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军队与战争

　　早在革命爆发之前几个月，军队的纪律就已经严重动摇了。我们可以从当时不少军官所发的牢骚中挑选一些来加以证明：士兵不尊敬长官，以极为恶劣的态度对待战马、军中财产甚至武器，军用列车中秩序一片混乱。虽然事情并非到处都同样糟糕，但是都在向同一个方向瓦解发展。
　　现在又加上革命的震荡。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发动的起义不仅没有军官参加，而且是反对他们的。在紧急关头，指挥官也不顾体面地把头缩了起来。2月27日，十月党人杜马代表希德洛夫斯基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军官进行了交谈，目的显然是试探他们对杜马的态度，可是他发现那些贵族近卫军官根本不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许一半是假装出来的，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吓破了胆的保皇派分子。希德洛夫斯基讲述道：“次日早晨我在街上看见整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军容严整地列队行进，军乐队在前面引路，却没有一个军官。当时我是多么地惊诧……”固然有些部队与本部队的军官一起来到塔夫里达宫，假如要说得准确一些，是把他们带在自己身边去的。军官们觉得自己像俘虏一样身处盛大的游行队伍之中。身为在押者的克莱恩米赫尔夫人目睹了这场戏剧，她表达得更加明确：军官们像一群被带向祭坛的公羊那样行走着。
　　不是二月革命在士兵与军官之间制造了不和，革命只是使它们暴露出来了。在士兵的意识里，反对君主制的起义首先就是反对全体指挥官的起义。那些天还穿着军官制服的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回忆说：“从2月28日早晨起，出门是危险的，因为有人开始撕下军官的肩章。”新制度的第一天，卫戍部队里的情况看来就是这样。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心的头一件事就是让士兵跟军官实现和解。这除了表明要部队服从以前的指挥官以外，再没有别的意思。用苏哈诺夫的话来说，军官回到团里就必定能预先防止“普遍的混乱或者那些居心不良和纪律败坏的士兵长官的专制”。这些革命者也像自由主义者一样害怕士兵，而不是军官。其实工人和“居心不良的”士兵担心的所有灾难正是来自那些派头十足的军官一方。因此和解是不牢靠的。
　　斯坦凯维奇在描述士兵对革命后回到他们身边的军官的态度时这样说道，纪律遭到破坏以后，士兵不仅是在没有军官同行而且……在很多场合是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走出兵营的。他们甚至无情折磨正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军官，原来他们是在完成解放的伟大功绩。如果这也算是功绩，如果军官自己现在也肯定这一点，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带士兵上街——要知道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容易的，也是没什么危险的。现在胜利成为既成事实以后，军官们也参加到伟大事业中来了。然而这会是真诚与长久的吗?”这些话教益更大，因为说这话的人自己就属于那些并不想带领自己的士兵上街的“左翼”军官。
　　28日清晨，在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上，一个工兵部队的军官对自己所部士兵解释说，“为大家所痛恨的政府已经被推翻了”，建立了以李沃夫公爵为首的新政府，这就意味着必须像以往那样服从军官。“而现在我要求你们待在兵营原地不动。”有几个士兵高声回应：“甘愿效力！”而大多数人不知所措地望着：总共就只这些吗？卡尤罗夫偶然看到了这一幕。他感到浑身发紧，“请您让我说一句话，指挥官先生……”还没等应允，卡尤罗夫就提出了疑问：“3天来工人在彼得格勒大街上流血难道是让一个地主接替另一个地主吗？”在这里，卡尤罗夫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提出的问题涵盖了最近几个月斗争的内容。士兵跟军官之间的对抗就是农民和地主之间敌对关系的折射。
　　在外省的指挥官显然都已经收到了指令，他们按照一致的口径讲解事件：皇上因为为国操心而积劳成疾，所以只得把治理国家的重担转给自己的兄弟。士兵的反应在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在克里木半岛偏僻角落服役的军官发牢骚说：不管是尼古拉还是米哈伊尔反正都是一样的。可是，当次日清晨这位军官被迫向全营通报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据他所说，士兵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的疑问、姿势和眼神清楚地证明了：“某些人坚持对这些愚昧的、平庸的以及不习惯思考的头脑所做的长期而顽强的工作见了成效。”那军官的头脑不加多想就适应了彼得格勒的最后一封来电，而这些士兵用自己粗糙的手掌对事变进行独立的掂量，因此他们尽管很艰难然而还是诚心诚意地确立了自己对事变的态度，双方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鸿沟啊！
