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十月革命前的农民

　　文明化进程使农民成了该进程的负重毛驴。资产阶级到头来也只是改变了这种负重的形式。勉强被容忍处在国家生活边缘的农民实际上仍然被学术研究拒之门外。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兴趣通常是如此之少，就如剧评家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一群打扫舞台，搬运绘有天空和大地的布景，为演员清洗化妆室的愚昧无知的人。迄今为止，农民参加过去时代革命的问题，仍然几乎没有得到阐明。
　　1848年，马克思写道：“法国资产阶级是靠解放农民起家的。它在农民的帮助下征服了欧洲。普鲁士资产阶级完全沉溺于它的最狭隘的眼前利益，甚至轻率地丢掉了农民这个联盟者，并把他变成了封建反革命手中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43页）在这一对比中，有关德国资产阶级的评论是正确的。可是，“法国资产阶级是靠解放农民起家的”这一论断似乎是法国官方传说的反响，这种传说在当时甚至影响到了马克思。实际上，名实相符的资产阶级是不遗余力反对农民革命的。早在1789年，各地第三等级的领袖们借口对措辞进行加工删除了农民请愿书中的最强烈的和最大胆的要求。在乡村烈焰火光背景下，国民会议于8月4日通过的赫赫有名的决定，长时间内都不过是毫无内容的动人形式。立宪会议则恳求不愿容忍欺骗的农民“以应有的尊重态度恢复履行自己对（封建的！）私有制的义务”。国民警卫队也多次闯进农村去镇压农民，但站在暴动者一边的城市工人则用石块和瓦片迎接资产阶级镇压者。
　　5年时间内，法国农民在各个紧急时刻都起来举行革命，从而阻止了封建私有制与资产阶级私有制之间进行勾结。巴黎无套裤汉在为共和国流血的同时，也使农民挣脱了封建枷锁。1792年的法兰西共和国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有别于1918年的德意志共和国或者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后两者只不过是去掉了王朝的旧制度。不难发现，土地问题乃是它们区别的根本所在。
　　法国农民并不直接去想什么共和国的问题，他们想的是摆脱地主。巴黎的共和主义者通常把农村给忘记了。然而光是农民对地主的冲击便保证了共和国的建立，并且为它清除土壤中的封建主义残渣。有贵族的共和国不是共和国。马基雅维利老人通晓这个道理，他在艾伯特任总统400年之前、自己流放佛罗伦萨期间，利用猎取鸫鸟和跟屠户进行古双陆祺（tric trac）赌博的间隙总结了民主革命的经验：“谁想在有众多贵族的国家建立共和制，如果一开始不把贵族全部消灭，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俄国的农夫实际上持同样的看法，他们也公开表露出了这一点，而且不带任何“马基雅维利主义”色彩。
　　如果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俄国工人和士兵的运动中起到了领头作用，那么在农民运动中居首要地位的就必定属于落后的大俄罗斯中央农耕区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在这些地方，农奴制的残余保持着特别深厚的根基，土地的贵族所有制具有最明显的寄生性质。农民的分化还很落后，而且还暴露出农村的极端贫困。早在3月份，运动就在这个地带爆发了，而且带有恐怖色彩。然而通过执政党派的努力，它很快就纳入了妥协主义政策的轨道。
　　在工业落后的乌克兰，为出口而生产的农村经济总有更加进步得多也更具资本主义的性质。农民的分化在这里比大俄罗斯地区要深刻得多。民族解放斗争不可避免地抑制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斗争，至少暂时是这样。但是，地区甚至民族的条件差别归根结底仅仅反映在时间先后的差别。到了秋季，农民斗争的范围几乎遍及了全国。组成旧俄罗斯的624个县当中，有482个或者说占77%的县被运动所笼罩。不算因耕作条件特殊而与众不同的边远地区——北方地区、外高加索、草原地区和西伯利亚，剩下481个县当中的439个县，或者说占91%的县卷入了农民暴动。
　　斗争的方式是不同的，这要看所在地是耕地、森林还是牧场，是收取地租还是雇佣劳动而定。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也在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农村的运动经历了与城市的运动相同的两个重要阶段，但难免要落后一些。在第一个阶段，农民还在适应新的制度，他们企图通过新机构来解决自己的任务。然而在这里，事情涉及的形式要比实质重要。革命前就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的一家莫斯科自由主义报纸，以值得称许的直率表达了地主分子1917年夏季时的自我感觉。“一个农夫环顾四周，他暂时什么都没有做，但是请您仔细注意他的眼睛，他那双眼睛在说，他周围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土地。”4月时，坦波夫一个村庄4月间给政府发的一份电报就是理解农民“和平”政策不可代替的关键：“为了已经获得的自由，我们愿意保持平静，这是因为你们禁止地主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出卖土地。否则我们即使抛洒鲜血，也不允许别人来耕种它。”
　　农夫比较得体地保持着一种恭敬的威胁口吻，以至在对历史上形成的权利施压时他们几乎没有必要与国家直接发生冲突。地方还没有建立政府的政权机关。警察所由乡委员会支使。法庭陷于混乱之中。各地的特派委员显得无能为力。“是我们选出了你们，我们也可以赶走你们。”农民冲他们大声喊道。
　　农民前几个月就开展了斗争，到夏季期间，他们朝国内战争走得越来越近了，其中的左翼正在跨过内战的门坎。根据塔甘罗格区土地所有者提供的消息，农民擅自强占草场，夺走土地，阻挠耕种土地，随意拟定租金标准，把主人和管家排除在外。下诺夫哥罗德特派委员的报告称，该省强行夺占土地和森林的行为更加频繁了。县里的特派委员害怕在农民面前充当大土地所有人的保护者。村警察所是不怎么靠得住的：“往往发生警察所的官员与人群一道参与暴力行动的事情。”在施吕瑟尔堡县，乡委员会禁止土地所有人砍伐自己的森林。农民的想法很简单：无论哪个立宪会议都不可能用树桩来恢复被砍掉的树木。宫廷事务部特派委员抱怨占领草场的行为说：只得去花钱购买宫廷马匹所需的草料了！在库尔斯克省，农民自行分掉了时任外交部长之职的捷列申柯肥沃的休闲土地。农民向奥廖尔省的养马场主施内德尔宣布，不仅要把他领地上的三叶草全部割尽，而且好像还要把他本人“交给士兵处置”。乡委员会命令罗将柯庄园的管家们把草场出让给农民：“假如你们不听土地委员会的话，那就把你们另行处理，你们将被逮捕。”下面是签名和盖章。
　　从各个角落，从受害人、从地方政权、从贵族出身的目击证人那里不断传来申诉和号啕。土地所有者的电报乃是对粗糙的阶级斗争理论最完美的驳斥。有尊号的地主、大地产所有人、教会和世俗的农奴制度拥护者非常关心他们的共同利益。敌人——不是农民，而是布尔什维克，有时是无政府主义者。大地主不过是从祖国兴旺的角度来关心自己的地产而已。
