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民族问题

　　语言——是人与人进行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因而也是进行经济交流的工具。伴随着把民族联合起来的商品流通的胜利产生了民族语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作为资本主义关系最合适、最有利和最正常活动舞台的民族国家。如果姑且不论尼德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和英格兰的岛国命运，那么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时代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而且是大体上花了100年的时间，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完成。
　　但是，当欧洲民族国家再也容纳不下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发展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在东方的波斯、巴尔干半岛、中国和印度才刚刚开始步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东方革命的推动力来自俄国1905年革命。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标志着东南欧民族国家的完全形成。紧接着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顺便完成了民族革命尚未完成的工作，这导致了奥匈帝国的解体，导致了从沙皇帝国分离出来独立的波兰等帝国边境上国家的建立。
　　俄国不是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存在的，这种情况与它的滞后发展特征是一致的。立足于粗放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基础之上的商业资本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也没有改变生产方式，而仅仅是横向扩大了自己的活动半径。为了找寻新的土地和摆脱苛捐杂税的农民深入到居住着更加落后的部落的新土地，并且分散安顿下来了，有些商人、地主和官吏则紧随他们之后从中央地带来到了边远地区。国家的扩张是建立在农业自身扩张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自身完全处于不开化状态的农业对南部和东部的游牧民却显示出了优势。在这种无比辽阔和不断扩展的基地上形成的等级官僚制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西部具有更高文明的，然而由于人数较少或者内部危机而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独立的某些民族（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各族、芬兰）臣服自己。
　　构成国家主体的7000万大俄罗斯人得到了大约9000万“异族”的逐渐补充，后者清晰地分为两个集团：自身文明优于大俄罗斯人的西部各族和低于大俄罗斯人的东方各族。帝国就这样形成了，其全体居民中属于统治民族的只有43%，而57%的居民（其中乌克兰人占17%，波兰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15%）则属于文明程度不同和无权程度也不同的少数民族。
　　国家贪得无厌的需要和统治阶级下面缺乏农民基础培育出了最残酷的剥削形式。俄国的民族压迫不仅较之西方邻国而且较之东方邻国也显得无可比拟地粗暴。无权民族数量之多和无权程度之烈使得民族问题在沙皇俄国具有巨大的爆炸力。
　　如果说在单一民族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培育了强大的离心倾向[1]，因而要在克服割据主张的旗帜下进行，就像在法国那样；或者像在意大利和德国那样要在克服民族分散性的旗帜下进行；那么在诸如土耳其、俄国和奥匈帝国这样一些多民族国家，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则是相反，它使向心力丝毫不受限制。尽管这些过程用力学术语来表述表面上是相反的，它们的历史功能其实是相同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都是把民族的一致性作为经济的主要源泉来加以利用的。为此之故，德国需要统一，而奥匈帝国则相反——需要分裂。

[1]原文如此。——译者

　　列宁预先估计到了离心性民族运动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并且多年来为贯彻规定实现民族自决权，也就是为实现完全的国家分离的老党纲著名的第九条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也包括反对罗莎·卢森堡的斗争。不过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会因此要承担鼓吹民族分裂主义的责任。它只承担毫不妥协地反抗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的义务，其中包括反对把任何一个民族强行留在统一国家的边境之内。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俄国无产阶级才能逐渐取得被压迫民族的信任。
　　不过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布尔什维主义在民族领域的政策还有似乎是与第一个方面矛盾的，而事实上是对其进行补充的另一个方面。在党的范围内，一般来说也在工人组织范围内，布尔什维主义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同各种能够引起工人内部互相对抗或者导致他们分裂的民族主义传染病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把强制共同生活或者哪怕是把全国性的语言强加给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此同时，它把尽可能通过劳动人民自愿的阶级纪律把各个民族更紧密地融合起来视为自己真正的神圣任务。于是，它坚决否定了建党的民族—联邦制原则。革命组织不是未来国家的原型，而仅仅是建立这一国家的工具。工具应当是宜于用来制造产品的，而根本没有必要使产品跟自己相似。只有集中制组织才能确保革命斗争的成功，哪怕斗争是关系到摧毁对各民族实行的集中制压迫。
　　对于俄国被压迫民族来说，推翻君主制度必定等于是它们的民族革命。可是在这里暴露出了与二月体制其他所有领域中同样的现象：受到自己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依附束缚的官方民主派根本没有能力砸烂旧的枷锁。它认为由自己决定所有其他民族命运的权利是无可争议的，同时继续热衷于维护财富、实力和影响的根源，而这一切正是由官方民主派的统治地位赋予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民主派只不过把沙皇制度的民族政策传统翻译成了空谈解放的语言：现在事情与捍卫革命的统一相关。然而掌权的联合政府有另外的也更加尖锐的论据：出于战时的考虑。这就意味着个别民族寻求解放的努力被说成是奥地利—德国参谋部亲手操纵的事情。在这里，立宪民主党扮演了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妥协派分子则随声附和。
　　当然，新政权不可能把对异族的中世纪式侮辱的丑恶渊薮置于不可侵犯的地位。不过，它希望并且力图仅仅做到废除对一些民族实施的特别法律为止，也就是说只限于让各部分的居民在大俄罗斯国家的官僚制度面前参加平等投票。