　　高级指挥官表面上承认了革命，总之还是决心不让革命蔓延到前线去。大本营总参谋长命令各战线的总司令，在革命分子的代表团（为省略起见，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给这类代表团起名为那帮家伙）出现在他们的辖区时，要立即把他们逮捕并就地移送战地法庭。第二天，还是这位将军以“他的殿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名义要求政府“制止目前在军队后方发生的一切”，换句话说就是要制止革命。
　　指挥部尽量拖延把革命的消息通知正在作战的部队，这与其说是出于对君主制度的忠诚，不如说是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有些战线真的建立了隔离防疫制度：从彼得格勒寄来的信件统统不让递送，扣押外来人员，如此一来旧制度从永恒那里窃得了几天额外的时间。革命的消息传到前线阵地的时间不会早于3月5—6日。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来的呢？我们大概已经听说过了，大公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沙皇为了祖国退位了，其余一切照旧。在很多或许甚至是在大多数战壕里，从德国人那里传来的革命消息比从彼得格勒传来的还要早。对于士兵来说，能不怀疑所有的长官都在阴谋掩盖真相吗？士兵们能对这些两三天后佩戴了红色领结的军官还有哪怕是一点点廉价的信任吗？
　　黑海舰队参谋长说过，有关在彼得格勒所发生事件的报道起初似乎没有对水兵产生明显影响。但是随着第一批社会主义报纸刚从首都送来，“一眨眼工夫，各分队的情绪就变了。有人开始集会，形同罪犯的鼓动员从缝隙中钻出来了”。这位海军将领确实不理解在他眼前发生的事情。不是报纸引起了情绪的改变。它们只是消除了士兵对变革深度的疑虑，并且让他们公开表露自己的感情，而不担心来自长官方面的惩罚。还是上面那位作者用一句话便说明了黑海舰队军官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面貌的性质：“舰队大部分军官都认为没有沙皇，袓国将会毁灭。”民主派则认为，不把这样的灯塔返还给黑暗中的水兵，祖国就会毁灭。
　　陆军与舰队的指挥官本身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力图维持自己已有的地位，于是去适应革命，报名加入社会革命党，有人后来甚至企图钻进布尔什维克。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怒不可遏，力图去反对新制度，但是很快就在某一场尖锐冲突中失败，最后被士兵的洪流冲刷掉了。类似派别分化的事是如此自然，在一切革命中都曾反复出现过。拥护法国君主制度不肯妥协的军官，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还能斗争的时候就进行斗争”。他们因士兵不服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还不如因高贵的同事的屈膝行为所遭受的痛苦深。到最后，大多数旧军官被清除和镇压，只有不大一部分因思想意识得到了改造而被同化。军官们只不过是在一种戏剧性形式中共享了与自己相同出身的那些阶级的命运而已。
　　一般说来，军队乃是其为之效力的那个社会的复制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给各种社会关系赋予了集中的特点，并且使这些关系正面或负面的特征得到极端的反映。战争没有让俄国任何一名军人赢得声望，这绝非偶然。高级指挥官群体的形象被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多余的是冒险侥幸、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阴谋倾轧、投机钻营、贪得无厌、庸碌无能和毫无远见，”扎列斯基将军写道，“奇缺的是知识与才干，以及拿自己甚至自己的舒适生活跟身体健康去冒险的意愿。”作为首任最高总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与众不同的仅仅是他高大的身材和至尊的粗鲁。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平庸无能，像个部队里的老文书，整天忙忙碌碌的。作战勇敢的指挥官科尔尼洛夫的崇拜者甚至也认为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后来克伦斯基政府的陆海军部长韦尔霍夫斯基谈论科尔尼洛夫时说他是公羊的脑袋狮子的心。布鲁西洛夫和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文化与知识方面比其他人要强一些，不过也是仅此而已。邓尼金并不是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但是在其他方面根本也就是一个读过五六本书的寻常军队将领。其后就是尤登尼奇、德拉戈米罗夫和卢科姆斯基之流，不管他们是不是讲法语，也不管他们喜欢浅酌还是狂饮，但他们终究全是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不仅贵族的俄国，而且资产阶级和民主派的俄国的确都在军官团体里找到了自己的众多代表。战争把成千上万小资产阶级青年吸纳到军队里来了，他们充任军官、吏员、医生和工程师。这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的立场上，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大范围的措施，可是最终还是屈从了反动的上级。在沙皇制度下这样做是出于恐惧，而在革命过后则是由于信念，就如民主派在后方屈从资产阶级一样。军官中的妥协派分子后来分享了妥协派政党相同的厄运，不同之处就是前线的情形要激烈得多。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还可以长时间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士兵面前，这样做就比较困难了。
