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宁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我在法国只见了很少几个人。多亏了您的提醒，我开始熟悉左翼反对派的内部状况了。他们在跟我讨论这些情况时，说得很模糊，好像现在的不和只是私人性质似的。说到其它方面的话，他们都对工作很满意。
我们现在有：（1）正式党，它毫无实际力量，在群众当中毫无威信；（2）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瓦伦西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它们已被开除出党，实际上，它们与阿斯图里亚斯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团体一起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政党；（3）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它拥有一个优秀的精英领导层，在巴塞罗那码头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力，并掌握着雷里达的工人运动；（4）左翼反对派，它在加泰罗尼亚毫无力量。
1930年10月23日
法国的情况让我非常担忧。我们的队伍一旦发生分裂，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希望您最近促成的协议能够长期维持，让双方能够合作下去。我个人对现有的分歧所知甚少。您的来信让我有了一点头绪。我希望法国同志跟我提起过的那些信件，能够让我对形势得出更全面的了解。
正式的共产党：在比斯开、阿斯图里亚斯和安达卢西亚有几个支部。它的威信为零。……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久前它还是正式党的一个地区组织。毛林是它最重要的领袖。毛林回到西班牙后，对他向来没有好评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因为，尽管他为人优柔寡断，却非常聪明，而且非常真诚）命令他发表声明，批判“托洛茨基主义”，并同他“以前的错误”一刀两断。他拒绝了，党就把他给开除了。加泰罗尼亚联盟宣布自己站在毛林一边，就被全体开除了。
加泰罗尼亚联盟有一份机关报，叫《战斗报》，每周出一期，发行量为8000份。这份报纸的思想混乱不堪。……因此，尽管它发表了斯大林那个糟糕的报告，但这并不值得重视。他们发表斯大林的报告，就跟发表其它东西一样稀松平常。也许他们是因为发行量太少才发表这个报告的。比方说，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他们印出了革命领袖的照片，其中就有您的。……
我们没有一个党，这给我们的任务造成了很多困难。……我们得从共产主义最基础的知识教起，我们还不能开展左翼反对派的宣传工作。……我重申一遍，在西班牙没有党。……在统一的党里面，或是在现有的各种集团里面，我们要争取获得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权利。关于毛林，我再多写几句。恐怕您不知道，我跟他是老朋友。毛林与我们非常接近，我敢说，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宣布支持左翼反对派。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真诚的人——这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攻击他，我们就会把一切给搞砸。
1930年11月12日
我相信，西班牙无产阶级会撇开正式党（它实际上并不存在），不顾它的阻挠，建立自己的党。……
关于法国这边的情况，我还想多写几句，但是这封信已经太长了，我还是留到下次再写吧。
1930年12月3日
我们又说到关键问题了。在这里，党将在正式党之外组建起来。……
我还得补充一点：加泰罗尼亚联盟得到了西班牙全国的最优秀分子的同情，进行联合行动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我看来，我要做的事情非常清楚（我对自己这么说，因为我是左翼反对派在这里的唯一一个正式成员）：我应当加入加泰罗尼亚联盟。安德拉德与拉克鲁瓦——我们在西班牙的最优秀分子——都同意我的意见。我已经着手开始谈判，我敢说他们肯定会接纳我，当然，我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们必须灵活行事。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大部分活动家都说他们不支持左翼反对派（毛林例外，只有他最聪明，而他真的站在我们一边）；但是（真是惊人！），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到，但他们其实是赞同我们的；每当我不跟他们谈反对派，而是向他们解释我们在事关战略、策略和组织的各种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时，他们就会赞同我们。……这是一个惊人的例子。下个月统一大会就要召开了。毛林负责起草关于政治问题与党的任务的提纲。我们正巧是“邻居”（他住在我家隔壁），我们就利用了这一点，一起起草了提纲。……这个政治纲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纲领进行联合行动，如果放弃联合行动的话，那我们就太愚蠢了。……
再写几句跟法国危机有关的事情。我完全同意您的提纲。但我得承认，我还是没有搞懂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几周前罗斯默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他跟我说，他在原则上并没有分歧，问题出在他们跟莫利尼耶有矛盾，他说莫利尼耶是一个“善变的”家伙，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已经声名狼藉。我得告诉您，一些不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同志也向我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当然，这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但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不得不说，我恐怕不能赞同您对纳维尔的看法。他跟不少法国活动家都有同样的毛病，这种毛病的病因出在他们跟工人群众缺少直接联系上。
1931年1月17日
我说“基本上”同意，是因为我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与您有不同意见。……就拿国会问题来说吧。……我们该不该抵制国会？不参加国会选举的主意，在共和派当中非常流行。……如果大多数反对党都抵制国会的话，我觉得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这么做。……
