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来考验思想与个人
（1937年8月24日）
致第四国际全体支部：
西班牙革命在先进工人心目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学习革命战略的学校。所有人、所有思想都要接受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确凿无误的考验。每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负有这样的义务：不仅要研究革命中的各种事件，也要研究被吸收进我们队伍的每个团体、每个人在西班牙革命中的政治立场。
费雷肯同志与斯内夫利特同志
在这封信中，我要专门分析比利时支部的领导人之一费雷肯同志的立场，他的立场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在今年六月下旬召开的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费雷肯就西班牙问题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比利时支部的内部刊物的六七月号合刊上，篇幅很短，顶多只有二十五行，却清晰地暴露了费雷肯同志的错误，这些错误对于比利时支部和整个国际都是非常危险的。
众所周知，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斯内夫利特同志完全支持统工党的政策，可见他已经远远偏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费雷肯同志的立场稍有不同。他比较谨慎一些，他过去和现在的论断中总是留有余地：“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谈到统工党的时候，他从我们共同的武器库中借走了不少论据，对统工党进行了“批判”。但他的立场基本上是中派主义，这比斯内夫利特同志的立场更能搅乱我们队伍的思想。因此，必须认真地批判费雷肯的思想。
乐观的宿命论是中派主义的一种表现
费雷肯做这个报告的时候，统工党还没有被打垮，斯大林在西班牙的代理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1]之流）还没有卑鄙地暗杀统工党的领袖。我们会坚决保卫宁和他的伙伴，不让莫斯科及其它地方的恶棍用无耻谰言玷污他们的荣誉。但是，宁的悲惨命运，不能改变我们的政治评价，因为我们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而非感情因素来进行评价的。
长期以来，费雷肯同志对统工党的评价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统工党会在事变的压力下“自动”左倾，所以我们在西班牙的政策就应该局限于“批判地”支持统工党。这种宿命式的乐观预言是十足的中派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已经被事变本身给驳倒了。只需提起一件事就够了：统工党的整个政策都浸透了这种乐观的宿命论，它的领导层迎合无政府主义领袖，指望后者能自动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费雷肯也对统工党的领袖寄予了同样的期望。一切期望都已彻底破灭：在事变的压力下，无政府主义领袖和统工党领袖并没有倒向左边，而是倒向右边。费雷肯不但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政策是错误的，反而还想偷偷转到与昨天截然不同的新立场上，这只会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
简析统工党
费雷肯在报告开头写道：“与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全劳联和伊无联[2]相比，统工党还很稚嫩，它的成分还比较混杂，它的左翼还很弱小。”这一判断，不仅是对斯内夫利特的立场的严厉批判，也是对费雷肯以前的立场的严厉批判。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它一定会左转？而且，他这个判断也是故意说得十分模糊。“它的左翼还很弱小”，在这个语境中，“左”这个字没有任何意义。费雷肯指的是统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还是左翼中派主义派？他避而不答。还是让我们来回答他吧：无论如何都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派，因为统工党已经开除了“托派”。但是，就连左翼中派主义派都很弱小。费雷肯在这一点上说对了。然而这就意味着：经过了革命的六年之后，统工党的政策仍然是由右翼中派主义者决定的。这才是原原本本的真相。
费雷肯同志对统工党的“批判”
现在我们来听听费雷肯是怎么批判统工党的：“统工党犯的一个错误是在大选时参加了人民阵线。在7月19日，他们用武装斗争纠正了这个错误。另一个错误是参加政府和解散工人委员会[3]。但在退出政府后，统工党就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了。”
这些话乍一看像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实际上，费雷肯这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批判，不但没有揭露、反而掩盖了统工党——以及他自己——的机会主义策略。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统工党的问题仅仅是犯了一些孤立的“错误”，而没有对统工党的全盘政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任何组织都会犯“错误”。马克思犯过错，列宁也犯过错，布尔什维克党也犯过错。但是，由于根本路线是正确的，这些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然而，统工党的问题却不是一些孤立的“错误”，而是它的根本路线是不革命的、中派主义的，可以说它的根本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换句话说，对于革命党来说，“犯错”是意外情况；而对统工党来说，偶尔走对了几步才是意外情况。