　　民主派军官和贵族军官之间的敌意与倾轧不可能让军队得到革新，它只会给军队增加一个瓦解因素。旧俄国决定了军队的面貌，这是彻头彻尾的农奴制面貌。军官们依然认为恭顺与唯唯诺诺的农村小伙子是最优秀的士兵，因为在他们中间人的个性意识还没有被唤醒。倚靠原始耕作、农奴制度和农村公社的“民族”传统即苏沃洛夫传统就是如此。18世纪，苏沃洛夫用这种材料创造了奇迹。在自己塑造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个形象身上，列夫•托尔斯泰带着贵族老爷的怜爱把毫无怨言地屈从上天、专制与死亡的旧式俄国士兵理想化了（见《战争与和平》）。法国革命开创了个人主义对人类活动所有领域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先例，从而把苏沃洛夫式的军事艺术钉上了十字架。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之间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期间，沙皇军队作为农奴制军队难免总是打败仗。在这种“民族”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指挥人员的特点就是蔑视士兵的人格、清朝式官僚消极的精神状态，对自己职业领域的一无所知，以及英雄气概的彻底缺失和大行其道的狡诈奸猾。维持军官的威信靠的是挂在外衣上的勋章，下级尊敬上级的礼仪和惩罚制度，甚至要靠约定的特殊语言。士兵对军官回话时得用“正是这样”、“的确不是”、“不能知道”这类奴隶式的专用语言。沙皇的统帅们口头上接受了革命并且对临时政府宣了誓，从而很便利地就把自己个人的罪过推给了已经垮台的专制王朝。他们慷慨地同意宣布尼古拉二世是为过去的一切承担责任的替罪羊。不过他们再也没有前进一步了！他们哪里能明白，革命的道德本质就在于那些人群的精神焕发，而他们曾经把自己的全部幸福建立在这些人群的精神呆滞之上。被任命担任战线指挥官的邓尼金在明斯克宣布：“我完全无条件地接受革命，但是军队实行革命以及把蛊惑宣传带进军队的行为对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这真是将军式冥顽的经典公式！至于说那些普通的将军，那么他们正如扎列斯基所说的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招惹我们，其余都与我们不相干！”可是，革命不会不招惹他们。出身特权阶级的他们什么都不能赢得，反倒要失去很多。威胁他们的不仅是指挥特权的丧失，而且还有土地所有权的丧失。在效忠临时政府的掩护下，反动军官对苏维埃展开了越来越猛烈的斗争。就在他们确信革命不可阻遏地向士兵群众和宗法农村深入滲透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来自克伦斯基、米留科夫甚至罗将柯方面闻所未闻的背信弃义行为。至于布尔什维克，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舰队的生活条件与陆军相比，其孕育活生生的内战萌芽的程度总是不知要大多少倍。士兵被强行塞进钢铁盒子一待就是好几年，他们的生活与苦役犯人一直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贴近水兵的军官多数出身于特权阶层，他们根据自己的志向选择在海军服役，这些人把祖国与沙皇，也把沙皇与自己视为一体，却把水兵看作是军舰上最不值钱的部分。形同陌路的双方和各自封闭的两个世界却同处在一个紧密接触的环境里，谁都避不开对方的视线。舰队船只的基地设在沿海工业城市，那里有为建造和修理舰船所必需的大量工人。此外，军舰本身的机械操作船员与技术人员的队伍中也有不少熟练工人，这些就是把海军舰队变成革命水雷的条件。所有国家的革命和军事暴动当中，水兵都是最有威力的爆炸物。只要一有可能，他们几乎总是无情地镇压本部的军官，俄国的水兵也不例外。
　　在喀琅施塔得，伴随革命发生了针对指挥官的流血报复，后者因为自己过去的作为感到胆战心惊，进而竭力对水兵隐瞒革命的消息。理应让人痛恨的舰队司令维伦海军上将成了首批牺牲者之一。一部分指挥官被水兵拘押了，仍然自由的军官则被收走了武器。
　　在赫尔森福斯和斯维亚堡，直到3月4日晚上海军上将涅佩宁都不允许任何来自彼得格勒的消息传进来，同时用惩罚措施恐吓水兵和步兵。因此那里的暴动也就更为猛烈，持续了一夜又一天。许多军官被捕了，水兵还把最使人痛恨的军官沉到了冰下。对“居心不良当兵的”绝不宽容的苏哈诺夫写道：“根据斯科别列夫对赫尔森福斯当局和舰队当权者行为的介绍来判断，此类无法无天的行径竟然如此之少，这必定叫人感到大惑不解。”
