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军事革命委员会

　　尽管7月底出现了转折，但8月期间在重新恢复过来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占优势的依旧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有些部队仍然弥漫着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猜忌。无产阶级没有武器，赤卫队手里总共才保有几千支步枪。在这样的形势下，起义只能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尽管群众重新涌向了布尔什维克。
　　9月份，形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将军们的叛乱过后，妥协派分子在卫戍部队中迅速失去了支持。对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变成了同情，在最差的情况下也是观望性的中立。但是同情还不是积极的因素。卫戍部队在政治上仍然是极其松散的，也像农夫一样充满疑虑：布尔什维克不会骗人吧？他们事实上给予了大家和平和土地吗？多数士兵还没有打定主意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既然卫戍部队成员中有一个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几乎完全难以化解的少数（五六千名士官生，三个哥萨克团，一个摩托营，一个装甲营）还没有消失，那么9月间冲突的结果就显得是颇有疑问的。于事有补的是，发展的进程还进行了一次直观教学，彼得格勒士兵的命运与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命运在其中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指挥武装力量的权力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权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强加给人民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曾经答应不解除参加过二月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不把它们调离彼得格勒。这就是与两个政权并存实质上不可分割的军事二元论形式上的起点。最近几个月来政治上的大幅度震荡——四月示威、七月危机、科尔尼洛夫暴动的策划与覆灭——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碰上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管辖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临时政府与妥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家庭事务的性质，通过友好协商便结束了。随着卫戍部队的布尔什维克化，事情走向了另一面。现在士兵自己已经想起了临时政府3月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又被二者违背了的承诺。9月8日，苏维埃士兵部提出了让因七月事件而调到前线的那些团队返回彼得格勒的要求，而参加联合政府的人正在绞尽脑汁，谋划如何把其余的部队调出去。
　　在一系列省会城市，情况与首都大致差不多。7—8月间，各地卫戍部队忍受了爱国主义的复兴；8—9月期间，已经恢复过来的卫戍部队经历了布尔什维克化。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说要重新安排和重新振作它们。临时政府准备对彼得格勒实施打击，并且从外省开始动手。政治动机精心隐蔽到了战略动机之下。9月27日，列维尔的城市和要塞苏维埃联席会议就调离部队的问题做出决定：在有关苏维埃事先同意这样做的情况下，对部队进行重新部署认为是可以的。弗拉基米尔苏维埃领导人问莫斯科的同事，克伦斯基下达的调走全部卫戍部队的命令要服从吗？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地区局确认：“对有革命情绪的卫戍部队下这样的命令是常有的事。”在交出自己的全部权力之前，临时政府企图掌管各个政府都拥有的根本权力——指挥武装力量。
　　遣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无论如何都必将把争取政权的斗争进行到底。以立宪民主党《言论报》为首的资产阶级报刊每天都在强调，不能让布尔什维克有“选择宣布内战的时机”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必须亲自出马打击布尔什维克。事先改变卫戍部队中的力量对比的企图不可避免地从这里流露出来了。在里加和蒙尊德群岛失陷以后，战略方面的理由看上去就显得够有力的了。军区司令部发布了改编彼得格勒驻军，以便让其上前线的命令。同时根据妥协主义者的主动建议，问题提交给了苏维埃士兵部。对手们的计划是不错的：向苏维埃提出战略性的最后通牒，通过一次打击连根拔掉布尔什维克的武力支柱；或者在遇到苏维埃反对的情况下，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与需要补充人员和需要换防的前线之间挑起激烈冲突。
　　苏维埃领导人对他们自己所处的陷阱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打算在迈出坚定的一步之前好好试探一下立足地是否坚实。只有确信拒绝的理由会被前线认真接受，才可以拒绝执行命令；不然，较为有利的做法就是通过跟战壕协商，让需要进行休整的前线革命部队与卫戍部队换防。就如前面所指出的，列维尔苏维埃已经表达出的正是这种精神。
　　士兵们则更加直率地面对问题。现在深秋季节开赴前线，要容忍新的冬季战役——不行，他们头脑根本没有装进这种想法。爱国主义的报纸旋即对卫戍部队进行狂轰滥炸：因无所事事而发胖的彼得格勒驻军各团再次背弃了前线。工人为士兵打抱不平。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头一个站起来抗议调走这些团队。这个问题不仅在兵营，而且在工厂都再也没有撤下议事日程。这也使得苏维埃的两个部[1]相互接近得更紧密了。各团开始特别友善地支持把工人武装起来的要求。

[1]指士兵部与工人部。——译者

　　妥协主义者企图用彼得格勒失守的危险重新加热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10月9日，他们向苏维埃提议建立“革命防御委员会”，它本身的任务是在工人积极协助下参与首都的保卫工作。苏维埃拒绝“为临时政府的所谓战略，其中包括把部队调离彼得格勒”承担责任，但是又不赶紧就那个命令的实质发表意见，而是决定审查它的动机和理由。孟什维克打算提出如下抗议：阻碍指挥人员的作战命令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仅仅在一个半月以前，同样是他们对科尔尼洛夫耍阴谋的命令说过同样的话，也有人对他们提醒过这一点。为了检验把驻军团队调走是迫于军事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就需要一个专门机关。让妥协主义者大吃一惊的是布尔什维克接受了“防御委员会”的主张：正是这个机构应该把与保卫首都有关的全部手段都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是重要的一步。苏维埃把一件危险的工具从敌人手里夺过来了，从而为自己保留了依据形势做出无论往何处调动部队的决定的机会，不过无论怎样调动都是反对临时政府和妥协主义者的。
　　布尔什维克更加自然地采纳了建立军事委员会的孟什维克方案，其实此前他们在自己内部多次讨论过为领导即将举行的革命及时推出有权威的苏维埃机关的必要性。党的军事组织甚至拟定了相应的方案。直至那时不能克服的困难就在于使起义机关与选举产生的和公开活动的苏维埃相互协调配合，何况敌对党派的代表也进入了苏维埃。对于使建立革命的司令部变得简单易行来说，孟什维克的爱国主义倡导来得再适时不过了，这个司令部不久便更名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并且成了十月革命的主要杠杆。
　　在上面记述的事件过去两年之后，本书作者在一篇专门论述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写道：“调走部队的命令刚从军区司令部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个问题在其自身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获得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前景就变得一清二楚了。”起义的主张马上得开始找到一个化身。无须再发明一个苏维埃机关了。即将成立的委员会的真实目的由下面这个事实，即托洛茨基在同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退出预备国会的报告结尾高喊的口号毫不含糊地强调出来了”直接与公开争取国家革命政权的斗争万岁！”把这个口号翻译成苏维埃的合法语言就是：“武装起义万岁！”