　　切尔尼戈夫省的300名立宪民主党党员声称，受布尔什维克唆使的农民不让战俘去干活，他们擅自收获庄稼：末了还威胁说“不可能缴纳赋税”。自由派地主在维护地方金库一事上看到了生存的意义！国家银行波多利斯克支行指控乡委员会独断专行，“担任其主席的通常是奥地利战俘”。这里是蒙受羞辱的爱国主义的语言。在弗拉基米尔省公证人奥金佐夫的庄园里，“用来修建慈善机构的”建筑材料被搬走了。公证人仅仅是为了慈善事业而活着！波多利斯克的主教报告了擅自强占属于高级僧侣家族森林的情况。总检察长对抢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草地一事提起控诉。基兹利亚尔修道院长对当地苏维埃成员大发雷霆，说他们妨碍修道院的正常工作，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收租金，怂恿修女反对她们的上司。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教会的利益受到了直接损害。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儿子托尔斯泰伯爵代表乌法省乡村雇主联盟通报说，土地交给地方委员会的行为是表示“不再等待立宪会议来解决……这在有地农民中间……导致了不满情绪的爆发，在本省，他们的人数超过了20万”。世家地主唯一操心的就是小兄弟。特维尔省的地产主、枢密官别利加尔德愿意容忍盗伐森林的现象，但是他对农民“不愿意服从资产阶级政府”感到悲伤。坦波夫的地主韦利亚米诺夫要求挽救他的两座庄园，因为它们“为军队的需要提供服务”，而这两座庄园是意外成为他的财产的。对于地主的唯心主义哲学而言，1917年的上述电报的确是真正的宝库。唯物主义宁可在其中看到恬不知耻的样品陈列。他也许可以补充说，凡是伟大的革命都排除了有产阶级施展哪怕是彬彬有礼的伪善的机会。
　　受害人向县里和省里的当局、向内务部、向内阁主席发出的请求通常来说都是没有结果的，有如石沉大海。到底该向谁求助呢？向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吧。在七月危机到科尔尼洛夫叛乱之间的日子里，这位高级宫廷侍从再次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许多事情正是按照他的电话铃声办理的。
　　内务部的官员向各地发出了把罪犯交付法庭审判的通告。一些冒失的萨马拉地主致电回应说：“没有经社会主义部长签字的通令是没有效力的。”社会主义的用处就这样显示出来了。策烈铁里不得不克服羞怯心理：7月18日，他发布了一道冗长的命令，内称要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像地主们自己一样，策烈铁里关心的仅仅是军队和国家。可是，农民觉得策烈铁里在保护地主。
　　政府改行镇压方式的转折点来临了。直至7月，多半采取口头劝说的方式。如果派军队到地方上去，那也是作为政府发言人的护卫。战胜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之后，已经没有劝说人同行的骑兵队直接由地主指挥。据年轻的历史学者尤戈夫说，在最纷扰不宁的喀山省，骑兵队仅仅通过逮捕，派武装分队进入农村，甚至恢复鞭刑……就成功地使得农民暂时屈服了。在其他地方，镇压也不是没有效果的。7月份，受到损坏的地主庄园数量有所减少，从516座降到503座。8月，政府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不平安的县从325个减少到288个，即减少了11%。农民运动波及的庄园数量甚至减少了33%。
　　到那个时候，一些最不安宁的地区平静下来了，或者说退到了次要地位。相反，那些昨天还很可靠的地区今天却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在此之前不过一个月之际，奔萨的特派委员描绘过一幅令人慰藉的情景：“农村到处都在收获庄稼——准备选举乡里的自治机关。政权危机时期已经平安度过了。新政府的建立受到了令人十分满意的欢迎。”到8月，这幅田园诗一般的情景已经无影无踪了：“发生了大规模的侵占果园和砍伐林木现象——为了消除混乱，不得不求助武装力量。”
　　就其自身总体性质而言，夏季运动仍然属于“和平”阶段。但是，在其中确实已经可以看到微弱然而又是准确无误的激进化征兆。如果说前4个月期间直接攻击地主庄园的事件逐渐在减少，那么从7月起这类事件就开始不断增加了。研究人员大体上按照从多到少的顺序对七月冲突进行了这样的分类：侵占牧场、庄稼、粮食和饲料、耕地、财物；为改变租赁契约开展斗争；破坏庄园。到8月则变为：侵占庄稼、粮食和饲料储存、牧场和草地、土地和林地；农村恐怖。
　　9月初，身为最高总司令的克伦斯基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重申了自己的前任科尔尼洛夫反对出自农民的“暴力行为”的理由与威胁。过了几个星期，列宁写道：“要么是……全部土地立即交给农民；……要么是让地主资本家……激怒农民，导致无比暴烈的农民起义。”（《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63页）在随后一个月期间，这的确成了事实。
　　与8月相比，9月被土地冲突笼罩的庄园数量上升了30%；10月与9月相比又上升了43%。在9月和10月前3个星期，超过了从3月以来登记在册的全部的土地冲突的1/3。不过，与冲突的次数相比，它们的坚决程度更是无可比拟地增强了。在前几个月，即使直接占领各类用地的事情也是采用为妥协主义机关所软化和掩盖起来的契约形式。现在，合法的掩盖也失去了意义。运动的每一个领域都具有更加果断的性质。农民从施加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压力转变为强行侵占地主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转变为捣毁地主老爷的巢穴，焚烧庄园，甚至杀死其所有者和管家。
　　6月，改变租赁条件的斗争的事件次数多于破坏行为。到10月，前者次数降至还不到后者的1/40。而且租赁行为本身也改变了自身性质，变成了仅仅是赶走地主的另一种形式。禁止买卖土地和森林让位于直接占领。大规模砍伐林木和大规模耕地放牧的行为带有消灭地主财产的性质。9月份登记在册的公开毁坏庄园的事件有279起；它们已经构成了全部冲突的1/8多一点，10月则占到了警察机关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登记的全部破坏事件的42%以上。
　　因为森林而引发的斗争具有特别激烈的性质。林木经常烧得只剩下树桩。建筑用木材原先保护得很好，可以卖好价钱。农夫们渴望得到林木，况且预备过冬劈柴的时候也来临了。从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彼得格勒、奥廖尔和沃伦等省，总之从全国各个角落都传来了毁坏森林和抢夺木柴储备的控诉。“农民擅自无情地砍伐森林”，“有200俄亩的地主森林被农民烧毁了”，“克利莫维奇县和切里科夫县的农民正在消灭森林和毁坏秋播土地”，……护林人用逃走来摆脱危险。贵族的森林在呻吟，全国各地都是木片飞舞。整个秋季，农夫的利斧都在敲打出狂热的革命节拍。
　　在粮食需要输入的地区，食品供应情况比城市还要紧张。不仅缺乏口粮，而且连种子也不足。在输出地区，由于当局加紧榨取粮食资源，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提高谷物的固定价格打击了贫困阶层。在许多省开始出现了饥饿风潮与捣毁粮仓以及冲击粮食供应机关的事件。居民们转而寻找粮食的代用品。出现了有关败血病和伤寒病的报道，也有由于绝望而自杀的消息。饥荒，或者说饥荒的幽灵使富足和奢华的邻居成了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对象。农村最贫困的阶层走到了斗争的前列。
　　残酷无情的波浪从底部搅起了不少沉渣。在科斯特罗马省，“可以看到黑帮宣传和反犹太宣传。犯罪违法行为正在蔓延……对国家政治生活兴趣的衰减也显露出来了。”特派委员报告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有教养的阶级不理睬革命了。在波多利耶省，出人意料地响起了黑帮保皇主义的声音。杰米多夫卡村委员会不承认临时政府，认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皇上才是“俄罗斯人民最忠实的领袖”。如果临时政府不走开，那么“我们将归附德国人”。如此大胆的坦白承认毕竟还是极其罕见的：农民中的保皇分子早就紧随着地主改头换面了。在不少地方，也如那个波多利耶省一样，军队和农民一起捣毁了酿酒厂。关于无政府状态，特派委员报告说：“将会毁灭村庄和居民，也会毁灭革命。”不，革命已经远离了毁灭。它正在给自己掘开更深的河床。它那狂暴的水流正在逼近河口。
