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当权者与战争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想为这场战争以及这支军队做些什么呢？
　　首先需要了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因为它是第一小提琴手。表面上看，自由主义的军事政策依然是进攻性爱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不妥协的，实际上它是自相矛盾的、背信弃义的并且很快就演变为失败主义的政策。
　　“即使没有发生革命，战争横竖都会输掉的，因此有必要单独缔结和约。”罗将柯后来这么写道。他这个判断与众不同之处并非有什么独创性，不过正因为如此才很好地反映了保守的自由主义小集团的一般意见。各近卫营的起义不是预示有产阶级对外的胜利，而是其对内的失败。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对这种情况产生错觉，他们事先便看到了危险，而且尽可能与之进行了斗争。米留科夫宣布革命是走向战争胜利的步骤，他的出人意料的革命乐观主义实质上是悲观之极的最后指望。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多半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他们觉得，他们不必利用革命来为战争服务。他们无法回避要面临的是另一个任务：利用战争来反对革命。
　　关于战后俄国在全世界的处境问题——旧的债务与新的贷款，资本市场与销售市场，现在当然还摆在俄国资产阶级领袖的面前。然而不是这些问题直接决定其政策。如今，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保证俄国资产阶级有一个最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是挽救资产阶级制度本身，哪怕为此要付出俄国不断衰弱的代价。这个受了重伤的阶级说：“开头必须恢复健康，然后让事情走上正轨。”恢复健康等于说要收拾革命。
　　保持战争感召力和沙文主义情绪，为资产阶级与民众，首先是与军队，建立了一道反对所谓革命掘进者的、唯一可能的政治联系。其任务就在于对人民把从沙皇那里连同旧盟国和旧目标一起继承过来的战争说成是新的战争，是保卫革命的成果和希望的战争。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值得的，可是怎样做到呢？自由主义坚持打算把昨天为它反对拉斯普京团伙效劳的所有爱国主义舆论机构引导来反对革命。既然挽救作为反对人民的高等法院的君主制没有成功，那就需要更加紧紧地抓住盟国，因为在战争时期，协约国无论如何都代表着上诉法院，而且是比本国君主制所能显示的力量还要强大得多的上诉法院。
　　继续战争就必定会替保持旧有的军事和官僚机构，拖延召开立宪会议以及让革命的国家服从前线即服从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将军团进行辩护。所有的国内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以及所有社会立法在战争结束以前都要搁置起来，战争结束这事本身在取得胜利之前也要搁置起来，可是连自由主义者也不相信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于是消耗敌人的战争变成了消耗革命的战争。这也许不是在正式会议上事先讨论和评估过的完整计划。不过没有必要这样做。该计划是自由主义此前全部政策和革命造成的既定形势得出来的。
　　不得不走上战争道路的米留科夫当然没有事先就拒绝参与瓜分战利品的理由。要知道盟国获胜的希望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而且随着美国参战，这一希望大大增加了。诚然，协约国是一回事，而俄国则是另一回事。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历经数年学习之后懂得，在俄国经济和军事都走向衰竭的情况下，协约国对中欧帝国的胜利定将变成对俄国的胜利。因为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到摆脱战争时，俄国一定是遍体鳞伤和极端衰弱的。可是，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者决心有意识地闭眼不看这种前景，因为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古契柯夫在自己的圈子里公然宣称，只有奇迹才能挽救俄国，而对奇迹寄予的希望构成了他身为陆海军部长的纲领。基于国内政策的考虑，米留科夫也需要胜利的神话。至于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它，则没有什么意义。不过他一再顽固地坚持君士坦丁堡应该是我们的。在这事上，他总是带着自己特有的厚颜无耻来行事。3月20日，这位俄国外交部长劝说盟国大使出卖塞尔维亚，以便通过这一途径来收买保加利亚背叛中欧帝国。法国大使听罢双眉紧锁，可是米留科夫仍然强调“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抛弃感伤主义的考虑”，从而也就顺便拋弃了自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以来他就一直鼓吹的新斯拉夫主义。难怪早在1882年恩格斯在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就指出了：“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全部欺骗实质上是什么呢？就是要侵占君士坦丁堡——仅此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72—273页）