　　但是陆军部队也并非没有发生流血镇压，而且它经历了好几次浪潮。起初，这种惩罚是对过去，对粗暴侮辱士兵行为的报复。各种回忆录中并不乏类似脓疮那样的痛苦事件。从1915年起，沙皇军队正式实行用树枝抽打士兵的纪律处罚。军官可以肆意鞭笞往往是一家之主的士兵。可是事情不总是仅仅与过去有关。在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有个报告人就军队问题指出，早在3月15—17日间，关于对士兵施行体罚的命令就下达到了作战部队。一位从前线回来的杜马代表讲到，军官不在场的时候，有哥萨克对他说：“您说说看，这就是那个命令（大概是有名的“一号命令”，后面还会提到它。——托洛茨基）。命令是昨天收到的，可是今天指挥官还打了我嘴巴。”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频繁地四处劝阻士兵不要采取过激行动，正如妥协派分子所做的那样。不过，这也像射击时后坐反冲力一样，流血报复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怎样，自由主义者把二月革命称为不流血的革命，除了革命让他们和平取得政权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根据了。
　　有些军官居然利用红领结挑起激烈的冲突，而红领结在士兵心目中是跟过去决裂的象征。苏梅团团长就是因这事被打死的。有一个军长由于要求新增补的人员摘下红领结而被士兵抓了起来并且关进了禁闭室。不少冲突是因为没有从官方场所取下沙皇肖像而引发的。现在还在挂沙皇肖像是表示对君主制度的真诚吗？在大多数场合它只不过是不相信革命能持久稳固以及出于个人保险起见罢了。但是士兵在沙皇肖像后面看到了旧制度隐藏起来的幽灵，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是上层深思熟虑的措施，而是下层的突发运动造就了军队的新制度。军官执行纪律的权力既不是被取消的，也不是被限制掉的，它在3月头几个星期简直就是自行崩溃的。黑海舰队参谋长说：“假如一个军官要尝试对士兵实行纪律处罚，那么他是没有能力执行这样的处罚的。这是很清楚的事情。”真正的人民革命的标志之一就在这里。
　　随着执行纪律权力的丧失，军官事实上无能为力的处境不管用什么都是掩盖不了的。斯坦凯维奇——既不能否认他的观察，也不能否认他对军队事务的关注——从以下这一点对指挥官们做出了令人沮丧的评论：操练还在按根本不适应战争需要的老条令进行，“干这种差事不过是为了锻炼士兵的耐心与服从而已”。不用说，军官企图把自己无能为力的过失推到革命身上去。
　　对无情镇压显得急躁的士兵同时又充满了幼童般的轻信与不能自已的感激之情。在一段短时间内，身为神职人员和自由主义者的杜马代表菲洛年科向前线战士展示出自己很像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体现者，一个革命的牧师。陈旧的教会观念跟新的信仰古怪地结合起来了。士兵把这位牧师抬了起来，把他举过头顶，小心翼翼地把他扶上雪橇。后来高兴得喘不过气来的他向杜马报告：“我们真是难舍难分，他们亲吻了我的手和脚。”这位代表以为杜马在军队里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实是革命享有威望。也正是革命把令人目眩的反光投射到了个别偶然得势的人物身上。
　　古契柯夫在军队上层采取的象征性清洗——撤换了几十名将军——丝毫没有使士兵感到满意，而同时却在高级军官中招致了不满情绪。每个人都担心出现不合时宜的事情，大多数人随波逐流，左右逢源，却又露出了藏在口袋里的拳头。与士兵面对面发生冲突的中下级军官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了。这里还根本没有来自政府的清冼。有一个炮兵连的士兵寻求合法途径，他们致函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告自己指挥官的状：“弟兄们……我们最恭敬地请求把我们内部的敌人万切哈扎撤职。”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士兵们开始像往常一样用自己的方式——不听指挥、排挤甚至拘捕——行动起来。只是在此之后，长官们才猛然醒悟过来，他们装作没有看见有人遭到逮捕和毒打。有时他们也企图惩罚士兵，但更常见的是通过放弃处罚来避开士兵，目的是不让事情变得过于复杂。这就给军官们造成了一种极为难堪的处境，同时又不会给士兵的处境带来任何确定性。
　　就连许多严重关切军队命运的作战部队军官也坚持有必要对整个指挥员队伍进行全面的清洗。他们深信，不这样做就别想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士兵向杜马代表提供了不少令人信服的理由。以前当他们受到凌辱时，他们必定向长官诉过苦，而后者通常是不会怎么注意的。如今事情又怎样呢？要知道长官还是原来的长官，这就意味着诉苦的命运依然如故。“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有位杜马代表承认说。其实这个简单的问题掌握着军队的全部命运，也预先决定了它的未来。
　　军队内部的相互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军兵种以及在各个部队之内不一定是相同的。不是的，形形色色的差异是很突出的。如果说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是用镇压军官来响应第一个革命消息，那么就在它旁边的赫尔森福斯的卫戍部队直到4月初的时候，军官在士兵苏维埃中还占据着领导地位。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还代表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举行的一次庆典上发表了演说。这种仇视与信任的反差现象并不少见。但是整个军队毕竟是一个由互相连通的管道组成的系统，步兵和水兵的政治情绪在不断向同一水平看齐。