　　9月8日入夜之际，坦波夫省瑟乔夫卡村的一些农民手持棍棒和草叉，从一个院子走到另一个院子，召集大伙，从小孩到大人，都去攻击地主罗曼诺夫。在全村大会上，有一群人提议有秩序地夺取庄园，在居民之间进行财产分配，出于文化方面的目的要保护好建筑物。贫困阶层则要求烧掉庄园，不留一块石头。贫困阶层占了多数。就在当天夜晚，全乡的庄园都笼罩在火海之中。一切被火焰包围的东西都烧毁了，甚至连试验田地也不例外，良种牲畜也被宰杀殆尽，“人们一直狂饮到发疯的地步”。火种从一个乡蔓延到另一个乡。乡巴佬的军队已经不限于使用旧式草叉和镰刀。省特派委员的电报指出：“用左轮手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的农民和一些陌生人攻击了伦堡县和里亚日斯克县的庄园。”战争把高级技术带进了农民暴动。雇主联盟的报告称，3天之内已经有24座庄园被烧掉了。“当地政权没有能力恢复秩序。”军队指挥官派来的部队姗姗来迟，战时条令颁布了，集会遭到禁止，并且对主谋实行逮捕。沟壑堆满了地主的财物，河流吞没了不少劫掠来的东西。
　　奔萨的农民别吉舍夫讲道：“9月，大家都去攻击洛格温（早在1905年它就曾受过攻击。——托洛茨基）。马车一辆接一辆奔向庄园又离开那里，几百个农夫和女人开始驱赶和接走牲口，运走粮食等东西。地方自治局召来的部队企图抢回某些被抓的人，可是大约有500个女人和农夫聚集起来赶到乡里，于是部队散开了。”显然，士兵根本不急于恢复被侵犯了的地主权利。
　　据农民加波年科的回忆，在塔夫里达省，从9月最后几天开始，“农民开始破坏地主大农场，赶走管理人员，从谷仓里运走粮食，抢走牲口和农具……甚至从窗户取下护板，从墙体卸掉门板，从屋内撬开地板，连白铁皮房顶也被掀掉，一起拿走了……”明斯克的农民格鲁恩科讲述说：“起初，人们是步行前来拿东西带走，后来有马的人已经把马套上车来了，整车整车地运走。人多挤得水泄不通……就这样从中午12点开始，一连两天两夜没有间断地拿走和运走东西。在这两昼夜间，所有物品都一扫而光了。”据莫斯科农民库兹米切夫说，人们是这样来解释抢夺财产的行为的：“地主是我们的，我们为他干活，因此以前归他所有的财产，如今应该只分给我们。”曾几何时，贵族对农奴这样说：“你们是我的，因此你们的一切也是我的。”现在农民回应说：“地主是我们的，因此所有的财物也是我们的。”
　　另一个明斯克省农民诺维科夫回忆说：“有些地方每天晚上都在惊扰地主，焚烧地主庄园的事件越来越常见了。”终于轮到了前最高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庄园。“既然拿走了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接着就是动手砸烂炉灶，取走炉门，撬走地板和墙板，把所有这一切都搬到了家里。……”站在这类破坏行为身后的是千百年所有农民战争的用意，把敌人的坚固阵地连根挖掉，不给他们留下藏身之所。库尔斯克的农民瑟甘科夫回忆说：“比较慎重的人说：‘不必毁掉建筑物，我们将来可以用它们来做学校和医院。’可是多数人大喊必须毁掉一切，万一出了什么事让我们的敌人无处藏身……”奥廖尔省农民萨甫琴科讲述说：“农民抢夺了地主的全部财物。把地主赶出庄园，在地主家里撬开门窗、地板和天花板……有士兵说，既然捣毁狼窝，那就要杀死狼。鉴于这样的威胁，为头的和家业大的地主躲藏起来了，因此也就没有发生杀死地主的事情。”
　　在维捷布斯克省扎列斯耶村，法国人巴纳德拥有的庄园里储藏有粮食和种子的谷仓被烧毁了。农夫们不太想去弄清国籍，因为许多地主已经赶紧把自己的土地转给了享有特权的外国人。“法国大使馆请求采取措施。”可是到10月中旬，在靠近前线的地带，即便是为了讨好法国大使馆也很难采取什么“措施”了。
　　捣毁梁赞附近的一座大庄园延续了4天，“甚至小孩也参与了抢劫”。土地所有者联盟呈报给部长们的消息称，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就会出现私刑，饥荒和内战”。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地主还在把内战说成是未来的事。
　　在9月初举行的合作社代表大会上，经商致富的农民领袖之一别尔根盖姆说：“我坚信，整个俄国还没有变成疯人院，暂时——主要还只是大城市的居民发狂了。”这种由部分殷实和保守农民的发出的自负声音不可救药地落伍了，因为恰恰就在这一个月，农村彻底挣脱了慎重行事的所有圈套，并且因斗争的狂暴而使城市“疯人院”远远地落在了自己后面。
　　4月时，列宁还认为爱国主义的合作社工作者和富农会把跟随自己的农民群众主要部分拉上同资产阶级和地主妥协的道路是可能的。于是他越来越孜孜不倦地坚持要建立特别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最贫困农民的独立组织。但是，一个接一个月过去的时间显示，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这一部分并没有风行起来。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外，其他地方根本没有雇农苏维埃，贫困农民同样没有找到独立的组织形式。仅仅用雇农和农村最贫困阶层的落后来解释这一现象等于绕开了事情的实质。主要原因植根在历史任务自身——民主的土地革命的实质之中。
　　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地租和雇佣劳动上，比什么都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与农奴制残余做斗争的共同利益是如何不仅切断贫困农民，而且切断雇农通向独立政策的道路。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为3700万俄亩，约占全部私有土地的60%，农民每年缴纳的租金达到4亿卢布。反对苛刻租地条件的斗争成了二月革命以后农民运动最重要的成分。不仅反抗地主剥削而且反抗农民剥削的农村工人的斗争占有不大但是仍然很重要的地位。承租人为缓解租地条件而斗争，农村工人则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他们双方分别依照自己的方式把承认地主是所有者和主人作为出发点。但是，从把事情一干到底，也就是夺取土地并且自己稳坐其上的可能性展现出来的那个时刻起，贫苦农民不再关注地租问题，而工会也开始失去了对雇农的吸引力。也正是这些农村工人和租地贫农加入总体运动，赋予了农民战争最后的坚决果敢和不可逆转的性质。
　　反对地主的进程还没有那么充分地吸引农村相反的那个极端。事情暂时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暴动的地步，农民的上层在运动中起到了明显的、有时是领导的作用。到秋季，富裕农民满怀疑虑地注意到农民战争的洪水，他们不知道，这种局势会怎样收场，他们会失去什么，他们躲到一边去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完全躲避毕竟是做不到的，因为农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身处村社之外的小土地所有者的举止比“自己”村社里的富农更加孤僻和敌对。全国统计共有60万户拥有土地达到50俄亩的农民。他们在许多地方构成了合作社的骨干，政治上倾向于已经成为通向立宪民主党桥梁的保守的农民联盟，在南方尤其是这样。据明斯克省农民古利斯说：“单独田庄主和富裕农民支持地主，他们企图通过劝说使农民平静下来。”在当地环境影响下，有些地方农民内部的斗争到十月革命前夕已经带有激烈的性质。在这方面，独立田庄主的痛苦感到特别强烈。下诺夫哥罗德省农民库兹米切夫讲述道：“几乎所有的独立田庄都被烧毁了，田庄的财产一部分被毁掉了，一部分被农民抢走了。”独立田庄主是“地主的仆人，是照看某些地主的森林别墅的受托人，是警察、宪兵和自己的主人所喜爱的人”。下诺夫哥罗德县某些乡最富裕的农民和商贩到秋天都躲藏起来了，直到两三年后才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是在国家大部分地区，农民内部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如此尖锐的程度。富农行事十分机巧，他们在进行阻碍和反抗，但是力求做到不让自己与“村社”过于对立。普通农民基于自己的利益非常卖力地监视富农，不让他们与地主联合起来。贵族与农民之间争取对富农施加影响的斗争贯穿于整个1917年，它采用了从“友善”影响到凶狠恐怖的各种形式。