　　恰好就在第二天，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把武装起义作为目前实际任务的决议。从此，党有了一个明确而必须执行的战斗方针。防御委员会纳入了为政权而开展的直接斗争之中。
　　临时政府及其盟友用一个个同心圆围住卫戍部队。10月11日，北方战线司令官切列米索夫将军向陆海军部长报告，称军队委员会要求用彼得格勒的后勤人员替换已经疲惫的前线部队。在这种场合，战线司令部只能是军队的妥协派分子与他们那些竭力为克伦斯基的计划提供更多掩护的彼得格勒领袖之间的传话设施。联合派政党的报刊用来给包围战伴奏的是爱国主义狂怒的交响乐。但是，各团和工厂每天举行的聚会说明，有产阶级的音乐在底层没有产生一点哪怕是最为微小的印象。12日，首都最革命的一个工厂（老帕尔维埃宁工厂）的工人全体会议回答资产阶级报纸的诬蔑说：“我们坚定声明，必要时我们将会上街。即将来临的斗争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将成为斗争的胜利者。”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设立一个小组为“防御委员会”草拟章程的同时，也给这个即将产生的军事机关指定了如下一些任务：与北方战线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建立联系，与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和芬兰地区苏维埃建立联系，以便弄清军事形势和阐明必要措施；清查彼得格勒卫戍区及其周围地区的人员组成情况，以及战斗装备和粮食供应状况；在士兵和工人群众中实行维护纪律的措施。条款无所不包同时又含糊不清：所有这些几乎都处在首都防御和武装起义之间的界线上。不过，到此前为止互相排斥的这两项任务现在实际上互相接近了：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中以后，苏维埃必将承担起武装保卫彼得格勒的任务。防御的伪装成分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起义前夕的环境中产生的。
　　为了进行同样的伪装，为委员会草拟章程那个小组为首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年轻而谦逊的军需官、社会革命党人拉齐米尔，他是起义爆发前已经完全与布尔什维克一道行进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一，当然，他们并非总是预见到这会把他们引向何方。拉齐米尔的最初方案在两个方面经托洛茨基校订过，控制卫戍部队的实际任务规定得更准确了；革命的总目标则被进一步掩盖起来了。在两名孟什维克抗议的情况下，执行委员会赞成的方案把苏维埃主席团和士兵部成员，以及舰队、芬兰地区委员会、铁路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会、党的军事组织、赤卫队等组织的代表列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之中。组织基础跟其他许多场合是相同的。但是，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事先被他担负的新的任务确定下来了。可以猜想得到：各组织将会派出那些熟悉军事事务的或者接近卫戍部队的代表。应该由职能决定机关的性质。
　　另一个新生事物也差不多同样重要：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卫戍部队的常设会议。士兵部在政治上代表卫戌部队，它的代表是在党的旗帜下选出来的。卫戍部队会议也必须由各团委员会组成，这些委员会主管本部队的日常生活，它们是“行会的”、讲究实际的和最直接代表部队的代表制。各团委员会与工厂委员会之间的相似性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借助苏维埃工人部，布尔什维克就能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很有把握地依靠工人。但是要成为工厂的主人，就必须带领工厂委员会跟自己走。苏维埃士兵部的人员构成也保证了大多数卫戍部队在政治上同情布尔什维克。可是要实际上指挥军队，就需要直接依靠各团的委员会。这就能解释清楚，在行将爆发起义的时候，卫戍部队会议为什么站到了前列，自然而然地就把士兵部挤到一边去了。其实，士兵部最重要的代表也参加了卫戍部队会议。
　　在此前不多几天写的文章《危机成熟了》中，列宁用责备的口吻问道：“党在研究军队布防……等等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7页）尽管军事组织进行了忘我的工作，列宁的责难还是对的。由对武装力量和军事手段进行纯粹参谋机关式的研究给党带来了困难，因为缺乏素养，门径也没有找到。自从卫戍部队会议登上舞台以来，形势马上发生了变化。从此，不仅首都，而且周围距它最近的驻军活生生的全景每天都在领导人的眼前移动过去。
　　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拉齐米尔小组草拟的章程进行了审核，尽管会议带有封闭的性质，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带有隐喻的特征：“说的是这件事，所指的却是另一件事。”苏哈诺夫这样写并非没有根据。章程计划在委员会下面设立防守、补给、联络和情报等部门，这是一个司令部或者是一个与司令部对等的机关。提高卫戍部队战斗力被宣布为卫戍部队会议的目标。这里没有说假话，但是战斗力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运用方式。孟什维克无奈又气愤地确信，他们基于爱国主义提出的主张变成了准备起义的掩护。伪装极少是不易识别的：大家都明白它意味的是什么，可是同时它又能不可抗拒地保留下来，要知道以前妥协主义者自己也完全就是如此行事的。紧急时刻他们在自己周围部署警卫部队，并且建立与国家机关平行的政权机关。布尔什维克看起来仅仅是追随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然而，他们在旧形式中装进了新的内容。从前为达成妥协采用的手段现在却在导致内战。孟什维克要求记录写明，他们是整个地反对这一切事情的。这个空谈的请求得到了尊重。
　　第二天，在士兵部（不久以前它还是完全由妥协主义者近卫军组成的）就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卫戍部队会议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这次意义最为重要的会议上，有权利占据主要位置的是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水兵德宾科，他是一个黑胡子大块头，不习惯说话吞吞吐吐。这位赫尔森福斯来客的讲话像一股清新而强烈的水流注入了卫戍部队凝重的氛围。德宾科谈到了舰队同临时政府彻底决裂和以新的态度对待指挥人员的问题。在最近的海战开始之前，海军上将询问那些天召开的水兵代表大会：战斗命令会得到执行吗？“我们回答说：在我们的监督下会得到执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出来……舰队有覆灭的危险时，那么司令官就会第一个被吊死在桅杆上。”对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来说，这是崭新的语言。在舰队它也只是到最后几天才得到使用。这是起义的语言。一小撮孟什维克躲在角落里张皇失措地埋怨唠叨。主席团也不无恐慌地不时看一眼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的身着灰色军大衣的人群。他们的队伍里连一声抗议也没有发出！眼睛在激动兴奋的脸上闪闪发光。勇敢的气息在会场上空飘荡。
　　因普遍的同情而激情迸发的德宾科最后满怀信心地宣布：“有人说，为了保卫通向彼得格勒，包括通向列维尔的要道，必须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出去。请你们不要相信。我们自己来保卫列维尔。你们留下来在这里保卫革命的利益……当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时，我们会亲口对你们说的，我相信你们会支援我们的。”这个呼吁再好也不过地装进了士兵的头脑，引发了一阵真正的热情旋风，某些孟什维克的抗议被不留踪影地淹没在其中了。从此，调走卫戌部队诸团队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了。
　　拉齐米尔报告的章程草案以283票多数赞成，1票反对，23票弃权获得通过。这些连布尔什维克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数字测出了群众革命压力的程度。投票结果意味着士兵部公开和正式地把卫戌部队的指挥权从政府的司令部手里转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手里。即将来临的事变将会证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示威行动。
