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第十六章附录

　　在为侨居美国的俄国工人而开办的纽约《新世界》日报上，本书作者力图依据美国报刊上少得可怜的报道来对俄国革命做出分析和预测。3月6日（旧历）作者写道：“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内部经过，我们只能通过官方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和隐语暗示来了解。”专门围绕革命撰写的系列文章从2月27日开始，到3月14日由于作者动身离开纽约而中断。我把从这些系列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引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在下面，它们能够提供作者5月4日回到俄国时对革命的所持的见解。
　　2月27日：

　　“上层是混乱不堪、名誉扫地、互不协调的政府，彻底动摇的军队，有产阶级中间心怀不满、信心尽失和惊恐万状，下层人民当中充满极度冷酷的情绪，在事变烈火中经过锻炼的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说，我们将成为第二次俄国革命的见证人，我们还希望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将是它的参加者。”

　　3月3日：

　　“罗将柯和米留科夫之流现在谈论秩序为时尚早，安宁明天还不会降临到动荡不安的罗斯。在辽阔无垠的全俄民族监狱中，国家所有备受压迫、生活无着以及被沙皇制度和有产阶级掠夺罄尽的人民，现在一个阶层接着一个阶层开始行动起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件仅仅是开端。站在俄国人民群众前列的革命无产阶级将执行自己的历史性工作：他们将把君主制度和贵族反动派从其避难所赶出去，并且向德国和全欧洲的无产阶级伸出自己的欢手。因为不仅需要消灭沙皇制度，而且需要消灭战争。”
　　“革命的第二次浪潮肯定将冲击为恢复秩序以及与君主制度妥协而操心的罗将柯和米留科夫之流的头脑。革命将从自己的内部推出自己的政权——走向胜利的人民的革命机关。无论主要战役还是主要牺牲都还在后头。彻底和真正的胜利只有在它们后面才会出现。”

　　3月4日：

　　“长期压抑的群众不满情绪之所以直到战争爆发后第32个月才如此之迟地向外爆发，不是因为群众面对的是警察障碍（战争期间它实际上已经摇摇欲坠了），而是因为所有的自由主义设施和机关连同它们的社会爱国主义走狗向觉悟最低的工人阶层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劝诱他们相信‘爱国主义纪律和秩序’的必要性。”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起义胜利后）才轮到了杜马。在最后一刻沙皇还力图解散它。如果存在着解散的可能的话，它就会‘照过去的样子’平静地解散。可是在首都正是违背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意志而走上街头开展斗争的革命人民已经占了优势。军队也和人民站在一起。因此，假如资产阶级不努力去组建自己的政权，革命政府就会从起义的工人群众内部诞生。六月三日杜马任何时候都不曾决定从沙皇那里夺走政权。然而它不可能不利用业已出现的皇权空缺局面：专制王朝暂时从地面消失了，而革命政权还没有定型。”

　　3月6日：

　　“以城市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力量与已经暂时掌握政权的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开冲突根本无法避免。当然，可以挑出许多令人感动的话来论证全民统一相对于阶级分裂具有巨大优越性这个题目，自由派资产者和可悲的社会主义庸人正竭尽全力着手去做这件事。但无论何时还从未有谁能用这样的咒语消除社会矛盾和中止革命斗争的自然发展。”’
　　“正是在目前，革命无产阶级应该马上使自己的革命机关——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构对立起来。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把正在站起来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应当把夺取政权树立为自己的直接目标。即便在筹备立宪会议时期，唯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有意志和能力在全国进行激进的民主清洗，自上而下地重建军队，并且把它变成革命的民兵，切实向下层农民证明，只有支持工人革命制度，他们才能得到解救。”

　　3月7日：

　　“在尼古拉二世一伙执掌政权时期，专制王朝和反动贵族的利益在对外政策中占有优势。恰恰是由于这个缘故，柏林和维也纳总是希望同俄国单独缔结和约。现在，从政府的旗帜上同样明显看得出来纯粹的帝国主义利益。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之流对人民说：‘再也没有沙皇政府了，现在你们应该为全民族利益流血。’而俄罗斯帝国主义者把收回波兰，夺取加里西亚、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波斯理解为民族利益。换句话说，俄国现在与其他欧洲国家首先是与自己的盟国——英国和法国处在共同的帝国主义行列中。”
　　“从王朝—贵族帝国主义过渡到纯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俄国无产阶级容忍战争。同世界性大屠杀和帝国主义进行的国际主义斗争现在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任务，
　　“米留科夫的帝国主义式自我夸耀——摧毁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现在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再有利不过了，米留科夫在它们手中扮演菜园稻草人的角色。在着手军队改革之前，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新政府就在协助霍亨索伦王朝激起爱国主义精神，修复遭到破坏的德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既然德国无产阶级理由充分地想到了站在俄国新的资产阶级政府身后的是全体人民，其中包括革命的主要力量——俄国无产阶级，这对我们的同志——德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打击。”
　　“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责任表明，自由派资产阶级凶险的帝国主义意图其实没有什么力量，因为它没有得到工人群众的支持。俄国革命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自己不仅对王朝—贵族反动派，而且对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抱毫不妥协的敌视态度。”

