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托洛茨基写给宁的信
我相信，您在巴黎一定会接触到同盟[1]的内部斗争。所以我必须向您详细解释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如果您参加了巴黎的这些内部斗争（我认为您应该主动参加进去），您一定要仔细倾听双方的意见。如果您能写信给我，把您对这些斗争的印象详细讲给我听，我会非常高兴的[2]。
1930年9月13日
西欧左翼反对派如果不改变基本上没有持续的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状况，不对各种重要问题作出反应，不积极参加党内生活，那么，那些偶然追随左翼反对派的人（乌尔班斯、奥维斯特莱顿、苏瓦林[3]、帕兹）就会继续认为自己是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并且也会让别人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全都宣称党已经无可救药，这可以让他们过得更加轻松，可以缩在角落里过着安稳的日子，只需要每周发表一小时的反对派讲话……这种做法，把党和左翼反对派隔绝开来，使左翼反对派的思想不能传递给党，因此，他们实际上对左翼反对派造成了最严重的损害。……
您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法国]队伍一旦分裂，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显然，每一次分裂都具有异常的性质。显然，罗斯默同志的退出会对《真理报》[4]造成打击，我个人愿意尽一切努力来挽留他。为此我给法国同志们写了信，也给罗斯默写了信。但我得说，分裂对我们来说不是灾难.……
各国的左翼反对派现在只是一些小团体，没有充足的理论基础，没有传统，没有经验，它们必须耐心地进行澄清和提纯，为了不让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迷失方向，必须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必须让它们不断地进行相互检验；必须对它们进行思想上的监督与引导；必须在思想上做到两倍、三倍的坚定不移。……
您在信中提到，兰道没有得到您的授权，就发表了您的那些信件。果真如此，那他又是从哪里弄到您的信件的？
1930年11月21日
您在信中提到了西班牙工人的落后性，您还认为必须先让他们熟悉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再向他们提出左翼反对派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向最落后的工人提出左翼反对派的问题，就不可能让他们了解共产主义。……如果我要跟最落后的工人——不管是西班牙还是哪里的——开会讨论共产主义，我一开始就要这么说，给他们指明方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几个流派，我属于某某流派，我会向你们详细解释我们这一派对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
解释完自己的观点之后，我会号召工人加入我们的组织，为了捍卫我们的思想而战。不进行宣传鼓动，我们就走不出象牙塔，就会失去组织的方向，到头来只会帮助我们的对手——中派和右派。
1930年11月29日
我认为，即使左翼反对派势单力孤，只要它能勇敢地提出革命的各种政治问题（比如土改）和组织问题，它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运动的领导者。
坦率地说，我很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批评西班牙革命派错过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
1930年12月12日
据报道，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打算抵制国会选举。既然如此，工人就更加应该依靠抵制策略。
在目前形势下，利用积极的抵制策略，似乎很有可能搞垮贝伦盖尔操纵的选举；我们在1905年正是这样搞垮了那个仅具咨询性的半吊子杜马。共产党对此采取了什么政策？他们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和公告？
1931年1月12日
从革命立场出发，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加泰罗尼亚党[5]是否追求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还是说它其实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西班牙党的一个地区组织？国家政体可以采用联邦制，但党绝对不可以。……
现在的正式党或许很弱小，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它自身，还有苏联，还有它与苏联之间的一切联系，却使它具有了无限的历史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只按照近期的力量对比，依照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那是很危险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西班牙这样迫切地要求共产主义左派加入更大、更广泛的组织，这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共运队伍的现状，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革命形势。但这种策略也会导致一种直接的危险：左翼反对派可能会消融在其它派别之中。因此，我认为左翼反对派必须尽快建立一个中心，这样才能加入其它组织。左翼反对派必须要有一份报纸和一份内部公报。
1931年1月31日
说到抵制选举，我并没有太大把握。……共产党没有带头抵制选举，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只有领导着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使抵制运动富有勇气与战斗性。尽管如此，抵制选举的情绪，在各反对党中颇为流行，这也是人民内心深处的激昂情绪的反映。最新的报道似乎表明共和派与社会党已经决定抵制选举。假如共产党能及时抨击共和派与社会党，后者就会更难回绝抵制。
1931年2月5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委托您修订他们的基本文件，包括对党的政治宣言的答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成果，可能会带来极为有利的前景。……