　　就在这同一天，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在其下面设立特别的赤卫队部门的通知。在妥协主义者得势时受到藐视甚至遭到追究的武装工人一事，现在成了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士兵对赤卫队的疑虑态度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相反，在各团做出的所有决议中，都提出了武装工人的要求。从此以后，赤卫队和卫戍部队并肩站在一起了。而且，很快又因它们共同隶属于军事革命委员会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临时政府深感不安。10月14日早晨，在克伦斯基那里举行了部长会议，会议同意由司令部采取措施来对付行将发生的“武装暴动”。这班当权者猜测，这一次事件是仅限于武装示威游行还是会走到起义地步呢？军区司令部对报界代表说：“对发生任何事件，我们都做好了准备。”注定要失败的人在自己灭亡前夕，往往要经历一次精力的高涨。
　　在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达恩模仿此刻正躲藏在高加索的策烈铁里的六月腔调，要求布尔什维克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他们要武装暴动吗？如果想，那么在什么时候？从梁赞诺夫的回答中，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得出了不无道理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在准备发动起义并且将领导起义。孟什维克的报纸写道：“看来，在夺取政权之际，布尔什维克的盘算指靠的是不调走卫戍部队。”但是夺取政权在这里加上了引号：妥协主义者还不当真相信有危险。他们所担心的主要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是一场新的内战的结果会使反革命取得胜利。
　　把工人武装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后，苏维埃便为自己获取武器开辟了道路。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马上出现。在这里，实践中每向前迈出的一步都得到了群众的提醒。需要做的仅仅是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事件过了4年以后，托洛茨基在专为十月革命举行的一次回忆晚会上说道：“当一个工人代表团来到会场并且说我们需要武器时，我说：‘然而军械库不在我们手里，不是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就去谢斯特罗茨克兵工厂。’‘啊，那又会怎样？’‘那里的人说：如果苏维埃下命令，我们就给。’于是我开具了一张要5000支步枪的凭据，他们在那一天就得到了这些枪支。这就是第一次经历。”敌人的报刊马上大喊大叫起来，说什么凭一个还在受到叛国罪指控和取保出狱的人开的一张单据，就让国家兵工厂发了货。临时政府则默不作声。但是民主派的最高机关登台了，它发布了一项严厉命令：没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许可，谁也不能把武器发出去。看来，在发放武器的问题上，达恩或者郭茨很少能令行禁止，如同托洛茨基很少能发号施令一样，因为兵工厂和军械库是由政府管辖的。可是，每逢重大时刻蔑视官方政权已经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传统，并且牢牢地成了政府自身的习惯，因为它符合事物的本质。然而，传统和习惯在另一端还是遭到了破坏，工人和士兵不再区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雷声与克伦斯基的闪电，对两者统统不予理睬。
　　以前线的名义调走彼得格勒驻军各团要比以后方办公室的名义方便。出于这个考虑，克伦斯基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划归北方战线总司令切列米索夫指挥。在作为政府首脑的克伦斯基取消自己对首都军事事务的领导的同时，作为最高总司令的克伦斯基又用让首都服从自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同样，面临要咬开坚硬核桃的切列米索夫将军向特派委员和军队委员会委员求助。通过共同努力制订出了一份最新的行动计划。10月17日，战线司令部同各军队组织一起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叫到了普斯科夫，为的是当着战壕的面向后者提出支持自己的要求。
　　除了接受挑战以外，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其他任何选择。10月16日会议决定成立的一个数十人的代表团，由苏维埃成员和各团代表大致各一半组成，领导该代表团的是苏维埃工人部主席费多罗夫与士兵部以及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拉舍维奇、萨多夫斯基、梅霍诺申、达什凯维奇等。几个参加代表团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答应一定在普斯科夫维护苏维埃的政策。在出发前举行的代表团会议上，通过了由斯维尔德洛夫提交的一份声明草案。
　　就在这同一次苏维埃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章程。这个机构还没来得及降生，很快就在敌人眼睛里形成了越来越可憎的面貌。一位反对派发言人提高声调说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回答这个直率的问题：他们准备发动起义吗？这是怯懦或者不相信自己力量的表现。”会场上一齐发出了笑声：一个执政党的代表要求发动起义的政党向它敞开自己的心扉。这个发言人接着说，新成立的委员会不是别的什么组织，就是“夺取政权的革命司令部”。他们孟什维克是不会加入的。“你们有多少人呢？”席位上发出喊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孟什维克的确不多，总共才有50人。但是他们实在知道：“群众并不同情发动起义。”托洛茨基在自己简短的回答中没有否认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政权：“我们并没有把这事当作秘密。”可是如今问题不在这里，临时政府提出了把革命部队调离彼得格勒的要求，“于是我们必须说‘是’还是‘不’。”拉舍维奇的草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获得通过。这位主席提议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二天就着手开展工作。这样一来，事情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同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再次向临时政府报告了布尔什维克准备发动起义的情况，报告维持着信心十足的口气：卫戍部队总体上站在政府一边，士官学校收到了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在告全城居民书当中，波尔科夫尼科夫要人们相信在需要的时候，他会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社会革命党人的市长什雷杰尔恳求“不要造成混乱局面，以免给首都带来真正的饥荒”。报纸发出了威胁和叫喊，示威和恫吓，调门也越来越高了。
　　为了激发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团的想象力，在普斯科夫准备了一个军事戏剧场景的接待会。在司令部的房间里，将军大人、以沃伊廷斯基为首的高级特派委员和军队委员会的代表围坐在一张用巨幅地图覆盖的桌子四周。司令部各部门长官做了陆地和海上军事形势的报告。所有报告人的结论都归结为一点：必须立即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出来保卫通向首都的交通要冲。特派委员和军队委员会委员愤慨地否认有关暗中怀有政治动机的嫌疑，全部行动都是迫于战略需要而开展的。苏维埃代表没有反对的直接证据。在类似案件中，罪证不会堆放在大街上。但是总体形势驳倒了出于战略方面的理由。前线不是缺人，而是人不愿意去打仗。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情绪根本不能加固已经动摇的前线。况且，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教训还留在大家的记忆中。彻底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代表团轻而易举地就顶住了司令部的进逼，返回彼得格勒时比出发时意见更加一致了。
