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阶级、先锋党与政治领导
西班牙无产阶级为什么会失败？
（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
（未完成的遗稿，1940年8月）
如今的工人阶级运动已经退步到了什么地步？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不仅要看各种群众组织的现状，也要看各种思想派别以及有大量派别参加的理论争论的现状。在巴黎有一份期刊叫《怎么办》（Que faire），不知为何它自称“马克思主义刊物”，但它的水平，其实还完全停留在庸俗的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以及吸收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恶习的个别工人的层次上。
所有缺乏科学基础，没有纲领、没有任何传统的团体，都想抱上统工党的大腿，以为这样就能开启通往群众、通往胜利的捷径，《怎么办》这家小小的杂志也不例外。但是，乍看起来，这些似乎把它们与西班牙革命联系起来的纽带，却产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怎么办》并没有向前进，反倒向后退了。这种情况其实不足为奇。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极其尖锐。统工党的辩护士自然会发现自己在政治方面和理论方面都在倒退。
《怎么办》自身当然是无足轻重的，但它提供了有价值的征兆，因此，我们认为：《怎么办》给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找出的原因，非常鲜明地暴露出了现今的假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普遍的基本特征，所以，对其进行分析是大有教益的。
《怎么办》对西班牙革命的失败的解释
卡萨诺瓦[1]同志写了《被叛卖的西班牙》[2]，《怎么办》刊登了一篇书评，批评了这本小册子，我们先逐字逐句地从这篇书评里摘抄一段：
“革命为什么会被打垮？作者（卡萨诺瓦）答道：‘因为共产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不幸的是，这种政策得到了革命群众的遵从。’可是革命群众为什么非要抛弃以前的领袖，投向共产党呢？‘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党。’这完全是同义反复。错误政策能得到群众的遵从；先锋党的不成熟；这些现象要么体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某种状况（工人阶级不够成熟；农民缺乏独立性），对此卡萨诺瓦应当结合事实进行解释；要么就是某些心怀恶意的个人或团体的行为造成的，这些行为给革命造成的影响是如此致命，而能够挽救革命的‘真诚的好人’则会采取迥然不同的行动。卡萨诺瓦在摸索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却走上了歧路。他彻底陷进了神魔学：应对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的是大魔王斯大林，然后是无政府主义者等各路小魔鬼；革命之神在1917年命令列宁和托洛茨基下凡到了俄国，不幸的是，他没有把他们派去西班牙。”
这篇书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卡萨诺瓦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强行把某种僵化的教条置于事实之上，而这就是他得到的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就在这么短短几行字里，居然包含了如此之多的保守市侩的陈腐、庸俗和错误，把理论上的贫乏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篇书评的作者躲躲闪闪，通篇都在说必须做出深刻的解释，比如解释一下“各种社会力量的状况”，却不肯正面解释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这种躲躲闪闪的姿态绝非偶然。凡是这样来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全都是理论上的懦夫，因为他们脚下根本没有坚实的基础。为了掩盖自己的破产，他们篡改事实，偷取别人的见解。他们只能耍点小滑头小聪明，却装出一副自己只是没有时间去阐述自己的全部智慧的样子。其实他们毫无半点智慧。他们在思想上是贫乏空洞的，所以只能玩弄思想骗术。
就让我们逐步分析这篇书评的作者的小把戏吧。他认为，错误的政策能得到群众的遵从，只能解释为这种现象“体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某种状况”，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够成熟，农民缺乏独立性。比这更无力的同义反复，怕是到哪里都找不出来。“错误的政策能得到群众的遵从”，是因为群众“不够成熟”。但是群众的“不够成熟”又体现在哪里呢？显然是体现在他们遵从错误的政策。那么，这种错误的政策包含有哪些内容？它是谁提出来的？是群众还是领袖？——这篇书评的作者对此避而不谈。他玩弄同义反复的把戏，把责任全部推给了群众。这是一切叛徒、逃兵及其辩护人常用的老把戏，在他们针对西班牙无产阶级玩弄这种把戏时，就显得尤为丑恶。
叛徒的诡辩术
1936年7月——更早的就不提了——反动军官在人民阵线的包庇下策划与发动了武装叛乱，却被西班牙工人打退了。群众踊跃组建和参加民兵，并到处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这是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然而，无产阶级的主要组织却帮助资产阶级解散了工人委员会，瓦解了工人对私有制的进攻，让工人民兵接受资产阶级的指挥，统工党还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亲自承担了这些反革命工作。
在这些事例当中，无产阶级的“不够成熟”体现在哪里呢？不用说，它只体现在一件事上：尽管群众自己选择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他们却未能粉碎社会党、斯大林党、无政府派、统工党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种诡辩的前提是：群众必须达到某种绝对成熟的程度，也就是某种完美的状态，根本不需要正确的政治领导，甚至还能够战胜自己的领导层。然而这种“成熟”根本不可能存在。
但是《怎么办》的智者要反问了：既然工人表现出了如此正确的革命本能和如此优秀的战斗素质，他们为什么还要服从叛卖革命的领导层呢？我们的回答是：这种“服从”压根连影子都没有。工人的前进方向，并不总是与自己的政治领导层完全一致。在最关键的时刻，双方甚至背道而驰。于是，政治领导层就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资产阶级，用武力迫使工人屈服。