但我还是要重申我的建议：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必须在马德里（或其它城市）出版一份政治坚定、理论过硬的刊物。……不这样做的话，革命一进入新阶段，左翼反对派就会被打得措手不及，再加上正式党的弱点与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混乱，有可能会造成最糟糕的、无法挽回的灾难。
1931年2月13日
……不幸的是，共产党并不是抵制运动的主角，所以它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抵制运动中没有获得任何重大成果。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时期，如果党在紧要关头、在新的阶段能够立即提出必要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的正确性又很快就被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党的威信就会急剧而迅速地提高。……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在前几个星期乃至前几个月里错失了不少机会。但是追悔过去于事无补，必须向前看。革命才刚刚开始。失去的东西，我们可以百倍地赢回。……
左翼反对派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立刻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即使一开始人数很少也没关系，并出版自己的公报和理论刊物。当然，健全自身并不等于拒绝参加群众组织——组织的健全，就意味着与群众结合；自身组织的健全，又是与群众结合的必要前提。
1931年2月15日
贝伦盖尔当政时期的政治经验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抵制御用国会。如果没有人去不断地逼迫社会党和共和派向左倾斜，它们就会抛弃自己发动的抵制运动，在革命的当前阶段，共产主义组织必须成为一个虽然很小、却很有力的飞轮，推动由社会党、共和派甚至是立宪国会的支持者组成的整个齿轮机构运转起来——尽管这个飞轮不一定能弄坏社会党和立宪国会。
我们要提出积极抵制选举的口号；就是说，不仅不参加选举，还要发动强大的攻势，粉碎这个虚假的立宪国会（举行公开集会、发表宣言、游行示威、谴责官方候选人是人民公敌、公开抵制参加选举的人，等等）。我认为，积极抵制的策略，有助于促成工人抵制委员会的产生，时机一到，工人抵制委员就会转变为工人代表会。……
我在前几封信里仔细阐述了左翼反对派的凝聚力以及它应对正式党采取什么态度。我不清楚您是否收到了这些信，我正在焦急地等待您的回信，我非常想了解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您和您的同志采取了那些具体措施。只有当落实革命战略的“主观因素”——即革命组织（即使它一开始只有很少的成员）——存在的时候，革命战略与策略的问题才有意义，
1931年3月4日
对于您参加工农同盟这件事，我想听听您打算做出什么样的政治解释——您是以一个共产主义派别组织的代表的身份参加的，还是以一个独立的革命者的身份参加的？加泰罗尼亚联盟的一些分子可能会为了同共产国际官僚达成协议，而宣布他们通过宁这个人同农民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没有过硬的政治理由，任何行动都是很危险的，在革命时期就更是如此。
1931年3月15日
巴黎那边寄来的信，表明西班牙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我必须告诉您，我对此同样感到忧心忡忡。西班牙已经出现了革命形势；我们在西班牙拥有完全够格的左翼反对派的代表，通过通信和文章等形式，我们已经提出了某种左翼反对派的纲领草案。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着西班牙。然而左翼反对派在西班牙还没有正式的、活跃的组织。在紧要关头，每浪费一天时间，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左翼反对派才能给西班牙革命指出正确的道路，制定正确的政策。但是左翼反对派在西班牙还没有组织；这让许多同志忧心忡忡，我也同样忧心忡忡。……
出路何在？马德里的同志们认为，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同志们的帮助下，可以出版一份理论月刊。他们还做好了出版一份左派公报的的准备。我认为，我们必须全力支持他们。您和马德里要不断保持联系，而且在西班牙、巴黎和君士坦丁堡之间也要不断保持联系，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达成必要的一致。我在以前的信里曾经问过您这个问题，但您一直没有答复，我正在焦急地等待您的答复。……
您被提名参加市政选举一事，固然很重要，但您一定会赞同我的观点：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只有那些能够转变为党的壮大——在目前就是左翼反对派的壮大——的成果才是重要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论革命能否胜利，革命的暴风雨都会彻底扫清一切个人的打算。
1931年3月29日
你们的会议和你们的成果，令我大为欣慰。您决心踏上旅程，建立左翼反对派的组织，使我信心大涨。重要的是预先做好准备；革命的发展将会创造出其它条件。
1931年4月1日
我刚刚收到您的信，您在信中第一次告诉我，您已经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不久后左翼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就会面世。后面这个消息让我大喜过望，就算我们此前已经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建立左翼反对派组织的工作依然毫无进展，我也不想为此懊恼了。我坚信，你们一定能百倍地赢回失去的时间。
1931年4月12日
在您的第二封信里，您说必须用一种友好的、巧妙的态度去影响加泰罗尼亚联盟。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但是，我不得不在这里，从远方提醒您注意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在两三个月以前，您还以为您可以轻松地把加泰罗尼亚联盟争取过来；您还跟毛林一起起草了提纲，等等。但是刚过不久，加泰罗尼亚联盟就认为不应当接纳您，因为它与共产国际依然藕断丝连。我认为这件事表明：没有一个组织健全的、到处都公开打出自己旗帜的左翼反对派组织，仅仅通过个人关系去给加泰罗尼亚联盟充当顾问，企图旁敲侧击地影响它，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要不要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开展工作？当然要。要不要耐心地、友善地、勇往直前地开展工作？当然要。但是，必须亮出左翼反对派的身份，表明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一员，在它内部公开工作，并要求获得批评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1931年4月20日