　　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也完全给了犹太人，原先限制他们权利的法律总数达到了650条。此外，作为纯粹的城市民族和极其分散的民族，犹太人不仅不可能奢望建立独立国家，而且不可能实行区域自治。至于让全国范围内的犹太人在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周围联合起来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方案，这个反动的乌托邦本是各犹太人团体从奥地利理论家奥托·鲍威尔那里借用过来的，从获得自由的第一天起，它就像日光照射之下的蜡一样溶化了。
　　然而，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是因为它既不满足于小恩小惠，也不满足于分期支付。取消最可耻的限制实现了公民不由民族出身决定的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这些民族自身不平等的状况却越来越强烈地显现出来了，从而使它们当中的大多数被置于大俄罗斯国家的继子和养子的地位。
　　公民权利平等首先没有给芬兰人带来任何东西，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与俄罗斯人享有平等权利，而是脱离俄国实现独立。它也没有给乌克兰人增加任何东西，他们早已不再感受到无论什么样的限制，因为他们已经被强行宣布为俄罗斯人了。它同样没有使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处境发生任何改变，它们一直处于德国地主庄园和俄国—德国城市重压之下。最后它没有使亚洲的落后民族和部落的命运有任何改善，因为令它们处于最无权底层的不是法律上的限制，而是经济和文化奴役的镣铐。自由主义者—妥协主义者的联合政府甚至不愿意提出所有这些问题。民主国家仍然还是那个大俄罗斯官僚的国家，它不打算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任何人。
　　革命在国家边远地区吸引群众愈深入，在那里就愈显示出国家的语言就是有产阶级的那种语言。有出版和集会自由的形式民主制使得落后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更为痛苦地感觉到，它们多么严重地失去了最有效的文化发展手段：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官员队伍。把事情推给未来的立宪会议只会激怒它们，要知道在立宪会议中居统治地位的同样是组建临时政府的和继续坚持俄罗斯化传统的那些政党，同时它们带着热切关注发现了当权阶级不愿进一步跨过的那条界线。
　　芬兰很快就成了二月体制的肉中刺。在芬兰，具有托帕尔即奴役性小佃农特性的土地问题达到了尖锐程度，占居民总数14%的产业工人因此能带领农村跟自己走。芬兰塞姆[2]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中占多数的议会，200个议席中他们占了103个席位。通过6月5日的法令，芬兰社会民主党宣布塞姆是除军事和外交政策问题以外的主权机关，随后它发表了《告俄国各友党书》以寻求支持。这份呼吁书完全没有找对对象。起初，临时政府退到一旁，让“各友党”去采取行动。以齐赫泽为首的规劝代表团两手空空从赫尔森福斯回来了。当时彼得格勒的社会主义部长们——克伦斯基、切尔诺夫、斯科别列夫、策烈铁里决心用强制手段取缔赫尔森福斯的社会主义政府。大本营参谋长、保皇派分子卢科姆斯基警告芬兰民政当局和芬兰居民说，无论发生何种反对俄国军队的情况，“他们的城市，首先是赫尔森福斯将遭到毁灭”。做了这番准备之后，临时政府在前线开始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发布了一个连在文风方面都是从君主制度那里抄袭来的郑重宣言，解散塞姆，并且把从前线抽调来的俄国士兵摆到了芬兰议会的门口。于是，正走在通向十月革命道路上的俄国革命群众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教训，关于民主原则在各阶级力量搏斗中占有怎样一种有条件的地位的教训。

[2]议会。——译者

　　面对统治阶级在民族问题上肆无忌惮的行为，驻扎在芬兰的革命军队采取了令人尊敬的态度。9月上半月在赫尔森福斯举行的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如果芬兰民主派觉得塞姆需要恢复开会，那么代表大会将会把阻碍此事的全部企图视作反革命行为。”这意味着直接提议要求军队支援。但是，党内妥协主义倾向占上风的芬兰社会民主党没有意愿开始走上武装起义道路。在面临再度遭到解散的威胁下举行的新选举保证资产阶级政党（临时政府正是根据与这些政党达成的协议解散了塞姆）取得了微弱的多数：占有200个席位中的108个。
　　但是，存在于这个花岗岩山脉和贪婪的私有者的“北方瑞士”国家中的内部问题现在被提到了首要地位，它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内战争。芬兰资产阶级在半公开地培训自己的军队骨干。同时，赤卫军的秘密支部也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向瑞典和德国提出了获得武器和教官的要求。工人则得到了俄国军队的支持。与此同时，在昨天还倾向于与彼得格勒达成协议的资产阶级人士当中，主张彻底脱离俄国的运动加强了。主导性报纸《胡乌茨塔茨伯拉德特报》写道：“俄国人民已经被无政府主义肆意横行所控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我们不应该……竭尽可能摆脱这种混乱状况吗？”临时政府觉得自己只有做出让步，不要再等立宪会议召开了。关于芬兰独立的决定于10月23日“原则上”通过了，但军事和外交事务除外。然而，从克伦斯基手里获得“独立”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因为离他的倒台只剩下两天时间了。
　　乌克兰是第二根、也是深得无法比拟的肉中刺。6月初，克伦斯基禁止在拉达召开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乌克兰人并不服从。为了挽回当局的面子，克伦斯基过些时候便承认了代表大会的合法性，他给代表大会发去了一份宽宏大量的电报，但遭到了与会人员极为不恭的嘲笑。痛苦的教训并没有妨碍克伦斯基在3个星期之后去禁止在莫斯科举行的穆斯林军人代表大会。这个民主政府好像要急于对心怀不满的民族暗示说：你们得到的仅仅是你们可夺到的东西。
　　在6月10日出版的第一号《万有报》当中，拉达指责彼得格勒反对民族独立，它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将创造自己的生活。”立宪民主党人把乌克兰领导人视为德国间谍。妥协派分子向乌克兰人提出了饱含温情的劝诫。临时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赶到基辅。在乌克兰炽烈的空气中，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和捷列申柯结果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迎合拉达。但是在7月击败工人和士兵暴动以后，临时政府把方向舵转向朝右，甚至在乌克兰问题上也是如此。8月5日，拉达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谴责临时政府“充满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意图”，破坏了7月3日的协议。“当政府到了要支付自己开出的支票之际，”乌克兰当局首脑温尼琴科宣布，“真相大白了，临时政府……是个小骗子，它想以自己的欺诈行为来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这种毫不含糊的语言充分说明了政府已经威信扫地，即使在应该与它足够亲近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归根结底，乌克兰妥协主义者温尼琴科与克伦斯基的区别就像一个平庸的小说作家与一个平庸的律师的区别一样，仅此而已。
　　的确，9月临时政府终于颁布了一道法令，承认俄国境内各民族在未来召开的立宪会议规定的范围内实行“自决”的权利。但是对未来开出的这张什么都保障不了的、自相矛盾的、在各方面都极不明确的支票，除了自己的限制条件外，没有取得任何人的信任：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在大喊大叫地反对它。