　　在士兵还抱有会发生迅速而确定的改变的希望时，纪律尚能勉强得以维持。用一位前线代表的话来说就是：“然而当士兵发现一切仍然是老样子，无论压迫、奴役、愚弄还是侮辱都没有改变的时候，骚乱就开始了。”没有想到用忍辱负重武装人类大多数的造物仿佛是出于故意又给了士兵一套神经系统。革命的作用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这双重的疏忽。
　　像在前线一样，有些意想不到的理由在后方也很容易引起冲突。士兵获得了“与全体公民平等”自由进入剧院、会场、音乐厅以及其他场所的权利。许多士兵则把这解释为免费看戏的权利。部长向他们解释说，“自由”应当理解为一个抽象概念。可是，起义的人民群众任何时候既没有表露出倾向柏拉图主义，也没有表露出倾向康德学说。
　　在不同的阶段，纪律这块已经用破了的布在各卫戍部队或其他部队以不同的方式撕成了碎片。指挥官总是错误地以为，在某些报纸和鼓动人员从外面进来之前，他率领的团或者师一切都是好好的。而实际上这是更加深刻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工作的结果。
　　自由主义杜马代表雅努什凯维奇从前线带回了一个结论：在由庄稼人组成的“不成熟的”部队里，秩序混乱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更为革命的部队里，士兵同军官能很好地和睦相处。”纪律实际上在两个极端维持得最久：一个是由富裕农民组成的特权骑兵，一个是工人与知识分子占比例很高的炮兵，总之是技术性兵种。害怕土地革命的私有者哥萨克坚持得更久一些，因为土地革命只会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丧失利益，而不能得到什么。个别哥萨克部队在革命以后还执行过镇压任务。但是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差异都只体现在军队瓦解的速度和期限方面。
　　在暗中较劲儿的斗争中，有其自己的涨潮与落潮。军官们竭力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来适应。士兵们则再次开始等待。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和，经过几天和几个星期的休战，瓦解着旧制度军队的社会仇恨达到了更高的紧张程度。它越来越频繁地爆发出悲剧的闪电。在莫斯科的一个马戏院里，举行了一场有残疾的士兵和军官一起参加的会议。一位残疾发言人在讲台上厉声咒骂军官，结果抗议声、跺脚声、手杖和拐棍的敲击声响成一片。“军官先生，你们不是用树枝和拳头欺凌士兵很久了吗？”这些外伤、内伤与重伤致残的人之间也树起了一道互相对立的高墙，残疾士兵与残疾军官、多数与少数、拐杖与拐杖之间的高墙。在马戏院这座噩梦舞台上，已经在酝酿行将到来的国内战争的猛烈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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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整个国家一样，笼罩在军队各种关系与矛盾之上的问题只有一个，它用一个简短的名词来称呼，那就是——战争。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黑海到里海，更进一步深入到波斯内地，在无比辽阔的前线，分布着68个步兵军和9个骑兵军。以后它们的命运将会怎样？战争结果又将怎样？
　　革命开始之际，军队的军需品供应领域已大大加强。国内的战争所需物资的生产提高了，同时从盟国经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运进来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大炮增多了。步枪、大炮、弹药的数量比战争初期增加了不知多少。好几个新的步兵师正在完成扩编。工程部队也得到了扩充。据此，几位不太走运的将军后来力图证明，俄国当时已经处在胜利的前夕，而阻碍获胜的唯一因素就是革命。12年前，库罗帕特金和利涅维奇以同样的理由断定，是维特阻碍了他们去击溃日本人。到1917年年初，实际上俄国离胜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1916年年底，与作战物资供应不断增加同时出现的是军队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斑疹伤寒和坏血病导致的死亡比战斗还要多。运输的混乱使军队调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单是这一点又使得与大规模重新部署兵力密切相关的战略布局化为乌有。此外，马匹的严重缺乏往往又让大炮动弹不得。然而根本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军队的精神状态变得无可救药了。可以这样断定：这支军队已经不成其为军队。失败、撤退还有掌权者的肮脏行径彻底毁掉了军队。这不是用行政措施能够修复过来的，就如不能用它们来修复国家的神经系统一样。现在士兵望着成堆的炮弹就像看见成堆长蛆的肉一样，感到极端恶心。他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不需要的和没有用的东西，都是欺骗和偷窃。