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极左派与特别不可救药的极左派（一些理论思考）（1937年9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普通的极左派与特别不可救药的极左派

（一些理论思考）

（1937年9月28日）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在考虑任何实际问题的一切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时，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发展。它从来不把一时的形势与整个前景混同起来，而是把一时的形势置于整个前景之中，以此来分析当前形势的全部特性。一切政策都要以这样的具体分析为出发点。机会主义思想与宗派主义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从错综复杂的各种条件与各种力量之中，它们抽出一两个在他们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有时候这些因素的确是最重要的），将这些因素同复杂的现实割裂开来，并赋予这些因素无穷的、无限的力量。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改良主义就是这样来利用当时的一些确实非常重要、却只是临时性的因素的：资本主义的强劲发展，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制度的稳定等。现在的宗派主义也在利用这些最重要的因素和趋势：资本主义的衰退，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民主制度的瓦解等。但是，就像前一时期的改良主义一样，宗派主义把历史趋势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绝对的因素。这些“极左派”把原因当成了结果。他们撇开现实，另外提出了一套现成的图式。但是，群众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所以，宗派主义的图式就不可能在工人心中留下一丝印象。宗派主义的本质，注定了它是没有结果的。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让人类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了。因此，它既不能对工人做出物质上的让步，也不能实行有效的社会改良。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尺度上，这些说法才是正确的。自从大战结束以来，尽管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并没有超过战前与战时的水平，或只超过了一点点，但一些工业部门（汽车、航空、电力、无线电）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另外，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衰朽，但它仍有时涨时落。工人斗争此起彼伏，几乎从不间断，有时他们的斗争也能获胜。当然，资本主义用左手交给工人一些东西，然后又用右手从工人身上夺回来。工人在列昂·布鲁姆执政时夺得的重大成果，就是这样被物价上涨给抵消的。但是，这种结果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它反过来又会推动工人走上斗争的道路。这就是当代的真实有效的辩证法，它开启了革命的前景。

　　在资本主义腐朽的大潮中，如果一个工会领袖任凭自己随波逐流，抛弃了一切经济斗争和局部斗争，那么，不管他有没有“革命”思想，他实际上都成了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工会领袖不仅要掌握资本主义的总体趋势，也要分析具体形势、意外事件、当地情况的各种特性（也包括心理因素），这样才能提出或斗争，或观望，或撤退的意见。只有以这样的具体行动为基础，同广大群众的切身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工会领袖才能揭示资本主义腐朽的大势，并教育群众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

　　不言而喻，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无情斗争。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都已经做好了迎接这个斗争的准备，也不意味着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忽略保卫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的局部斗争。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始创于列宁的最根本的二者择一的抉择，已经被许多人当成了空洞的公式，左翼中派主义者只用它来掩饰自己的投降，而且用了太多次；而宗派主义者总是用它来做借口，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

　　在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时，不幸的安德列乌·宁在广播讲话的开头中说道：“某些人以为，已经开始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然而并非如此，它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统工党当时就是这样来利用这个公式的。《战斗报》上的所有文章，都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公式。我们还见到一些宗派主义者（比如比利时的一些人）抓住这个公式不放，企图证明统工党的政策全都是——或部分是——正确的。然而，宁在实践中把这个列宁主义的公式颠倒了过来：他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目的，就是摧毁和消灭初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成果与全部基础。他的思想的主旨就是：既然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那我们参加政府就只会对革命有利。而冒充革命派的宗派主义者就大喊大叫：“在参加政府这件事上，宁可能犯了错误，但是，夸大这个错误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宁不是承认了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他是这么说过，但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替他那个毁灭了革命的基础的政策辩护。

　　当代的各种基础社会因素，决定了西班牙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这并不等于一开始就赋予了西班牙革命顺利发展的现成的、拥有充分保障的权利。不，从1931年4月开始，西班牙革命就带有“共和”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性质。在1931年以后的几年里，尽管列宁确立的抉择——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依然完全正确，但资产阶级还是能给革命打上自己的印记。左翼中派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越是把这个公式变成一种超历史的法则，他们就越没有能力让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帮助资产阶级加强了对群众的束缚。统工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悲惨的是，它还是没有从中得出必要的教训。

　　如果说左翼中派主义者抬出列宁的公式，只是为了把革命束缚在它原来的范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那么极左派抬出同一个公式，只是为了忽视和“抵制”革命的真实发展。