您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联盟的中央委员会，还参加了它的日报的编辑部，这是您信中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我无法断言这件事的意义有多大。可惜我对您这么做的政治前提还不是很清楚。就在几周前，您还在信中跟我说，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袖不允许您同时参加左翼反对派与加泰罗尼亚联盟，所以您必须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也就是说，他们的领袖对我们怀有强烈的敌意，并且利用了斯大林派官僚的方法和说词。
过了几周，您又成了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人，我不得不说，这让我大惑不解。加泰罗尼亚联盟出了什么事？它的领导层的人选是否发生了变动？难道说，王朝覆灭后，形势普遍缓和，在这种情况影响下，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他们是不是已经放弃了同共产国际官僚重归于好的打算？您是按照什么条件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我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您对这些问题的答复。……
您在以前的信里说过，您准备踏上旅程，建立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可惜您在这封信里却一点都没提到这件事。
我现在想从全面的政治视角来谈一谈这些事情。就我所知，加泰罗尼亚联盟从不打算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就会把它自己，还有加泰罗尼亚工人运动引向失败。……无论是在巴塞罗那还是在马德里，左翼反对派的力量都在于它能够把这些问题提升到历史层面上，不让那些孤立的团体和宗派用地方主义、消极地或积极地迎合民族主义的做法、鼠目寸光的官僚做派去破坏革命。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而时间是革命中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因素。继续浪费时间就是犯罪。西班牙共产主义者以及您本人，我亲爱的朋友，都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只能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当中争取扩大影响力，而不能把它当作现成的工具。加泰罗尼亚联盟没有严肃的理论基础，没有清晰的战略路线，却有着许许多多的偏见，它无法经受住革命的考验，在下一个急转弯就会翻车。如果能有一个规模虽小、却很坚强、而且对自己的目标有着清晰的认识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它就不仅能拯救加泰罗尼亚联盟，也能拯救西班牙革命；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核心，需要一个前提：它必须拥有明确的纲领，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号，在自己的旗帜下勇往直前。
我认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希望您能尽快回复[6]。
1931年4月22日
我不得不说，您在信里写的，大都是那些我通过看报就能了解个大概的事情，但是，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您却总是不肯回答。当然，我无权要求您报告最新的消息，甚至无权要求您对我提出的问题作出简单的答复（是或否）。但是，我希望您能理解，外交辞令一般的通信是无法令我满意的。
在我们的通信中，我多次地、并且还在尝试做到最低限度的清晰明确，结果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你不想做到同样的清晰明确。这是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您采取了一种矛盾的立场，您想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生，让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经验和理论表明，这种政策只会导致致命后果。
1931年5月26日
对了，我新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小册子[7]，在这本小册子后面，我附上了好几封我写给您的信，但我删掉了一切个人性质或“论战”性质的东西，不管它们有多友好；我只保留了原则性的和政治性的观点[8]。
1931年5月30日
您对西班牙形势、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形势作出了“大可宽心”的分析，可惜我不能赞同您的观点。您认为不必担心加泰罗尼亚会发生早产的行动，尽管您承认掌握着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在尽全力控制工人。在您看来，加泰罗尼亚联盟的路线也是一样的。这个消息与资产阶级报刊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报道如出一辙，这并不能使我宽心，反倒让我深感忧虑。
据我判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在执行的路线，就是向马德里帝国主义者在巴塞罗那的代理人——马西亚中校的无耻政权退让妥协。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已经变成了马西亚手下的少尉，并在事实上成了在加泰罗尼亚实行“国内和平”的代理人。
根据您的来信中提供的情况，我认为，加泰罗尼亚联盟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采取了调和立场；也就是说，它把统一战线的革命政策，给换成了维护和奉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而维护和奉承马西亚政权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从中看出了巨大的隐患，在一定阶段，它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工会的任务不是去拖工人的后腿，而是把工人发动起来，组织他们进攻。……