1937年5月，加泰罗尼亚工人抛开了自己的领导层，并且不顾领导层的反对，发动了起义。无政府派领袖——戴着廉价的革命者的假面具、可悲而又可鄙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成百上千次重复说：在1937年5月，只要他们愿意，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们夺权并建立专政。无政府派领袖这次说的是大实话。而统工党领导层实际上成了全劳联的尾巴，只是换了一套说词来掩饰自己的政策。正是因为这样，资产阶级才能粉碎“不够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五月起义。
只有对阶级与党的相互关系一无所知、对群众与领袖的相互关系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一再重复所谓西班牙群众盲从自己的领袖的空洞套话。只能这样说：群众一直在寻找和开辟正确的道路，他们想在火热的斗争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符合革命要求的政治领导层，然而他们却发现，凭自己的能力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把革命看作一个极为活跃的运动过程，它不停地发生着剧烈的变动，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个阶段，而它的领导层——或领导层中的多个部分——却很快地投靠了阶级敌人；《怎么办》的智者却沉迷于完全静态的讨论：既然领导层这么糟糕，整个工人阶级为什么还要追随它呢？
辩证地看待问题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体现了进化论的和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然而历史表明，同一国的国民，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获得好几种很不一样的政府（比如俄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更有甚者，这些政府的更迭，并不是总是按照自由主义进化论者想象的轨迹——从专制到自由——进行的。个中奥妙在于：国民是由相互敌对的不同阶级组成的，而阶级又是由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互矛盾的阶层组成的，不同的阶层又拥有不同的政治领导层；更进一步来说，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国民的影响，而其它国家的国民同样是由各个阶级组成的。各国的政治制度都不是“国民”的有步骤有计划的“成熟”的体现，而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最后是各种外部力量——联盟、矛盾、战争等等——的行动的产物。还得补充一句：政治制度一旦建立，它的寿命就有可能比产生它的那种力量对比关系更加长久。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矛盾，才产生了各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
在研究阶级的政治领导层的问题时，也要采用同样的辩证法。而《怎么办》的智者仿效自由主义者，默认了那句格言：有什么样的阶级，就有什么样的政治领导层。其实，领导层并不仅仅是阶级的“反映”，阶级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领导层。政治领导层是在不同阶级的冲突中、或是在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摩擦中形成的。领导层一旦出现，它就总是会居于自己的阶级之上，因此，它也会更容易受到其它阶级的压力与影响。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其内部早已彻底腐烂，但在遇上重大事件的考验之前，它的腐烂还没有机会暴露出来，所以，无产阶级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容忍”这个早已腐烂的领导层。
必须要有一个由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强烈冲击，才能让阶级与其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能造成最强烈的冲击的历史事件，就是战争与革命。因此，工人阶级经常会被战争与革命打得措手不及。但是，就算旧的领导层已经暴露出了它的腐烂，阶级还是不能立即创造出一个新的领导层，在阶级没有从上一时期继承下来一批坚强的、能够充分利用旧的领导层的瓦解的革命骨干时，这种情况就会更为严重。马克思主义要对阶级与其领导层的相互关系做出辩证的解释，而不是经院哲学式的解释，《怎么办》的死抠字眼的诡辩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俄国工人是怎样成熟起来的
《怎么办》把无产阶级的成熟看作了某种完全静态的东西。然而，在革命期间，阶级的集体意识的演变过程，是一种变化最剧烈的过程，它直接取决于革命的进程。在1917年1月，甚至1917年3月（推翻沙皇专制之后），有谁敢断言，俄国无产阶级在八九个月之后就会“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呢？
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当时的工人阶级都是极不均匀的。在大战期间，工人阶级吸收了大量的小资产者（他们往往是反动的）、落后农民、妇女和青年，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比例高达30%—40%。在1917年3月，工人阶级只有极少一部分追随布尔什维克党，而布尔什维克党内意见分歧也很严重。绝大多数工人支持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保守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士兵和农民当中，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就更少了。还得补充一句：俄国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特别是在外省的，普遍都缺乏政治经验，而士兵和农民的文化水平更低、政治经验更少。