　　在答复一位美国同志的问题时，我说过：“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区别，就是内格林代表着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而弗朗哥代表着法西斯主义。”这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政策的出发点。极左派见了这句话，就要大呼小叫了：你说什么？！你这不是要让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选边站吗？！可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西班牙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等等等等。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抉择仅仅表明，也只能表明：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西班牙革命才能胜利。但这绝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是万无一失的。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的全部政治任务，就是要把这场半吊子的、性质混杂的、半聋半瞎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指明革命的性质，还要把革命的性质作为出发点。主要的工人政党，甚至是那些大谈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包括统工党在内），都在竭尽全力地阻止这场被损害、被扭曲的半吊子革命变成一场自觉的、彻底的革命。在革命高潮中，工人阶级在本能驱使下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能在这条道路上留下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些里程碑已经被主流政党摧毁了。对矛盾的现实视而不见，只满足于社会学上的泛泛而谈，这并不难做到，但这不能推动革命前进分毫。必须通过行动克服各种物质上的困难，也就是说，要通过符合现实的策略来克服困难。

　　在目前的西班牙内战中，参战双方分别是弗朗哥与斯大林—内格林。弗朗哥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斯大林—内格林却不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正相反，他们是某种“民主”制动器的代表，他们的作用就是阻止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历史性抉择，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表达。还远远没有。自从1936年7月起，西班牙革命就远远落在了宁提出的目标后面——尽管宁提出了这个目标，他自己却不能理解它。尽管如此，西班牙内战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必须切实地理解这个事实：西班牙内战是两大武装阵营之间的武装斗争，其中一方是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是公然的法西斯主义。必须找到一种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种带有混合性质的斗争，从而从内部将其转变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斯大林—内格林政府是一种半民主的障碍，堵住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它也堵住了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尽管它十分不牢靠。到了明天或后天，西班牙无产阶级或许可以铲除这个障碍，并夺取政权。但是，假如无产阶级现在就帮助铲除这个障碍（哪怕只是消极地），从中受益的只会是法西斯主义。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对两大阵营的真实性质进行理论分析，更要利用它们的斗争，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左翼中派主义者和不可救药的极左派往往会援引布尔什维克在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冲突中使用的政策，但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个政策。统工党说：“但是布尔什维克同克伦斯基并肩作战。”极左派就说：“但是，即使面临着科尔尼洛夫的威胁，布尔什维克依然不肯信任克伦斯基。”双方都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双方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克伦斯基阵营与科尔尼洛夫阵营的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保持中立。他们跟前者一起抗击后者。在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时，他们会听从克伦斯基政府的命令。正是在八月，也就是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开始出现大幅增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能够大幅增长，正是因为他们采取了这种双重政策。布尔什维克在前线参加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战斗，同时又没有为克伦斯基的政策分担半点责任。正相反，他们谴责了克伦斯基，把造成反动派反攻倒算、并且未能战胜反动派的责任归咎于他。通过这样的方法，布尔什维克为十月革命做好了政治准备，在十月革命中，不是布尔什维克就是反革命（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抉择，从一种历史趋势，变成了活生生的、近在眼前的现实。

　　我们要把这种经验教给青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传授给他们。但是，对于那些几十年前就过了上学的年纪的人，对于那些总是用同一套公式（对了，这些公式还是从我们这里借走的）来跟我们也跟现实对着干的人，必须公开认定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绝不能让他们参加制定革命政策的总参谋部。

（1937年9月29日）

　　就在写下本文之时，西班牙似乎正在进行新一轮“大清洗”。相关报道故意写得模糊不清，但我们能从中察觉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这次“大清洗”的主要目标。这可能是斯大林—内格林为了同弗朗哥和解而做的准备。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苏联官僚以为一切问题都能用特务手段来解决，它正在用这种手段来为某种“胜利”铺平道路，而胜利正在离它远去。实际上，它只能为弗朗哥的胜利或某个“共和军”将军的军事独裁铺平道路，而这个将军与弗朗哥的区别，就像两滴水的区别那么小。

　　只有愚不可及的傻瓜，才会对斯大林派官僚或内格林式民主的目标或方法抱有幻想。斯大林—内格林阵营与弗朗哥阵营的斗争，可能会突然停止。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新的形势，我们要根据原来的战略目标，结合新的形势，制定新的策略。但在目前，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内战仍在继续，我们就得根据现在的具体形势，来制定现在的策略。

本文发表于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