央的声明作为备用手段，然而又不完全越出党内合法的界限，与此同时他可以继续更加自由地向党内的行动路线展开攻击。他不仅把自己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寄给了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而且设法把副本寄送给了各区最可靠的工作人员。10月初，列宁果真绕开中央委员会，直接写信给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代表大会，他们应当立即夺取政权。……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32—333页）从职位方面的观点来看，列宁的行为并非完全无可指责。可是事情所牵涉的问题要比形式上的纪律考虑更加重大。
　　维堡区一位名叫斯维什尼科夫的委员回忆说：“身处地下状态的伊里奇一封接一封不断写信来，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区委会经常为我们朗读这些信件……领袖炽热的词句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力量……好像就在眼前一样，我清楚地记得，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在区管理局一间打字员工作的房间怎样俯下身子根据原文仔细校对稿子，她身旁并排坐着请求得到副本的‘嘉嘉’和‘热妮娅’。”嘉嘉和热妮娅是区里两位领导人原先的秘密绰号。区里的工作人员纳乌莫夫讲道：“不久前我们收到了伊里奇转交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读完信以后我们是多么地吃惊。原来，伊里奇早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起义的问题。我们纷纷议论起来，接着开始施加压力。”这正是所需要的。
　　10月最初几天里，列宁呼吁彼得格勒党的代表会议发出有利于起义的强硬声音。根据他的倡导，代表会议“坚决请求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来领导不可避免的工人、士兵和农民起义”。在这句话当中有两处掩饰，一是法律方面的，一是外交辞令方面的：说“领导不可避免的起义”，而不是直接准备发动起义，这是为了不让检察官掌握过于有利的证据；代表会议“请求中央委员会”，不是要求也不是抗议——这明显是尊重党的最高机关应有的威信。可是，在另一个同样是由列宁起草的决议中，十分坦白地说道：“……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用决议、抗议和代表大会来代替这一斗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36页）这已经差不多是使党再次直接反对中央委员会了。列宁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迈出这样的步伐。但是，事情关乎革命的命运，所有其他的考虑都退居到次要地位去了。
　　10月8日，列宁转而向参加即将召开的北方地区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发出呼吁：“我们不能等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可能会把它拖到11月份。我们不能耽搁了，不能再让克伦斯基调来科尔尼洛夫军队了。”（《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0页）有芬兰、波罗的海舰队和列维尔的代表出席的地区代表大会，应该主动承担起“立刻向彼得格勒进军”的任务。这一次，马上发动起义的直接号召是向几十个苏维埃代表发出的。号召其实出自列宁个人，党的决定还没有做出，党的最高机关还没有表态。
　　为了不经过中央委员会，由个人承担责任，借助为数不多的写得密密麻麻的小张信笺从地下状态来进行武装革命的宣传，就需要对无产阶级，对党的极大信赖，但是也需要对中央委员会的极为严重的不信任。我们知道，4月初的时候列宁在自己党的上层中间是孤立的，9月和10月初仿佛在同一个圈子里他再次成了孤家寡人，这样的事情怎么又能够发生呢？如果相信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描述为纯粹革命思想的分泌物的愚蠢奇谈，那么就不能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这个环境对它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包围和文化落后的影响。党之所以能适应每一种新的情况，不是通过别的途径，而是通过内部危机的途径。
　　为了让10月前夕布尔什维克上层的尖锐斗争的真相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就不得不重新回顾一下本书第一卷已经叙述过的党内经历过的过程。这事现在更有必要，因为正是在目前，斯大林集团正在付出前所未闻的努力（而且是在国际范围内），以便把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怎样准备和实行的所有回忆从历史记忆中抹去。
　　在战前年代，布尔什维克在合法报刊上把自己称为“彻底的民主派”，之所以选择这个名称不是偶然的。布尔什维主义，也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才敢于把革命民主派的口号贯彻到底。但是在预测革命时，布尔什维主义没有进一步超越这些口号。正是那场把资产阶级民主和帝国主义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战争最终揭示，“彻底的民主派”的纲领除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实现。战争没有使那些布尔什维克明白这一点，革命一定是不可避免地对他们造成了意外的震动，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同路人。
　　然而，仔细研究反映战争期间和革命初期党的生活的资料（尽管这些极其不完备的资料并不出人意料，而且从1923年起对这些资料的歪曲又在不断加强），就会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上层出现了多么严重的思想堕落，那个时候党的正常生活事实上不存在了。堕落的原因有两点：脱离了群众，与侨居国外的人首先是与列宁失去了联系，因而造成的后果就是沉溺在闭塞与保守状态之中。
　　留在俄国的老布尔什维克每个人都处在无人过问的状态，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完成了任何一份可以当作从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道路上的路标的文献，哪怕是意义微小的路标。几年前，一位名叫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的老党员写道：“和平问题，即将发生的革命的性质问题，党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要么是非常模糊的，要么根本没有进入我们思考的‘范围’。”总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一部著作，一本日记或者一封信，里面能看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其他现今的领导人——哪怕是略微地，哪怕是仓促地——表达过自己对战争和革命前景的见解。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战争年代，在社会民主党的破产期间和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老布尔什维克”没有就这类问题写过任何东西。历史事件太有权要求做出回答了，而坐牢和流放为思考和通信提供了足够的闲暇时光。但是，在就这类题目所写的东西中，就连能可以牵强地解释为接近十月革命思想的成分一点都没有。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党史研究所没有可能刊出1914—1917年间出自斯大林笔下的东西，哪怕是一行字也罢；并且不得不精心隐瞒1917年3月最重要的文件。在大多数现今统治阶层人物的官方政治传记中，战争年代就等于是一片空白。这就是未加掩饰的真相。
　　一位叫巴耶夫斯基的现代青年历史学家专门受命说明党的上层在战争期间是如何朝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发展的，尽管他表现出了科学良心的灵活性，然而还是不能从资料中挤出任何东西来，除了下面这个空洞的声明以外：“无法彻底弄清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但是有些文献和回忆毋庸置疑地证明，在列宁四月提纲的方向上暗中摸索党的思想……”仿佛事情涉及的是摸索寻找，而不是科学评价和政治预测！