　　就在大地主所有者献媚地向农民私有者打开贵族聚会的正面大门的时候，小土地所有者却示威性地与贵族划清界限，以免同他们一起走向覆灭。用政治语言来说，就是这表现为革命前属于极右政党的地主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主义的精华，依据陈年记忆把自由主义作为保护色。然而，以前通常支持立宪民主党的农民中的私有者现在却向左转了。
　　9月举行的彼尔姆省小私有者代表大会与以“伯爵、大公和男爵”为首的大土地所有者莫斯科代表大会严格划清了界限。一个有50俄亩土地的私有者说道：“立宪民主党无论何时都不会穿农民的厚呢上衣和树皮鞋，因此无论何时都不会捍卫我们的利益。”在跟自由主义者疏远的同时，私有劳动者寻找赞成私有制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一位代表发言表示支持社会民主工党：“……工人？你们给他土地，他到农村来就会停止吐血。社会民主工党的人不会夺走我们的土地。”当然，他指的是孟什维克。“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任何人。那些轻易得到土地的人，比如地主，也会轻易抛弃它。而农民是历尽艰难才获得土地的。”
　　当年秋天，农村跟富农展开了斗争，同时也没有把他们排斥在外；相反，农村强迫使他们参加统一的运动，以掩护运动免遭来自右边的打击。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有时逃避参加破坏行为而遭受的惩罚竟然是当作不服从者被处死。在可以回避的时候富农便回避，可是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再次挠了挠后脑勺，接着把喂饱了的马套上铁皮四轮大车，运走自己分得的那一份。结果它运走的往往是最大的一份。奔萨省的农民别基舍夫讲道：“主要是富裕的人在享用，因为他们有马匹和闲人。”奥廖尔省农民萨甫琴科几乎说出了同样的话：“大多数富农在坐享其成，他们吃得饱饱的，有办法运木材……”
　　根据韦尔梅尼切夫的统计数字，2—10月期间，与地主发生的土地冲突有4954次，而跟农民资产阶级的冲突总共才324次。对比是十分鲜明的！单就这一点就无可辩驳地表明，1917年的农民运动就其社会基础而言，它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农奴制残余。同富农阶级的斗争只是在后来，即1918年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以后，才开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纯粹民主主义性质按理应该给予官方民主派坚不可摧的力量，但是实际上却使它的腐朽暴露无遗了。如果从上往下看，农民全都是由社会革命党来统领着，农民把他们选上台，跟着他们走，几乎要与他们汇成一体了。在农民苏维埃五月代表大会上，选举执行委员会时切尔诺夫得了810票，克伦斯基得了804票，而列宁总共才得到20票。怪不得切尔诺夫自命为乡里人的部长！可是也怪不得乡村的战略突然同切尔诺夫的战略分道扬镳了。
　　经济上的分散性使在与个体地主斗争时如此坚决的农民，在以国家为代表的总体地主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由此，农夫的本能要求正是依靠童话里的国家来反对现实中的国家。在古代，他们创造了僭主，团结在虚构的沙皇黄金证书周围，或者是关于合乎正义标准土地的传说周围。二月革命以后，他们又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和自由”的旗帜周围团结起来了，从中寻求援助来反对已经当上了特派委员的自由派地主。民粹主义纲领对待现实的克伦斯基政府的态度，就如同虚假的沙皇证书对待现实的专制制度的态度一样。
　　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一贯存在着许多乌托邦成分，他们要在小商品经济基础上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纲领的基础又是民主革命的：剥夺地主的土地。该党在必须贯彻纲领的时候却停步不前，又陷入了联合政府的迷魂阵。坚决反对没收土地的不仅有地主，而且有立宪民主党的银行家，因为银行为土地所有权抵押支付的金额不少于40亿卢布。社会革命党人打算在立宪会议上与地主讨价还价，但是也准备友好地结束协商，他们竭尽全力不让农夫们去动土地。这样一来，他们不是在自己社会主义乌托邦性质方面，而是在自己站不住脚的民主主义方面遭到了失败。检验他们的乌托邦主义可能需要很多年时间，但他们背弃土地民主主义几个月时间内便表现得很明显。结果在社会革命党的政府下面，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农民非得走上暴动的道路不可。
　　在临时政府采用镇压手段打击农村的7月份，农民一时冲动急忙去寻求同一个社会革命党的庇护，他们在小本丢那里寻求保护，以免遭到老彼拉多[1]的伤害。布尔什维克在城市里力量最薄弱的那个月同时又是社会革命党势力在农村扩展最多的一个月。这如同常见的现象，在革命时代尤其常见，即有组织的进攻顶点与政治上衰败的开端同时出现了。农民躲在社会革命党人身后，以免遭到社会革命党政府的打击，因而越来越丧失了对这个政府，也丧失了对这个政党的信任。于是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农村的急剧膨胀便成了这个无所不包的政党的致命伤：它的下层举行暴动，它的上层却实行镇压。

[1]本丢·彼拉多是下令处死耶稣的罗马总督。——译者

　　
　　在7月30日莫斯科举行的军事组织会议上，一位本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前线代表说道：尽管农民仍然认为自己是社会革命党人，但是在他们与党之间出现了裂痕。士兵们证明：处于社会革命党宣传影响之下的农民仍然对布尔什维克抱敌视态度，可是他们实际上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的。在伏尔加河地区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波沃尔日斯基证实，最令人尊敬的社会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越来越感到自己遭到了排挤：“农妇们把他们叫作老头子，表面上尊敬他们，但投起票来就按自己的方式。”是工人和士兵教会了农村“按自己的方式”投票和行事。
　　要精确说出工人对农民的革命影响到底有多大是不可能的：它具有长期的、微观的、随处发生的，因而并不为统计所左右的性质。相当多的工业企业办在农村地区，这使相互渗透变得容易一些了。不过，即使最欧化的城市彼得格勒的工人也与其出生的村庄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夏季几个月期间，不断恶化的失业现象和企业同盟歇业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去农村做工，他们当中大多数成了鼓动者和领导人。
　　5—6月间，彼得格勒的工人按照各自原籍的省、县乃至乡建立了不少同乡会。工人报刊整栏整栏专门刊登同乡会会议的海报，那里面关于农村旅行的报告让人听得入了神，对代表的委托编写出来了，用于宣传的资金也找到了。革命前不久，同乡会团结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一个特别中央局周围。同乡会运动迅速扩展到莫斯科、特维尔，大概还有其他一系列工业城市。