　　昨天还是针对宫廷奸党的亲德主义甚至接受德国人贿买的指控，今天转而成了反对革命的带毒锋刃了。时间越长，立宪民主党人的谈话与文章中的上述腔调也越大胆、越响亮和越蛮横。还没有夺取土耳其海峡，自由主义就揽浑了革命的源头，并且往革命的水井里投了毒。
　　不管怎样，革命以后在战争问题上，远不是全部自由主义领导人，至少不是马上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很多人还处在革命前那种与单独媾和相关的情绪氛围中，后来有些立宪民主党领导人非常坦白地谈到了这一点。据纳博科夫本人承认，3月7日他就已经同政府成员谈论过单独媾和的问题。有几个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试图共同向该党领导人证明继续战争是不可能的。用诺尔德男爵的话来说就是：“米留科夫以他特有的冷静明晰证实，战争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此刻已经与立宪民主党走得很近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附和米留科夫，他断言“军队有可能振作起来”。显然，总参谋部这位灾难缔造者以振作军队作为自己的天职。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当中一些人比较天真幼稚，他们不了解米留科夫的方针，还认为他是一个忠实于盟国的骑士，是协约国的唐·吉诃德。这是多么荒诞可笑啊！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米留科夫一刻也没有犹豫就赶往还在德国人占领之下的基辅，接着就要为霍亨索伦政府效劳，尽管后者确实没有马上接纳他。在这种情况下，米留科夫最迫切的目标恰恰就是从德国人那里得到同布尔什维克展开斗争所需要的黄金，而此前他曾极力用这个黄金幽灵玷污革命。在很多自由主义者看来，米留科夫1918年向德国发出的呼吁，如同1917年头几个月他的击溃德国的纲领一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其实这不过是同一个徽章的正反两面而已。在准备像以前背叛塞尔维亚那样背叛盟国时，米留科夫既没有背叛自己，也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他推行的是同一种政策，如果说这种政策不怎么光彩的话，那也不是他的过错。沙皇统治时期，为了避免发生革命试探过单独媾和的途径；为了镇压二月革命，便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后来为了颠覆十月革命，就去寻求同霍亨索伦王朝建立联盟——米留科夫前后保持一致的就是忠于有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说他没能帮上后者的忙，每一次都重新碰壁了，那么这也是因为他的诸多委托人身陷绝境之中的缘故。
　　革命过后的初期，诸如敌人的进攻、德国人照准革命头部的猛烈拳击对米留科夫来说都还嫌不够。可是不幸得很，由于气候条件的制约，3月和4月是很不利于在俄国前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经过好大一阵犹豫以后，他们打定主意听任俄国革命由其国内局势发展来决定。只有利津根将军于3月20—21日自行在斯托霍德发动了攻势。它的成功在吓坏了德国政府的同时却使俄国政府感到高兴。大本营就像在沙皇时期夸大微不足道的胜利一样，现在又恬不知耻地大肆夸张斯托霍德的失败。紧跟在它后面起哄的是自由主义报章。它们就像以前津津有味地描绘抓到俘虏与缴获战利品那样，现在又绘声绘色地渲染俄国军队的涣散动摇、惊慌失措以及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形。资产阶级和将军团显然转到了失败主义立场。但是利津根被上级制止了，于是战线在春季的泥泞与等候中冻结起来了。
　　依靠战争来反对革命的图谋只有在中间政党（它们身后跟着人民群众）同意扮演自由主义政策传动装置角色的情况下才有成功的可能。把战争概念与革命概念联系起来不是自由主义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昨天它还在宣扬革命对战争是极其有害的，所以必须把这个任务强加给民主派。可是，当然又不能在后者面前捅破“秘密”。一定不能把计划告诉他们，而要让他们上钩。务必要让他们的成见、他们因自己在国政方面的理智而产生的傲慢、他们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以及他们对资产阶级迷信般的尊崇绊住他们。