　　革命初期，彼得格勒《真理报》确实尝试过采取国际主义立场，这是极端矛盾的立场，因为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从流放地回来的有威信的布尔什维克立即使中央机关报奉行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方针。5月30日，加里宁在回击对他的机会主义指责时提醒说：“以《真理报》为例。起初《真理报》实行的是一种政策。斯大林、穆拉诺夫、加米涅夫回来后把《真理报》的舵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数年后莫洛托夫写道：“必须坦率地说，党没有革命关头所需要的那种明晰态度和决心……整体上看，宣传乃至革命政党的全部工作还没有牢固的基础，因为思想还没有走到得出多少必须直接争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胆结论的地步。”只是到了革命的第二个月，转折才开始发生。“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的时候起，”莫洛托夫证实，“我们党感到脚下有了坚固的立足点……直到此刻之前，党只不过是在徒劳和迟疑地探索自己的道路。”
　　先天地走向十月革命的思想不可能在西伯利亚、莫斯科，甚至彼得格勒实现，只能在世界历史道路的十字路口实现。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应该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前途交叉在一起，以便使得俄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纲领成为可能。这里需要有一个更高的观测点，需要的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视野，至于需要比所谓党的俄国实践所拥有的更为重要的武器，就更不用说了。
　　推翻君主制度在他们心目中开辟了“自由的”俄罗斯共和国时代，他们仿照西方国家准备在这个共和国里面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3月份三位老布尔什维克——李可夫、斯克沃尔措夫和韦格曼“受因革命而获得自由的纳雷姆边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委托”，从托木斯克来电说：祝贺《真理报》复刊，它曾培养出一批革命干部去争取政治自由。我们深信，它将成功地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周围，继续为国家革命而斗争。”从这封集体电报中反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它与列宁的四月提纲被一条深深的鸿沟分开了。二月革命很快就把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阶层变成了民主派的护国主义分子，后来继续向右朝靠拢孟什维克的方向演变。未来的党的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未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未来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3月份在雅库茨克与孟什维克结成了紧密联盟，出版了一份立足爱国主义的改良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界线上的杂志《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这份杂志被人精心搜集，最后渐渐不见了。
　　这个阶层中一个名叫安加尔斯基的人写道（当时还允许写这类东西）：“必须坦率地承认，直到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之前，许许多多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仍然保持着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的陈旧观点，结果好不容易才放弃和清除这些观点。”只不过必须补充说明一下才好，已经过时的1905年思想到了1917年不再是“布尔什维克陈旧观点”，而是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
　　一部官方的历史出版物内称：“列宁的四月提纲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简直是太不走运了。这份划时代的提纲表决时只有2票赞成，13票反对，还有1票弃权。”“列宁的结论就连他最热情的追随者也觉得太大胆了。”波德沃伊斯基写道。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列宁的发言“使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孤立的境地，从而自然使无产阶级和党的处境恶化到了极点”。
　　3月底的时候，斯大林表示赞成军事防御，赞成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赞成苏哈诺夫的和平主义宣言，赞成同策烈铁里的党合并。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回溯往事时也承认：“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拋弃了这个立场。需要有新方针。列宁在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纲中向党提出了这个新方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9页）
　　加里宁甚至到4月底还主张与孟什维克结成选举联盟。在彼得格勒城市代表会议上，列宁说道：“我坚决反对加里宁同志的说法，因为同小资产阶级，同沙文主义者结成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叛卖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251页）即使在彼得格勒，加里宁这样的情绪也不是罕见的现象。代表会议表示：“由于列宁的影响，联合的有害幻想被消除了。”
　　在外省，反对列宁提纲的现象还延续了好长时间，有不少省几乎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据基辅工人西夫措夫讲述：“列宁提纲中提出的思想并没有马上为基辅全部布尔什维克组织所接受。许多同志，其中包括格·皮亚塔科夫都不赞成这个提纲……”哈尔科夫的铁路员工莫尔古诺夫说道：“老布尔什维克在全体铁路员工中间拥有很大影响……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并不属于我们这个团体……二月革命后，有些人错误地登记为孟什维克，后来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可笑，说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诸如此类的证词并不在少数。
　　尽管如此，然而稍一提到列宁在4月完成的把党重新武装起来一事，就会被现在的官方历史编纂学当成亵渎行为。这班现代历史学家拿尊敬党的荣誉来取代历史的标准。他们甚至没有权利引用斯大林就这个问题发表过的言论。他在1924年不得不承认四月转折的全部内情。“对于党能够一下子很快就踏上新的道路来说，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是十分必需的。”（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9页）“新的方针”和“新的道路"这就是重新武装党。可是已经过了6年之后，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谈到了斯大林在革命开始之际“在根本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因此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攻击。威信这具偶像是所有恶魔中胃口最难填满的！
　　党的革命传统，以及来自下层的工人压力和来自上面的列宁批评迫使党的上层在4—5月间——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踏上新的道路”。可是，假如说似乎只需投票赞成列宁的提纲就意味着真正完全放弃“在根本问题上的错误立场”，那就需要人们根本不懂政治心理学为前提。实际上，在战争年代自然增强起来的那些庸俗民主派观点尽管附和了新的纲领，然而仍然在暗中反对它。