　　不过，就对农村的直接影响而言，士兵起了更大的作用。只有在前线和城市兵营的人为环境中，年轻的士兵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己的散漫性，直接面对全国性的问题，可是也正是在这里，政治上的依赖性发挥了作用。农民经常处于爱国主义和保守派知识分子领导之下，同时又力求摆脱他们，试图在军队里面单独联合成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的组织。当局对这样的意图不怀好意，陆海军部反对它，社会革命党也不迁就它，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军队里又不太吃得开。甚至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农民也没有能力把自己占压倒多数的人数转变为政治上的优势！
　　只有在大型革命中心和处在工人直接影响之下，农民—士兵苏维埃才能有效地开展意义重大的工作。例如彼得格勒农民苏维埃从1917年4月—1918年1月1日共派遣了1395名携有专门委任书的宣传人员去了农村，大概还有同样多的没有委任书的宣传人员。代表们跑遍了65个省。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士兵当中，有人仿效工人建立了同乡会。同乡会给代表发放了“有权利”免费乘坐火车和轮船的证件。私营运输单位顺从地接受了这种证件，在国营运输单位则发生了冲突。
　　在农民的海洋中，各组织的正式代表不过是沧海一粟。自动离开前线和后方卫戍部队的数以百万计士兵从事了不可胜数的大量工作，他们的耳朵里灌满了集会演说的强硬口号。在前线不太作声的人在自己村子里则成了相当健谈的人，而且，这里并不缺少如饥似渴的听众。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穆拉洛夫讲道：“在莫斯科四郊的农民中间，发生了大规模向左转的情况……莫斯科的村镇到处都是前线来的逃兵。与农村没有中断联系的首都无产阶级也深入到四郊的农民那里去。”据农民纳乌姆琴科夫的讲述，“6—7月间，由于各种原因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唤醒了”昏昏欲睡的卡卢加农村。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特派委员报告说：“所有违法乱纪和无法无天的行为都与逃兵、休假士兵和团队委员会的代表在省内出现有关。”女公爵巴里雅京斯卡娅在佐洛托诺沙县的庄园总管8月份控诉了由喀琅施塔得水兵加特兰任主席的土地委员会的独断专行。布古利马县的特派委员报告说：“前来休假的士兵和水兵进行旨在制造无政府状态和煽动暴力情绪的鼓动。”“来到姆格林县别洛戈什镇的一个水兵擅自禁止采伐和从森林里运出劈柴与枕木。”如果说是由士兵开始进行斗争的，那也是由他们结束斗争的。在下诺夫哥罗德县，农夫们对修道院步步紧逼，割光了草场，拆毁了围墙，还不让修女出行。修道院长拒不屈服，警察把肇事农夫送上法庭。对此农民阿尔别科夫写道：“案件就这样一直拖下去，直到士兵们来了。前线来的人马上就打中了要害。”修道院被扫荡一空。据农民布勃科夫说，在莫吉廖夫省，从前线回家的士兵成了委员会最初的首领，并且领导了驱逐地主的斗争。
　　前线来的人习惯用步枪和刺刀对着他人，他们带来了当兵的那种坚强有力的决心。甚至士兵的妻子也从丈夫那里学到了好斗情绪。奔萨省的农民别吉舍夫讲述说：“8月里，士兵妻子的运动是强大有力的，她们在村社大会上支持发动攻击。”同样的情况在其他省也可以看到，士兵妻子在城市里通常也是发酵的因素。
　　根据韦尔梅尼切夫的统计，士兵充当农民首领这样的事情在3月份为1%，而4月份为8%，9月份为13%，10月份达到17%。这个统计不能指望它很准确，但是它指出的总的趋势是没有错的。社会革命党教师、文书和小官吏有节制的领导被勇往直前的士兵的领导所取代了。
　　帕尔乌斯以前是有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作家，战争期间他积攒了一批财富，然而完全丧失了原则和洞察力，他把俄国士兵比作中世纪的雇佣兵、强盗和暴徒。有关于此，不必去看，就能清楚，尽管有了很多过激行为，俄国士兵只不过充当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土地革命的工具而已。
　　在运动尚未彻底失去合法性之前，派军队去农村也只是维持着象征的性质。事实上，几乎只有哥萨克才可以作为镇压者使用。“有400名哥萨克被派到了谢尔多布斯克县……这一措施产生了安定局势的效果。农民们宣布将等候立宪会议的召开。”10月11日的自由主义报纸《俄罗斯言论报》这样写道：“400名哥萨克——为召开立宪会议找到一个毋庸置疑的理由！可是哥萨克人数不够，况且他们还动摇不定。其实，临时政府更多的是被迫采取所谓坚决措施。”韦尔梅尼切夫统计出头四个月出现了17次派军队对付农民的事件，7月和8月出现了39次，9月和10月出现了105次。
　　动用武装力量镇压农民等于是用油来浇灭大火。在多数场合，士兵们转而站到了农民那边。波多利斯克省的一位县特派委员报告说：“军队组织甚至单支部队正在决定社会和经济问题，它们强迫（？）农民侵占财物和砍伐林木，而有时在某些地方，它们自己也参与抢劫……地方部队拒绝参加制止暴行的行动……”农村的暴动就这样破坏了军队里的最后纽带。至于在工人领导农民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不再让自己去对付城市起义，这种情况人们论及的则不多。
　　从工人和士兵那里，农民首次了解到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新情况，但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对他们所说的那样。列宁的口号和他的名字都深入了广大农村。不过，在许多场合，对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频繁的指控具有虚构和夸张的性质：地主指望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更加可靠的帮助。“奥斯特罗夫斯基县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后果。”从乌法省来的报告称：“乡委员会成员瓦西里耶夫大肆传播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并且公开宣称地主将被吊死。”寻求“防止抢劫”办法的诺夫哥罗德地主波隆尼克没有忘记补充说明：“执行委员会里面全是布尔什维克。”这等于说他们是一些对地主不怀好意的人。辛比尔斯克的农民祖莫林回忆说：“8月份，工人们开始遍访各个村镇，他们为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宣传。讲解它的纲领。”谢别日县的一个侦查员负责来自彼得格勒的26岁纺织女工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娃的案件，因为后者在自己出生的村镇里鼓动“推翻临时政府和颂扬列宁的策略”。据农民科托夫证明，8月底在斯摩棱斯克省，“大家开始关注列宁，开始倾听列宁的声音……”不过，被选进乡地方自治会的绝大多数仍然是社会革命党人。
　　布尔什维克努力进一步接近农民。9月10日，涅夫斯基要求彼得格勒委员会着手出版一份农民报纸：“务必使事业不要经历法国公社当年的经历，当时农民不理解巴黎，巴黎也不理解农民。”《贫农报》很快就出版发行了。然而，在农民中间开展的纯粹党的工作毕竟是无关紧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不在于技术手段，也不在于机构方面，而在于正确的政策。就像空气的流动撒播种子一样，革命旋风也在撒播列宁的思想。
　　特维尔省农民沃罗比约夫回忆说：“到9月份，已经不仅是前线来的人，而且贫苦农民自己也开始在会议上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胆地出来为布尔什维克辩护……”辛比尔斯克农民祖莫林再次肯定：“在贫农和某些中农中间，列宁的名字经常挂在嘴边，一谈话就只说列宁。”诺夫哥罗德省的农民格里戈里耶夫讲到，乡里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把布尔什维克称为“强盗”和“叛徒”。农夫们大吼起来：“打倒这个恶棍，用石头砸死他！你从没告诉我们——土地在哪里？够了！让布尔什维克来吧！”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插曲——类似这样的插曲还真不少——也许是十月革命以后才发生的。在农民的回忆中事实是牢牢记住了的，但是时间顺序记不清。
