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致詹姆斯·帕·坎农

（1937年9月21日）



亲爱的坎农同志：

　　我昨天收到了沙赫特曼同志的来信，这封信让我有点担心。对于全国委员会最近通过的西班牙论纲，我并不满意。韦伯[1]同志在这里时，我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所谓的给内格林政府提供物质支援的问题，讲得过于宽泛，给“左”翼反对派（塞雷姆等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我始终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好。为了使全国委员会的论纲更加准确，并用更加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反驳奥勒尔[2]派之流的立场，我已经对洛杉矶的迪克·洛尔（Dick Lorre）同志的问题做了书面答复。但是，沙赫特曼同志的来信却让我有些担心，希望这只是我多虑了。

　　在议会中投票赞成财政拨款，并不是提供“物质”支援，而是政治支持的表态。如果我们可以给内格林的预算案投赞成票，那为什么不干脆派代表参加他的政府呢？这同样可以算作“物质支援”。

　　法国斯大林党完全信任人民阵线政府，但并不正式参加这个政府。我们认为，这种不参加政府的做法，是最糟糕、最有害的参加政府的做法。让布鲁姆和肖彤[3]能够放手行动，就等于在政治上参加联合政府。

　　沙赫特曼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前线急需步枪，买枪需要上百万比塞塔，这笔钱我们为什么不能捐？”其实，改良主义者早就问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问题，问了成百上千次了：“盖学校，修路，还有国防，都需要好几百万的钱，可你们为什么要投票反对拨款呢？”我们承认，盖学校和修路的必要性不亚于抗击弗朗哥。我们要使用“资本主义的”铁路；我们的孩子要上“资本主义的”学校；但我们不能给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案投赞成票。

　　即使是在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时候，我们在苏维埃中的每一次投票表决，都绝对没有让人看作在政治上支持克伦斯基的余地。

　　从鼓动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想向西班牙群众解释自己为什么投反对票，也是非常容易的：“我们要拿两百万来购买步枪，他们只给一百万。我们要求在工人监督下分发步枪，他们拒绝了。我们要求解除警察的武装，把警察的武器送到前线去，他们也拒绝了。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信任这个政府，把捐款交给它呢？”每个工人都会理解和赞同我们的行动。

　　内格林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以“战争的需要”为名而进行的。假如我们为内格林政府对军需品的管理分担政治责任，就等于在政治上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严肃的提议。我们还得在自己的报刊和集会上为政府歌功颂德。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像统工党一样，变成了拥护政府的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为推翻内格林政府而进行准备工作呢？我的答复的主旨是：尽管有内格林政府存在，我们仍要抗击弗朗哥叛军，同时还要为推翻内格林政府进行政治准备。如果我们都赞成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不会在实际结论上产生分歧。

　　我先前写了一封信，就西班牙问题同费雷肯同志进行论战，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你们会把这封信发表在你们的公报上吗？我认为你们应该发表，理由有两个：（1）揭露费雷肯的十足的机会主义立场；（2）揭示这种情况：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表现出极左倾向的人，当他们面临重大事变时，很容易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

　　过去两周里，我读了国际书记处、巴塞罗那组织、法国支部与德国支部出版的全部国际公报，它们对各种问题——特别是西班牙问题——所作的分析，水平都很好，令我十分赞赏。美国支部的领导同志是否阅读和研究了这些宝贵的材料？应当把最优秀的文章译成英文，把其中一些发表在内部公报上，另一些发表在《新国际》[4]上。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托洛茨基


（1937年9月25日）[5]


附注：我在1936年11月1日的《社会主义呼声》头版社论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革命工人应当为武装西班牙工农群众而继续进行鼓动，但不是为了武装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这篇社论写于拉尔戈·卡瓦列洛当政时期，那时革命工人还没有遭到血腥镇压。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对内格林政府的战争拨款投赞成票呢？

列·托


出自詹·帕·坎农的私人档案库。该信另有一份副本发给了沙赫特曼。




[1] 约瑟夫·韦伯（Josef Weber，1901—？），生于德国盖尔森基兴一个工人家庭。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成为德国托派主要领导人。二战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 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 Hugo Oehler，1903—1983），曾任美国共产党的堪萨斯地区组织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反对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退党，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RWL）。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统工党。1937年彻底与托洛茨基决裂。二战爆发后逐渐泯没无闻。——中译者注

[3] 卡米尔·肖彤（Camille Chautemps，1885年2月1日——1963年7月1日），1912年当选为图尔市长，1919年当选为激进党的国会议员。1930年2月底至3月初、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三次出任总理。1940年6月初，法军连遭败绩之后，时任副总理的肖彤力主投降。法国解放后，他被缺席判处通敌罪。——中译者注

[4] 《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刊物。——中译者注

[5] 这个“附注”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就其它问题写给沙赫特曼与坎农的另一封信的手稿。——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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