　　8月6日，加米涅夫不顾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的决定，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支持参加预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会议。加米涅夫的行为在党的中央机关报没有遭到任何驳斥。列宁写了一篇口气严厉的文章，不过是在加米涅夫发言十天过后才问世的。为了让以斯大林为首的编辑部刊登这篇抗议文章，竟然需要列宁本人和其他中央委员提出坚决要求才行。
　　七月事件以后，痉挛般的动摇遍及了全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孤立吓坏了许多领导人，尤其是外省的领导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这些被吓坏的人试图向妥协主义者靠拢，因而再度招致了列宁的警告呵斥。
　　8月30日，身为编辑的斯大林毫无保留地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写的反对准备发动起义的文章《什么也不要做》。“必须正视现实：彼得格勒现在具备的许多条件，有利于发生1871年巴黎公社类型的起义……”9月3日，列宁在另一次通信中没有点季诺维也夫的名，但是连带抨击了他，列宁写道：“拿巴黎公社作例证，是非常肤浅的，甚至是愚蠢的。因为第一，布尔什维克从1871年以来多多少少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不会不把银行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不会放弃向凡尔赛进攻；巴黎公社要是这样做了，也能够取得胜利。此外，巴黎公社当时不能立刻向人民提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握政权就能提供，这就是：把土地转交农民，立刻建议媾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34页）这不仅是对季诺维也夫，而且也是对《真理报》编辑斯大林提出的没有点名然而又是毫不含糊的警告。
　　预备国会问题把中央委员会分成了两半。民主会议党团做出的有利于参加预备国会的决定得到了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也是许多地方委员会的承认。例如基辅的情形就是如此。叶·博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加入预备国会……的问题上，委员会多数表示参加，并且选举皮亚塔科夫作为自己的代表。”在许多场合，以加米涅夫、李可夫、皮亚塔科夫及其他一些人为例，可以细心观察到动摇方面的连续性：4月反对列宁的提纲，9月反对抵制预备国会，10月反对起义。相反，布尔什维克干部中下列阶层即更加接近群众、政治上更加新鲜的阶层很容易接受抵制预备国会的口号，它们迫使各级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会来了个急转弯。例如，在列宁的信的影响下，基辅城市代表会议以压倒多数反对自己的委员会。几乎在所有政治急剧转折关头，列宁就这样依靠下层工作人员来反对高层干部，或者说依靠党员群众整个地反对党的机关。
　　在这样的条件下，十月革命前出现的动摇极少能给列宁造成意外的袭击。他事先就用机警的怀疑态度武装起来了，他静候惊慌的征兆出现，他以最坏的推断为出发点，并且认为再来一次施压要比表现出宽容更为合适。
　　根据列宁明白无误的暗示，莫斯科地区局于9月底做出了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强硬决议，指责中央优柔寡断，摇摆不定，使党的队伍陷入了混乱。决议还要求“接受清晰而明确的起义路线”。10月3日，洛莫夫代表莫斯科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这个决议。当时记录这样写道：“决定不对报告展开讨论。”中央委员会依然继续回避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可是列宁通过莫斯科局施加的压力并非没有结果：两天以后，中央委员会决定离开预备国会。
　　这个步骤意味着走上起义的道路，这对敌人和反对者来说是很清楚的。“托洛茨基率领自己的部队离开了预备国会，”苏哈诺夫写道，“毫无疑问要采取暴力政变的方针了。”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做的退出预备国会的报告结尾高呼：“直接和公开地争取国家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万岁！”这事发生在10月9日。
　　第二天，根据列宁的要求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那次著名的会议，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起义的问题。依据这次会议的结果，列宁提出了自己今后的政策：是经过中央委员会还是反对它。“啊，真是一出充满有趣想象的新历史滑稽剧！”苏哈诺夫写道，“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上层会议是在我家里开的，直到现在，房子还在卡尔波夫卡那条街上（32号门牌，第31户）。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发生的。”原来这位孟什维克的妻子苏汉诺娃是一个女布尔什维克。“这一次采用了特殊做法，让我在外面过夜：至少我的妻子认真询问过我的打算，并且向我提出了友好无私的建议——工作以后不要用长途奔走来给自己添麻烦。不管怎样，这次高层会议完全是以不让我闯进来作为保证的。”实际上会议重要得多的考虑是防备克伦斯基的警察闯进来。
　　21个中央委员中有12人出席了会议。列宁是戴着假发和眼镜来与会的，并且刮掉了胡子。会议连续不断地开了大约10个小时，直到深夜。中间短暂休息时一边喝茶，一边吃些面包和香肠来增强精力。真的是需要精力，因为讨论的是在前沙皇帝国夺取政权的问题。就如往常一样，会议开始是由斯维尔德洛夫做组织问题的报告。这一次他的报告专门谈前线的情况，看来事先得到了列宁的同意，以便支持他得出必然的结论：这完全符合列宁的行事方式。北方战线的军队代表通过斯维尔德洛夫警告说，反革命的指挥官们正在准备做某种“暗中把军队调往内地的事情”。从明斯克的西方战线司令部传来的消息称：那里正在酝酿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鉴于当地卫戍部队的革命性质，司令部调来哥萨克部队包围了整个城市。“在各司令部与大本营之间正在进行某种性质可疑的谈判。”占领明斯克的司令部是完全可能的：当地卫戍部队已经准备好了解除担负保卫任务的哥萨克武装。从明斯克还可以派出—个革命的军团前来彼得格勒。前线的情绪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反对克伦斯基的。本身各个部分还不够明确，但是具有十分令人鼓舞的性质，会议开场白就是这样的。
　　列宁接着马上转入了进攻：“9月初以来，出现了一种对起义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有人用群众的冷淡和失望的借口来进行推诿。这是不足为怪的：“群众……对于空话和决议已经感到厌倦了。”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形势。城市的事变目前正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背景下实现。临时政府要平定农村的起义，就需要十分强大的兵力。“因此，政治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谈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可是我们却步护国派的后尘，喜欢把有步骤地准备起义看成一种政治上的罪过。”报告人显然在克制自己，他精神上积蓄了太多的不满。“应该趁召开区域[2]代表大会和明斯克提出建议的机会开始采取果断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3—384页）

[2]指北方地区。——译者

　　北方地区代表大会正好是在中央委员会会议那一天开幕的，而且应该在两三天后闭幕。列宁把“开始采取果断行动”当作近日的任务。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不能再拖延了。从斯维尔德洛夫的报告中，我们听到了前线正在准备发动政变的信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还会举行吗？不知道。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要再等什么代表大会了。数年之后，托洛茨基写道：“这些紧张而炽烈的，充满着要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勇气传染给那些持反对、动摇和怀疑态度的人的意图的即兴讲话，其总体精神确实是难以形容和难以转述的。”