　　士兵契涅诺夫带着一只装满布尔什维克宣传品的大箱子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奥廖尔省，可是他出生的村子对他很冷淡：里面大概装着德国黄金吧。但是到了10月，“乡支部就有700名成员了，还有许多步枪，而且总是为苏维埃政权进行辩护”。布尔什维克弗拉切夫讲述说，纯农业的沃罗涅日省的农民“从社会革命党的迷醉药中清醒过来了，开始关心我们党，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村和乡的党支部，还有自己的报纸订户，我们在自己狭小的委员会房间里接待过很多农民代表”。根据伊万诺夫的回忆，在斯摩棱斯克省，“布尔什维克在农村还难得一见，在县里他们也很少，也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印发传单也是罕见的事情……然而，越是接近10月，农村也越来越转向布尔什维克……”
　　还是那位伊万诺夫写道：“直到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拥有影响的那些县，摧毁地主庄园的自发事件要么还没有出现，要么规模很小。”不过，这方面情况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例如，塔杰乌什就讲到：“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土地交给农民的要求很快被莫吉廖夫县的农民群众接受了，农民们攻击了庄园，有些人还放了火，割刈草场，砍伐森林。”上述说法之间实质上并不存在矛盾。布尔什维克普遍的宣传无疑催生了农村的内战。可是，在布尔什维克成功扎下更牢固根基的地方，他们很自然地要力求做到在不削弱农民的攻击的同时调整攻击的形式，减少它的破坏性。
　　土地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农民作为卖主或买主都感到十分痛苦难受，特别是战争后期。他们的粮食按固定的价格出售，工业品却越来越买不起。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露出了自己的狰狞面目，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了名曰“剪刀差”这么一个苏联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说：苏维埃一定要夺取政权，还要把土地交给你们，结束战争，让工业回到平时状态，实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以及调节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的相互关系。不管这个答案是多么笼统，但是毕竟它指出了一条途径。10月10日，托洛茨基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说道：“横在我们和农民之间的障碍就是阿夫克先季耶夫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必须推倒这堵墙。必须向农民讲清，在工人还没有对有组织的生产实行监督前，工人通过向农村供应农具来帮助农民的全部努力将无果而终。”代表会议依照这种精神发表了一份告农民书。
　　彼得格勒的工人那时在工厂建立了特别委员会，负责收集金属和边角废料交由专门的“工人援助农民”中心处理。废料被用来制作简单的农具和备用部件。这是工人首次有计划地干涉生产过程，规模还不算大，宣传的目的也大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是它展示出了不久的将来的前景。被布尔什维克对农村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进行干涉吓坏了的农民执行委员会，企图以新的举措来控制农民。不过，对于在农村已经丧失了立足之地的颓丧的妥协主义者来说，也根本无力同布尔什维克在城市舞台上展开竞争。
　　布尔什维克宣传引起的反响“把贫苦农民惊动到这种程度”，特维尔省的农民沃罗比约夫后来写道，“以致可以断定：十月革命即使在10月不爆发，到11月也会爆发”。这种对布尔什维主义政治实力的鲜明评述与它在组织上弱小的事实找不到任何矛盾之处。只有通过这样一些极不相称的现象，革命才可以为自己不断开辟道路。顺便指出，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把革命运动强行赶进形式民主的范围之内是不可能的。为了能够实现土地革命，在10月或者说在11月份，除了利用依然是那个社会革命党日益破损的组织以外，并没有给农民留下其他任何东西。该党的左翼成员在农民暴动的冲击下匆匆忙忙和混乱无序地聚集起来，力求赶上布尔什维克并且同他们展开竞争。最近几个月期间，农民政治上的进展主要是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零散口号下取得的。这个昙花一现的政党是农村中反射性的和不稳定的布尔什维主义形式，是农民战争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临时桥梁。
　　土地革命需要自己的本地机构，它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农村已存在着某些类型的组织：有国家的，比如乡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有社会的，比如苏维埃；还有纯政治的，比如政党；最后还有以乡地方自治会为代表的自治机关。农民苏维埃只是在省一级范围，有部分在县一级范围内成功发展起来了，乡一级的苏维埃就很少了。乡自治会很难吃得开。相反，本来是国家机关的土地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变成了农民革命的机关，无论这初看起来是多么古怪。
　　由官员、地主、教授、农学家、社会革命党政客组成的，并且掺杂着几个可疑农民的总土地委员会，实际上是土地革命的总制动阀。各省土地委员会从未停止充当政府政策的传导器。县级土地委员会在农民与上司之间摇摆。但是农民选举产生的并且立即在乡村眼皮底下开展工作的乡土地委员会乃是土地运动的工具。委员会成员通常把自己算作社会革命党人这种现象并没有使事情发生变化。他们向农夫的小屋而不是向贵族庄园看齐。农民尤其看重自己的土地委员会的国家性质，认为它也算是一种国内战争的特许证。
　　早在5月的时候，萨兰斯克县一个警察头子就抱怨过：“农民说，除了乡委员会以外，他们不承认任何人，县里和市里的委员会毕竟仍然在为土地所有者工作。”用下诺夫哥罗德特派委员的话来说就是：“有些乡委员会与农民自行做斗争的尝试几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结果导致自己全体成员被撤换……”用普斯科夫省农民杰尼索夫的话来说则是：“委员会总是站在农民运动一边反对地主，因为当选为委员的就是农民中的革命分子和前线士兵。”
　　在县级尤其是在省级土地委员会当中充任领导的是力求与地主维持和平关系的官员“知识分子”。莫斯科农民尤尔科夫写道：“农民看出了这是一件皮袄，但是被翻过来了；这是同一个政权，但是改变了名称。”库尔斯克的特派委员报告说：“看来有改选县土地委员会的……企图，因为它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临时政府的决定。”但是，农民要支配县土地委员会是困难的：社会革命党掌握了村和乡的政治联系，因此农民不得不通过该党开展行动，而该党的主要使命是把旧皮袄翻过来。