您提到了我参选的问题。应当举行一次大会，同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它已经脱离共产国际，它的领袖是毛林）合并，这样做不会太困难；并一同制定选举方针。巴塞罗那支部和临时执行委员会已经通过了毛林和我提交的政纲（我把它几乎彻底改写了一遍），并做出了决议：一旦反对党没有就是否抵制国会选举做出决定，我们就要在一些地方参选。还通过了一个决议：在文德雷伊[2]提名我为候选人。……
要想获胜，就得向各共和派政党发动无情的斗争。自从我回国后，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我回国时，不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连相当一部分共产主义者都在紧抱着“左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大腿。必须结束这种局面。
1931年1月26日
我们完全赞同总路线，我对此感到大喜过望。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纲——记得我跟您讲过，这个政纲是由毛林和我改写的——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编写的。再补充两句：加泰罗尼亚联盟要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答复共产党的“政治声明”，他们让我来修订这个答复。这件事不是很有意思吗？
1931年2月5日
我本来应当同成立“工农党”的主张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个主张现在已被驳回。但是，他们还是打算成立一个“工农同盟”，而我没能阻止他们。不过我还是尽量争取到了一些必要的保证。“工农同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它会采用跟党一样的纲领。……
加泰罗尼亚联盟认为，如果接纳我参加，可能会给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造成麻烦。的确如此。但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会参加工农同盟，并以工农同盟成员的名义参加它的一切会议。另一方面，我每周都会给《战斗报》写文章，不过要用化名发表。一旦跟共产国际的关系彻底破裂（这是不可避免的），加泰罗尼亚联盟就会立即允许我加入。
在我们（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当中，我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分歧。谁也没有跟我讲过这些事情。这太奇怪了！如果有一些分歧的话，至少能表明左翼反对派是有活力的。
1931年3月7日
市政选举将会（或可能会）在四月举行。……我们会让共产主义者以工农同盟的名义参选（由于共产党还是非法的，所以当局恐怕不会允许“共产党”的候选人参选）。……尽管如此，工农同盟将会公开提出共产主义的政纲。……在考虑了一切可能性之后，我将会参选。……在候选人名单中，除了我之外，还有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联盟的成员，以及尚未与它合并的“加泰罗尼亚党”的成员。因此，这将是建立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首次尝试。我还建议邀请正式党一同参选。有不少人反对我这个建议，但它最后还是有可能获得通过的。……
最近我收到了您关于德国危机的信[3]，这让我非常感兴趣。我得承认，我对德国危机比较了解，而我对法国左翼反对派的危机就不那么了解了。
1931年3月15日
由于公开宣传左翼反对派的原则，我与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关系已经破裂，更准确地说，是同它的领导人的关系破裂了。工人的态度则非常不同，并对我表示出了明显的同情。
1931年4月4日
[致国际书记处的信]
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有力措施的话，德国左翼反对派的危机就可能会对我们的运动的整个未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可以利用民主集中制提供的各种方法，对这次危机的根源采取有效的措施。因此，托洛茨基同志在2月17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我毫无保留地联名支持他的建议[4]。
1931年4月5日
关于我们同马德里的同志们的“众所周知”的分歧，还是谈一下为好。……有人声称我会无条件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这个问题似乎引发了最严重的分歧。由于马德里的同志们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示过任何意见，我实在说不清这些分歧是怎么来的。
1931年4月10日
我认为，如果我们突然猛烈抨击加泰罗尼亚联盟，就会造成非常令人遗憾的后果。……我们应当打入加泰罗尼亚联盟，在里面开展系统的工作，并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这样做一定行得通。我敢说，就算他们今天不接受我加入，顶多再过一个月，他们就会接受的。
1931年4月12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来找我帮忙了。我不能拒绝他们，所以我立刻参加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领导责任）。……我们出版了一份日报，我是编辑之一。
1931年4月15日
您过虑了，在加泰罗尼亚发生早产的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加泰罗尼亚，工人运动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把持着，他们的全部策略就是竭力阻挠无产阶级的行动。而共产主义者呢，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加泰罗尼亚，只有它算得上共产主义力量）对工人运动有着很正确的理解（跟我们一样），它坚决反对一切冒险主义或盲动主义政策。
1931年5月25日
我既不会、也从来没有为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策辩护，它并没有采取迎合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政策。
1931年6月25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的]路线总是摇摆不定、变来变去的。我同它的领袖的关系也是多变的：合作、破裂、再次合作、再次破裂。在统一大会之前……目前我们处在后一种情况[这一句里的省略号是宁加上的]。
1931年6月29日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进行任何连贯的、有组织的工作。……然而，要想开展工作，我们就必须这么做。最近左翼反对派的一个支部已经开始了工作，尽管它并没有正式成立或存在。
1931年7月7日