　　列宁在等候更强烈的反对。但是他的耽心很快就消除了。中央委员会9月间一致拒绝了立即发动起义的建议，那个一致只带有极其短暂的性质。左翼出于暂时的考虑，而右翼出于总的战略的考虑，尽管当时都还没有进行彻底的思考，却都反对“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在过去的3个星期里，中央委员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向左转了。投票结果，10票赞成起义，2票反对。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在革命后很快就出现的党内斗争新阶段，有一次列宁在彼得格勒委员会进行辩论时提到，直到中央委员会会议前他都在“担心来自国际主义联合派方面的机会主义，但是这个担心消失了；在我们党内，有一些（中央委员会）委员不赞成。这使我极其难过”。（列宁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不见于列宁全集。——译者）“国际主义者”中间，除了托洛茨基（列宁恐怕不会指他）以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还有：未来驻柏林大使越飞，未来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未来苏维埃货币创设人索科利尼科夫，三个人全都站在列宁一边。作为反对者出现的有两个人，据过去的工作经历来看，他们是最接近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说的“这使我极其难过”就是针对他们两人的。10月10日的会议几乎完全可以归结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展开激烈辩论。列宁发起了攻击，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跟了上来。
　　列宁急急忙忙起草的决议是用一截铅笔写在儿童用正方形格子练习本的一页纸上的，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决议的各个部分是不匀称的，但是它给起义的方针加上了一根牢固的支柱。“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危险），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已经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5页）
　　无论对时间的估计，还是对作者的性格而言，列举起义条件的次序本身就是非常精彩的：列在首位的是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俄国的起义仅仅被看作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是列宁始终不渝的一贯立场，是他的大前提：他不可能有别的立场和前提。起义的任务是作为党的任务直接提出来的，关于与苏维埃协调准备革命这个困难的问题暂时完全没有提及。也没有一句话提到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于托洛茨基的坚持，对北方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与“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的说法补充了一句作为支持起义观点的话：“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这是迫于首都时局的发展而采纳的那份起义计划唯一一处暗示。没有任何人提出对决议进行策略方面的修改，它确定了原先的革命战略出发点，即反对否认起义必要性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那个出发点。
　　后来，官方的历史编纂学企图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似乎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外，所有党的领导层成员都赞成举行起义，这种企图一碰到事实与文献就会破产。且不说同意起义的人也往往倾向于把起义推迟到很不确定的将来，就连公开反对发动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也不是孤立的：没有出席10月10日会议的李可夫和诺根就完全赞成他们的观点，米留京也接近他们的观点。“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这就是列宁本人的证词。据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说，10月10日以后来到萨拉托夫的米留京“谈到了伊里奇要求‘开始行动’的信件，谈到了最初‘否决’列宁建议的中央委员会的动摇，谈到了他的愤慨，最后谈到了毕竟还是采纳了起义的方针”。布尔什维克萨多夫斯基后来写道：“当时弥漫着相当程度的动摇不定的情绪和模糊不清的情况。众所周知，甚至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内部，当时也存在着争论与冲突，行动究竟怎样开始，是不是该开始。”
　　那个时候，萨多夫斯基本人就是苏维埃军事部和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可是，正如我们从一系列回忆录中所了解的，10月期间正是军事组织的成员带着极深的偏见来看对待起义主张的，该组织的特殊性质诱使其领导人低估了政治条件和高估了技术条件。10月16日，克雷连科报告说：“军事组织执行局多数人认为不需要在实践上激化这个问题，而少数人则觉得可以承担首倡的任务。”18日，另一位军事组织的著名成员拉舍维奇说：“有没有必要马上夺取政权呢？我想不能强行促成事变发生……不能担保我们能成功地维持政权……列宁提出的战略计划，漏洞百出。”安东诺夫—奥夫申柯介绍了主要军事工作者与列宁会见的情况：“波德沃伊斯基表示怀疑，涅夫斯基时而重复他的观点，时而附和伊里奇坚定的口气，我介绍了芬兰的局势……伊里奇的信心和坚毅有力地影响着我，也振作了涅夫斯基，但是波德沃伊斯基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怀疑。”不要忘记，在所有这些回忆当中，怀疑是用水彩画颜料画成的，而信心是用黏稠的油画颜料画成的。
　　丘德诺夫斯基是坚决反对起义的。怀疑主义者曼努伊尔斯基事先就警告说“前线并不和我们在一起”。反对起义的还有托姆斯基。沃洛达尔斯基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此外，远不是所有反对发动革命的人都公开表态。在10月15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加里宁说道：“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中央曾经做出的最好的决议之一……我们实际上在走向武装起义。但是什么时候起义可能发生，也许要过一年，谁也不知道。”这样一种对中央决议的“赞成”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加里宁的一贯性格，但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才这样。许多人之所以附和决议，是为了用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反对起义的斗争上保险。
　　在莫斯科的上层可以看出来那里极少有一致性。地区局支持列宁。但是在莫斯科委员会动摇态度是很有势力的，有利于拖延的情绪占了上风。省委员会的态度不明确；不过据雅科夫列娃说，地区局也有人认为，在决定性关头，省委员会就会动摇不定，进而转到反对起义一方去。
　　萨拉托夫人列别杰夫讲述了革命前不久他访问莫斯科时与李可夫一同散步的情形。李可夫用手指着周围石头建筑、富足的商店和繁忙热闹的景象，叹息说眼前的任务是如何困难。“在这资产阶级莫斯科的正中心，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就像是企图搬掉一座大山的侏儒。”
　　在党的每一个组织中，在党的每一个省委员会中，都有一些具有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相同情绪的人。在许多委员会中，他们还形成了多数。甚至在布尔什维克独占优势的无产阶级的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上层领导的分歧也显得异常尖锐。到1925年的时候，写回忆录已经要适应新方针的需要了，老工人布尔什维克基谢列夫在那年还是写道：“除了个别人以外，党内的工人是紧跟列宁的，反对列宁的就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党员群体和某些单个的工人。”反对起义的人在公开辩论中重复的就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理由。基谢列夫写道：“可是在私下辩论中，争论采取了更加激烈和坦率的话：‘列宁简直是疯子，他把工人阶级推向必然毁灭的境地。这样的武装起义根本不会成功，他们会打垮我们，粉碎党和工人阶级，而这将会把革命推迟很多年。’等等。”尽管伏龙芝这个人很有勇气，但并不以眼界宽阔而著称，当时他也部分地带有这种情绪。