　　开始时，社会主义者（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好这样称呼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知道他们该怎样应对战争。齐赫泽不无感伤地说过：“我们一直在说反对战争，现在我怎么能号召继续进行战争呢？”3月10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弗兰茨·梅林发了一封贺信。左翼企图用这个小小的示威动作使自己标准不很高的社会主义良心得到一些安慰。对于战争本身，苏维埃继续保持沉默。领袖们害怕在这个问题上跟临时政府发生冲突，从而使“开展联络的”几个甜蜜星期变得阴沉起来。对于自己人内部的分歧，他们也没有少害怕过。他们当中有护国派分子，也有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双方都在重新评价相互间的分歧。战争期间，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经历了切实的资产阶级蜕化。公开或隐蔽的爱国主义使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密切起来了，同时也使他们脱离了群众。被左翼分子用来做掩护的齐美尔瓦尔得这面旗帜并没有让他们承担多少责任，而同时却让他们不至于暴露自己在爱国主义方面同拉斯普京集团的一致性。可是现在罗曼诺夫制度被推翻了，俄国变成了民主国家。用各种色彩装扮起来的俄国自由在欧洲（它已被夹在军事独裁铁钳中）的警察背景衬托下显得尤为突出。难道我们不去保卫我们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吗？身处执行委员会领导地位的新老爱国主义者高声说道。苏哈诺夫和斯捷克洛夫这类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在引述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性质这种说法时显得底气不足：因为自由主义者声称革命应该保证实现沙皇时期拟定的领土兼并计划。“现在我怎么能号召继续进行战争呢？”齐赫泽忧虑地说过这话。但是，既然齐美尔瓦尔得分子本身就是把政权奉送给自由主义者的发起人，那么他们的异议就会悬在空中。经过几个星期的犹豫和抵制以后，在策烈铁里的协助下，米留科夫计划的第一个部分顺利地批准了。那些自认是社会主义者的糟糕的民主派人士被套上了战争的纤索，在自由主义者的鞭打之下竭尽自己的绵薄力量去保证……协约国对俄国、美国对欧洲的胜利。
　　妥协主义者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把群众的革命能量转接到爱国主义导线上去。他们一方面力图恢复军队的战斗力——这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劝说协约国各国政府放弃掠夺——这是滑稽可笑的。在上述两个方面，他们从幻想走向失望，从错误走向屈辱。现在我们来标出这条道路上的开头几块路碑吧。
　　在自己保有威信的短暂时光里，罗将柯抓紧颁布了士兵立即返回营房和服从自己长官的命令。由此引发的卫戍部队激愤情绪迫使苏维埃初期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专门讨论了士兵今后的命运问题。在那个时候的热烈气氛中，在类似集会的混乱会议上，在缺席的领袖未能成功阻止住的士兵的直接控制下，便通过了有名的“一号命令”。这是二月革命唯一值得称道的文件，是革命军队的自由宪章。命令中一些大胆的条款为士兵踏上新的道路提供了组织上的通道。它们包括：在所有部队建立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选举进入苏维埃的士兵代表；在一切政治行动中服从苏维埃和本部队委员会；武器在连级和营级委员会监控下保管，“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交给军官”。列队时体现了最严格的军事纪律，解散后则体现了充分的公民权。不值勤时废止了向军官敬礼，取消用爵位称呼军官，禁止粗暴对待士兵，包括不准对他们用“你”来称呼，等等。
　　这就是彼得格勒的士兵从他们参加的革命中所得出的结论。它们还能是别的什么吗？没有人敢反对。在“命令”议决之际，苏维埃的领袖们被一件更加崇高而紧急的事情吸引过去了：他们正在跟自由主义者进行谈判。这样，当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和全体军官面前替自己辩白的时候，使他们有可能用自己不在犯罪现场（alibi）来推卸责任。
　　与一号命令公布的同时，执行委员会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它派人去了印刷厂，作为矫正措施印发告士兵书，以谴责对军官施行私刑为由要求他们服从原先的指挥官。排字工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为这份文件排版。民主派起草人由于极度愤怒而失去了常态：我们这是朝哪里走呢？可是如果以此便认定排字工人似乎设法要让军官受到血腥镇压那就错了。要知道在他们看来，革命的第二天就号召士兵服从沙皇的全体指挥官就是等于向反革命敞开大门。当然你也可以说，排字工人逾越了自己的权限。但是，他们觉得自己不仅仅是排字工。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革命生死攸关的大事。