再过几天，巴塞罗那就要举行补选了。……（马西亚的）左派共和党[5]与毛林已经正式达成共识。左派共和党将会正式支持毛林，这样一来，毛林几乎肯定会当选。……左派共和党表示愿意支持我参选。我回答说，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我才会参选：一、我作为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候选人参选；二、左派共和党不用表态支持我。加泰罗尼亚联盟当然会提名毛林参选。在巴塞罗那省，还有三个议员席位要补选。加泰罗尼亚联盟还没有提名候选人。该省有几个朋友劝我以“独立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参选，但我明确地拒绝了。
1931年7月9日
在第三期[《共产主义》]上，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毛林的错误。如果我们对他们的错误默不作声，就会对运动造成最严重的危害。工农同盟已在前几天开始了选举活动，它的选举活动中几乎没有一丝共产主义的性质。
1931年7月13日
在西班牙，我们依然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核心。……我们怀着一致的共识与高度的乐观，进行着工作。……国际书记处的同志当中，我只认识米尔。我对他印象很好。关于莫利尼耶和弗朗克，我听过截然相反的说法，我觉得我应当向您坦白：我比较倾向于名声不太好的那一方。但是，我得重复一遍：这些都不过是猜测、预感。我觉得，我得到的消息还不够多，不足以下定论，而我在德国问题上能下定论，是因为我了解那边的人，对那边的冲突看得很清楚。
有一件事我还得多写几句：您认为我的态度中有着“外交权谋”的因素，我觉得您是多虑了。我要说一下罗斯默的到访。我得告诉您，我确信我已经跟您说过这件事了。但是，这件事其实并不值得一提。他的意见很切合实际，在西班牙问题上，他并没有表现出您指出的那种倾向。他跟我讲了一些跟法国问题有关的事，而这些事我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我必须亲自去见莫利尼耶和弗朗克，跟他们好好谈一谈。
1931年7月15日
要是我们在巴塞罗那有一份周报就好了！它很快就会成为组织工作的中心。要是我有一千比塞塔，我马上就会用这笔钱去办报。
1931年7月20日
我现在得到了机会，可以在几个城市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应该参加工农同盟还是正式党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是犹豫不决。要让它们参加正式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正式党的加泰罗尼亚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工农同盟目前的政治立场又是错误的，所以劝说这些小组参加工农同盟也同样困难。我现在比较倾向于第二种选择。……
对我们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出版周报。莫利尼耶路过了这里，过两三天还会再来一趟。我、莫利尼耶还有拉克鲁瓦三个人会在巴塞罗那碰头，把工作计划定下来。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些钱。……
关于法国的形势，我再写几句。也许我的意见写得很糟糕（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时间不够，我写得很草率），也许您误会了我。我绝对没有把个人问题置于政治问题之上（这样做是荒谬的）；我只是认为个人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我相信这也是您的看法）。我以前没有时间去认真研究有关法国问题的各种文件。我正在抽时间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可能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总的来说，我认为您对工会问题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您指出的那些错误，到底有多少确实存在。在这方面，个人问题可以会起到一些作用。我们有时候会把一些观点加给某些人，而这些观点他们从未有过。我这并不是要责怪您（我根本不打算这么做）；但在法国那边，可能有人是这么想的。我再重复一遍，这些都只是猜测。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后，我一定会得出明确的结论。另一方面，我见到了莫利尼耶（这种情形自有其重要性），我得跟您说，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一定会把我的最终意见告诉您。而我对罗斯默的看法，与您完全一致。
1931年8月25日
我还是认为，目前我们最紧要的任务，是在巴塞罗那出版一份日报，作为斗争的机关报。……
又及：您寄给我的那份清单上列出的信件，我已全部收到。
1931年9月6日
过去两周里，我仔细研究了跟法国问题有关的全部文件。关于这个问题，我跟莫利尼耶谈了很久，您也知道，莫利尼耶是我们的人。我的疑惑已经全部消失了。我现在相信罗斯默和纳维尔是不对的。（我这次没有见到罗斯默。）另外，能够了解莫利尼耶这个人，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很赞赏他的献身精神，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得向您承认，罗斯默以前跟我讲过的一些关于莫利尼耶的话，曾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得重复一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疑惑已经全部消失了。我认为莫利尼耶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能够获得像他那样的活动家，对左翼反对派大有好处。……
对于应当让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工农同盟还是正式党这个问题，我们跟巴塞罗那的一些同志，还有莫利尼耶和拉克鲁瓦一起商量了很久。从原则立场来看，您的意见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应当让这些小组参加正式党。但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复杂，要求我们采取灵活的办法。在巴塞罗那市，我们将让所有人都参加正式党。在加泰罗尼亚外省地区，我们将让他们参加工农同盟。目前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首先，让这些小组参加正式党是很困难的（他们并不想这么做）；其次——请不要忘记——正式党在加泰罗尼亚实际上并不存在。所有这些小组当中最优秀的分子都站在我们一边，在我们的领导下，他们将会积极地促成工农同盟的瓦解。