　　甚至起义在彼得格勒获胜也还远没有消除各地消极观望的惯性和右翼的公然反对。领导层的动摇不定差点儿把随后发生的莫斯科起义引向了失败。在基辅，皮亚塔科夫领导的委员会奉行单纯的防守政策，结果最终让主动权，后来又让政权落到了拉达手里。弗拉切夫讲述说：“我党的沃罗涅日组织处在非常严重的动摇状态。沃罗涅日革命本身……不是由党的委员会，而是由其中以莫伊谢耶夫为首的少数积极分子发动的。”许多省城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与妥协派分子结成了“反对反革命”的同盟，好像妥协派分子当时没有成为反革命最重要的支柱似的。为了消除地方组织最后的犹豫，迫使他们与妥协派分子决裂，出面对运动实行领导，几乎到处都需要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同时推动。“10月底和11月初是我们党内真正的‘大骚乱’阶段。许多人很快就为情绪所左右了。”自己也为动摇出力不少的施里亚普尼柯夫回忆说。
　　有些人像哈尔科夫的布尔什维克一样，革命初期还处在孟什维克阵营，而后来自己感到十分惊奇，“说说看，这是如何发生的。”所有这些人在十月革命期间一般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还在动摇和观望。他们更为坚定地提出自己在思想反动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权利。近些年出版的隐瞒事实的著作其部头不论有多大，也没有价值，不过即使除开那些现在研究人员难以接触到的秘密档案，就是在当时出版的报纸，还有回忆录和历史杂志中也还是保留了不少证据，证明甚至最革命的政党的机关在革命前夕也暴露出了强大的阻力。官僚制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保守性。机关只有在它还是为党服务的工具，也就是处在正确思想指导之下和群众的监督之下的时候才能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能。
　　10月10日的决议具有重大意义。它立刻为真正拥护起义的人充分提供了党的权利方面的坚实立足点。在所有的党组织中，在所有的支部中，最坚定的分子开始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彼得格勒开始，党的组织振作起来了。它们认真计算兵力和各种设备，加强联络，使争取革命的战役具有更加集中的性质。
　　但是，决议并没有消除中央委员会的分歧；相反，它仅仅是把分歧固定下来并且把它们引到外面去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久前还觉得自己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中间为同情的气氛所环绕，现在惊讶地发现形势是如此迅速地向左转了。他们决定不再浪费时间，于是第二天便向党员散发了一份内容广泛的呼吁书。他们写道：“面对历史，面对国际无产阶级，面对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我们没有权利把整个未来都押在武装起义这张牌上。”
　　他们展望的前景就是作为强有力的反对党参加立宪会议，后者“在自己开展的革命工作中只能依靠苏维埃”。由此得出一个公式：“立宪会议和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朝之前进的那种国家机构的组合类型。”布尔什维克居少数的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居多数的苏维埃，也就是资产阶级机关和无产阶级机关在两个政权的和平体系中应该“相互配合”。甚至在妥协主义者占统治地位时也没有得出这个公式，在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下面怎么能做得到这一点呢？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呼吁书末尾写道：“要么现在就做，要么永远不做，这样来解决把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政党手中的问题将是一个深远的历史错误。不。无产阶级政党将不断壮大，它的纲领将向广大群众解释得更加清楚。”让对布尔什维克寄予继续不断发展壮大的希望独立于现实的阶级冲突进程之外，这与列宁当时的主导思想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列宁的主张是：“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75页）
　　在这场戏剧性对话中，正确完全是属于列宁一方的，这还需要多说吗？不能凭主观臆断来为革命形势保鲜。如果布尔什维克不在10—11月间夺取政权，他们大概根本就夺取不到政权了。假如群众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的不是坚定的领导，而是所有已经令他们感到厌烦的言行不一，他们就会在两三个月时间里离开辜负了他们希望的党，就像以前远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其结果是一部分劳动群众陷入冷淡，另一部分劳动群众则把自己的力量耗尽在抽搐性的突发运动、无政府主义暴动、游击战以及复仇和绝望的恐怖行为之中。资产阶级于是利用这难得的喘息机会来跟霍亨索伦王朝单独缔结和约，同时粉碎革命组织。俄国就会以半帝国主义半殖民主义国家身份重新进入帝国主义国家的循环周期。无产阶级革命就得推移到谁也不清楚的遥远时刻。对这种前景的敏锐觉察促使列宁发出了他的报警之声：“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不过到现在，10月10日之后，党内的形势发生了激进变化。其建议曾经遭到中央委员会拒绝的列宁已经不是孤立的“反对者”了。右翼变成孤立的了。列宁也完全不需要通过辞职来为自己获取进行宣传的自由了。合法性在他那一边。相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散发自己反对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的呼吁书，从而成了纪律的破坏者。而处在斗争中的列宁没有宽恕反对者犯下的错误，哪怕是不那么严重的错误！
　　在10月10日的会议上，根据捷尔任斯基的提议，选举产生了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他们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科利尼科夫、布勃诺夫。但是这个新机构完全没有开展过实际活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仍然躲藏起来了，何况季诺维也夫像加米涅夫一样在继续从事反对起义的活动。10月组成的政治局连一次会议也没有开过，人们简直很快就把它忘记了，就如同忘记了在时局的旋涡中创建的其他临时特设机构（ad hocl）一样。
　　在10月10日的会议上没有拟定无论什么样的起义实践计划，甚至连大概的计划也没有，虽然没有写进决议，但是是有约定的：起义应当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和尽可能不迟于10月15日发动。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个期限，对于在彼得格勒做好起跑动作来说，它显然太短了。但是坚持延期就意味着对右翼的支持，并且会打乱计划。何况任何时候延期都来得及！
　　最初规定10月15日这个日期一事是过了七年以后，在1924年发表的托洛茨基回忆列宁的文章中首次披露的。这个说法很快就遭到斯大林的反驳，而且问题在俄国历史文献中也弄得很尖锐。众所周知，起义实际上是在10月25日举行的，因此最初规定的日期结果没有信守不移。篡改派历史编纂学认为，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不仅不可能有错误，而且不可能逾期。依据这个理由斯大林写道：“这样说来，中央委员会规定了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后来自己又破坏了（！）这个决定，把起义日期拖延到十月二十五日了。这是不是事实呢？不，不是事实。”（《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8页）于是斯大林得出结论说，是“托洛茨基……忘记了”。（《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9页）他引用10月10日决议来作为证据，而该决议没有提到任何日期。