　　在最初那几天，即军官回到各团一事既使士兵也使工人感到极度不安之际，接近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工党区际组织[1]以革命的勇气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它在对士兵发出的呼吁书里面说道：“为了不让你们受贵族与军官的欺骗，选出你们排里、连里和团里的指挥员吧。只吸收那些你们认为可以作为人民的朋友的军官到自己队伍里来。”结果又如何呢？这个完全适合时局的传单被执行委员会没收了。齐赫泽在自己的发言中把它称为挑拨离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民主派人士根本不为限制出版自由感到害羞，既然必须要向左边实施打击的话。幸运的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也受到了足够的限制。在把执行委员会作为自己的最高机关予以支持的同时，工人和土兵也在每一个重要关头通过自己一方的干预来纠正领导人的政策。

[1]简称区联派。——译者

　　才过几天，执行委员会便企图用一个“第二号命令”来取代第一号命令，把一号命令的适用效力限定在彼得格勒军区。这全是枉费心机！一号命令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它没有凭空臆造任何东西，它仅仅是强化了那些在前线与后方向外爆发出来的并且需要承认的东西。在跟士兵面对面的场合，甚至自由主义的杜马代表也要利用“第一号命令”做掩护来抵挡疑虑和责难。然而在重大政策方面，这个大胆的命令成了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的主要依据。从这时起，那些吃够了败仗的将军们在“第一号命令”中间发现了阻止他们击溃德国军队的主要障碍。他们说这个命令的源头出自德国。妥协主义者不知疲倦地辩白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这使士兵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前者企图用右手抢回经由左手丢失的东西。
　　同时，大多数普通士兵代表都已经在苏维埃提出了指挥官由选举产生的要求。民主派人士顿时慌张起来。苏哈诺夫没有找到更好的理由，于是就用已经政权在握的资产阶级不会开展选举进行恐吓。民主派人士毫无顾忌地躲到了古契柯夫背后。在他们表演时，自由主义者所占据的座位，必定是当年自由主义表演时专制王朝所占据的座位。苏哈诺夫讲道：“从讲台走向自己的座位时，我碰到了一个挡住我去路的士兵，他在我眼前挥舞拳头，对我狂怒地大声吼叫，说我是从来都不设身处地为士兵着想的老爷。”经过这—阵“冲突”以后，我们这位民主派人士最终失去了镇静，他跑去找克伦斯基，只是在后者的帮助下，“然后问题才变得有点含糊起来”。这些人所能做的仅仅是使问题变得含糊起来。
　　有两个星期时间，他们做到了假装不关注战争。不过到最后还要继续拖延下去就变得不可能了。3月14日，执行委员会向苏维埃提交了由苏哈诺夫执笔的《告全世界人民书》草案。自由主义报纸马上把这个联合右翼的与左翼的妥协分子的文件称之为对外政策领域的“第一号命令”。只不过这个赞誉的评价太虚伪了，就如所评价的那个文件本身一样。“一号命令”乃是下层群众自己对革命向军队提出的问题所做的诚实回答。而3月14日的宣言是上层人物就士兵和工人向他们正当提出的问题所做的背信弃义的答复。
　　当然，宣言表达了对和平并且是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的愿望。可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之前很久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这种漂亮的空话。当时，威尔逊正是以持久、正直和“民主”的和平的名义准备参加战争。虔诚的教徒阿斯奎特在国会提出了深奥难解的割地分类方法，从中无疑会得出如下结论：凡是与大不列颠利益相冲突的割地行为都被视为不道德的，都应当受到谴责。至于说法国的外交，那它的实质就是小店主和高利贷者的贪婪最无拘束的反映。这份苏维埃文件（不能不承认它近乎天真的诚实动机）注定要纳入法国官方伪善的既定轨道。宣言承诺要“坚定地捍卫我们的自由”，以免其遭受外国军国主义的侵害。1914年8月以来，法国社会党正是以此为业的。宣言还宣布：“人民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到来了。”然而它的作者刚刚盗用俄国人民的名义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权限授予了大资产阶级。宣言向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工人发出如下呼吁：“你们要拒绝成为国王、地主以及银行家侵略和暴行的工具！”这些话含有虚伪的精髓，因为苏维埃领袖不想破坏同英国和比利时的国王、同日本天皇还有同本国以及协约国地主、银行家原先就已结成的联盟。