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第一章参考材料

　　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它的未来命运问题，构成了几乎整个19世纪期间俄国知识分子一切争论和分化的基础。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朝着相反的方向然而又同样没有商量余地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接替它们的是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下最终蜕化之前，民粹主义长期而顽固地捍卫俄国绕过资本主义完全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方面，民粹主义继续着斯拉夫主义的传统，不过肃清了其君主制—教会—泛斯拉夫主义成分，赋予了它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
　　就事情的实质而言，沉溺于自己全部反动幻想的斯拉夫主义观念就如沉溺于自己全部民主错觉的民粹主义观念一样，根本不是什么纯粹的投机，而是以俄国发展毫无疑问的同时又是十分深刻的特殊性为依据的，只不过这些特殊性受到了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评价。在同民粹主义的斗争中，证明了所有国家发展规律同一性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往往陷入教条主义的陈腐公式，表现出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的倾向。这种倾向特别鲜明地体现在著名教授波克罗夫斯基的许多著作当中。
　　1922年，波克罗夫斯基猛烈攻击了本书作者建立在不断革命论基础上的历史观念。这里引用了作者对波克罗夫斯基教授的答复中最重要的摘要，它们发表在1922年7月1日和2日两期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我认为至少对于那些不仅对事件的戏剧性过程而且对革命的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是有益的。

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波克罗夫斯基针对我的《1905年》这本书发表了专门文章。这篇文章证明，——可惜是从反面！——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活生生的人类历史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从而往往把历史引向多么陈腐的公式，即使像波克罗夫斯基那样知识渊博的人也是这样。
　　它（遭到波克罗夫斯基批评的这本书）受到的挑战直接来自这样一种意图，即用历史来说明既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对立，也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政府的口号对立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的根据，并且从理论上证明其正确。……这个思想的形成引起了来自为数不少的，准确地说是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最大愤慨。不仅孟什维克，而且加米涅夫和罗日科夫（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都是这种愤慨的表达者。总的来说，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定出现在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之前，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无产阶级来说应该是长期的历史学校；企图跨越这个阶段就是冒险主义；假如西方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夺取政权，那么俄国无产阶级怎么就能给自己提出这一任务呢，等等。这种为历史发展公式和形式类比所束缚的假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变成了无法改变的社会范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更替。用这种观点来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必定是骇人听闻的弃绝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然而凭经验对社会力量（就像它们在1903—1905年表现出来的那样）进行严肃的评价证明了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全部生命力。这到底是特殊性呢，抑或不是？这种特殊性是以全部历史发展的深刻特殊性为前提呢，抑或不是？这个任务是怎样摆在了俄国这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这样说是经过波克罗夫斯基允许的）的无产阶级面前的呢？而俄国的落后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难道就表现在俄国只是晚一些重复西欧各国的历史吗？然而到那时就可以说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吗？可是要知道，它已经夺取了这个（让我们提醒一下自己）政权。其实质又在何处呢？它就在于俄国发展无可怀疑和无可争辩的滞后性。在具有更高文明的西方的影响和压力下，结果造成的不是简单重复西欧国家的历史进程，而是演变出必须进行独立研究的深刻特殊性。
　　在欧洲革命开始前就导致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我国政治局势的深刻特征是建立在各个阶级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力量对比的特殊性之上的。当波克罗夫斯基和罗日科夫跟民粹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论战时，他们证明了沙皇制度的组织和政策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有产阶级的利益，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波克罗夫斯基力图重复这一观点来反对我时，他的攻击简直是无的放矢。
　　我国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之前没有做到推翻沙皇制度。这是我们国家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历史滞后发展的一个后果。
　　可是对于波克罗夫斯基来说，为我们构成研究中心议题的问题本身是不存在的……
　　波克罗夫斯基写道：“在16世纪全欧洲的背景下描述当时的莫斯科罗斯——是一桩极富诱惑力的任务。再没有更好的方法驳倒至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也占统治地位的‘原始性’偏见，好像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就是在这种‘原始性’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接着他又写道：“在其真实的历史联系中，把这个专制制度解释为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历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任务，而且对于大众读者也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重要任务，没有更彻底的方式能清除关于俄国历史进程‘特殊性’的传奇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波克罗夫斯基坚决否认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始性和落后性，与此同时把俄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归入了传奇之列。而全部问题就在于，波克罗夫斯基被他本人还有罗日科夫发现的16世纪俄国商业相当广泛发展的状况完全停滞了。很难理解波克罗夫斯基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实在可以去想一想，莫非商业贸易就是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就是衡量它的准确无误的标尺。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比歇尔早在20年前就企图从商业贸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途径）当中找出一切经济发展判断标准。当然，司徒卢威赶紧把这些“被发现的”标准搬进俄国的经济“科学”。比歇尔的理论当时就遭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十分自然的回击。我们在生产领域技术和劳动的社会组织——寻找经济发展的标准，而我们把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所经过的途径视为次生性质的现象，其根源需要在同一个生产领域去寻找。
　　16世纪俄国商业规模之大（至少在覆盖的面积方面是如此），用比歇尔—司徒卢威标准的观点来看不管这有多离奇，恰恰可以用俄国经济极其原始和落后来解释。西欧城市是手工业行会和商业基尔特[1]城市。但我们的城市首先是行政—军事中心，因而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西欧的手工业行会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相对较高的经济水平之上的，当时加工工业的全部基本过程脱离了农业，变成了独立的手工业，创建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中心，自己的城市，创建了最初是有限的（省一级、区一级的），然而又是稳定的市场。这样一来，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基础上，形成了程度相当高的经济分化，后者又孕育出了中心城市与它周围的农业地带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至于我国经济的落后性，首先体现在手工业没有与农业分离，仍然维持着家庭手工业的形式上。在这里，我们与印度的距离比欧洲更近，就像我们的中世纪城市与亚洲城市的距离比欧洲城市更近一样，就像我们的专制制度位于欧洲的专制政体与亚洲的君主专制之间，而许多特点与后者相近一样。