　　关于起义时间存在着争议的问题对于了解事件的节奏是很重要的，因此需要说清楚。10月10日的决议中没有写明日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个与全国起义相关的总决议是为成百上千的党的领导工作人员而做出的。把拟于近日在彼得格勒发动起义的秘密日期写进决议是极不谨慎的做法。我们记得：出于谨慎，列宁在自己那个时候写的信当中也没有提到过起义的日期。这里事情关系到一个如此重要同时又是如此简单的决定，因而全体与会者在总共只有几天的时间里都能够毫无困难地记住它。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待决议文字的态度完全是为了进行争吵。
　　然而我也愿意承认，光引用一个与会者的个人回忆，尤其是一旦当他的话遭到另一个与会者反驳时，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够的。幸运的是，通过分析条件和文献，问题毫无争议地解决了。
　　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于10月20日召开。在举行中央委员会议那一天与代表大会开幕日之间还剩下10天的空隙。代表大会应当不是为苏维埃政权进行宣传，而是直接夺取政权。但是几百位代表本身是无力掌握政权的，需要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为大会夺取政权。“先战胜克伦斯基，然后再召开代表大会吧！”这个主张在9月下半月是列宁的全部宣传的中心。历来赞成夺取政权的人原则上也同意这样做。因此，中央委员会不得不给自己提出了在10月10—20日之间尝试举行起义的任务。可是因为不可能预见到斗争会延续多少日子，所以开始发动起义就定在了15日。托洛茨基在自己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写道：“至于这个日期本身，就我记得的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大家都明白，日期只具有大概的和初步的——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性质，也明白它取决于时局的发展，可能提前一点，也可能推迟一点。但是这里指的仅仅是几天，不会多的。定下日期，而且是大致的日期是极有必要的，这一点毫无疑义。”
　　实际上，本来政治逻辑的证据可以使问题得以解决。但是另外的证据并不缺乏，列宁不止一次坚决提议利用北方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始军事行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也采纳了这一主张。可是，10月10日开幕的该代表大会本该刚好是在15日前结束。
　　在10月16日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坚持要取消6天前通过的决议，他要求：“我们应当对自己坦白地说，最近5天我们不要组织起义。”这里说的5天就是距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剩下的5天。加米涅夫在同一次会议上论证“规定起义日子就是冒险主义”，他提醒说：“以前可是说过应当在20日之前发动起义。”谁也没有就这一点反驳他，也无法驳斥他。加米涅夫正是把错过起义日期说成是列宁的决议的破产。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个星期没有为起义做任何事情”。这是明显的夸大其词。规定日期促使大家把更加严格的规则纳入自己的计划，并且加快了工作的速度。可是也无须怀疑，10月10日会议上预定的5天时间确实是太短了一些。耽搁的情形是存在的，刚一到10月17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改为10月25日召开。这一延期真是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时机。
　　党内各种阻挠和争论难免以扩大了的方式浮现在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的列宁面前，因拖延而感到非常不安的他坚持再次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且要让党在首都最重要的工作部门的代表参加。正是10月16日在市郊森林街召开的这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前面引述过的理由来取消原定的起义日期，并且反对规定新的日期。
　　争论以加倍的激烈的程度重新开始了。米留京认为：“我们没有准备好发起第一次攻击……面临着另一种前景：武装冲突……它正在不断积累，发生的可能性正在逼近。因此我们应当准备应付这种冲突。不过这种前景与起义是不同的。”米留京站在防卫的立场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见证党的全部历史的彼得格勒工人绍特曼更清晰地捍卫这一立场。后者断言，城市代表会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表现出来的战斗情绪远不如中央委员会那么坚决。“我们不能发动起义，但是应该作好准备。”列宁抨击了米留京和绍特曼对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问题不在于同军队作战，而在于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作战。……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开始行动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8页）
　　托洛茨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此刻他正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引导通过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章程。不过克雷连柯捍卫了最终在斯莫尔尼宫形成的那种观点，他刚刚才与托洛茨基、安东诺夫—奥夫申柯一起齐心协力地召开了北方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克雷连柯毫不怀疑，“水已经够沸腾的了”。因此，推迟执行起义的决议将是“最大的错误”。但是他跟列宁在“由谁来发动以及怎样发动”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明确规定起义的日期现在仍然是不适当的。“可是调走军队的问题恰恰是引发激烈争执的首要因素……对我们的进攻已成事实，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无须担心应该由谁来开始发动，因为起义已经开始了。”克雷连柯说明并且捍卫了已经成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卫戍部队代表会议基础的政策。起义后来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开展的。
　　列宁没有对克雷连柯的话做出回应：因为彼得格勒最近6天来活生生的场景没有在他眼前一一展现出来。他担心的是拖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直接反对起义的人身上。他倾向于把各种保留意见、有条件的公式、不够坚决的回答都解释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间接支持，而这两个人准备以背水一战的坚决态度来反对他。加米涅夫讲得很明白：“几个星期来的结果说明，现在还不具备起义条件。我们还没有领导起义的机关，我们的敌人却有强大得多的这种机关，而且想必本周之内力量还会增强……这里有两种策略在进行斗争：一种是阴谋的策略，另一种是相信俄国革命动力的策略。”在那些必须展开搏斗的地方，机会主义者总是相信所谓动力。
　　列宁反驳说：“如果说起义已经成熟，那就说不上是什么密谋。如果在政治上起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应当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9页）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党内展开了根本性的、的确属于原则性的争论，不管争论如何解决，都对革命的命运起决定作用。列宁的方案把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团结到了自己周围，但是在该方案总的范围内提出了一些附带的然而又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何根据业已成熟的政治形势来走向起义？选择怎样的由革命的政治方面走向技术方面的桥梁？以及怎样带领群众走过这座桥梁？