　　9月2日，枢密院（即那个曾经不允许没有身穿老式制服的新成员出席自己会议的机构）决定拒绝公布政府核准的对乌克兰总秘书处，也就是基辅内阁发出的指令。其理由是，还没有与总秘书处相关的法律，而不能向一个不合法的机构发出指令。这些法律界高层人士并不隐瞒，政府与拉达达成的协议本身就是篡夺立宪会议的权利，沙皇的枢密官结果成了纯粹民主派最坚定的拥护者。右翼反对派人士表现出了那么大的勇气，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冒任何风险：他们知道，他们的反对派立场是再适合统治者心意不过的。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还能容忍由相当薄弱的经济关系与俄国联系起来的芬兰实行一定程度的独立的话，那么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让乌克兰的粮仓、顿涅茨克煤矿区和克里沃罗格铁矿区实行“自治”。
　　10月19日，克伦斯基发电报命令乌克兰总秘处成员“火速赶到彼得格勒来”，“当面解释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有关乌克兰立宪会议的非法宣传。同时，基辅检察院接到命令，要求它开始对拉达进行侦查。对乌克兰的霹雳只引发了小小的恐慌，就如同对芬兰的宽宏引发了小小的喜悦一样。
　　乌克兰妥协主义者觉得自己此刻的地位并不比他们在彼得格勒的表兄们稳固很多。除了随他们为民族权利开展的斗争而来的有利气氛以外，就像其他一系列被压迫民族一样，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相对稳定有其经济和社会的根源，它们可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落后性。尽管顿涅茨克和克里沃罗格矿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整个乌克兰的发展还是仍然落后于大俄罗斯地区。乌克兰无产阶级的一致性还比较少，也没有锻炼成熟。布尔什维克党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迟迟没有跟孟什维克划清界限，对政治形势尤其是对民族形势的认识还很不清楚。甚至在东乌克兰的工业区，到10月中旬，地区苏维埃代表会议还是由妥协主义者拥有微弱的多数！
　　乌克兰的资产阶级仍然是相当弱小的。正如我们所记得的，就整体而言，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方面不稳定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最强大的那个部分是由外国人，甚至是由并不住在俄国的外国人所组成的。在边远地区，这一事实又因其意义并不亚于它的另一个事实——本地区内的资产阶级并不属于构成当地主体居民的那个民族——而得到了强化。
　　在民族结构方面，边远地区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是完全不同的。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主、资本家、律师、记者是大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和外国人，可是农村居民则全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城市是德国、俄罗斯和犹太资产阶级的家园；农村则全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格鲁吉亚的城市里，占优势的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居民，在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情况也是这样。边远地区的地主、工业家和商人就像英国人在印度一样，不同于本地主体居民的不仅是生活水平和习俗，而且还有语言。他们依靠官僚机构保护自己的领地和收入，与全国的统治阶级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把俄罗斯人官吏、职员、教师、医生、律师、记者以及部分工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狭小的社会圏子，把城市变成了俄罗斯化和殖民地化的策源地。
　　直到农村停止默不作声之前，可以不去注意它。可是，在它越来越不耐烦地开始抬高自己的声音以后，城市还在继续进行顽抗，以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官员、商人和律师很快就学会了借用对正在苏醒的“沙文主义”进行高傲自大的谴责来掩盖自己为维护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支配地位而进行的角力。统治民族维持现状（status quo）的意图往往会染上上层民族主义的色彩，就像战胜国保留赃物的意图会采取和平主义的形式一样。例如，麦克唐纳在甘地面前就觉得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又例如，奥地利人对德国的向往对普恩加莱来说就是对法兰西和平主义的侮辱。
　　5月由基辅拉达派来晋见临时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写道：“居住在乌克兰城市里的人只看见自己面前这些城市俄罗斯化的街道……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些城市在全体乌克兰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孤岛而已。”罗莎·卢森堡与十月革命的纲领进行论战的小册子是在其死后发行的，书中断言乌克兰民族主义以前只不过是一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游戏”，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口号发酵而人为地膨胀起来的。尽管她自己有清醒的头脑，还是犯下了最严重的历史性错误：过去，乌克兰农民没有提出民族要求，那是因为一般说来他们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的缘故。看来，二月革命唯一的，却又完全够重要的功绩就在于，恰恰是它终于使俄国最受压迫的阶级和民族有机会大声说话。不过，农民政治上的觉醒，无非是通过本民族母语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结果——学校、法庭和自治机构实现的，反对这一点就意味着企图要使农民回到不复存在的境地。
　　城市和农村的民族差异通过苏维埃这类多半是城市的组织把自己痛苦地暴露出来了。处在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往往忽视当地居民的民族利益。乌克兰苏维埃力量薄弱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里加和列维尔的苏维埃忘记了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巴库的妥协主义苏维埃忽视了讲突厥语主体民族的利益。在国际主义的虚幻旗帜下，苏维埃经常开展反对乌克兰人或穆斯林的防卫性民族主义的斗争，从而把城市的压迫性俄罗斯化掩盖起来。这种情况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还延续了不少时间，直到边远地区的苏维埃讲农村的语言为止。
　　经济和文化普遍落后不允许被自然条件和剥削程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西伯利亚异族达到开始提出民族要求的水平。伏特加、国库和强制信奉东正教历来就是国家组织在这里的主要推动力。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之为法国病的而又被法国人称之为那不勒斯病的东西在西伯利亚人民中间被称之为俄罗斯病，这说明了文明的种子究竟来于何处。二月革命还没有到达此地。极地区域的猎人和养鹿人还须长期地等待那一线光明。