把对外政策的主导权交给不久前还在想把东普鲁士变成俄国一个省的米留科夫以后，苏维埃领袖们却呼吁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工人仿效俄国革命。对大屠杀言不由衷的谴责什么都改变不了，教皇也曾经这样做过。通过攻击银行家、地主与国王的影子的令人激动的空话，妥协派分子把二月革命变成了现实中的国王、地主和银行家的工具。在发给临时政府的贺电中，劳合·乔治评价俄国革命时已经把它说成是“目前的战争基本上就是为争取人民政府和自由的斗争”的证明。3月14日宣言“基本上”赞同劳合·乔治的说法，并且给了美国国内的军国主义宣传很有价值的支持。米留科夫的报纸写道：“以如此典型的和平主义腔调开头的呼吁书实质上转向了与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盟国相同的思想体系。”这话是三倍的正确。如果说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不止一次地猛烈抨击过这个宣言，而法国的报刊检查机关一般来说也不对它放行，那么这样做乃是出于对仍然轻信他人的革命群众给这个文件所做的解释的恐惧。
　　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签署的这份宣言标志爱国主义派别取得了原则上的胜利。各地的地方苏维埃也抓住了这个信号。“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口号被说成是不能容许的。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势力比较强大的乌拉尔和科斯特罗马，这份爱国主义宣言也得到了一致的支持。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抵制这个虚伪的文件。
　　几个星期后，不得不部分兑现诺言了。临时政府发行一笔战争公债，当然是以“自由公债”的名义。策烈铁里解释说，既然政府“大体上”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民主派就应当支持发行公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面反对者的票数在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在4月22日召开的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近两千名代表中反对发行公债的总共才112人。由此有时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执行委员会比苏维埃还要偏左一些。但这是不可靠的，苏维埃只是比执行委员会更诚实一些。如果战争是为了保卫革命，那么就需要给战争拨款，也就需要支持发行公债。执行委员会并非更加革命，而是更加模棱两可。它是靠含糊语言和保留条件混日子的。它“大体上”支持的正是由它扶上台的政府，因而仅仅在“一定程度上”为战争承担责任。这种小聪明是与群众格格不入的。士兵既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作战，也不会大体上去送死。
　　为了巩固国家意志对无稽幻想的胜利，4月1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3月5日他曾打算枪杀那帮鼓动员）被安排到了武装力量首脑的位置上。从那以后，一切都秩序井然了。沙皇对外政策的推动者米留科夫当了外交部长。沙皇时期的军队领导人阿列克谢耶夫成了革命的最高总司令。连续性完全恢复过来了。
　　与此同时，苏维埃领袖为形势本身的逻辑所迫，解开了他们编织的罗网上的绳结。官方民主派对他们自己忍让与支持的指挥官怕得要死。民主派不得不用自己的监督来与之进行对抗，同时力图依靠士兵来实行监督，却又尽可能地不过于依赖他们。在3月6日举行的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认定让自己的特派委员进入所有作战部队与军事机关是适宜的。于是便建立起了三重的联系：部队派自己的代表进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自己的委员进驻部队；末了领导每一支部队的是经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后者仿佛就是苏维埃的基层支部。
　　特派委员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监视指挥机关和全体指挥人员政治上是否可靠。“看来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做得还要过分。”邓尼金愤愤不平地说，紧接着却大肆自夸，声称他的参谋部是如何巧妙地截下特派委员跟彼得格勒的密码通信的，并且把信件送给他看。监视保皇主义者和农奴制拥护者——还能有什么更可恨的事吗？至于窃取特派委员与政府间的通信——那是另一回事。不管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如何看待，但是军队掌权机关的内部关系显得一清二楚了：双方都害怕对方，也在满怀敌意监视对方。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对士兵的共同恐惧。无论他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期望与计划，陆海军将领们自己清楚地看到，没有民主派的回护，他们就在劫难逃。驻舰队的特派委员条例是高尔察克拟订的，而他打算将来勒死他们。但是既然今天没有特派委员便寸步难行，于是高尔察克请求大本营批准对他们的任命。与此相类似，后来的白卫军统帅之一马尔科夫将军把一份旨在检验指挥人员忠诚度的特派委员制度草案上呈给了陆海军部。这样一来，“军队的古老法则”也就是军队的官僚主义传统在革命压力的进逼下像麦秆一样折断了。