应当阻止过早的、不理智的行动，但是，不能让这种做法变成窒息革命的孟什维克手段，所以我们要有明确的战略路线，必须让先进工人彻底理解这个战略路线，这样他们才能向广大群众耐心地解释它。加泰罗尼亚联盟根本没有战略路线。它的领袖不敢认真考虑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幼稚而愚蠢地畏惧“托洛茨基主义”了，这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全部政治思想。跟这些领袖混在一起，而不是用严肃的、坚决的政策来反对他们——即使是以最友好的语气——就等于埋头冲向悲剧性的错误。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很多，我不打算再回头去写了。
1931年5月31日
要想把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无产阶级核心争取过来，就得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牢固核心，并出版相应的刊物——至少要出版一份加泰罗尼亚文公报。我们必须无情地、不停地批判毛林；事态的发展将全面证实我们的批判。……
您在信中写到，巴塞罗那的斯大林派吸引了几十个失业工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对加泰罗尼亚联盟很不利的重要征兆。失业工人代表着革命运动的左翼，如果一个志在领导革命的组织不能影响失业工人，那它又怎么能够领导革命呢？我想，导致这种局面的，正是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机会主义，是它的消极与乏力，是它的小“聪明”——即机会主义。在革命期间，工人不需要多大工夫，就会抛弃一个组织，投向另一个组织。
1931年6月29日
我不是批评您写信写得太少，而是批评您顽固地拒绝回答某些问题。……
还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担心。您不该忽视罗斯默的政治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在等待您提出更加诚恳的意见。如果您认为我对罗斯默做错了什么，您随时都可以批评我，哪怕是最严厉的批评我都乐意听取，我也愿意尽一切努力来补救局势——局势已经极度恶化，这全都是因为罗斯默一个人。但我必须强调：您向我隐瞒了罗斯默的到访，不让我知道罗斯默有什么要求和建议，不告诉我您的意见与看法，不告诉我该怎么做，这一切让我非常担心。我认为，这里面包含有“外交权谋”的因素。
1931年7月2日
我得承认，您的信中关于罗斯默的那部分，令我万分诧异。您在信中说到，我们不能把政治意义同个人意义割裂开来。这话没错，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我现在觉得，您不但是把政治意义同个人意义割裂了，而且还想用个人意义来取代政治意义。
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经历了一连串的分裂。我们甩开了奥维斯特莱顿——他是比利时的毛林，并且得到了罗斯默的半心半意的支持（罗斯默做什么都是半心半意的）；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得到了罗斯默的顽固支持的莫纳特分子和半莫纳特分子决裂了；我们向那些倒退到工团主义的分子（古尔热[9]等人）发动了斗争，而这些人当初会找上我们，全是因为罗斯默的错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罗斯默公开地、明确地阻止我们同波尔迪加派进行论战；最后，他支持兰道团伙的方法和观点，而对于这些方法和观点，我已在内部通信中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极具政治意义的，往往都是纲领性的问题。……可您却跟我说，您要先去见一见莫利尼耶和弗朗克，然后再决定站在哪一边。我实在无法理解。……
我们可是一个国际组织，如果我们的各个支部又发生了新的原则性分歧，那我们怎么开展活动呢？难道我们要把两派的代表都派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去吗？双方的争执是出于深刻的原则分歧呢，还是仅仅出于偶然？——我还不清楚。
或许，您过于关注西班牙问题，而没有读过反对派的刊物？比如《真理报》[10]、俄文版的公报，特别是国际公报，您读过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这样来理解：过去两年的思想工作，对您毫无影响；您是靠个人印象来评价问题的。但这是印象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显然，这不该是您的方针。……
1931年7月27日
您抱怨说收不到我的信。但是，我写给您的信，跟您写给我的信一样多。特别是我还写了一封关于罗斯默的长信。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您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另一方面，柏林的同志们向我抱怨，说您不回任何人的信。……
我认为，我必须以绝对正式的形式，向您声明：早在这次冲突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罗斯默针对莫利尼耶提出的一切个人“指责”，罗斯默也知道，我们认为这些指责均属中伤，我们还采取了措施，迫使中伤者承担责任。只是到了罗斯默和莫利尼耶发生政治冲突之后，罗斯默才重新翻出了这些指责。
1931年8月26日
我收到了您8月25日的来信。您在信中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以前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结果，就会发现合作带来的坏处远远多过好处。共产国际的所有报刊，以《真理报》为首，都在把毛林的混乱暧昧的机会主义路线归咎于我们。米尔同志发表在《真理报》[11]上的文章对此难辞其咎。不过我们已经被迫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而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得到。换句话说，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经历，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处境，也没有任何帮助。
应该好好算一算账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政策，不能再让人们把我们和毛林当成同路人了——这对他有利，对我们不利。