　　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和部落第一次被二月革命从史前状态中唤醒过来了。这些地方依然既见不到民族资产阶级，也见不到民族无产阶级。处于农民或者牧民群众之上的是从其上层脱离出来的薄薄的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在这些地方，直到民族自治纲领的声望提高之前，斗争一直是围绕本民族的字母、自己的教师、有时是自己的神父等问题展开的。这些受压迫最深的民族在痛苦经历中只得确信，那些有教养的国家主人不会自愿让它们站起来。落后中最落后的民族结果被迫寻找最革命的阶级作为盟友。于是，沃恰克人、楚瓦什人、泽梁人以及达吉斯坦和突厥斯坦诸部族通过本民族年轻的知识分子中的左翼分子开始为自己开辟出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殖民领地，尤其是在中亚的殖民领地的作用随着中央地带的经济进步一同改变了，后者由直接和公开的掠夺（包括贸易方面的掠夺）转变为更加隐蔽的方式，把亚洲的农民变成了工业原料，主要是棉花的供应者。把资本主义的野蛮和宗法习俗的野蛮结合在一起的层层有组织的剥削使得亚洲人民停留在极端低下的民族状态。二月体制在这里仍然是按照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沙皇制度下，从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那里掠夺来的最好土地依旧掌握在被安置在当地居民中间的移民孤岛上的地主和富裕俄罗斯农民手里。在这里，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首先意味着反对移民的斗争，后者建立了人为的耕地交错制度，使游牧民族陷于饥饿与灭绝境地。至于说这些外来人，他们发狂似地坚守俄国统一，也就是保证自己的掠夺成果不受侵犯，以防止亚洲人的“分离主义”。移民对土著人运动的愤恨情绪带有极其野蛮的形式。在外贝加尔，毁灭布里亚特人的准备工作在乡里的文书或者从前线回来的军士出身的三月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下，正在开足马力进行。
　　移民地区的剥削者和暴徒自己怀有从现在起尽可能长久保留旧秩序的意图，并把它诉诸立宪会议的主权：在这些人当中找到了自己最可靠支柱的临时政府也给他们添加这种空谈。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享有特权的上层人士越来越频繁地提到立宪会议的名字。穆斯林宗教人士把谢里亚特[3]的绿色旗帜高举到已经觉醒了的北高加索山地民族和部落的头上，在下层反抗将他们置于困难境地的所有场合，甚至他们也坚持把问题拖延到“立宪会议”。这话是全国各地保守主义和反动派的口号，是贪图私利和特权的口号。诉诸立宪会议就意味着拖延和赢得时间，拖延就意味着聚集力量和扼杀革命。

[3]伊斯兰法规。——译者

　　然而，领导权落到宗教界人士和封建显贵手里的情况仅仅发生在最初阶段，也仅仅是在落后民族，几乎仅仅是在穆斯林那里。一般说来，农村中的民族运动本来就是由乡村教师、乡里的文书、下级官吏和军官，部分是由商人领导的。最稳重和最可靠的人士与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化的知识分子一道，已经在边区城市里组成了另外一个阶层。这是一个更年轻的、与所出生的农村有紧密联系的、没有找到通往资本家王位门径的阶层，它天生要充当民族的政治代表，部分地还要充当本地农民群众社会利益的政治代表。
　　边远地区的妥协主义者依据民族要求的路线敌视俄罗斯的妥协主义者，不过他们属于同一种基本类型，甚至多半拥有相同的名称。乌克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工党成员、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的孟什维克、立陶宛的“劳动派分子”与他们的大俄罗斯同名党团成员一样，都力图把革命保持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之内。可是本地资产阶级的极端衰弱使得这些地方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实现联合，而是单独掌握国家政权。在土地问题和工人问题方面被迫比中央政权走得更远的边区妥协主义者占了许多便宜，他们是作为联合的临时政府的对头出现在军队和全国的。即使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造成俄罗斯妥协主义者与边区妥协主义者命运的区别，那么也足以决定他们兴旺和衰落速度的区别。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带领小小的格鲁吉亚的赤贫农民跟自己走，而且迫切希望领导全俄国的“革命民主派”运动，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取得一定的成功。在革命初期几个月期间，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上层不是把格鲁吉亚当作民族祖国来对待，而是把它当作吉伦特省，一个其使命就是为全国提供领袖的得天独厚的南方省份。身为著名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之一的奇亨克利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夸耀说，即使在沙皇统治时期，格鲁吉亚人无论幸运与否都会这样说：“唯一的袓国——就是俄罗斯。”一个月过后，同是这位奇亨克利在民主会议上问道：“谈到格鲁吉亚民族，该说些什么呢？这整个民族都在为伟大的俄国革命效力。”的确是这样，格鲁吉亚妥协主义者像犹太妥协主义者一样，每当需要抑制和阻挠某些区域的民族要求的时候，总是为大俄罗斯官僚制度“效力”。
　　不过，只有在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工党成员还保有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之内的希望时，事情才是这样延续的。随着在布尔什维主义指导下群众获胜的危险变得清晰起来，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削弱了自己与俄罗斯妥协主义者的联系，同时与格鲁吉亚本土的反动分子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了。到苏维埃胜利之际，反对统一的俄国格鲁吉亚人变成了分离主义的宣扬者，并且向外高加索其他民族露出发黄的沙文主义利齿。
　　在边远地区，发育不太充分的社会矛盾其实不可避免地会披上民族伪装，这通常能充分说明，为什么十月革命在大多数被压迫民族中间必定比在俄国中央地区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但是民族斗争自身无情地动摇了二月体制，从而为在中央地区的革命创造了足够有利的政治外围。
　　在民族对抗与阶级矛盾同时出现之际，前者就会显得特别激烈。拉脱维亚农民与德国贵族之间自古以来的仇恨在战争初期促使成千上万的拉脱维亚劳动者走上了当志愿兵的道路。由拉脱维亚农村雇工和农民组成的轻步兵团是前线最优秀的部队之一。但是在5月，它们已经在为苏维埃政权而行动起来。民族主义结果只是成了未成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外壳。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爱沙尼亚。
　　在白俄罗斯，有波兰或波兰化地主，城市和村镇有犹太人，还有俄罗斯人官吏，那里受两三倍压迫的农民在附近前线的影响下，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把民族和社会的愤恨纳入了布尔什维主义轨道。在选举立宪会议时，绝大多数白俄罗斯农民把票投给了布尔什维克。
　　所有这些把已经觉醒的民族尊严和社会愤慨结合起来了的进程有时抑制这种民族尊严，有时又推动它向前发展。同时，这些进程在军队中得到了极端尖锐的反映，因为按民族成分划分的团队在军队里面急速建立起来了，基于对待战争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它们时而得到中央政权的庇护，时而得到它的容忍，时而遭到它的迫害。不过总体来看，它们越来越怀着敌意转身反对彼得格勒。
　　列宁满怀信心地把握诊察革命的“民族”脉搏。在9月底发表的著名的《危机成熟了》一文中，他坚定地指出，民主会议的民族代表团“就激进性来说占第二位，仅次于工会代表团，对联合投反对票的百分比（55票中，反对的占40票）高于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272—273页）这就意味着：被压迫民族已经不指望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任何仁慈。它们以革命战利品的形式一点一滴地自行逐步实现自己的权利。