　　3月8日：

　　“在‘拯救国家’的旗号下，自由派资产阶级力图把对革命人民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此，他们不仅把爱国主义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而且看来也要把社会民主工党机会主义分子的代表齐赫泽拉上自己的拖轮。”
　　“土地问题把一根长长的楔子钉进了现今的贵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联盟。克伦斯基必须在‘自由主义’六三分子[1]与革命无产阶级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基于资本主义目的想偷窃革命的全部成果，后者将全面实施土地革命纲领，也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没收沙皇、地主、皇族、修道院和教会的土地。克伦斯基个人做什么样的选择，没有多大意义……而农民群众，农村下层的选择则是另一回事。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一边来是最迫切和最紧要的任务。

[1]即由1907年6月3日国家政变出身的杜马成员。

　　“企图通过以我们的政策去适应农村的民族爱国主义狭隘性来解决（吸引农民）这一任务是犯罪行为：为自己跟农民的关系付出自己与欧洲无产阶级关系破裂的代价，那等于俄国工人完成自杀。不过这里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需要。我们手里有更强大的武器：就在现今的临时政府[2]和李沃夫—古契柯夫—米留科夫—克伦斯基内阁不得不以维持自己统一的名义避开土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也应该把这个问题完整地摆在俄国农民群众的面前。

[2]美国报纸所说的临时政府，是指杜马临时委员会。

　　——既然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拥护帝国主义战争吧！有了1905—1907年的经验以后，俄国资产阶级如是说。
　　——你们对比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土地革命，你们转身背对着战争吧！——我们将援引1914—1917年的经验对农民群众这样说。
　　就是这个土地问题将在军队的无产阶级骨干与军队的农民群众的团结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无产阶级士兵对农民士兵这样说，向他们解释清楚帝国主义战争是为谁以及为什么目的服务的。直接依靠无产阶级以及追随他们的农村下层的工人革命政府能够以何种速度取代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政府，那将取决于我们首先在工人中间，其次在农民和士兵群众中间开展的反对战争的宣传和斗争所取得的成就。”
　　“罗将柯、古契柯夫、米留科夫之流竭尽全力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创建立宪会议。反对外敌的全民战争口号是他们手中最有力的王牌。当然，他们现在就要大谈保卫‘革命成果’使其不至于毁于霍亨索伦王朝之手的必要性了。于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将替他们帮腔。”
　　“我们要说：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保护！那么头一件事就是确保革命不让内部敌人破坏。需要做的不是等候立宪会议，而是把君主制和农奴制的垃圾从每个角落清除掉。需要教育我国农民的是别相信罗将柯的诺言和米留科夫的爱国主义谎言。需要千百万农民在土地革命和共和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去反对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者。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把古契柯夫和米留科夫之流的政权赶下台，才能彻底地完成这项工作。这个工人政府为了教育团结城乡最落后和最无知的下层劳动群众，并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将动用国家政权的一切手段。”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不起来斗争呢？那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你们还假设俄国革命甚至在我们的革命把政权交给工人政府的情况下还能对德国毫无影响吗？不过要知道，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嗯，要是事情毕竟这样呢？……
　　——……假如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假如保守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阻碍德国工人阶级近期起来反对本国统治阶级，——那么，不用说俄国工人阶级将用手中的武器来保卫革命。工人革命政府就将进行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同时号召兄弟的德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无产阶级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假如他们近期夺得了政权，那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从事反对古契柯夫—米留科夫的战争，以帮助俄国工人战胜本国的帝国主义敌人。在这两种场合，无产阶级政府领导的战争都不过是武装的革命罢了。问题并不在于‘保卫祖国’，而是在于保卫革命并且使它扩展到别的国家。”
　　在前面从预定为工人撰写的普及文章里面引用的大量摘录中，与列宁4月4日提纲中体现出来的相同的有关革命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大概不需要再去证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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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头两个月经历过的危机，在这里引用本书作者1909年为罗莎·卢森堡的波兰刊物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摘引文字并非多余：
　　“如果说孟什维克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抽象概念出发，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直至自由派资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前都要适应后者的行为的思想，那么布尔什维克从‘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专政’这一同样纯粹的抽象概念出发，则产生了握有政权的无产阶级自行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的想法。的确，二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虽然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就已经全面表现出来了，可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则只有在革命胜利的场合才会有其巨大的危险性。”
　　这些话在1923年以后被篡改者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广泛运用。其实，在事情发生8年之前，它们就已经给当今篡改者“在革命胜利的场合”的行为赋予了十分确切的性质。
　　党清除了自己右翼阶层的“反革命特征”，体面地度过了四月危机。正因为如此，作者在1922年给上面这段引文增加了下面的注释：
　　“众所周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17年春也就是夺取政权之前，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布尔什维主义（不是没有经过内部斗争）完成了思想上的重新武装。”
　　1917年4月，列宁在同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写道：
　　“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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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作‘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