布尔什维克党有何优势？在革命开始时，只有列宁拥有透彻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革命思想。布尔什维克党的骨干比较分散，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不知所措。但党在先进工人中间享有一定威信。列宁又在党的骨干中间享有崇高威信。列宁根据革命的具体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治设想，并不断地根据新发生的事件加以补充。在革命形势下，即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之中，这些优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党根据列宁的设想——即根据革命的具体进展——迅速调整了方针政策。因此，党赢得了数以万计的先进工人的坚定支持。由于党立足于革命的具体进程之上，它才能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让大多数工人接受它的口号。这大多数工人以苏维埃的形式组织起来后，他们就能把士兵和农民吸引过来。
这样一个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岂是“无产阶级的成熟或不成熟”这种干巴巴的公式所能涵盖的？在1917年2月或3月，使俄国无产阶级成熟起来的关键因素是列宁。他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要让群众接受列宁的口号，就得有一批骨干，哪怕刚开始时这批骨干数量还很少；这批骨干必须信任自己的领导层，而这种信任，又要以先前的全部经验为基础才能培养起来。在分析问题时，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就会看不到活生生的革命，把活生生的革命偷换成了抽象的“力量对比关系”；这是因为，在革命期间，在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的变化、落后阶层被先进阶层吸引、阶级对自己的力量越来越有自信等因素的影响下，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剧烈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党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样地，在党的机制中，领导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革命时期，领导层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责任。
“成熟”的相对性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对无产阶级的“成熟度”的严肃证明，但这种成熟是相对的。短短几年之后，同一个无产阶级就任由自己队伍中的一部分人蜕变为官僚，骑到了自己头上，窒息了革命。无产阶级不是果树，它不会在“成熟”之后就自动结出胜利的果实。革命的胜利是一个战略性任务。要想赢得胜利，就必须充分利用革命危机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把群众发动起来；要推动群众前进，就必须以群众当前的“成熟”程度为起点，教会他们这些道理：阶级敌人绝非全知全能，在各种矛盾的撕扯下，它已分崩离析、外强中干。假如布尔什维克党未能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无从谈起。苏维埃就会被反革命粉碎，《怎么办》在世界各地的同类就会撰写无数文章，论证俄国无产阶级既数量稀少，又不够成熟，想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纯属痴心妄想。
农民的辅助性作用
所谓农民“缺乏独立性”的说法，同样抽象、迂腐而虚伪。我们想问《怎么办》的智者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何曾提出过独立的革命纲领？何曾独立地发动革命？农民可以在革命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只是辅助性的作用。
在许多事例中，西班牙农民进行了大胆而英勇的斗争。但要把全部农民群众都发动起来，无产阶级就必须做出坚决反抗资产阶级的榜样，以身作则，鼓舞农民，使农民相信斗争有可能胜利。然而，无产阶级自身的各种组织却总是在拖它的后退，瘫痪了它的革命倡议。
无产阶级的“不够成熟”，与农民的“缺乏独立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历史事件中的基本要素。阶级集体意识的基础，是阶级本身、阶级的人数、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阶级的基础，是特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难道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是由于科技水平不够高吗？
个人的作用
《怎么办》用机械决定论偷换了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法。所以它才会可鄙地嘲笑个人的作用，简单地把人区分为“好人”与“坏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进程。但阶级并不会自动地、同时地施展自己的全部力量。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阶级创建了许多机关，这些机关发挥了重要的、独立的作用，并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发生了形变。这也给个人在历史上施展拳脚提供了舞台。法西斯主义能够统治德国，自然有其重大的客观原因，但是现在只有死抱着“决定论”的迂腐书生才会否认希特勒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列宁在1917年4月3日[3]返回彼得格勒，及时拨正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方向，使党能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怎么办》的智者也许会说，假如列宁在1917年初死在国外，十月革命“照样”会发生。但这是错误的。列宁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活跃因素。他是无产阶级最积极的那部分人的丰富经验与敏锐洞察力的化身。正是因为他及时出现在革命舞台上，先锋队才能动员起来，争得了把工农群众团结到自己身边的机遇。政治领导层在历史转折关头中的关键时刻所起到的作用，相当于总参谋部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所起到的作用。历史并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不然的话，干嘛还需要领袖呢？干嘛还需要政党呢？干嘛还要有纲领呢？干嘛还会有理论斗争呢？