　　在遥远的上乌金斯克山区举行的布利亚特人十月代表大会上，报告人证明：“二月革命没有使任何新东西引入”异族人的处境。如果说这样的结论还没有立刻迫使人们开始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那么至少在对待他们的态度方面保持着越来越友好的中立。
　　在彼得格勒起义期间就已经开幕的全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做出决定，要跟把乌克兰政权交给苏维埃的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同时拒绝把大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视作“反民主的行动”，并且答应将运用一切手段，以保证不派军队去镇压起义。这种两面态度再好也不过地说明民族斗争还处在小资产阶级阶段，却也使决心要消灭一切两面态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变得容易些了。
　　另一方面，向来一成不变地倾向中央政权的边远地区资产阶级人士，如今在许多场合也醉心于连民族依据的影子都没有的所谓分离主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资产阶级曾经是罗曼诺夫王朝最可靠的支柱，昨天还在追随德意志贵族高喊爱国主义万岁，如今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和本地群众的斗争中站到分离主义的旗帜下了。在这条道路上还出现了更为古怪的现象。10月20日，一个名为“哥萨克部队、高加索山民和草原自由人民东南联盟”的新的国家模样的东西开始出现了。曾经是帝国中央集权制最重要的支柱的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和阿斯特拉罕的哥萨克上层在这几个月期间变成了联邦制的狂热捍卫者，并且在此基础上与山地和草原的穆斯林领袖联合起来了。联邦制度的屏障应该成为抵抗来自北方的布尔什维克危险的堡垒。不过在反对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内战据点建立之前，反革命的分离主义直接反对联合政府的当权者，狠狠地教训和削弱了它。
　　于是，民族问题紧随其他问题向临时政府露出了美杜莎的头颅[4]，那上面每一根寄托着三月和四月希望的头发都变成仇恨和愤怒的毒蛇。

[4]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人只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像。——译者

　　在民族问题方面，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克党远不是马上就采取了确保它最终取得胜利的那种立场。不仅党组织力量薄弱和没有经验的边区是这样，而且彼得格勒这个中心也是这样。在战争年代，党遭到了如此严重的削弱，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出现了如此程度的下降，以至在列宁的提纲提出之前，正式领导集团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是极其混乱和动摇的立场。
　　依照传统，布尔什维克确实像以往那样捍卫民族自决权。不过，孟什维克口头上也承认这个公式，因为党纲的条文仍然是共同的。但是，政权问题更具决定意义。然而，党的临时领导人根本不能理解布尔什维克有关民族问题的口号（就像土地问题的口号一样）与维持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制度（哪怕用民主形式掩盖起来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民主主义立场在斯大林笔下得到最庸俗的表达。3月25日正好是临时政府颁布取缔民族限制法令的日子，斯大林当天发表的一篇文章试图把民族问题放到历史的广泛范围内来考察。他写道：“没落的土地贵族是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是民族压迫的鼓舞力量。”至于民族压迫在资本主义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和在殖民政策中得到了最野蛮的表现，这位民主主义作者仿佛根本就没有领悟到。他继续写道：在英国，土地贵族（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那里早已没有这种土地贵族的独占统治了，因此，民族压迫比较缓和，不那么残忍。当然，这里不包括（？）战争时期的情况，在战争进程中，政权一转入大地主（！）手中，民族压迫就大大地加剧了（例如对爱尔兰人、印度人的迫害）。”在对爱尔兰人和印度人的压迫中暴露了英国大地主的罪行。很显然，以劳合·乔治为代表的这个阶级多亏战争而攫取了政权。斯大林接着写道：“在瑞士和美国，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大地主统治，那里的政权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各民族的发展比较自由，一般说来，民族压迫几乎不存在。”（《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7—18页。引语内括号为托洛茨基所加。）在这里作者彻底忘记了美国的黑人问题和殖民地问题。
　　从这种只限于对封建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模糊对立进行的不可救药的浅薄分析中，得出的是纯粹的自由主义政治结论。斯大林写道：“把封建贵族赶出政治舞台，从他们手中把政权夺取过来，——这也就等于消灭民族压迫并为民族自由创造必要的实际条件。既然俄国革命获得了胜利，它就创造了这些实际条件，……”（《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8页）在这里，我们也许发现了为帝国主义“民主”所做的辩护，它比当时孟什维克就帝国主义“民主”这个论题所写下的一切东西更具根本性，就像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追随加米涅夫期望与临时政府分担争取民主和平的任务一样；在国内政策方面，斯大林在李沃夫公爵的民主制度当中发现了民族自由的“实际条件”。
　　君主制度的覆灭实际上第一次充分暴露出不仅反动的地主，而且全体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还有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上层一起都是真正民族平等的，也就是取消统治民族特权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的全部纲领都可归结为对大俄罗斯人的统治进行软化，进行文明抛光和民主遮掩。
　　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捍卫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他表面上的出发点已经是：“民族压迫就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套办法，就是……各种办法……”然而旋即就不可避免地转到了自己的三月立场。“国家愈民主，民族压迫就愈轻，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就是报告人自己特有的，而不是列宁那里借用过来的抽象法。民主的英国压迫封建种姓制的印度这一事实照旧从他相当有限的视野里消失了。斯大林继续说下去，与“旧土地贵族”统治的俄国不同，“在英国和奥匈帝国，民族压迫从来没有采取过蹂躏的方式”。（《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47—48页）仿佛英国“任何时候”都没有由旧土地贵族统治过似的，或者土地贵族似乎没有在匈牙利一直统治到今天似的！把“民主”和扼杀弱小民族结合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叠合性质，对于斯大林来说，仍旧是一部七印之书[5]。