　　当事人没有掌握的那些直接罪证此后被历史学家掌握了。一次秘密的军事通讯证明，不是前线需要彼得格勒的团队，而是克伦斯基要把它们硬塞给前线。北方战线总司令直接打电报回答陆海军部长说：“秘密。17日，X。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派往前线的主意是您而不是我提出来的……既然很清楚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都不愿意上前线，也就是说它们没有战斗力，所以我在与您的代表——那位军官的私下交谈中说到……这样的部队在我们前线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您表达的把它们派往前线的愿望，我过去没有拒绝，现在也不会拒绝它们，如果您像以往那样认为把它们调离彼得格勒确有必要的话。”这封半辩论性的电报可以这样进行解释，即切列米索夫这位热衷高层政治的，在沙皇军队中被认为是 “红色将军”的，以及后来如米留科夫所说，成为“革命民主派红人”的将军，看来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在临时政府跟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中最好巧妙地与前者断绝往来。切列米索夫在革命的那些日子里的行为充分证明了这种解释。
　　由卫戍部队引发的斗争跟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引发的斗争交织起来了。离原先预定的期限只剩下四五天了。因代表大会的缘故，“发动”一事更让人期待了。人们猜测，如同七月那样，运动当是以伴有街头战斗的群众武装游行的形式开展。右翼孟什维克波特列索夫显然是依据反间谍机关或者大胆伪造文献的法国军事使团的资料，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讲述布尔什维克武装暴动的计划应该是于10月16日夜间实现。随机应变的计划作者没有忘记预见，布尔什维克身边带着一批“可疑分子”出现在一座城门旁边。近卫团的士兵们嘲笑起人来并不比荷马笔下的诸神差。当在苏维埃会议上宣读波特列索夫的文稿时，斯莫尔尼宫的白色廊柱和枝形吊灯架也因排炮似的哈哈大笑晃动起来了。擅长对出现在其眼中的事物视而不见的贤明政府因荒谬的伪造文件感到非常吃惊，于是急忙在半夜两点钟开会讨论回击“可疑分子”。在经克伦斯基与军事当局重新协商以后，必要的措施制订出来了：加强冬宫和国家银行的警卫，从奥拉宁鲍姆召来两个准尉学校的兵员，甚至从罗马尼亚战线调来装甲车。用米留科夫的话来说就是：“在最后时刻，布尔什维克取消了自己的准备工作。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还不清楚。”事件过去几年以后，这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还仍然宁愿相信这个自相矛盾的臆说。
　　当局指派警察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巡逻以便发觉准备发动起义的蛛丝马迹。警察局的报告乃是生动的观察与警察迟钝的结合品。在分布着一系列大型工厂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地区，巡逻人员看到的是十分平静的情景。在维堡区，必须推翻政府是一件公开宣传的事情，可是“表面上”也是平静的。瓦西里耶夫岛区人们情绪激昂，然而这里也看不出有“临近发动的表面迹象”。纳尔瓦方面仍在进行有利于武装暴动的强有力宣传，但是又不能从任何一个人那里得到问题的答案：究竟什么时候发动？要么日期与时刻处于最严格的保密状态，要么确实谁都不知道。当局于是决定：在边缘地带加强巡逻队，警察局特派委员必须更频繁地检查岗哨。
　　莫斯科自由主义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对警察局的报告做了颇为不错的补充：“在边缘城区，在彼得格勒的涅瓦、奥布霍夫、普梯洛夫等工厂，布尔什维克为武装暴动在竭尽全力进行宣传。工人的情绪是如此激昂，使得他们随时都在准备出动。最近几天在彼得格勒可以看到前所未有的逃兵潮……华沙车站由于两眼发红和满脸怒气的形迹可疑的士兵太多而不能通行……有消息说，觉察到了发财机会的成批盗窃团伙来到了彼得格勒。挤满了茶馆和赌窟的可疑武装人员组织起来了……”在这里，小市民的恐惧和警察的胡话与严酷的现实混杂在一起。在革命危机临近结束之际，把社会最底层深处的东西彻底给暴露出来了。无论逃兵，还是盗窃团伙或者贼窝都实实在在传来了即将爆发地震的隆隆响声。社会上层浑身发抖地眼望着制度本身肆意横行的力量，眼望着它的毛病和祸根。革命并没有制造出这一切，它只是把它们揭露出来罢了。
　　这些日子里，喜欢挖苦却又不乏观察力及独特敏锐目光的反动分子布德别尔格男爵（他已经为我们所知）在德文斯克的军司令部里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准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和老式及三月时候的形形色色的革命者猜度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他们在用尽气力吱吱乱叫，很像那些用敲打响器来防止月食发生的穆斯林。”
　　10月18日，卫戍部队会议首次召开。发给各个部队的电话通知号召它们放弃擅自越权的行为，只执行那些有士兵部副署的司令部命令。这样，苏维埃进行了公开把卫戍部队控制权拿到自己手中的决定性尝试。电话通知实质上无非就是推翻现存政权的号召书。可是，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在两个政权结构内由布尔什维克取代妥协主义者的和平举动。实际上这可以归结为同一种解释，不过更加灵活的解释为幻想留下了佘地。自认为是斯莫尔尼宫主人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试图暂缓发出电话通知。这样做只不过再一次损害了自己的名声。彼得格勒近郊各团和各连委员会的代表聚会在规定的时刻召开了，而且参加的人非常多。
　　多亏对手制造的气氛，卫戍部队会议与会者的报告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行将到来的“武装暴动”问题上。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交流经验现象，领导人未必有勇气自己主动来做这事。表示反对发动的有彼得戈夫准尉学校和第九骑兵团。近卫骑兵各补充连则采取中立立场。奥拉宁鲍姆准尉学校只服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挥。不过，敌对的和中立的票数也就到此为止了。一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号召便准备出动的部队经证实有：伊戈尔团、莫斯科团、沃伦斯基团、巴甫洛夫团、科克斯戈利姆团、谢苗诺夫团、伊兹梅洛夫团、第一轻步兵团、第三预备团以及波罗的海海军第二陆战队、电气技术营、近卫炮兵营。掷弹兵团只依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号召才发动起义：这就足够了。重要性小一些的其他部队则向多数看齐。就在不久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不无根据地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视为自己力量的来源，这一次它的代表差点没被一致拒绝在会上发言讲话。既无能为力又愤愤不平的他们离开了这个“没有得到授权的”会议，而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随即重申：不论什么命令，只要没有经彼得格勒苏维埃盖印，就是无效的。
　　在最近几个月特别是最近几个星期，卫戍部队意识中已经有了准备的东西现在定型下来了。临时政府比人们能想到的还要无足轻重。虽然城市为可能出大事和发生流血战斗的传闻而吵吵嚷嚷，但是布尔什维克占了绝大多数的各团委员会会议实际上使得无论游行示威还是大规模战斗都成为多余的了。卫戍部队满怀信心地走向革命，而且它不是把革命作为起义，而是作为苏维埃决定支配国家命运无可争辩的权利的实现来接受。在这个运动中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然而同时也有相当沉重的成分。党必须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各团队的政治步伐，因为它们当中大多数在等待来自苏维埃方面的号令，一部分则在等待来自苏维埃代表大会方面发出的号令。
　　为了排除进攻过程中出现的危险或者哪怕只是暂时的混乱，就有必要回答不仅困扰敌人，而且困扰朋友的一个问题：起义真的会在今天或者明天爆发吗？在电车中，在大街上，在商店里，人们都只谈论一个话题——即将发生的起义。在冬宫和司令部前面的宫殿广场上出现了长长的军官队伍，他们是毛遂自荐来帮助政府的，为此他们得到了左轮手枪。可是一到危险时刻，无论是左轮手枪还是它们的主人都会不见踪影。今天所有报纸的头版文章专门谈论起义问题。高尔基要求布尔什维克——但愿他们不是“野蛮人群没有主见的傀儡”——驳斥流言。在工人街区尤其是在各团队，出现了莫名的恐慌。难道这样的事开始发生了：没有它们参加的发动正在准备中。那会是谁呢？为什么斯莫尔尼宫保持沉默呢？作为公开的议会机关和作为革命司令部的苏维埃的矛盾处境在最后一个关口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要继续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在苏维埃晚间会议结束时说道：“最近几天，报纸上满是关于即将爆发起义的消息、传闻和文章……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的颁布是众所周知的事，苏维埃——作为选举产生的机关……不可能有工人和士兵不知道的决定……我代表苏维埃声明：无论何种武装暴动我们都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如果根据事态进展，苏维埃不得不决定采取行动，那么只要一召唤，工人和士兵就会像一个人一样行动起来……有人指出，我签署了一份5000支步枪的单据——不错，是签署了……苏维埃以后会把工人赤卫队组织和武装起来。”代表们明白了：战役临近了，但是没有他们和不经过他们就不会有什么信号。