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
《怎么办》写道：“但是，革命群众为什么非要抛弃以前的领袖，投向共产党呢？”这个问题问错了。革命群众并没有全部抛弃以前的领袖。工人与自己原来的组织藕断丝连，并且还在观望、在考察它们。一般来说，工人是很难同唤醒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的党一刀两断的。此外，人民阵线内的各个政党还互相包庇，欺瞒工人：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肯定不会错。刚刚开始觉醒、缺乏经验的群众，自然会投向共产党，因为它享有唯一一次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威望，而且群众也希望通过它获得稳定的军火供应。此外，共产党又是人民阵线最狂热的传教士，因此它赢得了工人阶级当中缺乏政治经验的阶层的信任。在人民阵线内部，共产党又是最狂热地坚持把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政党，因此它赢得了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层资产阶级的信任。这就是群众“投向共产党”的原因。
在这篇书评的作者笔下，无产阶级可以随意挑选政治领导层，就好像在一家品种齐全的鞋店里随意挑选新靴子一样。然而，众所周知，哪怕是在鞋店里选购靴子，也不一定次次都能买到合意的。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新领导层的选择面是很狭窄的。群众中的广大阶层必须经历了几个阶段，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才会慢慢相信：新领导层比旧领导层更坚定、更可靠、更忠诚。当然，在革命期间，形势变化极快，哪怕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党，只要它能对革命进程有着透彻的理解，并拥有一批坚定的、不会沉迷于空话大话、不会被迫害吓倒的骨干，它就能迅速壮大，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党。但是，这样一个党，必须在革命爆发前就建立起来，因为培养骨干需要较长的时间，而革命往往不会给它这么多时间。
统工党的叛卖
统工党是西班牙最“左”的政党，它确实吸收了一批与无政府主义没有密切关系的革命无产者。但正因为这样，这个党才会在西班牙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致命作用。统工党未能成为群众性政党，因为要想成为群众性政党，首先就得向旧的工人政党发起不妥协的斗争，无情揭露它们的亲资本性，打倒它们。然而，统工党一边批判旧的工人政党，一边又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附和它们。它参加了“人民阵线”这个选举联盟；它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帮助资产阶级政府解散工人委员会；它参加了重建人民阵线政府的斗争；它总是向无政府派领导层屈服，并因此采取了错误的工会政策；它在1937年五月起义中犹豫不决，不敢革命。
从笼统的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当然可以认为，统工党会采取这种政策并非出于偶然。世上万物皆有其原因。然而，致使统工党采取中派主义路线的一系列原因，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它们反映了西班牙无产阶级或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具体情形。两种因果关系互成角度而行，在某个时刻，它们相交了，发生了矛盾。可以用先前的国际经验、苏联官僚的影响、多次失败的影响等原因来解释统工党采取中派主义路线的政治原因和心理原因。但这并不能改变统工党的中派主义性质，不能改变中派主义政党必然会成为革命的制动器、必然会撞碎自己的脑袋、导致革命失败的事实。这并不能改变加泰罗尼亚群众远比统工党基层党员革命、而统工党基层党员又远比党的领导层革命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把采取错误政策的责任归咎于群众“不够成熟”，是政治破产者常用的骗术。
政治领导层的责任
历史就是这样被歪曲的：西班牙群众的失败，被归咎于劳动群众，而不是归咎于那些瘫痪了、甚至是直接镇压了群众革命运动的政党。统工党的辩护士为统工党领袖脱卸责任，只是为了逃避自己肩上的责任。这种空洞无力的哲学企图把失败涂抹成万物发展链条上的一个必要环节，它根本不能、也不愿指出：正是纲领、政党、个人等具体因素导致了失败。这种宿命论的、投降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行动的学说——完全背道而驰。
在内战中，各种政治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的。假如内战的结局取决于“阶级力量的状况”，那就根本没必要打内战了。战争具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方法、自己的领导层，战争的命运直接取决于这些因素。当然，“阶级力量的状况”是其它政治因素能够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一栋楼房不能光有地基，却没有墙壁、门窗和天花板，同样地，“阶级状况”固然是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政党、政党的战略与领导层就不重要。《怎么办》的智者把各种具体的因素变成了抽象的概念，结果就悬在空中不上不下。按照他们的思路，要对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做出最“深刻”的解释，就应该宣布：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是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这种解释任何蠢人都能想得到。
《怎么办》的智者彻底抹消了先锋党与政治领导层的重要性，也就彻底抹消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这样一来就根本不能指望革命的条件会变得更为有利了。资本主义已经停止了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再增加，失业大军的队伍却在不断加长，这不但没有加强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反倒削弱了它，并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了不良影响。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也不可能产生更高的革命觉悟。所以说，《怎么办》的分析完全抛弃了革命的前景，得出了彻底消极悲观的结论。不得不说——为了公正地评价他们——他们并不懂得自己在说什么。