1936年7月19日
费雷肯提醒我们：统工党在1936年7月19日参加了武装斗争。这当然没错！整个无产阶级都参加了这个斗争，只有反革命组织才不参加，而我们并没有把统工党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在那段日子里，群众迫使无政府派、社会党和统工党接受了自己的政策，怎么能说参加群众的武装斗争就能“纠正”参加人民阵线这个“错误”呢？难道统工党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方针吗？根本没有！尽管工人在7月19日的斗争中确实取得了胜利，但这个斗争只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双重政权状态，这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拥有必要的清醒头脑与勇气，不能把斗争进行到底。统工党参加人民阵线并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它自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使然。在七月事变中，改变了的只是外部形势，统工党的中派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统工党在大选中迎合了人民阵线的选举机关。在七月事变中，它的左转只是对它先前的右转的弥补，却根本算不上“纠正”。在左转的过程中，统工党根本没有改变自己的骑墙立场，这也为它后来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参加政府
费雷肯说：“另一个错误是参加政府和解散工人委员会。”如果说统工党参加了七月起义，就已经“纠正”了它先前的错误政策，那么这“另一个错误”又是怎么来的？
其实，统工党会参加政府，正是它的中派主义性质使然，使它发生了新的摇摆。斯内夫利特同志说他对此表示“理解”。可惜啊，这种含糊的说法，只能暴露出斯内夫利特并不理解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七月事变中，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能得到正确的领导，他们本来是能够夺取政权，而又不用付出过多的努力和牺牲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西班牙全国开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然而，他们只得到了一种双重政权：一边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委员会，另一边是由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斯大林党、无政府派和社会党的领袖）组成的共和国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工党的错误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把一切权力交给工人委员会——即西班牙的苏维埃，尽快消除这种暧昧而危险的形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以“权力统一”为名，消灭工人委员会。宁参加政府，就是在配合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如果斯内夫利特对此也能“理解”，那他就太可恶了。费雷肯要比斯内夫利特谨慎得多：他认为参加政府是“另一个错误”。不错嘛，直接配合资产阶级政府对付工人委员会，仅仅是个“错误”！
“但是”，费雷肯马上改了口，“退出政府后，统工党就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了。”这是在睁眼说瞎话，就在前面的引文里，费雷肯在分析统工党的性质时，认为它成分混杂，左翼力量弱小。在它内部，就连左翼中派主义者也只能形成一个虚弱的少数派，那对这个党来说，“整顿”意味着什么？或许我们应该把“整顿”理解为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对国际书记处的批判
在为中派主义辩护时，费雷肯做得太过分了。他对统工党和国际书记处各打五十大板，在列数统工党的“错误”之后，马上又列数国际书记处的“错误”。我们看看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国际书记处的错误是：在7月19日之后，整整过了十天，巴黎的国际书记处还没有表明立场。他们不理解七月事变的重大意义。他们没有出席布鲁塞尔大会；他们只会对巴黎决议照本宣科。他们本来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推动统工党接受革命路线。可是他们却发表了托洛茨基的信件，同宁断绝了关系。”
这些“指控”真是让人莫名惊诧！当然，国际书记处在具体操作中难免会有疏失，甚至会犯下一些政治错误。但是，把这些错误与统工党的机会主义政策等量齐观，就是想在一个敌视我们的党与我们自己的国际组织之间，错误地充当仲裁者。费雷肯同志的缺点之一就是不知分寸，他在这里再次暴露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缺点。不过，还是让我们更加仔细地分析一下他的指控吧。
7月19日之后，过了“整整十天”，国际书记处还没有表明立场！确实如此，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缺少信息吗？还是因为谨慎过度？费雷肯没有解释清楚。能够立即“表明立场”，自然最好不过，但必须表明正确的立场。国际书记处是最高行政机关，在采取政治立场时必须十分谨慎，它既没有、也无法直接指导西班牙的斗争，所以它在表明立场时更要万分谨慎。如果说，国际书记处在“整整十天”后还没有表明立场是犯了错误的话，那么费雷肯同志在过了整整一年之后，立场仍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更加大错特错。
布鲁塞尔大会