　　但是，除了令人放心的解释以外，清晰的革命前景对群众而言也是十分必要的。报告人将调走卫戍部队和即将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两个问题合二而一：“我们和政府有冲突，而且它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我们不容许……出现彼得格勒与它的革命卫戍部队分离的情况。”这个冲突自身要服从即将到来的另一个冲突：“资产阶级知道，彼得格勒苏维埃将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议把政权拿到自己手中来——于是，预见到不可避免要发生战斗的资产阶级就要力图解除彼得格勒的武装。”在这篇讲话里，革命的政治开端第一次十分明确地体现出来了：我们准备夺取政权，我们需要卫戍部队，我们不会交出它。“在反革命尝试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们就会用无情的和实施到底的反攻来回答它。”宣布发动坚决的政治攻势这一次是以军事自卫的形式做出的。
　　苏哈诺夫带了一个行不通的方案出席这次会议，要求苏维埃为高尔基诞辰举行纪念会。后来他为这一天系好的革命之结做了一个不错的注释。对斯莫尔尼宫而言，卫戍部队问题就是起义问题。对士兵而言，这是一个事关他们命运的问题。“很难想象这些天还有更加适当的政策出发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苏哈诺夫认为布尔什维克总的政策是毁灭性的。他与高尔基以及数以千计的激进国际主义一起，极其害怕那些似乎是“野蛮的人群”，而后者正在按照出色的计划每天都在扩展自己的攻势。
　　苏维埃强大得足以公开宣布国家革命的纲领甚至为革命规定期限。同时，在直至它们自己预定的完全胜利那一天之前，苏维埃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问题上还是显得无能为力。政治上已经归零的克伦斯基仍然在冬宫发布政令。作为不可摧毁的群众运动鼓舞者的列宁仍然处在地下状态，而司法部长马利安托维奇在这些天再次对检察长签发了逮捕列宁的命令。甚至在自己的领地斯莫尔尼宫，拥有无限力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似乎只能靠施舍过活。建筑、钱柜、发行处、汽车、电话的支配权仍然掌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里，而后者自身只是靠细如丝线的继承性才得以维持。
　　苏哈诺夫讲到，深夜散会后他出门来到斯莫尔尼宫前面广场上的小公园，当时伸手不见五指，并且下着倾盆大雨。成群的代表在两部冒着热气和油烟的汽车旁边绝望地来回踏步，汽车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获准从执行委员会豪华的车库里开出来的。这位无所不在的观察者讲述道，走近汽车的“也有主席托洛茨基。可是，站立和观望了一阵以后，他笑了笑，接着踩着积水消失在黑夜中了”。在电车场，苏哈诺夫遇见了一个个子不高，蓄着黑色胡须，外表显得谦逊的男人。陌生人试图安抚因回家路长而苦恼的苏哈诺夫。这个人是谁？苏哈诺夫问同行的一个女布尔什维克。“党的老工作者斯维尔德洛夫。”不到两星期之后，这个黑胡须的小个子男人便成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看来，斯维尔德洛夫是用感激之情来安慰同路人的：因为此前八天时，在苏哈诺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他家里举行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正是那次会议把武装革命提上了议事日程。
　　次日早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企图使时局的车轮往回转。主席团召开了一次“合法的”卫戍部队会议，拉来开会的是些落后的很久没有改选的，而且前一天也没有出席会议的委员会。对卫戍部队附加的检验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因而更加清楚地证实了昨天的场面。这次表示反对发动的有彼得保罗要塞驻军的多数委员会以及装甲营委员会。两者都宣布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这一点。
　　这座要塞建在濒临涅瓦河以及连接它的一条运河汇合处的一座岛上，位于市中心和两个区之间，它控制着附近的桥梁，掩护着或者说相反暴露了通向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要道。要塞在大规模战役中没有什么军事意义，但在巷战中可以说是很有分量的。此外，这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即要塞还有一个枪械弹药十分充足的冠堡军火库。工人需要步枪，而最革命的团队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在巷战中，装甲车的重要性更无须多说。如果它们在政府一边，就能造成许多无谓的牺牲；在起义一方，则会缩短通向胜利的道路。布尔什维克最近几天务必要特别注意要塞和装甲营。在其他方面，今天会议上的力量对比与昨天是一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通过自己非常谨慎的决定的尝试遇到了压倒多数的冷淡抵制。会议不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召集的，它不认为自己拥有做出决定的全权。是妥协主义领导人自己招来这次额外打击的。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现从下面通向各团队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于是企图从上面掌控卫戍部队。根据同司令部达成的协议，它任命社会革命党人马列夫斯基上尉为全军区首席特派委员，并且表示同意在苏维埃特派委员服从首席特派委员的条件下承认他们。通过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上尉来骑在布尔什维克卫戍部队头上的企图显然是毫无希望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否决了这一企图，也停止了继续谈判。
　　波特列索夫揭发的10月16日夜间起义并没有发生。现在敌人又蛮有把握地说出了一个新的日期：10月20日。众所周知，苏维埃代表大会原先就定于这一天开幕，而作为大会影子的起义要在代表大会之后举行。代表大会固然已经往后推延了5天，不过事情依旧：物体移动了，影子却原地不动。这一次临时政府采取了决不容许“发动”的一切必要措施。在边缘市区布置了得到加强的哨位；哥萨克巡逻队通宵在工人区巡逻；在彼得格勒各重要地点暗中部署了骑兵的后备队；警察奉命做好战斗准备，其一半人员不间断地守卫委员办事处；在冬宫旁边停放着装甲车，架起了轻炮和机关枪；通向冬宫的要道都有卫兵把守。
　　谁都没有准备和谁也没有号召举行的起义这一次同样没有发生。这一天比以前许多个日子过得更加平静，工厂也没有停工。达恩主编的《消息报》正在庆祝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们在彼得格勒举行武装暴动的冒险——这件事已经结束了。”联合起来的民主派仅仅只发一回怒，布尔什维克就崩溃了。“他们已经在退缩。”按字面确实可以认为：通过不合时宜的恐惧和也不太合时宜的胜利号角，昏了头的敌人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目标：把自己这边的“舆论”弄糊涂，同时把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掩盖起来。
　　10月9日首次做出的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直到一个星期后才获得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苏维埃不是一个政党，它的机器十分笨重。还需要4天时间来组建这个委员会。然而这10天并没有白白浪费掉：掌握卫戍部队的工作在全速进行。各团委员会会议有效地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武装工人一事向前推进了，所以直到10月20日，也就是距离起义5天之际才着手工作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里马上掌握了足够完备的手段。由于妥协派方面的抵制，参加委员会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就使任务变得比较容易和简单了。社会革命党人中只有拉齐米尔一个人在其中工作，他甚至当上了执行局的负责人，这是为了更明确地强调这个机构的苏维埃性质，而不是它的党派性质。委员会的主席是托洛茨基，主要工作人员有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夫申柯、拉舍维奇、萨多夫斯基、梅霍诺申，委员会实际上只依靠布尔什维克。列入章程的所有机构的代表都参加了委员会，它大概一次全体会议也没有开过。日常工作是通过主席领导下的执行局进行的，而且所有重要场合都吸收斯维尔德洛夫参加。这就是起义的司令部。