其实，他们对群众的觉悟提出的要求，完全是空想。在革命形势中，西班牙工农群众已经献出了他们能献出的一切。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由千百万人组成的阶级。
有些小学派、小宗派或小教派被阶级斗争的进程及反动派的反扑吓破了胆，只能缩在角落里编些小报，装模作样地写点理论文章，却完全脱离了革命思想的真实发展过程，更不用说群众运动了；《怎么办》就是它们的代表。
遭到镇压的西班牙革命
帝国主义、西班牙共和派、社会党、无政府派、斯大林党还有位于它们左边的统工党，全都沆瀣一气，坑害了西班牙无产阶级。西班牙无产阶级刚要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就一齐瘫痪了革命。对付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容易。除了残酷镇压、屠杀先进分子、杀害领导人，还没有人能想出其它办法。这当然不是统工党想要的。它想要的是：一方面，挤进共和政府，成为执政大联盟中的一个忠诚的、热爱和平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在内战已经无法缓和的时候，建立一种和平友爱的关系。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使统工党毁灭了自己。
在执政联盟当中，只有斯大林党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自己的政策。他们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反革命的急先锋。他们要向西班牙和全世界资产阶级证明：他们能够打着“民主”的旗号，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就用不着法西斯主义出场了。这就是他们的政策的宗旨。西班牙人民阵线已经破产了，破产者想把自己的责任转嫁给格伯乌。我们绝不会宽恕罪行累累的格伯乌，我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我们看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还要告诉工人群众：在扼杀西班牙革命的罪行中，格伯乌仅仅是人民阵线最坚决的刽子手而已，这就是格伯乌的力量所在，这就是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只有无知自大的市侩才会对此视而不见，却转过脸去轻佻地大谈所谓“大魔王”的愚蠢笑话。
这些人甚至根本不肯费心去想一想革命的社会性质。为了维护英法的利益，苏联官僚的马前卒宣称西班牙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人民阵线的叛卖性政策，就是以这个谎言为基础而炮制出来的，即使西班牙革命真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种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西班牙革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比1917年俄国革命更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统工党的领袖现在觉得安德列乌·宁的政策太“左”了，当初应该继续留在人民阵线里，充当它的左翼才对。真正的不幸在于：尽管宁用列宁与十月革命的威信来掩饰自己，他却不能下定决心同人民阵线决裂。维克托·塞尔日——他轻佻地对待严肃的问题，以此来急切地贬损自己——写道：宁不愿屈从于别人的命令，不管那人是在奥斯陆还是科约阿坎[4]。关于一场革命的阶级内涵的问题，就这样被弄成了八卦流言，这是一个严肃的人干得出来的吗？《怎么办》的智者对这个问题一言不发。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个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占领了工厂、试图管理生产；而统工党却死死抱着亲资派无政府主义者的大腿不放，不肯同他们决裂；无政府主义者又跟资产阶级共和派，跟亲资派社会党与斯大林党结盟，镇压和窒息了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只有“僵化的教条”的代表，才会对这种“琐碎小事”感兴趣。《怎么办》的智者自以为拥有一种特殊仪器，不用研究阶级的革命战略的各种问题，也能准确测量出无产阶级的成熟度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
| 本文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档案库中找到的遗稿，发表于《第四国际》英文版，1940年12月。 |
[1] M·卡萨诺瓦（M. Casanova）是米耶奇斯瓦夫·波尔腾施泰因的化名。米耶奇斯瓦夫·波尔腾施泰因（Mieczysław Bortenstein，1907—1942？），生于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1923年参加波兰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当局逮捕后流亡法国，1927年参加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34年被开除出党后，开始参加法国托派运动。1936年7月前往西班牙，参加了全劳联的民兵，并协助西班牙托派编辑报纸《列宁主义之声》（La Voz Leninista）。共和国覆灭后逃离西班牙，1939年3月在马赛被捕，被关进集中营，1942年8月19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奥斯维辛遇害。——中译者注
[2] 《被叛卖的西班牙》（Spain Betrayed）一书（英文版）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spain2/index.htm ——中译者注
[3] 公历为4月16日。——中译者注
[4] 暗指托洛茨基同志。1935年6月18日，托洛茨基同志流亡挪威，在奥斯陆住到1936年9月；1936年12月19日，托洛茨基同志被挪威政府驱逐出境，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同志抵达墨西哥后，就住在科约阿坎。——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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