[5]《圣经·启示录》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内容，这里指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译者

　　至于俄国形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那是它历史发展迟缓的结果。但是发展的迟缓性是一个难免自相矛盾的复杂概念，落后国家并非亦步亦趋跟在先进国家后面走，也不总是保持着相同的距离。在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时代，发展迟缓的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压力下会进入共同的发展环节，同时会跨越一系列中间阶段。此外，缺乏牢固定型的社会形式和传统使落后国家对世界技术和世界思想最新成就极其敏感，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如此。但是落后性并不因此而不再是落后性了。整体的发展具有矛盾和叠合的性质。后起民族的社会结构就是历史的两个极端——落后的农民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相对中间阶层，相对资产阶级占有特殊优势。一个阶级的任务转而落到了另一个阶级的肩上。民族领域清除中世纪残余的任务也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
　　如果把俄国当作一个欧洲国家的话，那么除了它在20世纪还不得不来消灭奴役性租佃关系和定居点制度，也就是消灭野蛮的农奴制和特定居留区制度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能如此鲜明地说明俄国的历史落后性。但是对于解决这些任务而言，正是由于自己的后起发展，俄国因此拥有了新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阶级、政党和纲领。为了清除拉斯普京的思想和方法，俄国需要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
　　政治实践确实始终要比理论简单得多，因为事物的改变要比思想困难，可是理论毕竟只不过是把实践的要求贯彻到底而已。为了达到争取实现自由解放和文化高度发展，被压迫民族结果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摆脱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就是说，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道路远远地抢先到前面去。
　　使所有民族运动都服从革命的基本进程，服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任务不会很快得到完成，而且，在某些阶段，在国家不同的区域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仇视克伦斯基、仇视战争、仇视俄罗斯化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鞑靼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撇开本民族的妥协主义领导层，后来也成为了无产阶级起义的同盟军。在随后的阶段，他们不得不从客观上支持布尔什维克转向从主观上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临近十月之际民族运动的分化在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在乌克兰（程度稍逊一些）已经达到如此尖锐的地步，竟使得只有靠外国军队的干涉才能阻止这里的无产阶级取得成功。在以最原始的方式实现民族觉醒的东方亚洲地区，它的民族运动只能一步一步相当缓慢地进入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那已经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事情了。如果从整体上把握了这一复杂而矛盾的进程，那么结论是很明确的：民族运动的洪流就像土地革命的洪流一样，也汇入了十月革命的河床。
　　群众从政治、土地和民族解放这些最基本的任务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挡地转向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这个转变过程不是如自由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所想的那样是“花言巧语”宣传的产物，也不是偏执的提纲和不断革命的理论的产物，而是俄国社会结构和世界形势的条件所造成的结果。不断革命的理论只不过是表达出了这个发展的叠合过程而已。
　　在这里，问题不仅仅涉及俄国单独一个国家。让后起民族的革命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有其自己的世界性规律。19世纪的战争和革命的基本任务仍然在于确保民族市场发展生产力，我们这个世纪的任务却在于把生产力从已经成了它的铁枷的民族界限中解放出来。从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东方的民族革命仅仅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阶梯，就如俄国民族运动是苏维埃专政的阶梯一样。
　　列宁异常深刻地评价了蕴藏在被压迫民族命运中间的革命力量，沙皇俄国也是这样，全世界还是如此。在他的心目中，对日本出于奴役目的而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和中国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抗击日本的战争进行同样“谴责”的伪善“和平主义”，除了蔑视以外，别的什么也谈不上。在列宁看来，与帝国主义压迫战争相反，民族解放战争只不过是民族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它同样成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然而，从对民族革命和战争的这种评价当中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出承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负有任何革命使命的结论。相反，落后国家才长出乳牙的资产阶级正是作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发展起来的，尽管对外国资本怀有嫉妒的敌意，但它在各种紧要关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与后者同处一个阵营。中国的买办是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典型形式，就如国民党是典型的买办政党一样。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可能积极地、有时是很喧嚣地参加民族斗争，但是它完全没有能力起到独立的作用。只有成为民族首领以后的工人阶级才能把民族革命，还有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以斯大林为首的篡改者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们从列宁提出的被压迫民族斗争的进步历史意义的学说中，得出了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负有革命使命的结论。不理解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不断性，学究式地图解革命的发展过程，把活生生的叠合进程肢解为一个个死板的阶段（它们仿佛在时间上免不了是互相隔离的），这一切引导斯大林对民主或者“民主专政”进行庸俗的理想化，而实际上民主专政要么可能是帝国主义专政，要么又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民族问题方面，斯大林集团在这条道路上一步一步地一直走到完全背离列宁的立场，在中国则一直走到酿成大祸的政策。