　　委员会的公告简略地记录下了它最初采取的步骤：任命了一批特派委员来“监督和领导”卫戍区战斗部队以及某些机构和军火库。这意味着苏维埃在政治上掌握了卫戍部队以后，现在又让它在组织上服从自己。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全体特派委员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组织在彼得格勒大约有1000人，当中有不少立场坚定和奋不顾身地忠于革命的士兵与年轻军官。七月事件后，他们在克伦斯基的监狱里面经受了必要的锻炼。从他们当中选拔的特派委员在卫戍部队里找到了用武之地，士兵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完全自愿服从他们。
　　主动控制各个机关的行动往往是从下面开始采取的。彼得保罗要塞军火库的工人和职员提出了必须对运出的武器进行监督的问题。派往那里的特派委员成功阻止了给士官生增发武器，扣留了原定运往顿河地区的1万支步枪，以及给许多可疑组织与人物的小批零散武器。监督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军火库，甚至私人武器商店。要使管理人员的反抗立即遭到失败，只要诉诸这些机构或者商店的士兵、工人或者职员委员会就够了。从此以后，只有根据特派委员会签署的单据才能放行武器。
　　印刷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敦促军事革命委员会要注意不断增多的黑帮传单与小册子，结果做出了如下决定：不管遇到什么可疑情况，印刷工会都将问题提交军事革命委员会解决。在对反革命宣传印刷品进行监督的所有可能形式中，通过印刷工人进行的监督是最有效的一种。
　　苏维埃并不限于正式驳斥有关起义的流言，并且公开定于10月22日星期天对自己的力量进行和平检阅，不过不是采用上街游行的形式，而是采用在工厂、兵营和首都各个大型场所举行集会的形式。神秘的圣礼崇拜者也定于同一天在首都大街上举行宗教游行，其明显目的就是要引发流血的混乱局面。以一群不知名的哥萨克名义发出的呼吁书敦请公民加入“纪念1812年把莫斯科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十字架游行行列。尽管选择的借口不是很现实，但是发起者还是向大牧首建议为哥萨克武装“保卫俄罗斯国土免遭敌人侵犯”举行祝福仪式，这就显然与1917年有关。
　　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游行示威。因为宗教界在彼得格勒群众中间没有什么影响，它只能在教会的经幡下鼓动那些可怜的黑帮残余来反对苏维埃。但是，有反间谍机关老练的奸细和哥萨克军官的怂恿，就不排除有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始对哥萨克各团施加强有力的影响。更加严格的制度被引进了革命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建筑。“要进入斯莫尔尼宫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约翰·里德写道，“通行制度每时每刻都在变，因为有奸细经常混进来”。
　　在10月21日专门为纪念第二天“苏维埃日”而举行的卫戍部队会议上，报告人建议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来应付可能发生的街头冲突。立场最左的第四哥萨克团通过自己一位代表之口宣布，该团不参加十字架游行。第十四哥萨克团保证说，它将全力投入反对反革命侵犯行为的斗争，但同时又认为夺取政权的行动是“时机不当的”。3个哥萨克团当中只有最落后的乌拉尔团没有出席会议，该团是7月为了击败布尔什维克而开进彼得格勒的。
　　会议根据托洛茨基的报告通过了三个简短的决议：一、“彼得格勒及其四郊卫戍部队向军事革命委员会承诺，全力支持其实施的一切措施……”二、“10月22日是和平检阅兵力的日子……卫戍部队向哥萨克呼吁……我们邀请你们参加我们明天召开的会议。谨致良好祝愿，哥萨克兄弟！”三、“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应当夺取政权，并且保证给人民以和平、土地和面包”。卫戍部队庄严承诺把自己的全部兵力交由代表大会指挥。“请你们信赖我们，士兵、工人和农民的全权代表。我们全体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准备争取胜利或者做出牺牲。”数百人举手赞成这些认可起义纲领的决议，有57人弃权：这是一些保持“中立”的，也就是动摇不定的反对派。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套在二月制度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了牢固的结。
　　十字架游行的幕后发起人“根据军区总司令的建议”放弃了自己的游行示威，这事在当天就已经广为人知了。这个精神上的重大成功最好不过地测试出了卫戍部队会议施压的威力，它让人正确地估计到敌人一般来说明天不敢朝街上探出脑袋。
　　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任命了三位特派委员：萨多夫斯基、梅霍诺申和拉齐米尔。只有他们当中一人签字盖印以后，司令官发布的命令才有效力。遵循斯莫尔尼宫的电话铃声，司令部为代表团派来了汽车：两个政权并存的惯例仍然有效。但是，与期望相反，司令部的客气态度并不意味着它甘愿做出退让。
　　听完了萨多夫斯基的声明以后，波尔科夫尼科夫回答说，他不承认任何一个特派委员，也不需要监护。对于代表团暗示说司令部这样做恐怕会遇到部队方面的反抗，波尔科夫尼科夫冷淡地反驳说，卫戍部队掌握在他手中，而且服从他也是有保证的。“他的强硬是真实的。”梅霍诺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感觉不到有任何做作。”代表团返回斯莫尔尼宫时，已经没有公家的汽车可乘了。
　　请来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参加的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认为与军区司令部关系的破裂已是既成事实，并且将它作为日后发动进攻的出发点。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各区必须熟悉斗争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不能让敌人对群众来个措手不及的袭击。通过各区苏维埃和党委会，消息传遍了城市的各个地方。各团也很快得到了所发生事情的通报。它们再次重申：只执行那些有特派委员签字盖印的命令，同时建议派最可靠的士兵担任警卫。
　　不过，军区司令部也决定采取措施。想必是受到自己那些妥协派盟友的唆使，波尔科夫尼科夫在午后一点钟召开了由自己主持的，并且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参加的卫戍部队会议。抢在敌人之前，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1点钟召开了各团委员会紧急会议，会上做出了与司令部完全断绝关系的决定。旋即拟定的告彼得格勒及其四郊驻军的呼吁书用宣战的语言宣布。“在跟首都有组织的卫戍部队决裂以后，司令部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工具。”军事革命委员会撤销自己对司令部的行为所负的一切责任。该委员会率领卫戍部队，承担起“保卫革命秩序免遭反革命破坏的职责”。
　　这是走向起义道路上的决定性步骤。或者，可能仅仅是充满冲突的两个政权机构中轮到的又一次冲突吗？为了安慰自己，在同没有及时收到军事革命委员会通知的那些部队的代表协商时，军区司令部正是试图这样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从斯莫尔尼宫出发的代表团在布尔什维克准尉达什凯维奇率领下，来到司令部简单通报了卫戍部队会议的决定。为数不多的部队代表重申自己忠于苏维埃，并且拒绝做出决定，接着便离开了。事后，有报纸引用司令部的话报道称：“短暂交换意见以后，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大家认为有必要等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冲突的解决。”司令部把自己行将报废说成是两级苏维埃之间围绕它们当中由谁来控制司令部的行动而引发的争吵。宁愿闭眼不看现实的政策有这样的好处，即它可以摆脱对斯莫尔尼宫宣战的必然性，其实当权者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于是，完全是多亏政府机关的协助，即将向外爆发的革命冲突重新纳入了两个政权体制内的合法范围。由于司令部害怕直面现实，因而更加必然地助长了掩盖起义的事实。