你们瞧，为了“推动统工党接受革命路线”，就得在布鲁塞尔再次参加中派主义者的可怜的、毫无意义的大会。难道说，应该在布鲁塞尔的封闭会议室里，让中派主义者来“影响”统工党吗？难道不是应该让巴塞罗那的革命群众来影响它吗？难道说我们是第一次接触统工党的领袖吗！难道在过去六年里，我们不是一直在竭力“推动”他们接受革命路线吗！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大量的通信、派遣代表、建立组织关系、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小册子，最后是公开的批判。然而，统工党的领袖不但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倒被革命的无情要求给吓怕了，坚决地采取了中派主义路线。在费雷肯看来，这一切显然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他看来，有意义的就是……布鲁塞尔的中派主义大会，在那个大会上，费雷肯可以向一两个统工党领袖讲话，而他能讲的顶多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成百上千次的内容。费雷肯同志又在用宗派主义来给中派主义打圆场了。
能在一千零一次大会上表现自己，就是宗派主义者最重要的人生价值！
托洛茨基的信件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指控：公开发表托洛茨基的信件。据我所知，这封信本来是不打算公开发表的。但是，只有毫无政治洞察力的人，才会以为发表这封信会对我们与统工党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这封信指出，同资产阶级结盟就是背叛无产阶级。难道这不对吗？
宁的动机是真诚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但是，参加人民阵线就是背叛，这个政治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公开这封信怎么就会导致我们“同宁断绝了关系”呢？其实，早在这封信公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同他断绝关系了，这绝非偶然：他的整个政策都与我们背道而驰。早在三年以前，托洛茨基这封信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宁就已经同我们决裂了，那可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费雷肯的意思难道是说，宁在大选之后开始向我们靠拢，但公开发表这封信却打断了这个过程？
费雷肯的话只可能有一种意思，即使他的话里隐含着其它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宁和他的伙伴仍然认为他们参加人民阵线和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甚至还想重返政府。再次重申：这绝不仅仅是个别“错误”，而是整个政治路线都出了错。
最后，假如统工党理解了自己参加人民阵线是“错误”的，那么，公开发表深入分析这一错误的信，又怎么会妨碍统工党的进步呢？费雷肯的意思难道是说（假如他真的想说什么的话！），宁被这封信激怒了，所以决定回到原先的错误立场吗？但是这种观点其实是对宁的侮辱，因为指导他的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可怜的自尊心。
这就是费雷肯列举的国际书记处的“错误”，他把这些“错误”与统工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等量齐观。这只能暴露出他自己的立场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派主义之间。
为五月事变所做的准备
然后，费雷肯谈起了今年的五月事变。他写道：“可以认为统工党预见到了这一事变，并且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事变的规模超出了它的预料，但是所有政党都对此措手不及。”
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这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错误政治路线的产物。只有做到了下面这些事，才算是“预见”到了五月事变并为此做好了准备：宣布向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动不妥协的斗争；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针锋相对地反对其它政党的阶级合作路线，也就是要反对其它政党——首先是全劳联——的领导层；时时刻刻都要提醒群众，不要把资产阶级的走狗当成革命领袖！如果统工党执行了这种不妥协的政策——当然，同时还要积极地参加平叛战斗与群众的革命行动——它就能在全体工人，首先是在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当中占绝大多数的无政府派群众当中，赢得坚不可摧的威信。然而，统工党却想让自己的领袖重返反革命政府，同时又在每一期《战斗报》上宣扬工人可以和平夺取政权的幻想。统工党甚至还为此进行了幼稚的宣传活动，企图让资产阶级政府专门召开大会，以便……把政权转交给工农群众。统工党为什么会对五月事变措手不及，五月事变为什么是统工党走向灭亡的一个步骤，原因就在于此。
费雷肯大喊：“但是所有政党都对此措手不及。”这句不可思议的话再次暴露出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中派主义政党的区别。诚然，应当承认：任何一个革命党都不能准确预测一场真正的群众起义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它的规模会有多大，它的预测多少都会有一些偏差。但区别就在于这个多少的程度上：在这里量变会引发质变。在事变中，中派主义政党不知所措，随波逐流；而革命党却能在决战中准确把握形势，确保最终的胜利。
“采取守势而非发动进攻”
费雷肯继续写道：“（统工党）在5月4日和5月5日的政策是正确的：采取守势而非发动进攻。在偶发事件中草率夺取政权是冒险主义。统工党的错误主要在于在撤退时制造幻想，把失败粉饰成胜利。”