　　1927年8月，在同反对派（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等人）的斗争期间，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道：“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一回事，……在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是另一回事，……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12页）带着只能说明他对自己缺乏信心的有保留的和温和的态度，斯大林在这里把他在3月赋予俄国资产阶级的那些特征搬到了殖民地资产阶级那里。服从自己深刻本性的斯大林机会主义正是在重力法则的作用下，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为自己开辟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论据的选择是纯粹偶然的事件。
　　从把3月对临时政府的评价搬到中国“民族”政府那里一事中，产生了斯大林同国民党为时三年的合作，这是现代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布尔什维主义的篡改者作为忠实奴仆，追随中国资产阶级直到1927年4月11日，也就是直到后者对上海无产阶级实行血腥镇压前一天为止。斯大林如此来证明跟蒋介石在武装力量方面精诚合作是正确的：“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2页）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本人没有领悟到如何把握俄国革命，不能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的视角来看问题，而要从那些遭受的压迫并不亚于中国人的、同处一个俄国的“其他民族”的经验的视角来看问题。
　　在三次革命期间俄国所代表的那种宏伟的试验场当中，可以找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全部样式，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本国人民起到了解放作用。没有显现出任何色调的边远地区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一成不变地要依附中心地区的银行家、托拉斯和贸易商行，从而实质上成了全俄资本代理人，它自己从属于这种资本的俄罗斯趋势，并且使众多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也从属于这种趋势。边远地区的资产阶级显得愈“成熟”，它与全国性机构的联系也就愈密切。被压迫民族结成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充当了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买办角色，这与后者对国际财政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同的。依附性和对抗性的繁复层次一天也没有排除它们在跟起义群众进行的斗争中的根本一致性。
　　在反革命时期（1907—1917年），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集中到了本民族资产阶级手里，它比俄国自由主义者还要露骨地寻求跟君主制度妥协。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鞑靼的、乌克兰的和犹太的资产者在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舞台上展开了竞争。二月革命后，他们躲在立宪民主党人背后，或者仿效立宪民主党人的做法，躲到了本民族妥协主义者的背后。到1917年秋季，边区资产阶级不是在与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而是在与即将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开始走上分离主义道路的。总之，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革命表现出来的敌意，无论如何也不亚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
　　不过，三次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对于许多事件的参加者，首先是对于斯大林来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殖民地民族内部阶级相互关系的妥协主义亦即小资产阶级的理解断送了1925—1927年中国革命，篡改之徒甚至把它纳入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并且把纲领的这一部分变成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真正陷阱。
　　为了理解列宁民族政策的真正实质，最好是运用对比的方法，把它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进行对照。布尔什维主义寄希望于几十年来爆发的民族革命，并且用这种前景的精神来教育先进工人；与此同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顺从地去适应统治阶级的政策，出面充当强迫奥匈帝国十个民族共同生活的辩护人。在根本没有能力使各个民族的工人实现革命统一的时候，它便在党和工会组织当中用垂直的隔板把他们按民族分开。学识渊博的哈布斯堡王朝官吏卡尔·伦纳孜孜不倦地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墨水瓶里寻找让哈布斯堡国家返老还童的方法——直至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奥匈帝国鳏居的理论家为止。在两个中央帝国瓦解之际，哈布斯堡王朝仍然企图在自己的权杖之下打出自治民族联邦的旗号。预定帝国范围内和平发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纲领一转眼就变成了用400年战争血污掩盖起来的帝国本身的纲领。
　　原先把十个民族箍在一起的生锈铁箍已经断裂成了碎片。奥匈帝国是被凡尔赛外科手术所强化的内部离心倾向的力量所瓦解的。结果形成了一些新国家，也重建了一些老国家。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悬挂在深渊的上方。对他们来说，问题已经不是保持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是自身有落到外族政权统治之下的危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代表奥托·鲍威尔认为这是提出民族自决公式的适当时机。本该是近几十年间鼓励无产阶级开展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当权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纲领，结果成了昨日的统治民族自我保护的工具，因为该民族今天面临着来自已经获得解放的斯拉夫民族的威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纲领刹那间就变成了濒临灭顶的君主制度力图抓住的一根稻草；同样，被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阉割了的自决公式也势必会变成拯救德国资产阶级的船锚。