　　属于左派的越飞支持10月10日的决议，但是有一点反对列宁：不能相信现在的问题是纯技术性的，现在也应该从政治观点来看待起义的时机。”恰好是最近一个星期证明，对于党、对于苏维埃以及对于群众来说，起义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正因为如此，10月10日规定的期限没有能够实现。
　　列宁提交的新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9页）结果该决议以20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获得通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了反对票。官方史学家引用这个数字作为彻底击败了反对派的证据。可是他们把问题简单化了。党内深处已经发生了如此有力的向左转，以致一些反对起义的人不敢公开表态，觉得抹掉两个阵营之间原则界线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尽管事先规定了日期，然而如果到10月16日革命还是不能实现，那么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把事情局限于空谈“起义方针”呢？很显然，从这次会议上显露出来的情绪来看，加里宁已经不再是那么孤单的了。季诺维也夫的决议称：“直到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商妥之前，起义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这个决议以6票赞成，15票反对，3票弃权被否决了。于是，这里出现了对各种观点的真正检验：一部分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支持者”实际上想把做决定一事推迟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与其中大多数本身就比较温和的外省布尔什维克进行重新协商。这样的人（把弃权者也算在内）在与会的24个人当中有9个，超过1/3。当然这仍然还是少数，不过对于司令部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这个少数无可救药的弱点是由它在党的下层组织和工人阶级当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而决定的。
　　第二天，加米涅夫根据同季诺维也夫的约定，在高尔基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反对党于前一天通过的决议的声明。加米涅夫这样写道，不仅我和季诺维也夫，而且一批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发现：在目前这样社会力量对比条件下和不顾距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还只有几天的情况下，贸然发动起义是毁灭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不可容许的步骤……最近几天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就等于采取绝望的步骤。而我们党太强大，它的前途太广阔，无须采取类似步骤……”机会主义者总是觉得自己“太强大”，无须参加斗争。
　　加米涅夫的信是对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宣战，而且是关系到谁也不打算开玩笑的一个问题。局面立即变得极其尖锐，而且它因有着共同政治渊源的某些其他的个人行为而变得复杂了。在10月18日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托洛茨基在回答反对者提出的问题时宣布，苏维埃没有规定要在近日发动起义，但是假如需要被迫做出决定时，那么全体工人和士兵就会像一个人一样采取行动。在主席团里面就坐在托洛茨基身旁的加米涅夫马上站起来做了简短的声明：他赞成托洛茨基说的每一句话。这是一个狡诈的举动：托洛茨基采用表面上的防守公式来对进攻政策进行法律上的掩盖，加米涅夫却企图利用与他存在着根本分歧的托洛茨基公式来掩盖绝对相反的政策。
　　为了消除加米涅夫诡计的影响，托洛茨基当天在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说道：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必须做的仅仅是好好组织，使之尽量少流血，尽量减少痛苦。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靠动摇不定和犹豫不决，而是要靠为政权开展顽强而英勇的斗争。”谁都明白，动摇这话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同伙而说的。
　　此外，托洛茨基还把加米涅夫在苏维埃发表的声明提交给下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进行审查。在两次会议之间，期望自己能放手从事反对起义宣传的加米涅夫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他缺席时问题变得一清二楚了。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已出现的局面完全是不能容忍的”，并且提议接受加米涅夫的辞职要求。[3]

[3]1929年出版的中央委员会1917年会议记录提到，仿佛托洛茨基是这样解释自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做的声明的：“它是为加米涅夫所迫做出的。”这里显然存在错误记载或者后来进行过反常的加工。托洛茨基的声明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解释：它是形势的产物。纯系非同寻常的偶然，完全支持列宁的莫斯科委员会就在同一天，即10月18日不得不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声明，它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转述了托洛茨基的简洁表述：“……我们不是阴谋家的政党，我们没有暗中约定自己的行动……当我们决定采取行动时，就会在自己的机关报上说明这一点……”否则就不能回答敌人的直接问题。可是，如果托洛茨基的声明不是，也不可能是受加米涅夫所迫而做出的，那么它就是被蓄意捏造的连坐损害了名誉。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托洛茨基没有机会可能在这个字母上面加一个必不可少的点（意为：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译者）的时候。

　　支持托洛茨基建议的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列宁的一封信，这封信痛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高尔基报纸上发表声明是工贼行径，并且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极点了，他说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托洛茨基除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了，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说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说明起义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等等），这个决定责成我们在公开言论中必须把‘过错’和起因都推到敌人身上，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加米涅夫的支吾搪塞简直是欺骗行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415页）