　　农民对三月苏维埃的冷淡乍看起来是令人吃惊的，实际上却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苏维埃代表的不是像土地委员会那样的专门组织，而是革命的万能组织。但是在公共政治领域，没有人领导，农民就连一步也不可能迈出去。全部问题就在于它这种领导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省级和县级的农民苏维埃是由合作社发起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合作社的经费建立起来的，而合作社不是农民革命的机关，它是保守分子监管农民的工具。农村之所以忍受右翼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凌驾于自己之上，是把它作为对抗当局的盾牌。在自己家里，农村宁愿服从土地委员会。
　　为了防止农村锁闭在“纯粹农民利益”的狭小圈子里，临时政府连忙建立了民主地方自治机关。这的确一定是一个迫使农夫们警惕起来的做法。选举往往是强加于人的。奔萨的特派委员报告称：“存在着违法行为，而且因它的缘故选举遭到了破坏。”在明斯克省，农民扣押了乡选举委员会主席德鲁茨基—柳别茨基公爵，指控他暗中偷换了选民花名册。要农夫们与公爵就用民主方式来解决历时久远的争执一事达成协议是不容易的。布古利马县的特派委员报告说：“全县的乡地方自治会选举根本不是有秩序地进行的……参加投票的人只有农民，排挤本地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土地所有者的现象是很明显的。”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自治机构与土地委员会没有多少区别。明斯克省的特派委员抱怨说：“农民群众方面以恶劣态度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土地所有者。”从9月23日莫吉廖夫的报纸上可以读到下面的文字：“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工作伴随着很大的危险，假如你不是立即无条件答应协助把全部土地都交给农民的话。”在那些基本阶层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甚至无法交流的地方，便失去了民主机构的立足地。乡地方自治会胎死腹中也就明确地预示了立宪会议的破产。
　　下诺夫哥罗德的特派委员报告说：“本地农民中间存在着一种固执观念，那就是所有的民法都已失去了自身的效力，以及所有的法律关系现在都应该由农民组织来进行调整。”在对当地警察机关发号施令的同时，乡土地委员会还颁布本地法律，确定租金标准，调节工资水平，在庄园里建立自己的管理，把土地、草场、森林和农具抓到自己手里，收缴地主的武器，进行搜查逮捕。古老的声音和革命的新鲜经验同样告诉农夫，土地问题就是暴力问题。为了实行土地革命，便需要农民的专政机关。尽管农夫还不知道这个拉丁词汇，但是农夫知道他想要什么。地主、自由主义特派委员和妥协主义政治家所指责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就是农村革命专政的第一个阶段。
　　早在1905—1906年事变期间，列宁就坚持在各地为实现土地革命而建立纯粹农民的特殊机关的必要性。他在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说：“农民革命委员会是可以开展农民运动的唯一途径。”[2]农夫们没有读过列宁的报告，但是列宁读懂了农夫的心思。

[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前言称此报告至今没有找到。——译者

　　直到秋天，即苏维埃本身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针的时候，农村才改变自己对苏维埃的态度。县城和省城的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已经不再阻止农民，而是相反，推动他们向前。如果说头几个月，农村在妥协主义苏维埃那里寻求合法的掩护，以便将来为跟它们发生敌对冲突做准备，那么现在农村在革命的苏维埃当中第一次开始找到了现实的领导。9月间，萨拉托夫的农民写道：“整个俄国政权应当转到……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手里。这将是更可靠的。”也只是到了秋天，农民才开始把自己的土地纲领与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联系起来。可是在这里，农民还不知道是由谁以及怎样来引导这些苏维埃。
　　在俄国，土地风潮有自己悠久的传统，有自己简单却又明晰的纲领，还有自己的殉难者和英雄。对农村而言，1905年轰轰烈烈的经历并非没有留下踪迹。为此必须加强对支配千百万农民的教派思想方面的研究。有一位熟悉这种情况的作者写道：“我认识许多把十月革命当作自己的宗教夙愿得以直接实现来接受的农民。”在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农民起义当中，1917年的俄国农民运动无疑在最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观念的滋养。然而，如果说它没有能力确立独立的领导，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存在于相互隔绝的、规模很小的和因循守旧的经济本质属性之中。正是它榨干了农夫们的全部血汗，却没有赋予他们可充作总结能力的素质。
　　农民的政治自由事实上就等于在各个城市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但是这种选择并不是先天造成的。农民用自己的暴动推动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然而，只有在掌握了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才能争取到农民，把土地改革变成工人国家的法律。
　　在雅科夫列夫带领下，一批研究人员对体现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土地运动发展进化性质的资料进行了极有价值的分类。在假定每个月无组织的行动平均为100%以后，他们又统计出，“有组织”的冲突4月相当于33%，6月为86%、7月达到了120%。这也是社会革命党的组织在农村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刻。8月份相对于100%无组织的冲突，有组织的冲突已经降为只有62%，而到10月份，总共加起来也不过14%。虽然这些极为有用的数字提供了一切条件，但是雅科夫列夫从中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如果说到8月之前，运动显示出越来越“有组织”，那么到了秋季则相反，它越来越具有“自发的性质”。另一个研究者韦尔梅尼切夫得出了相同的公式：“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风潮中，有组织的运动比例的降低证实了这几个月期间运动的自发性。”如果拿自发性跟自觉性进行对比，这就像拿失明和有视力进行对比（而这是唯一科学的对比）一样，那么必将得出这样的结论：直至8月之前，农民运动的自觉性在不断提高，而此后则开始降低，以至在十月起义之际完全消失了。显然，我们的研究者不愿说出这一点。在对问题多少有点认真考虑的场合，那就不难理解：例如，农民在选举立宪会议时，尽管选举表面上是“有组织的”，但是与农民反对地主的“无组织”运动相比，其“自发的”，也就是愚昧无知的、随声附和的、盲目跟从的性质不知要严重多少，因为反对地主时，每个农民都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秋季的山隘上，农民不是为了自发性而与自觉性决裂，而是为了国内战争而与妥协主义领导决裂。组织性的降低实际上只具有表面的性质：妥协主义组织瓦解了；但是在它们身后留下的绝对不是一片空旷。通向新道路的出口在最革命的分子——士兵、水兵和工人直接领导下打开了。在采取坚决行动时，农民经常召开全体大会，甚至设法让全体村民在通过的决定上签名。第三位研究人员舍斯塔科夫写道：“在农民运动以其混乱的形式进入秋季时，更常见的是农民古老的‘村社大会’登上了舞台……农民正是通过村社会议分配抢来的财物，通过村社会议跟地主和庄园管理人员、跟县里的特派委员和各种各样的镇压者进行谈判……”