军官也无法向他们说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也不敢拧他们的脸颊了。军官认为自己受了上级指挥官的骗，同时在士兵面前往往因自己是他们的上级而觉得有过错。军队已经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疾病。不过它还是有用的，那就是在革命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就作战而言，它已经不复存在了。谁也不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军官跟士兵一样，同样很少相信这一点。谁也不愿意继续打下去——无论军队还是人民。
　　高级办公室里的人确实在过着特殊生活，出于惯性他们还在那里大谈重大战役，大谈春季攻势，大谈夺取土耳其海峡。为了实现最后那个目标，甚至在克里木半岛集结了大量兵员。有报道称登陆的任务交给了最精锐的部队。为此还从彼得格勒调来了近卫军人。不过，据一个同他们一起执行任务的军官2月25日（即革命爆发之前两天）讲述，新补充的队伍真是糟透了，在这些人浅蓝色、暗棕色和灰黄色的冷漠眼神中，看不出有丝毫作战的意愿……“他们的全部想法，他们的全部企求只有一个——和平。”
　　类似的证据还有不少。革命只不过展现出了在其发生之前就已形成的局面。因此，“打倒战争”的口号成了二月危机的主要口号之一。它是由妇女的游行示威、由维堡区的工人，由近卫军的营房喊出来的。
　　3月初杜马代表在前线巡视期间，士兵特别是老年士兵免不了总是发问：关于土地他们说了些什么？”代表们闪烁其词地回答说，土地问题要等将来的立宪会议来解决。此刻便有人会喊出一般深藏在内心的想法：“说到土地——假如我人都不在了，还要土地干什么？”原来这就是士兵最基本的纲领：开始是和平，然后是土地。
　　在3月底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出现了不少爱国主义的自吹自擂。一位战壕里的士兵代表十分真实地报告了前线是怎样领会革命消息的：“所有的士兵都在说，感谢上帝，和平也许现在就会降临。”战壕还委托这位代表转告大会：“我们准备为自由献出生命，但是，同志们，我们仍然希望结束战争。”这是反映现实状况的痛切之声，特别在委托报告的后半部更是如此。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忍耐忍耐，不过，但愿上层的人赶紧去谋求和平吧。
　　在法国的沙皇军队（这对它们来说完全是十分别扭的环境）为同样的感情所激发，也经历了军队在本国同样的瓦解过程。“我们一听说沙皇退位了，”身在异国的一个年逾中年的不识字农民对军官表白，“马上就想到，这等于说战争已经结束了……要知道是沙皇派我们来打仗的……如果我们还得在战壕受罪，那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是正版的士兵革命哲学。它不是从外面灌进来的，如此简单明了而很有说服力的话是任何一个鼓动员都想不出来的。
　　事情过后，自由主义者和半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企图把革命说成是爱国主义的暴动。3月11日，米留科夫对一群法国记者说明：“俄国革命的发生就是为了扫除在俄国通向胜利道路上的障碍。”在这里，口是心非与自我陶醉是并肩而行的，尽管口是心非的成分想必要多一些。有些露骨的反动分子看得更清楚。冯•司徒卢威是德国出身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由新教徒改宗的东正教徒，从马克思主义者变身的君主主义者。虽然使用了反动派的仇恨语言，他还是差不多找到了发生革命的真正根源。他这样写道：“既然参加革命的是人民群众，其中也包括士兵群众，那么革命就不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爆发，而是通过肆意妄为的破坏性复员来直接反对继续战争。也就是说，革命是为了停止战争而发动的。”
　　这些话固然含有正确的见解，但同时也含有诽谤诬蔑。破坏性复员实际上是从战争中产生的，它不是革命造成的，相反，革命甚至阻止过它。革命前肆无忌惮的士兵逃跑现象在革命后头几个星期减弱了。军队在等待。士兵们在革命能带来和平的希望中并没有放弃用双肩撑住前线，因为不这样的话，新政府便不可能缔结和约。
　　3月23日，掷弹兵师师长报告称：“士兵表明了观点，说我们只能防守，不可能进攻。”各种各样的军事报告和政治报告都在不断重复这种看法。老革命家和未来布尔什维克的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准尉也证实，在士兵看来，当时解决战争问题要遵循的公式是：战线应该坚守，但不发动进攻。”用更庄严而又最坦率的语言来表达，这里的意思就是捍卫自由。