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号召工人参加共产主义左派，壮大它的组织，并要求西共接纳它。……但是，首先得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正式核心——不管它有多么小——这个政策才能得到落实。您或许还记得，从您抵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强调这一点，却没有取得半点进展。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当然，罗斯默肯定会认为所有的分歧都是他的对手捏造出来的。这是因为罗斯默停在问题的出发点上，而没有继续往前走。他具有突出的个人才干，还拥有不凡的过去。但他有三个缺点：（1）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他不是革命者；（3）他不是政治家。……
差不多就在罗斯默从王子群岛回到巴黎后，我就同他产生了分歧。一回到他原来的环境，他马上就恢复了过去的老关系，陷入了老的思维习惯。在他影响下，《真理报》猛地拐上了工团主义的歧路。罗斯默写的关于麦克唐纳和英国工党的文章，都浸透了这样一种精神：他们对于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何等必要“根本一无所知”。如果按照居维叶[12]用解剖来区别动物的方法，那么罗斯默的思考方式就可以归入“根本一无所知”一类。他把党和《真理报》当成了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他不懂得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他把自己同它的联系当成沉重的累赘。他袒护奥维斯特莱顿、波尔迪加派和一切混乱暧昧的东西，因此他要给自己的优柔寡断寻找一个支撑点。如果这种毛病出在一个年轻同志身上，我们肯定会对自己说：“他还年轻，他会有所长进的。”不幸的是，大家都在期待罗斯默能教会别人一些东西，可他很快就让所有人都失望了。活跃的、革命的分子与罗斯默集团的冲突，就是由此导致的。我一边通过私人信件劝说和批评罗斯默，一边尽力维护组织的团结，并维护罗斯默在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然而他却根本不肯让步。反对他的那些年轻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他就想打垮他们。
1931年9月1日
首先，左翼反对派正在为“要建立一个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的问题而发生争论，我想就这个问题澄清自己的观点。……
从您以前的信件来看，当涉及到加泰罗尼亚的时候，您是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但是，难道左翼反对派现在还能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吗？我完全无法理解！……这样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仅会削弱左翼反对派，更会使左翼反对派蒙羞。……
原则上来说，我们应该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西共。……我一直觉得许多同志低估了西共的发展前景。在与您的通信中，我曾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依我看，如果只因为西共虚报党员人数就小看它、抛开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们必须坚定地团结西共的基层党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只要我们仍是一个弱小的派别组织，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只有当我们成为一支任何人都不敢小瞧的力量时，我们才能使西共内部产生统一的倾向。
反对建立“广泛的派别组织”的人会反驳说：但是，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工人吸引过来，我们就变成了第二党。我得承认，这种论调让我大跌眼镜。按照这种刻板的思路，如果我们要避免“第二党”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就得全体从地球上消失。这正中斯大林派下怀。所有形式的马尔萨斯主义中，最不合情理的就是政治上的马尔萨斯主义。每一个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政治派别，都会竭力地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如果左翼反对派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批评西共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行动，那它就会沦为一个小宗派。西班牙革命是活生生的事实。西班牙共运各派（包括左翼反对派在内）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却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让眼前的革命形势白白溜走，到了明年我们就会追悔莫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勇往直前，奋力争取，不要害怕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
1931年9月27日
您在信中写到，由于《苏维埃》不肯向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低头，它已“光荣”停刊。我认为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一个革命组织不能仅仅为了政治示威，就停止出版自己的刊物。这是民主派的做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并开展非法活动来配合合法工作。在你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消灭审查制度的时候，向它低头并不“可耻”；这是一个现实力量对比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停止出版合法刊物，而又不用地下刊物来取代它，就等于临阵脱逃。我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光荣”。
那么，我们本来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当公开地向工人群众解释清楚现状：工人没有提供足够的内部支持；朋友们许诺的支援又还没来；我们不得不暂停出版《苏维埃》周报；但是，我们后退几步，只是为了跳得更远。工人们，请帮我们一把！依我看，你们本来应当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苏维埃》的停刊。……
1931年11月19日