　　为什么曾经认真地把农民领向国内战争的乡土地委员会，现在要离开舞台呢？关于这个问题，资料中没有直接的说明，但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做出解释。革命在极其迅速地磨损自己的机关和工具。确实是因为土地委员会领导半和平行动的缘故，因此对于发动直接攻击来说，它们必定是不太适宜的。普遍的原因加上了个别的但同样有分量的原因。在踏上与地主进行公开战争的道路时，农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旦失败，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其实，有不少土地委员会已经处于克伦斯基的严密控制之下了。分散责任就成了策略方面必不可少的要求。对此最适宜的形式就是“村社”。农民之间惯有的互不信任无疑在同一个方面起了作用。现在问题涉及直接夺占和瓜分地主的财物，每一个人都想亲自参与，不把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任何人。这样一来，更加高度紧张的斗争导致以村社大会与村社裁决为形式的古老的农民民主暂时摆脱了代表机关。
　　在确定农民运动性质时暴露出来的深刻的自相矛盾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研究人员的笔下尤其出人意料。但是不能忘记，这里指的是那些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思维的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上层强加给农民的那些组织形式评价过头，同时对农民自身产生的那些组织形式又评价过低。受过教育的官员跟在自由主义教授后面，也总是从控制的视角来观察社会进程。作为农业人民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后来对农民表现出同样总体上是官僚主义的态度，不过是在范围广泛得多，责任也重大得多的领域里，亦即在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当事情涉及大范围的实践时，理论上的浅薄就会还以无情报复！但是当时离全盘集体化的错误还有整整13年。现在的事情还仅限于剥夺土地私有权。134000名地主还舍不得自己的8000万俄亩土地。上层的情况是最危险的，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的3万名旧俄国主人平均每人拥有2000多俄亩土地。贵族博博雷金写信给宫廷高级侍从罗将柯说：“我是一个地主，我的脑子怎么也想不通，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而且是为了最不可思议的目的，为了试验社会主义学说。”然而，革命正是把实现统治者脑子想不通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任务。
　　但是，更有远见一些的地主不可能看不到他们无法保留庄园了。他们已经不竭力去做到这一点，而是与土地脱离得越快越好。他们想象立宪会议首先是一个大的清算议院，在那里国家不仅会为土地，而且会为焦虑对他们进行赔偿。
　　农民私有者则从左边来附和这个计划。他们不反对消灭寄生贵族，但是担心撼动土地私有权的概念。他们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宣布，国家是够富裕的，足以向地主支付不多于120亿卢布的赔偿。同时作为“农民”的他们期望在优惠的条件下使用由全民偿付赔偿金的地主土地。
　　土地所有者明白，赎金的多少就是政治的尺寸，而后者取决于缴付时的力量对比状况。到8月底之前仍然抱有希望，那就是按科尔尼洛夫方式召开的立宪会议将会执行介乎罗将柯与米留科夫之间的土地改革路线。科尔尼洛夫的覆灭则意味着有产阶级输掉了比赛。
　　9—10月间，地主就像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等死那样等待结局的来临。秋天是农夫政治的季节。田地已经收割完毕，幻想已经烟消云散，耐心也已丧失殆尽。是动手的时候了！运动正在冲决堤岸，遍及所有地区，抹掉所有的地方特性，吸引农村的所有阶层，冲洗一切法律上的顾虑和谨小慎微的心理，它正在变成攻击性的、猛烈的、残暴的和疯狂的运动。它用铁和火、用左轮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捣毁和焚烧庄园，赶走地主，清扫大地，有些地方则用鲜血浇灌大地。
　　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歌颂过的贵族巢穴毁灭了。古旧的俄罗斯被遍地烽烟弄得精疲力竭。自由主义报刊充斥着因毁灭英国式花园、用农奴制画笔绘制的作品、袓传藏书楼、坦波夫式花坛、良种赛马、年代久远的版画、配种的公牛而发出的呻吟和号啕。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力图把农民摧残贵族“文化”的“破坏文物行为”的责任推到布尔什维克头上。事实上俄国农夫不过是完成了在布尔什维克降生之前几百年就已开始出现的事情。他们用那些他们所掌握的独特方式执行了自己的进步历史任务。他们用革命的野蛮根除了中世纪的野蛮，何况无论他们，还是他们的孩子或先辈从来就没有遇见过任何仁慈与宽恕。
　　当封建主对扎克雷起义（它在四个半世纪期间决定着法国农民的解放）占有优势的时候，一位担任副主教的僧侣在编年史中记下了这样一笔：他们使国家遭受了如此之多的灾难，以至于无须英国人前来破坏王国了。英国人任何时候都无法做到法国贵族所做过的事。”只有1871年5月资产阶级在残暴方面超过了法国贵族。俄国农民多亏处在工人领导之下，俄国工人多亏有农民的支持，才避免了文化和人道捍卫者造成的这个双重教训。
　　俄国主要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农村找到了自己的再现。就像工人和士兵违背资产阶级的计划，奋起反对君主制度一样，贫苦农民也不听富农的警告，越来越勇敢地起来反对地主。就像妥协主义者相信革命只有从米留科夫承认它的那一刻起才能牢牢地开始站稳脚跟一样，左顾右盼的中农也错以为富农的签名会使得侵夺地主财物合法化。最后，就像敌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毫不犹豫把政权据为己有一样，反对破坏的富家也不拒绝享用它的果实。资产者手中的政权就像富农手中的地主财产一样保持不了多久，在这两种场合事情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土地民主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它的威力表现在革命暂时抑制了农村的阶级矛盾：雇农猛烈攻击地主，同时又在帮富农的忙。俄国历史上的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爬上了20世纪的肩膀，并且压得它弯腰朝地。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表现为农民战争没有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者向前，而是相反，最终把他们抛进了反动阵营。昨天的苦役犯策烈铁里在保护地主的土地免受无政府状态之害！被资产阶级抛弃的农民革命于是与工业无产阶级结合起来。通过这事本身，20世纪不仅得以从重重压在它身上的以往诸世纪之下解脱出来，而且在它们的肩膀上继续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为了让农民能够清理土地和划定土地界线，工人就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就是十月革命最简单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