　　“刺刀不能往地里扎！”在躁动和抵触情绪的影响下，那时士兵往往听不进布尔什维克的话。或许是因为对某些比较蹩脚的演说印象不好，他们便以为布尔什维克不关心如何保卫革命，也可能阻碍政府缔结和约。士兵比社会爱国主义的报纸和鼓动员更加相信这一点。虽然有时不让布尔什维克出来发表意见，但是士兵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断然否定了前线进攻的主张。对首都的政治家而言，这像是一个误会，如果好好地对士兵加点压力，它是可以消除的。为战争而开展的宣传鼓动一时间又甚嚣尘上了。数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大肆渲染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妥协主义者附和这类宣传，开始时声音还压得比较低，后来就比较大胆了。革命爆发之际，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很微弱，当数以千计的因为罢工而送往前线的工人离开军队时，其影响就更小了。这样一来，对和平的渴求恰好就在那些需要把这种渴求表达得更为迫切的地方，它几乎没有得到公开和明确的表达。对于寻找聊以自慰幻觉的指挥官与特派委员来说，这种状况有可能使他们辨认不清事情的真相。在当时的文章和演说中，这样一种武断说法并不罕见：似乎士兵们拒绝进攻完全是由于没有正确地理解“不割地和不赔款”这个公式而造成的。妥协派分子毫不珍惜自己，他们解释说防御战争也允许进攻，而有时还要求发动进攻。事情仿佛陷入了经院哲学的争辩！进攻表示要重启战端，前线的观望坚持则意味着休战。士兵们关于防御战争的理论与实践就是悄悄地，后来则是公开地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方式：“请不要招惹我们，我们也不触犯你们。”除此之外，俄国军队已经再也不能做得更多了。
　　然而，士兵越来越不听信好战叫嚣的训话，因为反动军官借口准备进攻露骨地试图把缰绳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士兵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这么一句话：“刺刀是对付德国人的，枪托是对付内部敌人的。”不论何种场合，刺刀也有防御的功能。战壕里的士兵并不去想什么海峡。对和平的渴望在心底里汇成了一股威力无比的洪流，它定将很快往外迸发。
　　米留科夫并不否认军队在革命前就已经“显露出”消极现象，可是在革命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还力图坚持军队有能力完成协约国给它指定的任务的断言。身为历史学家的他写道：“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远不是很快就到达了前线。革命后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内军队仍然是健全的。”全部问题都被认为是出在宣传方面，似乎历史过程是宣传所完成的。米留科夫在与布尔什维克（他显然把一种神秘力量附加在布尔什维克身上）展开为时已晚的斗争的幌子下，实际上是在与事实展开格斗。我们已经看到，军队实际上是一副什么模样。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革命过后最初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内指挥官自己是怎样评价军队战斗力的。
　　3月6日，北方战线总司令鲁兹斯基将军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通报说开始出现了士兵根本不服从指挥当局的情况；为了让军队得到哪怕是稍稍的安定，有必要请有名望的活动家到前线来。
　　黑海舰队参谋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在我看来，战争无法再打下去了，它已经输了，这事从革命的第一天就很清楚了。”据他说，高尔察克也有同样的看法。后者之所以还留在舰队司令的职位上，那也仅仅是为了使全体军官免受暴力侵害。
　　在近卫军队内官居高位的伊格纳季耶夫伯爵3月致信纳博科夫说，务必要让自己看清楚，战争结束了，我们现在不能今后也不能继续战斗下去了。聪明人应该想出无痛苦结束战争的办法，否则将会大祸临头……也是在这个时候，古契柯夫告诉纳博科夫，他也收到了很多这样的信件。
　　有些表面看来比较正面的评论难得一见，却往往又被附加说明抵消了。第二集团军司令达尼洛夫说：“军队仍然保留着对胜利的渴望，在有些部队甚至还加强了。”然而紧接着他又指出：“纪律涣散了……进攻行动最好拖到紧张局势缓和下来（1—3个月）时再说。”接下来又补充说：“补充的新兵员只到了一半；如果日后他们继续这样渐渐消失，继续这样不守纪律，要指望进攻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作战勇敢的第五十一步兵师师长报告：“我师完全有能力胜任防御作战行动。”旋即却加一个补充说明：“让军队摆脱士兵代表和工人代表很有必要。”可是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百八十二师师长向军长报告说：“为一些看起来是小事而实质上是大事发生的争吵日见频繁，士兵尤其是军官为此越来越焦躁不安了。”
　　这里所列的暂时还只是一些零星分散的证词，尽管它们多极了，然而就在3月18日那天，大本营召开了一次高级军官会议，讨论军队的现状。各个核心机关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最近几个月不可能向前线补充所需数量的兵员，因为所有后备部队都发生了骚动。军队正在经受病痛。本来军官跟士兵的关系只要还过两三个月就能调整好。（将军们还不明白病痛只会逐步加剧。——托洛茨基）可就在此刻，军官队伍中出现了精神颓丧的情形，部队里闹起了风潮，许许多多的人开了小差。军队的战斗力降低了，这时候指望军队向前挺进是很困难的。”结论：“现在就执行春季拟定的进攻行动是条件所不许可的。”
　　这几个星期过去以后，接下来的形势继续迅速恶化，其证据真是不胜枚举。