　　1918年10月3日，也就是事情已经一点也不再由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来决定的时候，他们宽宏大量地“承认”了前帝国各族人民实行自决的权利。10月4日，资产阶级政党也接受了自决纲领。就这样，社会民主党对奥地利—德意志帝国主义者拥有领先一整天的优势，可它这个时候还是继续保持观望态度，因为它不知道事态会出现怎样的转变，以及威尔逊会说些什么。直到10月13日，用鲍威尔的话来说，就是军队和帝制的彻底崩溃创造了“我们的民族纲领已经预计到的革命形势”的时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才实际上提出了自决问题：此刻他们真的是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鲍威尔十分露骨地解释说：“随着自己对其他民族统治的崩溃，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为了这个使命，它自愿忍受把自己跟德意志人的祖国分开的痛苦。”新纲领之所以流行起来，不是因为被压迫民族需要它，而是因为它不再对压迫者构成危险了。被塞进历史缝隙中的有产阶级终于被迫在法律上承认了民族革命，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让革命在法律上合法化是十分适时的。这是——成熟的革命，适时的革命，历史准备好了的革命，它反正已经完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灵魂于是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了！
　　至于社会革命，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社会革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有产阶级的承认。务必将它一把甩开，让它失去尊严，叫它名誉扫地。因为帝国是沿着最微弱的也就是民族的裂缝自然瓦解的，所以奧托·鲍威尔由此得出了有关革命性质的结论：“它绝对还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民族革命。”实际上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社会革命内容。革命的“纯粹”民族性质通过奥地利有产阶级公开邀请协约国来俘虏整个军队一事得到了颇为不错的说明。德意志族资产阶级央求一位意大利将军率领意大利军队占领维也纳！
　　把革命进程的民族形式与社会内容割裂为两个好像是各自独立的历史阶段的庸俗做法（在这里我们看到奥托·鲍威尔是多么地接近斯大林！）具有最大限度的功利主义效用。它必定为社会民主党在反对危险的社会革命的斗争中与资产阶级合作进行辩解。
　　如果接受如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那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它旁边画出刹车的位置。在君主制度事实上已经崩溃了以后，其天职就是在政权里面作为同谋的社会民主党至此也没有下决心跟哈布斯堡王朝的旧大臣分道扬镳：“民族”革命只限于做到通过担任国务秘书来加强他们的地位。直到11月9日德国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以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才向国务会议建议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时用群众运动来吓唬资产阶级伙伴，其实他们自己也已被该运动吓得魂不附体。奥托·鲍威尔漫不经心地讽刺说：“11月9—10日还在保卫君主制度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到11月11日决定停止自己的抵抗……”社会民主党比黑帮保皇分子政党抢先了整整两天！人类的全部英雄传说在这种革命气魄面前都相形见绌了。
　　从革命开始时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就像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样，违背自己的意愿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全国的领导力量。也像后者一样，该党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力量。在联合政府中，它设法占据尽可能小的角落。奥托·鲍威尔解释说：“与革命的纯粹民族性质相适应的，首先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仅仅是低调地参加政府。”对于这班人来说，政权问题的解决不是靠现实的力量对比，不是靠革命运动的威力，不是靠统治阶级的破产，也不是靠党的政治影响，而是取决于聪明过人的分类学家贴在事件上的“纯粹民族革命”的迂腐标签。卡尔·伦纳作为国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在等待风暴过去。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则变成了资产阶级部长的助手。换句话说，社会民主党人躲到办公桌下面去了。可是，群众还是不同意靠核桃的民族外壳过日子，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了资产阶级把它的社会核仁贮藏起来。工人和士兵把资产阶级部长们挤到后面去了，并且迫使社会民主党人离开自己的藏身之所。无法替代的理论家奥托·鲍威尔解释说：“只有最后几天的事件才加强了我们在政府中的分量。”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从桌子下面爬出来。
　　但是他们一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目的，他们夺取政权是为了开展反对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战争。那些告密者就是以这样的名称来称呼那场加强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分量”的社会革命本身的。如果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1918年履行自己充当维也纳信贷银行的保护天使，使之摆脱无产阶级浪漫主义危害的历史使命方面有所成就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没有遇到来自真正革命政党方面的阻碍。
　　两个多民族国家俄国和奥匈帝国通过自己最近的命运鲜明地反映出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15年来，列宁在跟形形色色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中反复宣传所有被压迫民族脱离沙皇帝国的权利。指控布尔什维克的人说他们力图要肢解俄国。然而，民族问题上大胆的革命提法使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沙皇俄国境内备受压迫的弱小和落后民族牢不可破的信任。1917年4月，列宁说过：“如果乌克兰人看到我们这里是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就不会分离；如果看到我们这里是米留科夫共和国，他们就会分离。”（《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428—429页）在这方面他的确是对的。历史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进行了无与伦比的检验。奥匈帝国的无产阶级是在胆怯动摇的气氛中接受教育的，帝国还是在可怕的震荡中瓦解成了碎片，而且帝国的崩溃主要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民族成分主动促成的。但是，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却产生了新的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布尔什维克党紧密联系在一起。
　　无论苏联（它离平静的码头还远得很）今后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列宁的民族政策将永远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