[1]同业公会。——译者

　　由于我们国家幅员无比辽阔和居民稀少（看来这同样是落后的足够客观的标志），因此产品交换必须以最广大规模的商业资本的中介作用为前提。这种规模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西方处在发展水平要高得多的状态，它有自己十分复杂的需要，它派出自己的商人和运出自己的商品，并且在我们最原始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野蛮的经济基础上来推动我们这里的商品流通向前发展。看不到我国历史发展的这一最大的特点——就等于看不到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
　　本书作者的西伯利亚房东雅各布·安德烈耶维奇·乔尔内赫（作者曾帮他记了两个月的账，几普特、几俄尺地记入他的账簿）用自己商业行为的力量在基连斯克县范围内实行几乎没有限制的统治，这不是16世纪，而是20世纪之初的事情。雅各布·安德烈耶维奇从通古斯人那里收购毛皮，从遥远的乡村牧师手里购买教堂物品，他又从伊尔比特集市和下诺夫哥罗德博览会集市运来印花布，而主要是经营伏特加酒（那时伊尔库茨克省还没有实行酒类专卖）。雅各布·安德烈耶维奇目不识丁，却是个百万富翁（按当时而不是今日数字后面“零”的分量）。他作为商业资本代表人的“独裁”是无可争辩的。甚至他说起话来总是离不开“我的小通古斯人”。基连斯克城，还有上维尔霍连斯克以及下伊林姆斯克这些城镇，成了在官场上相互依赖的警察局长、警察所长和富农的住所，也居住着各式各样的小官吏以及某些可怜的手工业者。那里作者没有发现作为城市经济生活基础的有组织的手工业——无论是行会，或是行会节日，还是基尔特制，统统都没有，尽管雅各布·安德烈耶维奇属于“第二等基尔特制”。就是这种西伯利亚真实生活的片断对于我们理解俄国发展的历史特殊性确实要比波克罗夫斯基就此所说的要深刻得多。的确如此。雅各布·安德烈耶维奇的商业活动从勒拿河的中游及其众多的东方支流一直延伸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甚至莫斯科。能够在自己的商业地图上画出如此长线条的欧洲内陆商业家族为数不多。可是用西伯利亚本地俄罗斯人的话来说，这位商业独裁者——是“梅花老K”[2]，他是我国经济落后性、野蛮性、原始性最完美和最有说服力的化身。他也是居民稀少、农村居民点零散、土路难以通行以及它们在春秋雨季泥泞时期形成了包围县、乡、村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沼泽封锁，还有普遍的文盲等等现象的体现。而乔尔内赫之所以能在西伯利亚（勒拿河中游）野蛮的基础上蹿升到重要的商业地位，是因为西方——“俄罗斯”、“莫斯科”挤压西伯利亚，并把它放在拖轮上拖着往前走，从而导致了不开化的游牧经济和华沙闹钟的结合。