　　3月底，第五集团军司令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写信给鲁兹斯基将军称：战斗情绪低落。士兵不仅丝毫没有进攻的愿望，就连防御所需的那种一般的抵抗精抻也降低到了威胁战争结局的程度……广泛支配军队一切阶层的政策……迫使全体军人都在等待一件事——停止战争回家去。”
　　反动的大本营中坚人物之一卢科姆斯基将军对新制度十分不满，革命初期他转任军长。据他本人所说，他发现只是在炮兵和工兵部队纪律还得以维持，因为那里有很多骨干军官和士兵。“至于那三个步兵师，正在走向全面的崩溃。”
　　革命之后出于希望而一度有所缓解的开小差现象，在失望情绪的影响下重新泛滥起来了。据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通报说，4月1—7日的一个星期内，大约有8000名士兵从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逃跑了。他还致信古契柯夫说：“我以极其震惊的心情阅读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提供的关于军队情绪‘良好’的报告。目的是什么？德国人不会受骗的，而对自己却是致命的自欺行为。”
　　必须指出的是，前面几乎没有任何地方谈到布尔什维克，大多数军官简直还没有领会这个可怕的名称。如果说报告中提高调门谈论到了军队瓦解的原因，那么它们不外是报纸、鼓动人员、苏维埃、“政策”，总之一句话，就是二月革命。
　　还可以见到其他一些希望一切都将平安过去的乐观主义长官，更多的则是为了不引起新政权的厌恶而故意闭眼不看现实的人。不过，与此相反，相当多的指挥官特別是高级指挥官有意识地夸大了崩溃的迹象，以便争取当局采取坚决的措施，可是他们自己不能或者说不敢直接说出来。然而基本情景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在对重病缠身的军队实施突然打击以后，革命使军队不可挽回的崩溃瓦解过程具有了政治的形式，这种形式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更清晰地显示出它的残酷无情。革命不仅把对和平的强烈渴望，而且一般说来也把士兵群众对全体指挥官以及对整个统治阶级的仇恨推向了极端。
　　4月中旬，阿列克谢耶夫亲自向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份关于军队情绪的报告，而且看来他不惜加以大肆渲染。“我清楚地记得，”纳博科夫写道，“笼罩着我的是何等恐怖和绝望的感受。”可以猜想得到，米留科夫出席了听取报告的会议（它只能在革命后头六个星期内举行），极有可能正是他请来了阿列克谢耶夫，企图以此恐吓自己的同僚，继而通过他们来恐吓自己的社会主义朋友。在这以后，古契柯夫确实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进行过讨论。他大发牢骚说：“极其危险的停战行动开始了。直接抗命的事件也记录在案了。命令须在军队组织和公共集会事先展开讨论。有些部队没有人愿意听有关发起进攻战的言论……”古契柯夫还不无根据地指出：“当人们希望明天就要得到和平的时候，那么今天不可能让自己献出头颅。”这位陆海军部长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停止高声谈论和平。”正因为革命教会了人们大声说出以前只能暗地里苦想的东西，所以这就意味着：必须结束革命。
　　当然，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士兵就既不愿死去，也不愿打仗。不过他这样做就像炮队的马匹不愿意拖拽着沉重的大炮在泥泞中行走一样。也像马匹一样，士兵并没有怎么想如何才能摆脱压在他身上的重负。原先在他的意志与战局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革命为他建立了这种联系。对于数百万士兵来说，它开始表明过上好生活首先是过上普通生活的权利，让自己的生命远离子弹和炮弹之害的权利，同样还有使自己的身体远离军官的拳头的权利。前面已经就这方面的问题说过，军队的基本心理过程就是唤醒人格。有教养的阶级把往往采取无政府主义形式的个人主义火山爆发视为对民族的背叛。其实，一个用毫无人格的史前粗糙材料做成的民族只有在士兵的激烈发言中，在他们无法遏止的抗议中，甚至在他们流血的过激行为中才能成熟起来。如此仇视资产阶级的群众个人主义的广泛传播，恰恰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二月革命的性质激发出来的。
　　可是，这不是它的唯一内容，因为除开农民和他们当兵的儿子以外，参加革命的还有工人。他们早已意识到了自己的人格，他们不仅带着对战争的仇视，而且带着与之进行斗争的想法参加战争。于是对他们而言，革命不仅意味着单纯的胜利事实，而且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取得了局部胜利。推翻君主制度对他们来说只是登上了第一个台阶，而他们不会停留在这个台阶上，他们要急于向另一个目标前进。对于他们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士兵和农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支持他们。“假如我都不在地球上了，我还要土地干什么？”士兵问道。“假如通向自由的钥匙掌握在老爷手里，我还为什么要自由？”跟着工人站在不让他进去的剧院大门口的农民说。于是，透过二月革命的极度混乱，十月革命钢铁般坚强的特性已经显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