关于西班牙政治中的各种重大错误，我们并没有无谓地把它拿到国际范围上去讨论——哪怕是以最友好的形式——而是自限于在通信中进行争论。但是，米尔从西班牙发来的信件，完全是错误的和机会主义的，可是居然没有人对他进行公开的答复（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由预算问题而导致的误会，已经遭到了有心人的利用，他们想搞出一个国际性阴谋。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您，这件事给了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我认为您应当对您的第一封信的内容作出解释，收回您的指责——您的这些指责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可容忍的——并且把您是否打算把您那封信提交各支部传阅给讲清楚。如果您这样做了，我们就会把这件事一笔勾销，也就不用进行国际性论战了。
1931年11月28日
看来（顺便说一下，您又写了同样的内容）您并没有认真阅读关于世界形势的提纲；不然的话，我实在无法理解您为什么会反对。“克伦斯基制度”是整个形势的关键：它是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前的最后一种资产阶级政府；或者说，它是资产阶级在为确立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能建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左”的政府，它要么能（从悬崖边上）挽救资产阶级，要么就得让位给法西斯政府。一切都取决于力量对比，而是否存在一个有力的革命先锋党，是力量对比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在西班牙并没有这样一个党。
西班牙现政府是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我认为，它是“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左派政府，这就是说，仍有可能出现一个更“左”的“社会主义”政府，当然，“社会主义”政府的成立绝不等于资产阶级的末日。不妨回想一下，在德国革命期间，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持的“苏维埃”政府（也就是当时能够建立起来的最“左”的政府）挽救了资产阶级。在我看来，这个思想在关于英国形势的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考虑到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国际左翼反对派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世界性危机对所有有可能提供财政援助的同志造成了间接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打击。世界各地的失业率高得惊人，糟糕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德国左翼反对派的许多同志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目前的德国形势远比西班牙形势尖锐，然而整个德国左翼反对派得到的关注还不如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一半。有两三个同志陷入了财政困难，只能完全依赖捐给西班牙文刊物的捐款为生，无法按期缴纳足够的费用，如果只因为这样就对他们穷追猛打，在这种情况下搞出一个国际性丑闻——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不是我们的作风，这不是革命者的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作风。
西班牙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们浪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有不少同志都发现了这些错误，他们忧心忡忡，不断地批评我过分纵容西班牙同志。……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上，我们对西班牙同志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但是，一遇到财政困难，西班牙同志就想搞出国际性丑闻。
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西班牙同志想找个机会来直接支持罗斯默。但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他们——遗憾的是，您也是其中之一——不敢冒险去为政治立场已经声名狼藉的罗斯默公开辩护，于是，他们一抓到机会，不管是否适宜，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间接支持罗斯默。西班牙同志的所作所为，在心理上只能这样来解释。
1931年12月16日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给我的印象仍然是很糟糕的。……在我流亡国外的三年时间里，左翼反对派的队伍中一直在进行着大浪淘沙的过程，淘汰临阵脱逃的市侩，留下真诚的革命者。然而西班牙同志并没有参加这一任务。只有在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冒犯时，他们才会参与国际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会帮助那些逃兵。……
1932年1月17日
您6月7日的来信中，包含了一连串不同寻常的误解：
（1）您说您有好几封信弄丢了，这些信件里包含了一些我还没有回答的政治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您应该重新写信问我这些问题，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分析这些信件的价值。我现在要再次向您建议：我求求您，把那些我还没有答复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我会像以前一样，立即给您答复。