　　然而，当局的轻率举动不会变成仅仅是其真实意图的伪装吗？司令部不会在官僚制度幼稚面貌掩护下准备对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动突然袭击吗？这种来自惊慌失措和士气低落的临时政府机关的图谋，在斯莫尔尼宫方面看来是很少能够实现的。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毕竟采取了最简便的预防措施，在最近的兵营里，有一些全副武裝的连队昼夜值勤，随时做好准备，一有警报信号便赶来增援斯莫尔尼宫。
　　尽管十字架游行取消了，资产阶级报纸还是预言星期天会发生流血事件。妥协主义报纸当天一早就报道称：“今天，当局预料比20日更有可能发生武装暴动。”于是，那个品行不端的小孩在一星期之内——17日、20日和22日——已经是第三次用骗人的喊叫声“狼来了”欺骗人民。如果相信一个古老的寓言，那第四次这样做的小孩就会真的落入狼口了。
　　布尔什维克报纸号召群众参加集会，同时谈到了代表大会前夕和平检阅革命的武装力量一事。这完全符合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意图：举行没有冲突的、没有人使用武器的甚至没有武装游行示威的大型检阅。但是群众必须展示他们自己，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实力和他们的决心。多数的团结一致势必迫使敌人隐蔽起来，不敢轻举妄动。资产阶级在工人和士兵魁梧形象面前暴露出来的无能抹掉了后者意识中压抑已久的对七月事件的最后回忆。应该做到这一点，即让群众自己认清自己后，对自己说：无论什么人和什么东西都不能继续跟我们对抗了。
　　5年之后米留科夫写道：吓坏了的居民躲在家里或者袖手旁观。”躲在家里的是资产阶级，他们确实被自己的报刊吓坏了。其余所有的居民——年轻的和年老的、男子和妇女、少年和手里抱着孩子的母亲——从早晨起就一直在举行集会：革命以来还没有举行过这样的集会。除了上层分子以外，整个彼得格勒就是一个连成一片的集会场所。在拥挤到了极点的房子里，听众在几个小时内便轮换一次。工人、士兵和水兵如一阵又一阵的浪潮涌向集会场所，把它们挤得满满的。为本该吓唬他们的号叫和警告激发起来的小市民也开始行动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人民宫的大厦，走廊里都站不下了。连续不绝、兴奋激昂同时又遵守纪律的人群挤满了各剧院的大厅、走廊、小卖部和休息室。铁栅和窗户中间探出无数人头和手脚。空气里弥漫着很快就会释放出来的高压电流。打倒克伦斯基！打倒战争！政权归苏维埃！任何一个妥协主义者都不敢在这些情绪炽烈的人群面前发表演讲，发出反对或者警告的声音。讲话的权利只属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所有演讲人，包括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外省代表都能自主行事。间或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演讲，有些地方无政府主义者也在演讲。不过，两者都在力图缩小跟布尔什维克的差别。
　　那些住在边缘市区、地下室和阁楼里的人身着粗劣大衣，头戴便帽，脖子上系着脏兮兮的围巾，脚蹬渗进了街上污泥的靴子，喉咙里卡着秋天惯有的咳痰的人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肩膀紧挨着肩膀，挤得越来越紧了，以便给后来的人让出地方，给大家让出地方。他们不知疲倦、如饥似渴、如痴如醉、一丝不苟地听演讲，生怕漏掉了最需要理解、掌握和做到的东西。在过去几个月，在最近几个星期，在这最后几天时间里，好像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了。然而不是这样，今天这些话听起来却别有意味。群众按照新的方式来体会它们，不再把它们当作说教，而是当作行动的责任。对革命战争、重大斗争和全部痛苦生活的体验从每一个遭受贫穷压迫的人的深深记忆中唤起来了，并且注入到了这些简单和绝对的口号中。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打开通向未来的出口。
　　后来，事件的参与者都把目光转向了这个平常而又非凡的日子，在其实并不暗淡的革命底色背景下这一天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视为神圣的和在本来无法阻挡时却又被阻挡住了的人类火山熔岩的形状永远铭刻在了目击者的记忆之中。“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日在情绪高昂的人数众多的集会中度过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这样写道。在瓦西里耶夫岛上两座工厂发表演讲的布尔什维克佩斯特科夫斯基证实：我们清楚地向群众表明我们即将夺取政权，结果除了赞成的声音以外，什么也没有听到。”苏哈诺夫讲述了在人民宫举行集会的情形：“我周围充满了近乎着迷的情绪……托洛茨基介绍一个简短扼要的决议。……哪些人赞成？……数以千计的人像一个人一样举起了手。我看见了男子、妇女、少年、工人、士兵、农夫以及典型的小市民那样的人举起的手臂和发光的眼睛……托洛茨基在继续讲话。无数的人继续举着手。托洛茨基一板一眼地说：但愿你们这次表决会成为你们的宣誓。……无数人还是举着手。他们表示同意，他们在宣誓。”布尔什维克波波夫讲述了群众宣誓的热烈场面：“苏维埃一召唤，人群就蜂拥向前。”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也谈到了宣誓忠于苏维埃的激动万分的人群。那样的场景在城市的各个部分，无论市中心还是四郊都能看到，只不过规模小一些。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时刻举起了手，发誓要把斗争进行到底。
　　如果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卫戍部队会议、工厂委员会经常不断举行的会议使各个层次的领导人实现了内部团结，如果说有些大规模群众集会使工厂和团队团结起来了的话，那么10月22日这一天在高温下把真正的人民大众熔化在一个巨大的洪炉中了。群众认清了自己和自己的领袖，领袖也认清了群众，听到了他们的呼声，双方都对对方感到满意。领袖们确信，不能继续延误时机！群众对自己说，这一次事情必将做成！
　　星期天检阅布尔什维克实力取得的成功挫伤了波尔科夫尼科夫及其上司的自信。按照临时政府跟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商议的结果，军区司令部试图与斯莫尔尼宫达成协议。为什么不实实在在地恢复旧有的善意与友好的联络协商惯例呢？军事革命委员会不拒绝派出自己的代表去交换意见：因为不能指望有更好的试探方式了。萨多夫斯基回忆说：“谈判是短暂的，军区代表同意苏维埃此前提出的全部条件……作为交换应当撤销军事革命委员会10月22日发布的命令。”这里指的是宣布司令部为反革命工具的那个文件。委员会的代表就是两天前被波尔科夫尼科夫如此无礼打发回来的那些人，他们要求并且拿到了一份用来在斯莫尔尼宫做报告的协议草案，司令部已经在上面签了字。如果在星期六，这些还能保留一半荣誉的投降条件会被接受的。可是到了今天星期一，它们已经太迟了。司令部等待回音，但是没有等到。
　　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彼得格勒居民发出了向各部队和首都及郊区特别重要的地点任命特派委员的通告。“特派委员作为苏维埃的代表是不可侵犯的，反对特派委员就是反对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一旦出现混乱，公民应当去找最近的特派委员调来武装力量。这是政权使用的语言。但是，委员会仍然没有发出公开举行起义的信号。苏哈诺夫问道：“斯莫尔尼宫现在挑起攻击是愚蠢行为呢？或是如同猫玩老鼠一样玩弄冬宫？”两者都不是。委员会在用群众的压力和卫戍部队的分量来排挤临时政府。它在不通过战斗取得可以得到的东西。它在无须开火向前推进自己的阵地，在不停顿地团结和加强自己的军队；它在用自己的压力来测试敌人反抗的力量，并且时刻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每向前迈出新的一步都使作战部署朝着更有利于斯莫尔尼宫方面变化。工人和卫戍部队正在进入起义状态。谁会第一个号召拿起武器，这将在进攻和排挤过程中看出来。现在这已经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如果在最后关头，临时政府出于勇敢或绝望而发出战斗信号，那么责任就落到了冬宫方面，而主动权反正是掌握在斯莫尔尼宫方面的。10月23日的举动意味着在临时政府自身被推翻之前要推翻它的权力。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打击敌人制度的头部之前捆住其四肢。采用“和平渗透”这样的策略，合法地打断敌人的骨头和催眠般地麻痹其残存的意志，只有在委员会方面拥有毋庸置疑的力量优势并且它每时每刻在继续扩大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军事革命委员会每天都在研究摆在它面前完全展开的卫戍部队分布图，了解每一个团的情绪温度，注视兵营里观点和共鸣每天出现的进展。这方面不能出什么意外。但是在分布图上仍然有一些暗色的斑点，需要想办法去掉这些斑点，或者哪怕是缩小它们。早在10月19日就已暴露出彼得保罗要塞多数委员会的情绪是含有恶意的，或者是模棱两可的。现在当整个卫戍部队站在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一边时，要塞已经处于包围之中了，至少到了在政治上坚决转为征服它的时候了。