　　士兵从相反的另一端走近了委员会，他们在委员会周围团结起来反对指挥人员。尽管委员会在保护指挥官免遭士兵侵害，然而这样做也只能是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跟委员会发生冲突的军官的处境就变得极其难堪了。于是形成了士兵罢免军官的不成文规则。据邓尼金说，到7月份的时候，西方战线有将近60名从军级到团级的前指挥官被免职了。类似的罢免行为在各团内部也有发生。
　　当时，陆海军部、执行委员会以及联络委员会会议正在开展细心与耐心的文牍主义工作，目的是要为军队里的各种关系确定“合理”形式和提高指挥人员的威信，是要把军队委员会贬低为多半是起经济作用的次要角色。可是，正当高层领导人用扫帚的影子扫除革命的影子时，委员会却在演变成为强大有力的集中体制，它起源于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并且在组织上巩固了后者对军队的控制权。执行委员会享用这种权力主要是为了通过特派委员和军队委员会重新给军队套上战争的重轭。因此士兵不得不更多地思考一个问题：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他们选出的委员会挂在嘴边的话不是他们士兵想说的，而是长官想要他们士兵说的。
　　战壕把越来越多的代表派到首都来了，以便弄清楚到底要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去做。从4月初开始，前线战士的流动便没有间断过，塔夫里达宫每天都在举行集体座谈会，各地前来的士兵艰难地进行思考，摸透了一个问题也回答不清的执行委员会政策的秘密。军队费力地转到了苏维埃立场上，却是为了更加明确地相信苏维埃领导的无能。
　　自由主义者不敢让自己与苏维埃公开对抗，但是企图继续进行斗争来争取军队。用于跟军队建立政治联系的方式当然必定是沙文主义。立宪民主党的部长申加廖夫在同来自战壕的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为古契柯夫发布的反对“过分优待”俘虏的命令进行辩护，并且引证了“德国人的暴行”。结果这位部长没有得到哪怕是最小的支持，座谈会坚决表示要改善俘虏的处境。自由主义者就是要把破坏和暴力行为归咎于这些俘虏。然而这些平凡的前线战士有他们自己的准则。他们认为对那些侮辱士兵的军官进行报复是可以容许的，可是他们觉得因为实际的或虚幻的鲁登道夫暴行来报复被俘的德国士兵是卑鄙的。呜呼，永恒的道德规范对于这些形容邋遢和满身虱子的农夫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鉴于资产阶级企图控制军队，在4月7—10日召开的西方战线代表大会上，自由主义者跟妥协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场其实根本还没有展开的比赛。各个战线中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理应是对整个军队有决定意义的政治考验，于是双方都派出了自己最强的力量前往明斯克。来自苏维埃的有策烈铁里、齐赫泽、斯科别列夫、格沃兹杰夫；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有：罗将柯本人、立宪民主党人杰莫斯芬、罗季切夫等。可怕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挤得水泄不通的剧院大厦，并且经由各界人士从这里扩散到了全城。从代表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中能看出这是一幅怎样的图景。整个战线都在跟敌方士兵握手言欢，战线的士兵一直大胆掌握着主动权，军官们不可能思量什么镇压措施。自由主义者能在这里说些什么呢？面对这班情绪激昂的听众，他们立即放弃了用自己的决议同苏维埃的决议进行对抗的主意。他们只不过在贺词中重弹了爱国主义的老调而已，而且旋即全都开溜了。民主派人士未经战斗就赢得了这场战役。他们无须带领群众去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去节制他们。含糊其词编出来的和平口号与符合3月14日宣言精神的保卫革命的口号一起主导着代表大会。苏维埃提出的关于战争的决议以610票赞成，8票反对，46弃权获得通过。自由主义者的最后希望——使前线与后方、军队与苏维埃发生对抗——化为乌有。不过，民主派领袖在从代表大会返回时与其说因自己的胜利而深受鼓舞，不如说被自己的胜利吓坏了。他们看到了被革命唤起的精神，而且感觉到这精神是他们承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