　　经过斯维尔德洛夫之口发出愤怒抗议的时候，列宁还不可能知道，季诺维也夫已经通过刊登在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上的一封信声称：他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与列宁所辩驳的观点相距很远”，因此他季诺维也夫“赞成托洛茨基昨天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做出的声明”。第三个反对起义的人卢那察尔斯基在报上表达了同样的情绪。除了恶意造成的混乱以外，刚好于中央委员会开会的那一天，即10月20日刊登在中央机关报上的季诺维也夫的信还附有编辑部同情性的注释：“我们同样表达这样的希望，即由于季诺维也夫做了声明（以及加米涅夫在苏维埃的声明），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列宁文章的严厉口气并没有改变我们根本上仍然是同志的事实。”这是一次新的背后攻击，并且是从谁也没有料的那个方向发出的。就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敌对地登报公开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起义决定的宣传之际，中央机关却在指责列宁的“严厉口气”，并且断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本上”还是自己的同志。仿佛那个时刻还有比起义更根本的问题！根据简要的会议记录来看，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做了这样的声明：“季诺维也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给中央机关报的信，以及编辑部所加的注释都是不能容忍的。”斯维尔德洛夫对这个抗议表示支持。
　　那时，进入编辑部的有斯大林和索科利尼科夫。会议记录写道：“索柯利尼科夫报告说，他没有参与编辑部关于季诺维也夫的信件声明一事，并且认为这个声明是错误的。”这就十分清楚，在距离起义开始只有四天的最紧急的时刻，是斯大林一个人违背编辑部另一个成员和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同情性的声明支持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事引起了极大的愤慨。
　　斯大林反对接受加米涅夫辞职，他证明“我们的整体状况是很矛盾的”，也就是说他担当起了为那些反对起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造成的人心纷乱进行辩护的责任。结果会议以5票同意，3票反对接受了加米涅夫的辞职。会议再次违背斯大林的意愿，通过了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的决定。记录写道：“斯大林声明退出编辑部。”为了不再加重实在并不轻松的局面，中央委员会拒绝了斯大林的辞职要求。
　　从围绕斯大林制造的传奇故事的角度来看，斯大林的上述举动看起来可能是无法解释的，实际上这样的举动跟他的精神气质和政治手段完全相符。在重大问题面前，斯大林总是回避，——这不是因为他像加米涅夫那样没有个性，而是因为眼界狭窄和缺乏创造性的想象能力。多疑的谨慎心理几乎本能地迫使他在重大决定性时刻和出现深刻分歧之际退到阴影里去，迫使他耐心等待，如果可能的话，给自己做双重保险。斯大林投票支持列宁的起义计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公开跳出来反对起义。可是，如果抛开列宁批评的“严厉口气”不论，那么“我们根本上仍然是同志”。斯大林绝对不是出于轻率而做出自己的注释的，相反，他仔细权衡了形势和仔细斟酌了词句。不过，10月20日他并不认为有彻底毁坏通向革命反对者阵营的桥梁的可能。
　　我们只得不按照原文，而是按照经过斯大林办公室加工过的官方文本来引述会议记录的记载，即便如此，它还是不仅显示出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各个人物的真实情绪，而且尽管它简短和枯燥，也还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党的领导层的真正全景图，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与一切内部矛盾和个别人不可避免的动摇相伴在一起的。那些对于人性的任何成分都不排斥的人不仅从整体上实现历史，而且在完成最勇敢的一次革命。难道这会贬低所完成事业的意义吗？
　　假如把拿破仑打的胜仗中最辉煌的那一次在银幕上展现出来，那么就会向我们显示与天才、胆略、应变能力、英雄气概一道出现的还有个别元帅的优柔寡断，不会看地图的将军们的混乱状态，某些军官的迟钝，好些整支部队的惊慌失措，直至由于恐惧而导致的肠胃失调。这种现实主义的文献可以证明，拿破仑的军队不是由神话般的自动机器组成的，而只不过是由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大变革时期培养出来的活生生的法国人组成的。即使展现人性弱点的画面也只是更加清楚地衬托出了人类整体的伟大。
　　事情过后来议论一场革命，要比在它实现之前使它具体体现出来容易一些。起义的临近过去会，将来也会不可避免地在发动起义的政党内部引发危机。迄今为止历史上所遇到过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政党的经验便证明了这一点。就在战役开始前几天，列宁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提出把自己两个最亲近和最有名的学生开除出党的要求，这事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后来把这场冲突归结为个人性格造成的“偶然事件”的尝试，是由把党的过去进行彻底宗教理想化的做法引起的。如果说列宁在1917年秋天比其他人更加彻底和坚定地反映了起义的客观必然性和群众举行革命的意愿，那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比其他人更露骨地体现了党内的阻碍倾向、犹豫情绪、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影响和当权阶级的压力。
　　假如仅10月一个月内在布尔什维克党上层发生的一切协商、辩论、个人争执都用速记法记录下来，那么后辈就可能会完全相信，开展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党内上层的决心是经过了多么紧张的内部斗争才得以形成。同时，速记记录会显示，无论多么革命的政党都需要内部民主，斗争的意志不是储藏的备用物品，也不是从上面迫使人接受的，——每一次它都必须得到独立自主的更新和锻炼。
　　1924年，斯大林引用本书作者关于“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的论点时发问：“既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不中用，……那么我们的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7—288页）俏皮并不能掩盖这种反对意见的粗浅做作。在教会描绘的圣徒中间，以及在圣徒候选人描绘的恶魔中间，都有活人的座位，而正是这些人在创造历史。布尔什维克高度的坚韧精神并不表现在没有分歧、动摇乃至震荡，而是表现在最困难的处境中它能及时克服内部危机，保证自己有可能对时局进行决定性干预。这也意味着党作为一个整体是完全适用于革命的工具。
　　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实际上认为自己着手实行改良的旧基础是十分牢固的，因而它难免要从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在无产阶级脊背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不过是第二等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已。布尔什维主义创造了真正的革命者典范，这些革命者使自己个人的生存条件、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评判服从与现存社会格格不入的历史目的。在党内就是靠高度警惕的不调和态度，才得以保持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必要的距离，列宁就是这种态度的激励者。列宁手持手术刀孜孜不倦地工作，切断由小资产阶级环境在党和官方舆论之间建立的那些联系。同时，列宁教导党要在蒸蒸日上的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上造成自己独特的舆论。就是这样通过选择和教育，布尔什维克在长期不断的斗争中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政治环境，而且创造了自己的道德环境。这是不依赖资产阶级社会舆论的，并且与它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的……唯其如此，才使得布尔什维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动摇，并且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了英勇果敢的决心。没有这种决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