（2）您还说我不肯帮助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对此我只能耸耸肩。我把自己的所有作品和信件都寄给了您，也就是说，我把能寄给各国支部的文件都寄给了您。其它支部都没有指责我不肯帮助它们。或许您是想批评我没有对西班牙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这倒是没错，但这是有客观的政治原因的。在西班牙革命的进程中，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紧迫的新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在苏联，在德国，在远东，都出现了至关重要的新问题。我是根据政治理念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计划的。我把所有探讨德国问题的手稿都寄给了德国，同时也寄给了您。我认为，对西班牙同志而言，德国问题要比西班牙问题更为重要。看来您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3）最后，您还写道，自从您我对各种问题、对各个同志的看法不再一致后，我就不再“帮助”您了。一切事物都有个限度，宁同志。在您看来，我对某个同志的评价，决定了我同某个革命组织的政治关系；尽管如此，您却坚持和我通信，并宣称这是“非常有益的”。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4）您反复重申，您我并无政治分歧。果真如此，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早在跟法国同志发生冲突之前——这次冲突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重要性——我就写信告诉过您，您的信件充斥着外交辞令。您的信里都是些抽象的套话，却从来不肯回答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果您把我写给您的信专门归档保存（我自己是把这些信件归档保存的），您不用费太大劲就会相信：尽管您我表面上意见一致，实际上您我每次都有根本性的分歧。因此，我认为：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如果您我不是通过毫无结果的私人通信来交换意见（过去的全部经历让我相信这是毫无结果的），而是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通信，比方说在西班牙文公报上进行辩论的话，全体西班牙同志就都能参加对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并详细阐明各种观点，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更好地帮助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我认为，凡是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涉及西班牙的还是国际的，都应当对其进行严肃的、有原则的讨论，而不能仅凭个人好恶来决定，因为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与革命队伍——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格格不入的。
1932年6月13日
几周前我给您写了信，让您把您已提出、而我尚未收到的问题详细列出来。我到现在还没收到您的回信。我在寄出那封信时已经做了登记，我在寄出这封信时同样做了登记。
1932年9月20日
有好几个人向我报信说，一些西班牙同志——特别是您——分析了西班牙形势，得出了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不用说，这个问题对于判断政治前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认为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澄清。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最好是发表一个单独的声明，阐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样做一定能消除错误的解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许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了。
1932年11月14日
[1]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 宁并没有这样做，他只跟罗斯默集团谈话。——列·托
[3] 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4] 这里的《真理报》（La Vérité）是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5] 指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PCC），请勿同加泰罗尼亚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de Catalunya，PCdC）混淆。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于1928年11月在雷里达成立，由一批加泰罗尼亚知识分子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它的党员有300余人，主要领导人为乔尔迪·阿克尔（Jordi Arquer，1907—1981）、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纳瓦拉（Jaume Miravitlles i Navarra，1906—1988）等人，党报为《劳动报》（Treball）。它并不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地区组织。它于1930年11月同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合并。——中译者注
[6] 宁从来没有答复这些问题，也从来没有解释过他是按照什么条件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列·托
[7] 即《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中译者注
[8] 在西班牙文版中，宁把这些信统统删除了。——列·托
[9] 皮埃尔·古尔热（Pierre Gourget）曾参加法国左翼反对派，1932年向斯大林派屈服，回到了共产党。——中译者注
[10] 这里的《真理报》（La Vérité）是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1] 从这里开始，下文中的《真理报》均为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2] 若尔日·雷奥波尔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戈贝尔·居维叶（Georges Léopold Chrétien Frédéric Dagobert Cuvier，1769—1832），法国科学家，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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