特派委员委派的中尉布拉戈恩拉沃夫遇到了抵制：政府任命的要塞司令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监护，甚至有传闻称他自夸要逮捕这个年轻的监护人。需要采取行动，而且要马上采取。安东诺夫提议把巴甫洛夫团一个可靠的营派往要塞，解除敌方部队的武装。但是这是一个过于激烈的行动，它很可能被军官所利用，从而引起流血事件和破坏卫戍部队的团结一致。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实际必要吗？“为了讨论这个问题请来了托洛茨基……”安东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讲道：“当时托洛茨基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以自己的革命嗅觉找到了给我们的主意：建议从内部拿下这座要塞。‘那里的驻军不可能不同情我们。’他这样说道，而且显得很有把握。于是托洛茨基和拉舍维奇前去参加要塞的集会。”人们在斯莫尔尼宫极其不安地等待这一看似冒险的举动的结局。托洛茨基后来回忆说：“23日午后两点钟左右我进了要塞。院子里正在举行集会。右翼的演讲人显得异常小心谨慎和支吾搪塞，听众听了我们的演讲就跟我们走了。”电话里传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彼得保罗要塞的守军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只服从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时，斯莫尔尼宫三楼的人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要塞守军意识发生的大转变当然不是一两次演讲的结果，它在过去就做了切实的准备。士兵比自己的委员会显得要左很多，只不过在要塞城墙内到处出现了裂缝的旧纪律外壳要比市区兵营维持得更久一些。但是，一次震动便足以使这个外壳裂成碎片。
　　布拉戈恩拉沃夫如今能够更有信心地在要塞住下来，扩充自己小小的司令部，并且同邻近城区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同最近兵营的委员会建立联系。就在这时，各工厂和各部队的代表团前来为领取武器而奔走忙碌。要塞里洋溢着难以描述的活跃气氛。“电话响个不停，报告我们在会议和集会上取得新的成功的消息。”有一次，一个陌生声音报告说从前线来的讨伐队抵达了火车站。旋即进行的审查显示，这是敌人放出的谣言。
　　当天晚上举行的苏维埃会议因为参加人数特别多和情绪特别高昂而显得特别不同。征服彼得保罗要塞和最终控制存放着10万支步枪的冠堡军械库，这是成功的重要保证。安东诺夫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做报告。他详尽细致地描绘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代理人排斥政府机关的情形：他们到处都被当作自己人受到欢迎；士兵服从他们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内心自愿。“各方都提出了任命特派委员的要求。”落后的部队赶紧向先进的部队看齐。在七月事件时第一个接受诬陷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黄金说法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现在通过自己的特派委员丘德诺夫斯基对关于该团似乎支持临时政府的流言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样的想法被理解为最恶毒的侮辱！……安东诺夫讲述道，惯常的警戒值勤当然要执行，不过这要经过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同意。司令部下达的运走武器和汽车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这样一来，司令部有可能看清，谁才是首都的主人。
　　军事革命委员会得知了从前线和周边地区抽调的政府部队在向前推进的消息吗，以及对此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报告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从罗马尼亚战线抽调的骑兵部队已经出动，但是被阻挡在普斯科夫；第十七步兵师在路上了解了派它前往何处以及为什么派它去的原因以后，便拒绝继续前进；驻扎在文登的两个团反对派它们去对付彼得格勒；剩下只有好像是从基辅出发的哥萨克和士官生，以及从皇村召来的突击队的动向暂时还不知道。“人们现在不敢触犯，今后也不敢触犯军事革命委员会。”有人在斯莫尔尼宫白厅里面说道，这话听起来还真是不错。
　　安东诺夫的报告给报告会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仿佛革命的司令部是在敞开大门工作的。实际上，斯莫尔尼宫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革命的政治开端是如此顺利，以至坦率直言本身好像也变成了伪装的一种形式。难道起义就是这样的吗？但是，“起义”这个词还没有从任何一个领导人口里说出来。这不仅是出于形式上的谨慎，而且因为这个术语是与现实形势相抵触的，好像克伦斯基政府才需要起义。在《消息报》登载的报道中，固然提到了托洛茨基在10月23日的会议上首次公开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对切列米索夫的战略依据进行审查曾经被宣布为委员会的任务，现在一切都已经远离了当时的出发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把驻军各团调走的事情。不过，23日所谈的毕竟不是起义，而是“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果有需要——那就拿起武器。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根据安东诺夫的报告做出了决议。
　　政府上层怎样评价所发生的事变呢？10月22日晚上，克伦斯基通过直通电话告诉大本营参谋长杜鹤宁，称军事革命委员会企图使各团抛开司令部，同时他补充说：“我想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克服这种现象。”耽搁身为最高总司令的他前往大本营的绝对不是担心会发生什么起义：“没有我在场也会制伏它，因为一切都已经组织好了。”克伦斯基还向惴惴不安的部长们宣称，他个人反而对即将发生武装暴动感到高兴，因为这让他有机会“彻底摆脱布尔什维克”。政府首脑在回答冬宫的常客、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时说道：“我情愿去做祈祷，以便让这样的武装暴动发生。”“那么您确信能够战胜他们吗？”“我有比所需要的还要更强大的力量，他们将彻底被粉碎。”
　　后来，立宪民主党人嘲笑克伦斯基乐观的轻率，他们显然是得了健忘症：因为克伦斯基正是用他们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时局的。10月21日，米留科夫的报纸写道，假如被内部严重危机弄得四分五裂的布尔什维克胆敢武装暴动，那么他们将轻易被就地粉碎。另一份立宪民主党报纸补充说：“雷霆即将来临，但是它也许会净化空气。”达恩证明，立宪民主党人以及亲近他们的人曾经在预备国会的休息室里梦呓般地大声说过，布尔什维克可能加速武装暴动：“在公开的战斗中，他们很快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些知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告诉约翰·里德：在暴动中被粉碎的布尔什维克无法在立宪会议里抬起头来。
　　10月22日和23日，克伦斯基时而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袖，时而同自己的司令部进行商讨：难道不应该逮捕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吗？妥协派人士没有提出建议，他们自己在尝试调整特派委员的问题。波尔科夫尼科夫同样认为用不着急于抓人，因为一旦需要时，兵力“绰绰有余”。克伦斯基听从了波尔科夫尼科夫的意见，不过更多地是听从了妥协主义朋友的意见。他坚定地认为，在危险关头，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会搁置家庭纠纷，前来进行救援的。7月和8月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不继续这样做呢？
　　可是已经不再是7月和8月了，现在是10月。从喀琅施塔得那边刮来的又冷又湿的波罗的海强风在彼得格勒的广场和堤岸上狂吹不止。士官生身着下摆垂到了后跟的军大衣，唱着能消除恐惧的雄壮歌曲从街上走过。骑警佩戴着插在崭新皮套里的左轮手枪，展示着自己的飒爽身姿。不，政权看起来仍然力量十足！要么这仅仅是视觉上的幻影。目光天真而又机灵的美国人约翰·里德在涅瓦大街拐角处买了一本列宁著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掌握国家政权吗？》，为此他花了一张可做零钱使用的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