你们瞧，费雷肯像药剂师一样，精确地掂量统工党的“正确”与“错误”。可他的整个论述全是错误的。有谁说过——在哪里说过——在五月夺取政权是冒险主义？首先，这并不是统工党的意见。就在五月事变的前一天，它还在向工人们保证，只要工人“想要”的话，不用武力也能夺得政权。工人就“想要”了。这里面哪里有冒险主义呢？斯大林党的恶毒挑衅，固然是激发五月事变的因素之一，但从我们关注的视角来看，它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五月事变后的一切报道都表明，如果能有一个严肃而自信的领导层，起义本来是能够胜利的。在这个意义上，统工党的意见（只要工人“想要”政权，就能成功）是正确的。它只是忘了补充：可惜你们并没有一个革命的领导层。统工党不能领导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发动革命进攻，只是因为它先前的一切政策使它无法发出这样的号召。
1917年七月事变与1937年五月事变
到了这里，费雷肯同志可以这样反驳：“在1917年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并不打算夺取政权，只是采取守势，率领群众撤离战场，尽量减少伤亡。那为什么统工党采用这种政策就是错误的呢？”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论调。斯内夫利特同志和费雷肯同志特别喜欢提醒我们“西班牙不是俄国”，不能照搬“俄国的”方法。这种抽象的说教毫无意义。不管我们做得怎么样，在过去六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分析西班牙革命的具体情况。早在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指望西班牙革命能像1917年俄国革命一样进展迅速。相反，我们把它比作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过一系列阶段后，才在1793年达到了顶点。我们根本不想把历史事件当成公式来生搬硬套，所以，我们才会认为，不能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的彼得格勒所使用的策略，照搬到1937年5月的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不是俄国”。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时候举行武装示威的？是在革命开始后的第四个月，是在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纲领（列宁的四月提纲）后的第三个月。辽阔的俄国大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当时才刚刚开始摆脱二月的幻想。有关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传闻，才刚刚传到前线上的一千二百万士兵耳中。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起义，一定会被粉碎。所以必须争取时间。正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布尔什维克才采取了那种策略。
然而，五月事变是在西班牙革命已经开始了六年之后发生的，而不是短短四个月之后。西班牙群众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早就抛弃了1931年的幻想，也不想再吃人民阵线这锅翻来炒去的冷饭。他们一再向全国展示了自己拥有斗争到底的决心。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能在1937年5月夺取政权——他们在1936年7月就已经夺取过一次了——他们就会得到全西班牙的支持。就算资产阶级—斯大林党反动势力想打垮加泰罗尼亚工人，也会连两个团都凑不出来。在弗朗哥的占领区，不仅工人，而且农民都会起来支持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法西斯叛军会被孤立，最后不可避免地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没有哪个外国政府敢把自己的军队贸然投入西班牙这口沸腾的油锅。外国干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并且极有可能引火烧身。
当然，在每一次起义中，都会有不确定的和冒险的因素。但是，五月事变的后续发展表明：即使起义遭到失败，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处境也会变得比现在更为有利，更不用说，革命党的领导可以保证未来的成功。
费雷肯同志断言：在偶发事件中夺取加泰罗尼亚政权是“冒险主义”，可他有什么根据吗？根本没有，他只是……急切地想为中派主义的无能打圆场，同时也给他自己的政策打圆场，因为他自己的政策无非是中派主义的“左倾”幻象罢了。
费雷肯为统工党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为所作的辩解
费雷肯这段话的结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整个报告的水平：“有人说统工党没有党内民主；可是，如果波尔迪加派想参加我们党，我们肯定会允许他们加入，但是不会让他们获得建立派别组织的权利。”这话是谁说的？是中派主义的辩护律师，还是把自己视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革命者？看不出来。费雷肯对统工党的党内民主非常满意。当机会主义者把革命者开除出党时，费雷肯说：机会主义者是正确的，因为可恶的革命者居然建立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我们再回想一下，费雷肯在报告开头是如何评价统工党的：它“还很稚嫩，它的成分还比较混杂，它的左翼还很弱小”。由于它的成分比较混杂，从本质上来说，它完全是由各种派别组成的，可它并没有开除公然的改良主义者，没有开除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然也没有开除中派主义者，却只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难道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然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费雷肯却支持中派主义者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为。