[2]扑克中梅花老K的原型是亚历山大大帝。——译者

　　行会手工业构成了中世纪城市文化的基础，该文化也投射到了农村。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是从手工业行会的土坯里孕育成长起来的。这些在我们这里都是没有的。当然，我们也能找到萌芽、征兆和标记，可是要知道，在西方这不是标记，而是具有手工业行会基础的强健的经济文化结构。立足其上的是欧洲中世纪城市，它就在此基础上诞生并且起来同教会及封建主做斗争，同时向反对封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伸出了手。正是这种城市为以火器为标志的常备军创造了技术前提。
　　我们的手工业行会城市哪怕是与西欧城市稍有类似之处的城市到底在哪里呢？它们同封建主在哪里进行过斗争呢？难道是工商业城市同封建主的斗争创建了俄国专制制度发达的基础吗？出于我国城市自身性质的缘故，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斗争，正如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一样。这究竟是不是特殊性呢？
　　我国的手工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也就是说还没有从农业经济中剥离出来。宗教改革还停留在农民教派阶段，因为它找不到来自城市方面的领导。在我们这里，原始性和落后性还在朝着上天大声呼叫……
　　沙皇制度作为独立的（还是相对在经济基础上各种活生生的历史力量斗争的范围内而言的）国家组织不是由于实力强大的城市跟实力强大的封建主斗争，而是因为我国封建主力量衰竭（且不论我国城市的工业彻底衰竭）而兴盛起来的。
　　波兰就其社会结构而言介于俄国和西欧之间，就像俄国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一样。波兰的城市对行会手工业比我们的城市要熟悉得多。但是它们也没能发展到协助国王政权削弱封建主的程度。国家政权仍然直接掌握在贵族手里。其后果是国家处于完全无力的境地，直至瓦解。
　　至于说到沙皇制度，无论与资本家还是与无产阶级都有关系：令人不解的是，波克罗夫斯基把自己的怒气仅仅发泄到谈论沙皇制度的本书第一章。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从手工业通过手工工场发展到工厂大工业，是因为在俄国手工业大多数还没有从农业分化出来的时候，欧洲资本首先以商业资本方式，然后以财政和工业资本的方式对我们国家施加重压。由此——我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在原始经济包围中出现了：有比利时或者美国开办的工厂，而周围是小村落，是逐年衰败的草屋和木屋村落，等等；由此——西欧资本在俄国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由此——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由此——我们要战胜俄国资产阶级是相当容易的；由此——当我们的事业遭到欧洲资产阶级干涉的时候，困难就会加剧。……
　　而我国的无产阶级呢？他们经历了中世纪出师学徒兄弟情谊般的教育吗？他们有古老的行会传统吗？什么类似的东西都没有。他们被抛进了工厂的锅炉，径直与木犁割断了联系……由此使得无产阶级自身没有保守传统，也没有帮派；由此，再加上其他原因，使得革命的新鲜事物、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出现了。但是由此也导致了文盲、落后，缺乏组织教养，工作没有秩序，缺乏文化和技术教育培养。我们在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中每一步都能感受到所有这些缺点。
　　俄罗斯国家与建立在较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军事组织迎头相遇。如此一来，俄国资本在迈出自己的最初几步时便与发达得多也强大得多的西方资本迎头相遇，结果落到了后者的支配之下。于是，俄国工人阶级在迈出自己最初几步时便发现了由西欧无产阶级经验制造出来的现成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会、政党。仅仅用俄国有产阶级的利益来说明专制制度的本质和政策的人忘记了，除了更落后、更贫乏、更无知的俄国剥削者以外，世界上还有更富裕的、实力更强大的欧洲剥削者。俄国有产阶级只得怀着仇视或半仇视与欧洲有产阶级迎头相遇。这类遭遇是通过国家组织这个中介发生的。专制制度就是这样的国家组织。假若没有欧洲城市和欧洲火药（因为它不是我们发明的），假若没有欧洲的交易所，专制制度的全部结构和全部历史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在自己存在的最后阶段，专制制度不仅是俄国有产阶级的机构，而且是欧洲交易所剥削俄国的组织。这种双重角色继续赋予它相当大的独立性。1905年法国交易所为了维持俄国的专制制度，违背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意愿向专制制度提供贷款的事实，就是上述独立性的清晰体现。
　　沙皇制度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被摧毁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制度下生产基础太低下了（“原始性”）！在军事技术领域，沙皇制度竭力向最完善的样式看齐。在这方面，更富裕和更文明的盟国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它。多亏这个，沙皇制度才得以掌握了最完善的战争武器。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仿造这些武器并且通过铁路和水路足够快地运送它们（以及大量人群）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沙皇制度凭借比它的敌人和盟友都更加落后的经济基础，在国际竞争中捍卫了俄国有产阶级的利益。
　　在战争期间，沙皇制度在无情地剥蚀这个基础，也就是说比实力强大的敌人和盟友吞食了比例要大得多的国民财产和国民收入。这个事实一方面在战时债务体制中，另一方面在俄国的彻底破产中得到了证实……
　　所有这些因素直接决定了十月革命，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决定了它今后的困难。这是波克罗夫斯基的老生常谈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