我们认为，要让这些小组先参加左翼反对派，再要求他们参加正式党，是不能容许的，也是办不到的。首先，这些小组并不是由左翼反对派分子组成的，而是由刚刚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组成的，其中只有几个左翼反对派分子。就算我们能让它们全都参加左翼反对派（如果能做到，那当然是最好的），我们也不应该采用那种办法：正式党不会接受它们加入，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等于在建设一个新党了。如果能让这些小组参加工农同盟，它们将会给我们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它们将会成为共运统一的先驱，并且将会最坚决地反对工农同盟领导层的政策。当然，为了落实您建议的策略，您认为必须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核心。您还写道：“您或许还记得，从您抵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强调这一点，却没有取得半点进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核心。我始终坚信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做到了这一点。
1931年9月18日
我过几天就跟您写信，仔细谈一谈要建立“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的问题。我已经把您的信给翻译好了，准备让整个组织都来讨论您这封信。我打算把所有同志的意见跟我的个人意见一并转发给您。但我不得不告诉您：我认为您对这里的情况不够了解，所以我不能赞同您的意见。
1931年10月7日
[致国际书记处的信]
由于政府对《苏维埃》的迫害，我们不得不宣布：《苏维埃》暂时“光荣”停刊。……
当然，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自己将会面临种种困难。因此，我们并没有急于出版《苏维埃》。但是，莫利尼耶同志却以国际书记处的名义，向我们做出了庄重的承诺。……
然而这些承诺并没有得到落实，而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岌岌可危。莫利尼耶同志不可原谅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导致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蓄意破坏左翼反对派的人，都不可能做得比莫利尼耶更好。
1931年11月7日
关于这个问题（《苏维埃》的停刊），我已经写了一封信，国际书记处一定已经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您了。……我写这封信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一致认为，莫利尼耶在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左翼反对派当中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我获得的一切信息（加上您的个人经验）都使我确信这一点。……
我们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在我们（西班牙支部）中间完全没有分歧。
在是否建立“广泛的”派别组织的问题上并没有分歧。这仅仅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误会而已。
1931年11月24日
您认为，西班牙目前的政治制度相当于“克伦斯基制度”。……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克伦斯基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张牌。它是十月革命的先声。阿萨尼亚则是雷鲁克斯的先声，而雷鲁克斯是西班牙的米留可夫，也就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1931年12月7日
在以前的信里，我已经讨论过了引发您与我的分歧的那个问题，我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导致局面恶化的不是政治原因，而是个人原因。在法国问题上，个人原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32年2月7日
您5月29日那封来信的语气和内容让我大吃一惊。您与我的通信，对我们的运动具有无可争辩的益处，为了让您与我的通信能继续下去，我曾作出了诚挚的努力。但我却没有在您身上发现同样的善意。……您的直接合作对我们非常宝贵；然而，即使您不愿合作（因为您已经拒绝了），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在西班牙建立强大的共产主义左派力量这个任务。……
我仍要强调指出，您与我之间并不存在政治分歧，非常不幸的是，关于某位法国活动家（活动家？），我们不能赞同您的意见……这一事实导致了目前的破裂，而您应当为这种局面负全部责任。
1932年6月7日
无论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还是我自己，都从来没有说过西班牙革命已经结束。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与我们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既然从来没有人指责我们支持这种观点，也就完全没有必要让中央委员会来就此发表决议。
1932年11月25日
[1] 应为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西班牙语：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瓦伦西亚语：Federació Comunista de Levante，FCL），它是西班牙共产党在瓦伦西亚及穆尔西亚地区的组织，1923年成立。1930年它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中译者注
[2] 艾尔·文德雷伊是安德列乌·宁的出生地。——中译者注
[3] 1931年2月17日，托洛茨基同志给国际左翼反对派所有支部写了一封长信，讨论了由库尔特·兰道为首的一部分德国左翼反对派领导人所引发的思想争论与组织争端，不久后，兰道集团就脱离了左翼反对派。这封信题为《德国左翼反对派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Left Opposition），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编注
[4] （托洛茨基与宁联名提出的）建议获得了通过。此后，宁又指责国际左翼反对派对兰道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列·托
[5] 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ERC）是当地主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之一，1931年3月19日由马西亚的“加泰罗尼亚国”（Estat Català）、孔帕尼斯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党”（Partit Republicà Català）等几个民族主义政党合并而成。——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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