你们瞧，在费雷肯眼中，这只是一个是否有权建立派别组织的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关纲领与策略的政治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派主义政党内的革命派别是积极因素；革命党内的宗派主义或机会主义派别是消极因素。费雷肯把这个问题缩减成了派别组织是否有权存在的问题，只能暴露出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派主义完全混为一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说：“有人说统工党没有党内民主。这是不对的。统工党拥有党内民主，但只有右翼分子、中派分子和思想混乱的人才能享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却不能。”换句话说，统工党的党内民主的程度，是由它的中派主义政策的实质内容——坚决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而决定的。
不可饶恕的诽谤
然而费雷肯还不肯罢休。为了袒护统工党，他还直接诽谤（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这种行为！）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同志。他说：“巴塞罗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是由一帮投机分子和冒险家组成的。”简直难以置信！这话是什么人说的？是社会民主党？是斯大林党？还是阶级敌人？不，这是我们的比利时支部的领导人说的。这句话表明他还是死抱着已经为整个事变过程所暴露的错误不放！假如比利时支部的刊物落到巴塞罗那的格伯乌特务手中，他们就会说：“根据费雷肯本人的供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都是投机分子和冒险家。所以一定要必须消灭他们！”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支部都有义务宣布：费雷肯同志的诽谤是不可容忍的，我们怀着义愤之情，坚决反对他的诽谤，并以我们的全部国际威信来支持我们年轻的巴塞罗那组织。我还得补充一点：我们在巴塞罗那的同志在今年7月19日发出的纲领性号召，表明他们对于革命任务的理解，在深度上和严肃性上，都远远超过了费雷肯。国际书记处的真正“错误”，在于它至今都没有谴责费雷肯的报告，也没有坚持让比利时支部谴责费雷肯。
必须再次帮助费雷肯同志返回正确的路线
我们根本不想加剧双方之间的分歧。在多种情况下，在比利时支部和国际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我们曾与费雷肯同志多次发生冲突。我们全都赞赏费雷肯同志对工人阶级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全都无私地献给了这项事业。青年工人都应当在这方面向费雷肯同志看齐。可惜他的政治立场经常忽左忽右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而且，对于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人，他也并不宽容。费雷肯同志的宗派主义倾向曾对比利时支部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我们曾不得不同他的这种倾向作过艰苦的斗争。但是，我们当时就很清楚，从宗派主义这朵蓓蕾中，总是会开出机会主义的花朵。现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证明了这条政治园艺学的规律。费雷肯同志的表现已经证明：在次要问题或组织形式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问题上就会表现为机会主义。
民主是第四国际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费雷肯同志把党内民主用过了头，有时甚至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地步。无论如何，民主制度的优点在于：依靠大家的经验，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可以让绝大多数成员自由地形成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并能及时制止少数派，不让少数派在歧路上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给比利时支部和荷兰支部开出的最好的药方。
| 本文发表于美国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署名为“克鲁克斯”。 |
[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2]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FAI），简称“伊无联”，1927年7月26日在瓦伦西亚成立，它在全国劳工联盟内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它经常与全国劳工联盟一起合称为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CNT-FAI）。——中译者注
[3] 叛乱爆发后，工人在平叛过程中自发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接管了大部分权力，在共和区形成了与资产阶级政权分庭抗礼的“第二政权“。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合格的革命先锋党的领导，工人未能保住已经到手的权力，在人民阵线各政党的协助下，这些委员会在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逐渐被资产阶级政府解散，它们的权力也被收回。这些委员会名目繁多，在此统称为“工人委员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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